刘国凯 论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冲突--兼与王绍光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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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冲突--兼与王绍光先生商榷


一“精英阶层” 论不能成立

为什么文革时期人群中会有那么激烈的斗争？王绍光先生说那是由于基本矛盾使社会上已潜存了三种冲突。即“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垂直冲突”、“精英之间的水平冲突”、“群众之间的水平冲突”。那么基本矛盾是什么呢？王先生说是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为了加速社会的发展需要用物质刺激和高报酬来鼓励生产和成就……其结果势必会增强公民中的不平等……为保持平等不断进行的再分配就必然朝才能较小幸运较少者的方向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探寻平等和追求发展两者之间的基本矛盾给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内部政治的动力。”
在王绍光笔下，中共统治的中国与当代民主政体的国家一样，其基本矛盾都只是个治国方略上的平等与增长的“两难选择”、“两难问题”而已。一党专政、高度极权不见了。三反五反、镇反肃反也不见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也只是“经济增长和极左理想的过分关注……走向了极端。”
无庸讳言，王绍光的这一观点与笔者有着巨大分歧。但为不偏离本文主题，对此就暂不作讨论了。还是把讨论焦点锁定于三种社会冲突及其阶级内容吧。
1980年，笔者把<文化革命简析>一文刻印登载于广州民刊<人民之声>上时，为打擦边球计，把导致文革派别斗争的阶级原因，也即关于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内容大幅度删除或降格了。今天亦可借此机会予以补上。
何谓“精英”？换言之，“精英”是怎么形成的？王绍光说：“尽管私有制以及消失，劳动分工的等级结构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劳动的经济分工使有些人从事计划和管理工作，而大多数人从事的是不太强调智力的更为平凡的日常工作。那些处于管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分配和再分配地位上的人总的来说获得了更多的报酬。”这些人就是“精英”了。
王绍光的精英论还有更深一层的内容。他进而把“精英”分成“职能精英”和“政治精英”。他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内部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几十年里就产生了分化。由于有‘知识资本’，象资本家、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这类的旧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并被委派到新政权的管理和技术岗位上。他们是发展职能作用的精英，以管理产品和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些职能精英得到比普通公众更多的报酬。”“而平均主义则要求建立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能够对那些利用自己的技能、教育或个人品质试图对社会报酬提出不适当要求的社会或职业集团不断加以控制。把平均主义付诸现实(的确也需要) 导致国家权力来控制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并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这样，政治精英出现了。……他们是典型根据政治可靠性来擢升的。一般来说他们是那些在革命军队里服过役或者在解放前与国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人中间选拔出来的。”
至此，我们可以领悟到王先生精英论的要点了。一、“资本家、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与“那些在革命军队里服过役或者在解放前与国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人”同属于一个社会阶层--精英阶层。二、政治精英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要对职能精英“试图对社会报酬提出不适当的要求…….加以控制。”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在中共全国政权成立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三十年代的江西红色革命根据地，还是四十年代的陕甘宁边区或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东北解放区，中共都在那里建立了地方各级政权。委派了各级首长及配备工作人员。那时中共的主要精力用于积聚军事力量与国民党缠斗或准备日后与之一争天下，因此除了简单的再生产以供军粮、军需之外，几乎没有系统的经济建设。王先生所称的“职能精英”在那时尚难见踪迹，而中共的官吏群体的刍形则已显端倪。
1949年10月中共全国政权正式建立后。除了原先已从事地方工作的中共干部急促地调往四面八方就任省、市、专区、县、区各级领导职务外，还从军队一批又一批地转业干部到地方工作。中共干部之获任命，除山头派系、人事渊源等因素外，最主要的是讲究资历。分别于红军时期、八路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只要不是工作能力上有太明显的欠缺，都在五十年代初的大任命中各就各位，获得了与其资历相应的官位。这，就是中共政权的开国功臣分封制。那时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尚未健全。许多“资本家、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还没有“被委派到新政权的管理和技术岗位上”，更没有什么“职能精英”在“试图对社会报酬提出不适当的要求”，而中共的官吏群体已正式显露其身躯了。可见，王绍光断言不实。
有必要向王先生请教的是，在中共各级政府机构，在各级公、捡、法、民政机关里任职的中共干部在不在王先生的“政治精英”之内？如果在，但这些干部的职责并非是控制某些“社会或职业集团对社会报酬提出不适当的要求”，也并非只是“控制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并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其职权内容与王先生所言不符。故此，在内之说不能成立。然而，如果说不在内，那他们又该归属何处呢？难道王先生竟把中国社会中这一最有权势、最具能量的群体忽略不计了？看来，王先生的“政治精英”论确有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
不过，如果说全然没有“政治精英”的存在似也欠全面。我推测王先生所指的“政治精英”会是中共官吏群体中的另一个部分。
中共政权不同于通常的封建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封建政权主要是以封建特权从外部对工商业进行限制和盘剥。而资产阶级政权则对工商业采取任由其发展的态度。(本世纪中叶以后也有若干国家进行有限干预的尝试)中共政权与它们都不同。它是对工商业、对全国的经济事务以至一切事务进行彻底的管理和控制。
中共奉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具体形态是在全国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厅、局、处各级的庞大经济管理体系。又有一大批中共干部被派往这个体系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并且，中共政权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把管理权直接插到社会的各个经济细胞。早在五十年代初，中共就派军代表或公方代表进驻工厂、商店、医院、学校。稍后就在各基层单位建立了党组织。党的书记成为了该单位的最高主宰。在他之下还组建了系统的主宰体系：厂长(或经理、主任)、组织科长、保卫科长、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团委书记等等。中共政权还没以此为满足。它继而在生产计划科、财务科、供销科、技术科、储运科等纯业务部门中也任命党员干部担任正职或副职领导。中共政权正是通过这些党的干部来“控制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并限制个人的自由”。想来这些人就是王先生心目中的“政治精英”了。但是，这些人只是中共官吏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与在各级政权部门、公捡法机构和民政机关中任职的中共干部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职责绝不仅仅是王先生所说的那一些。他们还要负责对人民实行“政治思想教育”，要密切注视人群中各种异常动态，要从历史上、现行上甄别那些对中共政权不满和不利的人，要与政府部门和公捡法机关密切配合，及时发现和粉碎任何危及现存社会制度的言论和行动。王先生怎么把“政治精英”的工作内容讲得那么少呢？难道他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那样的缺乏了解？
现在再来讨论王先生的“职能精英”。
这个所谓“职能精英”的典型大概是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了。因为他们就任了交通部长、森林部长等高级职务。这为数极少的个案是中共政权为显示其包容开明所制造的标本。而事情的主流则是在五十年代初中共政权从国民党时期企业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和社会上的青年学生中吸收了一大批人到各工商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中的各纯业务部门中工作。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一些失去自己工厂而又有某些技能专长的资本家被安排就任技术副厂长之类的职务。这些人就是王先生所说的“职能精英”。这些人与包括王先生论下的“政治精英”在内的中共官吏群体同属于一个阶层--“精英阶层”吗？
王先生已经说了：属。而我则说：不属。
王先生说属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职能精英”与“政治精英”都从事计划和管理工作，即不是从事具体的、繁重的、平凡的生产劳动。二是他们两者都获得比普通劳动者更高的报酬。
