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革小说《迷失与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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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与求索》

　　　　1　　怎么会是这样　　　

　　一扇沉重的铁门在面前打开，这是命运向我开启的地狱之门。

　　在突然失去自由的那一刻，那感觉就像生命被突然夺走的那一瞬，巨大的冲击力同样会在瞬间夺走人的意识，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还能不能重返这让我们莫衷一是的多彩世界。后者自那一瞬起，黑暗不仅成了不可改变的永恒，而且这生命对于这世界或者说这世界对于这生命，也随之永远地消失了；毫无准备地被突然夺走自由则是猝不及防地从光明坠入黑暗，这世界在那一刻对于被剥夺者来说，就是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尽管这黑洞能夺走人意识的可怕威力实际上只有一个短暂的瞬间。

　　此时这黑洞就像一个无情的巨兽，在一瞬间就整个地吞噬了我的视觉、我的思维、我的意志，吞没了我之所以成为我的一切，只剩下一点无意识的本能。

　　在完全不清楚面对的世界是个什么模样时，一股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又突然迎面扑来，里面混杂着衣物的霉味、人体的酸味和马桶的臭味，也许这就是眼前的陌生世界送给每一个来者的不容不收下的见面礼。我刚本能地屏住呼吸，立刻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不由分说地拖进无法抗拒的眩晕之中，身不由己地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里旋转翻滚，两手下意识地想抓住点什么，但四周什么也没有，我只是在虚无中徒劳地挣扎。在旋转中隐约听见一个声音：不要迷失你自己，不要迷失你自己。这声音不即不离，时有时无，始终就在耳边若隐若现地缭绕，这大概是我那颗自以为有坚定信仰的灵魂对已开始麻木的躯壳发出的含意不甚清楚的警告。不知旋转了多久以后，眼前终于出现了一丝微弱的亮光，随着这亮光的出现，那裹胁我的力量突然散去，就像刚才突然降临一样。恍恍惚惚中，我又忽忽悠悠地回到眼前的世界。

稍稍定了一下神，凑着昏暗的灯光，隐约看见里面两排打开的被子紧紧地挤在一起，整个地面上一片黢黑。看守低沉地说了一句：进去。我下意识地朝他看了一眼，他面无任何表情地站在一边，一只手紧紧地握着那粗实的铁门闩，一只手提着那一串在黑暗中发着幽光的钥匙。我有点疑惑地跨进了那个冷冰冰的牢门，踮着脚尖刚插进那没有缝隙的地面时，“哐”的一声，身后那扇门毫不迟疑地关上了。

　　穿着一件军大衣，左手提着被抽去皮带的裤子努力不让它掉下来，右手抱着一床刚才塞给我的黑黢黢的棉被，斜背着一个装着几本书的书包，脚上是一双抽去了鞋带的皮靴，呆呆地站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时间是1967年12月15号晚上大约十点钟，在我刚满十八岁的时候。

　　此时脑袋里一片空白，屏住的呼吸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的。我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说，没有对以往的后悔、没有对眼前的恐惧、也没有对未来的担忧。好像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仅仅只是一个站在旁边的看客，看着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

好像倏地意识到什么，我突然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怎么能是这样？怎么把一个革命小将搞到这里面来了？这怎么会是我呆的地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发问：这里是监狱，这里是牢房，这里关的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我怎么和这些人弄到一起了？革命小将和罪犯之间怎么一下子就划上了等号？这和我仅只是去警备区认识一下问题就准备回学校的思想准备反差太大了，简直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极端。我肯定地对自己说：一定是搞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我都不可能、更不应该到这里来，明天一早这一切都会改变的，先对付这一晚上再说。

　　随着那看守的皮鞋声渐渐远去，眼前这些被子里的躯体开始扭动，有几张惨白的面孔朝我看着，这几张脸让我想起小时候看有关十八层地狱的连环画时产生的阴森感觉。我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环境，看看放在墙角的马桶，看看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张碜人的面孔，看看堆在墙角边的大大小小的包袱，突然一个声音传来：把鞋子脱掉！

　　什么？把鞋子脱掉，说谁？为什么？我下意识地寻找说话的人，似乎想搞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光线太暗，寻找有点困难，在我还没有找到说话的人时，同样的声调、同样的话语再次传入耳中，我突然意识到这话是对我说的，这屋里就只有我还穿着鞋子。脱就脱吧，这大概是不可以也不必要对抗的。在脱鞋时才看清脚边是一排放置有序的鞋子，我的鞋很快成了那有序中的一双。

　　环顾四周，只有马桶边还有一点空隙，看来要守着马桶过这一夜了。

　　“搞么事进来的？”在一阵无言的对视后有人发问。

　　“搞么事？这年头还有么事搞？不是日×就是杀人。”我还没吱声就有人把话接了过去。没等旁边有什么反应，这声音就变成了得意放荡的笑声。

　　“这位朋友怎么不做声？不敢说？”有人激我。

　　“杀了两个流氓。”我冷冷地说。

　　“用什么搞的？”

　　“枪。”

　　“狗日的好快活啊，老子在外面不起篓子①是鬼变的。”一个年轻的声音又是羡慕又是遗憾地发出感叹。

　　突然铁门中间的一个小门被“哐”的一下打开，一个不大的声音传进来：

　　“怎么还在说话？想出来练练？”

　　顿时里面鸦雀无声。

　　刚才明明那脚步声是走远了的，什么时候又转回来了？我有点纳闷，不过这问题只是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过去了，思绪回到了自己身上：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不然怎么会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庆祝武汉钢二司②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我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前不久在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的宴会上，我还作为武汉市的中学生代表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和贵宾们碰了杯，警备区张绪副司令员和我同一桌，两个人还谈笑风生，一定是警司的头头不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

　　右排最里边的被子动了，一个人钻出了被子，年纪大约三十来岁，他披上棉袄，说了声这边的往外移一下。睡在他这一排的人开始扭动身子，随着身子的扭动，一张又一张阴沉无奈、惨白浮肿的脸从被子里露了出来。在不情愿地坐起来后，又不情愿地往外挪动被子。这位看起来有点像是头儿的人一边催快点，一边从还愣愣地站在门口的我手里把被子拿过去铺在他的被子旁边。他一边帮我铺被子一边对我小声说着什么，我实在没有心情听这个看起来不乏善意却太陌生的人说了些什么，只是知道了他是这间牢房的组长。

　　没有在意半垫半盖地裹在身上的被子发出的难闻气味，在明天问题一定会解决的理念中我竟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得很安稳，甚至可以说睡得很香甜，没有焦虑光顾，也没有噩梦打扰，就像是在大串联的途中，走了好久才碰到的一个接待站，睡上一觉消除了疲劳后，明天还有我新的开始。浑然不知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太残酷的玩笑，注定了从此我的人生轨迹与绝大多数同时代人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要是知道离开这牢房的时间是在又一个十八年之后，我全部的青春将在这样封闭狭小的空间里消磨掉，从精神到肉体所受到的磨难很可能让自己完全崩溃，我还能这么快就进入梦乡、还能睡得这么香么？

　　好像只睡了一小会儿，朦胧中铃声响了，这铃声似乎很熟悉，甚至有点亲切，对，想起来了，是实验中学的起床铃。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就没听到这铃声了，怎么现在突然恢复了？离早锻炼应该还有十分钟，至少还可以再捱一下，实在太想睡觉了。半睡半醒之间我觉得自己是躺在学生宿舍的床铺上，享受着舒坦和惬意。这时有人推我：起床，起床，快点，看守来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在牢房，一下子惊醒了。

　　待我起身时，其它人的铺盖都卷起来了。我依样卷好铺盖，默默地坐在上面，相关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注释：

　　①起篓子：这里的篓子是指放在沟渠里捕捉鳝鱼的器具，起篓子就是取出里面的捕获物。在武汉的方言里，引伸为发财的意思。

　　② 钢二司：文化革命中武汉市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员为武汉地区的大、中院校学生。下文中的红十月是隶属于钢二司的一个基层组织、柳英发后来是钢二司“勤务组”五成员之一。



　　　　2　　 “12.5

　　　二　　“12。5”事件

　　1967年12月4号，红旗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在文化革命中改名为红旗中学）。

　　事后有个戏谑的说法：12.4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它的谐音是“要尔死”。

　　在宣布学校革委会成立的那一刻，群情激奋，锣鼓喧天，不少人脸上挂着幸福的泪水尽情地欢呼，我们为之流血奋斗一年多的红色政权终于诞生了。我忘情地在礼堂的楼顶上鸣枪庆贺，把子弹打了个精光。

　　到中午时分，大家都吃饭去了，我碰到一个好久没见面的朋友，两人在礼堂旁谈得正起劲，初一《翻天》战斗队的一个同学急急忙忙找到我这个在革委会里兼管安全保卫的委员（在革委会里分工我主要是管教育革命），说二十二中的一伙流氓冲到了办公大楼的三楼，情况十分凶险。追问具体是怎么回事，原来二十二中有人发现放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的庄洪运上午混进了我校，不知他要干什么，就告诉了我校的几个同学，《翻天》战斗队就把他弄到办公楼的一间房里想搞清楚办公楼被烧的经过。到了该吃饭时候多数人都走了，只留下两个人看着他。这时突然冲进来一伙二十二中的人，见人就打，同学们没一点防备，只能夺路而逃，不知道楼里有没有同学被他们截住。

听罢没有多想，只是着急自己同学的安全，也来不及去召集人，就一个人赶过去冲上了办公大楼的三楼。

　　一上三楼就看到几个人高马大的陌生年轻人一脸杀气地站在那，但已经没有我校的学生了，看来至少他们都已离开了这里，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几个见只有我一个人上来，仗着他们人多，就凶过来想动手。前后都是他们的人，我的处境有点不妙，心想不能让他们围起来腹背受敌，就掏出手枪对着朝我凶过来的人走去。他们一愣，没想到我会迎着他们走，等他们缓过神来我已穿过他们的包围圈。

　　“谁敢动手？”背靠着墙壁我挥着没有一发子弹的手枪说。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鼓楼洞的麻雀——骇(黑)大的。①”一个看起来长得很斯文却一脸杀气的高个子用手指着我说，然后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知道此时示弱意味着什么，也用同样凶狠的眼神盯着他。

谁也没有再说话，整个三楼没一点声响，这是一种令人窒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安静得能听见空气中凭空出现的火药在迅速燃烧的咝咝声。双方就这样对峙着，谁都希望对方的眼光先撤回去。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知道时间对我有利，但也担心在同学最后到来之前可能发生的恶战。

　　正在想着怎么改变眼前的困境和僵局、怎么让局面变得对自己有利时，一个人摇摇晃地走过来，拉开和我对峙的人。

　　此人是谁？他要干什么？是不是庄洪运？这几个问题在我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对，是庄洪运，是他，看来刚才他吃了一点亏，不然不会这样走路。久闻其名，今天才见其人。这个参与了洗劫我校华侨贮藏室又放火将办公大楼付之一炬的家伙要干什么？我警惕地盯着他。

　　 “刚才打我没有他的事。” 他对那个想凶过来的高个子说。

真没想到他会这样说。这话一出，极度紧张的空气一下子缓和下来，但他接下来的话又让我把刚松弛的神经再度绷紧。

　　“实话跟你说，要晓得是这样一回事，要晓得把我打成这样，当时抓我时我就不会把手榴弹递给旁边的人，大不了同归于尽。”他好像很后悔地说。

　　听到这里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原来就在半小时之前，只是因为眼前这个人的一念之差，我们学校和一场惊天惨祸擦肩而过。

　　“我们和你没得“烟子”②，也晓得你是管“硬糖”③，不会和你过不去。但那些狗日的原来见了我们像乖乖儿的“汤饭”④，现在看见自己赢了就来搞老子，走着瞧。”他接着说。

　　他这话对我来说有点中听，对眼前的这个人我一下子有了几分好感。这好感的产生不仅仅是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使我化险为夷；也不仅仅是他在最后一秒钟决定转移而不是引爆手榴弹，从而避免了一场不知道可能会有多少人丧命的惨剧；更起作用的可能是他那不经意间从骨子里透出的硬汉的味道，我喜欢这个味道。没想到的是这好感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后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让死神在他面前止住了脚步。

　　忽然我心中涌起一丝温情，虽然自己的险境是否完全过去还不得而知，却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恻隐之心。看他捂着腰说话的神色，我还担心他是不是有了内伤，就走过去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这样吧，我去弄辆车子送你到医院去看一下。他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解决。我感觉他在说这话时主要的情绪不是愤恨，甚至没有愤恨，只有在受到意外关照时的不好意思。

　　我的同学一下子涌上来好多，他们很意外地看见这里已化干戈为玉帛，我正拍着庄洪运的肩膀说话。双方只是静静地相互看着，没有谁想再生出一点什么事来。

　　我是真心实意的，等我把车安排好再上来找他时，人影都没有了，为这车我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

　　热心要带他们去找熟人中医的汪××有点扫兴地说白忙了。

　　这件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

　　为革委会的成立，这天晚上不少的班级都搞了小小的庆祝活动，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酒。

　　第二天，和班上的几个负责人在一起议起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胜利后有少数同学的革命意志有点衰退，不抓不行了，决定晚上开个班会，好好说说这事。

　　在红石大道上碰到几个外校的熟人，一下子扯到昨天发生的事上。有人说你怎么不开枪毙他一两个？我说开什么玩笑？人命关天，吓唬一下可以，哪能搞真的！旁边有人接着说正当防卫怕什么？在我还没有回话时，有人不以为然的插了一句：不是正当防卫又怎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抓起来打死了还不是一点事没有？！

我望了他一眼，虽没有再说什么，但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晚上钢工总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校庆贺演出，昨天发生的事一直让人放心不下，有一种要发生点什么事的预感。

　　冬日的太阳早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不到六点钟天就完全黑下来了，七点半钟演出才能开始。这时大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陌生人，吵着闹着要进来，学校里的空气开始有点紧张。这些人是来看演出的还是来闹事的？跟昨天的事有没有关系？我站在大门口极力想搞清楚这问题。从昨天最后的情况看，二十二中那伙人不像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庄洪运挨打是二十二中学生“点”的“水”⑥，我们谁也不认识他，他恨的是他们学校不敢和他正面过招的人，这点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有点倾向于门口这些人和昨天发生的事无关。

　　这时候有人来叫我，让我到新礼堂去一下，说革委会已有几个人在那里要我过去碰个头。一上红石大道的台阶就看见一群人正在谈论什么，有革委会的主任耿祺华，副主任宁汉文等人，走近看到还有二十二中的符军、祁援朝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有人介绍是二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陈伯伟老师。我对他点了下头，他也回了一下，表示相互认识了。

　　二十二中钢二司头头符军和祁援朝有点激动地介绍情况：庄洪运，孔威，傅强，丁洪宝等一伙人正在二十二中集结，其中还有武昌区的流氓头子韩转运。说要为庄洪运报仇；还说今后要守在学校门口，只要是红十月的人，见一个打一个。

　　陈伯伟老师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要我们注意安全，说这几个人现在出言猖狂，你们要小心。但就因这句话，这位二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直到三、四年后被逼得抛妻别子，从长江大桥上跳下自杀，也没有能摆脱与这件被称为“12.5事件”的干系。

　　我还得知两校之间一处废弃的房子被人打了一个洞，那伙人进出我校都是走的这个洞，只看住大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几个人决定召集一部分男生对付二十二中的流氓，由革委会的几个人分头去通知，在寝室大楼一楼的《红十月》编辑部集合待命。

　　看来我的判断不准确。一分手就急忙赶到大门口，此时大门外的人越聚越多，负责在大门口维持秩序的同学已经有点抵挡不住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干就大干一场，谁怕谁？我有点横了。

　　“把他们都放进来，大门不用管了，新账老账一起算。”我对门口的同学说，话语中竟透着几分兴奋。

　　想起这伙人的种种恶行，要惩罚他们的念头一经产生就越来越强烈。

　　庆祝演出准点开始，但我没一点心情看，连礼堂的大门都不想进。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但谁也不害怕会发生什么，只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

　　在在礼堂周围转了一下，见没有什么异常，就朝集合的地方走去。老远就听见《红十月》编辑部里人声鼎沸。一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满满一屋子人，革委会的第一副主任何儒非，柳英发，宁汉文已经在里边，祁援朝和二十二中几个不认识的同学也在这里。大家七嘴八舌发着议论：

　　“太猖狂了，我们没去找他们，他们倒打到头上来了。”

“把华侨贮藏室抢了，还一把火烧毁了办公大楼，当时好多老师看着火光冲天的大楼急得直哭，这账还没算的。”

　　“真可惜，昨天的机会错过了，要是当时有准备，把他们一网打尽多好。”

　　“说起来造反派胜利了，怎么路过二十二中总是提心吊胆的？！”

　　“六月份，何儒非就是在学校大门口被他们砍得头破血流的，血衣还在办公室里。何儒非可是我们红十月的旗帜，这口气还没出的。”

　　“毛主席都说了要武装左派、要实行群众专政，坏人要让革命群众自己处理。”

　　“这回我们要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不搞就不搞，要搞就搞彻底，把他们好好教训一下，看他们还敢不敢为非作歹？！”

……

　　也有少数同学只是静静坐在那里。

初一几个小个子机灵鬼不时地进进出出，随时报告二十二中那伙人的最新动态。

　　演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议室里的人一直在等。

在隔壁房间里面，我自己班上的会也同时在进行。与这边的热烈相比，那边的空气有点沉闷。

　　“有个别红十月战士的革命意志出现了衰退的苗头，好像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跟他关系不大了，听说还经常和逍遥派一起去逛商店，对大批判等工作不热心，这样下去怎么行？革命才刚刚开了个头，新的政权才刚刚建立，后面还有那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复课闹革命，课怎么复？怎么样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如果不能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思想，不能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这一年多来的浴血奋战还有什么意义？中国的明天靠我们去建设，我们凭什么本事去建设？用什么精神状态去建设？每个人都要认真想一下：我们肩上的担子究竟有多重？希望每个人都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二十二中这伙人的出现搅乱了我的心绪，只是简单讲了上面几句后就要班上勤务组的负责人舒国良主持会议。我心挂两头。这边班会讲了个开场白又跑到隔壁会议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坐一会后又到班上去听大家的发言。班会开了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看来还有点用，至少对被我关注的那几个同学有所触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又转身回到会议室。此时演出已经临近尾声，更多的同学得到通知来到会议室，会议室都快挤得装不下，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一直在探听消息的同学来讲孔威、傅强等人离开了二十二中，走了。

这看来是个好消息，至少今天不会再有事了。

有同学说那我们就走了。有人站起来准备离开。

　　“把人集合起来一次不容易，就这样算了？” 也许是有人觉得这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对参加会议的几个头头发出了这样的诘问。

　　“不算又怎么样？”有人不以为然地反问。

　　“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抓来。”他激动地说。

　　“抓来搞么事，就地打死他算了。”更激烈的主张出现了。

　　会议室里一下静下来。这个提议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刚开始我也是一愣，一时不知道怎样回应这个提议，在此之前，把这伙流氓痛打一顿就是我惩罚他们的全部内容，从来没有想过要谁的命。在迟疑中趋向否定这个建议时，突然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打死了，一点事也没有。这个声音的出现，至少打消了我反对这提议的念头，但我还是在犹豫，毕竟人命关天。不过从这一刻开始，“人命关天”这一古训在我心中的位置开始动摇了。

　　开始有人发出充满正义感的声音：“这伙流氓抢劫建设银行，放火烧楼，绑架，行凶，对南下的女生耍流氓，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打死他们也是为民除害。”

　　提到绑架，我想起这伙人曾绑架省委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任爱生⑦，任爱生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冒死相拼，以终生残疾为代价，纵身跳楼才得以逃出虎口。那天在医院抢救时，为不让他再次遭劫，我带人前去守护。看着面色苍白、形若枯槁的长者，看着只有呼吸没有知觉、生命垂危的任爱生；看着他那一双含泪守在病房外的年幼儿女，我曾发誓一定要严惩凶手。

　　有人介绍兄弟学校的情况：“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面临的问题，流氓势力的猖獗已经到了不打击不行的一步了。汉口那边有几个学校的流氓打着造反派的旗号，搞了一个所谓的“五校联防”，为非作歹，新一中对他们一点都不手软。硬把他们打熄了火。搞群众专政我们都有点落后了。”

　　“《文汇报》的社论说：一小撮流氓的猖狂挑衅是路线斗争的新动向，他们妄图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迎头痛击。”有同学据此来说明这情况中央已非常清楚，已向我们发出了战斗号令，这样做是符合斗争大方向的。

　　“对流氓就是要镇压。”

　　“我们这是为民除害。”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情绪开始升温。

　　“我不同意打死。”只有高三（1）班的钟立民在一片赞同声里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马上有人不容质疑地对他说；“这种流氓留着干什么？你不干就一边去！”

　　有同学搬出了革命导师的语录：“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现在公检法已经瘫痪，流氓猖獗没人管，这事只有我们造反派来做了。”

　　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英雄气概已经主导了会场的气氛。

　　我想起了列宁的话：“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地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这真是革命的箴言，伟大的列宁几十年前就指出了这种“不幸”，要我们保持革命的“本能”，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不知是因为导师的教导还是因为会场上那种气氛的压力，或者就是真改变了认识，持谨慎态度的同学不做声了。

　　我慷慨激昂地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这回要搞，就要彻底打掉这个流氓团伙，要打得他们再也不敢来干扰破坏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法律是保护我们而不是保护他们的。

　　此时的我，对将要做的这件事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没有一点怀疑。甚至被大家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有一种马上要去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骄傲和自豪。

　　干不干的问题解决了，接着要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我说那我们的目标确定哪几个？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我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主持会议的角色。此前大家在这里只是集合待命，并不是开会，就是开会主持会议的也应该是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何儒非而不是我。

　　我话音一落大家马上说开了：

　　“孔威，这家伙是这伙流氓的“拐子”⑧，最坏，擒贼先擒王，首先就要打掉他。”

　　“傅强，除了孔威就是他，他的坏点子最多，狗头军师。”

　　“庄洪运，他是最得力的打手，每回闹事都是他冲在最前面。”

　　“还有丁洪宝，他和庄洪运是哼哈二将，也是一个凶残的打手，除恶务尽，丁洪宝不能放过。”

　　“还有×××。”有人提到了自己痛恨的人。

　　“他就算了，只是一般成员，我们只打首恶。”马上有人发言否定。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说得最多的还是符军和二十二中的几个同学。毕竟我们分属两个学校，对这伙人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多数人见了他们的面都不知道谁是谁。

　　在我的主持下，大会最后决定除掉孔威，傅强，庄洪运，丁洪宝四人；落实了枪枝及由谁持有；确定了参加行动的人员；把参加者分成了四个组，确定了各组的负责人；明确了去孔威家由老初三（4）班的同学带路，去其余三家带路的事由符军负责；十二点钟开始行动。此时才十点钟，大家先回宿舍休息，到时再通知。最后强调一定要保密，目前还不清楚对方手里有什么武器，但能肯定至少有手榴弹。如果走漏了风声，不是计划泡汤就是我们会有难以预料的伤亡。

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我还坐在那里。

　　虽然疾恶如仇，热血沸腾的情绪还在身上延续，但内心深处有一种隐隐的焦虑在慢慢往外渗，总觉得有点什么问题。应该说对这个行动的具体安排，自认还算是缜密的，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一向很自信，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那是什么呢？这必须弄清楚，但一时又弄不清楚，我有点不安起来。突然觉察到是“人命关天”的古训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不安地躁动，在察觉到这一点后，这焦虑就开始不可遏止地往外涌，按都按不住。是不是这个决定根本上错了？我反复想了一下后的结论是否定的。虽然这个决定有点突然，不是我的初衷，但不论从革命理论还是从眼前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们都是有道理的，是事情合乎逻辑的发展。那是什么让我焦虑不安呢？对，是枪毙四个人多了，要减少。明确了这一点，人顿时感到一阵轻松。我找到符军，一起到了何儒非、柳英发住的寝室。

　　何儒非、柳英发是66届高中的，我是66届初中，比他们低三届，我们一起从最初的“一小撮”⑨走过来。虽然有时我们之间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想法，甚至可能冲突一下。但从心底里我把他俩看作是比我年长，政治上比我成熟的大哥哥。就私而言，心理上此时我需要他们对我想法的认同；从公而言，我要改变会议的决定，也需要他俩的同意。

　　屋子里只有我们四人。我讲了对行动的具体安排后说庄洪运昨天那一顿打挨得不轻，估计给他的教训也差不多了，肯定会有所收敛。是不是可以把他从名单上拿下？

　　没一个人有异议，他俩简洁的用一个“好”字作了回答，几乎连想都有没有想，看来不管他俩意识到没有，内心很可能有和我一样的焦虑。符军也连连点头，我很高兴他们的认同。他俩又详细问到一些具体的行动细节，我一一作了回答，离开时，他俩一再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午夜十二点，四十多个同学准时在后操场集合，大部分是我校的红十月战士。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阵阵北风飕飕地袭来。虽然天气很冷，但大家情绪高昂。很显然，这次出发和“6.24” 那次迥然不同。

　　在“6.24”那天，当造反派在杨园地区的唯一据点——铁道部第四设计院被人多势众，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⑩包围，铁四院的造反派在浴血抵抗，街头巷尾风传钢工总总部派去救援的装满战斗队员的三十多辆大卡车正在开往铁四院的途中。实际上当时只有五辆车（临出发时坏了一辆，最后只有四辆车）到了武汉重型机床厂组织战斗队员去援救。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这种援救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没有赴死的决心，没有慷慨捐躯的勇气，是不敢登上这几辆车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是钢工总成员最集中的地方，据称有战斗队员三千多人，此时却鲜有人影。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那边铁四院的造反派危在旦夕，这边却迟迟凑不齐这几车人。正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准备演出的我校《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坐不住了，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被“百万雄师”屠杀，宣传队队长把队旗一挥：我们上。他的本意是男生去，不料十几个洋娃娃般的宣传队员，不论男女都抓起长矛，齐刷刷地跳上车。那几个女生怎么劝也不下去，还是旁边的工人战斗队员实在不忍心让这几个稚嫩的女孩也去送死，强行把她们赶下了车。四辆卡车飞速地向铁四院驶去，“百万雄师”早已在铁四院周围设下了路障，汽车过去连调头的机会都没有，在组织严密的数千名“百万雄师”面前，等待这四车人的将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车队在大街上驶过，《红十月》的旗帜极其悲壮地迎风招展。沿途很多人鼓掌欢呼，但当发现只有四辆车时，更多的人说惨了，惨了，这几车人是在赶赴黄泉。当时我和几个红十月的同学正在从铁四院返回学校的路上，刚才眼睁睁看着铁四院的造反派落入“百万雄师”手中，其状惨不忍睹，我们满腔的愤怒和悲伤。这几辆车迎面开来时，沿路的欢呼声让我们知道了车上是援兵，“百万雄师”是绝对得不到市民的欢呼的，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有我朝夕相处的同学。当突然看见了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旗，看到了旗帜下面表情坚毅、的红十月战士，我的心一下子发紧，想喊都发不出声音了。我的好战友，你们真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了。不能让我慷慨赴死的战友暴尸街头，拼着一死也要让我的战友保持最后的尊严，我们发疯似地跟着汽车狂追。所幸的是就在他们到达铁四院前的几分钟路障刚被撤掉，车队只是呼啸而过，人们所担心的惨烈场面很侥幸地没有出现，但还是有一个工人战斗队员被飞来的长矛刺中心脏。

　　如果说上次出发是笼罩着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那么这次出发就洋溢着一种为民除害的高昂激情。我们这一代人是吮吸着浓稠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乳汁长大的，从小就认为自己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从小就认为为革命牺牲，为人民利益而死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我们随时随地准备实践的誓言。现在我们出发了，虽然不是上次似的慷慨赴死，但同样神圣，我们是去打击一伙胆敢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流氓。

　　队伍排成两列出发了，领路的同学走在最前面。诺大一座城市似乎已经酣睡，路上看不到行人，偶尔从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仿佛在告诉人们现在的夜并不平静。好一盏坏一盏的路灯让我们的身影时而有时而无，印象中汉寿亭离我们学校并不远，但今晚这段路好像变得有点长。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领路的同学指着一处房子说到了。

　　我让队伍停住，和几个组长一起随领路的同学围着房子转了一圈。

　　这是汉寿亭临街的一处住房，两层楼，三栋连在一起。每栋只有一开间，进深不超过十米，三栋加在一起所占的面积并不大。孔威住在中间一栋二楼临街的一间，这栋楼有前后两个门。只要把这两个门一堵，他孔威插翅也难逃。四个小组四支枪正好前后门各一半，我带队在前门。

　　我开始叫着孔威的名字，敲那老式带上下转轴的木板门。

　　“谁呀？”许久楼上才有回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同学。”

　　“他睡了。这么晚了还有么事？”

　　“我们有点急事，要找他。”

　　……

　　隔了一会儿不见有动静，我又敲门时，听到头顶上窗户的吱吱声。我后退两步抬头一看，窗户已经打开，露出一张女人的脸。听符军介绍过孔威有个姐姐，看来就是她了。她盯了我们一眼说孔威已经睡了，有事明天来。神色显出她的怀疑和担心，但语气显示她主意已定。

　　在她说话时，她背后有个身影一闪，估计是孔威，虽然不认识，但只可能是他。这种老式的房子不高，虽然光线很暗，但里面明显的动静还是看得见的。

　　我身后有人说我们有急事一定要见他。同样没有商量的余地。

窗户吱的一声关上了，我们几个继续敲门。终于，我们不屈不饶的努力有了回应，来开门的是一个披着棉袄的老太太。从热被窝爬出来她一脸的不乐意，冲着我说这么晚了还来做么事？吵瞌睡。她突然看见我手里拿着枪，还想说什么的嘴立刻闭上了。

　　屋里很暗，只有从右边房门虚掩的屋里透出的一点光亮，我以为楼梯在里面，就推开这虚掩的门，正准备往里迈，老太太拦住我说这是我的屋，楼梯在后面。我转身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摸，行动很慢，这时听到隔壁枪响了。枪声让我知道自己进错了门，赶紧转身出来，看到方兴国正猫着腰往里面开枪。

　　我问他情况怎么样，问孔威有没有枪？他头也不回地说没有枪只有刀，孔威已挨了枪。

　　我说那你在这里开什么枪？怎么不进去？心里对他很有点不以为然。

　　我一步跨进门又朝前走了几步，发现地上坐着一个人，身边还有一把长长的马刀在幽暗中闪着寒光，是孔威无疑了。几乎是抵着他的人，我连连扣动扳机，也没有数开了多少枪，只到再扣扳机没有了反应。心想他肯定完了，转身走出大门说了声：撤。

　　大家朝学校方向撤去，显得有点慌乱，已经不能排成有序的队形。我刚走了几十米，同班的陈志忠从后面赶上来告诉我孔威还没死。没有死？那怎么行，我一听二话没说就和他一起转身回去，朝坐在地上的孔威又开了三枪。

　　再转身出来时大多数同学已经走得很远了，途中被告知负责堵在后门的高胜祖和岳中杰分别被流弹伤着大腿和小腿，我脑子嗡的一声像挨了一棒。这两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岳中杰是数学课代表，绰号“学者”，高胜祖是物理课代表，绰号“老屁”，这是两个很有天赋的同学。有句很脏的话要往外涌，但想到还不是伤在要害部位，又忍住了要骂人的冲动。班上的负责人已经把他俩送往医院，我赶紧叫一个同学赶到医院去，嘱咐有什么意外情况马上和学校联系，就带领其它的同学回到了学校。

　　在学校的前操场，参加行动的同学稍许休息了一下，我又安排了两个同学去医院了解高胜祖和岳中杰的伤势和医治情况。然后检查了枪枝弹yao，给子弹打光了的同学补充了子弹，此时才清楚包括弹夹里和已上膛的子弹，我朝孔威一共开了了十一枪。

　　又准备出发了，要赶在傅强知道消息之前行动。出发前我简单说了几句：一，打孔威的行动很成功，他肯定完蛋了。二，打傅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吸取前面的教训，只许近距离开枪。

　　傅强的家离学校比较近，就在御碑楼，很快就到了。这是只有一个出口的巷子，这巷子不深，在快到尽头时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傅强的家在这排平房靠中间的位置。也是有前后门，但后门的右面是一堵墙，只需守住左边就行了。队伍分成了两组，一组负责后门，吸取上次的教训，我嘱咐只能侧身站在一旁，傅强不出这个门就不要过去；另一组守在巷子口，尽量隐蔽好。布置好后，符军上前敲门，我和方兴国站在一旁。里面的问话和外面的回答几乎同刚才在孔威那里完全一样。不同的是这回比上次顺利，只稍稍僵持了一下，门就开了，一个大妈走出来，随手又把门关上。

　　 大概是太面生吧，她有点疑惑的看着我们几个，然后又看看四周，似乎觉得又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但还是不放心地问是不是傅强的同学。符军说你忘了？前几天我还来了的。

　　她盯着符军看了一眼，在犹豫中还是让开身子推开了门，屋里没开灯，她朝里面指了指。

　　顺着她指的方向，借着外面路灯的余光，我隐约看到一张单人床，就朝这单人床走去。大概是看到有人过来，睡在床上的人坐了起来，看来他就是傅强了。我不认识他，怕搞错，想先确认一下，就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傅强？他点点头。也许是刚被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在昏暗的光线下，他一脸的木然。我认出了他，在昨天发生的事中，在办公大楼三楼他站在旁边始终一言未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点犹豫，那只握着已经上膛手枪的手有点沉，我开始希望他这时能开口说句软话，说句不再与红十月为敌的话，那怕说句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场误会，从来就没有有意与红十月过不去这样的话。只要他开了这个口，事情就会发生一个大逆转，我会松开枪，把手从口袋里面掏出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句这次放过你，以后不要再给自己找麻烦了，然后调头走人。我都认出他来了，他应该认出我，昨天不就是从剑拔弩张戏剧性地化为平安走人？我盯着他至少看了十秒钟。

　　见他没有开口的意思，想引他开口，只要他开口，就可以把内容引向我希望的地方。我再次问他是不是傅强？他仍然只是茫然地点点头。符军和方兴国不知道我在等什么，在我身后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傅强的家人更不清楚我们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在疑惑中不安地看着我们，大概心里在想，说是同学怎么又一问再问？

　　一时间屋子里悄然无声，只有无边的黑暗一阵一阵袭来。在犹豫和期待中这时间过得特别慢，对我来说，每一秒钟都是对神经的残酷折磨，但他始终只是木然地望着我，没有任何想说点什么的意思。真有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我对自己说不能再犹豫了，他们那伙人干下的种种坏事又开始在脑海里涌现，革命导师几乎就是针对我们的箴言又在耳边响起，行动的决心在飞快地恢复。可是在告诫自己不能再犹豫的同时，又有一个声音顽强地要自己再等几秒钟，到时他还不开口再动手不迟。

　　一、二、三。我盯着他的眼睛心里尽量缓慢地数完三下，还是没动静，我掏出手枪几乎抵着他的脑袋就是两枪，他没吭一声就往后倒在床上。傅强的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一时惊呆了。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出了门，队伍迅速撤出了这条巷子。

　　 “他们杀了我的儿子。” 一个惊天动地的喊声从后面传来。

　　在冬日的深夜，这声音十分碜人，让人心里发毛，这声音同时又显得那么无奈和凄凉，无助地在夜空里飘荡，钻进它能经过的每一个角落，四周没有一点回应。

　　 在撤离的途中这支队伍又聚集在了一起，我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不少。因为这次的干净利落，大家都有点兴奋。符军又领路往丁洪宝的家走，准备去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我的脚步却开始有点沉，“人命关天”的古训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又冒了出来，可能是傅强的母亲那一撕心裂肺的喊声唤出来的，也可能是它一直就没有离开。但革命是第一位的，“革命的需要是最高的法律。” 什么都不能和我们心中的革命理念发生冲突，在革命面前什么都要让位。要保持无情镇压这伙流氓的革命热忱，革命导师的教导还在耳边回响，该怎么办呢？队伍在继续朝丁洪宝的家行进，并且速度越来越快，几乎是在小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内心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理智在告诉我打掉孔、傅二人就足够了，这个行动现在可以而且应该停下来。越往后走，要停止就越困难，此时能中止这后面行动的只有我，但要中止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同，而且必须和我们心中的革命理念一致。这个中止的程序该怎样开始？开个紧急会议讨论？很难，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氛围，而且人多嘴杂，重现《红十月》编辑部那一幕怎么办？必须当机立断。情急之中心里突然闪现一个主意。我叫停队伍，快步走到符军跟前，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问他：“打掉孔威、傅强后，剩下的这些人还敢不敢危害文化大革命，跟我们作对？”

　　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符军。但此时谁都明白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符军的回答将影响下一步的行动，大家一下子都看着符军。

　　可能是太突然，他一时没有回答，足足有十几秒钟没吱声。不过我的对策已想好：如果回答是预期的，当然最好；如果不是，我就说那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他还敢为非作歹，再打掉他也不迟，今天就行动到这里，回校。说完就带领大家往回走，就是有人反对也不理。

　　符军在一阵迟疑后，终于说话了：“估计不敢了。”

　　我不再给任何人说话的机会：“那好，回校。”

　　说罢就让队伍调转了头，没有人反对。虽然事先有几分把握，但真正落实后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队伍朝学校方向走去，除了有点杂乱的脚步声，没人发出其它的声音。黑夜使我们无法看到孔、傅二人最后的模样，就视觉冲击而言没有什么感觉，但内心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却是无法言喻的，不管此时的感觉是紧张，是兴奋，是后悔，是害怕，还是其它什么。在当时集聚了一批武汉市最优秀中学生的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怀着对伟大领袖的一片忠诚，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腔热血，怀着对流氓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凭着对革命最单纯的理解，干出了这样一件石破天惊的事。这个行动虽然不是我的初衷，但我对这个行动的正义和必要是没有怀疑的,是义无反顾且身先士卒的。尽管离完成全部计划还差一步，那也只是在我们希望的目的已达到后而自觉中止的。

　　听说此事的人没有不感到意外的，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其它学校，不说正常，至少可以理解，但你们是群书生，搞文的你们怎么样出格都不意外，《江城质疑》只有你们搞得出来，没想到搞武的你们同样不同凡响，一晚上就搞掉两个，而且最初还是准备干掉四个。我曾回答其中一个人说你们来和这伙人比邻而居看看，等你们有了和我们一样的遭遇和感受，你们只会比我们更出格。

　　别说在武汉市，就是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一所最好的中学和一所最末流的学校只是一墙之隔地紧靠在一起。两所学校成员的认识、境界、追求，行为方式有太大的差别。对方那群人唯一的行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从文化革命开始直到“12.5事件”，他们除了暴力还有过什么？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想过，如果当时在听说他们离开二十二中后没人提出来到他们家里去打，或者有人提出来但被坚决否定了，这件事是不是就过去了？我的看法是没有过去。没有“12.5事件”，会不会有“12.7”、“12.8”事件？是可能会有还是必然会有？我的结论是必然会有。可能会没这严重，但也不一定。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两群完全不同的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冲突，以我们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的能力，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安全释放这种冲突的渠道。只要这种冲突的能量没有安全地释放，这个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

　　我们从心底里是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是社会的渣滓，从来没有同这类人打过交道、缺乏处理这类问题能力的我们，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纠缠了我们大半年的头疼问题。我们不是把解决这个问题看作文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思想中是想把这问题解决了好不受干扰地进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

　　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的人群，仅一墙之隔，在文化革命这个只受内心信念束缚的环境里，发生剧烈的冲突是不是一种必然？这一批有责任感，有思想的中学生在使用暴力的过程中及之后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几个主要的当事人从此以一生为代价，在最残酷的精神和物质环境里体验、感受、反思，炼狱的烈火无情地在脚下燃烧，正是在炼狱的无情烈火中他们重新审视了自己和那个年代，让自己真正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

　　对这个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举动，对这个将要而实际上已经改变一大批人命运的夜晚，这批置身其中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起码的思想准备，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一个人真正转过弯来。

　　回到学校后我向所有参加者说了几句要保密防止流氓报复的话后，大家就散了。不住校的同学回了家，其它的同学回寝室睡觉去了，我和符军到了何儒非、柳英发那里简短地汇报了一下这次行动。他们没有在意对丁洪宝行动的中止，看似平静地听我说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当决议付诸行动并且成为事实时，显然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严重性在心理上对他俩的冲击同样是巨大的。

　　不知是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还是什么其它的原因，何儒非有点不相信地问，孔威、傅强真的死了？

　　我说死了。

　　柳英发问符军掌握孔威、傅强的材料多不多？

　　符军说多。

　　把他们材料整出来，提上纲，贴出去。你们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当冲击波过去后，柳英发恢复了本色，说起话来干练利落。

　　三十多年后我在《文革亲历者访谈录（柳英发）》中看到：李乾回来汇报的时候，“脸色嘎白，浑身发抖。”那可能是我的真实状态，一个未满十八岁的中学生在巨大的心理冲击下的真实状态，或者说是必然反应。

　　此时应该是凌晨三点多钟，同寝室69届初中的小屈伟还坐在床上等我，他是我班同学屈慧君的弟弟。见我回来，连忙把我的被子打开，又要去打洗脸水，我摇摇手，示意不用。真的有点累了，连衣服都懒得脱就倒在了床上。平时见了我没一点正形，走路都恨不得趴在我身上的屈伟也识趣地躺在自己床上一声不吭，没有硬挤到我旁边，要我给他讲点什么。

　　刚躺下，住在隔壁的汪文博拿着一小瓶浅红色的药水走进来，告诉我是镇静剂，他担心我睡不着，要我喝掉。我连忙起身说用不着，他还是坚持把这药水放在了桌子上，握了握我的手，才离开。我在（3）班，汪文博是（4）班的勤务组负责人，能文能武，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是学校初中部的百米冠军和篮球队的绝对主力，文化革命前我们关系就很好，现在就更不用说了。每次有危险的时候，都会看到他的身影。这次行动他是四个行动小组的组长之一。我很感谢他的细心和关心，同时我想，如果他内心没有感受到巨大的冲击，是不会想到镇静剂的，但我确实不需要它。

　　重新躺下后，突然觉得刚才发生的一切好像不是真实的，怎么这样一件天大的事情就这样做了呢？真希望是一种幻觉。然而我内心十分清楚，这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而且这个行动是我一手指挥的，一切都没法改变了。

　　抵挡不住阵阵袭来的睡意，在恍恍惚惚中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虽然睡的时间不长，但感觉已好多了。不久，舒国良，司子林，汪文博等红十月的中坚来了一大帮。一见舒国良我就问岳中杰、高胜祖的情况。

　　舒国良说昨晚我们把岳中杰、高胜祖送到医院不久，傅强也被他家里人送到了同一家医院。

　　“他还活着？”舒国良一开口就让我瞪大了眼睛。

　　“你听我讲完，别着急。当时是还有一口气，医生把伤势一看就摇了摇头说，这是高手所为，这两枪中的任何一枪都是致命的，没法救。不久，傅强就没有了动静，送到太平间去了。”舒国良接着说。

听到有人竟称我为“高手”，内心的活动有点复杂，平生第一次，怎么就成了高手呢？但只是心里想，没表露出来。没有问也不敢问傅强的家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清楚：不管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坏东西，那怕该杀该剐，但在父母眼里总是最珍贵的宝贝疙瘩，总是自己精神和生命的支柱。傅强的母亲那一声绝望的叫喊在我心里始终挥之不去。

　　舒国良接着说我们是在同一个病房里，他的妈妈看到岳中杰、高胜祖也是枪伤后，问这问那，好像对我们产生了怀疑。怕出意外，他俩又没有伤到骨头，我们就办了出院手续。

　　我连忙问他们现在那里？

　　舒国良说高胜祖送回家了，岳中杰在他寝室里。

　　我说走，去看看。

　　一行人到了岳中杰那里。

　　岳中杰半躺半靠，正闭目养神，我们的声响惊动了他，他睁开眼时，我们已在他面前。

　　我不无歉意地握着他的手说对不住你，让你受了伤。

　　他说这不怪你，又没有伤着骨头，过两天不就好了，我没事。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这个后来从锅炉工的位置考取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现在美国定居的“学者”反过来担心我，话题一下子转移到我身上来了。

　　舒国良说昨晚我是没睡好的，翻来覆去，总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汪文博接着说孔威家现在围满了人，都以为是流氓打流氓，说好戏在后头。我班上几个住在汉寿亭的同学有点担心，担心街坊知道了他们的事后，传到那伙人耳朵里后遭报复。传到对方耳朵里是迟早的事，别人的密可能保得住，你的密想保住很难。

　　“说点别的好不好？一个个都搞得紧张兮兮的，有那么严重么？该紧张的应该是他们。”司子林截住大家的话题，“你还没有吃吧？走，过早去。”

　　在去食堂的路上，不论是碰到同学还是老师，大家都很关切的同我打招呼。很奇怪现在全校师生最关心不是昨晚发生的事，而是我们这批人特别是我的安全。

　　中午十二点钟我们还端着饭碗，伧促中革委会召开了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革委会主任、原学校政治处主任耿祺华神色凝重地说：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我有责任。孔威、傅强两个是流氓，该不该打死？今天不议论，这里只落实三件事。一，昨天所有参加了行动的人员的名单要保密，知道的就知道了，不知道的不要打听，尤其是不能扩散。二，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现在要放在第一位，二十四小时要有人值班。三，为防止对方的报复，李乾同志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最好是离开武汉市，等情况明朗了再说。”

　　柳英发说；“赤手空拳总不行，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去弄点枪来。”

　　我感到有点滑稽，怎么紧张的变成了我们？并且紧张到这个程度。不管庄洪运，丁洪宝二人知不知道昨晚到阎罗殿走了一趟，现在应该是他们通身冒冷汗的时候，绝对不敢找上门来。不是说他们个人一定没这个胆，而是不论从天时，地利，人和的任何一方面来说，他们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有这方面的动作，如果我们再散布一点消息出去，离开武汉的就会是他们。怎么打击一小撮流氓嚣张气焰的结果竟成了灭造反派自己的威风呢？依我的性格，会把我的意见毫不犹豫的说出来，但昨天的事情好像让我的锐气小了许多，未曾有过的疲劳感一下子袭了上来，每天不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所透支的精力，现在集体来要债了，感到没有足够的力气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争取到大家认同。

休息几天也好，该静下心来看看书了。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表示同意后，我也表示没意见。注释：

① 鼓楼洞的麻雀——骇(黑)大的：武汉流行的歇后语，鼓楼洞是横穿蛇山的隧道，光线很暗，故而说那里的麻雀是在黑暗中长大的。

② 烟子：武汉的方言，意思是原先结下的仇恨。

③ 硬糖：武汉的方言，意思是不怕事的硬汉。

④ 汤饭：武汉的方言，意思是胆小怕事的懦夫。

⑤　钢工总：文化革命中武汉市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⑥　点水：方言，意思是告密

⑦　任爱生：原湖北省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省革委会成立时作为“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任革委会副主任。后多次挨整批斗，与他毫无关系的 “12.5”事件是他的主要罪状之一。

⑧拐子：武汉的方言，本意是哥哥的意思，引伸为一群人中的头目。

⑨“一小撮”：1967年的8、9月份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在武汉被湖北省委和老红卫兵称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南下的学生和支持他们的人就自称为“一小撮”。开始他们的人数是极少的，也称为“少数派”。

⑩ 百万雄师：当时武汉市最主要的保守派组织，核心部分是市人武部组织的以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体的“红武兵”。



　　　　3　　湖南之行

　　准备下午三点钟离开学校去长沙。

　　舒国良有一个亲戚在湖南师范学院，两位老人住一个大单元，吃住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正岳麓山下，环境又好，闲了还可以到山上走走。燕妮丹是早饭后才听说昨晚发生的事，她赶来说早就想回湖南老家看看父母，正好顺路，要和我们一道走。

　　中午，三十三中钢二司的头头居国威来了，还有舒国良的哥哥舒国同。三十三中就在御碑楼，离傅强家不远。

　　一见面居国威就快人快语：“早上还没走到学校就看到那里堆满了人，说是一群人昨晚涌到一家屋里开枪打死了二十二中的一个流氓。一听说这事，就猜想十有八九是你们干的。我和舒国同就说一定要赶过来看看你们。你们没得事吧？有没什么要帮忙的？我想你们现在肯定差武器，给你带把枪来了。”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我由衷地感谢他。

　　听说我们几个要去长沙，居国威执意要护送到车站。

　　细心的燕妮丹建议：先去李乾家一趟吧？他要多带些东西。

　　正准备走时水运工程学院送枪枝的车来了，柳英发要我们坐车出去，说这样安全些，何儒非送我们上车，几个人握手告别。谁也没想到此一别再聚首时，已是人到中年。

　　我们一行六人就这样离开了学校。本来只有五个人，多出一个小屈伟，他死磨硬缠一定要送。一路上全是居国威在安排，我们没有直接去中华路码头坐轮渡，而是绕道大东门再上电车过江。他还不让六个人走在一起，说这样目标大。他说小屈伟机灵，燕妮丹细心，他俩走在前面，有异常情况及时发出信号；我和他走在中间，他负责我的安全；舒家俩兄弟负责殿后。我们手里几支枪都是上了膛的，很有点如临大敌的味道。

　　过了江，大家放松多了。在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意外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马路边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平时我回家通常是坐轮渡，是在另一个方向的，未必她有什么预感？

　　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我就没有让母亲过一天安心的日子。

　　我家住在汉口民生路临街的三楼，离发生“6.17武斗”的铜人像很近，那天的武斗一直打到我家的凉台下。母亲几次向我说起她看到的一幕：一队彪形大汉手握长矛，追杀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而那几个年轻人满身是血没命地跑，被抓到的就往车上一扔，后来也不知是死是活。她说她腿子都吓软了，想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外面心里就更加发慌。

　　碰巧的是那天晚饭前后因为要拿伙食费我从水利电力学院回到了家里，母亲坚决不让我再出门。见好说不听，她搬把椅子坐在房门口说：“乖乖，你要出去就先把妈杀了，妈不要你死在前面要妈给你收尸。”

　　娘儿俩从五点多钟一直僵到晚上九点多钟。

　　最后我说；“妈你这样是没有用的，你又不是不了解你儿子，只要他拿定了主意的事，什么时候改变过？你不可能不眨眼地一直守到天明，晚上总要打个盹吧？你是愿意我现在坐电车平平安安地过去呢？还是让我半夜趁你打瞌睡时溜出去一个人走过江呢？”

　　我的话击中了她的软肋，两害相权取其轻，她无奈地作了让步。

不知是我们的神色透露了某种信息，还是一次带这多同学到家里来的少有情况引起了她的警觉，母亲看到我们一行人后的表情有点复杂，疑惑的双眼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进屋后我告诉她今晚要到外地去办点事，回来拿换洗衣服和生活费。

　　她没有习惯地接着问到哪里或者问什么时候回，而是不无担心地问你们没出什么事吧？

　　我有点惊奇母亲的直觉，但还是不愿让她知道，就装着有点不耐烦地说没有，你想到哪里去了？自以为这样能打消她的怀疑。

　　其它人也连忙向她解释是社会上发现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传单，联合专案组怀疑与我校一个湖南籍的同学有关，学校决定派李乾去外调。这是我们路上都商量好了的。

　　“我也弄不清楚你们说的事，没出事就好。我去厨房弄点吃的，你们先坐一下。”她给几个同学打了下招呼，转身进了厨房。

　　她刚出门我们几个就相视一笑，以为把她蒙过去了。

　　在母亲关切的目光里，我风卷残云般地把这晚餐塞进肚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下一次在母亲的注视下享受她亲手做出的菜肴，竟要等到磨难绵绵不绝的多少年之后，并且是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

我清理好了准备带的东西：一册《毛泽东选集》精装合订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一本《联共（布）党史》，一册《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几本文化革命的资料加上两套衣服，迈腿就要走。母亲拦住我们，说她先出去看看，没什么异常再走不迟。

　　这下轮到我们懵了。

　　原来不露声色的母亲心里镜子似的明白。难怪说母子连心，儿子的什么事能够瞒得过做母亲的？能瞒得住眼也瞒不了心。她没有追问我们，是她太了解她的儿子，生我养我十八年，什么不清楚？现在儿女大了，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志，而她觉得自己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儿女都是国家的人，自己搞不清楚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无力改变儿子什么，只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为儿子做点什么，尽可能为儿子遮点雨挡点风。可怜天下父母心。

　　尽管在外面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母亲还是坚持要我们从楼顶的凉台经另一栋楼下去。临分手时，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也不敢想母亲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走了许久我再回头时，依稀看见母亲还伫立在肃杀的寒风里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

　　在武昌火车站，居国威，舒国同，小屈伟和我们依依惜别，大家都有点心事，空气显得很沉闷，但究竟是什么心事也说不清楚，傍晚我们上了去长沙的列车。

　　一夜睡得都还不错，等我们醒来时天已蒙蒙亮，火车快到捞刀河了，下一站就是目的地长沙。

　　眼睛看着不断往后飞奔的窗外景物，心里却还是“12.5事件”在缠绕。我问舒国良如果警司（武汉警备区司令部）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样？

　　他一时无从答起。

见他没有回答，我突发奇想，慷慨激昂，尽管心里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应该在市里开一个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红十月为民除害所作的贡献，并奖励我们一批枪支，这样在社会上就会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让那些流氓胆战心惊，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在公，检，法目前基本上已经瘫痪，已不能有效地发挥维护社会治安职能的情况下，只有依靠造反派，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才能保证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

　　舒国良和燕妮丹听后都笑出声来。

　　舒国良笑完后很认真地说：“不行，不行，如果表彰了我们，那肯定会遍地开花，武汉市不乱了套？”

　　是啊，表彰肯定会乱套，不管会不会乱套呢？如果警司管，他们会怎么管呢？舒国良的话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点小小的不安，只是“革命小将”的光环没让自己再往深处想，这不安很快就过去了。

　　“我送你们到湖南师院后再回家，看一下父母就来。”

　　燕妮丹的话让我有点意外又让我有点感动。现在才知道她这一次出行主要不是为了回家，并且后面的行程告诉我，她根本上就没有准备回家。

　　从火车站到湖南师院，是沿长沙市的中轴线走过的。他俩是极热心的向导和解说员，尤其是燕妮丹，一路上柔声细语，对每一处历史遗址和主要景物都不放过。哪怕不从那里经过，她也要告诉我所在方位，然后细细介绍一番。

　　硝烟犹闻的五一广场还在诉说着当时武斗场面的惨烈，枪弹留下的大窟小眼比比皆是，名闻天下的湘绣大楼一片狼籍，以前的风光荡然无存。燕妮丹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惨烈场面和末微细节，湘人的骠悍和义无反顾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相比之下，武汉的武斗只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外地盛传“6.17惨案”死了一百多人，说像回到了二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大刀长矛飞舞，呻吟和惨叫声不绝于耳，铜人像一带血流成河，那只是有点夸大的传言。在此想起一百多年前曾国藩湘军的骁勇善战，想起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义无反顾和几十年前湖南农民运动的狂飙横空，对已融入湘人血液中的那种尚武精神和逼人豪气，算是有了一点实实在在的感受。

　　小船缓缓穿过碧绿的湘江，清冽的江水被激起浅浅的浪花，伫立船头，放眼看去，湘江的尽头和如洗的蓝天和谐地融为一体，身着浅黛色冬装的岳麓山，慢慢拨开缭绕的晨雾，似乎在讲述眼底的千年风云。面对此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感受油然而生。

　　燕妮丹提议一定要在橘子洲头走走，沿着伟人当年留下的足迹，感受一下当年伟人心境和抱负，她说她也好久没来这里了。

　　我们信步走着，一股景仰之情从心底涌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在这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读透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为后来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立足湘江，胸怀天下，写下了一系列彪炳雄文，参与领导了“驱汤”等湖南早期的革命活动；他联络了一大批立志改变中国面貌的仁人志士，以一个弱冠学子，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想到这些，就感到一股热血在心中涌动。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到他老人家当年学习、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好好感受一下，这次大概能如愿了。

　　好像没走多久，我们就来到了岳麓山下，意外的是在湖南师院怎么也没有能找到舒国良的亲戚。在一个快到半山腰的地方，我们找到了那栋小楼，门牌号码是对的，但住户不对，不是我们要找的人，相邻几个号的住户也不是。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下子三个人的兴致全下来了。舒国良好像是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似的，一脸的歉疚，说可能是搬了家没来得及通知。我们想了好几个补救的措施，但都缺乏可操作性，三个人心里多少都有点郁闷。此时已是中午时分，肚皮开始不安份了，不管后面该怎么办，先把饭吃了再说。在一家小餐馆里，我嘴里吃着心里还在想就是现在回去也不虚此行时，燕妮丹不紧不慢地说出了她的建议：

　　“我有个哥哥在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虽然住的是集体宿舍，但在运动期间肯定有空出来的地方，我们可以先去住几天，然后舒国良一个人回去。一是搞清楚他那个亲戚的住址，二也可以了解我们走后学校的情况，三还可以处理一下班上的事情，然后再住到他亲戚家去。”

　　她还是一如往常的不紧不慢，柔声细语。

在她话音刚开始时，我就望着她并仔细听着，舒国良也停住了手里的筷子。她一说完，我和舒国良都感到这真是个好主意，甚至比顺利找到舒国良那位亲戚还要好，刚才的郁闷一下不见了踪影。

　　去火车站的路上，路过一家取名红旗的照相馆时，我突然想起今天是12月7号，是自己十八岁的生日。不经意间，我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大人了，且这个生日是在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开始的地方度过的。我要留个影，让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天有一个永久的纪念。

　　十八年后我看到了这张写着“十八周岁/六七/十二”的照片：浅浅的头发，一脸的严肃，似乎对照相有点紧张；想让自己显得成熟稚气却无法掩饰地从脸上透出；下垂着的双手自然地半握着，是不是潜意识里认为手里还拿着一样什么东西；因为身上还别着一把“家伙”怕露馅，想把身子挺直也没有做到，活脱一个刚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愣小子，着一身军装，穿一双大皮靴，被人推到了照相机前，在不熟悉的灯光下有点不自在地站着。他的内心在那一刻的感受，他的思绪在那一刻飞到了哪里，这些却是旁人无法知晓的。实际上从这一刻开始，国家变不变色，党变不变修这样题目很大，能让人热血沸腾的东西在他心中慢慢淡出，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索在这里开始。“12.5事件”在他心中打下了一个永远的结。

　　燕明权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表现出的热情出乎预料，燕妮丹有点小小的得意。

　　我第一次听说燕妮丹这个人是在文化革命开始前的一年。

那天晚上全寝室的人都已经钻进被窝，高胜祖（就是那个大腿被子弹打穿的物理课代表）突然从被子里爬起来说：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人真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不讲出来我睡不着。”说到这里他又突然停住了，就像刚才突然从被子里爬出来一样。

　　“老屁，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莫搞得我们都睡不着。”有同学急了。

　　“老屁”是他的绰号，此绰号的由来是在刚进校不久，因消化不良，安静的课堂上他突然放了一个响亮悠长且气势磅礴、但对坐在旁边同学嗅觉的刺激并不明显的屁。

　　他稍稍平息了一下接着说到：

　　“我实在是有点激动。这个人就是（2）班一个叫燕妮丹的女生，切片检查确诊是癌症，医生说大概还能活三个月，最多就半年。如果换个人可能早就垮了，但她表现得很豁达，很平静，说活一天就要多少活得有点意义。现在她每天就在团委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常有些高中的女生晚上到寝室去看她，想到几个月后癌症就要夺去这个女孩的生命，不禁眼泪汪汪的，她还反过来安慰别人。”