报酬的多少、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能成为阶级、阶层划分的依据，这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十七级的县委书记和一个八级模具钳工，工资都是百元左右，但我们难道能够认为他们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吗？一个五级中央部长的工资会是那县委书记的五倍，难道又可藉此判定他们不同属一个阶层吗？同样道理，珠江三角洲最富庶地区的农户可以长年吃上大米，而在梅县客家山区有些地方只有地主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水平，而他们并不因此同属一个阶级。
至于从事管理工作，那就要看是管理什么了。“职能精英”管理的是物、是技术。他们的工作与社会生产直接相关联。无论是生产计划科的调度员，还是质检科的技术员，抑或财务科的会计师，他们的工作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生产活动、经济效益进行、控制、管理、促进。至于技术科的工程技术人员，其工作成果更是直接成为社会生产力。
那么，“政治精英”管理的是什么呢？是人，是人脑和人身。社会上的人们，包括“职能精英”在内，其思想意识和人身行动都在“政治精英”的管理控制之下。试问，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控制者和被控制者怎么会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呢？
“职能精英”以其知识专长服务于社会并从社会取得报酬。他们的知识专长之得来有赖于自身的勤学苦练，与政权基本无关。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都需要他们的知识专长。他们可以为任何一个社会工作。这个“职能精英”的社会群体在中共政权建立之前就已存在于社会上。而“政治精英”就截然不同了。他们是伴随着中共政权的建立而产生的。是中共政权的人身体现。他们管理社会的权力系由中共政权赋予。所赋予的大小大致决定于他们为这个政权的建立和维持所立下的功劳。而在往昔，正如王先生所说；“他们出身低下，很多就是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过去的农民或产业工人。”故此，一旦离开这个政权，或这个政权不复存在的话，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因而，王先生论下的“职能精英”和“政治精英”其实对中共政权有着大相径庭的关系和情感。
综上所述，可见被王先生称之为“政治精英”和“职能精英”的两个社会群体，其实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历史渊源、活动内容、人员构成等)去考察，都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绝不是象王先生说的那样：“中国的精英阶层内部在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几十年里就产生了分化”。因此，他们之间的冲突也不是王先生所说的是“精英之间的水平冲突”。那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冲突呢？这且留在下文中探讨。
本节末要顺便讲一讲的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王先生的“政治精英”愈来愈深地参与社会经济事务。从高层的部长、省长到中下层的计委主任、局长、厂长、经理、生产计划科长等等都在对社会的生产再生产、分配再分配发号施令。而其结果是缺乏知识专长，又歧视排斥“职能精英”，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国家经济搞出灾难性的破坏。然后轻描淡写地推诿说：“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交学费。”今后有一天，中国大解密到来之时，统计数字会具体说明，长期以来，中共官吏群体瞎搞胡闹所浪费掉的社会财富，完全可以与被他们挥霍掉的媲美并肩。

二、带封建性的官僚资产阶级
(一) 中共官吏群体的官僚阶级属性
既然“精英阶级”论不能成立，那么应该怎么分析文革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呢？笔者认为，神州大地人口虽众，但都可分别归属为两个阶级。即带封建性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众阶级。前者由中共官吏群体构成，后者囊括除前者之外的各个社会群体。
笔者的这一论点可能会马上受到质疑：任何现代国家为了对社会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治安管理，都毫无例外地要造就一个官吏群体去承担这些工作，为何单单认定中共的官吏群体具有官僚阶级属性呢？
一个社会群体能否够得上是阶级，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构成这个群体的人们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否则，就谈不上是一个阶级。例如每个国家都有士兵群体，但它不是阶级。因为构成士兵群体的人们是流动的。无论是实行义务兵役制或志愿兵役制，当兵者在服役若干年后都会离开这一群体。同样，民主政体下的官吏群体也是这样。无论是直接来自民选，或由竞选获胜的政党任命，其官职都不具固定性。定期的重新选举、竞选制度都可能使之失去职位，而重新回到他原来的社会位置中，或自行另谋出路。如竞选失败的纽约市长狄更斯去当教师，失去任职的前纽约警察局副局长莫虎开了间律师事务所。
中共政权的官吏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官职由一党专政的中共政权依其组织序列层层任命。虽丝毫不具民意基础但职位却极为稳定。如果说由于天灾人祸、经营不善、竞争激烈等原因，有的地主、资本家也会破产下降到农民、劳工阶级中去，那么，中共官吏是极其幸福的。他们无忧无虑、旱涝保收。关键在于处处遵从上级指令，切莫自作主张。即使工作实绩很差，顶多也只是平调他处而无丢官之虑。除极少数犯“路线错误”的首要分子外，中共官员都是极受组织保护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官僚阶级的这一属性即使到了八、九十年代也不退色。尽管邓小平提出了退休制度，使中共官吏的宦海生涯有了个限制，但也改变不了中共官吏阶级的特征。在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下，再加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一个官吏阶级的出现和存在就是必然的了。虽然规定六十岁或六十五岁为退休年龄，但亦有了四十年左右的广大时空，足够宦海里的弄潮者大显身手、纵横驰骋。邓小平不让七、八十岁的老翁继续当县长、省长，这是可使中共政权的形貌不至太荒谬可笑，但他自己大搞垂帘听政，其实还是作了个极坏的榜样。它起码暗示着中共官吏职位在退休年限之内的超稳定性。
时间回溯到五、六十年代，中共中上层干部的年龄大多在四十岁上下，中央高层大多五、六十岁。年龄问题尚未出现。自然寿命尚具的潜力更加强了中共官吏群体的固定性。
(二) 中共官吏群体的资产阶级属性
笔者论点会受到的另一个质疑是：资产阶级系占有生产资料、雇用工人、剥削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而中共在企业单位工作的干部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企业经营的利润上交国库，自己只领取薪水。这与资本家根本不同。至于在政府机关、司法机构、文教艺术、科研医疗等部门工作的干部就更与资产阶级丝毫搭不上弦了。
质疑者以经典资产阶级的形态作参照物，论证中共官吏不具资产阶级属性，这十分肤浅。中共政权的官吏群体当然与经典的资产阶级不同。它产生于一党专政的基础上，集官僚和资产者双重职能于一身。具有区别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的特色。历史上欧洲的经典资产阶级尚有其进步性，而中共官僚资产阶级则完全是一个腐朽反动的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与经典资产阶级的一大区别是，它系以整个阶级去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依其按等级分配的原则和标准把榨取到的物质财富分配给它的每一个成员。鉴于社会除了生产再生产、分配再分配之外还有许多内容，它必须将其许多成员派遣去管理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这就是他们的所谓“革命工作分工”。并且，无论是具体担任哪项工作的成员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既系列分明、有条不紊，又有思想意志的高度统一集中。
即使从微观上来看，那些在企业单位中任职的中共官吏本身也具有双重职能。他们一方面在指挥生产经营，一方面也在管理控制民众的一切。关于这些上文中已有述及。中共的厂长、经理、主任绝不仅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资产者、企业家，他们还是牧师和教父。否则，毛就无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以上我陈述的这些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早在三十九年前的“右派向党进攻”中，北大学生钱居平就写了篇题为“论阶级的发展”的大字报。他指出：“在旧的阶级消灭以后，一个新阶级已经产生。这个新阶级不同于旧的阶级，但无论如何总有自身的特点……就生产资料而言，主要的党、政、军人士掌握着权力……共同享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把这种情况装饰起来，叫做，‘由人民共同所有’。这些官吏们互相支持，有意识地组成了新的社会集团……”钱居平为此被定为极右学生受到严厉惩罚。
十年之后，即当今的二十九年前，湖南长沙十九岁的高中学生杨曦光又指出：“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特权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杨曦光为此身陷大狱十一年。
当然，由于客观事物真实面的彻底显露和人主观认识的深化都要有一个过程，同时还有政治环境因素的存在，使钱、杨的论点均有欠完整之处，但他们的核心思维却是完全正确的。在那么多年以前，在思想钳制那么严厉的年代，他们能提出这样尖锐的观点，能具有这等洞察力，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三) 中共官僚资产阶级的封建性
关于这一点可从下面三个方面去考察。
(1) 、开国功臣分封制
一个革命政党在用暴力推翻了前政权后，在国内面临两个重要紧迫的任务。一是防范前政权残余势力的反抗，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维持治安。二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艺术。至于全面实行民主政治，则可稍作延后。对此，广大人民群众也是会理解体谅的。并且，同样也可望得到民众体谅的是，中共只任命自己的党人去担任第一项任务。可是，共产党不这样。它要让自己的党人去掌管控制社会的一切领域和细胞。它不但只让自己的党人去担任第一项任务，而且对第二项任务也要予以染指。为此，它那些原先已从事地方行政工作和经济事务的成员就显得远远不敷使用了。於是共产党就大量转业军官去充任。