　　高胜祖的话音最后竟带有一点哽咽的味道。

　　全寝室的人睡意全消，开始有人问谁是燕妮丹，老屁描述了半天大家还是一头雾水。虽然不知道具体是谁，但这个名字，这件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后来碰到（2）班的女生我就要悄悄问老屁谁是燕妮丹，这样问了几次后才对上了号。再后来在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上看到她是四签名之一，再后来“九.二-四绝食”后第一次上京告状回来，几个同学到车站接我，很意外地看到了她，才知道她也是“少数派”，相同的观点让我们相互认识了，她支持南下“一小撮”让老红卫兵里的几个核心人物很意外，说她应该是和他们一起干的。她告诉他们：支持南下同学是她理性思考的结果。随着接触的增多，她的才干逐渐显现出来。思想活跃，文笔优美，消息灵通，不时有让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外交能力更是出类拔萃，自如的举止，不凡的谈吐让她到任何一个陌生地方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人另眼相看，想办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她班上造反派很少，就一直跟我们班在一起。高中的同学因此常开玩笑说她是我的高参。

　　第二天我们去株洲市区转了一下。一幅在白纸上画出的图画，一座整洁的新兴城市，这是我的第一感觉。走在株洲规划有序，笔直宽敞的马路上，和在武汉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有着强烈的对比和反差。

武汉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埠，是在岁月的长河中，毫无规划意识地一点点积聚发展起来的。加上长江流经此地时，由于地势的原因，已是西南——东北走向，更给无序的发展添乱添堵。等到人们对发展有了规划意识时，很多东西想改变却承受不了那太大的成本了。而在无序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商业文化又造就了一批带有流氓无产者性质的小市民，虽然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在生活环境有根本的改变之前，出现新的像孔威、傅强这样的小流氓恐怕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边走边谈，从株洲的城市规划谈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从生活环境谈到其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影响，甚至断言在株洲绝不会出现象武汉那样猖狂的流氓势力。我们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探讨我们在武汉想解决的问题，阶级斗争、专政，好像都不是最好的办法。究竟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我们陷入了沉思。

　　回到田心车辆厂，燕妮丹的哥哥说明早有车去毛主席的故居韶山，问我们去不去？我想都没有想就告诉他：去。

　　第三天我们很早就起来了，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了韶山。正值隆冬，虽然车上有一个蓬，但人还是冻得够呛。

　　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们怀着虔诚、景仰的心情，随着参观的人流缓缓移动，仔细观察品味每一件展品，耳边不时响起解说员饱含深情的声音。

　　走出故居，我来到对面稍远一点的田埂上。

　　环顾四周，远处山峦起伏，在群山环抱之中，冬日的阳光好像格外眷顾这间并不起眼的小屋，在望不到尽头也数不清楚的群山簇拥下，暖暖的阳光似乎给这处小屋罩上了一道耀眼的光环。当年，一个清秀的少年在这里接受了人生最初的洗礼，走进了山外的大千世界，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面对虎视眈眈的列强，他发誓要改变这一切。他找到了一个最强有力的支点，这就是创建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他找到了一个最有效率的杠杆，就是创建一支人民的武装。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他用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的惨烈牺牲，率领一支不可阻挡的铁流，最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许多看似偶然的背后，历史选择他是一种必然，他成功了，他改变了世界。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可以复制么？不可能。既然不可能，那我们今天来这里学习什么呢？学他上过私塾放过牛？不是；学他在门前池塘里游过泳？学他帮父亲管过账？都不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学他认清自己的处境，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找到自己人生的支点和杠杆。面对伟人的故居，我好像有了一点感悟。

　　第四天下午，我就有点呆不住了，想回武汉。

　　这念头一产生就在脑海里不停地膨胀，看什么都看不进去了。原以为我会关起门来静下心看上一段时间的书，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一年多来，一直生活战斗在风口浪尖上，似乎每天都有新的问题要面对，要思索，要处理。尽管很累，有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但很充实；有时承受的压力巨大，只有到长江里中流击水才能稍稍缓解，但毕竟还有方法缓解；有时很危险，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是命悬一线，但那只是一种特别的体验，虽然当时很紧张，事后却是一种感受生命顽强的快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憋得慌。一定要回去，并且尽快。

晚上把这想法告诉了舒国良和燕妮丹，他俩不怎么同意，主要是担心我的安全。舒的态度在我预料之中，燕原来对我们搞得如此紧张是不以为然的，怎么也不支持？但我主意已定，他俩也只好依着我。接下来要商量的是回去后住哪里？学校暂时是不能去的，想去革委会也不会同意；回家也不太妥，对方肯定会把我家当作一个注意的目标；在几个同学的家都被否定后，我憋足劲说出了早已想好的地方：屈慧君的家。理由一是她家在北湖，属于武汉郊区，对方不可能想到这个地方。二是小屈伟和我住一起，可以学校家里两头跑，学校有什么事我都可以随时知道。我一说出屈慧君的家，他俩一愣，很有点意外。虽隐隐约约知道我对屈慧君有好感，但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以革命的名义要住到她家里去。但静下来一想，他俩也认为只有她家合适一些。燕妮丹没再吱声，舒国良提出疑问：屈慧君和她家里会不会同意？这还真没有把握，虽说是“蓄谋已久”。我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安排一下，行不行你来封电报，坐明天的早班车走。

　　说出屈慧君三个字对我来说需要勇气的，当时我心里很有点紧张，说话都有喘粗气的感觉。这是我心中的又一个结。

　　舒国良是11号早上走的，收到他的电报是13号下午，很简短：屈同意速回告知车次在车站接你。



　　　　4　　青春的萌动

　　14号上午约十点钟，我和燕妮丹在车站见到了舒国良，居国威，舒国同和小屈伟，6号下午在武昌火车站分手的六个人又见面了，战友重逢分外亲热。小屈伟一下子跳到我身上，又没一点正形了。舒国良说班上的同学都要来，他怕人多目标大，容易引起注意，没同意。说学校这几天没有大的变化，都是些让我宽心的消息，虽然觉得他没有原来说话痛快，但我也没往深处想。

　　屈慧君在家里等我们，她姐姐也在家，一个三十九女中66届高中的学生。我们这一行人一到，屈妈妈就张罗着给我们准备午饭，睡的地方都给我安排好了。吃完饭，我们又谈了一下各自的见闻，然后他们几个就告辞了，只剩下我和屈慧君的家人。

　　从我进门到同学离开的这段时间，屈慧君很少跟我打照面，也很少说话，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她的房间里，看她不冷不热的，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对自己的这个主意有点后悔，觉得太唐突和冒失。一个男生住到一个女生家里，这不是一件小事，心想大概她只是因某种压力才同意的，同学一走我怎么面对她呀？看来要找个新住处了。

谁知同学一走，屈慧君好像变了一个人，那张不苟言笑，在男生面前总是冷冰冰的脸不见了，她脸上从未见过的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映入我眼帘。她说你该洗个澡。不等我回音就忙不叠地准备拖鞋，肥皂，毛巾，洗澡水。一切就绪后，用她那闪着异样光彩近乎火辣的眼睛，一点也不躲闪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都准备好了，快去洗。

　　我再愚钝也读懂了这眼神，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那个我们男生在背后称之为“老封建”、在路上见了班上的男生绝对要向后转绕道而行的屈慧君么？这就是那个三年多来一直供奉在我心灵深处，就像天上圣洁的月亮一样可望不可及的屈慧君么？能同意我住在这里我已经够满足了，眼前这至细至微的关心和那双深情的眼睛是我没有奢望也不敢奢望的，但这些却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改变了她？让一个矜持的公主变成一个柔情的少女，让漫天的冰雪化成了春天的温馨，这一切只有一个答案，一个唯一的答案：那就是她心中有我，心中是我。想到这里，那颗暖暖的、甜甜的、痒痒的、青春萌动的心，突然被像海啸一样惊天动地涌来的幸福感吞没，心在无边无际的幸福里翻滚，胸膛在这颗心的猛烈撞击下发出咚咚的声响。我想高声呼喊，想大声吼叫，但又不敢喊不敢叫，怕惊吓了我心中的天使，怕骤然降临的幸福鸟受到惊吓又骤然飞走，在极度兴奋状态下忍受着不敢言说的煎熬。在这令人窒息的情感巨澜终于过去之后，一泓甘泉缓缓地从心中溢出，然后从眼，从耳，从鼻，从口，从发际，从脚跟，从每一个毛孔渗出，不断的积聚，汇拢，渐渐地漫过脚，高过腰，淹没了肩，最后盖过了顶，我再一次沉浸在巨大的幸福里。这一次心灵的甘露来得舒缓深沉，沁人心脾，我独自静静地、细细地品味和咀嚼，我要把这人生第一次令人心醉的甘甜永远珍藏在心中最神圣的地方。

　　这虽然只是一个眼神，但有这样一个眼神就足够了，拥有这样一个眼神我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洗完澡顺手把换下来的衣服洗了，刚回到房里边，她姐姐就走进来了，看来她一直在等我。

　　她扬了扬手里的一叠稿纸说：“李乾，你还记不记得你写的这个东西？”

　　我接过一看，是我在三月底写的一份材料，主要内容是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自己的思想准备。“7.20事件”①使武汉的形势大逆转后，这件事我还真忘记了。

　　我一边翻看一边说想起来了。

　　她说当时慧君就给我看了，两个人还议论了半天，对你的一些分析还是蛮欣赏的。虽然她一副大姐的口吻，但我听了心里还是蛮受用的。

　　不知是明知故问还是别有用意，她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我有点奇怪，你写这东西怎么要慧君保管呢？当时我还问过她，她说她也不清楚。

　　我有点猝不及防，不过还是很快回答了她，虽然有点不体：　 “慧君没有参加任何一派。”

　　这话一出口我就觉得有点不自在，我怎么也跟着叫慧君呢？应该在前面加上姓才对，这不是把心中的秘密在她面前全暴露出来了吗？脸上有点发热。但她好像没有在意，我连忙接着说写好后放在她那里，是认为这样比较安全，当时我坐牢的准备都有了，但相信自己没有错，正确路线总会战胜错误路线，总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

　　但这只是其一，其二我没敢说。这其二就是我想影响她，想她也能参加我们的组织，成为我革命道路上的坚定战友，永远共同走下去。

　　这时慧君走了进来，她明显是想打断姐姐的盘问：

　　“你们在说么事呀？”

　　她姐姐望了她一眼，接着说你们学校发生的事慧君都跟我讲了，那两个人真是流氓？

　　我说肯定是的。赶紧把孔、傅二人干的坏事捡主要的说了几件。

　　她没再说什么。

　　我早就听慧君说过她姐姐精明能干，文化革命前是三十九女中的重点培养对象，文化革命开始时还是区委派到张家湾中学工作组的成员。今天总算领教了。

　　屈妈妈在招呼吃晚饭了，好丰盛的晚餐，见我们都坐好了，屈妈妈笑着说本来是要中午拿出来的，见外人太多，没舍得拿出来，李乾肚子大，要多吃一些。

　　这话让我惊喜得差点跳起来：屈妈妈已经不把我当外人了！

慧君一边往我碗里夹菜一边笑着说妈妈说得对，你要多吃一些，妈妈对别人舍不得，好像对你蛮舍得的。昨天一听说你要来住，赶忙去买了好些好吃的。刚才还在我们面前把你好夸了一顿，说你勤快能干，搓板用得遛遛的，说比我们都强。

　　她姐姐也跟着凑热闹说我们都看见了，强是强一点，但妈妈也不能这样夸他唦，我们几没得面子。

　　我连忙说其实这洗衣服都是我妈逼出来的，原先我也蛮懒。从小学一年级她就逼我用搓板洗自己的衣服，当时不知道心里多不愿意，总是找借口躲，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没想到无意让屈妈妈看见了这么说，脸上都挂不住了。

　　看似谦虚，其实心里很得意。重要的是知道了我在她老人家心里面的位置。

　　慧君不依不饶地说别人是妈妈逼出来的，你为什么不在小时候也这样逼我们一下？现在来说我们不会用搓板，不会用搓板责任也不在我们，责任在没有尽到责任的妈妈。

　　越说越疯，她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伶牙俐齿了？

屈妈妈也笑起来了：好了，好了，我说一句，你们说了十句，现在倒是我的不对了。

　　这餐饭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进行，我不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也不清楚吃进肚里的东西在嘴里是什么滋味，只知道肚皮都撑得不行了她们还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只看见慧君灿若桃花的笑脸和只要一笑就会出现的那对酒窝，幸福得一塌糊涂。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这位善良的老人在以这种方式认可实际上跟她无缘的年轻人。更没意识到这就是我青春的告别宴。

　　数年后，在潮湿、阴暗、冰冷的牢房里，对此我填过一首《钗头凤》：

　　“脚上镣，身披袄，往事历历重现了。桃花鲜，梨窝圆，杯盘已散，不知淡咸。甜，甜，甜。”

　　吃完饭天色已暗下来，我把自回来后一直没顾上的小屈伟喊过来，拿出给他准备的礼物——正宗的浏阳一千响，他高兴得跳起来。接过去就拆开包装纸，还直埋怨我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我说这是给你过年玩的。他说知道，只把它拆散只放几颗。说罢就急不可耐地推开窗户，点燃一颗鞭往外一扔，砰的一声清脆响亮。他的兴致也勾起了我的玩性，两个人玩到一起去了，比看谁扔得远又比敢不敢拿在手上放。

　　我们正在兴头上，后面传来慧君的声音：“你们提前过年了？玩得这开心。”

　　我抓起一把鞭对她说：“你也来放几颗？。”

　　“我才不跟你们玩呢。”她似乎不屑地说，然后笑了笑，到隔壁房间去了。

　　我和屈伟斗趣的时候，发现她的头从隔壁窗户里伸了出来，看我们这样开心，冲着我们直笑。我点燃一颗鞭，突然要朝她扔，吓得她连忙把脑袋缩进去，我和屈伟开心地大笑起来。

　　她一边咚咚地跑过来一边说李乾你好坏呀。一副举起手要打人的样子，突然又像意识到了什么，放下手跟着我们一起笑起来。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几经犹豫后，小心翼翼地对她说：“出去走走吧？”

　　她有点意外地望了望我，想了一想后朝着里屋说：“妈妈，我和李乾出去一下。”

　　她妈妈说：“好，去吧。”

　　她姐姐说：“别走远了。”

　　冬日的夜晚，×学院一片寂静，好动的星星在皎洁的明月面前隐去了那忽闪忽闪的眼睛，殷勤的月亮为我们铺上了一片银色的地毯，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月明风清。

　　出来走走是我提议的，但半天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口。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走着，不敢看对方，更不敢碰对方，在这寂静的夜里听得见彼此的心在砰砰直跳。

　　还是她首先打破了沉默：“你还记不记得初一那次你和赵长山打架？”

　　在一阵意外后我小声回答：“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赵长山因他姑父是学校老师，所以连留两级学校都没开除他，我们进校时他是读第三个初一，仗着自己个头大，班上大部分同学都被他欺负过。那天下午自习课他又欺负人，我实在看不过眼就跑过去干涉，他倒把我的衣领抓住不放，说我推了他，我数一二三他还不放，就一拳过去他的鼻子开了花。不知道她为什么在这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说那件事在她心中留下了什么阴影？我有点紧张地等着她后面的话，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没想到她先是兴奋后又有点惋惜地说打得好解气呀。他平时欺负我们只有忍着，恨得牙痒痒的也没办法。你那一拳过去，他哇的一声捂住流血的鼻子，一副狼狈像，威风完全不见了。自那次后他老实多了，当时真想感谢你一下，只是不好意思说。

　　没想到这件事在她心中还是我的一个亮点，这话让我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是不是从这天起她就开始注意这个叫李乾的男生？我不敢问，怕为难了她。一直以为温文尔雅的女生只会喜欢同样温文尔雅的男生，对象我这样曾经显示过武力的人会躲避三舍，看来我错了。这会不会是她们潜意识里安全感的需要？我不知道。

　　我开始问她了：“初二开学不久的国庆节你还记不记得？”

　　她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她的口气，好像我还有一个壮举。我哪有那么多的壮举？打赵长山是我平生第一拳。

　　我说就是“十.一”放假前的那天下午，邹老师要我们俩人跟她一起去看胡翰生老师的事。

　　胡翰生老师是文化革命前全省仅有的几个一级教师之一（当时中学教师级别最高是一级——作者注），能把枯燥的地理课讲得趣味盎然，听后历久不忘。

　　她说有印象，那段路好长好长，我们一起走了那么远的路好像没说一句话。

　　我说那条路对我来说却是太短太短了，多想那条路长些，长些，再长些，最好没有尽头。你肯定不知道，从那天起，那个身着一件粉红色的绵绸上衣，一条黑裤，脚上一双布鞋，扎着两条小辫，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却让我心跳不已的小女孩，就成了我心中永远的天使。

她很意外地说从那天就开始了？

　　说罢她停下脚步望了我一眼，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到三年前的模样，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突然不胜娇羞地低下了头。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的心感觉到她脸颊滚烫绯红。

　　心中还有一个绝对不敢讲的秘密：就是那天回家后的晚上，遭遇人生第一次遗精，第二天醒来后才发现的，在最初的迷惑和慌乱过去后，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

　　又是一段无语的漫步。

　　为打破沉默我明知故问，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住到你家来？

　　在有一点慌乱后她说李乾，我发现你蛮坏。

　　我说那你知不知道我凭什么认为你可能会同意我到你家里来住？说这话时我似乎忘了几个小时前的忐忑和后悔。

　　她说不清楚。

　　我说前年的那个“十一”我和黄娅芬、朱玉琳几个人到你家里来你还记得吧？

　　她说怎么会不记得？你饭量大，我还特地拿个大碗给你盛饭，不然我妈妈怎么知道你能吃。

　　我说那次串联是我策划的，在你成为我心中天使一周年的时候。

　　她说说给我听听。这语气里透着矜持，也透着急切。

　　我说我们在背后叫你“老封建”，你永远一副拒男生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她说这个你们不了解，我小学是在这里的板桥小学读的，这里的学生大部分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农家子弟，特别野，欺负女生简直是他们上学的一项任务，一进校门我就对男生有一种恐惧和反感。到了省实验中学，知道环境不一样了，但六年形成的习惯一时改不了。

　　我这时才理解了怪不得她对我给赵长山的那一拳那样赞许，原来这个在小学六年一直受人欺负的女孩眼里，那瞬间我就是她潜意识里最需要的惩治恶人保护弱小的“英雄”。我说为了能到你家来玩，我注意到你和黄娅芬、朱玉琳的关系特别好，就先接近她们，她们肯定知道你的家，国庆节那天，在她们面前一提议，目的就达到了。

　　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

　　她说我在听。似乎在催我接着说。

　　我说以为会吃闭门羹，至少会受冷遇，没想到你和在学校完全不一样，意外、惊讶之后是热情，这大大提高了我的信心。当然我现在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她说去年你提议我们四个成立学《毛选》小组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

　　我说这是无法否认的，肯定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但不是全部。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给你们带来了麻烦。后来黄娅芬、朱玉琳在工作组的压力下说是上了我的当，她俩也没冤枉我，说的是实情。但我被你感动了。那天晚上，你把我喊出教室说要跟我谈谈，在谈话中你没有一点埋怨我的成份，只是检查自己。说工作组进来后，认为自己没受到重视，因此个人主义思想抬头，成立学《毛选》小组实质上是和班上的领导小组分庭抗礼。没意识到班上的领导小组是工作组任命的，对抗班上的领导小组，就是对抗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就是对抗党，我们已经滑到了**革命的边缘。我有个人主义，我觉得你也有，我希望你能及时认识错误，从个人主义的泥潭里走出来。感动我的不是你说的这一番道理，而是你的善良和真诚。

　　她说那时我们都太单纯，这件事不说了，还是接着前面讲吧。

我说刚才讲了第一次到你家的情况，这回是第四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情形有印象吗？

　　她说印象有，顺序我分不清了，你先说说吧。

　　我说有天下午我来找你……

　　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说想起来了，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晚上来打狗。

　　我说当时你在红十月驻一纱联络站，你在那里的情况我随时随地都知道。

　　她笑着说你还派了人监视我？

　　我说那怎么是监视呢？是人家关心你。当听说你为伍达闻鸣不平，认为我对他不公，对我有意见后，我就感到有点问题，因为伍达闻的实际情况我心里清楚。去年你去步行长征后我填了一首内容有“思悠悠，念悠悠，念到归时方始休”的词，不小心被谁看到后几乎班上传遍，都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位置，肯定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了不负责任的话。我知道你心地善良，心总是在弱小一边，我必须尽快解开这个结，不然你会永远把我拒之门外的。直接去一纱找你似乎不太妥，那天一听说你回家了就急忙赶过来了。

　　她说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就站在湖边的树荫下，在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后，你说你希望我带个信，约个时间，你愿意一个人面对所有对你有意见的人，炮轰也可以，提意见也可以，发牢骚也可以，你说你是坦荡荡的，没有什么不能放到桌面上来谈，也没有什么是说不清楚的。这话震动了我，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轻信，其实也就只个别人在我面前说过点对你有意见的话。我还真带了口信，他一个人怎么会来呢？后来那些话就没再听说了。不过当时我很奇怪怎么我前脚回家你后脚就到了，今天才知道了迷底。

　　我说内心的看法改变了，总能被感觉到。见你表情由冷漠、抵触到沉思，到有点不好意思，我知道这个心结已被解开。

　　她说我察觉自己很可能错了，准备好了挨你的训。没想到你话题一转，问我打过枪没有，我说没有，你问我想不想试试，我还没回答，你已经把手枪从书包里拿了出来，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第一次打枪真震撼。

　　我说这是我见到的第二个惊喜。只是你不知道，当时我心里可能比你更高兴。

　　她说我还真不知道，你再说说第三次打狗。

　　我说打狗只是借口，就是想来看你一眼。

　　她说真是这样？

　　我说难道后来你没感觉？屈伟、徐斌上楼喊你，说有人来了时，你猜到会是我吗？

　　她说没有，当时根本就没有猜，只是有点奇怪，这么晚谁会来？来了怎么又不上楼呢？

　　我说这么远跑来就是想见你一面，但你真从楼上下来，就要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又紧张得躲在暗处不敢出来。

　　她说我从楼上下来，一看没人，还以为是屈伟骗人，等他用手电筒一照，才看到你，当时很有点意外，不过心里面还是蛮高兴的。

　　我说你下楼时，屈伟就喊我出来，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哪里还敢出来？他用手电筒照我时，真恨不得地下裂个缝好钻进去。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怕你给我白眼。

　　她说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我说谁没有过害怕的时候？不过这时不完全是害怕，是一种慌乱和担心。在看到你惊喜的表情后，跳到嗓子眼的心才归位。这里你又是一个惊喜，算一下，一共有几个惊喜？

　　她说三个。

　　我说一个惊喜算两分，这次我有六分的把握你会同意我住到这里来，如果我先要是知道给赵长山的那一拳在你心中留下的印象，我就应该有八分把握。

　　她说还有两个惊喜你不知道。

　　我很意外地说还有两个？快告诉我。

　　她说一个是舒国良对我说你想来这里住的时候，另一个就是今晚知道了我在你心中的时间是这样长，份量是这样重。

　　我说那我就有十二分的把握了。

　　她说看把你美的，真没想到你用了那么多的心。

　　我说还有足够的勇气。

　　她说听不明白。

　　我告诉她就在那次打狗后不久的一次红十月大会上，何儒非突然说我造反派的立场有问题，跟班上的一个女“三字兵”划不清界线，不务正事，跑到农村去打狗，影响很不好。

　　不仅我很意外，在场的人都感到意外，大家看看他又看看我，一个是“元老派”的领袖，稳重周到；一个是“少壮派”的首领，充满激情和活力。猜测我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担心我们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次是何儒非在大会上的发言第一次无人喝彩，没一个人发言附和。会后倒有不少高中的同学跑来安慰我，说何儒非也没有什么恶意，要我不要放在心上，要我从大局出发，把红十月内部的团结放在第一位。我没想到的是高中同学对我的欣赏和肯定，说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确立红十月在社会上的影响，确立红十月在中学群体中的领袖地位的是我在北京策划和执笔的《江城质疑——×××你究竟要干什么》的大字报。说我在“八一渡江”临时改变下水地点真是英明，学校的队伍紧排在仪仗队后面，这是死人最多的部分，淹死的几百人大都是这一块的。如果不是我看到情况不对头及时拉出队伍到平湖门下水，那我们学校肯定要淹死人并且不会少。不过我也听出他们话外的纳闷：高中的哥哥姐姐之间都没有出现什么事，初中的弟弟妹妹怎么跑到前面去了呢？

　　她似乎带有一点担心地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说管他何儒非怎么说，不理那茬，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自由，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放弃，用高三同学的话说，最坏的情况我都还有半壁江山，怕什么？!

　　她说李乾，我对你的了解又多了一点。

　　我说有你这句话，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今晚把我在心里憋了三年多一直没机会说的话都说给你听了，是希望你能更多更全面地了解我。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她看了我一眼后点了点头。

　　还是像出来时一样，谁也没有碰谁，谁也不敢碰谁，谁都清楚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谁都不敢把那句话说出口。

　　一夜没睡好，第二天还是醒得很早，隔壁的俩姐妹好像也一样。这两间房除了各自有门通向客厅外，两房之间还有一扇门，门虽然是关上的，但不隔音，能隐约知道她俩很早就在说悄悄话，听不清说什么，猜想十有八九可能跟我有关。

　　吃完早餐后见她们房门是开的，就想过去和她们聊聊天，刚走到门口她姐姐就喊我进去，想到一块了。

　　刚一坐下，她姐姐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话题：一个学校一个环境，学校和学校不一样，人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慧君这几年的变化有时我暗暗吃惊，细想也不奇怪，在你们实验中学那样的环境里，不变都难。

　　我很有兴趣地问你觉得实验中学是一个什么环境呢？

　　她说环境实际上就是多数人的精神状态和境界，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不轻易放弃自己认准了的东西，敢作敢为，这几点是你们最显著的特点。在慧君身上我察觉到这一点，在你身上表现得更明显。

　　她说着大姐的味道又出来了。

　　我想拉近距离就说我到你们学校去过，感觉也不错，有个叫黄晶的吧，我们谈得还挺投机的。

　　她说黄晶我知道，革命军人家庭，学校“钢二司”的头头，好像不是主要的，这人很一般。还是接着上面的话说吧。和慧君一样，我基本上是个逍遥派，严格说是个观潮派，哪一派都没参加，因此思想有更大的自由，看问题可能也更客观一些。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你们学校不论哪一派都是很优秀的，尤其是你们这个班。这么大一个武汉市，中学生至少有十几万吧，两派的红卫兵头头竟然在你们班上都有，一个是武汉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的政委，一个是武汉钢二司中学部的部长（有意思的是后来武汉市最有名的“反动组织北决扬”的发起人中，唯一的一个初中学生也是我这个班上的），你们仅只是一个初中班，你们上面还有数以万计的高中生，如果不是显示出特殊的气质和能力，怎么会轮到你们冒尖？袁子斌，他爸爸是省委第一书记，似乎他好像具有某种平民性，寝室有谁病了还能主动送送病号饭，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在他身上很少表现出来，但他天生又具有某种领袖的气质，他的即席讲演能让你们热血沸腾、如痴如狂，极具煽动性和号召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不多的，当然这些都是听慧君讲的。前年六月一号他在报上发表的那篇谈教与学的辩证关系的文章可能不是他一个人的作品，但他水平是放在那里的。

　　稍停了一下她又接着说你李乾我算比较了解，你是属于那种那怕窝在人堆里也会被第一眼就看到的人。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那天虽然没多说什么话，我已感到你有活力，甚至活力过剩，不甘寂寞，不甘平庸，但对你内心世界还不了解。年初看了你写的那份材料，我很惊讶一个初中学生那来这么强烈的使命感。听慧君讲，运动初期在你的组织指挥下，你们班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被调动起来，你能营造出一种逼人的气势，连一个平日里优越感非常强、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干部子弟都呆不住了，跑去找你要点事干，说哪怕去熬糨糊都行。看来你还有点组织能力。你们几个成立学《毛选》小组的事慧君也跟我讲了，我猜就是你的主意。袁子斌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花花肠子。

　　说到这里她望了我一眼。

　　我说珊君，我感到你说话很直率，那我也敞开跟你说，如果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们也只局限在这个范围。其实这件事我蛮冤枉的，我很了解我自己，我不是一个想出头露面的人。只是希望能遇上一个好的顶头上司，能够知我容我，能够给我一点小小的自由空间，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把事情做好。就我的性格，就我的内心，我从未有要与谁比高低，更没有要在谁之上的想法，这不是说我没有个性不好强，只是我的好强放在一心一意去做事上。可能因为很投入，很尽心，有些事情做得还算漂亮。同时因为自信，喜欢放手放脚地去做，容易让人产生我不好驾驭、有野心的错觉。我对政治理论书籍发生兴趣完全是受袁子斌的影响，可以说是得益于他，在这方面我对他是心存感激的。当时他的工作是在学校团委，精力放在学校的运动上。班上的运动是我在组织，搞得有点声色，我这个有点声色也只是大字报的组织比其它的班级多一点气势而已。他产生了错觉，其实他完全不必那样做，我是被他推到对立面的。文化革命前我们俩的关系很不错，有时星期天他不回家，跑到我家里，跟我挤在一张床上，一谈就是半晚上，谈理想，谈抱负，以全人类的解放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后来我成了他的革命对象是怎么也没想到的。

　　我讲这些是觉得应该让这位大姐对我的了解更全面一些。

　　但她还是沿着自己的思路说：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重点学校，越是优秀学生集中的地方，运动就搞得越轰轰烈烈，越有声有色。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全国各地大都是这样，例外的也有，像武汉，运动初期湖北大学影响最大，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湖大是在市中心，一个“6.20**革命事件”的影响很快就传开了，再加上南下串联学生的联络站又在湖大，这样运动初期湖大成了武汉市文化革命最有影响的地方。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湖大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你们学校的运动搞得不同凡响，是因为你们学校集中了一批武汉市最优秀的中学生。宣布工作组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我就靠边了。一开始我认为造反的都是“痞子”，可能是自视清高，对学校那帮人不屑一顾，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看法不对，至少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说是“痞子”才热心造反，那么合乎逻辑的推断就应该越是重点学校就越搞不起来，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我插话说我是造反派，应该说比你更清楚一些。造反派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是造反派胜利后。这也和学校的层次有关，层次越高的学校情况越好。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参加造反派的心态、原因和目的是不完全一样的，初期参加造反的不少有一定的偶然性。刚才说了我就是被推到造反派队伍中来的，细想一下像我这样有心报国，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偶然原因被压制、被整治而不许革命的人肯定不会是个小数目，一旦有了可能，只要有一点火星，哪怕有五七年那几十万右派的悲惨榜样在面前放着，他们也要跳出来，释放压抑得太久的报国激情。

　　她脸上带有一点惊讶和意外表情说：你是这么分析的，我还没想到这一层。

　　我继续沿着前面的思路说：去年初我看到一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材料汇编》，好像是湖北省委宣传部编的，里面有大量五七年反右的文件和文章，看后很自然的想法是要随时准备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可是后来我慢慢感觉到我们的行为怎么有点像五七年的右派，但我们心里想的确实是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个问题很困惑我了一段时间。

　　她好像有点感叹地说你最初的想法和我一样，不同的是工作组重用了我，而你是受到工作组的排斥，结果我们俩人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我顺着她的话接着说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有时一个人的命运如何，不是在于他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于他被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在命运完全由别人决定的时候，这点我感触尤其深。我不是一个表现欲很强的人，不少看起来很风光的事都不是我有意去争取的。五月份造反派最困难的时候武汉的学生造反派搞了一个武汉地区大中院校联合指挥部，常委中我们学校有一个名额。在商量谁去时柳英发说外面这样乱，何儒非脚不方便，李乾你年轻，还能代表红十月的水平，就你去吧。当时武斗不断升级，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这样我受命危难之时，成了十三名常委中唯一的中学生，担任中学部部长。在那里我也没呆几天，因为觉得那里没多少事可干。再说出席国宴、和周总理碰杯的事也是很意外的，在商量去机场欢迎总理的人员时，我说名额有限我不去。在去机场的人走后我出去办事，在大门口刚好碰到回学校来的钢二司武昌联络站负责人张志仁，他喊住我说他还有两张去机场的票，要我和他一起去，就这样稀里胡涂地来到了机场。在机场碰到了钢二司的一号勤务员杨道远，他对我说欢迎仪式结束后不要走，总理还要举行一个会谈，你代表中学钢二司参加。就这样我参加了会谈和会后的宴会。你说是不是很偶然？现在我担心红十月可能的分裂，当然这只是在一个学校的范围内的矛盾和可能的分裂，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大不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如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那搞得不好是不是又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是又要你死我活？那么现在的政治现实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呢？想到这些，有时感到害怕，不敢再往深处想。

　　沉默了一会后，她说你思考问题的深度出乎我的意料，现在还很难说这对你将来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你能想到这些，多少就会有一些如何面对的考虑。换个话题吧，三年多来你一直执着地关心慧君，慧君什么都告诉我了，我在这方面不懂，说不出什么，应该说这还是一种美好、纯洁的情感，我尊重你们。不过我妈妈是非常喜欢你的，说你很能干，很实在，我当然也有同感。不过命运有时是很捉弄人的，就拿我来说，昨天是工作组的红人，今天是潮流的弃儿，谁知道明天是怎么回事？

　　我说没有想到和你能这样谈得来，谈的时候能放得这样开。我知道我有时有点激进，骨子里天生就有点冒险精神，但多数情况下我会审时度势的。慧君心地善良，胆子又比较小，她在我身边就是一个无声的提醒。

　　慧君一直没做声，坐在旁边默默地听着。

　　整个下午屈伟都缠着我不放，连舒国良他们来都没能在一起好好谈一下，舒国良说他把我已经回来的事和住的地方告诉了革委会里的几个人，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说应该没问题。

　　晚饭后哪里都没去，在房里看书，听见珊君叫慧君给我送东西过来。一抬头就看见她已站在面前，笑盈盈地把一个果品盒塞到我手里，说是珊君要送过来的。我接过一看是蜜饯，那时候这东西还是个稀罕物，连忙朝那边房里说珊君谢谢你。那边传来声音：莫谢我，要谢就谢慧君，我只是做了个顺水人情。慧君低头一笑转身出去了。我拿起一块蜜饯放在口里，真是透心甜。

　　这时好像有人进了隔壁房间，问屈妈妈是不是慧君有个同学住这里，屈妈妈说在隔壁。我觉得不对头，神经一下绷紧了，刚把放在被子底下的手枪揣在怀里门就被推开，进来三个人，都是二十七八岁，那副长相让人觉得都不是良善之辈。屈伟机灵地一屁股坐在床上，屁股底下就是我的第二支手枪，他把手放在下面，紧张地盯着，像要随时作出反应。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孔威一伙的人？

　　走在前面的问我是不是叫李乾？

　　我把蜜饯咽进肚里反问你们是哪里的？

　　他不正面回答，只是说有点事你出来一下。

　　我怎么可能跟几个陌生人走呢？他们就想动手拉。

　　我把伸过来的手一打说，放规矩点，你们想干什么？

　　说着心里有点想掏枪了。

　　听动静不对慧君珊君都跑过来了，一边把那伙人往外推一边说你们要干什么？

　　这时从外面又进来两个身着警服的人，领章帽徽齐全。走在前面的年纪稍大一些，四十多岁，一副老公安的派头。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武昌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受警备区的委托，对李乾实行拘留。你是李乾吧？

　　我点点头。

　　他掏出一张小纸片说你在上面签个字。

　　后来了解此人就是武昌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关队长，二十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他时还提到这一幕。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慧君一把将小纸片拿过去，看了一眼后大声喊不许你们把他带走。

　　我把小纸片从她手里拿过来，看见了“拘留证”三个字，但此时我还不知道拘留是个什么概念，以为就是到警备区去住几天。事后回想慧君可能清楚拘留的含义，她跟我说过她妈妈解放前几次坐国民党的牢，要不然她不会又是推又是打，还拿脚踢那个警察，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似的不顾一切，坚决不让他们带我走。我从未想过那么一个柔弱女子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会有那么厉害。我怀着只是到警备区去住几天的想法要她不要这样，说过两天我就会回来的。她听我这样说，不再打闹，默默地帮我清点要用的生活用品，这时我已在拘留证上签完了字，身上的枪也交了出去。

　　警察拿出了手铐。

　　她有点发怒地问拿手铐干什么？

　　警察说这是规矩。

　　她楞了一下后说等等，然后走到屈妈妈跟前，取下屈妈妈手上的表，走过来跟给我戴上说你在里面需要掌握时间。然后无言地看着关队长给我戴上手铐。

　　她默默地陪我出门，默默地陪我下楼，默默地陪我走到警车前。屈伟突然往车上冲，要和我一起走，被警察一把拉下来。我上了车，她就站在车窗外，此时我还以为要不了两天就会回来，一切还会像以前一样，根本体会不到她像被一个晴天霹雳击中了似的感受，她近乎呆滞，满眼哀怨，凄凉无助地站在那里，任凭寒风阵阵袭来，她一动也不动，像一尊雕塑，一尊哀怨天使的雕塑。

　　别了，青春。别了，戛然而止的青春萌动。不过，这是我后来才领悟的。

　　十八年后，我从监狱回来不久，再次踏上这片让我百感交集的土地。

　　冬日的阳光还像从前一样温暖，那逝去的一幕恍如发生在昨天，一切是那么清晰，余音还在耳边缭绕，这里的一切也好像还是一如当年。眼前还是那条四周吐着泥土芬芳的小路，路旁还是那一泓碧水的小湖，湖边还是那依依袅袅的垂柳，但柳下已不见那一脸稚气的少年。

　　我缓步朝那栋曾经很熟悉的楼房走去。

　　那里有我什么？我去干什么？是为了凭吊那早逝的青春还是为了寻找那不再的激情？我甚至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在我犹豫究竟要不要去见那被我搅得不再安宁的一家人时，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抱着小孩的少妇正和一个婆婆在说着什么的画面映入眼帘，我的心突然一阵慌乱：是她？我慢慢走过去，在离十多米时停了下来，是她，肯定是她。十八年的风雨似乎在她身上没留下多少痕迹，一颦一笑依然还是旧日模样。那是她的小孩？这么小，好像还不到一岁。在确定是她后我只是静静地看着，脚步没有移动，内心却在翻江倒海：十八年后的今天，我的出现她会怎么样？

　　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她转过身来不经意朝我这边望了一下，突然她的表情一下凝固了，瞪大了眼睛，好像有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最后，那熟悉的惊喜再一次出现在她脸上。

她抱着小孩走过来说李乾？是你？！

　　我也朝她走去，俩人相距只一步之遥时，不约而同停了下来，就像面前有一道无形的高墙。昔日的少女已为人母，我依稀看见了十八年前的那双眼睛。我和她都闭口不谈那十八年前的往事。她说这些年真不知道你是怎样熬过来的，我说过去了就觉得还好。她要小孩喊叔叔，小孩只是紧紧抱着妈妈，看看她妈妈又看看陌生的我。

　　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她三十多岁才成家，从农村招工到一家工厂时，全厂上下都说她的男朋友还在监狱里关着，并且是在她家里被抓的。她承受的压力和受到的伤害是我难以想象的，而这些皆因我而起，但她从未流露出任何责怪我的意思，还是那样善良和友好。1977年她从工厂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学院任教，她有一个幸福的家，现在北欧定居。屈妈妈见到我依然当年一样高兴热情，这个×学院硕果仅存的老红军在安享晚年。只是小屈伟因这件事屡遭厄运，屈妈妈找到老朋友当时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出面都未能改变，最后神经失常，在我回来前两年病死在精神病院。小屈伟的遭遇让我唏嘘不已，她反过来安慰我，说他的死跟我没关系。怎么可能呢？她的善良只能让我陷入更深的自责。

　　警车在一座建筑物前停了下来，沉重的铁门被打开，走进去看到到处写着“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我感到不对头，这里不像警备区，警备区里不会有这样的标语，再说警备区在汉口，汽车不应该过江呀。

　　这个关队长一边走一边说刚才那个女孩是你什么亲戚？那么凶，要不是看你是革命小将犯错误，我们要对她不客气。

　　我根本不屑于理他。

　　到了一个值班室前，他进去时让我停下看看墙壁上贴的一个规定。一看是个什么看守所犯人守则，一共是二十条，我心里的火直冒。他从值班室出来后问我看了没有？我大声告诉他第一条对我不适用，第二条对我不适用，第三条……凡是以“犯人”二字开头的我都告诉他对我不适用。

　　他看了我一眼，跳过这个话题说把你的皮带解下来，还有鞋带，还有手表也要取下来。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没有任何解释地说这是规定。

　　我望着他的眼睛说我需要掌握时间。

　　他迎着我的目光说里面不需要掌握时间。

　　下面接着就是本书最开头的一幕。　　注释：

　　①“７.20事件”：是1967年7月间在武汉发生的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

　　1967年6月4号武汉军区发布“六.四通告”，认为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形势严峻。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后来检讨说：“百万雄师”挑起武斗，就是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当日，受其支持的“百万雄师”就砸毁了造反派在武汉市委的联络站并占据了市委大楼。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接连攻打了民众乐园、中南旅社、工造总司司令部、水运工程学院、汉阳轧钢厂、武昌险峰大楼、铁四院等，致死致伤造反派无数。市委某要员很明白地说，讲什么文的，我们就是要用武的把他们打垮，把他们扫平，要搞“三结合”时，中央想找他们都找不到。在“百万雄师”继续包围新湖大，围攻机械学院、长办联司等单位时，6月26日中央文革办公室和军委文革办公室电告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中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没有理会。

　　7月14日晚，为解决武汉地区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毛泽东主席在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的陪同下乘火车抵汉。周恩来总理、谢富治（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军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力（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余立金（时任空军政委）等稍早来到武汉。以后数日，周、谢、王等多次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干部开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分别到两派群众组织中听汇报，做工作。7月16日上午，周恩来等人在东湖宾馆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几个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三派要达成协议。下午周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做军区主要领导的思想工作，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深夜，谢、王前往3506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王劝诫那些头头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化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冷淡。武汉三镇大街上开始出现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

　　7月18日连续第四天由周总理召集军区干部会议。周总理分析了武汉文化革命的历史过程。指出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建议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要以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为核心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部队要进行教育，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周总理希望他们改了错就好；对主席的命令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宣布纪律，不录音，不要上大字报，不要传达。当晚，总理回到北京。该会议精神被8201部队的政委传达到该独立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

　　7月19 日下午，谢富治、王力在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周总理代表中央所作的四点指示：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王力说军队干部要从ABC起认识文化革命。独立师政委、师长相继退出会议，回到师部，连夜向所有干部、战士传达精神，部队产生较大抵触，形势立即失控。午夜，部分独立师、“百万雄师”人员冲击军区、东湖宾馆，要找中央代表“说理”。

　　7月20 日凌晨，“百万雄师”、独立师人员冲进宾馆，质问并抓走王力；上午，“百万雄师”和部队有关人员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并殴打王力，要王力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组织的性质表态。武汉三镇集结大量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它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并殴打敢于对他们表示不满的市民。“百万雄师”写出标语，发出口号：“王力、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踏平工总镇压**革命”，“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甚至提出“揪出谢富治的黑后台周恩来”， “毛主席受了蒙蔽，派了两个**革命来汉支持**革命 ”。

　　毛泽东得知消息，指示军区立即放人，并保证把挟持走的王力找回来。

　　下午，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商议，林、江写信给毛泽东，要毛泽东转移。林彪定调“7.20事件”是**革命暴乱。周总理立即赶回武汉，劝毛泽东转移。

　　7月21日中午11时，乘北京来的专机毛泽东离汉飞抵上海。

7月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于22日下午胜利回到北京的消息。 7月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全国掀起声讨陈再道、“百万雄师”，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的巨大浪潮。

　　1967年7月26号武汉军区公告说：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叛变行动。”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公开信中说：“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事隔十二年后的1978年9月24号，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写给华国锋，党中央的报告说：

　　"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该报告。



　　5　　初生牛犊不怕虎

　　

　　放风了。一声吆喝把我拉回到现实。

　　脑海里立即出现了在电影《红岩》中看过的情景：在一个狭小的院子里，一群囚徒迈着沉重的步伐，有的还戴着脚镣，他们排着队，默默地缓慢地转着圈，还不时朝天望一望，相互交换一下眼色。

　　真是不可思议，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今天，这怎么会是我要面对的现实？听见外面开门关门的声响越来越近，一个计划突然涌上心头，在短暂的考虑后决定实施。

　　这间牢房的锁有响动了，看守在外面开门，门闩刚一拉开，我就用力一推，接着人就冲了出去。开门的看守没一点思想准备，见突然有个人冲出来，吓得他往后一退，很紧张地说你要干什么？牢房里面的人也吃了一惊，等着看我怎么样被收拾。

　　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你们搞错了，我要和警司联系。

　　他急忙拦住我说你先进去，等放完风再说。

　　我有点咄咄逼人地说我不进去，你们怎么能把我关在这里？你们知道我的情况么？

　　他说我不管你么情况，你跟我进去。说着他动手拉我，但我犟着不动。

　　那个看守拉了几下也没有拉动，这大概是他当看守多年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情况，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看看我，又看看正在放风的囚犯，没有再拉，把门关上后，接着去放其它牢房的风，丢下我一个人站在走道里。

　　走道中央是一排地窗，透过地窗可以看到楼下的情况。

　　楼上楼下的牢门不断地开开关关，里面的囚徒不断地进进出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人还戴着脚镣，每走一步都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动作迅速，急急忙忙地在看守的呵斥声中干着倒马桶、洗衣服、打冷水等必须要在外面厕所里才能干的事。

　　我像在观看一条怪异的流水作业线。

　　在监号里面只是面对十来个人时，一时没什么太强烈的感受，现在一下面对几百个迥然与以前所见过的完全不同的人，在近乎恐怖的气氛里，为最简单的生存而慌忙的动作时，眼前的这一幅幅画面让我感到震撼，几乎每一个沉重的关门撞击声都在敲打着我的心房，脑海里不断闪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就是专政？在专政下的人就是这样一副模样？在这样一间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里他们关了多久？他们在这里面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怎么样渡过的？不清楚他们是心狠手辣的歹徒还是飞檐走壁的大盗，但可以肯定他们原来都是桀骜不驯之徒。但此时他们在看守面前一个个低眉垂首，唯唯诺诺，看守的每一个呵叱都能像鞭子一样在他们身上发生反应，这能看出他们过去的模样来么？谁能想象在这无声无息不起眼的二层楼房里关了好几百号人？这些人与世隔绝，不喊不叫，像物品被放在仓库里一样，被拨弄来拨弄去，又像绵羊一样显得那样驯服，甚至看起来有点可怜。

　　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世界人在里面完全变了形的世界，这就是专政，这就是专政的威力，我不禁有点感慨。同时我也搞清楚了这里的放风就是倒马桶，顺便可以洗衣服和弄点冷水回来，和《红岩》里的放风不是一回事。

　　所有监号的风都放完了，那个看守过来把我带到了一个预审室。

　　他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和颜悦色地说有么事你说吧。但骨子里的那种审问犯人的味道还是让人感到不舒服。

　　我说我是红旗中学的造反派负责人，红旗中学就是原来的省实验。

　　他说这个我晓得。

　　我想这里离我们学校很近，就问他那我们学校的事你听说没有呢？

　　他说听说过。

　　我想听说过就好，就向他做宣传工作。告诉他我们打死的两个是流氓，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是为民除害，是正义的革命行动。把我关在这里是错误的，警司肯定不知道，毛主席都说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你们怎么能这样关我？我要和警司联系。

　　心想和你多说也没用，两个月前周总理陪同谢胡来武汉时的欢迎宴会上，警备区的张绪副司令员和我就坐一个桌子上，一口一个革命小将，他们怎么会把我关在这里呢？他们肯定不知道。

　　他说我们这里只是一个看守所，不能和警司联系。

　　我说怎么不能联系？一个电话就过去了。

　　他说我们有制度，要一级一级上报请示，只有分局领导才能和警司打电话。

　　我说那我和你们分局的公安联司头头通电话。

　　他说这个我作不了主，我要请示这里的公安联司负责人。

　　我说你不要推，今天不和警司联系上我是不会进去的。

　　他说你不进去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说这话时他的面孔板了起来。看守的耐心总是非常有限的，今天他能这样已经是破天荒了。

　　我毫不示弱地说随你的便。心想已经在里面呆了一个晚上，我不能再在里面呆下去了。

　　见我不吃硬的，他又给我讲起了道理，说你不要跟我们过不去，把你关在这里又不是我们决定的，这里面关了几百犯人，你这样搞，万一有人趁机暴乱怎么办？

　　我说你们搞错了，肯定是当中哪里出了问题，我要和警司联系，怎么是跟你们过不去呢？

　　他说这样，我们帮你联系，你先进去耐心等一下，一有了消息我马上告诉你。我总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外面，你说是不是？

　　我说那好，我相信你，但是要快。

　　他的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没有理由不作让步。我随他走到监号门口，他打开门我走进去，门在背后关上，一屋的人都很惊奇地看着我。

　　那个组长很关切地问没吃亏吧？

　　我不解地说吃什么亏？

　　一个老犯人说我们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敢像你这样往外冲的，以为一顿暴打肯定跑不了，而且脚镣手铐还要砸上身。

　　那个组长说当时门一开你往外冲时，我们就猜那大皮靴肯定要重重地踢上来，没想到你一点事都没有。只听说造反派利害，以为是瞎传的，看来是真的。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也不屑于跟他们说，此时心理上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我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跟他们说得清楚文化大革命？说得清楚革命造反派？没再理他们。心里只是在盘算如果到了下午五点钟还没有结果，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回到监号不久，就开饭了。听组长说这是早上九点钟的一餐，下午四点钟还有一餐。

　　靠门右下角的一个小洞被打开，一个特制的漏斗伸进来，几瓢开水顺着漏斗流到了里面的木桶里，那个组长用手中的杯子给凑过去的每个人舀了一杯，看来这里的开水不是想喝就喝的，最后他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他说喝一点身上暖和些，我想想也是，走过去要了一杯。怎么喝到口里味道怪怪的，就像一个什么都装的木桶在放置多年后，简单的涮涮又拿来装的开水一样，一股说不出的气味让人喝了想呕，后来听说这开水是蒸过饭的。

　　一个稍大一点小方孔又被打开（后来知道叫风门），外面递进来几摞用搪瓷碗蒸的饭。

　　一数不对，里面的人连忙说老师傅，还差一钵，昨晚又来了一个，我们是十四个人。话语里透着一种谦卑。

　　“过开。”一声呵叱让里面的人赶紧闪到一边，一双眼睛出现在风门前，转动的眼珠把里面扫描了几遍后，一钵饭又递了进来。

　　紧接着一个盛着大白菜的勺子伸了进来，里面的人早已准备好，一个木盆就在风门下方接着，一勺、两勺、三勺、四勺。最后一勺要少一些。

　　“老师傅，我们加了一个人，您打的还是和昨天一样多，加一点吧。”是一种乞求。

　　“狗日的，四个人一瓢，老子给了你十五个人的，你还不知足？”一个手中有无限权力的大人在广施恩惠后训斥贪得无厌的小民。

　　“您是个大好人我们心里都有数，只加点汤好不好？”里面用讨好的语言缠着不放。

　　“狗日的，就饿得那狠？一点汤都是好的。”说归说，勺子还是伸了进来，几片菜叶和着一点汤水倒在盆里。里面人的脸上显出如愿以偿的神色。

　　十四钵饭平放在地板上，有人拿出两颗骰子一掷，就按着某种顺序一人端了一碗，分好的菜也是按照刚才的方法拿。对眼前的这一切我都不理解，不过没几天，饥饿就让我明白了所有的答案。

　　组长递过来一份，我完全没有食欲，一口菜汤在嘴里难以下咽，就丢在一边就没再理，只是坐在一旁冷冷地有点不理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那个组长在几次试探后见我真的不吃，很高兴地和几个人分了。

　　不管是狼吞虎咽还是细嚼慢咽，最后都是意犹未尽地放下碗。值日的负责洗碗做卫生，其它的人则坐在各自的铺盖上，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窃窃私语。

　　“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阴阳怪气地反复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的这句歌词，不知他是不是有意把就没有新中国的“就”字不唱，让人听着别扭、不舒服。并且他一边唱一边还不时带有某种挑衅意味地朝我看一眼。

　　我问坐在旁边的组长这个人是搞么事的？

　　“**革命，关了十八个月。不管为什么事进来的，时间长了，思想都是有一点的。”大概组长察觉到了我心中的感受，作了一点解释，最后的“反动”二字他省略了。

　　十八个月？我很有点吃惊。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关了十八个月，简直不可思议。我回忆十八个月前我在干什么，这十八个月我经历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这十八个月对我来说经历的事真是太多、太丰富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文化革命的风风雨雨，几天几夜都说不完，要写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而这十八个月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零，只是一个画面单一的重复，太可怕了。心里暗想：如果我要像他那样关十八个月，我肯定会一头撞墙死掉。

　　“各位同犯安静一下，现在开始学习。”组长在发话，窃窃私语的停了下来。为什么叫同犯？我感到有点纳闷，一时也不好问，就静静地听他说下去，这样也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昨天政府把我叫出去谈了一下话，问了一下号子里面的情况，每个人我都是挑好的说，确实我们号子里也没有什么事。我只是说关的时间太长了大家都有点受不了，都希望政府能快点解决问题。政府说现在外面都在搞大联合，快了。大家有么想法，每个人都说一下。到时候政府问我也好有个回话。”

　　顺杆爬的，发牢骚的，说俏皮话的，言不由衷的，干脆一言不发的，稀奇古怪，说什么样的都有。号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我问组长什么叫同犯？谁是政府？他说这里不能称同志，同志是在革命人民中间用的，这里的人都是犯了法的，只能相互称为同犯。政府就是这里的看守。我一边笑着对他说我可和你不是同犯。一边想一个看守也能代表政府？不过这句话放在心里没有说。他一下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我这样说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其实我对他还蛮有好感，是他的安排我昨晚才没睡在马桶边。

　　中午十二点铃声响了，见他们都把铺盖打开睡午觉，我也跟着来，这次我睡不着了。从昨晚九点到现在已经十五个小时了，十五个小时是整整九百分钟，已经过去了整整九百分钟，学校现在的情况怎样了？革委会现在在干什么？何儒非、柳英发在干什么？我的那些亲如手足的战友们在干什么？他们一定没闲着，特别是我的几个至交，像舒国良，燕妮丹，司子林，汪文博等，我想他们一定比我还要着急，我被抓他们肯定知道了，屈伟和慧君肯定通知了学校，只是不清楚我现在的处境他们知不知道？大概他们不会想到我现在和五花八门的罪犯关在一起，要是能传个信出去就好了，里面外面一起使劲局面的改变肯定会快得多。想起来了，昨晚那个警察说是代表警司，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像是假的，他没这个胆子来假传圣旨，如果真是警司的意见，要解决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想到这里，心里有点沉。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坐以待毙，只要能和警司通上电话，我就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做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一个下午都没有任何消息。

　　尽管饭菜难以下咽，晚饭我还是全部塞到肚子里去了，晚上我还有个计划要实施，再说人也确实有点饿了。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不能再等了。在监号其它人的劝说下一开始我没有采用踢门的方式而是喊报告。一声、两声、三声，我接连喊了七八声，没一点反应，就忍不住用脚“轰”的一下踢了隔断两个世界的牢门，有反应了，听见有人喊谁呀谁呀造反了？！接着有人拎着钥匙叮叮哐哐地跑上来。

　　我大声说是我。

　　门开了，一个看守指着我说你给我出来！

　　我大步走出门，这正是我期待的。

　　他把门关上后大声说不要以为你是造反派我们就不敢整你。声音之大给我感觉像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要我坐下后，不等我开口就说你的事我们都知道，我也是造反派，我们怎么会抓你呢？你的事是警司直接搞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代管，你这样闹一点用也没有。

　　他的态度和刚才判若两人。

　　我说有没有用我心里清楚，我也不想闹，但把我关在这里不理不睬已经整整一天了，退一万步说，我就是犯了错误也是革命小将犯错误，这样做是亲者痛仇者快，是在长哪个的威风灭哪个的志气？你跟警司打电话，就说李乾在里面闹，要见张绪。

　　他说你说要见就能见？我们只能向上反映，见不见我们说了也不算。这样，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你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能满足的我们尽量满足。你就不要再这样闹了。

　　想来也是，能跟他们闹出个什么结果来？只要让警司晓得我在闹、在同他们抗争就行了，他们总会出面的。

　　我说你们要告诉红旗中学说我在这里。

　　他说好，我去跟分局说，这个归分局管，要分局派人去通知。

　　我说一床被子怎么睡觉？我还要一床被子。

　　他说这个没有问题，马上给你，给一床新被子你。还有么要求？

　　我说就这。

　　他说回去不要闹了，我们这里是专政机关。关了几百号犯人，出了事不是好玩的。

　　看来要在这里呆第二个晚上了。

　　



　　6　　从“一小撮”走过来的红十月

　　

　　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

　　也许是隐约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想理出个头绪来。太意外了，对坐牢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坐牢并没有真的发生；自认为大局已定时，却一个晴天霹雳把自己打入这样一个难以忍受的世界。

　　从”九.二-四绝食”算起，这一年多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不算少了。如果再往前推一点，1965年夏天就感到渴望已久的、能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机会来了。当袁子斌告诉我毛主席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将参加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这一段话时真是感到热血沸腾，一股激情在胸中不可遏止地涌动。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我们刻苦地锻炼身体，我们认真地学好每一门功课，我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每一次太阳的升起。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上二十几个同学到武汉大学游泳池游泳，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们自觉地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一路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打靶归来》等革命歌曲，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嘹亮的歌声赢得沿途不断的掌声和喝彩。

　　为革命而学习，我们认真刻苦主动。在一次数学课上，陆老师布置我们做书上的一道题，然后要我们上台演示，看谁的解法最简单。在她认为最简解法已经出来准备结束时，我突然悟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举手要上去演示，她有点疑惑地望了我一下后还是让我上去了。我的演示写出来，思路非常巧妙，比前面的方法都简单。课后她特地走到我座位前很高兴地对我说：自这道题上这册教材十多年来，你的解法是最简单的，之前还没见过。搞教改时，化学课的张老师问谁愿意上来讲一堂课？我第一个举手。在她的指导下，我用了一整个星期天跑书店，找资料，认真备课，那堂课同学们的注意力特别集中，效果出乎预料的好。易钟英校长，这位连续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还特地在会上说到这件事。