或许会有这样一种讲法为之辩解。革命战争结束后，原先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有功之臣不应该被冷藏，应该让他们转业到地方企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这除了是让他们继续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外，也是国家对他们的奖赏酬答。
这样的解释不能成立。中国共产党一向宣称他们的革命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是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他们为一个崇高的社会理想奋斗，只讲奉献，不计酬劳。革命成功以后，中共党人不会在名利方面有任何企求。然而，世人都明白这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人不但不会要求共产党予以兑现，而且还会赞成给那些有功之臣以优渥的物质生活待遇。这亦可解释为社会对他们的奖赏报答。但是，如果这奖赏报答是以授其官职来体现，尤其是这些官职是设置在经济、科研、文化、艺术等领域中时，人民就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些指挥冲锋打碉堡的军人何以能担当此任？这种作法除了从思想意识层面上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开国功臣分封制，和从政治层面上的一党独霸社会公权力去寻求解释外，还能找到其它什么答案呢？
开国功臣分封制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戕害。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灾难不断，这里面除了毛的“德政”外，与那些缺乏专长技能又刚愎自用、颟顸专横的前革命功臣的“功德”分不开。
(2)、封建帮会堂口式的组织
革命政党与民主政党的重大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现状，推翻现政权。在此过程中往往要从肉体上消灭反对者。后者主张以和平方式去对社会进行改良或改革。理念宣传、公开竞选是他们积累政治能量进而获取政权的手段。
革命暴力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必要的、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在于完成了政权的更迭之后应该如何继续作为。正确的作法是逐步实行民主政治。就象孙中山先生构思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循序渐进、以实现完善民主的施政进程那样。也唯其如此，革命政党才能升华为民主政党。如果夺取政权后拒不实行民主政治，坚持一党独大垄断社会公权力，并竭力压制民主思想的存在传播，那么，昔日的革命政党就会蜕变为封建帮会堂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
当然，中共所奉行的政治理论与帮会堂口奉行的道德伦理不同。但这些以文字语言所表述的东西不是事物的本质。本质是组织结构。帮会堂口的组织结构有三大特征。一是等级森严。下属对上一级头目必须绝对服从。二是各层头目应该关照自己手下的实际利益。三是高度保密、黑箱运作，这三个特征中国共产党都具有了。
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党内强调纪律，要求下级服从上级是必要的。否则无法形成团体力量。然而即使在那时，上级对下级的统率指挥权往往也是受到制约和挑战的。“革命尚未成功”，政党也没有掌权。党内的上下秩序并不铁定，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上级的决策措施往往会受到下级的质疑乃至否决。上级如果指挥失误造成损失，就有可能去职下台。上下级的次序就会因此而颠倒过来。这类事例在中共史上屡见不鲜。
革命时期对某个党人的评价并不完全由他的上级主观论定，而主要是看他在革命事业进程中的具体作为。斗争残酷、生死无常。考察一个党人的忠诚程度和功绩大小，有许许多多的客观事实作为依据。上下级之间基于方针策略上的分歧、派系门户、个人恩怨等因素而产生的冲突较会受到当事人的自行控制。上级不会因此而对下级严加惩罚。这是由于外部有强敌虎视眈眈，稍微清醒者都会体认到，内部矛盾过于激化会为外敌所趁，从而危及全局。因此首领、上级对下属尚能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例如战争时期，彭德怀曾多次不听毛泽东的意见和指挥，毛都容忍了。
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以后，情况大相径庭了。和平时期在一般的行政经济工作中，非但没有艰难危险，而且有荣誉享受。考察认定一个党人的忠心和价值再也没有他在残酷斗争中的具体业绩为依据了。那么将会依据什么呢？
在政治事务和经济建设中，中共党人内部也会因方针政策的歧见产生摩擦。持不同意见的双方究竟谁是谁非呢？这当然也有客观效果以资评判。但此时与革命年代迥然不同了。开国功臣分封制的实施使全面的上下级秩序确定下来。被事实证明办糟了事的上级未必会去职下台，而持正确意见，不服从上级指挥的下属则有可能受到惩罚。强敌已去，政权在手。无论是政治措施的暴戾使千百万人无辜受害，或经济决策的不当使千百万人备受饥寒乃至饿殍盈野都无丧失政权之虞。故此，首领或上级不但无须容忍下级对自己的责难和违抗，而且可以毫无顾忌地惩罚他们，尽管他们的意见和作法可能或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1959年，彭德怀又一次批评了毛泽东。这次毛就再不予容忍，而且严厉地惩罚了他。因为此年此月今非昔比，再也不须仰仗你“彭大将军”去率兵攻战了。
至此，我们可以明了，中共掌握政权后，考察判定一个党人的忠诚和价值的依据是上级的主观认定，客观是非标准业已化为乌有。於是一种极为病态的情势在中共党内逐渐形成。客观清醒、耿直敢言之士遭到贬谪清洗；而饱食终日庸碌无为者得以尸位素餐；善于迎合上峰、投其所好者官运亨通。1958年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大搞浮夸风，给河南农村经济以灾难性打击，致使上百万农民冻饿而死。后来吴芝圃平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而曾不听吴指挥的某些干部则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无数事实使每个中共官吏都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若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犯错误，关键在于绝对服从上级的指挥。中共的伦理已表达得很清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么中央服从谁呢？当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了。
就这样，一个曾经是生气勃勃的革命党蜕化变成一个局面沉闷、气氛压抑，毫无生气的超级帮会堂口。而总帮主就是毛泽东。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那些有一定知识素养，怀着满腔热忱和理想投身中共革命行列并已英勇牺牲的青年们，其在天之灵若得知这一蜕变一定会长叹息于九泉。不过就算他们在世又能如何呢？无非是又多一些被清洗者罢了。
帮会堂口的第二个特征在中共身上也是十分鲜明的。它攫取了政权，垄断了全社会的政经资源后，对所有为其效力的党人确实是关怀备至的。
中共对各级干部评定相应行政级别。从工资数额到座车住房、家具供应、医疗保健乃至出差待遇都作了完善的规定。除了这些物质享受外，中共还在其它许多方面给予党人以优厚待遇，而且这往往是不见诸条文的。如眷属的入户、就业、提干、升级方面的优先；子女保送到一流学校读书，毕业后有广阔的前途。还有一点十分突出的是中共实行双重法律标准。对党人和平民犯同样的法给予大相径庭的处理。如中共政权对性违法惩处严厉，但那只是对平民而言。同样的情节平民会锒铛入狱甚至押上刑场，而党员干部只会受到轻微刑事处罚，甚至只作党纪处分了事。高级干部就有可能完全不算一回事了。
中共有个政治行话是：“党对每一个干部的要求是严格的，也是十分关心爱护的。”这句行话概括了第一和第二个特征。这两个特征反映了中共官吏阶级内部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关系。
第三个特征世间已有所闻。五、六十年代中共的保密黑箱作业举世闻名，故外界称之为铁幕国家。它控制新闻、钳制传播。不但大小党政会议秘密召开，选举流入形式、任命暗盘决定，而且对一切社会事件都予以保密封锁。不但是政治事件，即使是某个地方发生责任事故或刑事案件，中共当局都可以种种理由列为秘密，不准声张、禁止外传。如七十年代中期广州大搞防空工程。有一对恋人进入防空洞后，被人无意间关在洞内。一个多星期后才被发现饥渴死亡。当局为不影响防空工程的形象，严厉禁止外传此事。笔者1964年到广州郊区税务局作助征员时，报到第一天就被政治办公室主任严肃告之保密原则：“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改知的不知。”每次放假前夕，政办主任还会对全体干部郑重交代：“假期见到亲戚朋友，不许谈机关里的一切事务，要严守国家机密。”其实税务局并非军事、警务、司法机关。在那里工作的小公务员所知的一点东西如何谈得上是国家机密？1979年魏京生只不过对外国人谈及谁任征越司令官这个街知巷闻的事情，结果就被扣上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判了十五年重刑。
一般的帮会堂口组织只是民间团体，中共则掌握有政权，这是前者远远不能望其背项的。这无比的优势使它那三大特征有着巨大的力量作后盾，因而也表现得更为强烈。并且，它还可以运用政权的财力、物力去豢养一班御用文人为之粉饰装扮。让世人不是那么容易洞察其封建帮会堂口组织的属性。
(3)、毛泽东的封建帝王思想
中共党魁毛泽东具有极其浓厚的封建帝王意识，这一点早就众所周知了。已经有许多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述，笔者不必再作赘论。现仅以世人较忽略的一点略作补充。
1949年中共攻占北平，旋即建都斯处。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中共巨头们应寓居何处。北平留有许多前政权的办公楼宇和官吏们的庭院。毛泽东对这些都不屑一顾。他一头扎进皇宫玉苑中南海，去领略帝王皇族的生息韵味去了。
中共以其推翻封建统治及其意识自诩。那么革命成功后，中南海等处中华民族艺术和汗水的结晶理当回归人民大众，成为平民百姓游览、观赏、休憩的乐园。这样既可使民众缅怀历史，了解民族文化艺术，凝聚民族感情，又可表明时代之不同、社会之进步、政治之开明。然而毛根本不思及这些，进城伊始即把中南海据为己有。其轻视民众，以天下为囊中之物的骄奢帝王心态暴露无遗。
中共实行开国功臣分封制，使之具有鲜明的封建帮会堂口组织的特征，又有毛泽东这么一个充满封建帝王思想的人作其首脑。故此，中共官僚资产阶级所带的封建性，即使是最巧舌如簧的御用文人为之洗刷也会是徒劳的。
(四) 、如何进行划分
在确认中共带封建性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后(以下简称官僚阶级)，就涉及到一个划分的问题，即究竟哪一些人属于这个阶级。