　　1966年元旦武汉市要举行万米长跑，学校先搞了一场选拔赛，初中部就只我一人参加，结果高中部参赛的大哥哥一大半都被我甩在后面。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来后，性格决定了我很关注这场火药味非常浓的讨论。文化革命的风暴吹到了学校时，我把班上运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总之，各方面我都要努力做最优秀的。可是怎么突然间我成了教育革命工作组排斥和打击的对象，把我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我一下掉到冰窟窿里。工作组还派人到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去调查，看能不能找到我成为**革命的内在原因，从一个老工人身上能找到什么？说我个人主义膨胀，跟党对着干，已滑到了**革命的边缘，离**革命只有半步之遥了，这还是因为出身好，要不然就是**革命。还要开什么会来帮助，说是把我从**革命泥坑往外拉，实际上就是往我身上泼脏水，我不承认，我不甘心，凭什么不让我革命？凭什么说我是半个**革命？难道就因为我太向往革命，太投入太专注而没有看脸色行事？难道我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就比谁差？“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曲《东方红》，唱得我们这一代人除了一心一意跟毛主席走外就再没有别的念头。

　　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生活中饥饿像影子一样无时不在。一天放学前，一个低一年级的学生领着老师到班上来朝我一指，我被带到校长办公室，在反复盘问无结果后，班主任送我回到了家里。后来从母亲口中知道是学校出了“打倒□□□”的反动标语，那个学生指认看见是我写的。尽管班主任认为我一直是班干部，学习优秀品行端正，但为了排除那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学校和家长想了一个绝招：半夜在我睡得正香时把我喊醒，趁我迷迷糊糊时候问：有人要打倒□□□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抓起来枪毙。学校不再在我身上费力气了，转身盘问那个指认的学生，还没过几招，那学生就把真正作案的人供出来了，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共产党的热爱真可以说是溶化到了我血液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没有变过，可怎么现在硬要把我往**革命圈子里推呢？记得那段时间多难，成天心里像压着一块铅，每天下午我都要跑到长江里去游上两个小时，只有在长江里劈波斩浪时，心里才能稍稍好受一点。

　　《十六条》我是在守桥部队的巡逻艇上听到的，那天我和高中十几个同学每人背个篮球从平湖门下水横渡长江，从大桥的第四和第五个桥墩中间穿过后，在已经离岸不远时被守桥部队发现，一个个从水里被拉到快艇上。在等待核实我们身份的时候广播响了，我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保护少数的内容让我隐约感到事情可能会有转机。紧接着首都南下串联的学生来了，他们带来的消息虽然我闻所未闻，但却是我心底里最期盼的，北京来的东风吹去了我心里的阴云，原来在北京，毛主席早就为像我这样的“**革命”平了反，不是我们在**革命，而是工作组在压制革命、在镇压革命。湖北大学，特别是首都南下学生联络站所在的湖大31号楼成了我几乎每天必去的地方，听他们的演说、听他们的辩论就像听革命的福音，我向他们讲述我的遭遇，诉说我的不平和苦闷。他们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不是一轮新的“反右”运动，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反修防修，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保证中国千秋万代不变色。接触多了，我和南下“一小撮”的头头赵桂林、傅军胜成了朋友，成了他们忠实的追随者和拥护者。我第一次上北京就是住在赵桂林的宿舍里，他在下铺我在上铺，他像兄长一样关照我。

　　一想到赵桂林，”九.二-四绝食”前后的经历又出现在眼前。

　　“九.二-四绝食”我是第二天中午知道的消息。当时我正在学校看大字报，听旁边有人说南下的学生正在省委十三号楼前闹事，就跟当年的右派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9月1日湖北省委在工业建设厅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省长张体学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是坏人，运动后要划为右派，要送去劳改，说他不当省长要去当劳改队的队长。南下学生得知后非常气愤，集聚在省委宣传部所在的那栋楼前要求张体学出来为“南下一小撮”平反并回答学生几个问题。但张体学拒不出来，南下同学被迫采取绝食的措施。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心想人家千里迢迢到来武汉支持我们，人家图的什么？虽然现在赞同他们观点的人不多，但决不能让他们感到孤立，我已经是**革命了，还怕什么？声援他们去，以后说我是什么都认了。

　　赶到十三号楼时人还不是很多，约两百人左右，大家席地而坐，我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了下来。会场前面有一张桌子，上有麦克风，不时有人上去宣读给中央文革的告急电和对湖北省委的抗议书，高呼表达我们要张体学出来的心愿和对湖北省委不满情绪的口号。赵桂林、傅军胜等绝食火线指挥部的学生领袖慷慨陈词，赢得一阵又一阵掌声。更多的时候我们泪流满面，一遍又一遍地唱起“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这里的人有的已经饿了一整天，喉咙早开始沙哑，到了晚上，天上飘落下一阵细细的雨点，初秋的寒气不断地袭来，对只穿着单衣的我们来说真可谓饥寒交迫，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去，但缓解后他们又坚持坐进来，曾有省委工作人员拿来面包和水，但没人理，也有人跑来大声指责我们别有用心，有一个女中学生声泪俱下地说这么好的省长、这么好的省委你们都要反，你们安的什么心？没有谁理她，我心想把你打成**革命试试看？我们怀着一腔热血，只不过是希望毛主席的光辉也能照到我们身上，只不过是希望张体学能出来见我们一下，承认我们不是别有用心的**革命就行了。毛主席都多次出来接见红卫兵，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赞扬我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你张体学有什么理由不出来呢？绝食持续到四号下午，虚脱的人越来越多，张体学不仅不出来，还传出消息说湖北省委认定我们的绝食行动是**革命行为。火线指挥部认为绝食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决定停止绝食，上北京告张体学去！这时参加绝食的学生已经增加到近千人。我一天多时间滴水未进，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感到天旋地转，差点倒下，走路都没有一点感觉。在身体都那样虚弱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一路高呼口号，队伍一直游行到水利厅附近才解散。

　　在南下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湖北省委勉强给了一节装行李的闷罐车皮让他们去北京，我准备和赵桂林他们一起去。9月6号上午我们从湖北大学列队出发，一路上我们高喊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引起沿途很多市民的驻足观望，用一种惊讶的眼光看着我们，显然没想到有人敢明目张胆地炮轰省委，这是不是右派翻天了？！

　　我在武昌南站被我校的红卫兵纠察队拦住，说不是南下的学生不让上车，赵桂林据理力争说上北京是毛主席赋予的权力，谁也不能剥夺。但没用，他们不跟你讲道理，我第一次感到了道理在武力面前的无奈。我握着赵桂林的手泪水直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车。在我极度失望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说他是湖北大学红八月的叫贾培培，问我还想不想去北京？贾培培当时是湖大有名的“一小撮”，他曾贴出大字报，一个人要和湖大的官办“文化革命委员会”辩论。我成天泡在湖大，当然知道这人，只是未曾接触过，一听说是贾培培马上就有一种完全的信任，感到有了希望，连忙说当然想去。他说你照我说的做保你能去北京。我问怎么做？他说你先假装朝车站外面走，趁那伙纠察队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返回来藏在车站的花坛里，然后再听他的安排。照他说的我返回后躲藏在花坛足有半个多小时，贾培培就像没事人似的在附近踱来踱去，突然他走过来说快出来上车。这时汽笛已响，那伙纠察队以为已胜利完成任务，撤一边去了，我在最后一分钟跳上了火车，当我再次握着赵桂林的手时忍不住又一次想流泪。

　　终于到了北京，那种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像我这样第一次到北京的人。为了满足我们要看看天安门的愿望，接我们的大客车特地从天安门前走过，没想到天安门远没有我们在电影的画面里感觉到的那样大，不少人脱口而出：比想象的小多了。

　　9月7号晚上，周总理、陶铸等中央首长在中国人民大学操场接见了我们。当时在场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数千人，大会组织者特地把来自武汉的我们安排在了最前面，景仰已久的中央领导人就在我们面前。周总理最先讲话，当我听到“你们昨天的大会，因为我们没得到消息，没传到我们手中，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白白等了八个小时，我们觉得很抱歉，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马上决定开这个大会”时，对比在“9.2-4绝食”事件中湖北省委的态度，我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周总理儒雅的风度使我着迷，他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神韵和丰采只能用完美来形容，那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北京走了几个学校，感觉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都是自由的，完全没有了在武汉所感到的那种压抑。

　　9月8号陶铸接见傅军胜等九名南下学生的代表，他批评了湖北省委对待南下学生的态度，作出了明显有利于“一小撮”和“少数派”的三点指示。

　　带着胜利的喜悦我们回到了武汉。我们人还没到，陶铸的三点指示已经传遍武汉三镇，少数派有点要翻身的味道。但没过一天，铺天盖地的传单和大字报说我们是造谣，湖北省委拿出了内容完全不同的陶铸四点指示。陶铸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仅次于周总理的第四号人物，无疑是湖北省委在造谣。这样我们同湖北省委的对立情绪更大。

　　在湖大期间，结识了不少支持南下“一小撮”的中学生，人数也不算少，只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不能形成战斗力，几次酝酿成立武汉市的中学生“少数派”组织，但最后都没有结果，我感觉到这是由于没有根基的原因，建立“少数派”的组织要从自己的学校开始。这想法和我校的许多“少数派”不谋而合。《红十月造反公社》已是躁动腹中的婴儿，诞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1966年10月１8号下午，在原外语教研组的办公室里，我们十几个“少数派”的学生坐在一起，从初三到高三的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正式商讨成立自己的组织。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为了不给对方辫子抓，尽管我们对“血统论”是不赞成的，但还是注意了对这十几个人出身的了解。

　　我们是在行使毛主席给我们的神圣权利：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革命。这是一批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都想有新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边说边议：

　　“成立组织总得有个名字，先把名字定下来。”

　　“当年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和巴黎公社的原则，我们的组织要以巴黎公社为蓝本，不要叫什么战斗队，就叫公社。”

　　“毛主席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湖北省委的反，这个公社叫造反公社。”

　　“现在是十月，这个公社是十月诞生的，就叫十月造反公社。”

　　“十月是红色的，共和国就是在十月诞生的，前面要加个红字，叫红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字好，有气势。”

　　“我们这个组织是红卫兵组织，这点也应该表示出来。”

　　“我们要和“三字兵”区别开来，红卫兵前面要加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全称就是《红旗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称大家一致通过，这些“一小撮”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再不是一盘散沙了。有人接着说那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呢？

　　各种意见又出来了：

　　“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我不同意。十六条都说了要保护少数。多数人错了怎么办？”

　　“这话是不错，但总不能一个集体按少数人的意见办吧？”

　　“如果少数只能服从多数，那我们这个公社连出生的可能性都没有，少数人的意见要在公社的决议里完整地表现出来。”

　　“一个组织总不能没有一个集体的态度和意志，把两种或几种意见都拿出去那还有什么战斗力？”

　　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何儒非说：“我看是不是这样，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

　　有人提出疑问；“协商的结果能够一致当然没话说，如果不能一致怎么办？”

　　“协商一致这个原则好。坚持这个原则至少可以避免以势压人，可以让少数人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我们这个组织一定要坚持民主的原则，我们都是尝过以势压人的苦头的，不能让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重演。”何儒非接着说。

　　“那还是没有回答无法一致的时候怎么办的问题。”提这问题的人显然也在认真思考。

　　“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时候，可以这样，公社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不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且还不要求他们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去行事。”

　　“那这样我们就不是一个战斗的整体，随时都有分裂的可能。”有人插话。

　　“我的话没有说完，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要以大局为重，相互尊重，对事不对人，要勇于坚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错误。只要是出于公心，分裂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何儒非沿着他的思路继续往下说。

　　没有人再提出新的疑问。

　　“今天可以只形成一个初步的意见：不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不允许多数压制少数，强调协商一致的原则，实行一段时间后再修改完善。”何儒非也给他的意见留有了余地。

　　“我看可以，同意。”不少人说。

　　“那下级服从上级呢？”有人问。

　　“提议不设负责人，不存在下级服从上级的问题。大家轮流在办公室值班，处理公社的日常工作。”这是高一的一个同学的建议。

　　“这样行不行？”

　　“你做都没有做怎么知道不行？”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分成头头和普通成员后,时间一长头头会染上官僚习气，会脱离群众，普通成员会产生依赖性，革命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会消褪乃至消失。实行轮流值班，不设固定的头头，一不会产生特殊化，二能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一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道理，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原则，我赞成。”

　　“那是不是我们表决一下，同意的举手。”

　　几乎全部都举起了手。

　　出乎预料的是轮流值班制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还是用直接表决的方式选出了公社的勤务组。在实行轮流值班制的过程中发现我们最初的美好愿望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权威、稳定、高水平的领导核心。不过轮流值班制仍不失为一种很有益的探索和尝试。那种发自内心的对民主的追求和向往，使说服决不搞压制成了红十月的一个传统。可以争论但决不争吵，任何人自觉不自觉的想以势压人都没有市场。

　　《红十月造反公社》诞生后不久，就干了两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事。

　　第一件事是在成立不久后的十一月中旬，我带队的《红十月》北上小分队在北京策划了一张震动京城的大字报《江城质疑——王□□你究竟要干什么？》。大字报首次披露了王□□1959年跟随毛主席回韶山后写的那首“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的诗。当时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对王□□的仕途可能是致命的。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这张大字报，谁能肯定十年后被抓的不是“五人帮”而只是“四人帮”呢？。

　　第二件事是在“工人总部”被打成**革命组织、“3.17大逮捕”后的一天，我们突然看见何儒非挥动着《红十月造反公社》的旗帜，一个人在大操场里游行。在春寒料峭的早春，尽管四月初的江城这时还是北风瑟瑟，《红十月》的大旗让大家快冷下去的心一下子热起来，被压抑得太久的激情一下子被何儒非的举动点燃了，没人号召，一个、两个、三个……大家纷纷跑出来加入进去，很快变成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我们走出校门，游到22中，游到33中，游到华师一附中，游到水院，游到钢二司司令部所在的武测，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唤起的都是久违的激情和歌声，口号由“向红十月的革命小将学习”、“向红十月的革命小将致敬”的喊声渐渐演变为“坚决为‘工总’翻案”、“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誓死保卫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沿途不断有新的队伍、新的旗帜加入进来，甚至本来站在路边观看的群众都情不自禁地走了进来，彼此握握手，就高呼口号共同前行。最后竟成了一支近万人的大军。数不清的红旗迎风招展，望不到边的洪流滚滚向前，长龙见首不见尾。在那万马齐喑的日子，红十月发出了江城第一声激情的呐喊，并得到了三镇震天的响应。在春寒料峭的江城，这支队伍告诉人们：石在，火种就不会灭。

　　在事隔三十八年后来看，在这支大军中的人们未必十分清楚他们究竟在干什么？究竟要干什么？什么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这点至少是不清晰和不明确的。其实他们仅仅只是想有一个稍许宽松一点的环境，只是希望能在学习和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不要动不动就被人戴上大帽子打成“**革命”而已。这种潜意识里的需要和毛泽东的号召一拍即合。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数不清的按照自己意愿成立的群众组织才破土而出，人们才会有第二次解放的强烈感受，才能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大中城市出现过的老百姓冒着风险，自发地捐钱捐物支持造反派的感人场面，也才会有人切实地感到用了十几年的金科玉律不灵了。而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当权者将文革变成了一个让老红卫兵无法无天、横冲直撞的平台，普通的老百姓都担心或者已经成了游街或抄家的革命对象。

　　红十月的人好像都有一种英雄情结。

　　何儒非在动不动就要你死我活的年代能够提出“协商一致”的原则、在万马齐喑时高举大旗迎风一挥发出压抑已久的呐喊是英雄情结；宣传队的十几个洋娃娃般的少男少女拿起长矛慷慨赴死是英雄情结；燕妮丹面对癌症泰然处之是英雄情结。他们这样做时根本没有想过“英雄”二字，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不论前面是什么在等待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与英雄情结相伴的往往是难以预料的承受之重。

　　有英雄情结的人都是在危难之中显身手，印证了一个诗人说的话：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往往低调，很少有什么豪言壮语。他们义无反顾，往往付出的代价极大，最后的结局能够称为悲壮就属于善终了。“12.5事件”应该说是红十月这个集体潜意识中的英雄情结的一个集中表现。为了这个英雄情结，红十月人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

　　富有朝气和追求的红十月，高墙能把我的人和你隔开，但不能把我的心和你分开。这一年多的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这一次我也同样能走过。

　　没有英雄情结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很早我就这样想过了，但认识到只有英雄情结却缺少理性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并且可能更危险，却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认识到这一点经历了一段太漫长太艰难的跋涉。

　　


　　7“紧握你们的手”

　　

　　第三天的牢狱生活在焦急地等待中开始。

　　昨天那样闹了一下后，看守对我所在的监号的警惕性明显提高，放风时要先把风门打开看看确认无异常后才开门。

　　期盼中的时间真难熬，每一次看守走近的脚步声都会让我怀着极大的兴奋认为是跟自己有关，但每次都是以失望告终。老囚犯说不可能这么快的，但我不相信。他们告诉我这看守所的一楼是关押拘留的囚犯，短则几天长则两三个月，如果转成了逮捕就转到楼上来。一般新犯人都是关在楼下，但也有直接关上来的，那就是看守认为事情严重肯定会判刑的人。不过也有例外，有特殊关系的人虽然关的时间明知不会长也会送上来，一是因为楼上比较干净又不潮湿，二是因为楼上的人关的时间比较长，出现牢头狱霸的情况很少，不像楼下折磨欺负新犯人的事时有发生。我把自己放在后一种，尽管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隐隐的担忧。

　　说是不许交谈案情，但关在里面的十几个人没有谁不清楚其它人的情况。我很快知道了这间牢房里有七个是“花”案子，两个经济案子，两个**革命案子，两个普通刑事案子。一个和我一样年龄的小个子是奸幼，我当时不懂男女之间的事，但也能感到这家伙在里面被人瞧不起，最没有地位。

　　这一天在我焦急地等待中结束。

　　18号（第四天）的放风时间到了，和昨天不一样的是钥匙的响声直接到了本监号的门口停下，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风门被打开，有人盯着里面看了一下。老囚犯的眼尖，低声说是所长。他把门打开朝我一指说你出来。

　　我心里一阵暗喜：好，有眉目了。

　　他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里，让我坐下后说把你们打死两个人的经过详细写出来。哪些人参加，怎么样决定的，哪些人开的枪，都要写清楚。说完后他给我一本材料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关上门走了。

　　我有点失望。

　　几天后才悟出这次写材料只是看守所为稳住我，让我不能闹事的措施，并非警司的安排。拿着笔和纸，几天前发生的那一幕很清楚地出现在眼前，我却迟迟下不了笔。

　　好像出于一种本能，知道这第一份材料的份量。在第一份材料写出来后，以后再写必须要和这一次写的一致，否则就会被认为不真实不客观，而不真实客观的叙述对一个革命造反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这种事如果在我身上发生，就是给革命造反派脸上抹黑，就是给红十月抹黑，这是绝对不能发生的。写材料必须要有一个原则，很快这原则在我心中明确了：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和强调这件事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响应党中央号召打击流氓恶势力的革命行动。二、对自己的责任不能有任何推诿和隐瞒。只要有可能，能一人担的责任就一人担，牵扯的人越少越好。在明确了这两点后，写材料就变得简单了。自己的事尽可能写详细点，别人的能不写的就不写，避不开的就一笔带过。

　　在长达九年的预审过程中，公安联司，工宣队，军管会以及后来的法院审判人员多次训斥我把责任大包大揽，说我的交待材料把百分之九十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你又不是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开导我说你这样为别人承担责任，别人在背后怎么整你你知道吗？不论他们怎么说，我始终无怨无悔，不为所动，始终认为自己写的材料是真实、客观、负责任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校周××老师随工宣队提审我一次后，回校对不少老师说李乾一个人把责任都扛了。其实我只不过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推委自己的责任而已。

　　写完后我在里面等待他们来收。时间已是下午二点多钟，门开了，一个看守进来，我把材料递给他，他没接材料，说等下所长来拿，同时递给我一份报纸。我想这看守还不错，怕我时间不好过还拿报纸给我看。有两天没看报了，我需要了解外面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没再多想，一心看我的报纸。

　　过了不多会，这看守又拿来一摞报纸和资料，还有毛主席的照片和著作的单行本。这是怎么回事？我一边接过来一边还在纳闷，等我翻开一本《为人民服务》的单行本时，我一下看见用钢笔写的几个字，定神一看：“让思想冲破牢笼，舒国良。”我心里一阵发热，控制不住眼睛开始潮润了。两天两夜的囚禁后第一次有了战友的信息，看到了战友那熟悉的字迹，那亲切的脸庞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禁不住喊出：舒国良，我想念你们哪！继续往后翻，又看到了更多：

　　

　　“送给李乾

　　‘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耿卫67.12”

　　“抬头望着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女生寝室全体赠一九六七.十二.十八”

　　“赠李乾友：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前进！！前进！！！

　　战友岳中杰”

　　“我们正在呐喊。赠战友李乾。

　　战友朱海涛。1967.12.18”

　　……

　　

　　我赶紧找出送来的第一份报纸，从中缝里找到了一行小字：“我们正在战斗。虎山行。”《虎山行》是初二的一个战斗小组。看来我被抓后，学校在四处找我。刚才初二的战友在这里打听到了我的下落后马上告诉了学校，不少同学都闻讯赶到这里来了。肯定还会送东西来的，我要传话出去。赶紧在一本书上写了“战友们，我想念你们，紧握你们的手。”果然不一会门又被打开了，看守又送来几本书，收下后我对他说：这本书我这里已经有了，麻烦你顺便带出去。他没说什么，接下后转身就走了。

　　所长来了，他接过材料翻了翻，放在了桌子上。我期待他能说点什么我所需要的东西。

　　“你的案子不归我们分局管，你们在这儿闹没一点用。”所长用这话开了头。

　　你们？什么意思？我只一个人怎么称“们”？肯定是我的战友、我的同学在外面为我“闹”。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学校已成立了《营救李乾指挥部》，并且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营救李乾成了学校的主要活动内容，甚至劫狱都进入了话题。我尽量掩饰心里的兴奋，对所长说的话没作任何反应。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你对看守所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接着问。

　　“我不和那些人在一起，我要单独一间房。”我回答说。此时我认为自己是革命小将，不屑与那些罪犯为伍。同学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用不着再要求和警司通电话了。

　　“你要单独一间？”所长显得有点诧异。他见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就说，“好吧。”

　　后来我才明白所长诧异的原因：把一个人单独关押通常用于对囚徒的惩罚。长时间的孤独对人的摧残和折磨是正常人难以忍受的，不仅会造成人的失语、迟钝等诸多问题，甚至会使人精神彻底崩溃。著名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描述了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犹太人被纳粹关进一个大饭店的单间里，长时间的单独囚禁使他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弄到了一本象棋谱，这象棋谱成了他与完完全全的虚无状态搏斗的唯一武器，最后他幸免于难并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象棋怪才的故事。书中对人在极度的孤独状态下内心痛苦挣扎的描述震撼人心。他称单独囚禁为“最恶毒的酷刑”。现在我对自己上了这“酷刑”。

　　我搬到了隔壁的空号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战友写给我的那些鼓舞人心的简短话语，想象着外面的情况，很晚才入睡。

　　这天的狱中日记：“18号上午提讯，写了一份材料，内容是行动经过、由来和我的要求、看法。中午，同学知道了我的着落，给我送来了语录，毛选，我高兴极了。下午经过我的要求和坚持，给了我纸和笔，给了我单独一间号子—6号。”

　　19号（第五天），更多的同学送来了东西，我这间号子的门几乎就一直开个不停。

　　这天的狱中日记：“19号上午下午同学又继续送东西来。我班三司革联①、燕妮丹设法给我送来两封信，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我鄙视×××这样的小人，我怀念战友，我渴望自由。我也设法弄出去一封信，不知他们收到没有。何儒非在送给我的报上写：‘全校同学向你问好，希望你保重身体，坚持斗争问题一定会圆满解决，我们正在和警司交涉。代全校同学。’这一天都很兴奋，司子林，熊长青，周玉娟写信来，要我好好认识自己的问题。”

　　三司革联写给我的信很侥幸地保存下来了：

　　

　　“李乾同志：

　　你蹲监狱也有三天了，我们今天才找到你的下落。你被抓走后，同学们，全校的同学都非常作（着）急，那天早上（上星期六）全校都停止了正常的作息制度，没有一个班继续复课闹革命，同学们不约而同集合在后操场，大家急得像热锅上蚂蚁，而又措手无策，怎么办？怎么办？同学们多想革委会立即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然而革委会的做法失（使）人太失望了！同学们不能再等待了，同学们已忍不住了，走！到警司去，到公安联司去，寻找同志，寻找战友！俞国新和冯栋（他们是和你同时被抓的）他们在警司，而且生活得很好，他们有了着落，同学们放心了，而你，在哪儿呢？全校同学为你作（着）急，全校同学为你奔波。我们班同学几乎全出动了，终于，找到了你，但同学们并不满足于这些，大家一定要和你见面，一定要达到目的。

　　现在你精神上可能是不太愉快的，这点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你不用作（着）急，你被抓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想判刑是达不到的，因为群众不答应，群众不允许，相信群众的力量是大无边的，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而且马上就会回到学校来的。

　　现在，武汉市红代会（筹）搞起来了，我们学校在红代筹有一名名额，许多同学推荐你去，可惜你现在却在蹲牢房，不过有点（原件如此——作者注），你马上会回来的，事情马上会弄清楚。

　　还有一点，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他们打你了没有？如果打了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让他也没有好下场！如果打了你，请在你回给我们的纸条中划上一个O。

　　初四（3）班三司革联战友1967.12.19”

　　

　　看来我被抓这件事在同学中引起的冲击要远远大于“12.5事件”本身。

　　在当时武汉市最负盛名的中学，至少对于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坐牢与他们身边的同学是绝对联系不起来的一件事，何况还是在他们心中有威信的负责人。怎能发生这样的事？这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吗？他们要寻找和营救同学和战友肯定成了当时他们心中的第一大事。这封信字体娟秀，我很熟悉这笔迹，只不过没有平日那样工整，大概是在极度的失望和激愤中一挥而就的，我甚至可以想象她在写这封信时的表情。

　　燕妮丹的信更具体地讲了学校的一些情况，对×××近乎于叛徒的行为义愤填膺，对我的关心溢于言表。她告诉我15号晚上公安联司来人想进学校抓冯栋和俞国新，情急之中有人拉响了警报器，校内象炸了锅，警卫连操起了武器，大家把那几个公安堵在门口，坚决不让抓人，公安联司无功而返。警报一响，她马上想到我，连夜和汪文博一起骑车赶到屈慧君家想通知我转移，那知我已被抓走多时。她说对革命我比她重要，如果可能，她会毫不犹豫地来替我坐牢。这封信让我感动不已。

　　晚上六点多钟，门又一次打开，脸上堆满笑容的看守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预审室里已站着一个人，一身警服，见我进来很客气地和我握了握手。看守连忙介绍说这是武昌分局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那个看守的表情，这好像不仅是给了我很大面子，更是他们看守所难得的光荣。不是说我这案子与他们无关吗？他来有何公干呢？

　　他说你已经来了几天了，照说我应该来看一下。你的事是警司直接下的拘留证，我们想帮忙都帮不上。狗日的那些流氓是讨人嫌，但你们不该把他们打死，只要不死人你们一点事没有。

　　这些话原先怎么没人给我说?

　　他接着说你还好沙？

　　我说还好。

　　他问这里没人打你吧？

　　我说没有。

　　他说我今天来一是来看你一下，亲自给看守所打个招呼，要他们对你关照点。另外想让你写封信。

　　我有点诧异地说写信？给谁？

　　他说你们那些战友说你的脾气犟，肯定在里面被打得不成人形，两三百人到我们武昌分局闹，我们都没法办公了。特别是有个小家伙，是不是叫小宝还是别的什么名字，简直要和我拼命，他们一定要和你见面。你的案子又不是我们办的，我们没有权力安排你们见面。你写封信说明一下我们对你怎么样，打你没有，最好能劝劝他们不要到我们分局去闹了，你看怎么样？

　　他说的这个小宝我心里想肯定是小屈伟，除了他不会有人那样激烈。他的话让我想起三司革联信中的几句话：他们打了你没有？如果打了告诉我们，我们也一定让他也没有好下场！如果打了你，就在你给我们的条子中划一个O。我们班的三司革联只是几个平时很文静、性格还有点内向的女生组成的，她们竟也如此的激愤，可以想象两三百因自己的同学和战友被抓而愤怒不已的学生集中在武昌公安分局会是个什么场面。

　　我说可以就提笔写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的战友：我想念你们。

　　和你们分开已五天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回到你们中间去，和你们一起战斗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场。我迫切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我在里面还好，公安联司的同志对我还不错，在他们的权限内对我的要求基本上都答应了，没有打过我，不要为难他们。

　　紧握你们的手！

　　李乾1967.12.19

　　

　　这位公安联司的头头看着我把信写完。接过信后他很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并送我到牢房门口。

　　知道了外面的情况，心情好多了，这一夜睡得比前一夜安稳。

　　20号下午，门开了，看守陪着一个四十来岁的老军人走进来。他在牢房里转了一圈后说叫我怎么说你，手里有把枪就能去枪毙人？我当兵几十年了也不敢随便去把人打死。把东西清一下，准备转到警司去。

　　前面半截话听着心里面不舒服，心想你以为我们是随随便便做的决定？听到后半截话，我脑子里马上想到在警司的冯栋和俞国新，是要我和他们住在一起？一下子兴奋起来，肯定是在学校的交涉下事情有了转机。心想见了他们一定要好好说说这几天失去自由后的感受。

　　停了会，那老军人又说打流氓就打流氓，怎么把别人母亲和姐姐也伤了？

　　在意外中我张口就说不可能。

　　老军人盯着我说我会跟你说瞎话？要不要跟我去医院看看？

　　我不做声了，老军人的话一下子让我情绪下来很多。

　　吉普车一路驶过武汉三镇，原本再熟悉不过的市容街道包括路上的行人突然变得很陌生，车外的世界怎么一下离我这样遥远？一心想重新获得自由的心怎么突然感到阵阵凉意？是担心这是不可能的而不敢奢望还是一时的不适应？说不清楚。只是感到眼睛不够用，我贪婪地看着眼前出现的一切。在过了汉水桥后车没有往警司所在地方向走，而是在中山大道往右转了弯，我感到有点不对劲，这是到哪里去呢？

　　车在老法院院子里停下来，这军人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现在军管了，这里也属于警司。我随他走上台阶，几个拐弯后来到一间放着床铺的大屋，看样子他们刚接管这里，还没有安置就绪。他在一个戴着《军管会》臂章的军人面前停下，耳语了几句后，老军人走了。

　　这戴臂章的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后说我在哪里见过你。

　　我心里想：见过我？对眼前这个人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

　　你到8199去过没有？他说的8199是一个部队的番号。

　　我说去过，去年春节。

　　他说这就对了，我在篮球场上见过你，你们几个小家伙在8199还真是无对手。

　　他好像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但我对他还是没有印象，并且此时我也没有这个兴致。

　　他接着说听说周总理来时你还参加了宴会，先挺不错的怎么会干这个傻事？你要相信军管会会正确处理你这事，不要像在武昌那样闹，把你转过来就是不让你们这些小将继续犯错误。

　　尽管我的心本来就不是很热，但听了这话心里还是有一种深深的失望，心想元旦前怕是没有希望了，哪里知道有十八个元旦在牢里等着我。

　　

　　注释：

　　①三司革联：“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的简称，是从偏保守的学生组织“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分化出来的。

　　



　　8阴阳界

　　

　　1967年12月30号下午约四点钟，风门突然打开，一双眼睛朝里面一扫，在我身上停了下来，我觉得这双眼睛有点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军管会的负责人。门开了，他说了声出来。我跟他到了办公室。

　　“这段时间反省得怎么样？有认识吧？”他问。

　　“我已写好几份材料，可能你也看了。我的问题快解决了吧。”听他这样问，我心里还一喜。

　　“你写的几份材料我都看了，你的想法和要求我们都清楚，事情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十六条》上都说了，杀人、放火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你是属于这一类问题。你和你们学校都一直要求要见一面，现在满足你们。你要准备一下，要遵守纪律，要做做你同学的工作……”

　　他后面的话我已听不见了，思绪已飞到了同学那里。整整半个月，终于能和同学见一面了，见了他们我该说些什么？我能说些什么？我要告诉他们被囚禁的滋味不好受和自由的可贵，我要细说一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含义不仅仅是说后生可畏，更深的寓义应该是告诫，是提醒，因为牛犊随时可能葬身虎腹。毛主席说要告诉小将们，现在是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话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大有深意。

　　吉普车向警备区开去，很快就到了万松园路，车进了马路右边的一个大门，还未停稳，一个军人上前来说换了地方。车又退出来继续往前走，在快要到左边的一个大门时，前面有一大群人，我起先没有在意，吉普车按着喇叭穿过了人群。突然听见有人叫喊李乾！李乾！我扭头一看：一大群全是我校的同学老师，有小屈伟，宁汉文老师……等，他们跟着车子跑起来，可恶的吉普车突然一加速，甩下了他们。

　　在人群中还十分意外地看见了袁子斌，没想到他也来了。在成立革委会之前，学校已经着手搞复课闹革命，并淡化群众组织界线，以班级为单位展开活动，袁子斌回到了学校并和班上的同学在一起，没有谁为难他，尽管当时大家有足够的理由让他尝尝一年前他让别人所受到的伤害是什么滋味。在教育革命中，他搞唯成份论伤害了不少同学，不少同学成了他口中的“狗崽子”，在班上他第一次面对朝夕相处的同学称其为“狗崽子”时，我感到他内心也有瞬间的挣扎。命运捉弄人，现在他父亲被打倒，自己也成了“狗崽子”，不过大家好像已经淡忘了这些事，没谁再去理论过去的是是非非，更没谁往他那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对他十分友善，没有发生在有些地方出过的报复。虽然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也可谓“往事如烟泯恩仇”了。

　　当然隔阂的消除不是一两天的事，这需要时间。在前段时间我对他一直是采取保持距离的态度，不与他交谈，在他不在时，我可以和同学天南地北地聊天，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转移话题，多数时候干脆离开，我觉得这样对他对我都要好些，让时间来医治一切。现在他来了，等一会在见面时，我们之间会说些什么呢？①

　　车在一栋楼房前停下，我被带到一间不大的房子里面，一个军人说你只能见三个代表，时间是三十分钟。

　　怎么只让三个人来呢？真是他妈的混账！怕什么？怕来人多了会把我抢跑了？对于你们来说是少了一点事，少了一点麻烦，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天大的憾事。我没有去想会是哪三个人来，谁来都是我期盼的，只是焦急地望着门口，希望他们早点到来。

　　在凝重、压抑的气氛里，舒国良，燕妮丹、司子林三人走了进来。

　　分隔十多天后再见到他们，我感慨万分。前几天还是形影不离的同学和战友，现在却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在里面称自己是活着的死人或者是死了的活人，我有太多的话要对他们说，甚至包括想诉说内心的伤感。这念头刚一冒出来，一种强烈的英雄意识突然从心里涌起，不能这样，砍头不过碗大个疤，何况现在离砍头还远得很，搞得那么伤感干什么？

　　起身正要迎上去，当兵的把我拦住了并警告说不能过去，你们不能坐在一起。不然,就停止接见。

　　我一怔，朝当兵的看了一眼，用眼神问他：连手都不让我们握？见当兵的没什么回应，又朝来的三个同学看了看，他们也是同样一愣。我犹豫了一下后，没有继续往前走，在指定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同学们都好吧？”当兵的意外规定搅乱了我准备好了的话，为平复心绪，我想笑着把这句话说出来，话是说出来了，但笑不出来。

　　“我们都好，学校一切都正常，你不用担心。你还好吧？”舒国良极力控制自己的语调。

　　“我还好。”

　　“全校师生都非常关心你，正在和有关方面交涉，这点你要放心。”司子林第一句话就说到了我最重要的事。

　　“这个我放心。”说放心是因为我完全相信情同手足的同学和战友。虽说放心，但这却是我心里最关心的事。

　　“今天学校来了很多人，但警司只准三个人进来，我们三人是代表全校师生来看你的。”燕妮丹的话音里已带有哭声。她一开口，气氛不仅更加凝重，而且也有了某种伤感。

　　“车上我都看见了，谢谢大家。”

　　“现在已开始复课闹革命，但因你的事有些影响，可能还会影响下去。”舒国良在告诉我他们正在为这事奔波，并且要坚持下去。

　　“我们到你家里去了好几次，你爸爸、妈妈、姐姐和姐夫也经常到学校来，我要他们放心，问题会很快解决的。你家里面我们会经常去的。”燕妮丹红着眼圈说。

　　“傅强的舅舅是造反派，工人战斗队的。他的态度非常好，说我们的行动能够理解，他在帮我们做傅强妈妈的工作。”司子林说。

　　“你们的工作做得这么细，真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们。”我说。

　　“不要这样说，一想到你在里面关着，我们就坐不住，总要想方设法为你做点什么才心安一点。”燕妮丹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她的话深深地感动着我。

　　两个当兵的坐在旁边，就像两个大灯泡在旁边照着，让我们倍感压抑和拘束，路上准备好的一肚子的话此时不知跑到了哪里，大家说话开始字斟句酌，不时出现短暂的沉默。

　　我们彼此都用关切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希望从对方的眼神和表情里读出更多的东西来。我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会见怎么像阴阳两界的对话？虽然说的是同一个话题，但都知道对方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们在努力把我拉回到他们那个世界去，但在潜意识里，大家都清楚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这分隔阴阳两界的高墙被打开了一个只能开启三十分钟的小窗，我们有了一个能彼此探视和安慰的机会，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这小窗很快就会关上，并且由于幻想这个小窗还会再次打开，因此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大家极力压抑和控制自己的情感。怎么会在短短的十五天里我的意识和感觉就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虽然心里一直不服，在诉说、在申辩、甚至在抗争。但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的处境却是认同的，自己就应该在那个阴冷、潮湿、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督和控制、并随时可能受到惩罚的世界呆着。这是人的理智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的屈服，还是人性的弱点在异常环境中的暴露？或者是自己在“人命关天”这古训面前的认错，认为自己就是应该受到这种惩罚？

　　“好了吧？时间到了。”当兵的似乎在跟我们商量，他这话还有点人情味，没有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来分开我们。

　　这最后的一刻到了，虽不是死别，却是实实在在的生离，我们就要回到各自的世界里。什么样的理智闸门在这时都不管用了，压抑得太久的那种难以言状的战友情和同窗谊一下子从心底里迸发出来，不管旁边有什么人，不管他们订了什么清规戒律，这些都顾不上了，我们四个人一下抱在了一起。燕妮丹首先哭出了声，舒国良，司子林也抽泣起来，我实在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我们头挨着头紧紧拥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我弄不清是谁的泪水流到了自己嘴里，苦苦的涩涩的泪水从嘴里又一直流到心里。

　　当兵的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我们，不催也不劝。

　　“你在里面要保重，需要什么就写信出来”。燕妮丹一边哭一边对我说，在难过得几乎不能自持的情形下，她仍然那么细心。这是只有一个女人才会有的关切和担心。

　　“我们会时刻都关心着你的。”舒国良的眼泪不住的往外流。这个知名教授家中的老么，在全家的关心和呵护中长大，现在这关心二字从他口中出来，可以想象这十五天对他认识这世界在深度上的催化。

　　“保重，保重。”司子林说这话时泣不成声。

　　“屈慧君现在怎样？”鬼使神差的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话出口后心里我骂了自己一句混账，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问这样一句话？！在察觉自己鲁莽的同时我也此时才知道心中是非常希望这三个代表中能有她的，能有那个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我放在心里的那个穿着粉红色上衣、扎着两条小辫的女孩。半个月前在□学院的那尊哀怨无助的雕像一直还立在我心头。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承受得了吗？这是我最想知道的。在即将和同学分手的一刻，这潜意识里强烈的愿望不管不顾地自己冲了出来，这大概是我知道她的性格和这情感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她不可能主动来向我诉说什么而出现的冲动。

　　这是我心中的秘密，他们三人仅只是有一点感觉，他们不知道这个秘密在我心中已经珍藏了多久，也不知道这种感觉在我心中是多么强烈。如果他们知道那天晚上在□学院我和她在漫步中的长谈，或许这三个代表中会有她，至少他们会主动讲起她的情况。但这只是我们俩人间的秘密，怎么会有第三个人知道呢？

　　“她还好。现在她每天都在班上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活动。”在有那么一点意外之后，司子林告诉我。

　　我不再说什么。这话一经出口，我就没有了再说点什么的冲动和欲望。燕妮丹又开始了哭泣，依依不舍的手无奈地松开了，他们三人流着眼泪离开了这临时的会见室，这扇窗户无情地关上了，我一个人留在了这冷寂孤独的世界里。

　　晚上，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下午接见的情景一幕一幕地重现在眼前，盼了多少天的和同学见面的愿望是实现了，可得到的不是满足而是失落和伤感。尤其是我最后那句话让我一再骂自己愚蠢，可这愚蠢似乎又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后悔自己的愚蠢，它让我在最后一刻终于说出了我想要说的话，在最后一刻我最想说的不是展示自己胸襟和操守的豪言壮语，而是唯一没有表达出的对她的思念和担心。如果没有这愚蠢就一定就会有遗憾，如果愚蠢和遗憾必须二选一的话，我只可能选择愚蠢，愚蠢很快就会过去，而遗憾却可能会伴随终生。

　　这像不像个造反派头头？像不像个革命小将？他们三个人会怎么看怎么想？自己是不是太有点儿女情长了？我在反省自己，想起何儒非曾经对我的批评，看来这批评还是有道理的，不能再这样了，到此为止，我对自己说。

　　过了三天，1968年的元月2号下午，看守送进来一抱学习资料和生活用品，我一看纸条上写着：李乾，给你送来一些学习和生活用品，肥皂是从你家里拿来的，写个回条出来，紧握你的手。同志和战友，燕妮丹。

　　学习资料中有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其中有整党建党的内容。我一下兴奋起来，我要提出入党申请。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我想好框架和主要内容后，就开晚饭了。

　　晚饭后，不知为什么老是想到燕妮丹的那张小条，她为什么要特地提到那块肥皂呢？是不是有特殊的含义在里面？我拿起肥皂反复琢磨。那是两块连在一起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洗衣皂，我突发灵感：掰开看看是不是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一掰开果然有一个卷得很小的纸团，我急不可耐地打开，再熟悉不过的娟秀中显着骨力的字迹出现在眼前：

　　

　　李乾：你好。

　　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站在高高的狱墙外面举起酒杯向你祝福，祝愿在新的一年里，你更勇敢、更成熟、更坚强。喝下这杯苦涩的酒吧，愿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你百炼成钢。

　　眼前的这点挫折和磨难只会让你更深刻地去思考社会和人生，我们永远和你战斗在一起。

　　12月26号毛主席74岁寿辰那天晚上，我和你们班女生开了一个庆祝会，我们还买了酒，屈慧君也参加了。她单纯善良，说心里话我也非常喜欢她，只是她还不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我知道你很关心她，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

　　你的同志和战友燕妮丹1968.1.1

　　

　　真是善解人意，我一眼扫过后大为感动。感动之余，理智告诉我：这一页已翻过去了。

　　

　　注释：

　　①：我和袁子斌的这次见面并没有发生，而是推到了26年之后，1993年我去北京，拨通了他单位的电话：

　　“你是××吗？”

　　“你是谁？”电话那头的语气非常惊奇。在北京已经没有人喊他少年时代的名字了。

　　“我是李乾。”

　　“李乾？哦，想起来了，是中学的同学。你现在哪里？”

　　“在北京。”

　　“你现在好吧？”

　　“还可以吧。”

　　“到我家来玩，我把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你，你记一下。”

　　当时他还住在爸妈的房子里，我们在宽大的客厅里聊了一个来小时，虽然挤在一张床上谈心的感觉早就远去，但同学的友谊还是经历了岁月的考验，他的热情还是一如少年时，不过彼此的距离已远不是儿时可比了。

　　

　　9第一次过堂

　　

　　元月13号上午刚开完饭，号子门开了，看守叫了一声李乾。我以为又是同学送东西来了，连忙走过去。门口没有任何物品却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短发，穿着一件没领章的军袄，很冷漠地看着我。看守把门关上后，她简短的说了两个字：提审。然后转身往预审室方向走去。我边走边想，材料都写了七、八份，该说的话早就说了，还有什么要问的呢？是不是我的问题要解决了？带着一种期盼，随她进了预审室，不料她让我坐下后，首先就劈头盖脸地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姓沈，是受警司的委托来审理你的案子，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提的问题。你现在不是造反派的头头，是罪犯。听清没有？”

　　有点意外，我没理她。

　　“姓名？”

　　“李乾。”

　　“出生时间？”

　　“1949年12月7号。”

　　“住址？”

　　……

　　“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知道。”

　　“你知道什么？”

　　“犯了错误。”

　　“我告诉你，不是犯错误，是犯罪。”

　　我不做声。

　　“说具体点。”

　　“打死两个流氓。”

　　“你根据什么说他们是流氓？我告诉你，据警司、公安机关与你们学校革委会调查的结果，孔威、傅强完全是好学生。”

　　“我不相信你的话，他们完全是好学生？我们学校办公楼是不是他们烧的？那么多同学、革命干部致伤致残是不是他们干的？”

　　“你不要在我面前嚣张，你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你们就是国民党、土匪、法西斯。国家和政府不会饶你，人民群众不会饶你，法律更不会饶你。”

　　应该说她的话是有冲击力的，刚满十八岁的我没想到头上会扣上如此吓人的帽子，但她的算盘打错了。想把她的审讯对象一下子镇住，从精神上打垮，然后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这可能吗？她太不了解她眼前的这个人。我不敢说我能轻松做到像陈然烈士那样“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但沉着地面对一切突然降临的灾难对我绝不是一件难事，甚至可以说这是我的一种习惯和本能。面对她的狂轰滥炸时，在我的脑海里却出现了“7.20事件”中的一幕：

　　“7.20事件”发生那天，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动用了他们一切可能的武器和装备显示他们的力量，他们开着改装的装甲车和其它车辆在武汉三镇四处游弋，高呼“揪出王力、谢富治！解散工总，镇压**革命”的口号，随时准备下车殴打那些对他们表示不满的人。街头巷尾盛传兵变了。学校已不能呆，晚上我就到了武汉体育学院。在那里住了两天。7月24号一清早天还没亮，几十辆车的百万雄师就把体院封死了，力量对比太悬殊，指挥部发出了分散撤离的命令。体院后面是湖，只能从大门走。在还有几十米就到学院大门时，迎面来了一队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杀气腾腾的百万雄师，我赶紧跳到路边的藕塘里，尽量往深处钻。七月的藕池一片翠绿，尽管茂密的荷叶将我遮盖得严严实实，第一次面对真刀真枪心里还是有点慌，荷叶梗上的小刺把我身上划得横一条竖一条的伤痕，池水一浸浑身生疼，蚂蟥也趁机在我身上这里叮一条那里叮一条，当时也顾不上管它们，屏住呼吸仔细听外面的动静。呆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声响，我慢慢朝池边走去，在离池边还有七、八米的时候，突然发现池边有三个头戴柳条帽手握长矛的百万雄师，他们也同时发现了我。能到这样偏僻的地方来搜索，想必这几个家伙立功心切或者有嗜血的爱好。

　　一个年轻的家伙用长矛指着我说你敢上来！

　　我对他说你敢下来！危险真真切切摆在面前时，我反而不怕了，虽然手无寸铁，但心不慌腿不软。

　　他说二癞子①就地镇压！你狗日的敢上来老子就要你的命。

　　我说要老子的命你下来拿啊！

　　他不会下来我也不会上去，就这样僵持着，好一会后远处的哨子声响了，他旁边年纪稍大的一个说，是不是要撤了？我们走吧。

　　狗日的，算你运气好，老子今天放过你。那年轻的一边走一边还恶狠狠地指着我说。

　　又等了好一会儿，估计他们走远了，从藕池出来后把身上洗了洗，走到路边已看不到任何人，诺大一所学校一片死寂，也不知在我躲进藕塘的这段时间里，这里发生了什么？出了体院大门，一个人往学校方向走去，路上不时有装满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官兵的一队队车辆呼啸而过。8201的官兵敞开军衣，歪戴军帽，卷起衣袖，挥动着手里的武器的形象太深刻地印在脑海里，很难想象这些人曾是我心中形象高大的人民子弟兵。路边的行人对他们侧目而视，在每个车队的最后一辆车过去时，人群中往往会有人朝他们扔石头或呼喊反对他们的口号，车上的人也会停车下来追打敢于向他们表示不满的人，只要车一停，人们就四处跑散，车一开走，人们又回来继续着对他们的咒骂。人心的向背一清二楚。

　　走到武汉军区大院附近时，看到那里集结了很多百万雄师和8201的人，我想进到军区大院里面去看个究竟，不料迎头撞上一大群我校的老红卫兵，实验中学的师生大都认识我。“‘二癞子’就地镇压”的标语就在旁边醒目地立着，我又一次陷于险境。他们感到很意外在这个地方碰到我，有个女红卫兵甚至下意识地望着我“咦”了一声。我的心也一沉，这可不是好玩的，不要说他们亲自动手，只要他们叫唤一声这里有二癞子就能把百万雄师的人引来，在当时那样已经没有什么理性可言的情况下，不难设想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我。很奇怪的是我还是一点都不慌乱，不动声色的盯着他们，可能是他们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为好；更有可能的是我们之间虽然观点对立却没有仇恨情绪，在学校里仅有的一次冲突中红十月的胸怀和水平又让他们折服，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此时趁此机会搞我一下。没人声张，只是有点紧张望着我，我边盯着他们边往旁边挪，在他们的目光开始有点游移时，我快步走开了。虽然事后有点后怕，但祸到临头时绝不示弱，绝不慌张。

　　

　　现在这个女公安想用她那两手来吓住我，这是看错了对象。我软硬都不会吃。你以为一通歇斯底里就能如愿以偿？面对真刀真枪我都处变不惊，你扔来几顶破帽子我就怕了？笑话。硬顶我也不会干，沉默，不理她。

　　见我不做声，这位预审员以为她的那一套已奏效，说这次提审结束，后天即15号星期一接着再提审。在我看过审讯记录并签字后，她要我回到监号把整个经过好好回忆一下，作好准备。

　　下午三点多钟，看守过来要我把东西清理好，我从老法院转到了设在宝丰路的二监狱，关在了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7号牢房，编号812，这是我的第一个编号，后来又改为206。

　　15号上午，第二次提审开始了。

　　“考虑得怎么样？”

　　“考虑好了。”

　　“你把‘12.5事件’的情况从头到尾详细说一遍。”

　　按时间顺序用简洁的语言我客观地讲述了“12.5事件”的经过，着重在这件事的性质上做文章，我十分清楚，如果这件事的性质定错了，两条人命让自己脑袋搬家是绰绰有余的。在这过程中她没有打断过我的叙述，只是飞快地记录着。

　　讲述完后我没再吱声。

　　“讲完了？”见我不再吱声，她问。

　　“讲完了。”我说。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在该你负的责任部分，出入不太大。但是其它人的，特别是老师在其中的作用，你没有讲清楚。”

　　“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门心思认为是革命行动，并不认为是件错事，更不认为是件犯法的事，我们是怀着一种极大的革命勇敢和热情去做这件事的，不可能去注意和记住别人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如果那样的话这事不可能发生。”

　　她听后没有像上次那样又一顿大棒子打来，态度好像有了微妙的变化，甩过来几根胡萝卜，可惜和我的味口对不上。

　　这天的狱中日记：

　　

　　“元月十五号星期一，上午第二次提讯，提讯员的态度与上次稍有转变。第一次我在她口中听到的是‘国民党’，‘土匪’，‘法西斯’，‘国家和政府不会饶你的’，‘人民群众是不会饶你，法律更不会饶你’。并声称‘我是受警司的委托来办此事的’，‘警司、公安机关与你校革委会调查的结果，孔威、傅强完全是好学生。’并几次告诉我：‘你是犯了罪而不是犯了错误。’

　　但这次却说：‘你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了就行了。’从她的口中似乎我又是个受蒙蔽的人。现在的任务是帮助政府抓坏人。搞得我糊里糊涂，天知道我在她心中是什么人。不但上次和这次有些相互矛盾，并且这一次亦有相矛盾之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我应该做的做。

　　下午燕妮丹又送来了两斤白糖、一斤半奶油糖来，并告诉我：‘调查材料已落实一部分，起码可以证明这两个人不是好人是坏人。’‘冯、俞已转二监狱多时。’

　　可今天上午沈提讯员还两次说孔、傅是好人。

　　冯、俞原来已关在同一个看守所，他们在哪里呢？

　　蹲监狱已整整一个月了，值得深记的日子。

　　提讯员说今天下午提讯我的，不知何故又没提了。”

　　

　　这位沈姓预审员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我的第一轮提审就此结束。

　　很久以后才认识到这次提审对我的重要性。我的首位预审员虽然用的是一拍、二诈、三丢手的标准程序，但她并没有恶意，并不是真的想置我于死地。但却无意中给我上了一堂生动透彻的教育课，使我对逼供和诱供开始有了识别和应付能力，我真的应该感谢她。几年后，当精心准备的陷人入罪的诱供出现在面前时，由于有这堂课垫底，我恰到好处又斩钉截铁的回答让策划者气得脸色铁青又无可奈何，还不得不说我的话有道理。

　　这轮过堂也让我清醒了许多，开始丢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正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和可能的后果。当我从预审室回到牢房时，对这牢房突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这也许就是这轮过堂给我的洗脑的成果。

　　

　　注释：

　　①二癞子：当时保守派组织对“钢二司”成员的称呼。

　　



  第一次过堂已过去好一段时间了，那个预审员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土匪法西斯”的情景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们是土匪？是法西斯？有我们这样的土匪法西斯么？我想起一件事。

  那是在1967年6月初，正值武汉地区百万雄师血腥围剿造反派的前夜。

  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式各样令人不安的信息和动向不断地传来。一天下午，何儒非告诉我初二有个女生跟他讲，她接到家里的信，信中用很急切的语气要她立即回家，说再不回家就有危险。她父亲是一个炮兵部队的师长。类似信息还有不少，这些信息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商定勤务组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晚饭后的会议室里，气氛与平日有点不同，勤务组的成员到齐后何儒非神色凝重地开始了他的发言，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下来：

  “现在形势的严峻是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系列极不正常的情况表明陈再道们肯定是要搞什么名堂。军区的‘6.4通告’就是一个黑色的信号。这个通告公布的当天，百万雄师就砸了我们驻市委的联络站，第二天又攻打了国棉一厂，‘武汉公安’上百辆汽车上街示威，第三天他们又攻打了我们驻汉阳的中心联络站，紧接着又攻打了居仁门中学。最近两天不断有红十月里的干部子弟特别是军干子弟接到家长的信件、口讯或电话，要他们赶快回家，说不然就会有危险，口气的紧迫和严厉也是以前未有过的。种种迹象表明，陈再道们改变了策略，他们直接出面的镇压可能已受到中央的干预，所以由前台转为幕后，正在组织百万雄师以血腥的暴力为手段来达到他们直接出面的大搜捕所没能达到的目的。可能会有比前一阶段的镇压更残酷的情况出现，不然那些知情的军队干部不会这样着急地叫自己的小孩回去。最后的胜利肯定是我们的，但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这会是一个十分黑暗的时刻，对形势究竟应该怎么看？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谈一下各自的想法。”

  柳英发接着发言：

  “刚才何儒非说的，跟二司勤务组掌握的情况是一致的。在为‘工总’翻案的呼声日益高涨，以‘3.17大逮捕’为标志的对造反派的军方镇压实际上已失去威慑力和作用的情况下，以武力围剿为主要形式的镇压已经开始。武汉市委的××有个讲话，说现在不谈文斗，就是要用武力把造反派扫平，等到中央要在湖北搞‘三结合’时，已经找不到造反派的人的了，到时能结合的只有他们。未来的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会非常血腥。百万雄师的核心队伍就是以基干民兵为主的红武兵，不仅在组织结构上早已军事化，而且从锋利的长矛、柳条帽到装甲车已全部武装到位，他们已经武装到了牙齿，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在问题的严重程度上，二司内部的认识有分歧，有人认为陈再道不会有那大的胆子，只是摆出一种样子，并不会真的这么做，真打不太可能。因此在要不要文攻武卫的问题上，水院这几天一直在辩论。我的看法这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他们已一切准备就绪，小打已经开始，大打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他们就是要武力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承认（几个月后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毫不讳言地承认这一点，说百万雄师挑起大规模武斗就是要逼中央按他们的方案办）。有小道消息说毛主席已准备重上井冈山。在文攻武卫的问题上我是有点矛盾的，他们明显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但要叫这些中学生拿起长矛去和那些百万雄师拼，我又有些觉得不妥。究竟采取什么策略好，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一下。”

  我说了对当时形势的一点看法：

  “从人数上看，从人心的向背上看，百万雄师是没法和我们比的。但我们没有严密地组织起来，跟他们比我们是一盘散沙，他们经营了十几年，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没法和他们硬拼，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可以发动红十月里面的干部子弟给他们的父母写信，我们可以用大字报大标语揭露他们的阴谋，我们不能沉默，要始终发出我们的声音，要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是要跟他老人家革命到底的。毛主席真要上井冈山，我们就把红十月拉上山成立红十连。我赞成文攻武卫，我们又不是主动去打人家，人家来要我们的命时，我们不能任人屠杀，南昌的造反派提出守城不守楼是很有道理的，你守楼，你眼里就只有你那栋楼，老保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把你们一个一个收拾掉。你守城，你眼里就有一个整体，你就成了整体，老保要吃你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极而言之，那怕我们的解放区全部都被他们占领了，他们也改变不了人心的向背，改变不了最后的结果。”

  会上有人提出来要红十月驻武汉重型机床厂联络站搞些长矛回来，得到的响应并不热烈。在谈论这个话题时，我想起年初和袁子斌的一次很偶然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保守派、三字兵是不是刘、邓的阶级队伍。我说是，他说不是。我认定不管当时他们主观上怎么想，客观上就是刘、邓的阶级队伍。当时唇枪舌剑，谁也不让谁。事后在心里我却承认他的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不能因为他们受了一次蒙蔽就成了刘、邓的阶级队伍，从策略上来说我们也不应该把他们全部推向对立面，那次争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现在如果从武重搞武器回来，那这长矛会对准谁呢？首先对准的是对立面的同学，同学之间就要搞成你死我活的状况，我一时觉得接受不了。

  会还没开完，有同学急急忙忙来讲出事了，高一的索立平被三字兵①打了，生命垂危，已送往医院抢救。这个行凶的三字兵被现场拿下。当即开会的人分作两路，一路赶到医院，我到了事发的地点。那个三字兵被反绑着坐在墙角，耷拉着脑袋，浑身哆嗦，两个红十月战士在旁边看着他，不是怕他跑，是怕在头头来之前会出什么意外。被激怒的红十月人个个义愤填膺，特别是高一的几个女生更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我了解到索立平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贺□□用垒球棒砸在头上的。在场的人当时就像听到一个瓦罐被砸破的沉闷响声，索立平本是一个十分精壮、热情，极有人缘的小伙，那一刻就像一个装满米的麻袋，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无声无息倒在了地上。此刻正在哆嗦、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贺□□当时双手抡起垒球棒恶狠狠砸向索立平的脑袋时需要多大的仇恨哪。这是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在我们学校里发生的第一桩血案，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学生除了震惊、意外和要报仇外，绝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并且之前已有多个信号，只不过离我们较远，没被我们注意到，一个大规模的血腥围剿已经开始。我们所担心的事就在眼前发生了，完全证实了勤务组刚才的分析和判断，关键是该怎么办？

  “头头我跟你说，不管你们怎么想，只要我们的人一死，狗日的这‘三字兵’就活不到天亮。”一群红十月的同学围着我说。我没有应声，其实我的血也在往上涌，我何尝不想报仇，只不过是在心里权衡。我至少应该想到第二步、第三步。

  “你是不是个人哪？对一个学校的同学你就下得了这个手，我要你还我战友来。”几个女生一边哭泣一边指着凶手说。

  “还等个什么，这是他行凶的垒球棒，他能下得了手，我也下得了手，我先给他一下再说，以血还血。”一个同学红着眼睛就要拢去，我叫看守的同学拦住了他。

  这凶手我不仅认识而且还有点熟，原来经常在一起打篮球。在我印象中他不是下得了这个毒手的人，但眼前这血淋淋的事实就放在这里。

  “你认识我吗？”我走近问他。

  “认识认识。”他抬起头来看一下连忙说。

  “你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

  “我错了，我错了。”

  “错了？说得好轻松，人死了怎么办？”

  ……

  “我问你，索立平被你这一棒打死怎么办？说！”我见他嘟哝了半天也不肯回答就再次问他。

  “我……我……我愿……愿意偿命。”他哆哆嗦嗦地说。

  “我告诉你，人已经不行了，你不愿偿命也不行。”我要让他继续哆嗦。

  这时有人来通知我，说勤务组要碰个头。我把两个看守的人拉到一边说绝不能出意外，谁都不准打，等勤务组的决定。

  办公室里大家的情绪都有点愤怒和激动。从医院的人回来的人说，索立平的生命体征已十分微弱，命悬一线。医院当即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并且很快又下了第二张病危通知书。我们都非常担心那个在两个小时前还是一脸阳光、充满热情和青春朝气的索立平再也醒不过来了。后来的X光片显示索的头骨已下陷，被打开两条长长的裂缝，他没被死神拖走实属万幸。

  面对血腥的现实，大家心情沉重而愤怒。

  有人说就是侥幸活过来恐怕也不会是以前的索立平了。

  马上有人说不是恐怕而是肯定不会是以前的索立平了。

  “欺人太甚，是不是看到红十月一贯反对搞武斗，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有人在想为什么会这样。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凶手在我们手里，不狠狠搞一下还会有第二个索立平的。”有人在建议马上还击。

  “把我们的人打成这样，凶手肯定不能轻饶，但怎么样处理这个事为妥，还是要好好想一下。李乾，你是到现场去了的，你说一下。”柳英发见我一直没说话，就想听听我的想法。

  努力让自己平静了一下后我说：

  “这一段时间总觉得不对劲，但又理不出个头绪来，这一棒把我打醒了，现在算是看清楚了。他们就是要不断制造事端，挑起武斗，激化矛盾，好趁机置我们于死地，连贺□□这样原来比较本份的人都大打出手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刚才我说赞成文攻武卫，现在看来要慎重，他们的力量太强，不能硬拼。我建议这个事情要冷处理，先把贺□□转走。理由有三点：同学都被激怒了，一大群人围着我要惩办凶手，但索立平生死未定，现在还不好说怎么处理凶手，这是一；现在大家的情绪都有点激动，难保不出意外，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们可能就会很被动，这是二；凶手在我们手里，三字兵会不会来抢人？如果来抢，肯定是一场流血冲突，不到最后关头，流血冲突总是要避免的。尽管运动初期我们不少人被他们推向对立面，说我们是右派、是**革命，并且如果他们再次得手，他们肯定还要把我们打成右派、打成**革命，对我们不会手软。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严重的伤人事件，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为我们和校内的那批三字兵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这是三。基于这三点，我想应该先把人转走再说，凶手在我们手里，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怎么处理还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完全不用慌慌忙忙地处理。现在一不能冲动二不能窝囊。刚才在路上突然冒出了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大家议一下。如果索立平能脱离危险，那我们对这个三字兵的精力就要放在转化工作上，通过他来化解校内可能出现的流血冲突。当然如果索立平醒不过来了，那就另作别论。”

  “我同意李乾的看法，特别是最后的建议值得考虑。是不是这样，先按索立平不死来安排，反正主动权在我们手上，索立平真有个三长两短，再惩办这个家伙也不迟。拦个车把他弄到水院去，放那里安全一些。”柳英发说。

  “自己的人被打成这样，不想到报复是不正常的，但只想到报复那水平也未免低了一点，作为勤务组考虑问题要站得高些想得远些，刚才柳英发和李乾说的正是我在考虑的，我们想到一起了。是不是还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挑两个擅长做思想工作的跟他住在一起。”何儒非在完善这个想法。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放得更开一些，不论索立平的伤势怎么样发展，只要这个三字兵真的转了弯子，我们就把他放掉，让他去为我们做宣传，可能更有效。”柳英发更向前走了一步，“但索立平的医药费等他家里必须全部承担，并且还要补偿，这点不能含糊。”

  勤务组取得了共识。

  “这个事就交给我来办。”我对他们说。勤务组里就我身体好一点，做这些具体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

  转身走出办公室时已经十点多钟，天上看不到一颗星星，只觉得整个世界被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沉闷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文化大革命怎么演化成了武化大围剿？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怎么变成了危及人们生命的反动？看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对那些当权者的冷酷没有一点最起码的认识，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要用武力把我们扫平，流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想起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虽然勤务组意见的统一在意料之中，大家清醒而理智。但一想到那个还躺在医院里不省人事的索立平就心里难受，就想哭。理智是一回事，感情是另一回事，同学的工作好做，但我们怎么面对他的家人呢？我感到这个决定会使我在他的父母面前内疚、有愧，我会躲避和他家人的见面。

  我感到步履沉重，短短的几十米路此时变得很长，我要把那个置我战友于死地的三字兵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而我那胜似亲兄弟的战友现在还生死未卜。这个意见是我提出的，这个决定是勤务组作出的。我们都清楚如果把角色倒过来，他们决不会这样善待我们，如果是我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落到他们手里，肯定早已成了刀下鬼，他们的口号是“二癞子就地镇压”，他们心里想到的只是镇压，从肉体上消灭。我们考虑的是做转化工作，是争取校内不再出现流血。这个决定是证明我们政治上的成熟还是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是出于理性和智慧还是造反派必须要做出的牺牲？我自己此时此刻都有点说不清楚。事后我倒领悟到：前面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至少说明我们对生命的尊重超越了观点的分歧，那怕是在长达18年的牢狱经历中最难熬的时刻，对这一点不仅没有后悔过，而且一直为当时勤务组的这一决定心存骄傲。

  我们在他们眼里是该镇压的对象，（1967年6月24号百万雄师围剿毫无防备的“工造总司”，当场杀死包括手无寸铁的十六岁女学生朱庆芳在内有28人，受重伤后来死在医院尚未计算在内。30多年后，曾有人为此当面质问已官至武汉市某局长的该组织负责人，他竟说：“当时谁骂我们，我们就杀死谁。”）但我们却从不曾把他们当作敌人，只是把他们看着是观点分歧的同学，有人提出来要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去弄点长矛来的意见在勤务组都通不过，认为长矛弄回来会对准自己的同学，可他们却下得了这样的毒手，一心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明知这是一杯透心的苦洒，也能自觉地一口喝下去，还不皱眉头。如果这样做最终也改变不了我们下地狱的命运的话，那我们就下吧。真应了一个哲人说的话：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同学听说要把贺□□转到水院去，尽管有人说太便宜他了，但没有人阻挠，还是积极按勤务组的决定办。拦车的同学很快回来了，是一辆小三轮货车，司机听说是要把一个杀害造反派的三字兵送到水院去，二话没说就来了。

  两个红十月的战士用毛巾把何的眼睛蒙上后，架起来要他走，他两腿抖起来，迈不开步。

  “我哪里都不去。”他突然高声叫喊起来

  他害怕我们要把他拉出去偿命，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一个同学拿条毛巾塞住他的嘴巴才止住了他的喊声。在车上他浑身颤抖，在那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里，不知他想了些什么，事后我也一直没问他。只是看到当给他松开绳子，摘下眼罩，他确信红十月对他没一点恶意时，他痛哭流涕起来。他的眼泪是得知生命无虞后的喜极而泣，里面有对自己曾经的杀机的悔恨交加，还有对红十月以德报怨的感激涕零。

  几天后我们放了他。完好无损地把他交给了来接他的同伴手里，来人也一再感谢红十月的宽宏大量。在那几天中贺□□说了不少忏悔的话，对红十月人的胸襟和人品表示了由衷的钦佩。还主动说如果有机会他要做其它同伴的工作。说他的话全部是发自内心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我相信大部分是发自内心的。可以佐证的是在校内再没发生过直接的冲突，包括“7.20事件”时在军区门口那样极端的情况下，他们本来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置我于死地，并且手上不沾一点血腥，但他们没有这样做，选择了沉默。说起来好像有点因果报应，我们对贺□□以德报怨，他们让我离开了险境。这不是一种交换，是我们大家都保持了理性。

  几十年后在实验中学的校庆里大家再次重逢时，不论当年曾经是那一派的同学都能坐在一起举杯共饮，没有明显的感情和心理上的障碍，红十月当年以德报怨、放掉贺□□的那一决定功不可没。

  注释：

  ①　　三字兵：文革中武汉造反派对文化革命初期那批“破四旧”的红卫兵的称谓。



　　11生命拉锯战

　　

　　牢房里的时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灰暗的日子。

　　要想让这灰暗能生出一点暖色，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显示和表现自己的特长，这样一来可以打发时间，二来也可以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当然这特长的显示一定要有听众。著名脑外科专家叶老有时就是这样来打发时间的，我就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听众。心情好时，他会哼上几句二黄导板或西皮流水，《甘露寺》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哼起来有板有眼，韵味十足。而《夜半歌声》中的“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狲，人儿伴着孤灯，板儿敲着三更，在这长长的黑夜里，谁伴我等待天明？……”从他略带沙哑的喉咙里缓缓流出，显得尢为伤感、苍凉，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

　　我从他那里读到不少李煜，李商隐，李清照的诗词，可以想象，叶老年轻时一定是个很有情趣，很有品味，精神生活很丰富的人。他见我带的书中有一本《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知道我对古文诗词等有兴趣后，不时凭记忆写点古诗文给我看。一天他又给我谈起了这方面的话题。

　　“听说毛主席对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很欣赏。”他这样谨慎地开了头。被扣上**革命的帽子逮捕入狱使他非常谨慎，生怕被人再扣上宣扬封资修、毒害青少年的帽子，可是跟人谈一下古诗文又是他的一种精神需求，尽管他自己只是付出，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技痒。跟伟大领袖拉上点关系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是吗？这文章我第一次听说，不过我很想看看。”

　　“刚才我写了一下，估计差不多吧。”

　　“那就谢谢你了。”

　　我接过他夹在《毛选》里的一张纸片，一字一句地看了起来：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手如足？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殁，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涓涓心目，寝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

　　

　　太震撼了，十八岁的我第一次读这样字字泣血，如怨如诉的诗文。来不及去细细品味文中揭示的老百姓因战争而蒙受的巨大灾难和饱受的精神创伤，一下就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对这个国家我问心无愧，我全身心都献给了她，尽管可能我犯了可怕的错误。但我对得起我的父母吗？我想过要为我的父母亲尽一点心吗？在父母面前我能够说我问心无愧吗？我汗颜了，我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内疚。古人说要“精忠报国”，那是指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要义无反顾，直到马革裹尸还。可我心中几乎就没有父母亲的位置，根本就不是忠孝不能两全的事。我心中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造反派、有同学、还有那个我深爱着的女孩，可是把我的父母、我的骨肉至亲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这对头吗？在我为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自豪时，实际上有某种程度的幼稚和浅薄在里边。让母亲成天为我担心受怕无异于用刀子戳母亲的心，她没有与我计较是因为母爱的博大和宽容。她也一定还会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地宽容我的任性、幼稚和浅薄，但我能因此心安理得吗？她一直在独自舔着内心的流血，我反省过吗？父母亲啊，不孝的儿子在这里给你们赔不是、给你们叩头了。

　　叶老见我看后沉默不语，就闭目养他的神去了，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此时我在想什么，他从不问起别人在读过他推荐的一些诗文后的感受，他只是在自己的回忆中自得其乐。

　　第二种选择就是尽量回忆并相互交流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在这回忆和交流里可以暂时忘记眼前的一切。谁都有过属于自己的光彩，那怕是一个透顶的倒霉蛋也肯定有过自己人生的亮点。不同的人生，辉煌的色彩和内涵不管有多大的不同，但在叙述自己那一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时，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会出现久违的光彩和笑容。然而有时这短暂的光彩和笑容过后，对有的人来说却是更深更浓的黑暗。

　　叶老曾是一家著名医院的外科主任，武汉市外科手术的三把刀之一。中等身材，虽然在牢里已关了一年多，但他那一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除了精明与和善，眼睛里还有不可琢磨的深邃和失落。这里每个月理一次发，由看守用理发推子把你的头发胡子全部推光。在理发前，花白的头发和胡子会使你觉得叶老有点苍老，剃光了头发和胡子后你又会觉得他比实际上的年龄年轻很多，似乎还有尚未显现出来的青春与活力。他是从德国回来的著名脑外科专家，抗美援朝期间是湖北省援朝医疗队的手术队长，当时才三十多岁，甚是春风得意，是各省手术队长中最年轻的，前途不可限量。谈起当年曾经风光无限的往事，他那飞扬的神情让他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我刚转到这里来时，对称他为叶老感到很别扭，心想一个**革命还这样尊称他，是不是有点丧失革命立场？大家都这样叫，我也只好跟着来，但对他还是心存某种警惕，他也对每个人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我叫着觉得顺口了。特别是知道了他的儿子叶逸清是我校高一的学生并且是红十月的一员后，同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但他的态度却没有什么变化，他对任何人都不谈他的案情，不说自己具体是怎么回事。据老囚犯说在他刚进来时无意中说过，是他最亲近的助手出卖或者说是陷害了他。除此之外对自己的事再也没有透露过什么，如果有人问，他就打哈哈，笑着说没有好谈的。可能他觉得这个世界太危险，连最亲近的助手都能对自己下毒手，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相信？一次放风时，趁看守不注意我捡回一张征求革命群众对罪犯处理意见的讨论稿。上面有他，说他犯的“恶毒攻击”罪，革命群众的意见：枪毙。我把这纸条悄悄撕掉了，没对任何人说。他把自己包在一层厚厚的茧壳里，以为这样就不会再有新的伤害，可就是这厚厚的茧壳差点要了他的命。

　　看守所逢年过节总要改善一下生活，这对长时间处于半饥饿状态、营养严重不良的囚犯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喜事，但对年过半百的他来说却成了一场灾难。一九六八年的春节期间，突然的油荤和饱食让他腹泻了几天，狱医给的药也好像没起多大作用，他采用了饥饿疗法，每餐只吃半份甚至更少，余下的就分给我们吃，一开始我们还有点高兴，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他每餐还是吃那么一点，我们不敢再要了，因为我们有了他在绝食的感觉。见我们不要，他就往马桶里倒。半个多月后，他已经变形，明显消瘦下来。他很少搭理我们，只是坐在那里无神地望着天花板，有时长长地叹一口气，他瘦得只剩下一张皮，走路都开始两边摇晃。

　　我们一直劝他，但他心灵的窗户始终紧闭着，不言不语，根本不与我们说话。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一天早饭后，我坐到了他身边。

　　“叶老，你认为我们年轻，很多事不懂也不清楚，有话也不跟我们说，我们能够理解。但我们是关在一个号子里，如果你有个什么事，我们有责任，如果最后查明原因是绝食，那我们更是摆脱不了干系。你再不吃饭，我们要告诉管教干部，这个责任我们负不了。”我带有一点威胁的口吻，这也实出无奈。

　　“好，我吃吧。”他看了我一眼，好一会后说。

　　在监狱里，看守们对付绝食的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有效，那就是灌。但对当事人来说却非常痛苦，他们把绝食的犯人固定在板凳上，用开口器让口张开不能动，然后将一根软管一直伸进他胃里，灌进稀粥一类的东西。他无法抗拒，连用叫唤来缓解一下痛苦的可能都没有。听说只要有过这样的两次灌食经历，绝大多数人都会失去继续绝食的勇气。叶老关了快一年了，这事他没有见过也应该听说过。

　　开饭了，我们不时朝叶老瞟上一眼。见他在那里努力地吃饭，我们放心了，努力有了回报，觉得心里很宽慰，这毕竟是在做善事。但这个宽慰没持续多久，到第三餐饭时有人发现他每餐的饭其实都倒掉了，方法很巧妙：吃饭时面前放个带盖的杯子，吃一口饭喝一口水，但他不是在喝水而是把饭吐到了杯子里，盖上盖后别人又看不见。

　　“叶老，你等等。”在他又拿着杯子往马桶边走时我喊住了他。他一下怔住了，有点不好意思的望着我。我接过他手里的杯子问，“叶老，你这是干什么？”

　　他不说话。

　　“叶老，下次吃饭我坐你旁边。如果还没有用，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看着他苍白的脸色和羸弱的身体，我既不愿意他沿着这条绝路走下去，也不忍心让他去遭受灌食的折磨。说摆脱不了干系怕负责任只是一个托词。他真有什么事，我们会有什么责任？顶多写个证明而已。

　　这次成功了，他真的开始了吃饭。只剩下一张皮的他慢慢有了一点起色。有了上次的教训，很长时间我们不敢松懈，谁知道他的心结是否完全解开了呢？

　　我们和他之间就像在玩一场不能承受的死亡游戏。一方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要投入死神的怀抱，他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时而若无其事，缓步推进，时而孤注一掷，石破天惊。另一方则竭尽全力，步步设防，发誓要让死神无功而返，面对在小说或电影里都没见到过的种种出牌方式，他们时而轻言细语，苦口婆心，时而棉里藏针，软中带硬。双方在拼意志、比耐心。表面上号子里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暗地里一直在顽强地角力。这种角力有时让我感到心力交瘁，甚至有过想退出的想法，但良知还是要自己挺下去，不能违背自己做人的准则。

　　我们只知道生命的张力在它取积极态度时的强度是惊人的，却不知它在渴望消失时的力度也同样是惊人的。只是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上帝施以援手，我们最后才得以险胜。

　　春节一下子离我们很远了，“5.1”一过天气就开始明显转暖。

　　叶老说他睡在床上嫌挤，冬天在一起挤着暖和，但现在挤着不舒服，他要一个人在地上睡。我们说地上潮，六个人是有点挤，但也没有到挤得不能睡的程度。但他坚持要睡在地上，晚上看守巡查时见他睡在地上也没的说什么，大概是见他是个老犯人年纪又这么大。看守都不说，我们不好再说什么，但还是有点警觉，相约晚上时不时地朝他睡的地方看一下。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一个星期过去了，都平安无事，我们认为没什么了。7号牢房有一个特点：号子里面的事从不报告给看守，有什么事自己解决。分管的看守找我们出去谈话时，都说你们7号从来不主动反映里面的情况，说我们是铁板一块，想制造一点矛盾来分化都没有成功。

　　一天半夜，一阵哐啷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起身一看，几个脸盆散落一地，本来固定在墙上的脸盆架已摔在了地下，并且和叶老的脖子连在一起，中间套着一根绳子。

　　“叶老，你在干什么？！”我差点叫起来。大家都从被子里钻出来了。

　　我赶紧跳下去把绳套从他脖子上解开，然后把脸盆收拾好。第一个念头就是不能让看守知道。然后坚决地把他的铺盖搬到了床上，就睡在我旁边。

　　在看守所里如果自杀的举动被看守知道，会首先砸上脚镣戴上手铐再说。这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他们不仅不会同情你，还会加重处罚。叶老啊叶老，你怎么出此下策？既然连死都不怕，那你心里还有什么结不能跟我们说呢？

　　看守过来查看时，号子里已一切正常，这一夜我们都没有再睡着。

　　第二天起来后，叶老缩着脖子，把衣领高高立起，但我们还是注意到他的脖子上有一道红红的勒痕。

　　“这么矮的架子能吊死人？”东西湖的农民小何有点不解，他悄悄地问我。

　　“能。上吊并不需要脚悬空，只要有十几公斤的重量就够了。我看过一本资料，有坐在地上就上吊自杀死了的。叶老睡觉时头就在这架子下，他套上绳子后面朝下，重量足够截断颈动脉的供血和神经指挥系统的传导，如果不是架子不结实，现在他已经送往火葬场了。”

　　“要不要跟政府干部报告一下？”

　　“不忙，我跟他谈一下再说。”

　　我记得毛主席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有人犯了错误后才知道犯错误的滋味不好受，因而产生了免疫力，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有人当过一回汉奸后，你打死他他也再不当汉奸了。这虽然和叶老不是一回事，但理是这个理。我真希望叶老这次能真正清醒过来。

　　吃过早饭后，我坐到了叶老的旁边。刚才我注意了他吃饭没什么异常。我说叶老，不管你现在怎么想，我要和你谈一下。

　　叶老对我的提议不置可否。

　　我接着说叶逸清和我是同学，虽然接触不多，但还是有点了解的。他性格内向，言语不多，我先以为这是天生的，在这里碰到你后，就猜想是不是因为你的问题使他在封闭自己，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他想想。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一个门上方的那个小喇叭盒，停了一会儿说：

　　“小孩长到十六岁，骨格已基本定型，像学个木工做点体力活什么的，混口饭吃是没有问题的，他现在十八、九岁，已经完全成年了。老狮子在幼崽到了具有了独立生活能力时就毫不客气地把它从狮群里赶走，让它们自己去闯天下，可能从此连面都不会再见，狮子不仅没有因此绝种，很可能正因为如此它们这个种群才生存下来。我是学医的，什么事都喜欢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人生一世，本质上和树上的一只猴或水里的一条鱼没什么区别，我们只不过是处在生物链进化的顶端。你们看得很神圣的爱情其实只是人体内的一种化学反应，现在你们还看得很神秘的夫妻生活，只不过是人类为了繁衍生存下去而必须要有的一个程序。作为个体，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要失去这个生命的，不管他曾经多么辉煌，不管他是狮王，猴王还是别的什么王。你和我不同，你才十八岁，这回只要不杀头，你都还有希望。我生命最精华的一段已经过去，小孩已成年，老太婆有工资，我无牵无挂。不过有了昨晚的经历，我的想法有了点改变，上帝既然不收我，要我还留在这个世界上，那我就好好活下去吧。”

　　听到他这一段话，大家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几个月来，为了我，你们做了你们所能做的一切，这我心里非常清楚。原先认为你们的努力是无用的，你们不可能改变我的想法和决心，现在看来你们成功了，你们和上帝做的是同一件事情。谢谢你们。”他接着说。

　　一场旷日持久的生命拉锯战终于划上了一个我们所期待的句号，这个结局是很侥幸的。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在知道他有强烈的自杀意图后，及时把情况反映给看守是不是更理智？

　　叶老的性格太独特了，独特得不可思议。他在进行自杀时的那种冷静和精确，就像在做一件与他自身毫无关系的科学实验。对儿子叶逸清也完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舐犊之情，除了在听说我是实验中学的学生时，随口说出他儿子也是实验中学的之外，再没有向我打听过任何有关叶逸清的情况。这是哀莫大于心死还是他认识这个世界的高度或视角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想象？在他一心要结束自己生命时，他和我相比谁更清醒？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几年后他无罪释放，听说此消息还上了武汉一家报纸的头版。

　　




　　12无意和有心

　　

　　难友中有一个是东西湖农场的农民小何，比我大一岁，个子却比我整整矮一头，他说是因为血吸虫的缘故。

　　他进来的原因十分偶然，一次出工下湖，他和一个女孩开玩笑。他们那里在干活之余男人和女人开点玩笑、疯疯打打是常有的事，有时疯起来是很野的，在疯打中他把一个女孩推到了水里。不知是不会游泳还是怕血吸虫，他没有下水去施救，只是在船上手忙脚乱地折腾但却不得要领，面对如此意外，不知如何是好。对那女孩和他来说都是乐极生悲。在水中挣扎的最后一刻，不知那女孩对这飞来的横祸想到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面对死的彼岸时一定离不开对生的渴望。无奈死神太冷酷，虽然她极力挣扎，但还是被拖进了永恒的黑暗。而小何在那一刻却是站在生的此岸对死的恐惧。先是不敢跳下水去以显示一个男子汉的血性，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女孩在水中无望地挣扎，一个鲜活的邻家少女就因他的失手和怯懦，竟在面前转眼间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后是害怕可能面临的“杀人偿命”的未知惩罚，他惶惶不可终日，听说他进来后一口气哭了三天。在坐牢一段时间后他逐渐平静下来，等待命中注定的裁决。

　　1968年初，除了我带进来的书外，同学还给我送进来不少书，我的床铺位简直就是个小型图书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欧文把叫新拉纳克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的居民的成份原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这段论述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致力于创造一个人性的环境而不仅仅是灌输某种说教。它让我从人、从人性、从人的尊严，从怎样才能对人的一些落后的东西进行有效的改造这样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反思“12.5事件”。不知不觉中我把牢房由一个惩罚的囚笼变成了一个学习的课堂，把难熬的等待时间变成了无干扰的读书时间。这种气氛也影响了小何，小何也开始捧起了书，时不时还来问点什么并把我的一些习惯当成了他模仿的内容。每天早上起床后我都要先活动一下身体各部分的关节，然后做一个二八拍的第四套广播体操（在半饥饿状态下做完四八拍体力跟不上）。先他只是一边看，后来就跟着动，一段时间后他的动作还基本到位了。除了在识字和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上，在他问我时给了一点帮助外，我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要求或影响他。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只是觉得自己不应该荒废时间，在能给人帮助时就要尽力而已，他却感到自己在变。

　　小何在农村里长大，接触的东西有限，这次过失对他既是一场灾难，同时又是一个改变自己的契机。在同他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人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原来生命还可以有这样多的色彩，生活还可以有这么多的追求，人生还有这样多的不同价值。回首那浑浑噩噩的往事，他更向往这个刚了解的全新的精神天地。我在阻止叶老自杀问题上的执着，在学习上的认真，为人处世上的正派对他都有影响。他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被释放的，我没有来得及委托他带点口信出去。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出狱后他费了不少周折找到实验中学，向司子林等同学述说了他在和我做难友的日子里，因受我的影响对人生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说和我一道关了半年就像上了半年的学，不仅学到了不少知识，而且在人生的追求上有了完全不同的目标。

　　“12.5事件”在我心中打下了一个永远的结，寻找、探索解开这个结的愿望就一直在我的潜意识里涌动着。如果说在小何身上我的努力完全是无意识的话，那么在另一个人身上就是一次有意识的实践了，这个人就是秦飞。

　　提起秦飞，在1967年前后的武汉，只要是三教九流中人，没有不知道的。

　　他为头目的这个团伙被称为□□新村，□□新村流氓团伙的势力当年在江城据说最有影响的，只要说是“新村”的，三镇的地痞们很少有敢不买账的。他们在一次流氓斗殴中出了人命，整个团伙被连锅端了。没想到这个团伙的掌门秦飞在呆过几个监号后，看守所的管理人员把他和我关在了一起。一个是一口气枪毙了两个流氓、在武汉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一个是以龙头老大自诩的流氓团伙首犯，这样的两个人关在了一起会不会发生点什么事呢？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这里仅只是一个临时的栖身地，萍水相逢，很偶然的两个人身不由己地碰到了一起，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说我此时还不担心自己这条命会有危险的话，那秦飞心里对自己的前景绝对是惶惶然的。作为武汉市最大的流氓团伙的头子，又有命案在身，别说是当时那样一个气候，就是再平和的环境里也随时可能拖出去一枪给崩了。号子里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那条命有点悬，他自己心里当然也清楚。然而在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前，他只能等待，在等待中，这一天天的日子还得过，这一分一秒的时间还得打发。

　　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关在了一起，是不是能河水不犯井水相安无事？生活将会怎样演绎？我想相安无事是肯定的，但会怎么样演绎，一开始我心里却没有一点谱，心想相处几天再说吧。事实上他是一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尽管一开始他还有点想摆一下他那龙头老大的谱，当他发现在这个号子是不可能有市场之后，马上放弃了，我们相处得还不错。

　　一天午睡起床后，秦飞沿着对角线踱来踱去，一副心事重重又百无聊奈的样子。

　　“秦飞，这时间是不是要想法子打发一下？”我觉得考虑了几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了。

　　“怎么样打发？”他停下来问我。

　　“我觉得毛主席的《实践论》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学一下。这篇著作我看了后是觉得蛮有收获的，它让我明白了很多生活中的道理。你学一下也肯定会有收获。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学，相互启发、共同探讨，可能效果还要好。”

　　“好吧，反正闲着，找点事做时间还好过点，怎么学呢？”

　　“这篇文章共有26个自然段，根据长短的不同，我们每天学一两个自然段。方法就采取两个人先一起读一遍，我再谈一下自己的理解和体会，然后你谈一谈有什么感受或者提出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进行交流。”

　　“好。”

　　“你看是从今天开始还是从明天开始？”

　　“从明天吧，今天我先看一下，毛爷爷的书我还真没摸过。”

　　秦飞接过一本《毛选》，找到了《实践论》，还没看两分钟就把书放下了说看不懂，看不懂，还是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两个坐到一起读起了《实践论》。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认真捧起毛主席的书，我则是第一次正而八经地辅导别人学毛选。

　　“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读书声响起的时候，我知道已经成功了一半。

　　读完后我说：

　　“有几个概念要解释一下。先说唯物论。唯物论认为物质是一切精神活动的基础。精神活动是指人的认识、想法等等这些头脑中的东西。比如说，在这里一餐不吃饿得慌是唯物论，高温的时候管教来把门开一下，我们感到舒服多了是唯物论。唯心论恰恰相反，它认为物质只不过是头脑中的想法在外面的反映。玉皇大帝哪个见过？可有人不仅相信，而且还按照自己的想象用泥巴捏一个玉皇大帝来朝他磕头，求他保佑。他认为他心里有外面就一定有，这就是唯心论。哪个对哪个错？肯定是唯物论对唯心论错，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物质的，没有物质哪去找精神？唯物论、唯心论的概念大体就是这么回事。

　　“毛主席的《实践论》是讲实践的重要性。我们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都离不开实践。举一个我们老祖宗的例子，在猿人时期，我们的祖先经过刚因雷击被火烧过的树林时，偶然发现被烧死的动物比没烧过的好吃多了。开始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样的事多了，他们就会把好吃和火联系起来，就会认为动物经过火烧后会好吃些。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可能会把狩猎得到的猎物放到火里去烧烤。经过反复的实践，他们不仅能确认火能让猎物变得好吃，还能进一步掌握烧烤的技巧。这就是通过实践得到认识，又用认识去指导实践，通过再实践来证实和发展认识。这也可能是最早从实践中得出的认识之一。

　　“你跟我讲过，如果哪个第一次出去打架就挨了打，第二次他肯定不去了；但如果第一次是沾了便宜，那怕他第二次挨了打，第三次他也肯定会去。因此你在出去闹事的时候，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就不让没打过架的去，打恶架时只用老队伍，有经验，好指挥，有战斗力，十打九赢；吃软柿子时你就用新贩子①，锻炼队伍，扩大队伍。这样你的队伍越打越大，越打越强。这个规律是你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刚开始肯定不完善，你是经过多次的总结和完善才得到目前这个结论，如果不是关进来了，你还会不断地总结下去。没有实践你肯定不会知道这个道理。当然也不是每个有这样实践的人都能总结出这个规律来，这说明你的能力，要不然你也镇不住其它人，做不了这个‘拐子’。

　　“毛主席在这里批评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为什么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呢？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人，孤立的个人可以说是没办法活下来的，必须要和其它的人以某种联系共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要想一下，自己在这个社会里是处在哪个位置？这个位置有没有前途？比如说你，你打架闹事赢多输少也好，有人向你进贡也好，你手下有几十上百人也好，这都是暂时的。在你那个圈子里你的位置好像很不错，是龙头老大。但从这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你的位置就有点不妙，你的对立面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政权，是一部专政机器，你能闹个什么名堂出来？你能有什么出路？你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这是你只要还处在这个位置时就没法改变的命运。你要改变你的命运就必须改变你在这个社会里的位置，而想改变你的位置就必须从你原来的圈子里走出来，你说是不是？

　　“毛主席还批评了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人的历史发展就是社会进步，要认识到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规律，不能抱着旧的东西不放。听你讲了一些青洪帮的故事，在旧中国青洪帮是曾经有很大的势力，走到哪里都吃得开。但那是历史了，社会在进步，那些都不可能再重演了。毛主席在这里是要我们看清历史的发展趋势，跟着社会潮流走。不顺应历史潮流就会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我的第一次辅导发言到此结束。我肚子里能有多少货呢？只知道一点皮毛而已，有很多东西我自己也没搞清楚，只能说比他稍强一点。我在这里有点望文生义，借题发挥。不过这对他好像还管用，他好像有点震动，这些道理并不深，问题是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也从来没有人和他谈过这方面的话题。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牢房这个特殊的环境，不是他受到这样的惩罚，这些话他听得进去吗？也许会听进去一点，但肯定不会感到这样的震撼。

　　我这样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我的努力很快有了回应。

　　“李乾，我觉得你锻炼身体好像有点不得法。”收起《毛选》后不久，他和我扯起了锻炼身体的话题。

　　“你说说看。”

　　“第四套广播体操虽然让主要的关节和肌肉都活动到了，但它主要是靠力量来强制执行的，这对坐牢的人来说，不太适用。一个是坐牢本身肚子就饿，热量跟不上，弄得不好还会伤身；第二，是不能调动内力来促进血液的循环，保持经络的畅通。”

　　“听起来有道理，问题是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既能促进血液的循环，又不怎么消耗体力。”

　　“不是吹，没有金刚钻我不揽这个瓷器活，你给我来真的我也给你来点真的。师傅教了我两套，一套是只用内力不用外力，还有一套是内力外力并用。你想学哪一套？”

　　“两套我都想听听。”

　　“俗话说从师不如访友，有人跟师傅好多年，也没有学到一点真板眼，师傅是把我关起门来教的，还嘱咐我不要随便外传。我把你当个真朋友，今天全告诉你，一点不留。这可是真东西，在外面拿钱也买不到，你不要小看它。

　　“先说用内力的，坐姿，挺胸收腹，但人是处在一种放松状态。板凳的高矮以大腿成水平为准，双手握空拳放在大腿上，舌尖抵住上腭，眼睛似闭非闭，不能完全闭上，眼睛全闭上后脑袋就会东想西想，注意力就不能集中，注意力不集中就不能排除杂念，不排除杂念就不能入静，不入静就收不到效果，这里特别讲究意念。然后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气沉丹田。到现在为止只是入静，是准备阶段，下面就要运气了，这是最重要的。运气时呼气用嘴，吸气用鼻，要用腹式呼吸，你的每次呼吸都要能感到小腹也就是丹田位置在被轻轻地按摩。几分钟后你会感到一股暖流在全身慢慢游走。呼吸尽可能地慢，以不憋气为准，每次半个小时左右。一开始你很难掌握全部要领，但只你细心体会，掌握是不难的，并且很快你就会感受到它的功效。今天只讲这些，你掌握了再往下说。”

　　虽然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一类的东西，但凭直觉我想他说的是有价值的，至少是值得一试的。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了尝试，这是我的意外收获。我在那样的环境里关了那样长的时间，身体还能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不能不说是这套健身的方法帮了我的大忙。1970年冬天，武汉出现了绝少有的零下十七度，牢房里面都是零下多少度，毛巾冻得梆硬，早上起来杯子里面的存放的水就结成了冰，不少人生了冻疮，我没有一点事。在那样寒冷的冬天，只要一入静，气运丹田，顶多十五分钟后，我的手心就能微微出汗，脚底发热，周身暖和。后来我总结这套健身方法的优势有三点。一、无效功少，几乎把你付出的能量全部转化成你内循环的动力。二、不受年龄限制，老少咸宜。三、没有场地要求。并且我还发现没有板凳就坐地上做的效果也一样。

　　他教给我的第二种方法是一套模仿老虎动作的套路，对腰腹的作用特别好，只是消耗体力太大，没能坚持下来。

　　我和他对《实践沦》的学习持续了十四天，两个人的兴致都非常高，辅导他的过程也是我自己的学习提高过程。一开始他多少有点出于混时间的想法，但很快他好像不知不觉就沉浸在里面了。我发现他其实智商很高，也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种地痞无赖，他能在那一群人中脱颖而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结合毛主席文章中的观点对我谈起摔跤中的攻与防、进与退这些看起来对立的东西怎么相互转化的，怎么样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在两伙人对殴中如何布阵用兵，如何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等，头头是道有板有眼。他有时感叹自己最初怎么没有走对路，感叹不知命运会不会给他一个重新证实自己的机会。当说到这一类话题时我就感到自己的语言有点苍白，底气不足，因为我自己也是面临吉凶尚不可知的未来，他也没达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境界。

　　对《实践论》的学习这是最后一天了。

　　“‘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必须经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包括你，同样也包括我，都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你正处在这个过程中，这十几天的学习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你也知道我是为什么进来的，如果我们是在外面相见肯定会鼻子不对脸，不说一定是你死我活，至少不可能这样深入地交谈，愿意彼此了解，这是现实改变了我，生活教育了我，你这十几天的变化告诉我不能用静止的、一成不变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地知道社会是要向前发展，是在不断进步的，还要知道组成社会的个人不管他曾经是什么样的状况，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能改变、都是能进步的。我对你的案情并不了解，但还是有点为你担心，真希望你能平安渡过这一关，能有机会用事实告诉大家你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毛主席在最后一段里告诉我们实践和认识永远不会完结，不论你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这都只是暂时的，事物总要向前发展，社会总要不断进步，如果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就、止步不前，就有可能犯新的错误。这一点我们两个都要注意。

　　“《实践论》这次就学到这里，告一段落。过段时间再一起学《矛盾论》。秦飞，这次学习我们都有收获，别看表面上是我在辅导你，其实我的收获不一定就比你的收获小，我送你一本毛主席著作的选读本作纪念，上面写着我的一点感受和对你的一点期待，你也应该给我留点东西作纪念。”

　　这一段结束语与其说是在辅导他，不如说是自己的一点感悟更准确。

　　他想了一下，在他的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下：“送李乾，相信我一定能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秦飞。”

　　不久后的一天清晨，还没响起床铃时外面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就把我们惊醒，接下来起床铃提前响了。有情况，今天肯定有公判大会，我们一下紧张起来，尤其是秦飞。前两天他刚提过审，听提审员语气好像是快要解决问题了，但如何处理，那人滴水不漏。秦飞动作极快地把口脸洗了后，刚把那套准备已久的衣服穿上，门就开了，看守指着秦飞说，出来。那一瞬间，我发现他脸色苍白，强作镇静地朝我望了一眼，对我点了一下头。这眼神太复杂了，这眼神里有面对未知命运的无奈和不甘，也有面对最后一个知己的平静告别。同时他也是在告诉我：不论如何处理，秦飞他都会像条汉子。

　　他看似平静地走出了牢门，这一去是凶多吉少。

　　我不愿去判断他的命运会如何，只是希望在宣判大会结束之前看守不要打开这牢房的门，尤其是不要叫人清点他的衣物并附上清单。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他已魂兮归去了。外面每一次有脚步声走近，我心里都会发紧，老天爷保佑，每次都是虚惊一场。时间在焦虑中慢慢过去，终于等到汽车的轰鸣声由远到近，这声音变得好亲切，有一个我十分关注的生命就在这汽车上。门开了，魂兮归来，在阎王殿上转了一趟的秦飞一进门就朝我浅浅地笑了一下，在看守的催促声中收拾他的行李。

　　“几年？”旁边有人小声问他。

　　“两年。”秦飞说。

　　“那好那好，你还有几天就可以出去了。”说话的人为他高兴，我觉得两年不可思议。

　　这人的话还没落音，秦飞冷冷地加了一句：“死缓两年。”

　　大家沉默了，没再说什么。一条性命是保住了，可又要面对遥遥无期的劳改生涯，在那里会比这里轻松吗？

　　真希望我们在牢狱里的这一段交往，能在他今后的日子里留下点痕迹。秦飞，愿你一路走好。

　　

　　注释

　　①新贩子：武汉方言，意思是新手、生手、刚来的。

　　



　　13诈骗饭

　　

　　小时候，谁家的小孩肚子饿了吵着要吃饭时，有时会听见大人说：是从饿牢里放出来的？当时不怎么理解。想当然地以为牢里面是没有饭吃的，或者说在牢里是不许吃饭的。坐牢里就是要你饿，在你饿到快死时再把你放出来，故尔用从饿牢里放出来的来形容一个人饿到了极点。现在蹲在牢里了，才对饿牢二字有了深切的理解和感受。有过绝食经历的人都知道，真正不吃东西两三天后就没有饥饿的感觉了，人变得麻木，根本就不会觉得难受，而且越往后就越没有感觉。真正的难受并不是完全没有吃的，而是有吃的但不能吃饱。据说想驯服最凶猛的非洲鬣豹，唯一的有效的方法就是饥饿，饿它，在它饥饿的感觉消失前再给它点食物，让它始终处在强烈的饥饿感觉中。这样持续一段时间后它的野性就会大减，生性凶残的鬣豹经过用饥饿方法驯服后可以与人同床而眠。也许看守所三餐饭热量标准的设定就是在保证你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前提下，让你保持强烈的食欲，尽情“享受”饥饿的煎熬，以达到因不堪受此煎熬而产生洗心革面愿望的目的。只是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因此浪子回头的。

　　在看守所里，饥饿可以说是无时不在的，它是你最大的敌人，你要时时刻刻和它斗争，它好像浸透了你的每一处骨髓、钻进了你的每一个细胞、并试图控制你的每一根神经。有时会饿得你心慌，饿得你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这饥饿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而是关多长时间就要忍受多长时间的饥饿对你的折磨。有一个叫全□□的人在里面关的时间长达十几年，从精神到肉体都完全变了形。

　　关的时间长了人的嗅觉变得特别灵敏，尽管伙房在几十米之外，只要不是逆风，是萝卜还是白菜下锅，仅凭鼻子可以搞得一清二楚，到了每月一次的改善生活，鼻子足可以把那个香味放大到把自己熏倒的程度。听觉也是这样，只要是新出现的声音，不仅能马上就能感知到而且能把握住这声音的特征。从开门关门的声响准确地判断是哪一间牢房更是小菜一碟了。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单独关押的特殊人物几乎每天要拉出去批斗，据传是当年王明在莫斯科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某某，是在中央“9.27指示”①里点了名的。虽然看不到老布尔什维克其人，由于关的牢房相距不远，他每天进进出出的动静都是清清楚楚的。那个标准的程序是这样的：在外面汽车进来后约两分钟（由发动机的声音可判断），三、四个押解人员进走来（从嘈杂的脚步声可判断），那间牢房的门打开，嘈杂的脚步声中再加上老布尔什维克那假肢特殊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两分钟后汽车开走。

　　这里开饭与武昌分局看守所、市二看守所不同。这里牢房的风门上有铁条，饭菜不能直接递进来，伙房的师傅就放在门口，看守开门让囚犯把饭菜拿进去，大约半个小时后再开门把洗净的饭碗、菜碗和筷子放在门口，伙房的师傅只把空饭碗收走。

　　一天老布尔什维克被拉出去后是开过中饭才回来的。从看守的话中知道原以为他在外面有饭吃，没准备他的中饭，从伙房拿来的就只有饭没有菜了，说菜下午给他补。在正常人眼里几片菜叶算什么？看守大概把这事给忘了，没给伙房交待。下午开门拿饭时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发现中午的菜没有补，当即就向看守提出来，看守没理会。开门送空碗出来时他又提出来，看守还是没理，门关上后，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就开始了不屈不挠的讨菜行动。

　　“报告干部，××号报告政府干部。”老布尔什维克的声音很容易辨认出来。

　　“什么事啊？”看守走到他门口打开风门问到。

　　“报告干部，中午差我一钵菜没有补。”

　　“什么大不了的事，明天再说。”看守把风门一关，调头走了。

　　“报告干部，×干部说了下午补的，下午没有补。”老布尔什维克提高了嗓门。

　　看守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一会儿听不见了。

　　“报告干部，还差我一钵菜没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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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干部，还差我一钵菜没有补，你们说话怎么不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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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布尔什维克不屈不挠，隔几分钟就喊一声，悠长且有气无力的声音在看守所里坚韧地游荡着，在本是悄然无声的看守所里，这声音里每一个字都清晰可辨。被关在里面的人没有谁会觉得好笑，有的只是理解或对他的同情。多年来，一直高高在上、锦衣玉食的他，如果不是饥饿对他的折磨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会置什么面子、斯文统统于不顾，为几片菜叶这样苦争苦讨么？

　　大概喊得看守心烦，有人咚咚地从值班室走来。

　　“你喊什么喊？嚎丧？”看守把风门哐啷一下打开，大声呵斥到。

　　“干部呵，我肚子饿，我在外面挨了一天的斗，人受不了，饿得难受啊。”这声音好像有点哽咽。

　　“好了好了，明天早上补给你。”

　　“你们先说好了下午补的，下午没有补，明天上午你们又忘记了么办呢？”

　　“说明天补就明天补，不许喊了，再喊把你铐起来。”

　　“那你们明天千万莫忘了。”

　　“少费话。”

　　看守关上风门走了。

　　看来手铐的威力比这几片菜叶的作用大，老布尔什维克不做声了。

　　第二天没有再听见老布尔什维克的报告声，估计那份菜给补了。

　　局外人可以把这事当个笑话听，但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肯定是笑不出来的。我还见过吃完饭抢着帮人洗碗的，他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只是为了用指甲壳刮下饭钵上的一点残留物放进自己嘴里。

　　

　　这一天7号里几个年轻的囚徒突发奇想：能不能多搞两钵饭进来？实在饿得太难受了。一开始这只是作为近乎于妄想的话题谈起的，这是饿牢里的天方夜谭，画饼充饥，精神会餐而已。关在牢里到哪里去搞饭？叶老听了在一边笑。这话题不是我起的头，但这话的确说到了我心坎里，但怎么样搞呢？又不能出这个门。在某些情况下人的想象力真是无限的，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闲扯起来，扯着扯着，一个大胆的且又切实可行的方案就这样被扯出来了，几经修改和完善后我们自己都叫绝。干不干？我们在犹豫，这犹豫不是因为道德方面的心理障碍，而是担心将面临的惩罚。

　　外面的人可能会认为在牢里除了暴乱和逃跑再没有大事，可是在看守眼里牢房里面没有小事。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在这里都敢搞小动作，在外面你不是要翻天？有时仅仅因为爬窗户想看看外面就被整得鬼哭狼嚎。搞饭如果被发现他们会不会说你们在里面都敢搞老子的饭，在外面不是要搞老子的军火？特别叶老是这个方案中的重要角色，他那么大的年纪不能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去承担可能的风险，我们不愿意把他扯进来，没想到叶老主动说只要你们搞我就配合你们。犹豫再三，最后我们下了决心干，只要能吃顿饱饭，到时候怎么样挨整都认了。整个7号里面的人组成了一个有预谋的诈骗饭集团，分工明确，责任清楚，并决定在第二天下午行动，因为按照看守轮流值班的规律，第二天下午值班的看守是一个我们认为不那么精明的人。

　　一切都像时钟那样精确。

　　门开了，6碗菜和6钵饭就在门口，6钵饭是摞在一起的。看守开了7号的门又去开8号的门，就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我迅速端起3钵饭递给门里面的二传手，二传再递给三传，三传把饭放进靠墙的一个木桶里，四传把一个准备好的旅行包往木桶上一盖，叶老一屁股坐上去，闭目养起神来。三传给我一个眼色，我马上大声说报告。

　　此时看守连8号的门还没开，他回头问什么事？

　　我说差3钵饭。

　　搞3钵也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搞少了不解决问题还容易引起怀疑，搞3钵他们会认为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

　　看守回到我们7号门口，看了看地上的3钵饭后又朝号子里看了一下，觉得没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后，就发饭的师傅喊到：张师傅，7号少3钵饭。

　　见看守已发了话，我再不慌不忙在把饭菜递进号子里。

　　那师傅没说什么，拿了3钵饭递过来。

　　门在身后关上了，大功告成，我们彼此做了个鬼脸。

　　刚才我们进行了一次有创意的冒险，也许在这看守所也是没有先例的。兴奋、紧张、刺激，都有一点，最后是喜悦。6个人，刚好两个人分一钵。但叶老说他不需要，要我们分掉，见他一再推辞，我们就没有再客气。吃完了，这3个空钵子不能送出去，就把它藏在了床底下。这天晚上号子里的气氛都不同，我们陶醉在自己的创意和胜利中，叶老也同我们一起乐。我们细细品味这久违了的饱的感觉，这感觉真好，我们像又过了一个春节，这个春节是我们自己冒险创造出来的，这一夜的觉我们睡得是那样舒坦，梦里都在开心。

　　有了太顺利的第一次，肯定还会有第二次。没过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行动，这次又成功了。不过好像引起了怀疑。值班的看守是一脸的狐疑，跑到号子里转了几圈，翻翻被子，揭揭水桶盖，没发现什么破绽，他朝叶老看了很一会儿，看得我们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叶老太沉得住气了，这看守最后放弃了怀疑，尽管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喊发饭的师傅补了3钵饭，发饭的师傅把饭递过来时也嘟嘟嚷嚷地说巧板眼，怎么又是7号差饭？

　　吃完饭后,我们不约而同地说不能再搞了。如果说我们能说到做到，这事能到此为止，那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那3钵饭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不撞南墙我们的心绝对是不会死的。但此时看守所已经把我们7号盯住了，被我们几个毛头小子耍了对他们看守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无能，这相当于在阶级敌人面前打了败仗。

　　最多只隔了一个星期，我们实在抵挡不住饥饿的驱使，又要铤而走险了。其实我是建议至少要等到一个月之后再说，但多数人说会成功的，那好，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我还是当诈骗饭集团的主犯，站在前面做一传。在我们刚把饭藏好，喊出报告差饭时，纪明灯一下子从值班室里窜出来了。

　　纪明灯在看守当中可算是一个精怪，凡是在一看守所关的时间稍长一些的人没有不对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此人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做看守的料，对在押人员的心理可以说吃透了，如果他对哪个监号有了违规的怀疑，要么是确实没有事，只要有事就一定逃不出他的巴掌心，而他的怀疑几乎就没错过。他三诈两诈，就能把你的心理防线砸个稀巴烂，让你乖乖举起白旗。他每次出牌的套路都没有重复的，叫人没法和他过招，对付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事都别犯。看守所每次有大的举动都是他张罗安排，有一件事可以粗略领教他的厉害。在军管时期，判决后是没有上诉期的，死刑犯一宣布后就马上绑赴刑场，事前没一点征兆。有一天晚上他先从号子里分别找了两个人出去随便谈了几句话后，把第三个喊出去说别人反映你在号子里不老实，现在要给你把脚镣手铐戴上，你表现好，明天早上就给你取下来。戴上镣铐后这个家伙一直在号子里骂前面那两个人，说别人告了他的黑状，冤枉了他，那两个人是百口莫辩。都没想到是这个难友的大限已到，第二天一清早就被绑出去了。纪明灯的这一招既防范了在宣判前可能出现的意外，又让这位没有任何觉察。不知道在绑赴刑场的途中，他是不是能想道自己冤枉了两个与他无仇无冤的人。纪明灯就是这7号牢房的主管管教。不过几个月来我们一直相安无事，我们7号没发生过扯皮打架的事，他对我们7号一直还算是友善的，这次被他盯住了，我们感到大事不好，在劫难逃。

　　纪明灯阴沉着脸走进号子，我们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心里想上帝保佑莫让他找出来，叶老神态自若地坐在那里。纪明灯没有这里翻那里找，把号子扫视了两圈后突然指着叶老说你给我站起来。叶老朝我们看了一眼，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纪明灯又命小何把旅行包提起来，小何把旅行包一提，3钵饭整整齐齐地摞在里面。不知是为自己的神眼还是为我们这几个囚犯的创意，他卟哧一下笑了起来，不过很快就绷住了脸，我们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等着发落。

　　上两次的碗呢？这问话说明他对敌情了解得很清楚，首先要把罪证收集齐。

　　小何钻到床底下把6个空碗拿了出来，证据确凿。

　　哪几个吃了的？他要把罪责落实到人。

　　我第一个承认，其它四人也认了账。

　　他极尽挖苦、数落、揶揄之能事来刺激我：红卫兵小将、造反派头头怎么干起这个事来了？你丑不丑啊？你这是盗窃国家财产，你这是诈骗，你这是名副其实的诈骗，诈骗国家的粮食。你不是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国家不变色吗？你这盗窃国家财产算什么啊？

　　但此时我已穿了一身厚厚的铠甲，刀枪不入。

　　他调过头训叶老：你这个老家伙，不吃也要跟他们年轻人一起哄？是他们强迫你的还是你在背后教唆的？难不难为情？怎么堕落到这一步哟？

　　叶老也不做声。这是我们拖累了他，饭没有吃一口却挨了这一顿骂。不过我估计他的铠甲比我的还要厚。

　　他把另外几个又臭骂了一通：你们这些小狗日的都跟着他跑，他开枪杀人你们也跟着去杀人？

　　六个人都骂遍了后他问你们说怎么办吧？

　　伙房的师傅在一边火上加油：把这几个家伙好好整一下。

　　看好一阵没人说话，我说罚。

　　他问怎么罚？

　　我说拿了几钵扣几钵。

　　他挖苦的话又来了：到现在还说是拿，还不好意图说是偷，你还蛮要面子啊？拿几钵扣几钵，有这便宜的事？你这是偷，除了要吐出那多吃的，还加倍罚，连今天的有9钵，一共要罚27钵，你们号子一天半不要想吃饭。怎么样？他盯着我的眼睛问。

　　我硬着头皮说，认。

　　他说，这样，一回罚你们受不了，分几次罚。你们是晚上偷的，就晚上罚你们。四个晚上你们就吃点菜，第五个晚上吃半钵饭。让你们有个准备，从明天开始。对你们够人道了吧？

　　这是猫在把爪子下的老鼠拨过去又扒过来。我们没人再说话。

　　这个晚上号子里的空气很沉闷。我感到对不住叶老，几次向他表示歉意。叶老反倒安慰说你们年轻人都能过我老头子还不能过？四、五天一下子就过去了，再说一没有戴镣二没有上铐，够幸运的了，我们说点别的吧。

　　话是这样说，但一想到几片菜叶要顶十几个小时，我们心里就有点发毛。

　　第二天的晚餐我们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只吃一点菜过夜，但门打开时惊喜地发现6钵饭一钵不少地放在门口。纪明灯放了我们一马，是啊，如果真的要罚我们,怎么不从昨天就开始呢？我们这些猪脑壳。牢门关上后，我们喊起了纪明灯万岁。

　　

　　注释：

　　①　　9.27指示：指1969年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中发[69]67号）。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

　　（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在此指示中被定性为**革命的“北决扬”案是文革中武汉市的一大冤假错案，被抓被整干部和群众无数。本文中的布尔什维克就是9.27指示里点名的王盛荣。王盛荣于2006年9月1日逝世。湖北的主流媒体报导说：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离休老红军、原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王盛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9月1日13时50分在武昌逝世，享年99岁。

　　王盛荣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育英专程到王盛荣同志家看望其亲属；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委托，省委组织部部长潘立刚到王盛荣同志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参加遗体告别。老领导谢觉哉同志的夫人王定国，陈正人同志的夫人彭儒，郑位三同志的夫人蒲云，陈沂同志的夫人马楠发来了唁电并送来花圈。

　　王盛荣同志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政治坚定，热爱祖国，对党忠诚；他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王盛荣同志机智勇敢，英勇顽强，出生入死，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王盛荣同志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立场坚定。改革开放后，他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离休后，王盛荣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决拥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时时不忘党的事业，时时不忘国家的建设事业。他始终保持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受群众的爱戴。他严格要求子女，保持了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

　　


　　14王老头

　　

　　真没想到牢房里的夏天这样厉害，尽管在火炉武汉生活了十几年，现在才算真正领教了酷暑中的酷是什么含义。铁窗上的纱网不知道已有多少年的历史了，那织网的铁丝本来很细，对通风的影响是不大的。但多次用油漆刷过后网眼被封堵了大部分，已经比针尖大不了多少，它有效的通风面积不会超过原来的四分之一。在热浪的袭击面前，牢房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大烘箱，烘得人一天二十四个小时身上的汗毛孔就如同一个个密封件失效了的水龙头，不停地往外放咸咸的汗水，早上有几个人起来，木板床上就有几个被汗水浸成的人印。

　　现在送进来的开水里都放了盐，这是看守所预防中暑的主要措施之一，再一个就是主食的份量突然足了一点，伙房的师傅说是库房节余的粮食。对这盐水我们又爱又怕，爱它是因为在大量出汗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它，怕它是因为一桶滚烫的开水放在屋里面无异于增加了一个火炉，到门外用双手端着开水桶进来成了令人生畏的苦差。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赤膊仰天躺在洒满水的水泥地上，大口喘着气，痱子在他身上已结成了板，有些地方已开始溃烂，浑身难得找到一点好皮肤，我过去劝他：“老王，你不能这样，身体会出毛病的。”

　　他闭着眼睛半天才说了一句话：“管不了那么多了，以后得什么病也比现在热死强。”

　　见他执意不动，我就用手拉。

　　“小李，你管我做么事？我这个年纪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还管什么以后？”他很不情愿地坐了起来，一脸潮红。

　　见他起来，我递给他一杯水，虽然扇的都是热风，但还是用扇子在他旁边扇了起来。

　　已是持续高温的第七天，别说是一直生活在优裕环境中的老人，就是我这个曾经为了野蛮其体魄，大热天跑到楼顶凉台，晒了正面晒背面，一晒一个下午的小伙子也有点受不了。晚饭开过好一阵了，这个王老头的馒头还放在一边，他说不想吃。自高温出现以来，他一天比一天吃得少，我真有点担心，不吃拿什么来跟这高温抗呢？看守所都晓得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加点粮食，老王头上搭条湿毛巾靠墙坐着，眼睛似睁不睁的，不知他此时在想什么，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想，只是在听天由命。

　　钥匙响了。

　　在看守所里，钥匙相互撞击时发出的声音是最动人心魄的音乐，每个关在里面的人都希望那钥匙的声响是冲着自己来的，特别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人，钥匙的响声足以让他肾上腺素的分泌突然加快，甚至使心脏狂跳不已。钥匙声越来越近，已这么晚了，会是什么事呢？隔壁的门开了，听见分管我们这几个号子的看守说给你们透透风，放老实点，坐着别动。

　　原来是这样，真感谢他在这个时候能想到我们。接着到了我们门口，在牢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哇，只觉得一股凉风扑面而来，那种透心的舒坦，就像在水里憋到了最后一刻时突然被送到了水面，那种恍若重生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我敢肯定这就是从地狱到天堂的感觉。在饱受了一个星期的高温煎熬后，一点凉爽的空气就令人飘飘欲仙，并且这凉爽只是相对我们在里面的感觉而言，那看守站在门外，他却是汗流不已，尽管他拿一把大蒲扇摇个不停，显然此时的气温仍是高得可怕。人们在对幸福的感觉上悬殊有多大啊，老祖宗说得真是绝：存在决定意识。老王的神色好多了，我把馒头递给他，他慢慢地啃起来。也许就是这一个小时的通风，让老王过了这一关。人生有几多难关就是在别人不经意的举手之间得以过去的，真是要常怀感激的心。