中共攫取政权后，在中国实行当代的种姓制度。它首先把人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再将后者分为干部和职工；职工又分为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职工，同一种所有制职工中还可分为固定工和临时工。或许有人会以为凡干部均属官僚阶级，这其实大谬不然。
干部这个词在中共政治词典中有两个涵义。一是指领导干部；二是泛指所有属于干部编制的人。在我们眼下的研究中，对此千万不可混淆。
中共干部有二十六个行政级别。最高为一级，最低为二十六级。十七级以上通常为领导干部。二十二级以下通常为基层公务人员。这两个级别之间则呈交错状态，故难以单纯地从行政级别上一刀切地予以划分。
笔者认为划分官僚阶级的标准有两个，而且是缺一不可。其一、必须是中共党员；其二、必须是身居区科级以上的领导职务。章伯钧等人官职高达部级，但不是中共党员，当不算官僚阶级成员。同样的，有的中共党员只是科员、办事员，亦不应该算。(至于他以后被提拔升职了则作另论) 担任某一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一般都拥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基层领导的级别往往出入较大。一间数百人工厂的书记厂长可能是十七级，但如果他是刚被提拔上来的，也可能只有二十级。
王先生说：“在北京的中央各部，十六、十七级的干部可以视为‘群众’，但到一个县里，十六、七级可以成为本县头号当权派。”这个讲法欠妥。一个十六、七级干部在外省小县固然可能是县长、书记，但在北京各部也不会是“群众”，而会是科长之类的中层干部。在文化革命中，中层干部不列入当权派，可以参加群众组织，然而他们绝不是民众阶级的成员。须知当年中共机密文件的阅读范围就有若干明确规定。某一机密级别文件可以给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阅读；某一机密级别文件可以给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阅读。文革前，中共官吏的数目远远还未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那种“厅长满街走、处长多如狗、科长做扒手”的地步。那时，一个十六、七级的党员干部而毫无领导职务在身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若有，那也一定是十分特别的暂时现像。
在笔者判定了中共官僚阶级的存在后，或许有人会批评说：“你的观点并不新鲜，其实只是在拾毛泽东之牙慧。因为毛泽东早在文革前就说过：‘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此笔者首先提请批评者仔细推敲一下毛的这点只言片语。官僚主义者能是一个阶级吗？所谓官僚主义只是一种作风。如脱离实际、主观臆测、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等等。中共官僚固然官僚主义十足，但是民主国家里某些政府公务员又何尝没有此恶习呢？官僚主义者和官僚阶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官僚主义者并不可以组成一个阶级，而官僚阶级中偶尔也会有个别官吏是务实廉洁谦逊的。
不过，毛那句话的后半段倒是有点石破天惊的意味，会令历史界、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产生持久的争论。
晚年的毛泽东思维怪异。他一会儿这样作个结论，一会儿那样作个论断，但绝对不写说理的文章。或许他出于铲除附刘分子的目的而大骂官僚主义；或许他觉察到民众对中共官僚的普遍不满，并敏感到这不满会不利于中共的统治故发出对官僚主义的谴责，以捞取民心，还或许以上两种原因都兼而有之。但是，毛其实就是他所称之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总头目。他不可能改变这一“吸工人血”的现状。就如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离开地面。到头来毛还是要让这些“官僚主义者”“三结合”，并依靠他们“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不过毛的这些只言片语有时还是可以产生一些积极效应。中共政权的反对者们可以利用它。记得当年我在工厂里贴出一些抨击厂长书记们欺压群众、作威作福的大字报，其中就引用了毛的这些语录作武器。这可算是成功地运用“打着红旗反红旗”战术的小战例。
王绍光先生说：“杨曦光用‘红色资本家’一词只不过是走资派的别称。”照这么说毛、杨的思想一脉相承。杨是毛理论的信奉者宣传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要请教王先生，既然如此，毛为什么会同意取缔湖南“省无联”，并把杨曦光投入大牢呢？
(五) 、关于特权阶层论
1974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提出了“特权阶层”之说。这在当时具有轰动效应。也标志着“李一哲思潮”越出了文革造反的思想框框，开始触及中共政权的本质。而且，“特权阶层”论在解释上留有空间具有政治弹性。这一稳健策略的提法是“李一哲大字报”取得成效的关键。关于这些，笔者在“艰难而漫长的道路--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思考之四”(载<北京之春>1995年二月号)一文中已详细谈及。
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考量，就会感到“特权阶层”论并不确切地反映中共官吏群体的实质。它仿佛把矛头只指向其中某个部分，而且对特权产生的原因剖析不足。此外，各级官吏所享受的哪些待遇算是特权呢？宽敞的住房？漂亮的座车？可是，即使在民主国家里，政府也对某一级别的官吏配以住房和座车。
中共官僚阶级当然享有特权。但是特权只是一个政治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现像而不是制度的本身。过于仔细具体地去研究特权的内容并不最重要，重要的是探讨某一个阶级为什么会享有特权。换言之，在作社会分析时，不应该着眼社会哪些人享受了些什么内容的特权而形成了“特权阶层”，而应深入探讨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阶级而可以享受特权。
王绍光先生对“特权阶层”论也持否定态度。不过他的说法是“直到六十年代中期，特权阶层应未真正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也未变成一个从经济上讲占据优势的社会阶层。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来防止新的特权阶级的出现，其中包括有计划地培养干部，党员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开展不定期的党内整风运动。”
看了这些语句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在中国大陆那漫长的岁月里，这类行话我们还听得少吗？在中共的文件决议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中；在工厂党委书记的报告中；在政工干部的文宣中……真想不到今天又在海外于王绍光先生的笔下与之重逢。
关于特权，王先生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表达了一些惊人的观点。如认定拿定息、住洋房的前资本家是享受了特权。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本家拿定息是中共的统战措施和伪善做作。苏共对资本家是实行全面剥夺。中共则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云云，故要对其网开一面。工厂商店充公，但实行赎买，发给定息，对自住房屋亦允许保留。这就是王先生所说的“拿定息”、“住洋房”。但这能算是享受特权吗？中国的资产阶级资历不深。大量的中小企业都是本代人胼手胝足、铢积寸累的结晶。中共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把他们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席卷而去，程度是没有苏共那么残酷，但本质是一样的掠夺。
一个强人把一个良民的整只火腿抢走了。然后对他说：“嗯，我看你还不象是个大富巨豪，且对你区别对待。”言毕，在火腿上割下一丁点来扔回给那良民。
於是有人说那良民享受了特权。
嗟乎！竟有此理！天日昭昭，天理何在？

三、民众阶级
中共官僚阶级是统治阶级，民众阶级则是被统治阶级。如果说，前者分为最高层、高层、中层、基层主要是依其官职的大小，那么民众阶级分成多个阶层和社会群体则有着明显的社会内容。
民众阶级的所有成员依其社会坐标自然地划分为各种专业人士，(工程科技界、财会经贸界、教育界、医务界、艺术界、文学界等等--这大概就是王绍光所称的“知识精英”)，和工人、农民、小商贩、无固定职业者、学生、家庭妇女等等。
可是，中共政权则对民众另行作了政治划分和经济划分。
政治划分是在城镇居民中划分出旧职员、伪职员、资本家、小业主等。在农村居住者中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
经济划分是在工人中划分国营所有制工人、集体所有制工人。两制之内还分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两制之外还有劳动服务站工人。
民众阶级中各阶层和社会群体除都受中共政权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外，又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平、文化素养、心理状态、社会观感。学生这个群体其实并未踏入社会。它很具特殊性，在文化革命中也居特别地位。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既已作以上分析，往下就是要讨论各种社会冲突了。即中共官僚阶级与民众阶级的冲突；民众阶级内部的冲突；当然还有中共官僚阶级内部的冲突。这也可归纳为一种垂直冲突，两种水平冲突吧。

四、三种社会冲突
(一) 、中共官僚阶级的内部冲突
中共官僚阶级的内部冲突，无论是在最高层，抑或在高、中、基层，一般都发生于大致同级的干部之间。这是由中共的帮会堂口形态之一(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原则)所决定的。只有级别大致相同的干部之间才会因政策歧见或山头派系、权力争夺、个人恩怨而发生冲突。不过政策歧见因素主要存在于最高层，往下呈递减状态，至基层几乎为零。而山头派系、权力争夺、个人恩怨因素则广泛存在于各个阶层。只是在中、基层其段位还不够格叫山头派系，以称之为拉帮结派更恰当些。
最高层基于政策歧见和权力争夺所引发的冲突是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政治大清洗的根本原因。许多人都著文对此加以论述，其中也包括王绍光先生。有位英国学者罗德里克为此还写了一本名为<文化革命起源>的大部头著作。笔者亦曾在<文化革命简析>中简扼谈及。
除最高层外，中共官僚阶级的内部冲突一般并不激烈。这是由于他们有共同的阶级利益、有纪律的约束。中共政权是他们生命的共同体。个体之间的摩擦斗争会有上级为之摆平解决。或许有时冲突者会受到些责罚，但都不致被摒弃出局。只有在文化革命这一非常时期，中共党的架构、序列已被打乱，才会有另一番景象。