　　老王是一个性情中人，是我在狱中碰到的最有个性的人之一。

　　一开始有人喊他王老，他不乐意，说我有那么老吗？大家就喊他老王或者王老头。他和叶老不一样，叶老是一个做学问搞技术的人，思维缜密，治学严谨，博闻强记，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医学上。如果不是因哪根神经被触动发了一通出格的议论，并且又恰恰碰到一个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告发了他的助手，他会安安稳稳地做他的学问，并且会以自己医术上的精深造诣获得普遍的尊重。老王不同，他调侃自已说当年就没有做过一天好学生。说父亲是个土老财，为了让儿子在外面见点世面，把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的他托付给同宗的一个表哥带到了上海，本指望他在上海找个学校学几年经济，在学有所成后好子承父业，让这个家能升格成为受人尊敬的洋财主。谁知这表哥生性好玩，告诉他日本有男女同浴的温泉，想到日本去享受那异国的风情，在上海没呆几天两个人就上了一艘去日本的船，稀里胡涂到了日本。他说他第一次去男女同浴的温泉出尽了洋相，完全没想到进去容易出来难，十七、八岁的他正血气方刚，一见到一丝不挂的日本女人，他那男人的宝贝就不肯休息片刻，一直兴奋地挺立着。太难为情了，为遮掩自己的不雅，他就一直蹲在池子里不敢动，直等到人差不多走光后才从池子里出来。

　　当时有一大批怀着各式各样理想和目标的有志青年在日本求学。同样年轻的他几年下来，书读得不尽如人意，朋友却交结了一大帮，后来这帮朋友走上了不同的路，其中共产党、国民党、从政、经商、带兵，干什么的人都有。回国后，经商是他的主业，或者说只是他的谋生手段，汉口民生公司就有他的股份，但他还是对交朋结友，游山玩水情有独钟，国共两党的不少大人物他都有交往，社会关系太复杂，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台风把他刮了进来。到监狱来找他外调的很多，每次都是军管会的一个大胖子亲自来提他，估计问的问题层次都不会低，什么内容他很少说，我也不问。唯一一次我知道的是外调山西省委的一个副书记。

　　老王是我在漫长的铁窗生涯里，断断续续保持了最长时间友谊的人。第一次碰面时他的年龄整整是我的三倍，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充满智慧的感悟、亦庄亦谐的生活态度很能吸引人。我俩经常在一起半探讨半争论一些五花八门的问题，两个人都有点各执已见，不过这样在讨论中我们能更好地整理自己的思想，自觉不自觉地吸取对方言谈中合理的内容。既打发了时间又思考了问题，一举两得。他说他不怎么关心政治，更不热衷官场，曾有机会做官他放弃了，只是忘情于山水，这些话一开始我相信。

　　

　　“八一渡江”虽然已经过去一年了，那些生命被窒息的年轻躯体还是不时出现在我脑海里。我没法忘记那些在造反派刚刚胜利不到一个星期就躺在冰冷的石板上、七孔流血的年轻面孔。我总觉得那数以百计的在最不该熄灭的时候熄灭了的生命之火，应该留给我们一点沉重的思考。这天下午和他聊起了这个话题。

　　“老王，你听说‘八一渡江’没有？”

　　“这么大的事怎么没听说，对，今天刚好是一年整，听说死了好些人，全都是学生伢。究竟死了多少人你清不清楚？”

　　“我也不清楚准确的数字，只能大概的估算一下。我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开始去江边看的记不准了，反正一听说在打捞尸体后我就骑车赶到了渡江大军下水的地方，有三、四个人在那里打捞，江边有十来具尸体，有的鼻下、嘴角看得到血迹。听见有人在那里议论：有次一篙子就弄起来一串五、六个你抱着我的腰我抱着你的腿的学生，其状惨不忍睹。隔几个小时殡仪馆就来车把打捞上来的尸体拉走。学校离那里不远，后来接连几天我都要骑车去看看，有一种要去送送他们的冲动。每次去江边都看见有年轻得令人心悸的尸体躺着，我直接看到的就有大几十人，最保守的估计一共也要有一百多人。我听过一个数字是三百多人，好像是有人到殡仪馆去看过后知道的。”

　　“怎么会死这多人？是不是有人捣鬼？”

　　“有这种说法，不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八一渡江”我在现场，当时混乱的状况看得清清楚楚，根本不用谁来捣鬼。渡江指挥部没有周全的安排和必要的应急措施，现场指挥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成千上万的人堆在那一块，不死人那才怪，只不过没想到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你在现场？”

　　“我在现场，当时我带领学校一百七、八十人的队伍准备渡江。”

　　“你们学校没死人吧？”

　　“老天爷保佑，没出一个意外。要不然我真没法交待。”

　　“当时是么样一个情况？。”

　　“我只能把我晓得的说一下。因为红十月的名气，我们的队伍就排到仪仗队后面。按照要求，渡江的队伍都到得很早，但不知为什么迟迟不见动静。你想想八月初武汉的气温有多高，此时正是火炉武汉一年气温的最高点，逐渐炽热的阳光让渡江的队伍开始躁动不安，好不容易有了动静，却是头头脑脑们的讲话，一讲就讲个不停。张三讲了李四讲，李四讲了王五讲，个个都要借这个机会露一下脸，如果只是简短说两句也正常，但都要表现自己的滔滔不绝的口才和对全国乃至全世界大事都了然于心的眼界，全然没有考虑下面人的感受和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当总算熬到一句“横渡长江现在开始”的话出来，那早已压抑到了极限的躁动一下子爆发出来，前面的人还没有下水，后面的人就已涌上去，主席台的铁护栏都被挤断，我认识的湖北大学的何一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结果被挤到江里淹死，他在运动初期是湖大很有名气的‘一小撮’，你说可惜不可惜。

　　当时还不知道前面发生的情况，只是感到渡江已没有了指挥，各行其是，完全乱了套。我想了解一下究竟怎么样了，叫队伍在原地不动，一个人四处钻，但人太多，挤在里面根本看不出个名堂。水火无情，一两百人的性命在自己手里，却不知道这支队伍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你说急不急人？当时急得浑身汗直炸，一股巨大的压力让自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情急之中，想到了最近的制高点——长江大桥，于是一口气爬上了大桥，在大桥上才看清渡江下水处的人都摞起来了。那些渡江的人就像堆在一条巨型传送带上，被不停地往水里送，前面的人还没浮出水面后面的人就压了上去，真不知被推下水后还有没有浮出水面的机会，太恐怖了。不跳出那个圈子还真看不清自己的处境。我亡命地跑下来找自己的队伍，生怕巨大的人流把他们卷到了下水处。红十月人的素质真不错，叫不动就没有一个人动，后面的队伍都跑到前面去了，他们一直坐在那里等我。顾不得说那多了，开口就要带队伍走。有人因不了解情况还不想动，我哨子一吹，红十月的旗帜一举，队伍拉到了平湖门，在那里下的水。选择平湖门下水，红十月好象是第一支队伍，后来陆陆续续有不少队伍来这里下水。在下水前我要求大家要尽可能地保持队形，这样有什么意外时能相互照应，但下水后根本做不到，我的心一直悬着，直到第二天知道全部同学都平安时，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原来是这样的情况。”

　　“死了这么多学生，我一直认为曾思玉①、刘丰②、警备区要负这个责任。明知造反派刚从被追赶杀的状态下走出来，组织系统极其松散，在这种大型活动中容易出问题，为什么不派部队来维持秩序？看到出现了混乱，为什么不果断停止渡江？还有那些洋洋洒洒在那里说些废话的头头也要负责任，刚一翻身，心里就淡化了那些一起走过艰难的战友，他们也应该为那些窒息了的生命承担责任，那是几百条鲜活的生命哪！”

　　“这件事在你心中留下如此沉重的记忆我能理解，但你最后的说法有点苛求于人吧？如果你坐在台上，你会考虑那么周全？如果你没有考虑那么周全，你就一定是在心里淡化了同你一起走过艰难的战友？”

　　“可能我这说法有点偏激，但我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错。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就要负其责，不然就别在那个位置呆着。如果这次红十月没能及时把队伍拉出来死了人，这个头头我肯定不当了，别人把性命托付给你，你没能力承担这个责任，那还在这个位置呆着干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传统就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隐恶扬善，容易原谅、淡忘、迁就甚至掩饰尊者的过失和错误，有几个人对居高位者有过要求？有的只是美言。求其上才得其中，根本就没有求，那得到的岂不是下而又下？”

　　“这是你能改变的？”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但肯定要改变，实际上也在改变，文化革命就是来改变这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的。什么时候有过可以造省市委的反、造国家主席的反？原先那些容不得半点质疑，谁质疑谁就要大难临头的庞然大物原来并没有什么神圣可言，谁说的话不对，做的事不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就要造谁的反。文化革命就是要对身居高位者有要求，不能只是美言，其实你太把他当回事，他就根本不把你当回事，有些原先看起来不得了的大官，把乌纱帽一拿他有什么呀？他有什么能耐能服人？现在上去的那些人就一定不走偏路？不见得，走偏了怎么办？要有机制纠正。‘八一渡江’淹死的数以百计的生命要有人负责就是这个意思。不能还没开始就又回到了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的老路，那我们还搞个什么文化大革命？”

　　“说得慷慨激昂，头头是道。你的愿望、你的理想都没有错，我都同意，不和你争。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够今天造张三的反、明天造李四的反，是制度允许你保护你还仅只是一种意志在保护你？如果不是制度而是一种意志，这意志是长远的吗？有保障吗？如果这意志出现了变化，你将面临什么？”

　　“什么准备都有，对可能的后果，我什么都想过。但关于是制度还是意志的问题我还真没有想过。”

　　“你有我欣赏的地方，但你的有些看法有点不现实。你说的对当官的要有要求的意思我明白，就是对他们要有监督，要有约束，他们不能随意乱来，不然就要下台，并且就从现在开始，从‘八一渡江’的责任追究开始。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愿望。但现在的状况或者说制度能够实现你这愿望吗？也许个别事情能够如愿，但不可能成为普遍的现象。并且以我这几十年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这些想法给你带来的东西肯定不是你想要的，说明白一点，会是灾难而不是其它，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不论面临什么，恐怕我都改不了。”

　　“这正是我既欣赏又担心的地方。”

　　

　　一天晚上闲聊时王老头又扯起一个多次谈到的话题。

　　“小李，你年轻，只要这回处理得不太重，你进来是个好事。别看我走南闯北多少年，不进来好多事情就搞不明白，或者说有些事原先以为搞明白了，进来后才发现那只是自己的想当然。只要能平安出去，这段经历可以让你今后少走许多弯路。”

　　“老王，你这话道理上我也懂，我总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那是你想得太复杂，你只要记住两句话：‘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愿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能平平安安。”

　　“上船容易下船难，开弓没有回头的箭，现在已是身不由己。有些事不是想躲就躲得了的。比如说老王你，你说你一直在远离政治，结果怎么样？”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的意思你还没有搞清楚，我是说人不要有太强的功名心，人生要淡泊洒脱一点，有时候是在劫难逃，但更多的时候是可以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的。”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也不完全是这样。老王你莫见怪，我不是要和你抬杠，你说古今中外有点成就的人，哪一个是成天只想着趋利避害的？再说利和害的关系是很奇怪的，有时不避害才能趋利。我可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浓了一点，不甘平庸，总觉得人只是这世间的一个过客，再长也不过几十年，如果成天只想着如何趋利避害，不抓紧时间做点什么，是不是枉负了此生？不过你说的人在官场要有足够坚强的神经和足够厚的脸皮，不然没法做下去，这话对我很有触动。”

　　“两个人的看法挨着了一点边，我们接着谈。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但这个位置究竟在哪里自己往往不清楚。大多数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这应了孙中山的一句话：世上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不少人因此怨天尤人，说命运对他不公，其实是他一辈子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最佳位置在哪里。有次你提到一个红代会常委名额的事，当时我就想对你说，不要以为当了那个常委是个什么好事。我就认为你不适合做官，尤其是不适合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官。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看得出你的个性有点强，锋芒有点露，这在官场里是个忌讳。官场是有它的潜规则的，你适应不了。你知道‘鞭长莫及’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吧？不清楚，好，我跟你说，这句话是从古人说的‘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简化来的，字面上的解释是鞭子再长也不宜抽打马的肚皮，它引伸的意思是说有些藏垢纳污的事你只能放在心里面，表面上要不动声色，你做得到么？‘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个道理现在你可能还没有什么体会……”

　　“我打断一下，‘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是什么意思？”

　　“过于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因为它不能退让；皎净洁白的东西容易弄脏，因为稍许的污垢就会非常显眼，如果再结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想想，当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尤其是对一个真正想干点事的人来说。我看你还是搞别的好，当年哈同刚到上海来时穷光蛋一个，但他见过世面，知道一个城市发展的规律，能够预先知道五年、十年后什么地方将是城市的中心，他独具的慧眼使他能以极低的价钱拿到升值潜力巨大的地皮，这地皮最后升值多少？一万倍。哈同花园的位置后来正在市中心，你想想这种预见性值多少金条？”

　　“这金条可能会多得我无法想象，但到上海去闯世界的有多少人？可哈同只出现了一个，再说就是哈同再世，现在他有可能重现辉煌么？世界早已变了。”

　　“世界早已变了，这话不假，但世上的事道理都是相通的，谁比别人多看一步，谁就会是赢家。”

　　“你说世上的事道理都是相通的，哈同能在城市的发展趋势上比别人多看一步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那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比别人多看一步而成为胜利者呢？”

　　“你又绕回去了，要说就说透吧。政治和经济不同，举个例子，57年吴晗看对了，他比别人多看了一步，至于是他自己看对的还是有人给他透了风，这不重要，反正他成了反右的受益者，大出风头，在《文汇报》里挂帅批储安平，不停地升官，做了北京市的副市长，胜利者吧。几十万人打成了右派，整得乌乎哀哉，家破人亡，他风光无限，志得意满。但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的，没过几年，他自以为又比别人多看了一步，写了个《海瑞罢官》，他写这个戏的时候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都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不会是想给别人树个靶子，结果呢？他拥有的一切转眼间化为乌有，一时间《海瑞罢官》让他成了全国的大靶子，跟当年被他整被他批的人一个下场，谁想得到？！政治这个东西你说不清楚，没有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尤其是在我们这里，你永远无法想象你将面临的下一张牌是什么，也许没有规则就是它的规则。你以为你是出了这个事才关进来，眼前看来是这样，但以后呢？你以为你没有这个事就一定不进来？谁能肯定？我说的神经要足够坚强和脸皮要足够厚，还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在非正常情况下，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残酷，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老王，你总在说你不关心政治，怎么很多事你这个不关心政治的老头比我这个关心政治的学生了解得还要清楚？”

　　“说不关心政治怎么可能呢？不热衷于政治倒是千真万确的。有些话我从没有说过，今天是你逼我才说的。”

　　“我可没逼你。”

　　“你承不承认没关系，我本来只想点到为止，你硬要打破砂锅璺（问）到底，非让我把话说透不可。想想还真有点奇妙，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敢敞开说话，这里是行动最受限制的地方，却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

　　“你只了解我其一，不了解我其二。你说我不适合做官，好像我已选定了从政的路似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想做官？你看到我在文化革命中蹦得很高，就以为我热衷于政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几次我差点把命都搭上，哪一个想当官、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会这样玩命？回想一下真是不由自主地被文化革命的浪潮推到了这个位置。主观上仅仅只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不愿意别人说我是好人我就是好人，别人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这个想法我很小就有了，从小学开始，每学期的评语里很少没有“骄傲”二字的，当然话说得很温和，说要注意克服骄傲情绪，我也不知道我究竟什么地方骄傲，毛主席说骄傲使人落后，我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落后过，一直优秀，和同学的关系从来也没有差过。说我骄傲，心里我一直不服，这骄傲二字一直是可以随时敲打我的棍子，好像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法就是骄傲，就是听不进老师的话，我说那些吊儿郎当、不好好学习的学生才是骄傲，因为他们实际上认为自己不需要学习了，要不然怎么会学不进去呢？可老师从不说他们骄傲，你越是努力学习，越是认真思考，就越有可能戴上骄傲的帽子。刚才你说我锋芒有点露，这是骄傲的另一种说法。是你的眼睛厉害，一眼就看出我确是骄傲，还是你也同许多人一样落俗，把每一个有点自己的主见、不曲意迎逢、不做出一副乖孩子的模样的人都看成是骄傲？我并不是说我这样的个性是最好的，只要不是品质上的问题，个性是无所谓好坏的，乖孩子有生存空间，有自己主见，不那么乖的孩子也应该有生存空间，你说是不是？其实像我这种人心地最好，是不需要防范的，决不会先曲意迎逢，然后过河拆桥，更不可能落井下石。”

　　“你这说法有点意思，我倒要细想一下。”

　　“有些问题原来就想过，但只是在脑子里一闪而过，外面事多，静不下心来，也没有可能找一个人边交流边探讨边整理自己的思想，我很庆幸在这里能碰到你。”

　　“我们也只是随意扯扯，让时间好过点，言者姑妄言之，听者姑妄听之，都莫当真。我有一些很熟的朋友，年轻时和你一样，兴趣广泛，一点都不收藏自己的锋芒，后来的情况都有点不妙，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影子，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你未来的可能。你说我是不是有点落俗，不能说没有，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说，你完全不必理会，但如果很多人都是这样说，那这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这点我非常清楚，文化革命初期，在有些人眼里，这骄傲已有了同党对着干的味道，教育革命工作组已经把我打入了另册。因为支持南下‘一小撮’，有人已经给我定了性。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我就是第二代右派，这点我比谁都明白。我们学校在1957年就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学生右派。”

　　“你以为有了那样一张大字报你就肯定不会是右派了？你看看中国的历史，哪一个在台上的人是喜欢别人造反的？哪一个造反的最后是有好下场的？除非他一个跟头翻成功。你可以说这次怎么样不同，谁谁说了什么的，谁谁下了怎样的决心，对这些内幕的消息也好，公开的报导也好，只能听听而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你不要太当真了。任何事都有它的规律，造反没得好下场就是规律。不一定又打一次右派，可能会换个帽子换个方式，但挨整这个结果是逃不掉的。不过我希望这个看法是老皇历，能最后被证明是错的。”

　　“如果这真是个规律，那我想还有一个规律也会顽强地起作用。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不仅是人的本能，也是任何一个生命的本能，那怕是最低等的生命。只要有一点机会，有一点可能，这本能就要顽强地表现出来。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本质上就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不然他们的命运就被别人决定了——杀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他们的口号，这口号一经喊出，就得到天下如雷的响应不是偶然的，平等的要求是与生俱来的。这口号也是他们的理论，这理论在一千多年后被升华精炼为‘自由、平等’。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是没法遏止的，因为这个追求，第一代右派被惨烈地打下去，不少人极悲惨地被整死，还不到十年，第二代右派又冒出来了，一开始说造反派就是右派我还不承认，现在开始认同这种说法。这一代右派再被整下去，那怕结果比上一代右派更惨，肯定还会有第三代右派冒出来。这个规律会比你说的那个规律更顽强，这是社会要发展要进步的规律，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必将在这个世界上高高飘扬，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

　　“谈着谈着你就进入了状态，我看你是不可救药了。时间不早了，什么时候兴趣来了再接着扯吧。”王老头笑着说。

　　

　　这样的议论经常有，这天下午又开始了。

　　“今天是八月十八号，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在回忆两年前。

　　“两年前的今天，破‘四旧’正热火朝天。小李，你抄了几个家？”王老头半认真半打趣地对我说。

　　“抄家？那你就说错了，我对抄家并没有什么热情。武汉市的抄家高潮时，我正组织班上一批同学在农科院帮助摘棉花。”

　　“这我就有点意外了，那个时候你怎么跑去摘棉花呢？你不是这个性格。”

　　“当时教育革命告一段落，已经内定我们这些人下放农村，我的出路是这些人中最好的——上农业学校。校内已是一种无序状态，我们这些打击对象已无人打击，争取对象也无人争取，谁都不管我们，像无娘的伢。我这个人不知悔改，就出头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去农科院劳动，心想反正总是要去农村的，先去熟悉熟悉。”

　　“你说的这些人都是些谁呀？”

　　“主要是班上那些出身不怎么好的。”

　　“你就不担心会有人说你的立场有问题？”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有自己的想法。文化革命开始前，一次偶然在报上看到印度到现在还分为四个种姓，出生于高贵种姓的，不管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生下来就享有权力和财富，出生低贱的种姓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与财富和权力无缘。还有人因触犯了他们的戒律，更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当时我就联想到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同学，觉得我们的阶级路线在贯彻执行中有印度种姓的影子，当然这些只能放在心里。所有的人应该是生而平等，那些出生不好的同学我总感到他们的才情是被压抑的。”

　　“你怎么感到的？”

　　“怎么感到的？举个例子。进了名气最大的省重点，到实验中学报到的第一天应该是很兴奋的，但我无意中看到有个女生在班主任面前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着什么，在这个时候竟会出现眼泪，太不可思议了。她穿的短袖上衣是用几块手帕拼成的，那画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这肯定是一个生活在窘迫环境中的同学，后来听说她父亲是个大右派。她一直少言寡语，不注意甚至会忽略她在这个班上的存在。一次周末全校组织去修万人游泳池，她被留下做卫生，等我们回来时意外看到黑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内容是欢迎劳动大军凯旋归来。具体的诗句记不得了，但当时的感觉至今还清清楚楚，是眼睛为之一亮，没想到这个平时脸上总是写满忧郁的女生，心里面也有火一样的激情。有个星期天想到她家里去看看，在门口碰到她，我感到她好像不愿意我进去，就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运动开始后有的组织害怕接收出身不好的同学，我是尝过不准革命的滋味的，我不怕，谁来我都欢迎，当然包括这个女生。后来我看到一本《湖北省右派言论集》，才知道她父亲是留德的专家，回国后在省科委工作，只因对省委书记张平化说句了不懂就不要对具体的技术问题发指示的话，被打成大右派，我实在看不出这话有什么错，非常同情这个同学。怎么能就因为一句话就毁了一个家，并殃及到子女呢？”

　　“你这同情是不是有点居高临下？”

　　“不，是感同身受。在我的权力之内，我根本不管什么出身。班上的领导小组由三个人组成，组长舒国良的出身是民主党派，司子林的父母都是右派，只有一个的出身比较好。”

　　“这不是你们这个组织的普遍现象吧？”

　　“我没有专门去了解过这个问题，但总体感觉并不少见。红十月的几个头头对血统论都很反感。柳英发同他班上的干部子弟发生矛盾就是从要不要发展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的问题上开始的。”

　　“你对印度的种姓制度还知道多少？”

　　“就这多，我只知道有这个事，具体也不太了解。你肯定知道的比我多，能不能讲一下？”

　　“这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但现在也只能三言两语的讲一下。种姓制是印度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集团为了强化和巩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借用宗教和神话所设计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法律。它保证了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婆罗门和帝刹利两个种姓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和全部政治权力。为了让这权力和财富千秋万代，这制度还严禁不同的种姓之间的通婚，否则子女将成为四个种姓之外的贱民。这个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现在可能不是处在最极端的状态，但要真正改变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话题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说，像你这样不甘寂寞的性格会完全置身于‘破四旧’之外？”

　　“你不相信吧？除了到长春观③去站了几分钟外，‘破四旧’连看都没有怎么看，更别说参加了。”

　　“那是不是你对‘破四旧’本身有什么想法？”

　　“说有什么想法也谈不上，只是人的情绪很低落，但当时火热的情景让我想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同时还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对当时的‘破四旧’在心里我是支持的，我从农科院赶回来时听说我校的红卫兵正在长春观砸菩萨，跑去看了一下，看到一些从菩萨肚子里弄出来的反动传单，有的上面写着极其恶毒的“□□□是赤链蛇”，真没想到道家净地也有这些东西，认为这些菩萨不砸还真不行。”

　　“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你来说只是去不去革别人的命的问题，你还有兴致去长春观，我想的是自己怎么样过关。抄家还没抄到头上来，我两个儿子就先在自己家里革起命来了。”

　　“当时我已被打入了另册，下意识里和那些红卫兵就有距离，没有去看他们是怎样对待那些出家人的。从落款的时间上看，那些传单都是建国初期时的东西，现在观里的那些道士不一定就和那反动传单有关系，我想那些红卫兵大概不会有太过激的举动吧。抄家更是看都没去看过，事后听到一些搞错的或过激行为的传言，也没太在意，这事在心里就这样过去了，再也没有多想。但后来在北京看一些有关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种种暴行的大字报，在我心里的冲击很大，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些人毫无人性可言，所做的事远远超出了我心目中革命二字的内涵，对‘破四旧’的感觉在变。”

　　“想听听你现在的想法。”

　　“现在的想法和原来的区别很大，特别是在静下心来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和他们的作为做了个比较，在品味和分析了这当中的不同心态后，看法完全变了。”

　　“你说说。”

　　“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打死了人，但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是在受到威胁和挑衅的情况下的一种反应。被老红卫兵打死、整死的人不存在那怕是对他们威胁的可能，更别说上门来挑衅了。

　　我们始终有把打击目标控制在一个有限范围内的意识，从最初大会上有人提出更多的名单时，被当场否定，到小会时进一步减少，到最后果断中止了对最后一个的执行，都说明了我们在心底里还是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他们不一样，在肆虐的过程中，被他们残害的对象和目标越来越多，伤及的无辜越来越多，没有一点生命尊严的意识。如果不是外力的阻止，不知他们会演绎到什么程度。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他们再不敢危害文化大革命，再不敢跟我们作对，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自认为目的达到后马上住手。他们很难说有一个实现后就主动不再继续干下去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好像就是肆虐本身。

　　我们丝毫没有在这过程中去寻找或满足感官刺激的愿望，执行行动简单迅速。他们却是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在折磨和虐杀中的快感，不少情况是在用种种酷刑折磨了多少天后才给人最后一下。”

　　“小李，你不会因此就认为你们那样做就是对的吧？”

　　“怎么会呢？我们干的这件事肯定是错误的。我这样对比只是为了更有条理地分析，在分析老红卫兵特别是北京的那批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暴行时，把‘12.5事件’作一个参照，这样一对比，两者的不同就出来了，他们种种的暴虐行为我们造反派根本做不出来。现在有人一提到‘破四旧’，抄家，就说是造反派搞的，我怀疑有人在故意混淆视听，造反派和红卫兵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造反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那时还没有出世，后来参加造反派的人，当时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破四旧’队伍中的一员。”

　　“你不说我还真有点分不清楚。”

　　“预审员说我是法西斯，我知道是信口开河，她心里未必真是这样认为的，大概是怎么骂得我不能开口就怎么骂吧。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研究一下什么是法西斯？反人类，无人性是不是它的主要特点？如果是的，那究竟谁是法西斯是不难判断的，这帽子怎么也戴不到造反派头上去的，那伙在‘破四旧’中有过血腥暴行的人恐怕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这就是你的书生气了。你以为历史就是真实或者真实才能是历史？胜者王侯败者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写的。我经历过不少事情，也看过叙述那些事情的书，有多少是完全真实的？有时我佩服某些人真能颠倒黑白。刚才你在说造反派和红卫兵完全是两回事时我就在想：我还是同时代人都把它们看成了一回事，后人会怎样？我还是这样看，造反是没有好下场的，你不要不高兴，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在‘破四旧’的问题上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这不是个好兆头，‘破四旧’这笔账肯定要算在你们这批造反派头上，舆论和宣传的威力你还不清楚？那些真正有过极端暴行的人最后将是清算你们的主力。”

　　“你怎么这样想？我不能理解更不能同意你这个看法，这今天不议论，你说的这话我还要想想。你不是问我对红卫兵‘破四旧’的看法吗，我接着谈这个问题。

　　回想当时的情况，老红卫兵面对的是什么？是一群毫无反抗能力的人，这群人不仅没有反抗能力，甚至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只是逆来顺受，最大的抗争就是上吊、投湖、跳楼。在红卫兵挥动着带铁扣的武装带抽打那些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年纪的人时；用滚烫的开水淋那些连路都走不动的老头老太太时；将粪便涂在馒头上强迫被他们打入另册的人吃，不吃就用棍子捅，直到将人活活捅死时，这是在干什么？这种对生命的虐杀算什么？这对别人是毁灭，对他们自己则是泯灭，人性的泯灭，良知的泯灭，被他们整死，弄死的人在北京数以千计。你不止一次的说，造反的没有好下场，用老红卫兵的话来说，造反就是革命。古今中外，革命也好，改革也罢，都是要流血、要牺牲、要冒风险的。可他们的革命怎么这样惬意，没有任何风险，不用担心任何后果，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只有肆虐后的快意，只有破坏后的满足。在这样一种氛围里，他们的聪明才智都肆无忌惮地表现在他们种种血腥的暴行里。这是十几年前农村的土改在十几年后出现在城市里的最下流的盗版。土改也有过火的地方，但它有合理的内核，这是共产党为了让几亿农民能从精神上站起来，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那种“破四旧”、那种抄家、那种对人的虐杀算什么？我不信这段历史能被彻底改写，不相信历史被改写后，真实就会永远不见天日。

　　当然这责任全部要这些年仅十几岁的一群中学生来负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中从来就没有人性的位置，强调的是残酷无情，但不能因此就篡改历史、伪造历史，历史的真实总是放在那里的，不管是已经结痂还是仍在流血。”

　　“看来这大半年的牢你白坐了，你还钻在你的理想主义里出不来，你还那么慷慨激昂，你怎么没有一点改变？你不能同意和理解很正常，你是理想主义，我是现实主义，你认为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我认为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你说的是将来，我说的是现在，你说的是信念，我说的是实际，你说的那一切可能都会实现，但那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别误会了，我不是说你会杀头，我是说那是十分遥远的将来，遥远得连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也未必看得到。”

　　“如果追求的目标是远大的，那么看不到自己努力的结果是多数人的必然命运，与其说这是一种遗憾，不如说是一种荣幸，这至少说明了你志存高远。我们永远记得屈原、岳飞、谭嗣同、李大钊就是证明。”

　　“你说的只是现象。不错，我们会永远记得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但我们记得的只是他们最光彩夺目的一面，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人。他们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个标志，一个个符号，已不是历史上全方位活生生的原貌。屈原是忧国忧民的符号，岳飞是精忠报国的符号，谭嗣同是近代变革派的符号，李大钊是革命先驱的符号，但是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法变成符号的，你不会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符号吧？”

　　“你这个问题太刁，我不回答，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我留心过全国各地，特别是各省会城市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情况，没有一个地方的暴虐程度能够和北京相比。可不可以说是北京的那批干部子弟让全国的老红卫兵因他们的暴虐而蒙羞？为他们背黑锅？这对其他地方的红卫兵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别人正蓄意往你头上扣屎盆子，你还在考虑别人是否受到不公，不简单呐你。”

　　“我不管你是假夸我还是真笑我，我就是这样想的。如果不时刻警惕可能存在的偏见，可能弄不清楚最简单的问题。你让我把话说完。为什么最暴虐的行为会出现在北京？照理说北京是首善之地，应该政策水平最高，最不应该出这些暴虐行为，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才会无法无天，可事实恰恰相反，至少运动初期是这样，原因在哪里？这是我最想找到答案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有点意思，看来你是认真想过的。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肯定有自己的答案，说来听听。”

　　“‘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公认的组织原则，各地方党政官员的自主性是有限的，他们行事想事不可能放开手脚，他们最重要的是要吃透中央的精神。这种精神状态对他们的子女肯定是会有影响的。这反映到他们的子女身上就是看北京的那帮干部子弟的动静，他们跟在后面来。老子天下第一和老子天下第二在心态上的差别是太大了，老子天下第二多多少少会有顾忌，胆大妄为的程度有限。老子天下第一就不同了，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们从来不担心会受到制约，因为没有人能制约他们，他们是在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中长大的。这种心态对他们心灵的扭曲是可怕的，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这种扭曲的灵魂会演绎出令人发指的血腥和暴虐。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是权力的受害者，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让他们丧失了人性。各地的干部子弟是老子天下第二，北京的干部子弟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你说他们是权力的受害者，坐在牢里面还在悲天悯人，你以为你真成了佛？他们只会过得比你好，这一辈子他们都会是你们的剋星。不过我还是喜欢你能这样思考问题。”

　　

　　王老头对我的激情当面从来都是只泼冷水的，但这泼冷水是一种思辨，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思想的碰撞，我不仅习惯了，而且还很喜欢。他越泼冷水我要诉说的愿望就越强烈，直到自己不再雄辩为止。那时我的激情还在燃烧，还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状态里扑腾，还在那里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英雄情结。但我们是一对忘年交，他不把我看作是一个小孩，我也不把他看作是一个老人，我们是能倾心交谈的朋友。这种交谈是一种乐趣，能充分享受对方的智慧，在交谈中不乏打趣和戏谑，有时这种打趣和戏谑也能激发人的灵感。

　　现在看来，他的一些预见是惊人的准确，只不过我当时不能接受。他被关了六年后就被释放了，到我家来过几次，因拿薪水在同一个地方，我父亲常常能碰到他，王老头一见面总要问李乾怎么样了？十几年后我去看他时，能让人慷慨激昂的话题没有了，谈的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应了他的一句话：理想不能当饭吃。快八十岁的老人的记忆力惊人的好，当年在一起的一些事他记得清清楚楚，还饶有兴趣地问起几个我曾在他面前提过的同学的近况。很遗憾他逝世时我没得到消息，没能为这个可爱的老人送行。

　　

　　注释：

　　①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7.20事件”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②刘丰：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7.20事件”后任武汉军区政委。“九?一三”林彪事件后，1971年11月被撤职，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

　　③长春观：位于武昌大东门东北角双峰山南坡，蛇山中部，是我国道教著名十方丛林之一，该观始建于元代，为历代道教活动场所。称“江南一大福地”。观内崇奉道教全真派，以其创始人重阳祖师门人邱处机道号“长春子”命名。

　　


　　15“1.3案件”

　　

　　有段时间不到晚上十二点根本别想入睡，字典成了安眠药，一本字典顺着翻，什么时候睡意来了什么时候闭眼。

　　这天听到值班室的时钟敲了十二下后，睡意才慢慢上来，刚要入睡，迷迷糊糊中听见门外的锁有响动，扭头一看，门已打开，来了个新犯人。新犯人来了总要折腾一阵子的，睡意一下全消了。

　　此人其貌不扬，如果在大街上看见他这副模样，绝对会认为他是个叫花子：胡子和头发一样长，一张脸不知道有多少天没洗，像涂了一层黑釉，年龄很难看出来，个子不矮，至少是一米八以上，但又黑又瘦，高高的颧骨加上两只特大的耳朵让脑袋成了梭形。此时已是严冬，一身棉衣已看不出原色，空空地套在身上，从他不由自主地缩着脖子这点来看，这又脏又破的棉衣根本御不了寒。除了一床没有被套的棉絮抱在手上，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而这床棉絮给人的感觉一定是从哪个煤堆里捡来的。7号牢房的惯例是新来犯人的铺位往中间插，睡在中间的两个家伙大概是嫌他脏，不愿意挨着他睡，装傻不动。这位新犯人显然察觉到对他的不欢迎，他开口说话了，尽管口音很难懂，但我还是勉强听明白了：我就在地上睡。但这在看守所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尤其是一个新来的犯人。我把最靠边的位置让出来，给了他几本书当枕头。这个新来的就这样安顿下来了。虽然知道他肯定不是个叫花子，但怎么都没有想到去年震动武汉三镇，惊动北京，搅得成千上万人不得安宁的“1.3案件”的主角，就是这位土得掉碴的先生。

　　还是在一年前，号子里来了个新犯人，从他口中听说外面出了个大案子，从武昌到汉口同时出现了数百份内容极其恶毒的**革命传单，为了破这个案子，几乎所有单位都成立了“1.3案件”专案小组。对这个作案人有个基本画像：主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有很强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不一定挨过共产党的整，但个人或者家族的历史上多多少少是有点问题的，平日里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这是假象。对符合这个条件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作案时至少有两个人。几个月前碰到一个对古诗词颇有爱好的老中医胡佛根就是因“1.3案件”给抓进来的。

　　第二天起床后我支援了他一点洗漱用品，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这是他一个多月来第一次漱口和洗脸，这天上午的热水让他洗了个澡，看守给他理了个发，又给了一套棉衣，这个叫胥约拿的外地人一下子精神了很多，不再像个让人嫌弃的叫花子了。

　　知道他就是“1.3案件”的主角时我很意外，意外的是他竟然这么年轻，事发已经过去一年多他也才二十八、九岁，完全不像公安机关给出的画像。但他写的字会让你打消任何怀疑：古朴苍劲，雄浑有力，有古之遗风，完全不像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人写的。看着他的字我很自然地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张伊人副校长，他曾经是湖南军阀张贞的秘书，就书写的笔力而言，两人有得一比。

　　在洗澡时就发现他伤痕累累，手腕上的伤疤很刺眼，不过当时没有问他。一开始他对我极具戒心，尽管几乎所有的洗漱用品都是我支援他的，但在他眼里我是个异类，是与他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革命小将，一些话可以跟别人说但不可对我讲。后来他不无歉意对我说，刚来时对我有戒心是因为关在长沙时吃过苦头，曾跟一个在押的省无联①的小伙子说了几句实话，没想到那人是特地安排在他身边监视他的，汇报上去后他被打得要死。不过很快他就发现我对他没任何恶意和威胁，有一天他对我说起了他的情况：

　　“我家所在地很偏僻，离岳阳市区还有一百多里，家里是地主，土改时被扫地出门。”

　　“什么叫扫地出门？”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我有些不解地问他。

　　“当时对我们地主的财产有两种搞法，一种就是把财物拿走，房子还是留几间给你住，东西拿走再多，那也只是大件，日常生活用品一般都还在；还有一种搞法就是把你全家赶走，只让带极少的东西走，叫扫地出门，让你顷刻间一贫如洗。我们全家十来口人就只让拿了一床棉絮。这床已看不出原色的棉絮就是当时带出来的，你别看它脏，它是用上好的棉花打的，用了十几年，这几个月没有被套，在牢里盖是它垫也是它，还是完好无损，撕都撕不坏，就是脏了一点。”

　　我将信将疑地看了看那床被絮，用手去撕表面脏兮兮的那层想验证一下，没想到要撕开还真不容易，费劲撕开一点后，看到里面还真是雪白的，凭我在产棉区劳动过几天得到的一点见识，完全相信了他对这床絮的说法。

　　“虽说是扫地出门，但跟那些家里有几个被拖去镇压了的相比，我们家还算是幸运的。父亲虽是个地主但没有民愤，我们那里又很闭塞，家族观念很重，胥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姓，土改那一阵风过去后，反正靠劳动吃饭，也没有谁跟我们过不去，十几年就这样过来了。”

　　“那你这一肚子的古董从哪里来的呢？”

　　“我这点东西算什么？比我强的多的是。你不要看我们那里偏僻，但学习的风气很盛，什么《楚辞》，《论语》，《史记》，《汉书》，几乎是家家必备。至于《古文观止》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那里属普及读物，随便拉个小孩都能背几篇给你听。”

　　“我听说你的传单一份是告全国同胞书，还有一份是你写的诗，你能不能简单地说一下？”

　　“不行不行，政府跟我说了的，如果我要说出来就是继续放毒，要加倍处理。”

　　“是你一个人作的案？”

　　“是我一个人。”他说这话时似乎不那么干脆。

　　“不可能吧？我听说同时在武汉三镇都发现了你的传单，未必你有分身法？”

　　“其实蛮简单，告同胞书和诗都是我早就写好了的，蜡纸是我刻的，纸张、油印机到处都有，一个人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油印完。印好后我用一个布袋装好，在岳阳坐晚上的火车，到武昌时天黢黑，我租了一辆小三轮汽车，司机在前面开，我坐在后面把传单往外面撒，车子从武昌开到汉口，我的传单也从武昌撒到了汉口，传单撒完了天还没有亮。”

　　“什么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又这么隐密，那怎么被发现的呢？”

　　“祸从口出。我以为事情已过去一年，肯定没有事了，再说我们那里这样的传单多的是，不算什么事，有一次在闲聊中无意中说到了这事，当时听到的人也没有当个事，又传到其它人的耳朵里，七传八传，总有人把这事当事啊，被人举报了。一开始只是在公社里面办学习班，也没有当什么大事，家里人可以来看我，我也可以偷偷跑回家看一看。半个月后突然绳捆索绑把我转到岳阳城里，不几天又把我送到长沙，后来又把我转到这里。在岳阳的日子真难熬，他们不相信是我一个人干的，把我的几个叔叔、伯伯都抓了，逼我承认他们也参与了，把我吊起来打，你看我身上的伤痕这长时间还没好。有次他们要把我的两只手铐在一个手铐里，我的骨头粗，铐不进去，他们就放在地下用脚使劲一踩，硬给铐上了，我的妈也，那一脚下来的时候，就像刀子捅到了心里，人像被杀的猪一样叫起来。我不承认，他们又把我吊起来，铐子的一头铐住双手，另一头系根绳子吊在梁上，人疼得昏死过去。”他边说边摇头。

　　“那最后呢？”

　　“还是没承认。”

　　“你那几个亲戚呢？”

　　“他们受的罪不会比我小，也都没有承认，后来都放了，只把我一个人转到长沙。”

　　“你写了那么多东西，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又是刻蜡纸又是油印，他们会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会感谢我的。”他浅浅一笑，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在沉思了一会后说。

　　他在说这句话时，我发现他的眼睛突然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彩，甚至还有一点骄傲。他这话可以理解为没有因受刑不过而乱咬无辜，也可以理解为他一个人承担了全部责任。凭我的直觉，他很可能是一个人把事情全兜起来了。他脑袋里装的什么我不清楚，但他那血性文人的气质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来了。

　　“你估计你的案子什么时候会判？”

　　“那不是现在的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十六条》上说了，杀人、放火、放毒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我这属于放毒，要等到运动后期。”

　　“那个放毒不是指你这个放毒，那是指用毒药害人。”

　　“我这是放毒，长沙的提审员都跟我说了，说我在武汉放了毒要把我送到武汉来消毒。”

　　“那你认为会怎么判呢？”

　　“在我们那里判，就是三到五年，像我这样的反动传单在岳阳根本不算什么，武汉会重一点，再怎么样也不会超过十年，我这虽然说是放毒，但我又没有毒死人。”

　　面对这个固执地认定反动传单的“毒”就是放火放毒的“毒”的老兄，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但我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如果不是在牢里面呆了两三年，谁要问我“1.3案件”的主犯该怎么处理？既然众口一词都说他极其恶毒、极其反动，那我想都不用想，肯定会说杀。但牢狱生活在改变我的某些思维。我碰到好几个人在说到“1.3案件”时，都说这家伙极其反动，极其恶毒，但问到传单里写的究竟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包括当时在单位还是负点责的人。看来那些结论实际上都是别人作出的，他们只不过是跟着说而已。有那么恶毒那么反动，肯定是胡说八道，那会有什么市场？拿出来见见阳光，让革命群众批透批臭，化毒草为肥料，岂不是好事一桩。但我接触过的人，没听说有谁见过。现在要我说他该杀，那我肯定要先看看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心里清楚，在武汉三镇影响这么大的**革命案件的唯一主犯，十有八、九怕是在劫难逃，但他压根就没有一点这个准备。这不一定就是坏事，如果你根本无法去改变行将面对的死亡，压根就不知道这事也许是命运对你的一种关照，要不然，在恐惧和绝望中等待不知会在哪一天降临的死亡，岂不是比死亡本身更痛苦的事。但我很想知道他写了些什么。

　　“你写的东西怎么样毒阿？你说点我听听，我关的时间长，见的案子多，可以帮你分析一下会怎么判刑。”

　　“那我把那份告同胞书给你背一下。”他在犹豫了好一阵后之乎者也地背起来。

　　大概只背了个开头，他突然说；“不背了，不背了，干部说了不许讲的。”

　　从他背给我听的这一部分来看，听不出有多大问题。那文白混杂的语言表述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平等，自由，沐浴阳光和春风是每个人本能的希望和追求。他后面会怎么写呢？我太想知道了。我想告诉他，就你这案子而言，你现在的表现与你最后的处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现在那怕表现得像个圣人，最后该把你拖出去挨枪子也不会打一点折扣的。如果他知道这不可改变的最后结果，他肯定会毫无保留地什么都跟我说，但这对他太残酷了，我张不了这个口。他对最后的可怕结果还一无所知，心里还有对未来的希望，虽然我很想了解他究竟写了些什么，但不愿给他精神上带来太大的折磨，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让他在这平和的心态和对未来的希望中度过他最后的时光吧。

　　

　　这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人，虽然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长大，有时对于一些事情的理解幼稚得近乎好笑，但他骨子里不乏豪爽和文学上的追求。这话不是说的“1.3案件”，因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那传单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这感觉是从同他的一次争论中得到的，那天我想在他那里讨教一点诗词格律方面的常识。

　　“我没有正而八经地学过诗词格律，只是浅浅地看过一本有关的小册子，但有时喜欢写点什么。这是我们那个组织成立一周年要办一期墙报时我写的一首七律，你看看。说着我递给他那首诗。

　　

　　七律

　　——庆红十月造反公社成立一周年

　　十月染就战旗红，跃马横刀征途中。

　　翻天覆地一载去，联翩浮想万般来。

　　铮铮轶事垂青史，浩浩正气贯长虹。

　　极目更望极目处，几多狂澜几多峰。

　　

　　“你这叫什么律诗啊？”他一看就笑起来，“押韵有问题，平仄更不用说，你这充其量只能算个打油诗。不过写得还有一点气势。”

　　他那最后一句话明显是在安慰我。

　　“那你帮我改改？”

　　“这不好改，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改出来的东西两个人都不会满意的。其实我的诗写得也不行，这多年写的诗不算少，但自己满意的只有两句，那是几年前我追寻崔颢的足迹到武汉来过一次，在龟山、蛇山转了两三天，想找点灵感，但绞尽脑汁也没能如愿写出一首像样的东西来，诗是写了几首，都不怎样，但有一联我是很得意的，我们那里的几个很有水平的老师看过后也很欣赏，这两句是：岩悬静影鱼栖树，江映云天鸟戏波。”

　　“从意境上来说这两句确实有点想象力，但这只是你的想象而已，我在武汉住了这多年，还没有见过哪棵树的影子能映在长江里，长江里是有鱼，并且多得很，但谁看得见？既看不见鱼又看不见树影，如何鱼栖树？水平如镜才能江映云天、才能有鸟戏波的情景，长江什么时候有过水平如镜？这两句你说是在你们湘江写的我还有点信，这跟我们长江，跟我们龟山、蛇山有什么关系？跟崔灏更沾不上边了。”想找他讨教一下，他倒自我陶醉起来了，我故意跟他钻牛角尖。

　　“龟山上的树影怎么不能映在长江里？”自己唯一得意的一联竟被一个对诗词还未入门的家伙歪批一气，他有点急了。

　　“能，能，能，至少在某一个时期是可以的，不过那时候不仅没有你，连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没有出世，跟你写这两句诗是没有关系的，那是在长江还是一条小溪流的时候。”

　　“你不懂诗，不跟你说了。”他有点懊恼了。

　　“跟你开玩笑的，怎么当真了？”看他竟像个小孩一样的恼怒神态，我连忙对他说。

　　听了我这话他才慢慢平和下来。可以为了两句诗就像小孩一样使性子的人怎么跳到政治的漩涡里去了？真替他有点惋惜。

　　“要是判了刑我们能在一个劳改队就好了，你是当地人可以让我少受欺负，我包你三个月内搞清楚平仄格律。我们互相帮助。”停了一会儿他对我说。

　　“真希望有这一天。”我这是说的心里话，但心里也清楚他到不了劳改队。

　　

　　转眼他来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里没提过一次讯，这天他突然被叫了出去。回来后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就只是要他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他还说武汉公安的态度比湖南的好多了，在那边提讯不是打就是骂。我问他提审员有没有透露一点怎么样处理的信息，他摇摇头后说不过态度蛮和善的。

　　在那以后的两天里，他给我谈到的诗、词、掌故、轶闻很奇怪地都和死亡有关，这是我事后想到的。

　　他给我说写《腾王阁序》的王勃溺水死后在阎罗殿上不服，认为阎王在他远不到而立之年就让无常收了他，是天妒英才。接连三天傍晚在鄱阳湖上总会有一个声音反复在吟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王勃的魂魄不愿散去，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自己的盖世文才。阎王很头痛，王勃的魂魄久不归位，这样在外游荡总不是个事，有人给阎王出了个主意。第四天晚上，当鄱阳湖上出现“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吟唱时，另一个声音跟着出来：“何如落霞孤鹜齐飞。”王勃再说出“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王跟上一句“那比秋水长天一色。”王勃顿觉自己最得意的一联中，“与”和“共”二字有蛇足之嫌，想来世上还有高人，从此鄱阳湖上的这声音消失了。

　　他给我说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说他读这首词时曾泪流满面。

　　他给我说元稹的悼亡词《遣悲怀三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尝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他说元稹的这三首悼亡词是非常有名的，写得情真意切，刻骨铭心。他一句一句给我讲解，典出自何处，什么含义。

　　他给我反复吟念两句诗：一曲骊歌惊大梦，未知何日话重头。一开始我对骊歌是什么意思，出自何处不甚了了，他告诉我骊歌就是告别的歌，是骊驹之歌的简称，大梦就是人生，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说人生如梦，人生就是一场大梦。他告诉我这两句诗相传是项羽和虞姬告别时作的，在解说时充满了伤感和忧郁，显得心神不宁。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比平日早一个多小时响起了起床铃，7号的门开了，看守喊了他的代号，除了看守外，还有两个当兵的站在门口，他一出门两个当兵的就把他一架。这阵势告诉我他回不来了。大约一个小时后，看守过来给我一支笔两张纸，要我把胥约拿的东西清点一下，登个记，还要签上我的名。按时间计算他可能还在宣判大会上站着，可我已经在给他料理后事了，我尽量登记得详细一点，到时他家里来人取他留下的遗物时，不知会不会注意到这份清单。

　　一个家伙凑到我旁边说，把他那床絮留下来，把我的这床交上去。这东西他家里不会来拿的。

　　我觉得这小子太他妈的不是人，把眼睛一瞪说，想都不要想。他家里来不来拿关你屁事？

　　

　　注释

　　①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于1967年10月7日由“湖南红旗军”、“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高校风雷”、“红中会”、“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发起成立。是湖南造反派的左翼。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宣布“省无联”为反动组织。

　　


　　16土铐子

　　

　　夜深人静时，有时会传来这样的呻吟：我的娘啊，受不了哦。

　　声音虽然很小，但透出的无奈和极力压抑的痛苦却清晰可辨。第一次在夜半三更听到这有如阴曹地府里的冤魂厉鬼在冥冥之中发出的声响，同时还隐约听到轻轻的脚步声时，你会怀疑是不是他正一边呻吟一边在朝你走来，禁不住有点毛骨悚然。平静下来后，以为是有人因关的时间太长，晚上睡不着，触到伤心处时在绝望中做出的一种反应。虽然心里有点同情，但还是想这人怎么这样脆弱？这疑惑一直埋在心里没向谁提起过，只到有一天一副土铐子套在我手上时，才知道了这个谜底。

　　在看守所里戴手铐和脚镣叫戴戒具，是看守对他们所认为的违犯监规行为的一种惩罚，或者是对可能发生的意外的一种防范。脚镣看起来个头大，叮叮哐哐作响挺吓人的，实际上戴脚镣对当事人并没有多大的威胁，它主要的作用是防范。牢房里戴的铐子是土铐子，高墙外面是见不到的，别看它个小，戴在手上不吭不哈，那滋味是很难想象出来的，它的主要作用是惩罚。我有幸领教过那土铐子的滋味，虽然有点偶然，但那浸心透骨的原汁原味却没有因此打一点折扣，领教后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在夜深人静时发出那样令人心悸的呻吟。

　　看守这一脚色，古时称作牢头禁子或者狱吏，没有在里面呆过的人，容易以为他们是千人一面，就像仓库的保管员一样，收收发发，公事公办，没什么个性可言。或者认为在这种环境里呆的时间长了，多少会有点虐待狂的倾向，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他们中有的非常精明强干，忠于职守，几乎没什么异常的现象能逃过他的眼睛，虽然心肠不会软，但也不以虐囚为乐；有的无事找事，总要表现们自己的存在，有个年轻的看守，只要是他当班事就会多一些，还有个小看守总喜欢找女监号的事；有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除了他自己负责的几个号子，其它号子里的事只要不是太大，他会装着没看见；有的个性很强，自己管的号子不容别的看守插手，如果没经他的同意给他管的号子里的人戴了镣铐，谁戴的他会找碴给谁管的号子里找个人戴上同样的东西，只要这样搞上两回，没人会再管他的闲事。只要你表示服他的管，一般的事他都放过你。个性越强的看守，他所管的号子里的犯人吃亏的概率就越小。此时我所在的号子摊上一个十分窝囊的看守，谁都可以到他管的号子来逞一下能。

　　这天，在看了一阵书后，我沿着对角线来回转，随口哼起了《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风门咣的一下打开了。

　　“谁在唱？”问话的是武汉铁路局公安处的一个看守（当时铁路上的犯人批捕后就寄押在这里，铁路公安有个看守长年在这里上班）。

　　我停住了脚步看着他，没回答。

　　“是不是你？”他盯着我问。

　　我还是没吭声，心想哼点样板戏你来逞什么能？

　　“我问你，你他妈的怎么不回答？用沉默来对抗？”见我不理他，他把门一下打开，用手指着我骂开了。

　　“我在唱样板戏。”

　　“样板戏是你唱的？”

　　“我怎么不能唱？”

　　“唷嗬，你还蛮硬气，你以为你是李玉和？”

　　“我是不是李玉和关你么事？”

　　“关我么事？你给我出来！”

　　我心里想，出来就出来，你这个铁路看守能把我么样？

　　“关我么事？让这家伙来告诉你，转过身来，把手放到后面。”被他押到了值班室，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副土铐子往桌子上一拍说。

　　土铐子是由两个小指粗的U型铁条和一根铁销组成，U型铁条的两端锤扁后钻有小孔，铁销一端有一帽另一端有一孔，有孔一端从两个U型铁条的小孔穿过后用一把锁管住，就组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正好能铐住双手的8字。土铐子都是锈迹斑斑，组成8字的两个圈的大小一般都是按手腕的粗细来的，刚上身时并不感到有什么特别的难受。戴上后我朝铁路看守看了一眼，不等他开口，转身出了值班室。

　　回到号子里，难友们一脸的同情，我倒是一脸的不在乎，虽然内心有点后悔，觉得同那个家伙顶撞没一点必要。

　　实际问题很快就来了。首先解溲要人帮忙，饭不够水来凑，每次开水一来，一千CC的大杯子我要喝上两杯半，这五斤水刚下肚不久，它进去了就得出来，在开口请别人帮忙时真有点不自在，自告别孩提时代后就再没让人碰过的最隐秘的宝贝要让别人帮着掏出来，想着就头皮发麻，但总不能尿在裤子里面，这隐私是没法顾了。开午饭了，得别人帮忙喂，大便得别人帮忙揩屁股，好在肚子里没什么东西，三天才拉得出一次大便。

　　这手铐像副慢性毒药，在两三个小时后慢慢开始了发威。人是不习惯把手放在背后的，自觉不自觉地总要把手拿到前面来，但这手铐绝对忠于职守，把你的双手牢牢地控制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没有一丝一毫的通融余地，在它铁面无私的管束之下，你的双腕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凡是敢与它发生磨擦的地方都开始出现了破损，可是这磨擦又不是你自己控制得了的，这难受当然就更不是以你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了。越难受你就越要动，越动你就越难受，你想摆脱它束缚的愿望越强烈你得到的疼痛就越钻心。在这皮肤的破损出现之前，那疼痛早已从骨髓深处开始了，双肩双胁双臂的疼痛结伴而来。这些疼痛不是间歇性的，自它出现后就顽强地吸附在你身上寸步不离，并且时时刻刻用让你透骨透心的方式提醒你它的存在。

　　开晚饭了，我不愿意再让人喂，想试一下能不能自己吃，就请难友把饭菜拌好后倒在水桶盖上，我弯下腰，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像猪一样去拱，这餐饭就这样被我拱到肚子里去了，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难友建议我是不是找那个“铁路”认个错，我摇了摇头。“铁路”至少来打开风门看过两次，我都没拿正眼看他。

　　老资格的难友说戴铐子第一夜是最难受的，要我得有点精神准备。他见过戴土铐的时间有长达十五天的，最后取下手铐时双手肿得像两个面包，肋间淤血，手腕处差不多可以看见骨头。我想起了曾经在深夜听到的呻吟，我会发出这样的呻吟么？

　　有人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在牢房里时间的难熬，但用这句话来形容戴土铐子时的感受就远远不够了，这时的每一分钟都比一年还漫长。饥饿对人的折磨已经够难受的了，再来一份钻心的疼痛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在心里调侃自己：你不是从小就想当英雄吗？那些电影或小说中的英雄形象总是长时间地感动着你，并认为自己也一定会像他们那样有一付用特殊材料做成的硬骨头，你不是认为自己能对付任何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吗？滋味怎么样？不好受吧？如果英雄只是意味着最后的鲜花，那肯定天下人都会争着去做英雄了。

　　眼前的现实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做英雄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狗熊的问题。

　　再难熬的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晚上9点钟睡觉铃响了，难友们摊开了铺盖，准备睡觉。白天有人同你聊聊，注意力多少可以分散一点，时间要好过一些，现在我要一个人面对这漫长寒冷的黑夜了。有难友不无关照地说，我们要睡了，你晚上有么事就喊一下。他说这话肯定是有过切身体会。他们帮我把被子整成一个有斜坡的大枕头，告诉我太困的时候可以侧着身子躺一下。

　　双臂紧贴着双肋已十多个小时，看不到自己的双手现在是个什么模样，恐怕已有点肿了。我努力活动自己的手指，想改善一下双手的血液循环，不知道是否徒劳无功并且冤枉增加一些痛苦。时值寒冬，深夜12点钟后寒气开始发威，首先是双脚冷得生疼，只有在走动中才能稍稍缓解一下，并且还只是心理上的。双手早已丧失了对冷暖的感觉，除了疼以外什么都不知道。看来还是缺乏经验，没有挑一个暖和一点的日子戴这该死的手铐，天气暖和时身上的衣服单簿一些，手臂可以稍稍活动一下，不至于像总有人拿斧头在不断砍你的双肩；双脚也不至于跟着凑热闹，随着寒气用刺骨的痛让你不知道顾哪头好；还有虽然你逃避不了饥饿的折磨，但不至于感觉热量正一点点从你身上消失，寒冷从外面慢慢浸入你内腑，又从你骨髓深处慢慢控制你全身，乃至要控制你思维的那种绝望。

　　我有发出呻吟的欲望，那样也许可以缓解一下感受到的痛苦，但想到在看守眼里这呻吟不仅表明你知道了这手铐的厉害，而且还是你讨饶的方式，这呻吟我就发不出来。别人能挺十五天，我一天都不能坚持么？