文革“一月夺权”时期，几乎所有的高、中、基层“当权派”都靠边站了。而此后不久实行的“三结合”则使中共官僚们感到只有进入“三结合”才有政治前途，否则就会被排除在重建的权力体系之外。为争夺官位仕途，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遂公开激化，并各自利用某派群众组织在“新生红色政权”中为自己谋取官职。当时甚少有人能预见到日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相继倾覆，绝大多数中共官僚都能官复原职的。否则，那时就不必争得那么激烈了。
1967年，笔者曾收集到一份很具份量的红卫兵印刷品。它详细地讲述了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文革前夕山东省委、济南市委内部的摩擦斗争。从中可以看出，有的冲突以权力争夺、个人恩怨为主；有的冲突则是由于某些干部积极推行毛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另一些干部则赞成并执行刘少奇挽救经济崩溃的措施。当然，在此印刷品中，后者被红卫兵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被红卫兵誉为革命领导干部、在文革初、中期迅速窜红的王效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 在新一轮(1969年)党内权力斗争中失势。
关于中共官僚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不是本文探讨的重心，仅作此简述。
(二) 、中共官僚阶级与民众阶级的冲突
这一冲突的产生系由中共官僚阶级对民众实施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及民众的反弹所致。不过，这压迫和剥削有不同的侧重。在政治层面上，知识分子较工人农民更多地感受到思想禁锢、言论控制方面的压力。在经济层面上，工人、农民--尤其是农民身受着比知识分子更深的剥削。只是由于文革前乃至八十年代以前，中共推行着高积累低消费的总体方针，实行着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故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乃至中共官僚阶级的下层经济生活都并不宽裕。
然而，由于文革前中共政权统治力异常强劲，又辅以分化欺骗等手段，不但“四类分子”早已逆来顺受、苟且偷生；资本家战战兢兢、惶恐度日，而且一般的民众对它的反弹也是潜在的、分散的。只是在1957年初夏那短暂的日子里，反弹有了强烈集中的表现。反弹内容大多是针对本单位领导干部的业务能力、工作作风、行为品质或中共的某些方针政策。对中共政治制度提出质疑的只占极小比率。几十万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的都是知识分子、资方从业人员，没有工人、农民。那么是否工人农民对共产党就没有不满呢？当然不是。如果动员他们起来提意见的话，一样可以在工人农民中扫出许多“右派分子”来。
如果说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一些；视野较宽阔些；思维较丰富些的知识分子会在政权层面、意识形态上与中共发生冲突，那么一般工人与它的冲突主要就体现在经济事务和日常摩擦中。这是由于工厂领导对工人奖金和各类岗位补贴的计算发放、合同工临时工的工资标准、劳保福利的确定、职工宿舍的分配等都握有很大的控制权。而且，中共官僚对工人的态度要比对知识分子粗暴得多。譬如一个工程师偶尔上班迟到了，厂书记顶多无声地望他一眼。但若一个工人迟到了，就会遭到训斥。一个技术员设计出了差错固然会受到责问，而一个工人生产了一批废品就会挨一顿臭骂和扣发奖金。
然而，中共政权是相当聪明的。尽管基层领导对工人农民态度粗暴，但高层却在整体上玩弄虚幻抬举工人农民(贫下中农)的花招。中共既伪称其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那么如果工人农民中出了“右派”会使他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故它绝不号召工人农民向党提意见，从而不致要在工人农民中抓“右派”。非但如此，它还竭力蒙蔽操纵工人农民充当其反右运动的啦啦队。对于个别工农分子的越轨行为则作特殊个案处理。如湖北农民刘介梅(村农业合作社干部--不属中共干部编制，农民身份)讲了许多不满中共统购统销政策的言论。若他是个知识分子早就划为大右派了。但鉴于他的农民身份，中共只是对他“批评帮助”，促使他“认识错误”、“幡然醒悟”，并在报纸上广为报道，树为“翻身忘本”，而又能“知错回头”的典型。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几十万“右派”中，机关干部(即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主管部门里的文职人员) 占相当数量。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党的一般职员。这些人大多只有中等文化水平，严格地讲并不算知识分子。在机关中大抓“右派”对此后政治情势影响颇深。被打成“右派”的人们固然从此生活在严酷的环境中，不但失去了发言、甚至还失去了思维的权利。被划为“右派”边缘的人却大异其趣。他们因此积累了对中共的愤恨。他们又由于头上没有帽子，在文革非常时期敢于挺身而出。这是机关职员的文革造反比工人来得迅速，并大多不需要学生去鼓动的原因之一。我就曾目睹过在1957年被定为内控“右派”、“中右”的人在文革中成了造反组织的骨干。当然，在面对镇压时，职员造反者比工人造反者较易“反戈一击”，较易痛哭流涕地认错、请罪，乞求宽恕，这是另话了。
1966年岁末，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工人突然奋起，向中共各级官吏提出各种经济要求。其势如暴风骤雨，瞬息席卷全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足以说明在工人群众中早就积累了对中共经济剥削的强烈不满。当时我观察到广州工人提出的各项经济要求都是合理的，没有象有些上海工人那样提出要大额串连费。关于这一历史场景，笔者已收录在<文化革命简析>中。此处不再赘述。
工人群众的这一行动被中共指责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并迅即予以压制下去。此后，继续在造反轨道上行进的工人就只好放弃了经济要求，而把愤懑和精力都投向批斗“走资派”了。
关于中共官僚阶级对民众的政治压迫而埋下日后群众进行文革造反的动因，我在“我的文革见闻和见解”一文(载<北京之春>37期)已有若干具体事例的描述，可资参阅。此处不再赘述。
行为至此，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加深对王绍光创立的“精英阶级”论的理解了。
读王先生的文章常有一种困惑和思路无法跟上之感。譬如他一会儿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内部在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几十年里就产生了分化。”但一会儿又说：“由于有‘知识资本’，像资本家、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这类的旧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并被委派到新政权的管理和技术岗位上。他们是发挥职能作用的精英。”
这太令人困惑了。既然“旧精英”是从旧政权那里保留下来再委派到新政权的岗位上，那他们对于新政权、对于早已存在的中共干部群体就明明白白是个外来物。这又哪来什么“精英阶层内部”的分化呢？
王先生对“政治精英”与“职能精英”的冲突有这样的描述：“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精英千方百计地使职能精英屈服于自己而同时又想利用他们的才能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划分成分。每个中国人都贴上一种阶级标签。作为根据家庭出身给人划分等级的结果，职能精英们被强迫给予政治上的低下地位，而不管他们可能在其它方面得到什么。”
王先生的这段描述十分准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精英”与“职能精英”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政治精英”要“职能精英”屈服于自己。依正常逻辑来判断，他们之间既有这种“屈服”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的冲突当是“垂直冲突”无疑了。可是，王先生竟又说他们之间的冲突是“水平冲突”。这真令人如坠五里云雾。
王先生亦对他的“水平冲突”论提供佐证。他说：“职能精英当然不愿意使自己屈服于政治权威。1956--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就表明了他们要求重新分配权力的愿望。”
众所周知，1956年的“百花齐放”基本只在文学艺术方面。只是到了1957年春中共号召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向党提意见，才有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其“进攻”内容除极少数涉及政治制度外，绝大多数都只是对共产党的某项方针政策或单位领导的工作作风提了意见。这表明他们的主流意识只是希望中共的政治压力有所减轻，使自己的人格和工作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已。我们当然希望早在1957年中国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希望是希望，事实是事实。王先生说“右派分子”是“要求重新分配权力”这是大幅度人为地拔高了当年“职能精英”的反抗层次。不知王先生这是由于对历史事实缺乏起码的了解，还是由于为了论证他的“水平冲突”论而穿凿附会。
面对王先生思路奇特的论述，困惑之余思索良久，似省悟到王先生是在从事一项难度甚大的工作。他看到一些事实，也不敢否认它，但却要对它作出特殊的解释，以至思路正常的人们困惑有加。至于王先生为何要如此呕心沥血地勉为其难，就不作探究了。
王绍光力图把“政治精英”(即中共官僚阶级)与“职能精英”(即社会脑力劳动者)捏在一起，合成一个“精英阶层”。这样就带来了一个客观效果：中共官僚阶级的身躯得以隐去，而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则自然而然地被设置到民众的对立面。“精英阶层”与民众的“垂直冲突”他们也有份，因为他们也参与了社会生产的管理，而群众是被管理者。
在王绍光的这个理论下，工人与工程师因设计图上某项加工的可行性而发生的争执，跟工人因厂长不顾实际可能一再强行提高生产定额而产生的不满和反抗，都应属于同一类性质的冲突--“精英”与民众的“垂直冲突”。故此，如果我们对工人与工程师的矛盾不太在意的话，又何须太看重工人与厂长的冲突？这一核心思想在王绍光的另一篇文章中已明白道出：“至文革前的中国，精英分子与广大群众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
“职能精英”与群众的矛盾当然不突出。但若“政治精英”，即中共官僚阶级与群众的矛盾也不突出，那么文革时期群众起来造反的原因何在呢？难道都是无事生非的瞎胡闹？
为了摆脱论述上的困境，王绍光又发展了他的理论，另文创立了“受损阶层”论。他说：“同为精英，政治精英是受惠阶层，职能精英是受损阶层；同为群众，积极分子是受惠阶层，落后分子是受损阶层。”“在文革前的中国……突出的是受惠阶层与受损阶层之间的矛盾。”
承认文革前的中国社会有人受惠有人受损，这固然不错，但可惜的是王绍光浅尝辄止，没有探讨为何有人受惠有人受损，以及受惠、受损到什么程度。而更为重要的是王绍光先生在此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他怎么弄出了两套阶层论。一套是“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另一套是“受惠阶层”和“受损阶层”。文革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被他的两套座标系愈搞愈糊涂，人们的思维有可能由此被搅成了一锅粥。
王绍光的后一个阶层论是面对社会实际的产物。而他前一个阶层论则是背对现实，仰视现今中国当权者的脸色硬生生造出来的。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由于政权开放，没有固定的统治群体和被统治群体，故对社会群体的划分只须依其职业划分为企业主阶层、工人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等等就可以了。但是，在一个专制社会中，由于社会公权力被垄断，划分社会群体首先应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然后再在此之下作子划分，把阶级划分为阶层和连阶层都谈不上的社会群体。就整体而言，统治阶级中的各阶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惠，被统治阶级的各阶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损。这样划分顺理成章、脉络清晰、符合实际，断不会象王绍光那样搞出两个座标系、两套划分法，弄得杂乱无章、前后矛盾、令人几有神经分裂之感。当然，如建议王绍光先生把中国社会的构成首先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那也许实在是强人之难，有失厚道了。
(三) 民众阶级的内部冲突
王绍光先生对他称之为“群众之间的水平冲突”作了这样的阐述：“文革以前的中国百姓也不是同质的。群众基本分为三个典型：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这种划分是经济发展上的群众运动手段的副产品。象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提高生产率的一条途径就是动员那些未利用的劳动力。但由于贫穷，用来作为报酬的资源是有限的。……於是新政权不得不诉诸廉价的精神奖励(比如，评为‘积极分子’或入党入团) 以代替昂贵的物质报酬……这样做的代价出人意料地高：它分裂了人民。只要依靠动员手段和社会生活的政治化，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差别就有可能继续成为政治上最为显著的社会结构裂缝。”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王绍光先生的特殊思路。他观察到、也承认人民被分裂这一现实，但却对此作出不符合事实的解释。真的如王绍光所说，只是由于“用来作为报酬的资源有限”，使“新政权不得不诉诸廉价的精神奖励”而导致“分裂了人民”吗？让我们来回溯一下有关的历史事实吧。
(1) 人为地制造“阶级敌人”--民众被实施一次分裂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拒不向民主政治演进，原因是要坚持其一党专政，一党独霸社会政经资源，以维持其特权地位和利益。但这个缘由是讲不出口的，必须另外找一个冠冕堂皇的藉口。这个藉口很快制造出来了，就是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即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上仍然存在著阶级和阶级敌人。阶级敌人是被打倒的地主、富农、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实际操作上，几乎所有的资本家都被视为未改造好）以及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由于有这些仇视和随时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敌人存在，无产阶级专制是绝对必要的。这个阶级斗争理论的炮制，也是中共具有政治流氓特质的例证之一。它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可以随时制造理论，寻找藉口。本来，依共党经典的阶级理论，阶级的存在及划分系以其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而定。在文革前学校的政治课堂上，学生们都被责令背诵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社会集团，由于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不同，从而一个社会集团可以占有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劳动。”
众所周知，五十年代初土改以后，地主、富农全都失去原有的土地农具，以务农劳作为生。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本家也失去了工厂商店企业，主要以工作为生，也领若干定息。因此，即使是依共党经典理论去考察，昔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都已变成农民或工人，可是中共却说阶级的存在与否还有另一个标志，那就是社会上是否还存在阶级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中共断定社会上还广泛存在著各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此外，它还耸人听闻地说那些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就这样，中国民众被实施了一次分裂，分裂成人民和阶级敌人。显然，这一分裂与“用精神奖赏以代替昂贵的物质报酬”无关。
所谓“阶级敌人”成为中共当代种姓制度中的贱民阶层。他们沦落到悲惨的境地，尤以农村的前地主富农为甚。政治压迫对于他们已无所谓，无休止的人身虐待才是使其陷入苟且偷生的非人境地。
中共对列宁阶级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不但使其找到继续实施“革命专政”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使其具有了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因为任何敢于冲击、反抗中共统治的人，不管他出身成份如何，中共都可以把他打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并加以镇压之。前地主富农的恶劣处境被中共列作示范。由于“阶级敌人”由“地富反坏右”组成，前两者取决于历史因素，后三者取决于现实因素。中共暗示人们，若想不使自己落到那步田地，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做中共政权的顺民。否则他们随时可以从“人民”变成“阶级敌人”。
（2）划成分、评先进─民众被实施二次分裂
中共人为地制造“阶级敌人”，对民众实施了一次分裂，这固然为其“革命专政”找到了藉口，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它内心明白，老地主、富农其实根本不可能搞什么复辟，敢于明火执仗攻击其政权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也为数极少，不会构成威胁。但是民间却存有潜在的、隐性反抗因子。若任由这些因子增长积累，到了一定的气候条件下，便会形成颇具规模的力量。因此，中共深感不能仅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中共干部们，去统
治百分之九十九的民众。除了已从百分之九十九中划出那百分之几作为“阶级敌人”外，还有必要对这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再作划分。让其中一部分与中共官僚阶级有较紧密的结合，以扩大中共政权的社会基础，并对另一部分予以压制。于是中共对民众实施第二次分裂。第一次分裂把民众分裂为人民和阶级敌人，第二次分裂再把人民分裂成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
隐性反抗因子来源何处？落后分子当属何人？中共把目光投向前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军政人员、五七年右派等这些被划为坏成份的人群的子弟。这类人群的本身大多已是中老年人。除极个别倔强的右派外，他们都已被中共的阶级斗争铁棒敲断了脊骨，服服贴贴，诚惶诚恐。但他们的子弟却不然。那班青少年人数是其父辈的若干倍，更兼年少气盛，他们鉴于家庭、家族的被冲击会产生对现政权的不满和怀恨，其反抗能量是不可等闲视之的。那么，该怎么办呢？与其坐视这股反抗的潜波暗流增长激荡，倒不如先发制人，主动把事情挑明。于是中共政权宣称家庭出身不好（这里的好与不好，且暂沿用中共的语汇体系）的人，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反动、剥削阶级的烙印。必须认真改造思想，与反动、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否则就会成为反动、剥削阶级的殉葬品。这样一来，就把这班有隐性反抗因子的青年人直接置于中共政权统治力量的监视之下，令其不敢轻举妄动。
那么，怎么扩大中共政权的社会基础呢？或曰，先进分子当属何人呢？中共把目光投向被划为好成份的人们─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弟，在中共的统治下，他们其实一样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经济上更处于被超额盘剥的境地。但是，中共政权利用其文化水平的低下，思想上的蒙昧以售其奸。它欺骗他们，伪称其独裁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在社会宣传上褒扬工人、贫下中农，贬抑知识分子。正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中共用虚幻的政治荣耀把工人、贫下中农纳入其社会基础。当工人、贫下中农发现在“旧社会”一文不值的他们今天竟受到共产党的赞赏信任，而且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处于自己的下方，于是，一股莫名的虚荣感大大强化了他们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淡化了他们对经济贫困的抱怨。
不过，就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而言，仅仅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中共政权的深层目的是要使工人、贫下中农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起到压制反抗因子活动的作用。故此，就有必要让一部分工人、贫下中农享有更具体的政治荣耀和经济利益。于是，评选先进之类的把戏上场了。