　　换班的看守来查号子了，他明知故问地说怎么还不睡呀，我不遮掩地告诉他：疼，不能睡。他不再说什么，走开了。

　　我在号子里慢慢转着，尽量避免发出声响。这号子宽约3米，深约3.5米，里面的2米是床，离地面大约70公分高。外面的一部分是活动区，在放了一些杂物后，可供走动的地方并不大，必须小心才不会因碰到什么而发出声响。我不愿意在此时惊扰同室难友的睡眠，虽然也有做噩梦的时候，但睡眠是唯一可以逃避现实的方式，你不仅可以忘记饥饿，还可以在肉林酒池里尽情享受，可以在睡梦里恢复自由身，可以和你的至亲好友携手同游。现在这些难友会做些什么样的梦呢？从他们的表情上能看出来吗？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朝睡眠中的难友看了看。

　　从没有观察过人在睡梦中的模样，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怪异，不能细看，更不能细想，不然会有在看一部悬念无穷、危机四伏的恐怖片的感觉。但越是要自己不要细看不要细想，就越是忍不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细看去细想。

　　难友A蹙着眉头，睡不了多久就会翻身改变一下姿势，有时改变姿势显得很艰难，好像是竭尽全力的挣扎，但不论是翻过去还是复过来，他始终没有能摆脱他极力想摆脱的什么，眉头始终没有舒展开。

　　难友B张着一张大嘴，仰面朝天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似闭非闭，俗话说大睡如小死，他惨白浮肿的脸上显出一种死人般的模样，尽管他的呼吸声告诉我这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但我还是有一种与死尸为伴的恐怖。

　　难友C瞪着一双大眼，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眼珠不时转动，在露出的几乎全是眼白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传说中的冤魂厉鬼。

　　难友D在一阵惊恐后慢慢恢复了平静，那似乎在被人扼住喉咙时的挣扎和发出的声音令人心悸，好在这个噩梦已经结束，下一个等待他的是个什么样的梦呢？

　　难友E的睡像要好一些，不那么呲牙裂嘴，但看得出也没有什么美梦光顾他，不时的翻身说明他睡得并不安神。

　　没想到恶劣的心境让人睡觉时的模样变得如此恐怖，看来可能我的梦境在多数情况下比他们的要好一点，我还能时不时做点美梦，我平日的心境比他们要好，我的睡像会比他们平和。在睡梦中他们都还在继续白天的煎熬，不断演绎心灵深处的恐怖和阴暗，实际上这几个难友没有谁比我犯的事大。

　　不过他们再恐怖的噩梦也比我面临的现实强，在多重疼痛、饥饿和寒冷的折磨下，我已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选择用死的方式来求得一时的解脱，我的情绪开始变得很糟糕，我不知该咒骂谁、该仇恨谁？也不知道该呼救于谁、该求助于谁？

　　到凌晨三四点钟时，极度的困乏又跑来攻击我那已不怎么坚强的意志，我试着侧身躺一会儿，可能是人已开始麻木，寒冷的杀伤力已变得不那么厉害，我竟然睡着了那么一小会儿，如果不是在睡眠中手习惯地要往前放因而被钻心的疼痛惊醒，我还能多睡一会儿，真希望能一直睡到天亮，那怕不再醒来。在惊醒的那一刻我突然打了一个寒颤，产生了畏寒的感觉，这是感冒的前兆，一会的小睡怎么会有这样的后果？是不是早就受了凉？真是破船偏遇顶头风，慢慢的头也有了疼痛的感觉，奇怪的是这头痛和畏寒竟缓解了双手的痛苦，我索性就侧躺在铺盖上不动，管它着凉不着凉，在迷迷糊糊中我睡着了又被疼醒，疼醒了又抗不住疲乏和头疼再睡，直到响起了起床的铃声。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难友觉得我有点不对劲，用手摸摸我的头，滚烫滚烫的，把他的被子给我盖上后连忙对着风门喊起来：

　　“报告，7号报告。”

　　“什么事？”一个看守过来问。

　　“有人病了，发烧。”好心的难友连忙说。

　　“是哪个？让我看看。”看了一下后他说，“一戴铐子就发烧，怎么这巧？是不是真的呀？”

　　“不信你进来摸摸，他的头滚烫的。”

　　“医生还没上班，等下再说。”

　　“报告干部，他病得蛮狠。”

　　“晓得了。”那看守边说边走离开了。

　　不久，号子门开了，我到了医务室，狱医量了一下我的体温，又让我张开嘴看了看喉咙，然后把看守拉到一边耳语了几句。那看守把“铁路”找来了，“铁路”拿着钥匙不停地摇着，一副说不出的得意劲，我受不了他这模样，我不认为这看守所会存心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把我整成么样，这是他个人的行为，我要顶他一下。

　　走近后他用一种恩典的口吻说转过身来。

　　我瞟了他一眼，刚才的那种巴心巴肝想下铐子的企盼突然被对这家伙的怨恨代替了，一股硬气从心底里涌了出来，昨晚在最难受时候产生的软弱念头全没了踪影，我扭过头，没理他。

　　怎么，不想下铐子？他一边说一边往我身后绕。

　　他一边绕我就一边面对着他转，我就是不要他来扮演我受难解放者的角色。

　　他伸手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我使劲一扭，虽然挣脱了他的手，但那一下带来的剧痛硬是捅到心里去了，在那一瞬间心像被撕裂了一样，一声我的妈耶差点喊出了口。

　　在我的坚决拒绝面前，“铁路”的那张脸由得意变成了尴尬，狱医一副很意外的眼神，这种场面在看守所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铁路”讪讪地走了。

　　所长来给我下铐子时说了一句你怎么这苕？为么事要吃这个冤枉亏？不知是为心中的委屈还是为这一句贴心的话，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怎么都控制不住，想擦擦，手竟然不听使唤了，好像不是自己的，费了好大的劲，忍住疼痛，很艰难地抹去了脸上我觉得不应该有的东西。

　　过了好半天，还觉得手在背后被管制着。

　　这是我在看守所关押的九年时间内，唯一的一次对戒具的领教，看似偶然，其实跟人的个性有关，有它的必然性。后来八年多的时间没再吃这一类的亏，这也有点偶然，因为我的个性这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事后想想没再吃种亏也有它的道理，在看守眼里我不是一个搞歪门邪道的人，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正气，并且这正气表现得不张扬，不扎眼，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不久，我这号子的主管看守就换成了业务能力最强，政策水平也最高的看守纪明灯，不知是否跟这事有一点关系。后来知道当时武汉三镇要求释放革命闯将李乾的大标语铺天盖地，写在长江南岸上的大标语是用八张大纸写一个字，在长江北岸都清晰可辨，这是新来的一个扒手知道我叫李乾后告诉我的。也许这些对看守所在对我的某些态度上有一点影响。

　　时间长了，也慢慢知道了看守所里有关戴戒具的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手铐不会当天戴上当天就取下的，只要戴上就不管该不该戴，最起码要过一夜。如果当天就取下来那就说明他们戴错了，他们怎么会错呢？当然纠正别人的错误是另一回事，但这会影响他们的革命友谊，影响他们的同志关系，为一个犯人是否多戴一天手铐而伤他们之间的和气显然是不值得的。这种事情理论上会有，但事实上绝少发生。下手铐也有讲究：在给你戴上手铐后值班室的黑板上就会写上×号牢房的×××为什么事戴了手铐，要戴几天，一清二楚。但看守不会告诉你会戴几天，不到时间，你再怎么样哀求，再怎么样讨饶都没有用，不过他们是希望你不停地哀求不停地讨饶的，这样可以对其他的犯人产生镇慑作用，这也是他们期望达到的效果之一。一般是由你的主管看守来给你下手铐，如果你的主管看守不在，谁给你戴的就由谁来下。“铁路”没给我下成手铐是一个例外，对他来说这是很没面子的。

　　

　　17国宴

　　

　　这是一次很平和的提审，不似曾有过的先礼后兵或见面就是一顿杀威棒。

　　在我讲述了“12.5事件”的整个过程后，来人详细地询问了“12.5事件”中他认为尚不清楚的具体情节，我感觉得到他此行来不是要挖掘什么新材料，落实谁的新罪证。问完了后他要我把所说的内容写一份材料给他，临走时他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说周总理来时你是不是参加了座谈和宴会？我说是的。他说你把这个内容写上去，这对你问题的处理会有帮助的。我从他眼中读出了善意和关心，这是自入狱以来，第一次从审问者口中听到的真心为我考虑的话语，我从心里感到温暖，不禁多看了这位善良的长者一眼，直觉告诉我他不是公安系统的人。很多年后才知道来人是当时学校工宣队的负责人，一位来自湖北省造船厂的工人老师傅。

　　参加那次座谈和宴会是一件有点偶然出现在我人生旅途中的事情，已经在脑海里尘封了许久，来人的建议让我又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1967年的10月8号，为了迎接阿尔巴尼亚的贵客谢胡、阿利雅等人的到来，汉口王家墩机场是一片节日的气氛，欢迎的队伍成U字形在机场上排开，“三钢”①、“三新”②和“三司革联”的代表喜气洋洋地等候客人的到来。秋日的阳光显得特别友善，照在身上给人一种惬意的温暖。在军乐团奏响的两国国歌乐曲声中，敬爱的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过来了，欢迎的队伍沸腾起来，在阳光的辉照下周总理真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他步履矫健地陪着客人绕场一周，总理的风采和健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武汉数十万军民夹道欢迎“山鹰之国”的英雄使者，这是“7.20事件”后武汉市的第一次外事欢迎活动，广大群众长时间压抑的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对总理的热爱和胜利后的喜悦表现得淋漓尽致，几次欢迎的人群忘情地涌到路上，围着客人和总理欢呼跳跃，有一个可能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镜头：汉口这边的一个学生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自己敬爱的总理，围着车他激动地喊出了“周总理万岁”的口号，周总理当时也有点意外，随即用拿着语录的手朝那个学生指了一下，那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忘形，不好意思缩了缩脖子。这个镜头恐怕在场的所有人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们一行三十多个要去参加座谈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辆军区的军绿色大交通车上，离总理的车还有段距离，沾总理和客人的光，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感受了夹道欢迎。在车上就有点诚惶诚恐，我李乾何德何能？竟也在不意之中受此殊荣。其实这从来就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为什么要如此不顾一切地投身到文化革命中去，几乎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为什么？仅只是渴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可能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愿望，这愿望在我身上表现得太强烈，太执着，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地步。车队时快时慢地驶过武汉三镇，沿途无数的笑脸像烂漫的山花一样绽放，这是胜利后的发自心底的喜悦，这种喜悦也在感染着我，心里有一种命运开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尽管知道前面的路不会平坦，“极目更望极目处，几多狂澜几多峰。”为红十月成立一周年写的那首诗表明我已朦胧地意识到这一点，但这是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境界而奋斗，而不是简单地由别人来决定你的命运。不论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都是值得的。

　　大客车一直开到东湖风景区，此时太阳已开始下山，天边的云彩像燃烧的火焰一样动人心魄，好久没有注意到这样美丽的晚霞，不禁站在那里多看了几眼，入狱后我想过那是不是我的一个不祥之兆，要不然下车后别人都直接就进了大厅，你怎么就一个人站在那里不动，对着那尽管美丽得叹为观止却实属虚幻莫测、转瞬即逝的晚霞发愣呢？是不是潜意识里已知道自己人生的黑夜就要来临？

　　在一个大厅坐下后，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有些很面生。负责接待的军人拿来材料纸，要我们写下自己的姓名、所属组织、担任的职务及所在学校。登记完后说晚餐要在几个小时后才能开始，大家先吃点糕点。见到糕点才感觉到自己早已饥肠漉漉了，只是由于一直处在兴奋当中，忘记了从早上到现在只在机场吃了一个面包。

　　那军人到里屋不知和谁圈定了名单后走出来说，点到名字的到外面集合，没点到名字的继续在这里吃。他一说完，大家都笑起来了。共点了三十来人的名字，钢二司的有杨道远，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等人。在门外我们排好队，到了长天楼（当时改名为东风楼）前，已经有一些军人和干部模样的人等在那里了，大家分四列排在大门两边，作好欢迎总理和客人的准备。在等候时每人发了一张桔黄色的小纸片，上面有第×席的字样，说是座谈后出席宴会的席位，到时对号入座，给我的是第12席。

　　远处有了汽车的声响，不一会儿，一辆大红旗驶过来，不知谁说了一声总理来了，队伍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车门打开后，下来的却是摄影师等工作人员，队伍里发出了一阵放松后的笑声。不久又一辆大红旗开过来，没人再贸然开口，只是紧盯着车门，车门开了，周总理从车里出来，掌声立刻响起，总理也拍着手来感谢大家的热情，边走边向两边的人群微笑着点头。我像多数人一样，只是使劲地鼓掌来表示自己对总理的景仰和爱戴，不敢移动脚步，那华中师范学院的王彩珠真厉害，这个学生中参加座谈的唯一女将，总理刚走到她前面，站在后排的她一个箭步跑到总理面前握着总理的手说总理您好，总理您好。总理很意外的“嗨”了一声，看着她笑了起来。闪光灯亮了，记者抢下了这个镜头，不知她后来拿到这张照片没有。随同总理来的有政治局常委康生、李富春和全国总工会的刘宁一，外交部的罗贵波等。

　　谢胡、阿利雅等阿尔巴尼亚来宾是一刻钟后到的，白天他们已充分感受到了武汉军民的热情，此时对这个小型的欢迎仪式他们仍然显得很高兴，总理一行人则在大厅里迎接他们。我们走进大厅时，看见总理等中央首长坐在大厅的中央靠右一侧，谢胡等客人坐在靠左一侧，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安排了两个座位，现在空着，后来知道这是为汇报的同志准备的。安排我们在大厅两边坐下，我坐在左边，两个座椅之间有一个茶几，上面放有铅笔和材料纸。

　　这是一个促进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座谈会，周总理讲话开宗明义。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对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寄予很大的希望，特地请阿尔巴尼亚的朋友们前来看一看由大乱达到了大治的武汉，你们要借这股东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部队负责人、干部代表、群众组织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自的情况，表示一定不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做革命大联合和革命大批判的模范。发言的程序是先举手示意，得到同意后再上去发言，首先是作一个简要的自我介绍。在汇报过程中，总理不时插话，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有时也加以引导和批评。三司革联的谢华之的姿态最高，周总理说讲得好，带头给他鼓掌。

　　我对自己的口才信心不足，怕一激动什么都说不出来，再说我没有一点准备，对整个面上的情况缺乏必要的数据，如果要问我武汉地区共有多少中学生，主要的中学生组织各有多少人，大联合进行到了哪一步？有什么具体打算？我会无话可说。但既然来了就不能只做一个听众，怎么办呢？我看到前面有人把纸条传到总理手里，这启发了我，就写了一个简要的汇报：

　　

　　敬爱的周总理您好：

　　我是红旗中学的学生，武汉钢二司中学部的负责人。现我重点把我校的情况汇报一下：

　　我校共有学生1200多人（66年进校的除外），其中的有近60%的学生是参加的钢二司，但我们正在逐步淡化群众组织的概念，基本上实现了以班级为单位展开大批判和复课闹革命。学校里的干部子弟比较多，占总数的20%强，相当一部分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遵照毛主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教导，不歧视、不报复，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很有成效。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李乾

　　

　　这纸条传到了周总理手里，总理看了一下后放到面前的茶几上。

　　我有点后悔，一个中学部的负责人，怎么对面上的情况说不出一个字，总理会怎么想？在听别人汇报的过程中，我发现总理对那些津津乐道自己有多少人有多少枪的发言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你的态度。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心理上的冲击使我一开始有点茫然，慢慢地有点清醒了，我感到最重要的不是表现自己，而是倾听、学习和思索。

　　座谈会结束后是宴会，在二楼的大厅里举行，主宾席比普通席要要大一倍，总理，谢胡，阿利雅，康生，李富春，曾思玉，刘丰等在主宾席，我所在的12席有警备区负责人张绪，中学红联负责人史灼华（后来进入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等。凉菜、热菜一道道端上桌，茅台酒、红酒分别在面前的杯子斟满。席间宾主分别致词，阿利雅当时是阿尔巴尼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后来做了总统，他说话风趣，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总理提议为牢不可破的中阿友谊，为山鹰之国尊贵客人的健康干杯，全场起立，举杯致意，我一饮而尽。茅台酒把我呛得不行，张绪看着笑了起来。他打趣地说，小将，这样不行，你要加油啊。宴会上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张绪不停地劝酒，但我清楚自己的酒量很小，怕出洋像，只是拿红酒或汽水抵挡。无意中看见总理离开了座位，到其它的席上同人碰杯，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特殊身份的入会者才能有的殊荣，对张绪说总理要能到我们这一席来就好了。张绪说小伙子，你放心，总理每一席都会走到的。这句话让我立刻兴奋起来，眼巴巴地望着总理，盼着他能快点到我们这一席来，满桌的佳肴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握着酒杯急切地等着，杯子里面是茅台酒，满满的，我再不能喝酒，但只要能跟总理碰一下杯，我就要一口干。几次站起来张望，张绪要我别着急，坐下来等。总理终于走近了，我坐的位置在走道边，最先和总理的酒杯碰上，口里说着祝总理身体健康，两眼望着自己景仰已久的共和国总理。

　　这样近的距离看总理，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我突然觉得总理有点憔悴，皮肤不似我想象中的那样光滑，脸上的肌肉也有点松弛，额头透着沧桑，两鬓已有明显的银丝，和下午在机场远远看去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感觉反差太大，大得在我心中引起震撼，这震撼的中心就是这一代领导人会离我们而去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想过这类问题，就像他们会永远带领我们朝前走一样。我为突然冒出这个想法暗暗吃惊，甚至自责：怎能在这样一个场合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呢？

　　总理和每个人碰了杯后，我们一饮而尽。这杯酒下肚，感到心里一阵发热，看着总理的背影，心想如果一个人的衰老能够替代的话，我肯定会第一个在周总理面前站出来，不管他同不同意。

　　随后谢胡，阿利雅，康生，李富春，曾思玉等也纷纷从主宾席上下来同每一个出席宴会的同志碰杯，我的思绪还在总理身上，同这几位的碰杯就没有了那种激动和兴奋，只是礼仪上的表示。有几个脑袋转得快胆子又大的举着酒杯到主宾席给总理敬酒，更多的人想去时，被劝阻，这个更多的人当中就有我。

　　这一席上有两个中学生，东湖中学的史灼华显得很文静，大概我是参加座谈和宴会的唯一的一个初中学生，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最小而所在的学校名声不小，无形中就成了张绪的主要打趣对象，不是劝我吃就是要我喝，人在兴奋中没有多大的食欲，肚子里没装多少东西进去，脑子里却不断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看见站在一边的服务人员，我几次产生了要他们也坐过来一起吃的冲动。都是革命同志，都是平等的，他们还比我大几岁，我坐着吃，他们站在一旁看，我有点坐不住的感觉，再说一大桌子的东西根本吃不完，不吃还不是浪费了？

　　事后觉得自己很幼稚但并不好笑，这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不自觉的流露。不是只要你出生平民，在平民中间长大，你就自然而然地具有平民性，不是这样的。有多少一阔脸就变、甚至未阔脸已变的事。平民性是一种气质，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溶在骨髓深处的对普通人的关心和爱，并且这种对他人的关心和自己的境遇无关，不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或者是就在芸芸众生当中。几年后我被关在京山时，一次在拉圾箱里捡到一张《参考消息》，上面有一篇关于日本首任驻华大使的报导，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平民性。这位大使的姓名早已忘记，但这句评语却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日本政府对首任大使的委派真可谓用心良苦，这里的“用心良苦”四个字决不是贬义的。

　　现在这位善意的长者要我把这段经过写一下，怎么写呢？说实话我根本不想再提这件事，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改变我的处境所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要能发挥作用早就发挥了，还用得着到现在来提？提一下这事能对我问题的处理有帮助只是这位长者的善良愿望，在这一点上可能我比他看得更清楚。想了一下后，决定把这事还是提一下，对别人的好意总还是要给予回应，不然有点不近情理，就在材料后面添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回想起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康生副委员长，李富春副总理等中央首长陪同我们尊敬的客人——由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武汉，接见我们湖北武汉地区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并同我们举行座谈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无限希望，阿尔巴尼亚客人对湖北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表示的热烈支持和对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的深切关心，心中有说不出的内疚，感到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敬爱的总理和康生同志谆谆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在新的形势下，为人民立新功。我这个普通工人的儿子，能够有机会面聆中央首长的谆谆教导，能够有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幸福时刻，我该拿出多大的革命热情来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拿出多大的革命干劲来兢兢业业地干一些我力所能及和应该干的事，来报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教导和希望啊！可是由于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没有认真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去掉头脑中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以感情代替政策，仅从个人的良好愿望出发，没有认真注意党的政策，使行动超越了党的政策界线，犯了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实在太不应该了，想着这些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但错误已是客观存在，已经发生了，想挽回是不可能的了，痛心疾首的悔恨在刚开始时还是作为一种必然现象，在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我现在唯一的态度是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并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不断地对自己头脑中出现的颓废思想、错误认识进行批判斗争，正确地接受这个深刻的教训，接受有关部门对我的教育和对我的处分，争取为人民将功补过。

　　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

　　

　　在写下上面这段文字后，我又一次回忆了座谈会上那些群众组织负责人的表现，感到太难找出我由衷佩服的人了。座谈时的表现是平日里的思维习惯，工作方法，决策能力，眼界大小的真实反映。一个能担当大任的头头要有德有才有识。我以为德就是革命的坚定性加上宽广的胸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是才干，而识则是胆识，视野和预见性。而这样一批人不经过相当的磨练，想真正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能在磨练中经受住考验，能在政治舞台上生存下来的恐怕不会太多。没想到的是，后来在狭隘的清算政策面前，在政治舞台上这批人只能作为靶子，在需要时供人射击。问题早已不是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生存下来的问题，而是肉体在这个世界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听说1972年有一份准备杀关管的268人名单，其中18人是曾思玉亲署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钢二司的五个主要负责人全在杀头之列，柳英发就在其中。这份名单把湖北省地县和武汉市造反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一网打尽。追求目标的远大、美好，同所得到结果的残酷、血腥成正比，这是始料未及的。

　　对宴会我只字未提，对座谈也没有一个字的具体介绍，那些对我已是历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它起不了任何作用，相反还可能刺激某些人的神经，我应该把它在脑海里封存起来。这样做只可能辜负了那位长者的一片好心，但愿他能理解。

　　

　　注释：

　　①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等三个组织的统称，称为“钢派”。钢九一三是武汉钢铁公司最大的造反派组织。

　　②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三所学校造反派的统称，称为“新派”。新华工是华中工学院，新湖大是湖北大学，新华农是华中农学院，“三新”也是这三所学校的统你。


　　18遗书

　　

　　尽管每一天都是难熬的，一回首，竟然在这十平米的狭小牢房里已经呆了十八个月，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就这样过去了。坐牢时间的计算单位已从分钟、小时、天、星期逐步升级为月，以后还会升级成以年为单位。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逐渐变得麻木和无奈，最后会适应，甚至于会习惯和认同。时间是一个太伟大的雕刻家，它可以改变一切，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

　　这个看守所关的囚犯一般是从汉口这边的几个公安分局里从拘留升级为逮捕后转过来的，在这里算新面孔的房客，实际上早在三个月前就被“请”进来了，从他们口里只能听到一点旧闻。尽管消息闭塞，人已有点麻木，但是，外面有一阵风里面就会有一个浪，整个政治气候的冷暖多少还是能有点感觉的，近来我就感到有点冷。

　　一个多月前来了几个人提我的审，为首的有五十多岁，头发都已经花白，照理说他已不是无端就能血脉贲张的年纪了。不知为何，我一进预审室他就无比愤怒地拍着桌子，说我气焰嚣张，关在牢里还不老实，遥控指挥我的同伙在外边为我翻案闹事，无产阶级坚决不答应等等。他唾沫横飞，一副义愤填膺、对阶级敌人深仇大恨的模样。我却一头雾水，不知他在说什么。他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认定我是在玩反审讯的花招，更是怒不可遏，要一下把我打垮，就从卷宗里拿出一份铅印传单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不是你写的？！你跟我装什么蒜？！接过一看，是一份要求释放革命闯将李乾的严正声明，署名单位除钢工总、钢二司等武汉市主要的造反派组织外，还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全国著名造反派组织的驻汉联络站。我心中一阵惊喜，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一个有关我的声明，尽管这声明的落款时间是一年之前。不过我很快回到现实，要对付眼前这个咄咄逼人的家伙。我冷了他几分钟不做声，等他像有点沉不气了，我问他了不了解关在里面是个什么状态？一心指望我低头认罪的他被我这样一问后好像有点傻眼，我要他到看守所值班室去问一下我关在里面有没有可能遥控指挥外面的人，问清楚了以后我再回答他的问题。我清楚值班室只会说不可能，如果说有可能，那这里的看守不就是在说自己是一群饭桶？我要这家伙去碰碰钉子，让看守来教教他，不愿意再和这家伙浪费口舌，他悻悻地走了。

　　事后我感到好笑，世上也有这样的蠢人，这岂不是在给我通风报信、为我打气？燕妮丹等同学在设法送进来的纸条中告诉过我他们正在努力，只是不清楚具体在怎样努力，今天看到了，心里很宽慰，在宽慰之余，也感到一股寒气从背后袭来，他们在清算造反派，秋后算账的来了。

　　前几天看守把我叫出来说是提审，在路上我就在想这次是不是又要落实谁的什么新罪证？不想搞点什么新名堂是不会来找我的。预审员是个新面孔，自我介绍是军管会的，现在我这案子由他负责。应他的要求，我复述了“12.5事件”的经过后，他很关切地说你年轻，被坏人利用了，现在要检举揭发幕后操纵的坏人，争取得到宽大处理。我说“12.5事件”没人操纵，从头到尾我都一清二楚。他说有些情况你并不了解，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们背后有黑手，黑手就是任爱生。听到这话，我心里像被什么狠狠撞击了一下，感到来者不是一般的不善，这手下得很黑。一件原本很简单，很清楚、很单纯的事情，就是一批怀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学生，在革命导师教诲的指引下，在群众专政和打击流氓势力的号召下，对他们所深恶痛绝且一再寻衅闹事的几个流氓所干的一件过头的事，这虽然是一个迷失里的冲动，但跟什么派性，观点完全不沾边。派性在我们身上能起的作用极其有限，能善待把我们红十月的人打得下了死亡通知书的本校对立面就是证明。现在眼前这个人硬要把这件事说成一个政治事件，把它变成能置一个宽厚的长者于死地的大棒。当年这个长者因公开批评湖北省委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行为，被武汉的“特动”①和流氓连手绑架，他拼着一死逃出了魔窟，现在眼前这个阴谋又要将他死死缠住，如果上次只是老红卫兵和流氓的胡作非为的话，那么这次就是湖北当权者曾思玉、刘丰们的精心罗织了。上次他的拼死一跳还有成功的可能，这次这个宽厚的长者恐怕在劫难逃。这位军管会的来人大概以为对原省委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现省革委会副主任都能肆意罗织罪名，那我不更是他们手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一碟小菜，敢不识时务么？想到这里心一横，你们低估了这碟小菜，我的态度尽管改变不了什么，但这颗算盘珠子绝不是由你们想怎么拨就怎么拨的，想我顺杆爬，做梦！时间会证明这个“利用论”的可笑，会证明“幕后黑手”这个说法的荒唐，但目前这个长者恐怕正在遭难，我真担心他那羸弱的身体能否经得起这第二次摧残。当然，时间会淡忘我在此时坚守了良知和付出的勇气，这不重要，我不会因此改变自己。

　　我明白地告诉他，你根据你掌握的材料得出你的结论，但我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我得不出这个结论。除了在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初任爱生在昏迷中我看过他一眼外，此后直至“12.5事件”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同任爱生没有任何接触，我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揭发。这个预审员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拍桌大骂我是国民党法西斯，说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果负隅顽抗，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他要我回号子后好好想一下，想好了写份材料，不要错过这从宽的机会。

　　回到监号后心里很不平静，看守所近来发生的事也是寒气逼人。“7.20事件”后被中央称为一小撮坏头头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就被抓进来了，前不久他们出现在外劳的队伍中。外劳是待处理的在押人员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首先远离了饥饿，其次家人可以见面，送吃的送喝的只要家里有。仅这两样，同在里面忍饥挨饿，饱受思念亲人之苦，还随时可能镣铐上身相比，是从地狱进了天堂。从百万雄师总部的头头到基层单位杀死造反派的凶手，他们全部从地狱到了天堂，看守所没事也要找些事给他们混，实在没事干，就在外面坐着晒太阳，这当然不是看守所所能决定的事，只是落实上面的指示而已，这就是现在的大环境。同监号有一个江汉区汽车油箱厂的党支部书记，伙同保卫科长和几个凶手把他们单位的一个造反派抓起来活活打死，几天前被军管会喊出去谈了一回话，回来后抑止不住内心的兴奋告诉我，他的问题可能快了。几天后被叫出去外劳，再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没见他的人了，据说放了。外劳的队伍清一色的百万雄师，并且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阴放一个阳放一个，不动声色的已放得差不多了，再看造反派，别说外劳、释放都没你的份，还被精心地罗织罪名，戴上种种吓人的大帽子，一个个往死里整。如此分明的区别对待，是个傻瓜也能品出其中的味道来。我知道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不可能找军管会去理论一番，但心里的声音总要找一个机会发出来，正好，那个军管会的不是要我写揭发材料吗？你想要的东西是不可能有的，你不想要的我倒要给你一份。于是一份题为《我要革命》的材料一气呵成：

　　

　　从我开始懂事的那一天起，我就认定了毛主席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大救星，大恩人，我要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更加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光辉、最灿烂的远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毛主席就是掌握革命航船驶向共产主义的最天才舵手，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引革命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最灿烂的灯塔。作为一个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青年，必须要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毕生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历史使命，就必须把个人的安危、利害、得失统统置之度外，把革命、斗争作为人生的最大幸福，离开了革命，就失去了人生存在的价值，离开了革命，人活着干什么事呢？在文化革命开始以前，对火热革命斗争的向往，渴望能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为人民的事业横枪跃马、冲锋陷阵，向阶级敌人大冲大砍大杀的强烈心愿，常常在我脑子里翻动，使我热血沸腾，有时彻夜不眠。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风暴来临时，我简直欢喜若狂。多年的心愿实现了！没赶上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上啃树皮，吃草根，北上抗日打东洋；没赶上在埋葬蒋家王朝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刀出鞘，枪上膛，痛痛快快干一仗；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没能沾上边。如今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在新中国诞生后出世的青少年就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了，就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锐利的武器，向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向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向刘少奇的**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作全面的大砍大冲大杀了，这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多少个和我一样青春似火的青少年，跃跃欲试，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中央的文件聚精会神，孜孜不倦，谁都在准备充足的精神粮食。战斗打响了，憋了许久的青少年，一个个生龙活虎，争先恐后地奔向战场。夜以继日，一张又一张的革命大字报，像一发发的炮弹，一把把的钢刀杀向“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把资、封、修的黑货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杀声震天。在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三论《造反有理万岁》时，心中的革命激情简直不可遏止。毛主席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这样的赞扬和支持，毛主席对革命青少年寄以这样无限的希望，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么能在我们的头脑中占据一丝一毫的位置呢？什么也不能！有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领航，我们只能更坚定地革命造反，造**革命。九.二——四绝食，三上北京告状，揪王××，封《湖北日报》，揪陶铸，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炮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湖北省委，在同刘少奇及其在中南的代理人陶铸，王××的生死搏斗中，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我们面向北京，仰望明亮的北斗七星；多少个难忘的白天，我们挥笔奋战，痛击罪恶的刘邓陶王，“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我们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感到，能够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为人民冲锋陷阵，横枪跃马，是一种多大的幸福啊！尽管那么大的风险，那么多的苦头，一个又一个的反复，我们却真是乐在其中。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孕育革命胜利之花的大地上浇上自己的一滴血、一滴汗，革命真是生命的第一需要。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人活着，就是为了革命，要想我离开革命，除非我停止呼吸。革命二字，要我心中深深扎下根，革命，革命，我永远要革命！

　　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十几岁的娃娃，刚踏上革命的征程，就面临这样一场风暴，别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令是一般的阶级搏斗，我们也无任何经验可言啊——在前进的道路上跌了跤，要知道，我一不是为了名，二不是为了利，我是要革命！就是摔跤我的脸也是朝着前方的啊！当然我恨我自己，恨自己没能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毫不掩饰姑息自己的错误，更不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做的一点事来安慰自己，来为自己辩护，我无情地剖析自己，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这些你们都是看到了的。同时，我还要说一句，谁能在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空前全面，空前深刻的大革命中一点错误都不犯呢？连那些南征北战几十年，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老将都尚不能如此，更何况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娃娃啊！青少年相对于其它年龄的人，之所以更加敢干革命，敢于造反，就是因为他们顾虑少，框框少，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不也是因为同样一个原因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跌跤，要允许人家重新站起来革命啊！我想：对我们这些好心办了坏事的红卫兵小将，在牢里关了一两年，该止步了。作为处理我们问题的机关和负责同志该考虑到：像我们这样不顾个人得失，忠心耿耿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在武汉市的整个中学生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算太大啊！把我们同那些将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置于脑后，只想到个人的吃喝玩乐，甚至打架闹事，偷盗扒窃的，为非作歹的人比一比，长期把我们关在这里，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失，谁痛谁快呢？法治，毕竟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啊！对我们这些忠心耿耿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革命青年，要有所爱惜，不要这样随便轻易处置了吧！要知道，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心都是红的啊！把我们放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只会奋勇前进，决不会后退半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人啊！

　　我被隔绝了革命，隔绝了斗争，隔绝了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大喊大叫的战场，隔绝了曾给我巨大帮助的群众，我失去了自由。世上没有什么能比这给我以更大的痛苦了。在这漫长的十几个月里，梦里我都在喊“革命，革命，我要革命”，盼了多年的革命刚开了个头，就眼睁睁地被迫同它离开。还有那么多的革命任务等着我们去做，还有那么多的硬仗等着我们去打，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还有多少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需要我们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啊！外面，革命的步伐一日千里，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面对这样一幅沸腾的革命景象，我怎能坐得住在里面“闭门思过”呢？国际上帝修反磨刀霍霍，张牙舞爪，为非作歹，国内的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千百倍增长的仇恨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作拼死的斗争，离革命的最后胜利还很远很远。在我同社会不多的接触中，确实觉得有不少封资修的黑货需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加以大刀阔斧的砍杀，需要我们作持久的斗争。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斗，还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心血。“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将亲自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对于这一切，我怎能充耳不闻，坐视不管呢？尽管我身置囹圄，失去了自由，但我的革命热情并没有减退，我仍以极关切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步进展。也正因为如此，我愈发觉得不能这样长期呆下去，这简直比死还要难受。革命，革命，这是我发出的肺腑之言，革命，革命，我要革命！我要革命！！我要革命！！！

　　一九六九年七月

　　

　　写这份材料是同军管会的一个抗争，我不能直言他们的不公，更不能说他们的屁股坐歪了，心里的话不能全说，也要说出一二，这样写也算是一种曲笔吧。

　　几天后这人来要材料时我交上了这份《我要革命》，这次他要彻底失望了，以后军管会再也没有人来找我要过任爱生的材料。管你说我是什么，说我是土匪法西斯也好，说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也罢，那是你的看法。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说清楚，我在想什么我要说清楚。你们看了后不屑一顾也好，暗自好笑也罢，这些对我都无所谓，我要让你知道这颗算盘珠子不由你们拨，在这个时候我说出了你们不喜欢听的话。

　　时间在朝前走，“9.27指示”下来后的政治气候一天比一天恐怖，牢里面已人满为患。新来的囚犯讲，外面造反派人人自危，只要被认定是骨干分子有事无事过三刀，什么“五不准”学习班花样翻新，抓住了一点事就往死里整。一天晚上转来一个姓黄的司机，大约一个月前压死了一个据说是维护交通秩序的红小兵（当时官方的小学生组织），他说他这情况按常规根本不会抓，这回点子低，一自己是个造反派，二那个红小兵的父亲是部队一个什么官，不过最多也就判三年。那天晚上他跟我们还有说有笑，丝毫没有想到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夜，死神正一分一秒地向他逼近，第二天一清早他被喊出去开宣判大会，一个小时后看守来要我把他在号子里面的东西清点一下，写一份清单。听到这话，全监号里的人都傻了，怎么就这事把他给枪毙了？太不可思议。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了结，他是造反派，后来听说是以阶级报复的罪名杀的。以前我就想过，如果他们得手肯定会再次把我们打成右派、打成**革命，决不会手软，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残酷和血腥，黄司机的命运降临在我身上是完全可能的，要说问题，我比那姓黄的司机严重得多，那司机都能轻飘飘地杀掉，杀我不更是名正言顺？应该有点准备，不然哪一天就毫无征兆地拉出去给毙了，想说什么也来不及。我就写了两份东西，一份是给军管会的，算是政治遗言：

　　

　　我不知道我这案子是划在教育面里面还是划到打击面里面去，我估计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因此，在这里一方面我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地交待当时的情况，绝无一点歪曲和隐瞒。同时，我还要在这里提出我的一点建议：打击面不要再扩大了。就我的看法，除对方兴国，符军，祁援朝不怎么了解外，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好人。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流血，不惜流汗。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深切感受到这一点。毛主席说“打击面要小”，对这样的好人，我请求不要处分他们，不管怎样的处分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永不可磨灭的污点，影响他们的一生，影响他们的上辈和后代。对革命来说，是多处分一个人好还是尽可能少处分一个人好？我想不管怎样，还是尽可能少处分一个人好。像他们这样的好人，无论把他们放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们都会忠心耿耿、踏踏实实地为革命献上自己的一滴血，一滴汗。对这样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处分他们呢？让他们的历史更清白一些，不是对革命更有利一些吗？给他们留着清白的历史，他们一定会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一点错误或没有一点责任，但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急风暴雨中，谁又能说自己一点错误都不犯呢？除非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观潮派”或“逍遥派”，如果是这样，那他其实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不革命。谁要革命，谁就不能担保自己一点错误都不犯。真正的革命者就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得到改正，得到提高，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认识世界，为革命作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错误是正确的先导，正确是通过错误才取得的。人们并不因为革命而变成圣人。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看从什么动机出发，一定要严格区别是好人犯错误还是坏人干坏事，一定要从全部历史和和全部工作来分析，如果是坏人干坏事，那就坚决打击决不留情。如果确属好人好心犯错误，那就应该以教育为主。我这里不是说根本不要处分，而是说以教育为主。我们这问题当然不是什么一般的问题，如果一定要给刑事处分，就请只处分我们三人，主要是我。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他们都是好人，不是坏人，他们还能为革命做出不小的努力。我认为，从刑事处分来说，判三、五年同二十年以至无期并无本质的区别，判刑再轻，劳改犯的帽子也要戴一生。因此，宁可处分我们重一些，也不要在更多的人的清白的历史上留下永远也洗不掉的污点。在我们三个人中，能只判我而不判俞国新、冯栋，就请照办。他们都是很好的革命青年，放他们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决不回头的。至于我，只要给我出路，那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我都要用我的双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写材料，因此写了上面一段话，供办案人员参考。

　　

　　我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写材料，是明白地告诉他们我已有了准备。很难说这份东西在军管会那里能不能起一点作用，不过现在能不能起作用不重要，我也没指望现在能起作用，只是让我的档案袋里面有这样一份东西。至少在若干年后如果有人想起来有这么一个案子，曾经枪毙了那样一个学生，查一查档案，看到了这份材料，可能会想是不是该重新做个结论？

　　再一份就是写给我的亲人和战友的遗书：

　　

　　我的亲人，我的战友，我想念你们。在这风云变幻之际，我很难想象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不论明天发生了什么都会在我的准备之中。我的理想、我的人格、我的良知、我的追求都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请你们能够记住有一个叫李乾的人，为他所钟爱的革命事业无怨无悔地献出了他的一切。

　　革命必将战胜反动，共产主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死不瞑目的李乾

　　

　　在写这封遗书时，除了几分豪气，还有几分悲凉和无奈。

　　不久后在一次突击检查号子的行动中，一个叫陈用银的看守七摸八摸从我的被子中查出了那份遗书，他用一种很怪异的眼光盯着我说：你准备死？我不做声，只是用平静的眼光看着他。

　　在较早的时候，我还设法给同学递出去一首诗：

　　

　　无题

　　梦魂夜夜竞自由，雄心未已鬓早秋；

　　平生最怕屈死鬼，志在青云又何求？

　　

　　注释：

　　①“特动”是武汉市的老红卫兵成立的一个类似于北京“联动”的组织，全称是“武汉特别行动委员会”。

　　


　　19假若希望欺骗了你

　　

　　我即将获得劳动的权力了，太幸福了。

　　自昨天军管会的代表讲了要让我们这些一时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去参加农村的劳动，心情一直没有平静。不管过去的一千一百五十天是怎样过去的，总之它已经过去了，它已经成为历史了，牢狱生活就要结束了。我的双手将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将要为人类造福了，不管作用暂时还只是如此低微吧，但毕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

　　要正确地接受这三年多的经验教训，做一个从灵魂到行动都有益于人民的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一九七一年二月六号

　　

　　这是一则简短的笔记。

　　因为要离开这地方了，看守所就把进监时存放在保管室的笔记本、手表等物品退还给了本人，因此笔记本上才有了上面几句话，满以为新的一页已经开始，一连用了五个“了”字，认为噩梦已经了断，甚至用了一个很夸张的词：新的里程碑。喜悦、兴奋、对未来的憧憬溢于言表。刚从准备杀头的阴影中走出，还没看见前面是什么，就一门心思要正确接受这三年的经验教训，俨然以为自己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理想主义在我身上真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太没记性，别人随意吹的一口气，自己就当了春风，以为春天就在前面，就忙不叠地准备抽芽吐绿。

　　昨天下午门开了，纪明灯用手一指说，你，还有你，把东西清好。以为又是例行的调号子，我和王老头跟着他到了一个门已打开了的号子，刚把铺盖整理好，又进来四个人，一下子把号子塞满了。

　　军管会的一个大胖子走过来说你们先不要忙着清东西，有个事跟你们宣布一下，你们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考虑到长期关押对你们的身体不利，军管会决定送你们去参加农业劳动。那里的空气新鲜环境好，饱饭有你们吃的，不论哪一方面的条件都比这里好。去的路上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去了后，你们要争取好的表现，表现好的，最后在解决问题时我们会考虑进去的。

　　好啊！在这样一个森严的地方有人竟高兴得叫了起来。这简直就是将要从地狱到天堂的喜讯，仅次于释放，而我们现在已不抱释放的奢望，什么我们都听不进去了，只想着一件事：半自由了。

　　莫忘形，这里还是看守所。纪明灯说完关上门走了。

　　六个人除王老头外都是运动案子，有的虽然没见过面，但也听说过，初次见面，好一阵兴奋。隔壁左右的号子都有动静，看来人还不少，是到哪里去呢？猜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猜出个名堂，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牢狱生活结束了。

　　有人很自信的说，今天晚上肯定一个人两钵饭，宣布我们去外劳，就是外劳待遇。

　　有人有点保留，不说两钵，一钵半总是跑不了的。

　　不论是两钵还是一钵半，大家都对从今天晚上起就要同饥饿告别是深信不疑的。王老头对饥饿的感觉没我们强烈，他也一样兴奋，对他来说也是将会有一个新的天地，同时他也为我们这些年轻人高兴。

　　晚饭时间到了，门外的响动告诉我们，万事具备，只等开门了。在强烈的期待中门开了，在强烈的失望中门被关上，这餐饭和以往没有任何不同。吃饭时大家都不做声，在巨大的失落感中，空气有点沉闷。王老头说，几年都过来了，这一天两天还等不得？是这个理，大家也就释然了。谁也没有想到其实这是一个预兆：不仅饥饿将和我们如影随行，寸步不离。而且会比在看守所里更“精彩”。

　　手表放了三年多的时间了，现在还能走吗？从保管室领回物品，我就盯着那块手表发愣，因为这块只在我手上戴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手表，不知道屈妈妈会不会埋怨慧君，要晓得是这么回事，说什么我也不会戴上它，六十年代，手表还是挺贵重的稀罕物，我真是个惹事的人。

　　我试着上了几下发条，秒针居然动了，里面传出了清晰的滴嗒声，学俄文的钢院小黄接过去看了一下说，这是一块苏联的“胜利”牌的表，样式不怎么好看，但好用。我们大学里面戴表的都不多，你一个初中生都戴表，还是当头头的不一样。

　　我苦笑了一下说，这跟当头头没关系，我看见这手表心里就不是个滋味，莫再说了。小黄有点不解地望着我。

　　二月七号开过早饭后，在刺骨的寒风中，我们被带到看守所的空场子上，四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从他们那种如临大敌的气势中，我读出了自己的身份：阶级敌人。

　　准备送去的人不少，粗粗数了一下大约有四、五十人，我看到了冯栋，他也看到了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分别三年后相见的喜悦和问候。绝对没想到的是此一去，等待他的是肝腹水，是到鬼门关一游；而迎接我的则是心脏的“新的里程碑”——我的心脏从胸腔的左边跑到了右边。命运用这种残酷的黑色幽默来证明我判断的准确，来教训我那不可救药的天真。我们以为就要从地狱走到天堂，谁知将从监狱堕入更甚的炼狱。

　　三辆大卡车加一辆吉普车在一边等着，按点名的顺序我们分别上了两辆卡车，坐下后两人共一付手铐给铐住。吉普车走在最前面，装满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殿后，我们这两辆车在中间，每辆车上四个刀出鞘枪上膛的士兵守住四个角，不时发出老实点的呵斥。车队慢慢驶出了宝丰路84号的大门，七弯八转后朝西北方向开去。

　　三年多了，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可惜只能从车篷的下沿看到一小块快速向后移去的路面，偶尔北风把后面的那布帘拉开一条缝，外面的世界也只是从我们眼前一闪而过，无法看到这三年多来武汉市的面貌有些什么变化，更看不到生活在自由空气里的男男女女。

　　就要离开武汉了，对亲人和同学的思念撞击着我的心，甚至幻想如果同学能知道这消息肯定会带着我的家人在路口堵住，这样就能和他们见上一面了，可惜不可能有熟悉我的人知道这个消息。这车队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不会有人会注意到这个车队，车上的人也不可能用什么举动来引起路人的注意。慢慢地，不再希望能看到什么干脆就不再看了，一心闭目养神。那蓬布挡住我们的视线绰绰有余，但对付刺骨的北风简直就是薄纸一张，完全不中用，慢慢地闭目养神也办不到了，要对付无处不在的寒冷和久坐不动的难受。

　　中午时分，车队停下了，说是解溲、吃饭。当兵的给下了手铐后，我们笨手笨脚地下了车。这是一块路边的农田，在冬日里除了残剩的稻茬外就是浅浅的、不起眼的无名小草在与严寒作顽强的抗争。四周已布满了岗哨，当兵的满眼是警惕，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这群在长期的关押后连走路都很困难的囚徒。解完溲后我们在路边的田埂上坐下，在瑟瑟的北风中打着寒颤。不时有路人经过，奇怪的是没人对我们发生兴趣，大多数连看都不敢看，低着头快步从我们旁边走过。可能是这一群人在路人眼中有点奇怪，不论老少，大都用毛巾把头包得严严实实，衣衫虽不算褴褛，却一脸的苍白，无神的眼睛漫无目标地四处张望，如果周围没有荷枪实弹的岗哨，他们会把我们当作一群不知前途在何方的逃荒难民。岗哨的出现，使这里的空气变得怪异和神秘，还带那么一点恐怖。他们的紧张害怕，不知是因为我们惨白的脸色吓人还是因为荷枪实弹的威慑？远离我们也许是他们认为最安全的选择。

　　两个当兵的抬着一筐馒头过来，一个人发了两个，还有一勺咸菜，这就是我们的午饭。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是能进口的就是味美的，但此时的心情已和最初听到消息时的感觉完全不同，甚至产生了是不是要把我们押到一个隐秘的地方“解决”掉的担心。不过反过来一想，如果真要把我们怎样，这餐饭就不会给我们吃，再进一步想，就是真的要把我们怎样，我们又能怎样呢？想到这里内心反到平静了。

　　到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大概是认为不可能出什么意外了，当兵的已有点松懈，化工学校的杨建成壮着胆子把侧边的蓬布掀开，我们看见车队拐进了公路边的一条小路，进去没多久，下了一个小坡，走到跟前才看见山洼里面的一个建筑群，这真是一个隐蔽的地方，天上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也未必能发现。站岗的武装把大铁门打开，车队开了进去。我们这两辆车进了第二道门后才停下，下车后我们傻了眼，杨建成悄悄碰了我一下说，完了，到了渣滓洞。

　　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呈倒U字形的平房，处在这个建筑群的最低处，已有几年牢龄的我们一看就知道是牢房。这牢房用一道高墙圈了起来，同外界隔开的围墙估计足有5米高，每个转角一个岗楼耸立着，最靠近我们的岗楼上站了几个武装，像看稀罕一样盯着我们。与部队及看守的住处隔开的围墙要矮一些。这牢房和围墙都是用石灰石加混凝土垒成，墙体足有70公分厚，给人碉堡一样的感觉，窗户用木栏板挡住，看起来远比武汉的牢房阴森，这就是我们期待中的天堂？反差太大了，我们都有被欺骗了的感觉。好在这些人的适应能力已经被锻炼出来了，或者说已经彻底麻木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还有选择的可能么？横竖就这一百多斤，随遇而安吧，不到最后一步，人总要活下去。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普希金那首著名的《假若生活欺骗了你》的牢狱版：

　　

　　假若希望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相信那欢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

　　永远这样向前憧憬，

　　尽管生活在阴霾的现在。

　　一切都是瞬间，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失去的将变为刻骨铭心的可爱。

　　

　　刚从那边的保管室领出来的东西还不到一天，又被这边的保管室收去，四十几个人被关进了十几个牢房。看守离开后，响起一片“完了”、“上当了”的无奈感叹。

　　几天后知道了这里是武汉市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当地人叫“战备监狱”，也有的叫“公安屋”，是准备在发生战争等紧急状态时关押重要人犯的地方。相距不远的一个山洼还有一处建筑，存放着公安局的重要档案，人称档案大院。这里用的是自备发电机发的电，晚上九点半钟就停机，再点上煤油马灯，喝的是流经这里的泉水。这里属于京山县天王公社的范围，离天王镇有三里多路，我们是这牢房的第一批房客。

　　

　　二十多年后我曾一个人重返旧地，此时这个年久失修的建筑群已划归当地，是京山县卫生局的一个菌种厂，给我的感觉是冷清和破败，这冷清和破败折射了文革作为一段历史已经远去。当年关押我们的阴暗牢房铺满了麸皮糠壳，适宜这种环境的凤尾菇一类的东西一丛连着一丛旺盛地生长着，那呈土灰色的蘑菇在我眼中迭化出一张张同样是土灰色的熟悉脸庞。信步走到附近的山上，在极其饥饿的状态下开垦出来的桃山杂草丛生、一遍荒芜，淹没在杂草中的桃树让我看到了那一群人被掩埋的青春。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这里唯一的一批囚徒，绝大部分是造反派，中学生占了最大的比例。

　　

　　在焦急的期盼中，几天后我和其它七、八个人被叫出了号子，说是外出劳动。在保管室领到了各自的皮带，由看守押着上了战备监狱唯一的运输工具——南京嘎斯。汽车走了十几公里后拐进了一条土路，在土路的尽头车停了下来。我们爬上了山，看见先我们出发的一批人正在把一棵已放倒的树往下拉，武汉市第二中学的冯××正在领喊着劳动号子，他头上青筋突凸，嗓子都开始发哑了，那个在狱中写下《关我是不好办法》的华工学生冯天艾是他的哥哥。他们的体力已明显不支，原来我们是援兵。

　　尽管关了三年多身体早已弱不禁风，尽管早上的那几粒米早已不知道到了哪里，走路都晃晃悠悠，我们这几个人还是卖力地投入到拖木材的高强度劳动当中。人总是在希望中生存的，内心的失落是内心的失落，但一到了这个场合就忘记了，还是那股“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劲头，没有一点要爱惜自己的意识，不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而是有一份热要发几份光，满负荷，高强度地透支自己的能够透支的一切。不考虑这样的劳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冯××，你好扎实呀，那个姓李的军代表好像对你蛮满意的。”中午吃饭时我对坐在旁边的小冯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称赞甚至有点羡慕，冯××浅浅地笑了一下。

　　公安学校的映川大我一岁，在我们这两个他看来不需要设防的人面前直言说出了心里的想法：“小冯，你要悠着一点，这样下去人怎么受得了，好在这是最后一天。”

　　“明天不来了？”我有点不太愿意相信地问。

　　“早上一出来，那个翘嘴巴军代表就给我们打气，说这是最后一天。他看出我们的体力不行了，把你们几个叫来大概是觉得我们已到了极限，你刚来，我们已经是第三天了。狗日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在给哪个干活，你说这十几棵树公家能干什么？晓得哪个王八蛋家里盖房子要用木料。”映川说。

　　倒底是公安学校出来的，社会经验就是比我们强。

　　“怪不得那个翘嘴巴一连三天都盯在这里。”冯××开始想这个问题。

　　午饭是送来的，和关在号子里没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是三个人再分一钵三两的饭。面对这可怜的一坨饭，很多人看着它发愣，也有人话里有话地道出了肚皮里面的感受。军代表及时对这不健康的情绪进行了教育：

　　“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正确的思想，有了正确的思想，就能克服一切困难，解决一切问题，精神可以变物质嘛。你们出来是为了改造思想，不是为了多吃那一点饭。态度要端正，态度端正了，你们就不会去想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就会想到你们多搬了一棵树，就是向人民又靠近了一步。等你们思想改造好了，你们就有饱饭吃了嘛。不注重思想改造，只想吃的怎么行？再说我们也给你们加了一两粮食嘛。”军代表对自己的这番高论很有点自我陶醉，最后还问，“你们说对不对呀？”

　　“对。”人群中稀稀拉拉地有几个人说。

　　肯定不少人和我一样，心里开始了骂娘，骂这个家伙满嘴的胡说八道，但脚痒只能在鞋子里拱，谁也不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只是这午饭连塞牙缝都不够的感觉更加强烈。

　　“声音不响亮嘛。”这个副连长有点不满意。

　　“报告军代表，你说得对，为了更好地改造我们的思想，我要求把那一两粮食也减掉，把我们省下来粮食去支持世界革命。”突然站起来说这话的是小柴，都知道他有间歇性发作的癫痫病，只有他才敢这样说话，经常冷不丁说出一句无懈可击却又绵里藏针的话，让军代表或看守无可奈何后来简直成了他的一项专利。

　　“你坐下，没谁叫你起来说话。”军代表的脸色有点难看。

　　我们都在心里为小柴叫好。小柴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很少让他出这战备监狱的大门，但他的性格始终未改。此举是军代表对他的惩罚，其实回过头来看，他因此躲开了多少摧残啊。

　　再开始干活时，这劳动在我们心中虽已褪去了神圣的光环，但大家似乎还是像以前一样卖力，好像就是不会偷懒，包括有一肚子想法的映川。我心里想少使一点劲，但怎么就是做不出来，总觉得这些活总是我们这些人要把它干完，你少出一点力别人就要多出一点力，让同样艰难的难友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苦力我做不出来。看来我们要学会偷懒还有不少心理障碍要克服，但我们那一批人中的大多最终也未能把这个心理障碍克服掉，那怕在骨瘦如柴、风一吹就要倒的时候也不会偷懒。我们中理想主义的“毒”太深，已经入了骨髓，没法治了。

　　



　　20“一目了然”

　　

　　我们伙房里当家的是从天王镇上请来的一个姓王的女人。她一只眼球上有块白斑，看人的时候模样怪怪的，因她有次自夸说：你们不要以为我的眼睛不好，你们搞什么小动作我都一目了然。我们在背地里就叫她“一目了然”。别小瞧了这个土生土长的当地村妇，能在这戒备深严的地方烧饭肯定不是等闲之辈，那是在军代表的反复挑选中脱颖而出的革命立场坚定、对阶级敌人充满仇恨、对犯罪分子决不会有同情心的对敌斗争积极分子。

　　当地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才值三、四角钱，有的生产队还没有这么多。伙房的工资至少要顶两个壮劳力，这还不算合法和不合法的“油水”，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这积极分子为巩固她在伙房的位置，需要不断表现她的革命觉悟。怎么表现呢？对“一目了然”来说最简单、最方便、最有效而且最有利可图的方法就是克扣我们的囚粮，并表现出与我们不共载天的姿态，这样一可以表现她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二可以为“油水”增加储备。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对“一目了然”的载道怨声在军代表耳朵里，实际上成了对她工作的高度赞扬，这高度赞扬又变成了军代表对她不断的肯定和鼓励，这肯定和鼓励又进一步让她有恃无恐地在囚粮的份量上做手脚。在伙房帮过忙的难友告诉我：我们的基本囚粮是每天九两米，但到口的只有七两左右，病号面更绝，一斤面条她要下六、七份，标准应该是每人三两面。她的口头禅是不把这些狗日的饿死就对得住他们了。“一目了然”的此等觉悟是不是有军代表的明确指示我们不去猜测，但他们的默许和纵容则是不争的事实。民以食为天，说到在京山的这一段经历我不能不说到囚粮，说到囚粮不能不说到“一目了然”，因为只有介绍了“一目了然”，才能对我们在京山的生存环境一目了然。不然，读到此段经历的朋友就很难理解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后来，利益的争夺，需要“一目了然”出局，军代表对“一目了然”睁开了一只眼睛，这只眼睛一睁开，对“一目了然”很快就一目了然，在一次把满满一壶油偷回家时她被捉了个现行，伙房换了人，直到最后换成军代表的老婆。

　　不知是“一目了然”的革命觉悟代代相传，还是前后几任军代表的革命立场始终坚定，所有的伙房当家人都把让我们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当成了他们最神圣的职责和任务，有的还发扬光大。也许就如那个后来被开除公职的看守赤裸裸的表述：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是要剥削你们、压迫你们。

　　“一目了然”们在炼狱里烧下了最具杀伤力的一把火，这把火烧出了好几个肝腹水、胸腔积液；烧出了一大批见什么吃什么的原始人，给他们留下了至今都没有痊愈的肠道痼疾。

　　在京山的囚犯分两种，一种叫长期外劳，有七、八个人。他们做着专职的猪倌，羊倌，电工，伙房的帮工，以后又来了几个已判刑的泥工和菜农，这些人简称：上面的。他们是我们这群犯人中的特殊阶层，伙房的帮工利用工作之便，多吃多占，但他不敢只他一个人多吃多占，不然他就会站不住脚，这样多吃多占的就是一批人，他们的饭钵都有特殊记号，说起来都是四两米的饭，他们的碗里的内容和下面的有太大的差别，客观地说，对下面囚粮的盘剥有他们一份，然而没有“一目了然”们的默许甚至是纵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这默许和纵容肯定是有回报的。其余的大多数叫临时外劳，两者之比大约是三比一，有事就把你叫出去，没事就在号子里关着，两、三个月关在里面不动也是常有的事。一旦叫出去，不论多重的活要你干，干半天给你加一两饭，简称：下面的。三个下面的那点仅够渡命的口粮就要供一个上面的盘剥，还不算“一目了然”明里暗里搞回家的，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想象那滋味的。

　　由此，在京山发生了许多至今想起来还叫人心酸、让人心里隐隐作痛的事情。

　　

　　镜头一

　　有几天我觉得很奇怪，每次上午出工，刚点完名排好队往外走时，徐运安都要去找喂猪的“砣砣糖”，说是有事要问他。在队伍刚走到大门口准备跟站岗的武装报告出门时，徐运安又兴奋地匆匆跑进队伍里来（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光头没看守带队是出不了大门的），前后不过一两分钟时间。第五天，发现他神色不一样，是面红耳赤地跑进队伍来的。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低着头不肯说，随后病了三天，躺在床上不起来。综合几种传言我很快知道了事情的缘委：

　　在饥饿的驱驶下，小徐设法和猪倌“砣砣糖”达成了默契，“砣柁糖”从看守和武装的食堂丢弃的残物中挑出能吃的部分放在煮猪食的灶房里面，小徐就抓住出工时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进去把它解决掉。谁知这一连几天的秘密行动被一个姓刘的看守盯上了，小徐的美餐被刘看守悄悄换成又酸又臭的猪食，有的版本说还撒了尿，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可信。精心布下陷阱后，刘看守就躲在阴暗处，兴奋地等着欣赏猎物掉进来后的挣扎。

　　真可谓饥不择食，本来煮猪食的灶房里光线就非常差，正在小徐根本无暇辨味，狼吞虎咽地往喉咙里塞的时候，刘看守用他那正宗的河南话大喝一声：徐运安，看看你吃的啥？你他妈是头猪？那是猪食！小徐这才感觉到味道和内容都不对，知道被耍了，把猪食盆往地上一扔，调头跑了出来，在半路上想呕出来都没有成功。他觉得自己的人格已荡然无存，那颗有尊严的心被人剜出来扔到地上，还被浇上了大粪，精神上他被击倒了，一口气转不过来，一连躺了几天。

　　这事是在刘看守的反复自我炫耀中流传开的。

　　第三天我找了一个机会，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进了他的号子，他躺在床上不动。

　　我对他说，小徐，你他妈的不够意思，一个人吃独食，也不让我沾点光。

　　听我这样说，他从床铺上坐起来，脸色苍白，两眼无神，像生了一场大病。他说真的没想到会被换成猪食，要不然我怎么也不会吃。看来这事还在他心上压着。

　　我说有多大个事？有什么不得了的？就是明知是猪食吃了又怎样？如果是我，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丢人，没有谁认为你丢了什么人。要说丢人，那是他们丢人，是他们把我们整成了这样。有人就是想看你的笑话，你站起来，这事就过去了，你越把它当个事它就越能压得你透不过气。

　　小徐慢慢走出了阴影。

　　几天后刘看守蔫了，据传是内部有人对他此举提出了异议：有损无产阶级专政的形象。

　　

　　镜头二

　　每次收工回来，带队的看守都要作一番训话，这次训话的是副所长，当着几十个一脸菜色的囚徒，这位副所长一脸的鄙夷、满嘴的挖苦：

　　现在有人故意给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抹黑，好像我们共产党什么都没有给他吃，见到什么吃什么。还有人跑到粗糠房里去筛糠，把筛出的细灰拿去拌饭吃，什么意思？是向我们示威还是把自己当猪？那东西连猪都不吃，你是不是个人哪？以后发现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严加处理的，这是变相地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丑化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真是没想到，平时看起来人模狗样，说什么自己是红卫兵小将，是读书的学生，怎么背地里尽做些猪狗不如的事。今天我不点你的名，但大家都知道你是谁，大家要监督他，发现他再有这样把自己不当人、要把自己当猪的事及时向我们报告，让我们来治他。

　　过了两天我和这位未被公开点名的名叫大柴的难友一起拖一辆板车拉土，前面提到的小柴是他的弟弟。他是武汉市第二中学的高一学生，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平时斯斯文文的，一副书生模样。交谈中我无意中说到了那件事，并不是有心问他，我不认为那算得上一件事，更谈不上什么丢人不丢人的，至于说什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扯他妈的蛋。没想到这位平时很有见地的同学神色竟然一下子变了，人显得很难受甚至可以说是痛苦，身子都在微微颤动，看得出他内心在极力挣扎，好一会儿后，他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平静地说，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手指上老是有皮翘起来，有点疼，想把这毛病治一下。

　　我赶紧把话题转了。

　　此时我才知道那副所长的那一通话的杀伤力有多大，对他的伤害有多深，三十四年后回忆到这里时，我想哭。一个单纯的学生，在文化革命浪潮的裹携下，做了一件很意外的事被关了进来（二中的一个学生被老红卫兵打死，后来这凶手中的一个被激愤中的二中学生抓住打了一顿，没想到出了人命案。大柴、冯××等几个学生就是为此事大会批、小会斗，绳捆索绑抓进来的，其中有的仅只是在现场看了一下，并没有动手。但打死他们同学的老红卫兵却没一人被追究），在饥饿的煎熬，对亲人的思念和对自由的渴望中度日如年。解决问题的时间又遥遥无期，在饥饿的驱使下也没有做任何有损国家、有损他人的事，只是筛了一点糠灰。现在这颗稚嫩、自尊、敏感的心却因此被人用最能自我满足的方式和语言撕成碎片，当众反复蹂躏，践踏。他所受到的伤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旁人无意的提及或友善的问候都会变成洒向伤口的盐水。强烈的自尊使他在受到伤害后不愿让人知道，更不会向人诉说，他甚至对伤害他的人都没有一字微词，只是悄悄躲在一隅，自己舔着从心里流出的殷红鲜血，这是一种怎样的伤痛？

　　几天前我们还在一起交流中学课程设置的一些看法，我有点偏激，认为学外语太费时间，用处又不大，可以拿掉。他说不能拿。我问为什么？他说的理由折服了我：

　　你想想，国外最新的科研成果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如果你不能看原文，翻译成中文至少在半年以后，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年代，半年是个什么概念？等你看到中文的版本，别人新的成果又出来了，你永远只能看到过时的东西，这样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人家？

　　他的话让我心中一震，感到了自己的短视。想想这是在1972年从一个被关在狱中的中学生口里说出来的，在自己生死未卜的时候还在关心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人家，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这样一个志存高远、命舛位卑却未敢忘忧国的灵魂，在那样一个外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里，他真正保持了自己的尊严。我总在想：为什么受伤害最深的往往是一群人中最优秀的部分呢？

　　

　　镜头三

　　有一个同号的难友，就称他小孙吧，是个青工，也是运动案子进来的，关了好几年，在狱中得了淋巴结核。转到京山来时脖子上的淋巴结已经溃烂，病灶像个小嘴巴，发出一股恶臭，雷米封吃了多少瓶也不见效果，他已开始不管自己的病情，听天由命。看他病情发展到那个程度很有点替他着急，在琢磨了一阵子后我帮他分析：吃到肚子里的雷米封最后能够到病灶的有效成份肯定很有限，多吃又不行，如果把雷米封碾成粉末后用冷开水调成糊直接敷在溃烂处，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我每天帮他先用高锰酸钾化水洗，然后再用雷米封调成的膏敷，早晚各一次。没有卫生棉球，就把棉絮先用开水烫再用太阳晒来消毒后当卫生棉球用。一段时间后，奇迹发生了，他的病灶竟然愈合了。有了这样一件事，加上他又是运动案子进来的，虽然他不在我的好朋友圈子里面，但我有时说些出格的话也不避他。谁知道他竟编了一份检举材料送到所长手里，说我组织**革命集团，要置我于死地，并把跟我往来稍多一点的人一网打尽，开始我还蒙在鼓里。

　　有人给我提了个醒，并说所长有点重视。我很意外但一点都不慌，我做过什么事我自己清楚，充其量只不过发了几句牢骚。我要搞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忍着恶臭，不怕传染，可以说是想方设法至少救了他半条命，他怎么会以怨报德要置我于死地呢？一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个已判刑的朋友给我解开了谜底：有几个上面外劳的跟我的关系很不错，经常递点吃的东西给我。小孙也想跟他们建立关系解决点肚子问题，但试了几回都插不进去。他认为是我在前面挡住了他，以为除掉了我，他就能如愿以偿。他选择了告密诬陷、把我整成**革命的方式。为了那一点吃的东西，他竟可以这样贱卖自己的一切，并且不惜让一批人陷入万劫不覆之地，这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结果当然是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把自己搞得上下内外不是人。

　　

　　镜头四

　　一次外出劳动到宋河镇，中午时分，带队的看守把我们五、六个人领进了一个小餐馆，个别人身上藏有一点现金，这时可以派上用场，大多数只能享用极有限的标准。小地方的餐馆都是顾客自我服务，自己去守着窗口取菜、自己去盛饭。

　　我们旁边桌子上是两个知青模样的人，把炒好的一晕二素三个菜端来后盛饭去了，我们这边的一个叫“破脑壳”的家伙一下把那桌子上的三盘菜全部端过来了，一盘都没给人家留，看守想制止已来不及了。等那俩人端着饭过来，发现桌上的几盘菜不翼而飞，把目光扫到我们这桌子上，有三个空盘子放着。见他俩一脸的狐疑，可能是没法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又不是三年饥茺时期，哪会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偷吃的呢？他们哪里知道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远比三年饥茺时期艰难。他俩嘴巴张了几下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愣了好一会儿，最后选择了远离我们这张桌子，又去要了两个菜，一边吃还一边不断地朝我们这边张望。我们几个心里面闷着笑，笑过后又有一种深深的苦涩。

　　

　　镜头五

　　我们吃过生南瓜，生冬瓜，生茄子，生菜薹，生包谷，生黄豆，抓到的螃蟹和麻雀用开水一烫就是难得的美味，常人能吃的就不用说了，用那位副所长的话说：我们是见到什么吃什么。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普遍的痢疾和腹泻。我给家里写的信中，痢特灵是整瓶的要，在家里的药送来之前，还发现牙膏可以缓解腹泻和拉痢，不知道吃掉了多少牙膏。

　　一次收工回来在院子里训完话后叶老把我喊住：小李，我看你颜色有点不对头，你有没有感到哪里不舒服？

　　叶老此时是这里的犯人医生，他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刚从部队转业到公安的卫生员。他能主动问，一般是他认为问题有点严重了。我拉了一段时间的肚子已经止住了，只是感到人没有劲，这在“公安屋”很正常，就摇摇头准备走。突然想起刚才拉的屎，就对他说：就是拉的屎像算盘珠子，上面有脓血。他问我吃了什么的。我想起几天前在羊圈那边搬黄豆杆，捡了几颗生黄豆吃了。他听了后摇摇头，给我开了一点药，叫我再不能瞎吃东西，生黄豆对人是有毒的，羊圈那边很脏，羊屎上有脓血的不少。说已经有好几个人在拉痢疾了。

　　自那以后，我大便就一直有一种恶臭味，人不断地消瘦，有一天到伙房去帮忙劈柴，举斧头都有点困难，看到有几个人在称体重，我也去凑热闹。

　　两个人抬着穿过秤毫的扁担，我用双手抓紧秤勾，两腿悬空。

　　乌克兰的老母猪一头谁要？我一吊上去，掌秤的“破脑壳”就说着笑话。

　　我们要，管它公猪母猪，只要有肉吃就行，今天晚上大伙房改善生活。旁边有人应和着。

　　你他妈的这大个子才八十九斤？秤杆一直要往下垮，“破脑壳”不断地把秤砣往里面推，只到八十九斤的位置才打住，他有点不相信。

　　这头我们不要了，这么瘦，只能喝点骨头汤，换头有肉的。大家都有点意外，但还是在那里寻开心，苦中作乐。

　　我的身高是177公分。

　　

　　镜头六

　　这天出去挖沟，两个人一组，一个人用镐挖，一个人用锹撮，和我搭档的是年近五十的周师傅。尽管已来了快两年了，好像还没人清楚这位周师傅的情况，他身材魁梧，壮实得像尊铁墩，胳膊恨不得有我的大腿粗，平时不言不语，很少跟人交谈。两个人在一起干活，如果像哑巴似的不说话那是很难受的，时间会特别难熬，我跟他没话找话说。

　　“你也在一所关了的吧？”我随意找了个话题。

　　“嗯。”

　　“时间不长吧？”

　　“年把时间。”

　　“你跟哪些人同过号子？”

　　“我说你也不认得。”

　　“那你说一个我可能晓得的。”

　　“你是运动案子，王仁舟你可能听说过。”

　　“王仁舟？哦，听说过。在北京读书时他不仅反对彭真，还反对三面红旗。”红十月有人从浠水回来介绍过他的情况，听过介绍后我对王仁舟在思想上保持着距离。

　　“这家伙好顽固，在号子里他还宣传他那一套共产主义，老子听得不耐烦了就给他一拳，干部派我进去就是监督他、不许他放毒的。”也许是我对王仁舟的态度让他有了表现自己的兴致。

　　“你这一拳下去，他受得了？”我望着他的胳膊有点发愣。

　　“我这一拳还没过到瘾，他已经半天出不了声。他说老子是法西斯，老子就是法西斯你能把老子么样？你打得赢老子？他跟干部说我打他，干部理都不理。后来他学乖了，每餐饭划半钵我，只要我听他的共产主义不打他。”

　　“当时你们关在几号？”

　　“××号。”

　　我没再答他的话，只是搜索自己的记忆：××号？想起来了，当时我就关在隔壁，偶尔听到在一个沉闷的响声过后好久，是一个极虚弱的声音：你这法西斯。当时这声音让我的心发紧，原来就是你的“杰作”。这家伙在我眼里一下子变得面目极其可憎，和他谈不下去了。

　　几个月后，这位师傅同另一人被送回了武汉，又过了几天，有人在京山县城看到了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周××，历史**革命和现行**革命，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我一下想到了在挖沟时他说到的事，怀疑这是不是一种报应？

　　用现在眼光看，这周××该不该杀？我不知道，因为对他的情况我一无所知。但王仁舟的瘐死狱中，这位周××的拳头和多吃的半碗饭肯定起了作用。不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对这一类丧失良知的举动有过忏悔。也许那一刻他灵魂已经出窍，没能想到忏悔，我还是愿他的灵魂在天国安息.

　　


　　

　　1973年7月20日，对我是个特别的日子。这天我的心脏从左边跑到了右边。

　　头天下午，一个人在号子里翻一本老版的《四角号码字典》。老版的字典里有些名词的解释和时下流行的说法有微妙的区别，觉得很有点意思。突然风门打开了，一个朋友匆忙塞进来几个杏子说，李乾，我在军代表家里做油漆，他老婆给了点杏子，我扯由头说要回来拿工具，带了几个给你尝鲜。我的谢谢都还没说完他就调头走了。

　　我在里面有一批好友，虽然都很艰难，都在苦苦挣扎，但大家还是尽可能的相互关照。除了在一起交换一点学习心得外，谁有了一点新鲜东西总是要设法让大家都能分享一下。

　　几个红红的杏子发出一阵诱人的清香，好几年没见过这东西了，已经忘记了它是什么味道，看到突然出现在自己手里的杏子，喉咙里好像伸出了手要把它往里面抓。我舀了一点水，把杏子放进去洗，洗的时候发现几个杏子的皮上都沾了点油漆。刚才朋友说是在做油漆，肯定是手上的油漆沾到杏子上来了。理智告诉我应该把皮削掉，可号子里面没有小刀，用嘴啃吧，可这要啃去多厚一层呀，那太可惜了。这多年才见这几个杏子，说什么也要让它发挥全部作用。我从水里捞起杏子，用毛巾擦拭了一下，擦不干净，也顾不得那多了。放了一个在嘴里，还没有动它，一股淡淡的清甜就已经沁入心脾，用牙轻轻一碰，那个甜汁就顺着牙齿一点一点地慢慢往外渗，啊，真甜，甘甜中带着一点微微的酸，从这酸里感受到的又是透心的甜，真是妙不可言。待这汁渗得差不多了用牙再碰一下，甜美的汁液就又会渗出，这么珍贵的东西要细细地品味，慢慢地享受。尽管带有那么一点点油漆味，可这是在牢里，要求就别太高了吧，此物只应人间有，牢中能得几回见？几个杏子我细细咀嚼了好长一段时间，吐出来的核是光光溜溜的，上面不带一点果肉，最后一颗的杏核在我嘴里直到没有了一点杏子的感觉，我还舍不得把它吐出来。

　　晚饭后就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一开始没在意，肚子不舒服对我来说差不多是一种常态，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快睡觉时肚子疼得有点厉害，肠鸣的咕噜声连旁边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难友关切地问是怎么回事？我说老毛病，没事。接连拉了三次肚子，最后一次已无物可拉，但还是蹲在马桶上不能下来，肚子里总像有东西没拉完。这次好像与以往的不舒服有点不同，我挤了两条牙膏吞到肚子里指望能够缓解，但没有一点用。这里的药是那个卫生员管着，肠道疾病的药不好讨，有时药没讨到还要挨一顿骂，说你瞎吃活该。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我不去找他。一整夜肚子里面都在大闹天空，无法入睡，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沾在杏子上的油漆在坏事。不过一点也不后悔，闹肚子又不是一次两次，可以说已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以前不都过去了？这次同样也要过去的。但杏子这多年才见到这一次，为这妙不可言的难得享受，疼这一回也值。第二天起床后，昏昏沉沉的，浑身无力，想请个假不出工。此时正是盛夏时节，外面骄阳似火，酷热难耐，不少人称病不愿出去。

　　早饭后，派工的来了，值班的看守点我的名，要我出去挖土。当时要把大门前上方的一个土包削平，开出一个篮球场来，大家都苦不堪言。看守听我说要请病假，当时把脸沉下来。

　　怎么？怕苦怕累了？

　　谁说我怕苦怕累，我什么时候怕过的？不怕就出去沙。

　　人的好强劲又来了，我跨出了牢门，不愿意被别人说，其实我不出去他也没有法。

　　整整一天，在烈日下暴晒，推着运土的板车不停地奔跑。碰巧这天带班的看守是个有点变态的家伙（几个月后他在武汉市的公共汽车上“刷广告”——就是把他那玩意儿偷偷掏出来在年轻的女乘客身上蹭，弄得别人裤子上面都是“浆糊”，被革命群众现场拿住后扭送到派出所，后被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去了），跟我们大谈精神变物质，要我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汗水洗刷罪恶，他说就是要我们流更多的汗，就是要把我们累得死去活来，这样才有改造的效果。这可苦了我们，劳动时间不断延长。有人中暑晕倒，晕倒的人多数是实在抗不住真的中暑了，也有人是用这种方法来保护自己。遗憾的是这种方法我始终学不会。要么不出去，只要出了那个门，只要到了劳动场地我就不知道怎样爱惜自己、不知道怎样磨洋工，总是竭尽全力的干。后来想就算你会偷懒，但只要你在烈日下跟着板车来回走一天，也逃不过这一劫。

　　最后磨命似的总算磨到收工的时候，人已经觉得有点虚脱了。拖着极度疲惫饥饿的身躯回到院子里面，我弯腰去端放在那里的脸盆，准备洗一下身上的臭汗和尘土（这里的泉水很凉，夏日里出工前，我们总是抢时间在院子里的消防栓上接点水放在阳光下加温，收工时就用这温水洗），端着脸盆起身时突然胸部一阵刺疼，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以为是自己的动作过急扭伤了哪里，就缓缓蹲下身子放下脸盆，忍着疼把身上简单洗了一下，慢慢地挪回号子，在挪动时开始出现呼吸跟不上来的感觉。晚饭来了，虽然比平时慢一点，我还是把它塞进了肚子。事后都有点不可思议，在心脏都被挤压到右边的情况下，是怎么把那些东西搞进去的？

　　到了七点多钟，疼得实在撑不住了，看来肯定是内脏哪里出了问题。这之前，同号难友一直说要跟看守说一下，我说不用，过一下会好的。我一直以为是扭伤，认为没关系。但现在不仅是疼的问题，而且心慌得厉害，气都喘不过来，想喊报告都不能喊了。我只能示意同监号的难友帮忙喊一下。喊了几声后，值班的看守咚咚走过来打开风门问什么事呀？看守有点不耐烦，这大热的天，这报告声影响了他在值班室吹电扇。

　　难友有点急切地说，李乾病得蛮厉害，麻烦你让医生快点过来看一下。

　　看守劈头盖脑地说，什么病哪？就是不想出工！不等里面再说什么，他哐地一下关上风门就走了。

　　旁边的人都有点担心了：真不是个东西，出了事看他值班的怎么交待？

　　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难友说，怎么交待？他们有什么不好交待的？自己要善待自己。

　　自己要善待自己！这句话提醒了我。口不能喊，手不能使劲，但脚还能用。我强打精神，用全力踢了两下门，我顾不得那么多了。这里一共只关了四十多个人，十来个号子都挨在一起，这一踢，几乎整个看守所都惊动了。隔壁左右的号子都关切地凑近风门小声朝我们这边问，九号的，出了么事？

　　踢门在看守所不是个小事，不是到了最后迫不得已是不敢用此招的，肯定是出了什么紧急情况。

　　这边小声回答，李乾看样子病得不轻，值班的不理。

　　再踢！

　　踢重点！

　　从周围的号子里传来激愤的声音，不过大家还是很有分寸，没有什么太难听的话出来。

　　不等我再踢，风门打开了，还是那看守。他看了我一眼，说了声晓得了后就咚咚地走了。不一会儿，卫生员来了，他进来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好像不能确诊，又跑去开了五号的门，把长航总医院的外科主任郭仲凯教授叫了出来，郭教授用听筒听了下后，把那个卫生员拉到了门外，几分钟后两个人走进来。卫生员对我旁边的人说，你帮他清一点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准备住院。说完他就去安排车去了，剩下郭教授在里面。

　　郭教授说，可能是左肺的一个大肺泡破了，空气进入了左侧胸腔，造成对心脏的挤压，心脏的正常功能会受影响，供血供氧会不足。你肯定会感到难受，感到呼吸困难，不过从你现在的情况看好象还不算太严重，但需要住院治疗观察。有多长时间了？

　　我发不出声音，伸出了三个指头。

　　他说都有三个钟头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摇摇头，不想再说什么。

　　郭教授问旁边的人，他下午的饭吃了没有？

　　同室难友说吃了。

　　郭教授先是有点意外后是语重心长地说，吃了？！你都这样了还能吃饭？小李，你的忍受力和耐受力超出了常人的极限，这好，也不好。好处是有时候别人受不了，你不吭不哈就过去了，受不了的人可能因此做点蠢事。不好的是可能你会因此失去最后的逃生机会。叶医生给我讲过你，对你有点了解，你要爱惜你自己，是我建议让你去住院观察的。

　　到底是历尽沧桑的老人，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引伸出人生的哲理，让人不得不从心里佩服。我点着头，对他露出感激的微笑。

　　隔壁的号子在关心地问：李乾是么情况啊？

　　同室难友说是气胸，要去住院。

　　有人同我道别：去住院就好了，李乾保重。

　　有人为我庆幸：幸亏踢了门。

　　卫生员来了，郭教授送我出二道门，南京嘎斯就在上面停着，军代表远远看着我们。我第一次坐进了驾驶室，在这里，平日那怕副驾的位置空着，我们也不能坐，这是身份的象征。据说还有安全的考虑——亡命之徒劫车怎么办？郭教授向我挥挥手，对我表示无声的祝福，我也摇摇手，表示对他由衷的感激。

　　我和郭教授没有太多的接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特别能打鼾，他关在五号，半夜他的鼾声能传到我九号来。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你老婆这多年是怎么样过来的？他说我老婆不仅习惯了，而且还离不开我的鼾声，我不打鼾她还要失眠。他不无得意的回答引起一阵欢谑的笑声。多年后，大约是上个世纪在九十年代初，一次在武昌司门口附近碰到他和叶老、王老头满面春风地走在一起，我赶忙上去打招呼。患难之交劫后重逢，见面分外亲热，我握着三位老人的手谈了好久。当我提及这件事时，郭老说这点小事你还记得？你不说我都差不多忘了。我说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何况这还远不止是滴水之恩，我怎么忘得了呢？我在路边的水果店拿了三挂香蕉，三位老人高低不肯要，我强塞给他们，三位老人一脸灿烂的笑容。他们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不是在乎这点东西，而是对有人还记得他们的满足。

　　汽车朝六十里外的京山县城开去，山里的公路坑坑洼洼，朱师傅的车开得很稳。在知道我们这些学生的情况后，他是这里唯一不把我们看作犯人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心里。这不仅是因为他这样说过，还因为我们很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家住在档案大院，我们单个过去时，他常常给点吃的东西）。

　　山区日夜的温差很大，尽管是盛夏，夜风还是让白天的暑气全消。车窗外繁星满天，没有一点灯火的大地让这星星显得耀眼而深邃，很久没有看见这样无边无际的夜空了。无边无际的苍穹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暂，然而就是这无数的渺小和短暂延续成了人类历史的长河，在看似无序和偶然的表象下，人类好像是漫不经心地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在上帝眼里，这些忙忙碌碌、时而刀光剑影、时而歌舞升平的人类，也许就像在人类眼里的终生劳作，时而相互厮杀，时而相安无事的蚂蚁一样不可理喻、不可思议。每个人都说自己掌握了真理，动不动就要去消灭别人的真理，这是不是个误区？也许动不动就要消灭别人的真理本身也是一个真理，是现在的人们信奉的一个真理，古今中外都有人信奉它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但我现在宁愿相信它只是人类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必然要艰难跃过的一个坎，是要用无数的生命和漫长的岁月来证明的一个错误。人类有系统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五千年，相对于还将有数十亿年的未来来说，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肯定还处在直立前的爬行阶段，并且是刚刚开始爬行。

　　其实，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认识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认真地努力着。

　　“一目了然”有“一目了然”的真理，那个为了一口饭而杜撰**革命罪证希望把我打入十九层地狱的小孙也有他自己的真理，你可以对他们的真理不屑一顾，但你无法改变这些真理的存在。他们生存的环境令他们只能那样想、那样做。如果你有足够的权力，也许你能限制和影响他，在他们的生存环境有根本的改变之前，你有再大的权力，你的限制和影响只能发挥极其有限的作用。这个生存环境的概念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历史。要想改变他们的过去、改变他们的历史，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那就是让新的生存环境成为他们的过去，成为他们的历史。这就注定了这改变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手握重权的人们，你们运用权力的方向是不是该有点改变呢？汽车在京山县人民医院门前停了下来，卫生员让我在车上等着，他说先去联系一下。

　　朱师傅问我感觉怎样，我点点头，表示还好。没有多久，卫生员来带我下了车，朝急诊室缓步走去，深夜来看病的人不多，我很快就坐在了值班的医生面前。

　　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可能是卫生员已向她介绍过我的身份，她没问我什么，只是让我把上衣解开，用听诊器在我胸部听了好一会儿。郭教授的话让我有了底，我只是静静地坐着，神色安然地看着她把听诊器在我胸前移来移去。

　　“他没什么问题。”听了一阵后，医生开口说话了。这话让我深感意外。

　　“不会吧？你再听听。”卫生员除了意外，还向她建议。

　　“好吧。”这位医生很大度地重新把听筒贴在我胸前，又上下左右听了一遍。

　　“很正常呀，没什么杂音。”这位医生没有改变她的诊断。

　　“你注意听一下，他的心脏在右边跳。”卫生员不得已只有提醒她。

　　“是吗？”这医生再一次拿起听筒凑到我胸前，在左边听听，又在右边听听。

　　“他是不是异位心？你看他神情自然，体态正常，一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如果是心脏被压迫到了右边，他还能这样坐着？有极少数人的心脏跟常人不一样，天生就在右边，这不属于病，叫异位心。以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个情况？”

　　她再一次坚持自己的诊断，认为她没有错，错的是我的心脏，是它生错了地方。她看到卫生员是个小年青，认为他缺少见识，就给他开阔眼界。我第一次听到了“异位心”这个挺新鲜的名词。

　　“前不久我还给他听过，他是正常的心位。不信你可以问问他。”卫生员有点急了。

　　“你的感觉怎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她这似乎才想起来该问问患者本人。

　　我用手指指胸，又指指嘴，然后摇摇手，是想告诉她我胸部不舒服，不能说话。但她一脸的茫然，不理解我是什么意思。我把动作又重复了一遍，她还是瞪着两眼迷惑地看着我。没有法我只得忍住痛用力说出“胸疼，心慌，不能说话”几个字。发出的声很小，但她听清了，为这几个字，我付出的代价只有自己清楚。

　　看着我说话时的表情，她的眼睛里出现了意外和惊讶，开始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误诊。她又听了一会后，起身出去领来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医生，这位医生用听筒听了一下，对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后走了。

　　“这位病人的神态让我发生了错觉，我只从好的方面去想了。你需要住院观察几天，我去看看有没有病床，现在是盛夏，病人特别多，床位有点紧。”说完后这位医生再次出去了。

　　我还是静静地坐着，卫生员不时的看看手表。

　　那个女医生回来了，还没开口就一脸的歉意：

　　“实在是没有床位了，过道里都摆满了临时床铺。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住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对症措施和处方，只能观察。刚才我们几个医生特地议了一下，如果没有意外，过几天这空气会慢慢被吸收的。你们是不是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情况再来，到时候怎么样也要给你解决床位的。”

　　我好失望，原本以为怎么样都可以过几天人间的生活，尽管付出的代价略微大了一点。现在倒好，心脏都有了自己“新的里程碑”，在黑咕咙咚的夜里我连人间的医院都没有看清楚是个什么模样，就要怎么样来又怎么样回去了。怎么不得个大一点的病呢？那样说什么也会让我在这里呆几天。我甚至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得的是绝症，会不会让家里和同学来见我最后一面？如果让见我会说些什么？如果不能见亲人最后一面就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那该有多遗憾。

　　“我们走吧，先回去观察两天。你都看到了，不是我们不送你来住院，是你运气不好。”边说卫生员边提着我的生活用品站了起来。

　　我一肚子窝囊也只能闷在心里，不闷在心里也不行，想说嘴巴也说不出来，怏怏地跟在他后面，一步一步挪到汽车旁。朱师傅有点奇怪地问：怎么就回去？卫生员告诉他没床位，朱师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回到看守所已经十一点多钟了，劳累了一整天的难友们大都已经入睡。

　　我艰难地在床上躺下，尽管依然疼痛难忍，但也抵挡不住疲劳和虚脱，在昏昏沉沉中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来时天已经大亮，没床位的事很快难友们都知道了，他们感叹我的运气不好，借出工和收工的机会，陆陆续续过来安慰我，要我保重，好好养病。

　　生命的顽强和坚韧往往是超出想象的。

　　除了卫生员给的几片维生素C，没有任何药物，除了不够份量的病号面，没有任何其它的菅养补充，就这样躺在床上，一天、两天、三天，慢慢地我感觉症状在缓解、疼痛在减轻，说话不再那样困难，能够在号子里稍稍走动几步。

　　不过郭教授说心脏还没有复位，不能掉以轻心。

　　第四天中午，吃完饭我就上了床，翻了几页书后就睡着了。突然一个惊雷把我从梦中炸醒，醒来我还感觉到心脏在剧烈跳动。心想怎么一下就变天了？好利害的雷。起身看看窗外，意外的是窗外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未必是刚才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刚才打雷了吗？我问旁边没睡的人。

　　没有，这大晴天哪来的雷？他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怎么就听见了一声惊雷，把我的心炸得现在还嘣嘣直跳的。

　　是不是做了个打雷的梦？他帮我找原因。

　　不像是做梦。我摇摇头。

　　会不会跟你的心脏有关？他在帮我猜。

　　对呀，他的话提醒了我，会不会是刚才心脏复了位，在梦中给了我一个打雷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起床铃响了，难友们出工去了，不久郭教授来问情况，我把刚才的感觉和猜测告诉了他。他用听筒听了一下后说：为你庆幸，心脏复位了。还是年青好，生命力旺盛，恢复得快，以后真的要注意了。刚来那年你搞了个热射病，这次又玩了个气胸，下次你还想来个什么新鲜名堂？不要以为每次你都能这样幸运。

　　这是我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的么？我没有接他的话往下说，而是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打雷的感觉呢？

　　可能有点突兀，他一时没有回答。

　　见他没说话，我就想当然地说：这是我胡乱猜的，说得不对你直管笑我。空气是有弹性的，肌肉也是有弹性的，会不会是因为空气被吸收到了一定程度后，肌肉拉心脏回位的力量和空气对它的压力就慢慢逼近一个平衡的临界点，到了临界点后，两边力量的对比再往相反的方向稍稍变化一点，肌肉和空气的弹性使得心脏的复位就在瞬间完成了。这复位的冲击力太大，所以在梦中就给我来了一个炸雷。

　　小李，你想不想学医？郭教授饶有兴致听我侃侃而谈，等我说完了，跟我开起了玩笑。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我一副求之不得的样子。

　　真想假想？他跟我逗乐。

　　真想。我是一脸的认真。

　　你不想搞政治了？他一副打趣的神情。

　　我本来就没想，谁知道怎么阴差阳错走到了这一步。我这是实话实说。

　　那好，我收你做学生。他开始一本正经。

　　真的？我装着不相信。

　　真的。你还不相信？他边说还边像个老顽童似地点点头。

　　我这颗心有点不老实，喜欢左边右边到处跑，你不怕？轮到我来跟他开玩笑了。

　　到处跑的心我不怕，我就怕不知道动的死心眼。郭教授的幽默和风趣让我笑了起来。

　　


　　

　　

　　燕妮丹：你好。

　　……

　　下面给你说一点我的经历。

　　那是七五年的六月份，这是我在看守所里的第八个夏天。承蒙老天爷发善心，一个月前我被叫出监号参加劳动，不知是因为劳动卖力还是因为表现得本份，看守人员对我有一种明显的好感。

　　这天下午，所长要我和另外几个人到办公室去。我以为又是什么临时差事，把手里的活一放就去了，谁知所长开口就是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

　　“交给你们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会要几个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的囚犯来完成？在紧张之余我有点纳闷。

　　“有几个重要的罪犯要你们几个照料几天，你们的任务第一是防止他闹事和自杀。第二是照料他们的生活，包括洗脸、洗口、吃饭、解溲。有什么事情要及时报告。你们几个人在里面由李乾负责。”所长接着说。

　　多年监禁生活的经历和见闻一下子告诉我：很可能要同判了死刑的人生活在一起，直到他们上路。我有点紧张，毕竟是第一次。虽然以往曾和第二天就被拖出去枪毙的人被子挨着被子、枕头靠着枕头地睡在一起过，但那是在一种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一个身体健康、神智正常，本来有一个长长未来的成年人，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使他不得不在绝望中以分以秒为单位来计算自己剩余的生命时，会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呢？他们不是有着执着信仰的人，不是为着某种信念理想去勇敢地献身，相反大都是些蝇营狗苟，利欲熏心，胆大妄为的人。在死神的翅膀已遮盖住他们的双眼且毫无希望改变时，会不会发生精神的变态呢？

　　我们几个到了一个临时腾出来的空监号，边整理铺位边议论。在议论中有人表现出好奇，有人流露出害怕，也有人只是打哈哈、不知在作什么盘算。

　　将近五点钟看守所正在开晚饭时，突然响起沉重缓慢的脚镣声。在不知情者看来，会以为又是哪个在监号里干了点什么违禁的事被戴上了刑具，而在我听来却像丧钟一样刺激着每一根神经，这个留下一路叮当声的未知者将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接到死刑判决书等着枪毙的人。我的心随着越逼越近的脚镣声跳得越来越厉害，一个生命已走到尽头的人将和我对视。

　　这时间过得好慢哪，我在看守所渡过的八年同这相比好像只是弹指一挥间。也许从脚镣声响起到在门口停住，实际上不到两分钟时间，但我却感到这是徒步穿过撒哈拉大沙漠的漫长过程。不同的是穿过撒哈拉意味着希望，这脚步却是在走向死亡，走着人生的最后一段不归路，那叮当声就像伴随死亡的哀乐。这脚步是不由自主的，机械的，在走着一条谁也不愿走的路，但他不得不走。缓慢的步子反映了他希望那怕多活一秒钟的愿望，而好奇心和神秘感却驱使着我希望那张未知的面孔能快一点摄入眼帘，想尽快知道这是一张什么神情的脸，是一个什么人的脸，这种心情近乎于残酷。这里的慢和快是一种差距，这不是寻常见得到的差距，这是自知活日无多的将死者和自认为还有长长未来的生者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在其它的地方也有，但远没有这里的残酷和感觉上的强烈。在其它地方是表现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在这里却是体现法律意志的无情剥夺，这无情的剥夺令当事人和旁观者都在心理上感到难以承受的震憾。终于，铁镣的响声在门口停下，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我的心跳开始加速，那哐的一声门响，让我的心惊跳起来。

　　一张年轻得似乎还带着孩子气的脸出现了，这就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死囚。光光的脑袋、瘦小的身材，由两个法警押着，一个看守帮他抱着行李。铁镣让他那本来就不高的个子无形中矮了几分，而反铐的双手又使他的腰弯了下来显得更矮小，简直像一个侏儒。一对大而无神的眼睛木然地睁着，从他眼里看不到一点生气，也许此时在他的眼里的一切也是没有生气的。虽然他也在努力地打起精神，却还没能从骤然响起的炸雷中清醒过来，他在门口呆呆地站着，痴痴地望着我们，似乎忘记了移动脚步。法警在背后用手碰了他一下，他才勉强挪动步子走了进来，法警把他按在地上坐好后转身走了，门被关上。

　　我们静静地看着他，打量着他。也许是在我们沉默的注视中感到有点不自在，或许是要从刚才发生的令人里里外外都要变形的可怕震撼中解脱出来，他脱口说道：如今这年头活着也没有意思，死了还好些。说出了这话后像如释重负似地把头抬了起来，望了望我们后，又把头低了下去。

　　他进来后的第一句话让我暗暗地有点吃惊了。这是个犯了什么案子的人呢？显然，死刑的判决对他是突然的，从这话说他是**革命案子？不像。再说又太年轻了，也许刚到十八岁，看来是个刑事犯。可是他出语惊人，好像早就看破了红尘似的，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这是现在年轻人的普遍早熟？还是从监禁生活中悟出了什么真理要谛？或是在绝望中的自我麻醉？我一时找不出答案。来不及多想了，不能忘了自己的任务，我端起饭来走过去问他：

　　“想不想吃点饭？”

　　“吃，怎么不吃？我死也要做个饱死鬼。”在回答的同时，他那双眼睛死死盯着我手里的那钵饭。

　　死囚的粮食标准跟外劳的一样，比在号子里要多出一半，伙房的师傅也会多打了一些菜，我把饭划成一块一块地喂他，他大口大口地吃着，吃得很香，有时还催我动作快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有这样好的胃口，真是令人惊异。看来长时间的饥饿形成的心理和生理上对食物的渴望，在某些人身上竟能暂时压倒死神骤然降临所带来的恐惧，这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吃了去死，这是句开玩笑或者骂人的话，有几个人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死刑判决面前对那水煮盐拌的饭菜津津有味、食欲盎然呢？看来眼前的这个死囚是少数的几个例外，这也许和他的年龄有关。

　　喂完了他那一份，问他还想不想吃，我告诉他我们几个人的饭有多的。他一点都没有客气，我的话音没落他的吃字就冲出了口。于是我又拿起一钵饭喂他。

　　这个的饭还未喂完，外面的镣铐声又响起了，有了前面的经历，这声音已不像刚才那样刺耳了，也没有了刚才的吸引力，我专心喂饭，要让他吃好接到死刑判决书后的第一餐饭。此时希望死囚在我面前尽快露面的好奇心情已荡然无存，完全没有注意第二个死囚的到来，甚至在牢门又一次关上时也没看上一眼又来的死囚是个什么样子。突然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咦，那不是小李吗？”

　　我抬头一望，太意外了。我将陪他度过生命最后日子的第二个死囚，是在武汉市第三看守所（设在湖北省京山县一个山洼子里）一起关过的大胡子老王。此人一直说他是因为不大的作风和经济问题暂时进来避避风、很快就会出去的处级干部，看守人员对他似乎也有些另眼相看。他的话虽然我从未当真听过，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杀他的头，更没想到我会是他最后的陪伴人。有一个公开的说法：凡是送到京山去的至少在决定送他去的时候是被认为量刑不会很重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放心的，因为要外出参加一些劳动。怎么他会是这样一个例外呢？对他点了一下头，不知说点什么好。

　　这一个终于说吃饱了。我起身走到老王跟前，见判决书在他衬衣的荷包里装着，伸手就去拿。老王见我要看判决书，就说没有什么看头，并想躲避开我的手，似乎不怎么愿意我知道他的情况。违背一个将死者的意愿且这意愿又不损害他人，是太不合情理的行为，但已经伸出去的手还是把判决书拿过来了，戴着脚镣和反铐着的他根本没法避开。京山的印象和眼前的现实之间反差实在太大，我太想看看他究竟是什么回事。他见我在看判决书，就在旁边说开了：

　　“你看有没有意思，人犯了法，不仅职务变了，工作单位也变了，这个无线电厂我只是1964年在那里搞了一年四清工作队，我怎么一下子成了那里的仓库保管员，我的家庭住址他们不能改变，判决书上这点说的是实话，如果我是这个厂里的仓库保管员，怎么会住在洪山宾馆呢？说我搞了一万多元，哪有那么回事呢？有四千元是我表弟要我帮他买辆车，钱还在我办公桌里放着，怎么能算我诈骗呢？要不是搞这个运动我有什么问题？现在打击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要拿人开刀，我被碰上了。”

　　虽然我知道他的话掺有水分，也无意去搞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同时也搞不明白怎么会有人的家庭住址是洪山宾馆。但我有义务来满足他除了寻死以外的每一个愿望——只要在我的能力之内。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他草草咽了几口饭，就坐在他的铺上靠着墙壁，看上去是在闭目养神，实际上可能是还没有从他一生中最痛苦的震撼和冲击中走出来。此时他想了些什么？以后他也没有说，这已是永远的秘密。十天之后，这思维着的精神连同躯壳将一并进入永恒的沉寂之中。

　　谁也没想到又出现了脚镣声。怎么？还有一个？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相互望了一眼。门又一次打开时，我们都愣住了，就在一个小时前还在和我们一起劳动、有说有笑的老张一副阴沉、沮丧、无力的神情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死刑的判决对我们的震撼也许比他本人还要大。对他来说，是几年来一直担心的事情最终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尽管他一直抱着某种希望，但这个判决毕竟不是晴天霹雳，他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他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看着我们。我心里想到的是有看守公开说过他坦白交待得好，会从宽处理的。怎么还是被送上了断头台？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天里，怎样和这个几个月来关系一直不错的难友相处呢？他迈着艰难的步子走了进来，默默地坐下，似乎在努力地克制自己。伙房的师傅递了一份饭进来，我问他吃不吃，他摇了摇头，最后竟低声抽泣起来。在这种场合，安慰是多余的，尤其是对这样一个走南闯北，已是知天命年龄的人。要哭就让他哭吧，不要去打搅他，这样也许他心里还好受一点。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的说教在此时不仅是绝顶的空洞，而且还会使人感到尖刻和恶意。人是铁饭是钢，不要急坏了身体，多少还是吃一点的劝慰，此时也只有大脑不健全才会说出来。面对将死者，在此时哪怕同他有世代冤仇的人也不会说杀头活该、社会少个祸害。安慰是多余，说教是无知，诅咒是无聊，那怎样才是恰当的呢？我看着这三个各具神态的死囚，一股恻隐之心竟悄悄袭来，自己也一下子不能解释，我这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预审员语）”会对这种差事感到压抑，会想起熟悉的将死者表现出来的不能够被非议的另一面，那个嫉恶如仇，血气方刚，认为除恶须务尽，率人枪毙孔威、傅强的李乾不见了。此时李乾想得很多，不过当务之急要解决的是如何渡过这第

　　一个对每个人都是难眠的夜晚。

　　这次就谈到这里，下次再接着谈，再见。

　　祝一切顺利

　　李乾八二年九月十二号

　　

　　上面是我二十多年前还在白沙洲新生汽修厂劳改时，写给同学信中的一段，记录了我1974年从京山转回武汉后的一段经历。真不知该怎样感谢那位细心地保存下这封信的燕妮丹，这封信让那几个早已灰飞烟灭的面孔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让这段往事变得异常清晰。

　　他们三个人的判决书我都看了。

　　第一个死囚绰号叫“和尚”，是一个盗窃团伙的主犯，在盗窃作案的过程中还伴有暴力。他们是以同学和邻居为纽带纠合起来的，开始作案时还是一群尚未成年的少年。

　　老张的情况先就有些耳闻，知道他是投机倒把，经济案子。现在晓得了他倒卖了几千斤全国粮票和其它一些计划票证，牟取暴利几千元。

　　大胡子的事就上面说的再加上一点道德败坏。

　　最初的狂风暴雨虽然没有完全过去，也不可能完全过去，但他们三个好像从极度的震撼和冲击中开始缓过神来。

　　“他妈的，临死还要给我戴这玩意儿，小李，你能不能给他们说说把这玩意儿拿掉？”

　　大胡子说的这玩意儿是指他手上的铐子。这玩意戴在手上又是放在背后，肯定不会舒服。我在心里佩服他的眼力，他一眼就判定我在这里面说话可能还有点用。

　　“好，等会我一定说。”我对他说。

　　我知道戴背铐睡觉的滋味，他们还有十个晚上要睡，如果这背铐还要戴十天，我觉得会出乱子的。他不说，我也要提出来。

　　“刚才宣判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放心，不就是到时要拉个活人出去杀给人看，教育教育大家吗？我会配合你们把这场戏演好的。你们开除了我的党籍，开除了我的公职，现在又要我的脑袋。这是政治的需要，也不怨你们这些具体的执行者，我受党的教育多年，会尽好这最后一次义务的。”见我很肯定地回了他的话，大胡子的侃劲上来了。

　　如果说刚才“和尚”在死神面前的旺盛食欲让我惊异的话，此时大胡子在死神面前的调侃让我叹服。只有老张没有什么让人意外的表现，一脸阴沉地坐在那里。

　　晚上七八点钟，所长把我叫了出去。办公室里已有好几个人，有两个很面生。他们问这三个人的情况，我说目前还算稳定，看不出他们想出点什么乱子的迹象，把他们每个人的情况都说了一下，最后说到大胡子的要求，也说到对十天都戴背铐的担心。所长表态：睡觉时可以让他们把手放到前面来。

　　这次好像是自公检法军管以来死刑第一次有上诉期，是不是军管撤销了？我在心里猜测。看守所似乎也在摸索怎么样做才恰当。

　　在牢里，谁被叫出去谈话通常总有一种做了叛徒味道，不管你有没有说别人什么，总会有点不自在，总会担心别人会怎么想。尽管任何尘世间的是是非非对这几个将死的人来说已无任何意义，但他们在监狱里形成的习惯思维还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丢掉的，我应该避免可能给他们造成的不快。一回号子不等他们问，我就开了口：

　　“刚才所长问了一下你们三个人的情况。我说我很佩服你们在宣判了死刑的情况下还能这样清醒和理智。”

　　这开头的第一句话让他们脸上有了自接到死刑判决书以来的第一次笑意，这笑意里有一点被唤醒的自尊，尽管很短暂。看来即使是一个因触犯刑律而即将诀别人世的灵魂，从别人嘴里听到对自己的欣赏、称赞，他也是很在乎很需要的，那怕明知这可能是善意的谎言。

　　“老王的要求我给所长说了，所长很爽快，他说晚上睡觉就把手拿到前面来。老王，你这一句话让老张和‘和尚’也跟着沾了光。”我接着说。

　　“老王，那我们不是还要谢谢你？”“和尚”也开了腔。

　　老王嘿嘿笑了一下没再做声，这浅浅的笑意很短暂。

　　号子里沉闷的空气有点改变，只有老张一个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地抹一下眼泪，他的心事在这三个人中好像最重。

　　“老张，有什么放不下的？你放不下能改变什么？”大胡子见老张一副

　　愁眉苦脸的样子竟开导起他来。这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这话从他口里出来绝对比我说的管用。

　　“我不能和你比。我屋里还有老的小的，我这走了他们么办？”

　　“谁没有老和小？你走了他们就会饿死？你愁眉苦脸他们就能活得好一些？”

　　老张不再做声。

　　不管大胡子对我说过的话有多少是假的，此时我对他真的是服了。他说的这些话都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每个正常的人都知道。但在清楚知道要不了几天自己就会拉出去挨枪子，脑袋上要打开一个大窟窿，即将进入永恒黑暗的时候还能这样豁达地说出来，这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也许这里面有一点点要面子的成份，从他不愿让我看他的判决书这一点上可以猜得到。也许这里面还有一点点用开导别人的方式来疏导自己内心那难以解开的心结的味道，从他不说话时也不免黯然神伤中可以察觉。但我心里承认他是一条汉子，是一个把世事悟得太透太彻底的人。我突然想起八年前在警备区和同学见面的情景，当时我刚关了十五天，就觉得那是一场阴阳界的对话，心中不时涌出阵阵的伤感，和他这一比，我那算什么？是不是因为那时还有太多的希望，认为自己还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还能有心情来享受伤感，还能坐在牢里慢慢地品味痛苦。能够享受的伤感就不能称其为伤感，能够品味的痛苦就意味着这痛苦不仅仅是痛苦，可能还是别的什么。我那叫什么阴阳界？此时此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阴阳界，他们三人已经站在奈何桥上，黑白无常已用锁链紧紧地扣住了他们，那扇漆黑的大门十天后就要打开，门后是深不见底的黑暗，他们在桥上绝望地徘徊，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只剩十来天的时间了，没有任何人会来帮他们，也没有任何人帮得了他们，十天后他们将无可奈何地堕入无边的黑暗，化为宇宙中一粒无声无息的尘埃。

　　睡觉铃响了，“和尚”第一个把手铐从后面移到前面来。他们戴的是在电影里有时可以见到的那种镀铬的手铐，两个铐圈之间有几节链环，我们称之为洋铐子，以区别纯粹用于惩罚的土铐子。这洋铐子戴在手上可以方便地从后面移到前面来。

　　我们一直在扯一些不相干的话题。除了最开始大胡子对老王的开导外，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死”这个字眼，那怕是含义有点邻近的词也不会从口里出来。

　　铃声已响了一段时间了，他们没有一点要睡的意思，看守已来看了好几次，值班室里的钟声敲过十点半后，所长过来开了口：

　　“睡吧。”

　　“睡不着。”“和尚”说。

　　“睡不着也要躺下。”所长没留任何余地。

　　我们帮着把垫絮铺开，他们三人慢慢躺下了。

　　在这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非常小心地尽可能不让脚镣发出声响，生怕影响了其它监号睡觉。这一细节让我有点意外，也有点感动。几个将要拖出去枪毙的人还能为他人考虑，这一举动使他们在我心里还原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这是千百年来诸子百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看来，既不全是善也不全是恶，即使是魔鬼，他的内心深处也有供奉善良的高台，而人间的天使如果没有任何约束，没准在一个什么时候从心里蹦出一个魔鬼来。我值第一班。虽然暂时还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但也不敢掉以轻心，说是什么重要的政治任务，那是扯蛋。但我既然已经在做这件事，就要把它做好，不能在我手里有什么闪失。

　　快十二点了，看见“和尚”睡觉把头蒙着，这对他们是不可以的，就过去把被单移到他的脖子下面，我发现他的眼角是潮润的。感觉有人在动被单，他睁开了眼。这样近的距离，两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就这样对视着。这是生者和将死者的对视。我眼里是恻隐是思考，还有点惋惜，他眼里有羡慕有后悔，还有一点恐惧。在我眼里，这是一双曾经混浊的眼睛，但现在混浊开始褪去，尘世间的一切都将不再和他有任何关系，包括那些他曾不惜为之铤而走险的物质财富，对他来说一切都要如此迅速地归于虚无，那非份的占有欲显得多么滑稽。死神冰凉的翅膀净化了他的灵魂，那贪欲早已不知抛到了哪里。他的眼神开始返璞归真，有如初生的婴儿，和婴儿不同的是他的思维，初生婴儿的思维是混沌的，他的思维却是清晰的。他一定非常羡慕眼前的这个人，尽管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人。他会想如果不是走上这条歧路，他一定会比眼前这个人强得多。但人生没有如果，现在一切倒过来了，在他上路之后，这个人还能在这世界上感受在周围发生的一切，那怕感受到的仅仅只是痛苦，有权感受痛苦在他眼里也是一种幸福，对他来说，再过十天，这感受痛苦的资格都没有了。泪水慢慢充盈了他的眼睛，隔着被单我看见他的手伸了过来，这可能是下意识的肢体语言：救救我。也可能是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与人亲近的需要，我把手迎过去，他用双手握着，放到他的胸前，慢慢闭上了眼睛，一串眼泪从他眼角无声地流出。

　　第二天起床铃一响，他们仨都一同起了身，他们还在认真地遵守这里的作息制度。从这点看，他们仨都没有完全进入将死者的角色。肯定一晚上都没有睡好的他们，完全可以不理会这铃声，没人会去管他们起不起床，但他们都起来了。

　　所长来打开风门看了好一阵子，似乎在想什么。我有点担心是不是要他们把手铐移到后面去。最后所长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我在心里感谢他这不露声色的决定。手从背后拿到前面来后，生活上他们方便多了，洗脸漱口、吃饭解溲等都不用我们帮忙，但怕出意外，只要他们起身，我们都要上去扶着。

　　“小李，你看我们这几个临到要死的人还要这样麻烦你们。”晚上吃过饭后，大胡子这样开始了我们的闲谈。

　　“这不算什么麻烦，我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他不避讳死的话题，我有点意外，楞了一会我才说。

　　“我是不相信有什么天堂地狱，更不相信来生转世，要不然我会承诺一定在阎王那里为你们几个美言几句。”他是个猴精的人，可能察觉到我对他的话不是太相信，在用这种方式表示他不会骗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此时宁愿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

　　“以前我也不相信，这几年的经历好像让我有点改变。你们在这个时候还能为他人着想，一定会有好报，来世一定会投个好胎。”这样虽然没有顺着他的话说，但我觉得这样比顺着说更自然。

　　“虽然我不相信来世，还是要谢谢你们。昨天几乎是想了一晚上，想想这一生也还值。在这世上活了四十多年，该见的、该经历的、能够享受的，都见过了、经历了、享受了。跟这小‘和尚’一比，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大胡子，你说你比我强？我一个人无牵无挂，一了百了，你还有一大家子人，有我轻松？再说也莫小看了我们这些小字辈的，我们见过的你未必都见过？我玩过的你未必都玩过？”“和尚”大概觉得自己被小看了，有点不服，话中带有一点要一比高低的味道。

　　“小兄弟，别误会了，我是说在这世上我比你多活了两年，没得别的意思。”大胡子连忙说。

　　“和尚”不再做声了。

　　这又是我的一个意外。此时还会有这样内容的小口角。看来只要他们还是有知觉的人，人所固有的他们还是无所不有，那怕死神就在他们旁边站着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这天晚上我是值第二班，待我接班时，已是深夜十二点，要值到凌晨三点。我小心查看了一下，他们三个都睡着了。第一个晚上他们肯定是睡不好的，前三百年后五百年他们会翻来覆去地想，第二个晚上他们相对会睡得好一点。但他们还是心神不宁，时不时在梦中都会有一个寒颤出来。

　　我坐在被子上静静地看着他们仨人。

　　死亡是谁也绕不开的。但为什么眼前这三个人将面临的死亡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的不同？给人的心灵带来如此强烈的震撼呢？是因为他们触犯了刑律，为国法所不容，因而将被强行夺走生命，而在自然状态下他们是应该可以正常活下去的。看来给人带来震撼的不仅仅是死亡，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是在一种非正常状态下的死亡。

　　当年岳飞如果没有一个风波亭，没有一个“莫须有”，没有被杀头，十几年、几十年后他绕得开一死么？记得小时候在武汉京剧院看那一班名角演出的《满江红》，在被激起的报国热血在周身沸腾的同时，也为岳飞在那一劫到来时不主动，甚至拒绝采取有效躲避措施而急得直跺脚，然而他却因杀头千古留忠名。谭嗣同如果当年听了康有为的劝告，终于出走东瀛，最后安享天年，而不是“我自横刀向天笑”、血洒菜市口。固然在历史上也会有他的位置，但肯定会比现在留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要逊色得多。安享天年这几个字让我们听着很舒服，但也只是正常死亡的一种雅述，难道就不是一抔黄土掩没了？同是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一个还在草创时期就勇敢走向绞刑架，英名永远。另一个虽然历尽坎坷，但也算终其天年，却是共产党初期所有失误的总代表。如果他俩的思想、认识都不变，只是命运换一下，那么在历史上的地位会不会对调？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能重来，这里只是假设一下而已。同这些能让人记住姓名的人相比，更多的，多到数也数不清的却是极悲壮却又悄然无声地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的志士仁人。

　　眼前这三个人是没法和我所景仰的先驱们相提并论的，只是他仨的出现让我把生命、死亡等容易纷扰灵魂的概念在这里梳理一下，去掉旁枝杂蔓，更接近这些概念的本来面目，等到有一天我必须面对时，我会更理性、更从容一些。

　　大胡子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始终吸引了我更多的目光。此时他打起了一点小鼾，眉头时而松开，时而紧锁，好像梦中他也在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小当官的我也见过几个，实验中学是一个高干子弟成堆的地方，同他们有一些交往，有的关系还不错。由于有这样一点经历，那些在我面前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的陌生人，我很难有什么好奇心。眼前这人是个例外，这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很难判断他的真实身份。从他说到的一些事看，他应该是一个权力场中人，虽然层次不高。判决书上没有看到实属罪大恶极的内容，除了最初因为我看他的判决书而说了几句有关案情的话之外，他再没有说过一句为自己鸣冤叫屈的话。这难道是因为他谙熟这里面的游戏规则、自知无用的原因吗？人之将死，说几句表白自己的话是很正常的呀！可他没有。或者是因为他的问题远比判决书上写的严重，只是由于某种原故，不便在判决书上写出来，而他的缄默可以换取对家人的保护？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对我说的话就是真的，或者说主要是真的。这些只不过是我的猜想，眼前对我这还是个秘密，这个秘密他带不进坟墓，但时过境迁之后，还会有谁再对他发生兴趣呢？

　　第三天这死囚牢房的气氛好像有点变化，不似第一天那样压抑，也许是他们三个人开始有点麻木。看来麻木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当巨大的厄运降临时，如果你根本改变不了它，就不要去深切地感受它，麻木此时就成了最有效的盾牌。历史上一切已经存在的东西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要随意去嘲笑任何一个看似荒谬的现象，没准它会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帮你一把。

　　大胡子的食欲有了好转，他的那一份已能全部放进肚子里去。“和尚”的食欲还是那么强烈，每餐自己的那份都不够。就只老张稍差一点。我想这大概跟他一直在外劳吃饱饭有关系。

　　这天晚上我值的最后一班，凌晨四点不到，老张就睁开眼看了一下外面的天色，然后又把眼睛闭上。他就睡在我旁边，脸上的神情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睡不着了。凌晨四点的钟声响过后，说了句睡不着起来坐一下，就轻脚轻手地坐了起来，和我并排靠着墙。这几天来他一直少言寡语，现在他主动开了口：

　　“李大哥……，”

　　“你还是叫我小李，你这样喊我受用不起。”尽管他的声音小得跟耳语一样，一开口的称谓还是惊得我心里一跳。

　　“小李，我想起来真冤。”他改了口，我不再做声，只是听着，他需要的是一个静静的听众。“判决书上说的事都是我主动交待的，我不说他们到哪里去查呢？还开过大会宣布我是从宽的典型。这回是彻底从宽了，宽到了扁担山①。刚开始进来时听老犯人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以为是教我坏，听了要吃亏的，没听这话，结果要杀头，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卖。”说着他眼圈又红了。