“评先进”仅是个概括的说法，其内涵不只指评选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之类。它是指中共导演摆弄一些政治肥皂剧使一部分民众成为中共官僚阶级的延伸。通过评先进，选劳模，再到入团、入党、提干、提级，工人、贫下中农里的一些人做了农村里的生产队长、会计、记工员、民兵排长、治保主任、妇女主任、青年突击队长；城镇街坊里的居委会主任、居民组长、治保员，工厂里的生产班组长、工会小组长、武装民兵班排长。“先进分子”中的佼佼者还会更上一层楼，当上生产大队长、大队支部书记、公社脱产干部、车间主任、工段长、政工干部、保卫干部。这些人至此就离中共官僚阶级只有一步之遥了。倘若碰上什么“培养革命接班人”，“提拔青年干部”的东风，再加上他们新近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有突出的表现，那区科级官职的委任状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从而正式跻身于中共官僚阶级的基层行列。“先进分子”的上层，实际上已成为中共政权的别动队。中共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对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压制，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他们来实施的。这也就是毛所称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就这样，中共政权的统治力量从占人口的百分之一扩展为百分之十几、二十。在某些地方，某些单位甚至可达百分之三十以上。
“评先进”的确是中共统治术中的一着高招。它除了有扩大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的重大作用外，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化解出身不好者对它的抵触情绪，对“划成份”的副作用有弥补效应。
“评先进”的主要受惠者固然是出身好的人，但中共又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于实际操作上，中共也的确让少量出身不好者评上先进，乃至入党、提干。于是，一条金光闪烁的道路似乎展现在出身不好的青年们面前。只要想想，仅有百万分之一、甚至千万分之一的中奖机率的六合彩都吸引了千百万人去购买，就不难理解虽然只有百分之一的出身不好者能得到当权者的青睐，就可吸引相当部分的出身不好者扭曲自己的灵魂，去向中共政权输诚表忠了。
中共“评先进”这一招也制造出一些并非出身黑类的“落后分子”。经常保持人群中有一定数量的落后分子，其实也是中共政权的需要。由于能常据先进荣耀，乃至入党、提干者毕竟是人群中的少数。那么占多数与此无缘者又会如何呢？当然有许多人是无所谓的。尤其是那些出身中等的人。生活对于他们本来就是那么平庸淡漠，他们并不企望从当权者那里得到什么，因而对“亲爱的党”也并无感情可言。这种心态，站在中共的角度上来看已经是落后分子了。而某些出身好的人对“评先进”的反弹，更是向“落后”的邪路上滑去。这些人有的是性情耿直倔强，易与中共基层官僚产生摩擦过节，有的是自恃出身好，或许还拥有其他红招牌（如复员军人），工作散漫却又要荣耀封号，要不到便会翻脸。这些人构成了落后分子中颇有能量的一群。文革期间，他们大都加入造反派，并常被推为头头。而在造反派得势后争权夺利的蜕化中他们（尤以“翻脸者”）也表现得突出。
阐述至此，笔者与王绍光先生在这方面的歧见就一目了然了。其一、王先生认为中共搞“评先进”之类是“不得不诉诸廉价的精神奖赏以代替昂贵的物质报酬”。而笔者则认为这根本就是中共刻意耍弄的一种统治权术。其二，王先生认为民众之被分裂是“出人意料”的，这“人”当然是指中共。但笔者认为这一结局本来就是中共欲求的，希望达到的。何来出他们的意料。
（3）民众阶级内的显性冲突与隐性冲突
民众阶级内的显性冲突存在于“先进分子”与“阶级敌人”之间，隐性冲突存在于“先进分子”与“落后分子”之间。准确地讲，前一项并不能算是冲突。因为冲突的涵意是双向的互动的。而“先进分子”与“阶级敌人”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只是前者对后者的歧视、欺侮和虐待。这类情况在农村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地富之中有一部分早在五十年代初已到镇压处决。能苟且偷生到六十年代的，大多只是在“解放前”有剥削行为。现政权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令其务农，以劳力为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对他们多加歧视，并在生活、劳作上多施虐待。在各地农村都广泛存在着对地富专派以重活难活，少记工分，或时常勒令他们作无偿劳动，任意剥夺其生活资料，动辄喝斥、辱骂乃至殴打等一类情况。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遭遇还会延及地富子女--本不属“阶级敌人”的青年人身上。在中国当代史上，地富子女是青年人中最不幸的一群。如果说他们的父辈遭孽是由于过去曾剥削过别人，即使这种剥削常常是轻微的，但毕竟也事出有因，那么，这些青年就完全是无辜的了。他们除了承受着与其父辈相同的遭遇外，还有遭到性侵犯和无以婚娶的问题。地富的女儿稍有姿色者会遭到农村共干的沾污、侵凌。地富的儿子则难圆婚娶之望。在印度种姓制度下，贱民阶级尚可内部通婚，而在中共的新种姓制度下，地富的女儿大都想嫁个好成分的男家以逃脱苦海，不行也起码嫁个中农。而贫下中农的女儿就绝不可能钟情于地主富农仔。于是地富的儿子们在这方面就落到比印度贱民更贱的地步。
多年来，地富子女们的苦难一直受到世间的漠视。七十年代末伤痕文学兴起，作家们写了中共高干的一度被贬；写了知识分子的几度遭罪；也写了下乡知青的困顿和忧伤。可是，谁也不会去写地富子女的悲惨和凄凉。而数以千万计的地富子女中竟也没有产生出一个文学家去向世界、向人类诉说他们的苦难。或许再隔若干年后，他们的苦难将消失在历史的沙漠中，再也不会有人提起，仿佛世间根本不曾发生过这类悲剧一般。
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村“先进分子”都残酷地迫害过地富及其子女。正如民众中有许多冲突只是基于双方的性格品质，在“先进分子”对“阶级敌人”的专政中，也往往是那些个人品质恶劣，性情暴戾的人做得更为极端。只是这一“极端“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换言之，由于藉著革命的口号，他们更能为所欲为地干那些丧尽天良、残暴卑鄙的勾当。
民众阶级的隐性冲突广泛存在农村与城市，又以城市更鲜明。这是因为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内容远较农村丰富庞杂，并且城市居民的文化水准比农民高，行为方式也复杂得多。这使隐性冲突有了多种表现形式和广阔的战场。
中共政权“评先进”的统治术，主要在各单位内实施。且莫说几千人的大厂和市各工业局等处级、厅级单位，即使是小到只领导二十几个机关职员的区科级税务所所长，或管辖百来个工人的区科级小厂厂长，都在本单位大搞那套统治术。在宏观上，中共政权搞这一套是为了整个政权的巩固；在微观上，各单位领导搞这一套，既是巩固整个政权的一环，也可用以强化自己在单位里的权势。它的主要功用固然是压制“落后分子”，但同时也可用于击退某些同是官僚中人对自己职位的觊觎。
在各具体单位内，“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构成是相对固定的。每个单位的领导人都肯定会通过评选先进、发展入党、提干、提级来建立起一个为自己效力的班底。若非领导去职，机构合并等重大人事变动，“先进分子”的地位一经确定后就相对稳定。并且，随著机构的升格或工厂的扩大，他们的地位往往也可以水涨船高。另一方面，单位领导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严，总必须拿一些人来开刀祭旗。“落后分子”是无论如何用放大镜也要找一些出来的。通过对他们的压制来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和领导本人的权势。出身成份差而又被定为“落后分子”的人其社会座标固然铁定，出身成份中等和红牌的“落后分子”若非有重大人事变动等因素他们也难逃出沼泽。这样，几乎在任何一个单位内都会出现“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的分野。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乃至鸿沟，同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
“先进分子”与单位领导关系融洽，他们平日春风满面、笑逐颜开。“落后分子”与领导关系疏远紧张，平日神情沉郁、表情淡漠。当然也有的“先进分子”沉默寡言，目光炯炯却又深藏不露；有的“落后分子”大大咧咧，牢骚满腹竟又口无遮拦。这种不同往往取决于他们出身成份和所在单位。如出身好的“落后分子”比出身坏的“嚣张”得多。机关职员里的“先进分子”比工厂里的城府要深得多。
民众的隐性冲突一般不带暴力色彩。它常常只是通过语言、态度乃至目光、神色表现出来。“先进分子”与“落后分子”的相互戒备、提防、忌恨、敌视都广泛地存在于日常工作中。“先进分子”常自觉监视“落后分子”的行动，向领导打他们的“小报告”。而本身已任有某些职务的“先进分子”，如工段长、车间主任，除作此举外，也会自己直接斥责批评“落后分子”。“落后分子”中的弱者（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常向“先进分子”的背项投以憎恨的目光，或暗中诅咒他们。而强者(出身中等或红牌）则敢于正面与“先进分子”争执、顶撞，或当面冷嘲热讽，挖苦讥诮。当然他们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平日在本单位的会议上他们会受到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目无组织，对抗领导”、“与党离心离德”、“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仇视党团员”、“打击要求进步的同志”等等。领导还可以在本单位对他们营造一种无形的压力，动员中间分子疏远他们，把他们孤立起来，为日后进一步收拾他们作准备。政治运动如社教、小四清、文革初期的第二次反右都是整他们的机会。运动中把几个平素来往密切的“落后分子”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即使最后并未能立案抓人，也可整他个死去活来。就算在平时，领导也可以动用行政权力调动他们的工作，调到艰苦的工作岗位或劳动条件恶劣的工种，以示惩罚。敢于不服从者会面临开除工职的后果。“先进分子”与“落后分子”的冲突还有更实际的内容，那就是经济物质利益。评奖金、升工资、分宿舍等事项中，“先进分子”都是赢家，“落后分子”是输家。这回过头来又会加强“落后分子”对“先进分子”的憎恶。他们认为“先进分子”无非是一些专会“托大脚”、“抱粗腿”、“拍马屁”、“告黑状”、“往上爬”、“见高就拜、见低就踩”，最会为自己捞好处、谋私利，表面上满口革命词句，实际上满肚子奸诈诡计的家伙。
中共政权一手制造了这类社会冲突，也不给予化解它的机制，无论是机关职员或工厂工人，都不可能自行请调工作。一个人一旦被分配到某个单位，将划地为牢。使之想变换环境以改善际遇的愿望也化为泡影。于是矛盾冲突只有产生，没有消失；只有积累，没有淡化，从而给社会动荡埋下重大基因。
民众的内部分裂和冲突甚至在尚未踏入社会的学生们身上也得到反映。六十年代上半期的高中学生已普遍知晓进大学有两个门槛：一是考试分数，二是政治条件。分数固然可以努力去争取，但政治条件却有相当的先天性因素。中共干部子弟的政治条件优越，只要分数不太差就可以跨越门槛。而黑类出身者即使分数再高也未必能越逾。于是他们和许多中等出身的人除尽力攻读外还奋力去搏取政治条件中的后天因素--共青团籍。
发展高中生入团是“评先进”在学校里的具体实施。既然是“评先进”，那么团员吸收量就必然有个比例限制。中共干部子弟当然会全数入团，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弟只要不调皮捣蛋或成绩太差也都可以入团。于是乎剩下那有限的名额就由出身中等和黑类的学生们去争夺了。为了搏取团籍，他们都在下乡农忙劳动中拼命干活，表现积极；为了搏取团籍，有人处处巴结团支部书记，向班主任密告“落后”同学的思想言行；为了搏取团籍，有人在政治学习会上把自己的父母骂个狗血淋头以显示自己与反动剥削阶级家庭划清了界限。然而由于僧多粥少，或家庭问题太严重，以致有的人虽拼搏得筋疲力尽也终于被摒弃于团门之外。
那是个色彩斑驳的年代。校园里政治空气很浓，同学们齐声把革命歌曲高唱入云，而各自却怀著大相径庭甚至截然不同的心境。有人胸有成竹，意气扬扬；有人兢兢业业，心存忐忑；有人悲观抑郁却又奋作哀兵之战。在激烈的竞争中，同学们之间充满了戒备，猜忌，而缺乏少年人应有的真诚友谊。“先进”的同学轻视甚至歧视“落后”的同学。而后者也会暗中向前者投以不以为然的目光。高考放榜，一切揭晓。少数“中举者”欢欣雀跃；多数“落第者”黯然神伤。一场经年的攻读和搏取团籍的战斗下来，心力交瘁而又徒劳无功者，一种深深的愤懑油然而生。所幸学生不同于职员、工人。高中毕业，曲终人散，各自奔向路途，或大学、或工厂、或农村、或踯躅街道。昔日的冲突不再存在，同学们不必再挤在一起为搏取“先进”而争夺。但是，拼斗虽去，心结难解。前途出路上的非公平竞争使胜利者并不长留欢娱，却使失败者保存了难以释怀的不平。同学们之间的感情，和学生们对母校的感情都变得十分淡薄。
一九八六年十月，广州一中--笔者的高中母校举行七十周年大型校庆。登报启示，广告四方。笔者作为当年一名勤奋苦读而家族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落后学生，毕业离校后流落社会底层二十多年未曾再踏入母校门槛一步。此次是怀著雪耻的心情，揣著中文、机械两份成人高校毕业证书前往拜晋。
母校许多课室都被安排接待校友。笔者发现，接待八十年代校友的课室，人群熙攘、笑语连天，都是些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其中不少都身佩大学校徽。接待五十年代各届校友的课室人数也不少，都是些五十岁上下、衣着整齐、颇具身份、神态矜持的中年人。而接待六、七十年代各届校友的课室却大多人数稀少，有好些课室甚至空无一人。我孤身独坐在标明接待我届校友的课室里近一个小时，当年四个班一百六十多名毕业生竟无一人现身，错愕离去之余也渐领会其中原由。
如果说66年--68年的学生们是在文革苦斗后被赶下农村，从此生活坎坷，自然对母校缺乏感情；如果说69--76的学生是因当年学习环境恶劣，校园生活散漫，毕业出路不佳，故也对母校淡漠置之，那么，为什么63--65届那些曾经是勤奋学习、校园生活饱满的学生们也对母校如此薄情呢？这是历史的创伤。是当年同学们在校园里的“评先进”中产生了隐性冲突、分裂而导致许多人内心有永远难以弥补的创伤。藉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66--68年的学生中这种隐性冲突一旦公开化并被推向极端，他们之间竟是出现了那么激烈的恶斗。

五、民众阶级的内部冲突
与文革暴力和派别斗争的关系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已超出本文题目，故只作简扼概述。不过本文前面各章节的阐述其实都是为了导出本节的观点。
文革初期，中共高干子女为主体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大搞“红色恐怖”运动殴打残杀“黑五类”；六七年夏某些典型保守组织（武汉百万雄师、四川产业军）把造反派视为“牛鬼蛇神”、“反革命”，而首先动武杀戮；以及文革后期六八年“七．三”、七．二四”布告下达后两广保守派及军方对造反派的镇压和对地富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都是民众被实施一次分裂的社会效应。即虐杀者都把被虐杀者指为“阶级敌人”。树有根，水有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暴力的广泛肆虐都是中共多年大力推行深藏杀机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结果。
文革派别开始形成于六六年秋批资反线时期。从六六年秋到六七年早春各地造反派组织大多是货真价实的，即主要由“落后分子”所组成。反之，保守派则主要由“先进分子”为头头骨干，裹胁着许多一般群众(工厂里尤其是如此）所组成。至六七年暮春，毛的意向明显化，“先进分子”们纷纷省悟过来后，他们大都也打起了“革命造反”的旗号，从那时起，“造反派”就变得复杂了。有的地方是原始保守派全面垮台，其成员纷纷以个人身份加入造反派，而且他们大都选择造反派中造反性较弱，较有“政策水平”、成分较“纯”的那些造反组织参加。有的地方或单位是整个保守组织及时地改头换面，变成“造反派”再去与原来的造反派组织较劲、争夺。至六八年夏季大镇压后，这些加入造反组织的前“先进分子”很快从“派性”组织中抽身出来，恢复他们本来的面目，成为“工宣队”，“专案组”的骨干。至于那些从原保守组织改头换面而成的“造反派”则心领神会，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自动解散组织，再迅速以他们的真实身份去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为革命立新功了。可见文革中最基本的派别斗争，或者说，典型的造反派与典型的保守派的形成与互斗都是民众被第二次分裂所导致的社会效应。而且，由于“先进分子”，尤其是“先进分子”的上层是中共官僚阶级的延伸，因此典型保守派对典型造反派的镇压实质上是中共政权对人民的镇压。而后者对前者的冲击也间接冲击了中共政权。

六、小结
文革前夕的三种社会冲突都不足以引发深刻的政治革命。笔者过去在《文化革命简析》，《略论文革造反派》等文章中一再表达过这种观点。
中共官僚阶级内部的冲突，不管是基于治国方针上的歧见，还是纯粹的权力争夺，都是在肯定中共一党专政的基础上，故丝毫不涉及政治革命。民众与中共官僚阶级的冲突，以及人民之中“先进分子”与“落后分子”的冲突也不足以引发政治革命。这是因为文革前夕中共对社会有强大的统治力。这既表现在思想上的钳制，也体现于人身上的控制。思想钳制西方称之为洗脑。中共彻底操纵着一切宣传机器。强制性地向人们灌输绝对符合官方的思想意识。一丝一毫非官方的观点理念都绝无存在的可能。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早在五七年已被严厉制裁，彻底剥夺其思维权利。存留者若非已沦落为中共豢养的御用文人，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也已明哲保身、噤若寒蝉。而当年的工人大众文化思想水平都还相当低，不但对民主政治理解极为肤浅，而且对毛还有着深厚的盲目崇拜。人身控制具体表现为人事档案制、户籍保甲制、粮食配给制。在这三制之下，人们极难有自由活动以集聚反抗力量的空间，同时也间接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交流。还应看到的是文革前工人群众还没有受到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反右、反右倾等运动都是在知识界和机关干部中进行。“四清”、“社教”中，工人也只是进行所谓“正面教育”。文革初的“资反线”整群众，工人中的波及面也有限。工人受大规模政治迫害是在文革中、后期和文革之后，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故此文革前夕，工人大众与中共官僚阶级，“落后分子”与“先进分子”的矛盾冲突还未到非常尖锐的地步。
“社会的不满还没有普遍和紧迫到足以来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且也没有形成明确的、成熟或先进的政治思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毛1966年发动文革时，人们的厌恶往往没有过多集中于制度上，而是针对个别的坏人”。“即使是那些对精英们抱有怨恨的‘落后分子’，他们的怨恨也更多地指向个别精英，而较少指向划分统治与服从关系的赖以产生的社会结构。”“如果说在60年代中期有一场大爆炸的话，那么充其量是一次反抗而不是一场革命。”以上王绍光先生的这些观点都相当中肯。在此，笔者似乎发现了自己与王先生的共识。不过旋即又感到困惑。王先生语中的“制度”，“社会结构”所指何物呢？难道就只是“劳动的等级结构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云云？如果事情仅如王先生所说的那样，那么，即使“人们的厌恶”已经“集中于制度上”，已指向“社会结构”，也不足以产生政治革命，因为照他所阐述的制度和结构其实并不算太糟糕。于是笔者又一次明白，笔者与王先生的共识只在表面，歧见则在深层。
从王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间所反映出他对造反派的态度也可以明显看出这歧见之大。六七年夏以前造反派对保守派，对军方自卫性的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已被王绍光形容为“猖獗”、“肆虐”。七四年以后更被称为四人帮的“走狗”。全面否定造反派在文革中的一切作为和基本肯定文革前夕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是有着顺理成章的逻辑联系。笔者承认文革前的三种社会冲突不足以引发深刻的政治革命，并不排斥笔者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作根本负面的评价；并不排斥对早期文革造反派和文革后期的新思潮作基本肯定的评价。笔者对文革前的社会政治秩序持否定态度与笔者基本肯定文革造反运动也是有着顺理成章的逻辑联系。事实上，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并不以民众对它不满的程度是否已达到足以引发一场政治革命为转移。社会矛盾的积累、激化和人民的觉醒都需要时间。须知，辛亥革命是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存在了两千多年之后才爆发的。
文革中的某些造反行动，即使只是一种反抗也是难能可贵的。想想中国民众那么多年来一直匍匐在各类专制统治者的脚下；想想从文革到现在整整一代人的时光逝去，在中国大陆反抗专制的行动依然是那么困难，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当年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趁响应毛的号召之机去冲击“政治精英”的行为报以不屑的态度呢？各地区、各单位的“个别精英”加起来，几乎就是中共官僚阶级的全部。冲击他们客观上也就是冲击了中共政权。无论是对文化革命前夕中国社会阶级构成的分析；无论是对文化革命的评判和对造反派、保守派的评价，任何人都有权利去保持、宣传他的观点。然而，大浪淘金沙，历史的波涛终将会对纷纭的众说作出筛选。只有那些符合事实，不取宠权贵，不献媚世俗，出自良心，坚持公理的观点才会具有生命力。笔者对自己的文革史观充满信心，坚信它经得起历史劲风骤浪的考验。


1996年应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文革三十周年研讨会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