　　听到这里时我想起王老头说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看来还是我们的先人利害，他们早就把这个事理看透了，三言两语就道出了事情的本质。平心而论，我并不认为最初老张他主动说出了这些事后，那些办案的人就没有想过要给他从宽，也许确实认真考虑过并且要给他从宽外理，不然他这类型的案子有什么必要关几年？可能关了这几年的初衷是想等个恰当的时机把他作为一个从宽的典型拿出去，谁知等去等来等到一个抓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浪头。这世上的事情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本意是想给个从宽，可是最后却把他送上了断头台，没准当初从严处理可能还会保住一条命。在你说出之前，主动权在你自己手里；在你说出之后，主动权就在人家手里。是宽是严，得由人家根据需要说了算。没有这个批资产阶级法权，你这脑袋肯定会安然无恙，没准还真会把你放出去。但现在用大胡子的话来说，形势需要把你这盘菜端出去。小政策归大政策管。当然这些话只是在我心里面转，不会说出来。

　　老张絮絮叨叨讲了许多他这一行的门道，我还是不做声，只是静静地听，

　　直到起床铃响。

　　第七天下午，看守拿着一包东西走到正闭目养神的大胡子面前说，这是你家里送来的，签个字。我过去帮忙他清点。

　　几天来一直在我们面前很沉得住气的大胡子，在家里送来物品的清单上签字时，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拿笔的手竟然有点哆嗦。那纸条写得非常简单。老王：给你送来一块香皂，两条毛巾，一套衣服。落款是个女人的名字，没有写时间。后来知道这女人是他妻子。他家里送来的东西寓意非常清楚：干干净净上路。

　　看守出去后，被我认为早已心如止水的大胡子坐在那里擤一把鼻涕抹一把眼泪，无声地哭着。几天来他一直以泰然，豁达的神情在我们面前撑着，好像他是金刚不破之身。没想到他妻子的一纸短笺和几件物品，把他的心理防线戳开了一个缺口，他撑不住了。

　　“我说了不让他们告诉家里的，他们还是说了。又不能见一面，这不是冤枉折磨人吗？本来开公判大会前，她们还可以稍微平静地过几天。现在她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一个男人无所谓，她们几个女人这几天怎么过啊？！”他像是在说给自己又像是在说给我们听。

　　我们没法插话，也不知如何插话，只能望着他，同情、理解地点点头。

　　对这个社会而言，他是个什么角色我不清楚，但一个临刑的人能够对他的家、对他的妻子和女儿考虑得那样细致，能那样设身处地、体贴入微，表现出那样真切的情感，是我没想到的。对他那个家来说，他可能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和丈夫。

　　这个自制力超强的人很快安静下来，坐在那里不再说话，只是把那几样东西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没隔多久，老张家里也送来了一些衣物，与大胡子的大同小异，只是稍多一些，字条上还划去了一些吃的东西。睹物思人，老张又是一阵抽泣。

　　大胡子和老张家里都来过了，看来这是统一安排的，该轮到“和尚”家里了。可一等两等就是没有动静，“和尚”的表情由希望慢慢转为失望，我们几次欲问又止，怕问了后“和尚”更不好想。号子里面的空气变得很沉闷而且还非常难受。

　　“李拐子，过来一下。”“和尚”喊我。

　　“有么事要我帮忙的？”我连忙走过去问他。

　　“拐子，我屋里不会来的，你们莫帮我着急了。”

　　“哦？”我有点意外，但没有问他为什么，如果他想说他会主动说的，他不主动说我不想问。

　　“我和老头早闹翻了，先和我哥哥的关系还可以，后来也不行了，原指望他会来，看来他也不会来了。”

　　“你家里不来，需不需要我帮你一下？”

　　“不需要，不需要。”他迟疑了一下说。我这句话他可能感到有点意外。

　　到了晚上他又把我喊过去，先扯了下其它的事，几经犹豫后，“和尚”终于开口说：“拐子，不好意思找你开这个口，我原先有几件衣服，但打牌输了……”

　　“我的衣服这么大你好不好穿出去？”听到这里我就明白他是什意思了，想象着我的衣服穿在他身上是个什么模样。

　　“吴拐子有套衣服我穿着刚好，他说如果你把你那套涤卡给他，他就给我。我本来没起这个心，你下午说了那话后，我有了这个念头，如果你不愿意就当我没说。”

　　“没问题。”

　　我不再多说，起身把那套衣服给了小吴，“和尚”一脸的感激，说了不少要在阴间保佑我的话。虽然我对这些一点都不相信，但还是对他报以一脸的感激。

　　第十天晚上八点钟左右，牢门哐的一下开了，看守一脸的警惕，喊了“和尚”的名字要他出去。两个法警就在门口站着，盯着和尚的一举一动。和尚拖着脚镣站起来朝门外走去，一副脚镣不轻，他走得有点困难，我上去把他扶着，陪他慢慢地走。看守在前面领着路，两个法警在后面跟着。

　　在阴暗的灯光下这刺耳的铁镣撞击声向四周传递着死神就要到来的信息，本来还算平和的我一下子感到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怖，心跳不由得加快起来。气温已不算低的仲夏时节，那长长的走道里本没有一点风，我却感到有阵阵寒气不断从四周袭来。两边号子的风门后面泛着冷光的眼睛一眨一眨，盯着我们来、目送我们去，几个武装端着枪高度警惕地在走道里巡视着，整个氛围令人不由自主地打出寒颤来。我自认神经是足够坚强的，此时已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那种寒意是从内心深处钻出来的。虽然理智上知道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但在那一刻这理智不管用，觉得自己好像到了鬼门关，已经命悬一线。那是一种死神就在身边的真切感受，你可以触摸到死神的翅膀、真切嗅到死亡那令人窒息的味道。

　　“和尚”却有点冷漠，只是机械地向前走着。事后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是旁观者，我的感觉保持着敏锐和细腻，不像他那样在经历了死刑宣判后对身边的事情已经麻木，已经视而不见没有了感觉，或者是因为要全力拖着脚镣前行无心再去想什么，因此我在内心感受到的震撼要比他强烈？

　　到了审讯室，看守示意我在门外等着，我松开扶着和尚的手，他有点依恋地望了我一眼后，拖着脚镣艰难地迈过门坎。两个法警站在他身后，里面的两个法官见他进去后站起来问他的姓名、年龄，案由，问他是不是上诉了，他说是的。法官拿出一张判决书，清了清嗓子说：

　　本法官向你宣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你的上诉材料已经收到，现经我院复核查明：……以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本人亦供认不讳……你的申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和尚”木然地听着再次宣判，再次在判决书上签字。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嘟嘟哝哝说了一通。回到号子他已想不起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作为旁观者我倒是听清了几句，他说的意思是一个绰号叫“矮子”的问题比他重，为什么判得比他轻？法官的回答倒也简单：你的事实有没有出入？你的事实没有出入，别人的事不要你操心。

　　他转身出来，我扶着他慢慢走回死囚牢房，脚镣声又响起来，哐当哐当再一次敲打着人们的神经。

　　刚扶“和尚”坐下，看守又点了老张的名。扶着老张我又一次出去，再次承受那对灵魂的冲击。只是有了前一次的冲击垫底，这次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了。在宣判室里，老张强调他是主动交待的。法官则根本不理老张提出的问题，只说证据确凿，强调事实没有出入。最后老张只是抽泣，不再说话了。大限将至，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夜了。

　　那大挂钟每半个小时就敲响一次，这时的每一次敲打，在他们心中都是沉重的撞击，站在旁边的人也会感到黑白无常的锁链在他们脖子上又收紧了一扣，每一次时钟响起时都能感觉到他们身子的微微颤动。在时钟响起时我的心也同样感受到撞击。号子里面的空气实在太压抑太沉闷了，一时间没一点声音，真是一个死牢房。我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只是有点担心地望着他们三人。对“和尚”、老张的上诉都没发什么议论、沉默了许久的大胡子有点熬不住了，他叹了一口气说，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我们几个连忙赞成，这最后的时间实在是太难熬了。照理说，对生命的留恋会使他们希望时间能过得尽可能慢一点，大胡子自告奋勇的提议，实际上却是想把这剩余的时间尽快地打发掉，让那不可改变的永恒不在自己太焦虑的状态中降临。

　　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叫赛珍珠的美国女作家写的一个中国故事，名字他忘记了（后来知道他讲的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我说有没有名字无所谓，只要有内容就行了。

　　用一种近乎于调侃的语调他开始了故事的讲叙。神侃他是个高手，讲故事此时却不是他的强项，他极力想把故事讲得精彩一点，但内心的挣扎好像让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讲着讲着，有时一下子忘记了自己讲到了哪里，更多的时候是下句接不了上句，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让他讲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可这支离破碎又让我们清楚地全方位地看见一颗将在几小时后就要离去的灵魂挣扎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与其说他是在讲故事，还不如说是他是在极力用机械的讲述来冲淡和掩饰内心的挣扎。我们听着难受，他讲着扎心。最后讲述者和倾听者都游离于故事之外，只是知道阿兰走了，一颗灵魂走了。这颗灵魂最终离开时她可能是满足的，因为她虽然离去，却让另一颗沉沦的灵魂开始苏醒，而这正是她所希望的。现在也有一颗灵魂正游走于阴阳之间，也要走了，也要到一个不可知的国度去，他也说他是满足的。他满足什么？他满足他活过、经历过、享受过？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那更多的只是在自我安慰或自我麻醉。这颗灵魂的离去也可能会让几个沉沦的灵魂有所警醒，但这大概不是他主观上所期待的。

　　我来讲个故事吧。等大胡子终于把故事艰难地讲完，我对他们说我讲一个文化革命中的故事。

　　我讲了我的“12.5事件”。

　　一开始他们完全是当作一个故事听。当他们听到遗书的情节时，觉察到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真实，并且我就是里面的主角。“和尚”问这主角是不是我时，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在座的人当中，除你们三个人外，还有一个人的灵魂在几年前也曾游走于阴阳之间，也曾认真地想过那永恒黑暗的来临，这次陪你们度过这最后的十天，他有了点新的感悟：人的生就意味着后面必然跟着死，时间有长有短，但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要面对它的一刻。不论他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在这一刻到来时，坦然和平静是唯一理智的，尽管这不容易。

　　听我讲完，没人再说什么，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蹩脚的牧师。

　　这一夜我没有睡，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也算是给他们守个夜吧，尽管和他们的精神支柱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古人有言：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此时他们面对的是全部生命都已经、正在或将要面对的死亡，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例外。此时只是生者对将死者的同情，在这里早已淡化了立场、观点的差异，消弭了年龄、经历的不同，并且谁能保证我一定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一纸判决后我被砸上脚镣、戴上手铐，最初恐惧、继而焦虑、终于坦然地恭候死神降临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

　　天花板上岁月留下的水渍，幻变出千奇百怪的痕迹。有时半夜睡不着，我就看着这任凭你的想象肆意驰骋的图画，并从这图画里勾勒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一时无法入睡的他们睁大着眼睛，痴痴地望着天花板，不知是不是也在想象些什么。终于，睡意开始袭击他们了，这也许正是他们所需要和希望的，他们入睡了。尽管没有一个睡得安神，但比起第一夜时“和尚”的悄悄流泪，此时的他们已经开始平静地接受死神的将临。

　　这是一个漫漫的长夜，我一直坐着。在迷迷糊糊中我突然觉得眼前出现一片金光，在这金光里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在这里什么都是金光，犹如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辨不清我是什么、我在哪里。在这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差别，无从变化。我突然想搞清这是世界的终结还是世界的初始，当我开始领悟到世界的终结和初始本来就是一回事时，似乎突然有什么在躁动并伴有一阵轻微的声响。这声响把我惊醒，睁开眼小心看了一下，什么都没发生，眼前的几个人都在没有声响地睡着。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幻觉，或者说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梦境。这是表示佛光普照还是意味人佛合一？在各种民间的传说中不是都有大恶之徒修成正果的故事？《西游记》中不是有大佛身边的神器下凡为恶的描述？想到这里睡意顿时全消，再看他们几个，似乎脸上有了几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这是不是彰显他们的灵魂已皈依了冥冥之中信之者有不信者无的佛？那躁动和声响是不是净六根时他们对尘世的最后一点留恋？

　　清晨还不到五点钟时，他们好像约好了似的几乎在同一时间睁开了眼睛，不言不语地躺在那里静候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当这轮太阳让我们感到它的威力时，他们三个已经永远地熔入了它的光焰。

　　五点半的钟声一响，他们开始洗漱、方便，换上早已准备好的衣服。大约六点半钟，他们最后的早餐送来了，菜里面有点肉，散发出一股平日里没有的香味。但此时他们三个好像都没有什么胃口，只是饥饿感的惯性和要做个饱死鬼的愿望让他们把这人生最后的一餐饭慢慢地吃了下去，吃完后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没有任何悬念。最后的时刻在时间似乎静止时悄悄地到来，七点钟刚过，

　　门开了，第一个点的“和尚”的名，他顺从地站起来，我过去扶着他，在铁镣的撞击声中一步一步走到门口，在要出门时他回头望了我一眼，似乎想用笑一下来表示自己的从容和对我的谢意，但没成功。第二个是老张，他还是一脸的阴沉，有点不情愿的站起来，我送到门口，心事重重的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门。最后轮到大胡子，他站起来对我说了一句：小李，我就要上路了，麻烦你们这多天，最后你就不要送了，保重。我还是坚持把他送到门口，他最后朝我点了一下头，门重重地关上了。

　　半个小时后我们清点完了他们的遗物，这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到此结束。

　　所长很满意，我知道他的满意是因为没出任何意外，死囚们很平静地渡过了他们最后的日子。后来每次有这样的事他都要叫上我，只是不再说什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了。到1976年7月底被判刑离开第二看守所时，我先后照看了四批十几个死囚，除了第一批的三个外，还有三个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一位是个从广西来的流窜人员，判决书上说他盗窃气焰十分嚣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决前高法来对案，案对完了他感到事情有点不妙，为了求一条生路，他说他还有事情交待，来对案的法官说不用说了，已经足够了。他据此知道自己已是死路一条了。他在武汉姘的一个女人，作为窝赃犯也被关了进来，此时已有了身孕，在女号放风时我见过——一个小有姿色的女人。一开始这女人坚持要留住这孩子，说要给他留个种。后来看守所和法院反复做工作，传言说是以从宽处理作为交换，这女人最后同意拿掉。这位在宣判后只是后悔自己的大意，从未后悔自己的作恶，堪称江洋大盗的老兄闻讯后竟然大哭了一场，他说他埋在外面的钱财足够他们母子过一生，为什么要同意把小孩打掉？

　　第二位是个绝顶聪明的同龄人，二十岁多就是七级电工。和他的表弟合伙专盗保险柜，自认技术高超，准备周全，不可能失手。谁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最后走上不归路。他给我看了他写的最后一封信，这是一封文笔非常优美的绝命辞，饱涵着他的感悟、才情、对生的留恋和对家人的祝愿。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大姨，我真后悔没有听你的话，虽然你总在说我，但我知道，其实在你心里一直是最疼爱我的。”我帮他把信藏在了被子里，我永远忘不了他就要走出这死囚号子门时，缓缓回头对我的灿然一笑，一声“我走了，保重”让我怅然若失，坐在那里好久不想说话。他和我年龄相仿，只稍稍大一点，他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琵琶，古今中外的书看了不少，对人生的很多感悟我俩竟有时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惜了，一念之差让他走上这条不归路。他说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环境里相识该有多好。他走后我把他的遗物用床单包好，只要他家里来拿了遗物，并拆洗了被子就一定会看到那封信。他走后的第三天，有人看见他家来人领走了那一包东西。

　　第三个是用小恩小惠是把邻居的四姐妹全都奸污了的老头。大姑娘是第一个受害者，当时还不满十六岁，而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以后依次是老二、老三、老四，老四第一次时还不到十二岁，这一隐秘的过程长达好几年。最后是老大的肚子大了才东窗事发。最先发现的是他的老婆，但他并不想就此打住，老婆忍无可忍，想让派出所教育他几天。但这事一到派出所就不由她了，结果这老头走到了死囚牢房。但这些不是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他是那批死囚中第一个宣判的，我把他的铺安排在我旁边，见判决书插在他上衣口袋里，就随手抽过来打开看。还没看完，我感觉这老家伙在害性命。这几个小姐妹还是花骨朵时就被他摧残了，对他有点不齿，当然是放在心里。我心里在想什么他多少有点觉察，可能是为了增加砝码，为自己赢得点什么，他好像不经意地说出他是周总理的干儿子。我当时一惊，还怕自己是听错了，就追问了一句你说是谁的干儿子？他再次说是周总理的干儿子。我的感觉这有点像是天方夜谭。这会不会是胡言乱语？人到了这时候作什么样努力的都有。但万一是真的呢？好像是有一种责任感驱使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次周恩来在武汉和几个朋友吃饭，曾在大白天手提灯笼见蒋介石的辛亥耆宿、被称为湖北三怪之一的张难先先生作陪时带上了他。他说他小时候长得眉清目秀，很逗人喜欢，张难先是他家的一个亲戚。席间说笑时周恩来要收这个逗人喜欢的小家伙做干儿子，张难先觉得很有面子当然同意，按湖北的习惯还搞了个仪式，他磕了头，周恩来给了见面礼。他的叙述不像是编故事，凭这样一个老头，编故事不可能这样有鼻子有眼，并且这样合情全理，我开始相信他说的事是真的。问他这事向预审员说过没有？他说没有。这不是个小事，尽管在心里对他不能容纳，但理智告诉我还是应该向看守说一下这件事。我的报告声一出口，看守还以为是发生了意外情况连急忙过来问什么事？我说□□讲他是周总理的干儿子，然后把我听到的简略地叙述了一下。看守听后也很意外并有点紧张，问了一个我刚才问过的问题：他跟预审员说过没有？我说没有。他要我帮这位写个材料。材料交上去后的第三天法院来人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号子里有人认为他有希望，但他本人好像自知罪孽深重没有作这个指望，十天后他被叫了出去，命赴黄泉。

　　

　　［注释］

　　①扁担山：武汉市最大的公共墓地。

　　



　　二十三、九年等来的判决

　　

　　1974年元旦在京山的战备监狱填了一首词，传给了几个好友。

　　

　　甲寅新春赠诸君

　　——调寄卜算子

　　冰霜严寒时，孕育花满枝，否泰互通极必反，几多破涕事。丰年飞雪兆，甘甜困苦滋，莫道五更眸如锁，静候佳音至。

　　填这首词的时候，认为自己已经处在最坏的境地，只要是变，那肯定是朝好的方向变。也许是被我蒙着了，佳音来了，1974年3月8号，在京山关了三年多后所长通知我们：你们的问题要解决了，明天回武汉。话语中透露解决问题的方案极其乐观，超出我们的想象。第二天两辆车准时开出，全没有来时的那种荷枪实弹的紧张气氛，没有当兵的押送，只有两个看守和我们在一起。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饱览无边的春色，憧憬着和家人、亲友相聚的时刻。

　　到了武汉市第二看守所，那气氛就像第二天就要把我们给放了似的，原存在保管室的违禁物全都不收，直接让我们进了号子，看守也不管我们这两个号子。我们在里面欢歌笑语，搞起了联欢会，每人都要出节目，一首《伏尔加船夫曲》，让那深沉、激昂、乐观、向上的情感，让那向着太阳唱起歌的心灵撞击久久不能散去。王老头唱歌不怎么样，但他的舞跳得真是棒极了，那风度，那韵味，那种完全沉浸在轻盈舞步中的自我陶醉，让人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传言说要一风吹，该补工资的还要补工资。有人不是那样乐观，这多年来失望的次数太多了。就是乐观的人心里也有郁闷，水运工程学院的俞明亮说：百万雄师的人早就放完了，头头放出去个个升了官，把我们放出去补点工资还不该？就算真的补了工资，谁能补我一个青春呢？他这话一出，大家都沉默了。（后来了解的情况是当时确实是要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省委书记姜一和省委组织部已经找柳英发谈过话，准备要他任团省委书记。）几天后情况好像有变，该收到保管室的东西又重新拿走，把我们这批人又打散和其它的人犯关在一起。在二所关了三个多月后又说一时不能解决问题，于7月17号又被送回京山。在京山又关了半年后，1975年元月21号再次说要解决问题，又被送回武汉。在二所关了半年，再一次说情况有了变化，还要等。

　　“七五年七月十七号，还是去年的同一个日子我又回到了京山。三到京山了。什么时候才能解决问题，见我父母一面呢？”

　　

　　上面是返京山后在笔记本上写的一段话。

　　这次只在京山呆了很短的时间，只一个来月就第三次回到了武汉，还是关在二所。此时的传闻已完全不是第一次回汉时那些让人兴奋的消息，风向变了。那首《卜算子》里面的“否泰互通极必反，几多破涕事”成了一场梦，对我们来说应该改成“否泰互通极必反，只是梦里事”才贴切。

　　第一批一起去京山的难友此时放了几个，这几个本来就没什么事，更多的是判了刑。绝大多数案子都解决了，怎么就我这案子一直往后拖？传闻越来越不利，如果说第一次回来的感觉像是在九天之上，这次回来的感觉就是在九地之下，好消息来时是虚无飘渺，坏消息到时却是实实在在。对解决问题我早已不抱回家的奢望，能早日去劳改队就谢天谢地了。

　　大约是1975年底提我出去问过一回，来人见面就自我介绍是省高级法院的。我听后心里一格噔：只有判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这三种情况，省高级法院才来人对案，思量了一下，杀我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也不能肯定没有，看来我将在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中间三选一了，只是这选择权不在我手中。

　　来人说关了我八年是为了慎重，现在是解决我这问题的时候了。他着重问我跟“12.5事件”性质有关的问题，我听着听着感到他是带着我们是派性杀人的既定结论来的，此行只是履行法定的程序，来轻松证实一下已做出的结论而已。我暗暗提醒自己：事关“12.5事件”的性质不能有一点含糊，一定要说清楚。这不是我一个人判轻判重的问题，不讲清楚红十月在后人眼里就是一伙青面獠牙的暴徒，会让整个红十月蒙羞，让整个造反派蒙羞。

　　我用尽可能平和的口吻，用具体的事例来详细说明我们怎样善待本班、本校的不同观点的同学，不论他们曾经对我们做过什么，我们不仅没有过报复的行为，而且还忍辱负重，以德报怨，这样的事例在红十月里实在是太多，信手拈来就是。而孔威、傅强他们除了为非作歹，从来没做一件称得上是参加文化革命的事，在我心里一直认为他们是浑水摸鱼的一伙流氓。打死他们肯定是错误的，我愿意接受政府根据人民的利益给我的任何处分，但这个行动绝对不是出于派性。我这一番于情于理于客观事实都无懈可击的辩护词让来人显然有点意外。眼前这个人与他所想象的区别太大，从这个人说的情况中应得出的结论和他先前的认定不同。他静静地听我说完，考虑了一会说，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

　　按常规，法院来对案后一个月左右会解决问题，可我这一等又是半年多。

　　前不久法院又来了人，这次来的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中级法院来对案，那说明最高的刑期只有二十年。看来上次的自我辩护起了点作用，案子从高法降到了中法，我的问题快解决了，并且量刑最高也只有二十年，这和曾经准备的杀头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高兴之余心里也有点怨，为这一天的到来，等的时间太长、太久、付出的代价也太大、太沉了。

　　如果九年前就知道等待我的是这个命运，如果知道这九年会是这样一个不堪回首的经历，我很可能会等不到这个时刻的到来。但现在太过沉重的沧桑已给九年前的那个一脸稚气的中学生的心灵裹上了一层厚厚的茧壳，忍受力和耐受力已不能同日而语。我既然能走到现在，我就能走到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将来。

　　1976年7月31号下午，顶着夏日的骄阳，我正在制作炉碴砖，满脸的灰尘，一身的臭汗。负责管外劳的看守很高兴地来叫我，说法院来解决我的问题了，要我赶紧把脸洗一下。

　　我是看见市中级法院的一辆上海牌的轿车开进来（法院的几辆车及车牌号早已烂熟于心），心里还在想又是要提哪一个要犯，坐轿车来的肯定是院长一级的头头，院长亲自出面的案子不会小，没想到竟然是奔我来的。

　　这一刻终于等到了。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呼吸，把已作好的准备在心里又过了一遍。

　　走进宣判室时，里面已坐有三个人，中间的一个四十来岁，身体已有点发福，后来听说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在核实了我的身份后，这副院长开始庄严地宣读判决书：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市法（72）刑初字第1137号

　　公诉机关：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公安局

　　被告人：李乾，男，二十七岁，宜昌市人，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原红旗中学学生。家住汉口民生路148号。现在押。

　　……

　　上列被告因开枪杀人一案，业经本院审理终结，现查明：

　　被告李乾等人在一九六七年期间，因观点分歧多次与武汉市二十二中学生孔威、傅强等人发生过冲突。同年十二月五日，被告耿祺华为庆祝红旗中学成立“革委会”（未批）举行文艺晚会时，指定被告李乾负责保卫工作。晚会期间，被告祁援朝等人先后四次到红旗中学向被告李乾等人谎报“傅强，庄洪运等三、四十个小流氓在二十二中集结，带有手榴弹等凶器，准备冲击你们的晚会。”被告即找被告耿祺华（校“革委会”主任），宁汉文（校“革委会”副主任）研究，决定到二十二中把傅强等人抓起来。接着又由被告何儒非（校“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持召开有李乾、宁汉文、方兴国等二十余人参加研究抓人的行动会议。会议快结束时，祁援朝又报告说：“流氓已经走了。”被告李乾等人又继续开会，策划去孔威、傅强家将孔、傅二人打死。此时柳英发（当时群众组织中负责人之一，校“革委会”委员）进入会场，提出“打断条腿子，打死不好”。当即遭到被告方兴国等人的极力反对。被告李乾、何儒非、柳英发等人均同意将孔、傅打死，被告符军在会上介绍说：“孔威、傅强是他们的左右手。”并表示：“你们打死，我负责抛材料。”李乾综合了与会者的意见，决定打死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等四人。散会后被告李乾、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符军、方兴国等人留下继续开会，商议具体行动计划，决定由符军带路。被告宁汉文在会上讲：“行动要果断、迅速，要注意安全。”会后宁汉文为方兴国借得手枪一支。当晚十二时许，被告李乾带领红旗中学、二十二中的方兴国、冯栋、俞国新等五十余人，携带手枪五支及匕首、棍棒等凶器。由被告符军和胡××带路，包围了孔威的家，被告方兴国踢开大门首先开枪。被告李乾、俞国新、冯栋亦先后开枪。撤出现场后，被告李乾听说孔威未死，又返回现场朝孔威补枪三发。致使孔威中弹十一发死亡；孔母祁香中弹四发，现已残废；其姐孔小冬中弹三发，致使残废。被告李乾等人打死孔威后，又包围了傅强的家。进屋后，李乾向睡在床上的傅强连开数枪，致傅死亡。打死孔、傅后，被告耿祺华于同年十二月六日中午主持召开了所谓校革委会全体成员会议。听取了李乾打死孔、傅的汇报。被告耿祺华、何儒非、柳英发等人对李乾进行纵容包庇，支持李乾畏罪潜逃。

　　综上所述，被告李乾等人目无国法，有组织，有计划地开枪打死二人，打伤二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特依法分别判决如下：

　　被告李乾是枪杀孔威、傅强的组织、指挥者，又是主要凶手，情节恶劣，罪行严重。依法判处被告人李乾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止）。

　　被告方兴国积极参与策划杀人的会议，极力煽动枪杀孔、傅，是枪杀孔威的凶手之一。依法判处被子告人方兴国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起至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止）。

　　被告符军多次制造被害人是“流氓”的舆论，参与策划会议，积极主张打死孔、傅，并表示“负责抛材料”，作案时还积极带路。依法判处被告人符军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八O年六月三十日止）。

　　被告宁汉文身为教师，参与策划杀人会议，为被告李乾等人出谋献策，并给被告方兴国借得手枪一支。破案后能坦白交待问题。依法从轻对被告人宁汉文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耿祺华身国家干部，竟违法乱纪，支持被告李乾等抓人，事后又主持召开会议纵容李乾逃往湖南。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耿祺华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祁援朝，多次谎报所谓流氓集结情况，参与枪杀孔、傅的犯罪活动。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祁援朝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冯栋参加枪杀孔、傅的犯罪活动，在枪杀孔威时开枪六发。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冯栋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俞国新参加枪杀孔、傅的犯罪活动，在枪杀孔威时开枪三发。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俞国新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何儒非主持召开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何儒非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人柳英发参加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人柳英发免予刑事处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理由，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面无任何表情地站在那里听他一字一句地把判决书念完，心里却在倒海翻江。这判决一开头就强行把我们定为派性杀人，有什么证据说明我们是派性杀人？是派性杀人我们怎么也不会杀到孔威、傅强的头上去，在实验中学比孔威、傅强有更充足的理由成为派性杀人对象的人多的是，我们怎么没对他们动一个指头？连把我们的战友打得两下病危通知书的凶手我们都能善待，有这样的派性杀人？百万雄师中的某些人才是地地道道的派性杀人。1967年6月24号仅在工造总司一处至少有28人被他们残忍地杀害，有的是被长矛捅死，有的是被铁棍砸死，血流遍地，其状惨不忍睹，还有更多的人受伤。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看到当时住在附近与造反派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过去玩的朱庆芳小姊妹俩时，似乎残杀鲜花一样的少女更能满足他们暴虐的心理，面对这群一脸杀气的壮汉，俩姊妹吓得直哭，连忙说明自己的身份、哀求不要伤害她们。这一切努力在这伙人面前没有任何作用，他们手持长矛一拥而上，妹妹朱庆芳（八中学生）被当场杀死，姐姐当时重伤连肠子都被拉出来。第二天中午我赶过去看他们的杀人现场时，百万雄师的封锁线刚刚撤去，我看到为了洗刷掉杀人的痕迹，整栋楼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虽然经过一天精心冲洗再加上一层厚厚的石灰粉，但仍然掩盖不住浓浓的令人窒息的血腥味。屠杀现场大面积血迹看不到了，斑斑点点的血痕仍然四处可见。听旁边人说：作孽呀，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喊他们叔叔，求他们，他们硬是杀得下手，有的家伙还专门往乳房、阴部戳。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杀人犯，他们的手段不残忍？他们的罪行不严重？怎么什么事都没有？怎么没有一个人被判刑？如果不是两天后中央给武汉军区来电，指出在武汉发生的武斗是极不正常的，要百万雄师立即停止对一些单位的围剿，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无辜的百姓要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在他们面前社会秩序就不要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就不要保障？法律对他们怎么就成了一纸空文？怎么独独对我们这几个一心要跟毛主席走的学生痛下狠手？我心里清楚这只有一种可能：组织指挥百万雄师围剿杀害造反派和审判我的是同一个利益集团，怎么能期待法律的一视同仁呢？对这样的判决，我有什么好说的？抱定主意不开口。

　　“李乾，听清没有？”这位副院长念完后，稍稍歇了一会儿就开口问我。

　　沉默。

　　“没听清楚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问。”见我不说话，他再次开口。

　　沉默。

　　“听了这判决你有什么想法？”也许他认为我是已听清了，所以才不愿意回答听没听清的问题，就接着往下问。

　　沉默。

　　“那好，你先坐下来想想再说。”大概他以为二十年的刑期把我打懵了，一下子缓不过神来。

　　我仍旧一脸的冷漠，毫无表情地坐到了板凳上。

　　“李乾，想好了没有？”几分钟后他又开始了问话。

　　沉默。

　　“想好了你说说对这判决有什么想法。”

　　我发现他头上在冒汗，但我依然是沉默。

　　“没意见没想法你就说没意见没想法。”他开始急于完成这件差事。

　　沉默，还是沉默，我静静地望着他。

　　“李乾，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说话？”他有点沉不住气了。

　　还是沉默，令他难以忍受的沉默。

　　“你是不是要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声色俱厉。

　　伴随一双木然眼睛的依然是沉默。

　　“李乾，你跟我们玩什么花招？老实点！”他啪的一下把桌子拍得发颤，我实在有点担心他那只手。旁边的两位也开始大大咧咧地骂起来，他们已经失态了。

　　沉默，我脸上只有两个字：沉默。

　　“你不要以为你还是革命小将，造反派头头，你现在是罪犯，你想跟我们斗？太自不量力，对付你有的是办法。”这么快威胁的语言就出来了，看来他们的水平还真是不敢恭维。

　　他们的高声叫喊和拍桌打椅，让宣判室内热闹异常，所长和几个看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赶过来看。

　　“李乾，你平时表现蛮不错的，怎么一下子这样了呢？有么想法你就说沙。”所长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就劝我。他可能非常意外：平日里本本份份、从不惹事生非、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且一定会干好的人，今天怎么这样犟？

　　“李乾，你一直跟我们蛮配合的，今天怎么了？你这样要吃亏的。”有的看守话里有话。

　　我还是无动于衷。

　　这一刻我苦苦等了整整九年，就等来这样一个结果。这九年里我什么样的罪没受过？什么样的苦没吃过？除死无大病，讨米再不穷，你们还能把我怎能样？突然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就是不开口，就是要看一看你们气急败坏时怎样表演。

　　这九年来，除了想在我身上挖一点莫须有的、能够陷人入罪的材料时才来敲打一下外，对我是不闻不问，像一个弃物被锁在这阴暗的牢房里，任凭他发霉生锈，甚至毁灭。这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这是一颗渴望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的灵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被搁置了九年之后，终于等到一个自被抓以来对他很不利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一纸判决下来了。

　　在这纸判决下来之前，理不理我由你们说了算，但是在这纸判决下来的时候理不理你们却是由我说了算。我反正豁出去了，九年的炼狱，换这一刻的快意，不过份；或者说用这一刻的快意去换后面可能的惩罚，我认。所长和几个很熟悉的看守见劝了半天没有效果，就去忙他们自己的事去了。平日里从所长到看守对我的印象都不错，虽然他们的职业让他们变脸只是小事一桩，但我不说话并没有违犯哪一条哪一款，整我总得要有个起码的理由，在没有一个明显的理由时，他们跟我过不去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如果他们平日对我的印象很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长等人的离开，让副院长这一行人心里更不舒服。本指望看守所会配合他们来对我施加压力，谁知这几个人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两句就走了。这位副院长怒气冲冲地从那写字台后走到我跟前，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究竟想干什么？向我们挑衅？我告诉你，谁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挑衅只会粉身碎骨！”

　　这些话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新意，等待他的还是沉默。

　　“你给我站起来！”他看我很悠闲很舒服地坐着，而他自己汗流浃背地站在那里，一下子气不打一处来。

　　站起来就站起来，我就是不开口，看你怎么着？我在心里说。他旁边的俩人一个是书记员，另一个是司机兼随员。他们大概原以为一个在牢里关了九年的家伙肯定巴心巴肝想到劳改队去，会对宣判求之不得，甚至会感激涕零。压根都没想到会遇上这样一个软硬不吃、一言不发的闷砣子。除了谩骂、威胁，一时间竟无计可施。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三人时而你唱红脸我唱白脸的轮番轰炸，时而凑在一起小声商量对策，时而看看戴在手腕上的表，一个个大汗淋漓，愤怒难耐，暴跳如雷的样子，想起这样一句话：热锅上的黔驴。

　　“□所长，你来一下。”这副院长在和他的两个随行商量之后突然高声向门外喊，这半个小时已让他忍无可忍。

　　有什么新招我等着。我心里一边想一边冷漠地看着他。

　　“□院长，有么事？”所长连忙过来问他。

　　“把这个家伙给我戴上脚镣手铐，看他能硬到哪一天？不信他的嘴巴比那铁家伙硬！”这位副院长又一次指着我的鼻子说。

　　最后的武器搬出来了，要用暴力来对付我的沉默。也只有这样他才下得了台，他总不能这样灰溜溜地走吧？那样也太有损院长大人的形象了。

　　所长一时有点犹豫，副院长的级别比他不知要高几级，他不可能不听这位副院长的指示。但为这事上刑具他好像又觉得有点不妥，但总要让这副院长下台呀。到底是一线的工作人员，情急之中所长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向这副院长耳语了一下，这副院长马上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出来，他让自己平静了一下，回到了书记台的后面。开口前，脸上恢复了一点自信和威严：

　　“你上不上诉？”他跳开了前面所有的话题。

　　“上。”我说。

　　所长的这一招实在是高，我不可能不开口。其实心里面我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在等一个恰当的机会开口，所长的这一招让双方都有了台阶下。我开了口，这位副院长就是胜利者。

　　“那你在这里签字。”他连忙说。

　　“不忙，我还有话说。”刚才我不说话，拼命逼我说，现在我只说了一个字就想这样了结，怎么可能？

　　“你还有话说？”这副院长似乎有点意外。

　　“有。”

　　“那你说吧。”

　　“应该把方兴国、符军也放出去，他俩的责任由我来承担、刑期加在我身上。”

　　一屋子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那位副院长后面说的话我已经听不见了。

　　在专门关押上诉囚犯的号子里，想起宣判时的一幕自己也有点奇怪，关了九年我怎么就改不了？还是那样冲动，想到哪是哪，这宣判对我来说就像即兴游戏了一回似的。几年后在电视上看到了审判“四人帮”的画面，很惊讶那位大人物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表现竟然和我几年前在宣判时的态度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大人物从始至终都得到了和颜悦色的对待，尽管法官的语气里后来带有明显的极力克制的愤怒；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铁窗的一隅，如果不是所长的高招化解了僵局，就要镣铐加身。俞国新算什么免予刑事处分？他已关了九年，他那点事判得了九年吗？冯栋罚早已抵罪，何况还在牢里染一身重病，差点没命。应该承认，这份判决他们还是有所顾忌的，还不是一网打尽，毕竟我希望保护下来的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和柳英发还是免予了刑事处分。这恐怕不是他们不想，是他们不能。要上诉是我早就想好了的，你怎么判我都要上诉，我不能认同在对百万雄师的杀人凶手完全不追究的情况下对我的判罪，我不能认同在对老红卫兵杀死不同观点的学生（武汉二中的钢二司学生王武军被老红兵活活打死，凶手就没有一点事）完全不追究的情况下对我的判刑。今天这个结果并不出我的意外，刚进来不久我就想到过这种可能性，并且有杀头的准备。我必须面对这现实，但并不意味着我就认同这现实，我上诉是要表明我对这法律不公的不满。但我苦苦等了九年、熬了九年，我不会再继续等、继续熬下去，我的等和熬改变不了这眼前的一切。

　　上诉期限是十天。到第六天时，这样一份撤回上诉的文书交给了看守所，

　　请他们转交法院。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几天的考虑，觉得在过去多次的提讯和写的材料中，我对我们这件事的看法、态度和认识已比较充分地谈出来了。再在我的档案袋中增加一份重复的东西以表示我对党、对革命和对我自己的负责看来是多余的了。而个人责任的大小和刑期的长短又是我根本不予考虑的。

　　李乾1976.8.6

　　

　　其实这份撤回上诉的文书在进上诉号子的当天，也就是七月三十一号晚上就写好了，到上诉的时间过半时才交上去，我不能头天说上诉，第二天就撤回。

　　八月二号，我给家里写了判刑后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请您们不要难过，也不必难过。

　　尽管您们的儿子在关押长达九年后又被判刑二十年，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这伟大、正义的事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垮了党内外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一步步缩小了资产阶级赖以安身立命的地盘，正在胜利地前进。对此，我们只应该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把一切个人的哪怕是最不愉快的事情统统放在一边。

　　您们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过火举动比起那些只能得到一点自私而可怜的所谓“安乐”和“幸福”的惨淡经营来，要高出千百倍，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一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不真诚的人，20年的刑期可能会使他马上把革命理想放一边。而您们的儿子却能把遗书在衣袋里放了几个月仍神情自若地谈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7月31号宣判完后，宣判员问我有什么话说。我说到：“应该把方兴国、符军也放出去，他们的责任由我来承担，刑期加在我身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我现在处境的好坏和将来结果如何，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个人可以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将取得最后胜利和资产阶级必然会彻底消灭，难道是可以改变的吗？

　　列宁说“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我的举动，实质上就是这种“本能”和“表现”，尽管表现得有些原始和粗野。由于要革命而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犯的“错误”，也比那不革命甚至**革命的“正确”要高出千百倍。他们的正确，只会使社会停滞、僵化、倒退，而我的错误却是一心一意要革命的青年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难以避免的少数幼稚表现。我能够认识自己，并从中吸取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而以后把工作做得更好。谁要革命，谁就不能担保自己不犯错误。而革命正是使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永远朝气蓬勃的根本保证。

　　亲爱的爸爸、妈妈，请放心好了。如果说您们的儿子对一些并非很重要的问题的看法上都不是随便形成的，而在形成之后不是能轻易改变的话，那么，建立在阶级意识和阶级本能的基础上的，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认识、斗争实践的培养和巩固的世界观和信仰，是任凭再大的风浪也不可能使之动摇半分的。另外，您们为了我在我身上也看到您们所具有的那种勤劳、正直、富于牺牲精神和嫉恶如仇的品质而付出的心血也不会白费，并且我将把它作为最珍贵的礼物永远留在身上。

　　最后，请您们转告姐姐和姐夫：要他们让那两个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小外甥，从小就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和启发，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培养两名无畏的新兵而尽到自己的努力。

　　时间还长，再一次请爸爸、妈妈不要难过，达观一些，保重，保重，再保重。

　　

　　您们的儿子李乾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


　　

　　

　　撤回上诉后，被转到判刑号子，给家里写了明信片，等着九年后的第一次见面。见面后就要送到武昌起义门的劳改分配站，再往劳改队分。

　　晚上躺在铺上，思绪万千，想起一年前写的一段话：

　　

　　还没有见过面的大外甥已七岁，到了读书的年龄了，小外甥已有了五岁。在我的问题成为家里的阴影而给家里带来痛苦和不安时，两个小外甥会给家里带来怎样的生气、乐趣和希望啊！母亲曾把她的希望几乎全放在我身上，尽管这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祝福，但毕竟是她的心和全部精神寄托啊！在我刚被抓来时，我真担心母亲的心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并且打击是这样的突然。然而饱经风霜，受尽苦难的母亲毕竟挺过来了，尽管她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会比正常情况下多两倍、三倍地增加着。

　　事隔八年，她老人家还在为桀骜不驯的儿子传送衣物，当她看见别人孩子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或做着别的事情的时候，母亲会如何的痛苦啊！虽然我也难得过，但我可以从书籍、从同别人的谈话从对未来的憧憬里找到自己精神的避难所，而母亲呢？

　　幸福和痛苦，欢乐和悲伤，总是像形和影一样同时存在着。世上的事情总是这样，欢乐加重别人悲伤，痛苦显现他人的幸福。然而事情总是变化的，悲伤可以酿造欢乐，而幸福往往埋藏痛苦的根。所以，欢乐和忧郁的小鸟总是时间或长或短地交替降临到每一家的门前，总会有人心里布满愁云的。今天，苦难降临到了我的身上，进而给家里罩上了阴影，从整个社会的范围来看，这又有什么不好想的呢？即令这种情况延续到生命的结束，也不应觉得意外，何况还不是如此呢！这个道理，我想母亲会懂的，甚至比我还清楚，比我理解得还深刻。不然，痛苦为什么压她不倒呢？但老人的心情总是和我有区别的，我的时辰还长得很，我是有能自由的那一天的。但母亲呢，她难道不担心自己不能见着自己的孩子吗？把我们关得人不人，鬼不鬼，染得一身沉疴，这也是为了我们好吗？在那些好听的言词后面究竟是些什么样东西呢？对百万雄师的人在关押期间，百般照顾，春节还放假三天，让其回家过年。而对我们呢？我并不是说也要把百万雄师的人怎样，而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这里我要说：如果谁以为让我们吃的亏越大，受的折磨越多，他的那一套货色就越是推行得开，越是不会受到抵制，那就错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不管一时怎样，总会被否定的。

　　

　　这段话是1975年8月7号写的，时间又过了一年，我的所思所想所忧，什么都没有变，就象时间凝固了似的。明天家人就要来，我那受尽磨难的母亲就要来看她九年未见过一面的儿子了。

　　九年前在那瑟瑟的北风中，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目送儿子渐渐远去。现在儿子披枷带锁，经过九年漫长的跋涉终于走过来，您一定百感交集，有太多的话要对儿子说。虽然我还不能回到家里重沐慈母的春晖，仅只是隔着铁窗见上一面，并且这铁窗的阻隔还要持续十一年。这一纸判决也不是我九年前那个开始的终结，顶多只是那多舛命运的一个驿站。但毕竟九年的思念有了一个结果。

　　明天将见到的母亲肯定不是九年前的模样，我也不是那个背着书包要去车站的少年。假如一切能够重新来过该有多好！如果真能重新来过，“12.5事件”肯定是不会有了，但我的命运会是另一个模样吗？难说。性格即命运，那颗不安分的灵魂决定了我只能有一个坎坷的命运，要改变命运就必须改变性格。可我这与其说是性格，不如说是认识、是信仰、是追求，这能改变吗？我改变得了吗？母亲，您不总是教育我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吗？如果因太残酷的现实您希望我改变自己，在这一点上可能我要让您失望了。也许您根本就没有指望我会改变，您对您的儿子太了解了。我想您会有眼泪，那是对儿子未知命运的担心和无可奈何的哀伤，也许还有对上苍的哭诉。

　　我给您和父亲写了一封信，现在再看这封信，与其说是一封家信不如说是红十月的英雄情节在九年后的内心独白，或者说是对那橡皮法律的抗争。这封信要不要交给你们？我还在犹豫，如果你们看了，看后是放心还是更担心？我怀疑更大的可能是后者。

　　明天我在您们面前将不会有眼泪，我不能哭。虽然大哭一场的理由是足够的。九年来，多少大谬不然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多少委屈和不公连一个诉说的地方也没有，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大得让我这个幼稚，单纯却又太执着的中学生事前无法想象，只能用惊骇来形容。痛快地大哭一场能让我把多年郁闷于心的痛苦尽可能多地释放出去，以能腾出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将临的磨难。哭一场我是痛快了，但母亲您会是什么感受？您会怎么样想？我的哭泣会使时间回到从前，让您感到眼前还是那个没长大的儿子，从而让你感到一丝安慰？还是会让您在心里想象儿子这九年来的遭遇？连那样倔强的儿子也有了哭泣，这会是一种怎样难以忍受的经历，从而这哭声会像钢针来锥剌您那颗已承受了太多痛苦的心？母亲，如果儿子的无泪让您感到意外和不安，从而责怪儿子对亲情的冷漠，那我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而不会对您作任何解释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这个社会，无愧于党和人民，我无私无怨无悔地奉献了我的一切。而在我有愧面对的人们中，最对不住的是三位母亲：孔威的母亲，傅强的母亲，还有我那虽无比疼爱子女却又能教子以义方的母亲。

　　九年了，我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勇气面对那两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是我杀了她们的儿子。如果法律将所有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有命案的不分派别观点，统统绑赴刑场，我不会有任何怨言。面对那一纸判决，我不服的是法律对造反派和百万雄师等根本上的区别和不公，而不是对我个人量刑的轻重。那两位母亲将永远走不出痛失爱子的阴影，在这一点上我将负疚终生。

　　我们三个都是家里的独生儿子，当年都是十八岁，当不可知的命运安排了我们在那一刻毁灭性的相撞，从而完全改变了三个家庭的生活轨迹。这件事对个人、对家庭都是难以承受的悲剧，是惨遭横祸，是夺子之痛。那两位母亲的思维可能会终生停滞在1967年12月5号的那个时刻。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件事却只是或许能避免的代价，整个社会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比个人、比单个家庭要大多了。社会不会把这些都遗忘，但它终究要向前走，不会长时间停留在某个时刻。我祈求那两位母亲也能朝前走一步，那怕只是一小步。

　　法律对造反派的不公，是不是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今天的不公将促成明天的大公？应该是的。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要抱怨的呢？也许后天我的想法会有变化，但至少这变化明天是不可能有的了。母亲，您能承受吗？

　　这又是一个九年等一回。

　　从通知我准备接见的那一刻起，心就跳得利害。去接见室的路上我问来的是谁，看守告诉我是两位老人。啊，是父母亲来了。这已流逝的九个春秋、这三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漫长岁月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将凝聚在这一刻。那相见的一瞬，将把我们脑海中相关的一切印象，从九年前的温馨不留一丝情面地拉到残酷的现在，这一瞬在视觉上要走完九年漫长的路。这视觉上的冲击哪怕我们有再充分的精神准备，哪怕父母亲经历了再多的岁月沧桑，哪怕我那颗倔强的灵魂有再坚固的铠甲，恐怕也会一时难以承受。

　　快到那接见室时，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我突然开始害怕面对两位老人，呼吸变得急促，那颗狂跳的心象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跟在后面的看守觉得我有点异样，还上前一步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摇摇头，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前行。

　　关的时间太长，我在看守所已是稀有动物，看守都很熟悉，他们也是人，此时流露的是人对人的关心。

　　很艰难地走到那门口，再朝前走一步，对我日思夜想的亲人来说，时光才真正走到今天，那九年才会真正成为过去。这是无法躲避的一步，怎么也得走，咬咬牙心一横，迈出了这沉重的一步，然后我慢慢地转过身朝里面看去。

　　两位老人就站在里面，正眼巴巴在望着门口，我一出现，母亲就眯缝着眼打量，父亲的嘴角已开始颤动。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慢慢走过去，握住两位老人的手，小声说了一句爸爸妈妈，你们还好吧，儿子让你们受累了。我话还没说完，父亲就抽泣起来。

　　看守示意我们分两边坐下，一张桌子横在当中。

　　距离让我有了好好看看他们的勇气，我慢慢抬起头来，不再回避两位老人的眼睛。原以为面对这个不听她的话而铸成大错，在牢里关了九年，还将继续关十一年的儿子，母亲会是一副哀伤无奈的眼神，对她含辛茹苦地拉扯大的儿子落到这个境地，会情不自禁地洒下一掬辛酸的眼泪。不，完全不是这样，眼前的母亲完全不是我想象的神情：九年前的乌黑秀发已变得花白，在这一尘不染的花白头发下面是额头上的沧桑，在这沧桑下面是一双审视、沉思的眼睛，这眼睛里有苦难过后的安详，有对劫后余生的儿子的陌生，有这九年终于过去的放松。这一切让我对母亲的担心转为由衷的钦佩，也让我紧张的神经开始放松。

　　“不要哭，老头子，有什么好哭的？儿子不是好好的吗？”

　　母亲对抽泣着的父亲说出自见面来的第一句话让我心中一震。这就是我的母亲，这才是我的母亲，这就是我那九岁就死了娘，为摆脱童养媳的命运，一个人从三斗坪到了宜昌，三天没吃饭也保持着自己的硬气，不向命运低头的母亲；这就是我那当年为国忘家，把一双还不懂事的儿女丢在邻居家，在荆江分洪的工地上用一身的风湿病作代价拿回来功臣奖状的母亲。我怎么忘了我身上流的是她的血、在骨子里我就是她的复制品呢？这样的母亲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娘的眼泪早就流干了，今天娘没有眼泪流了。”

　　她那双慈爱已开始取代审视的眼睛又转向我，平静地说出了这第二句话。似乎是希望我能理解、甚至是原谅她没有或不能像父亲那样洒下一脸伤心的泪水。母亲这句话本意是想告诉我她今天不会哭，但无意中却我让我知道了那极度的痛苦早已透支了她这辈子可能流出的全部眼泪，到后来她哭出来的不再是泪，而是从心里汩汩流出的血。

　　母亲说完这句话，是一脸的慈祥，甚至还有一点不经意的笑意，大概是终于能见到儿子的满足。仿佛这九年来的磨难，这九年来的担心，这九年来的奔走呼号，这九年来的世态炎凉，统统都烟消云散，只要儿子还在，那些是都无关紧要的了。

　　然而那已成为过去的一切是那样的刻骨铭心，谁也无法把它彻底忘掉。

　　那是在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一分一秒积累起来的痛，那是挨着被泪水浸透的枕头，从儿子被杀头的噩梦中惊醒的痛，那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惊心动魄的爱却又无处诉说的痛，那是一种时间也不能从根本上医治的痛。那不经意的笑意慢慢在母亲饱经风霜的脸上褪去，这九年欲说还休，欲休却说的记忆，慢慢从母亲口中平静地流出：

　　“九年了，这九年来有事一个人闷在心里想，一个人闷在心里急，一个人闷在心里痛。一开始跟你姐姐、姐夫说，他们总是安慰我，说你的命总是可以保住的。可我是见过镇反杀人的，几十个人绳子捆着用机枪打，脑壳打出多大的窟窿，未必那里面个个都是该杀的，总有不该死的吧？可杀了还不是杀了，梦里都怕这样的事落到你头上。我说多了，你姐姐他们不愿听，说给你爸爸听吧，他只会更伤心，我只有一个人闷在心里苦。这九年来我怕听见街上的警车响，怕听人谈论公判大会的事，可又要忍住心里的痛去打听公判大会的事。只要有开公判大会的消息我就心惊肉跳，可再心惊肉跳也还是要四处打听四处看。那一次中央的一个什么文件下来搞什么“一打三反”，我一听，心想完了，我的儿子怕是救不住了（那时也正是我写下遗书，准备杀头的时候，真是母子连心）。不久后就是一个公判大会，判了死刑的游街示众，马路两边人山人海，我一个老太婆怎么挤也没能挤到前面去，我怕万一有我的儿子，我怎么样也要在他死之前看上一眼。我想喊刑车上有我的儿子，这样前面的人可能会闪开一个缝让我过去，但我不能那样喊，万一车上不是你呢？那别人不把我当了个疯老婆子？不过当时人确实有点疯了，不知哪来的劲，一个五十岁的老太婆竟然一下子爬上了路边的树，连鞋子掉了都没有一点感觉。路上的行人对我指指点点，大概他们真认为我是个疯子。

　　“瞪着眼睛看完了示众的车队，从第一辆到最后一辆，看清所有的车上都没有你，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心想我的儿子还在，我的儿子还活着。爬下来时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汗像水一样地往下淌，坐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哪里还是个人？！”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似乎那梦魇还压在心头没有散去。

　　此时整个屋子里悄然无声，在一旁监督接见的看守也好像被触动了，不声不响站起来，走到了门外。

　　我不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可怎么也没想到还曾经有这样令人心悸的一幕。我不忍心去想象那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一时五内俱焚，再一次不敢看母亲的眼睛。如果孟郊再世，此时坐在这里听了这番叙说，他一定会觉得那首《游子吟》已不能充分表现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会再写一首别的什么吟。同震天撼地的母爱比起来，我那一点磨难算什么？不就是坐了几天牢，饿了几天饭，搞了个什么异位心，写了个遗书什么的，并且，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在这九年的时间里，虽然我更多的是理性和泰然，但有时也会有怨和悔，甚至于绝望。可母亲遭受的这一切，却都是我带给她的，在她平静地叙述这令人心灵战栗的一幕幕时，没有一丝一毫对我的责怪，没有任何迁怒于人的想法，就像在讲述一件我小时候学走路要摔跤，她上前扶了一把这样天经地义的小事，讲述任何母亲都会这样想这样做的小事。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性，这就是母爱。母爱是什么？母爱是绝对的牺牲和奉献，母爱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对子女都不言放弃。我们所能看到和所能想到的一切精神活动在母爱面前都相形见绌。地球上的生命能够发展进化到今天，人类能够生存繁衍到今天，母爱是根本的保证。没有母爱，世界上的所有生命早已绝迹。

　　“现在好了，我看你这九年变化不算大，二十年就二十年，总有个盼头，娘还等着抱孙子。”母亲很快就从那噩梦里走出来，脸上又有了笑意，她这话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宽慰她自己。

　　我望着她点点头，要她放心，抱孙子肯定是没问题的。我知道此时母亲最需的是把在心里憋了九年的话在儿子面前说出来。

　　“我遇到了多少好人，你那些同学真是不错，为你用了几多心，能想的办法他们都想尽了，还有那些街坊邻居，熟人同事。最开始的那段时间，不是他们安慰我，陪着我四处跑，真担心自己一时转不过弯来。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你，有他们在，我就相信有你在。可后来他们一竿子全赶到农村去了，有的自身也难保，时间长了，联系也少了。我总在想，只要你能回来，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你那些同学，在你危难的时候别人帮了你，不能忘记了人家。”

　　母亲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我刚被抓的日子，不过不是再叙说恶梦，而是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还有你小学的两个老师，一个毛老师，一个郗老师，多少次上门来宽我的心，陪着我流泪。那个郗老师怕我出意外，不知陪我跑了多少地方。”这就是我的母亲。在担心受怕的九年过去后见到自己大难不死的儿子，她对自己的心酸往事只是寥寥数言，点到即止，却如数家珍似的细细道出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如果说九年前儿子还不懂事，只知有国不知有家，未能更深地感知自己的母亲，此刻这一课补上了。

　　父亲用颤颤巍巍的手抹了抹眼泪，然后从提包拿出了两个饭盒，一打开盖子，一股久违了的熟悉清香立刻弥漫了整个屋子。这清香勾起了我对那个家的温馨的遥远记忆。这是九年来第一次吃到母亲亲手烧的饭菜，几次泪水要往外涌，我都强忍住了。我告诫自己不能哭，如果你流泪，母亲心里要流血的。规定的三十分钟已经超过了，看守已看了几次手表。母亲明白这看表的意思，她站起身来说，我们要走了，有了这第一次，以后机会就多了，不管分到哪里，马上写信回来。到哪里都要认认真真做事，不要给人说。

　　父母亲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对到哪里去劳改，我本来抱着风中的云，水上的萍，听由风吹浪打，撞到哪里算哪里，无所谓。望着他们已开始苍老的背影，我产生一个担心，如果把我弄到很远的地方去服刑，那他们每一次探监不都是一次艰难的跋涉？路上的安全保障有多大？我还有十一年多的漫长时间，到那时他们已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态？能承受那长时间的舟车劳顿之苦么？如果因为探望我而发生不测……，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对自己说：为了两位老人，一定要争取留在武汉市。

　　



　　一个身体微微有点胖的干警接我们几个上的车，他说是去位于白沙洲的新生汽修厂。这几天一直期盼能留在武汉市，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回想几天前去分配站的途中，从押送的看守口中知道，分到哪里劳改有很大的偶然性，最后会分到哪里，取决于你在分配站的这几天哪些劳改单位来要人。

　　为了争取能分在武汉市，到分配站的当晚我就写了一份报告，第二天一早交给了看守。报告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分配站领导：

　　我是一个判了二十年刑期的犯人，入狱前是个学生，家里就我这一个儿子。父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身体又一直不好，如果我在离武汉市较远的地方服刑，我很担心年迈的父母会在去探望的路上出意外。请分配站的领导能够体谅我的实际情况，考虑一下能否能把我分在离武汉市较近的地方。

　　同时我希望刑满后能有一个正当的谋生手段，因此也盼望能去一个可以学到一技之长的地方服刑，如果有可能，是不是也能考虑一下我这个愿望。

　　谨呈分配站领导

　　犯人李乾

　　

　　没想到的是很快就有了反馈，大概是在这里这样的报告非常少的缘故。当天下午就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的北方口音的中年人打开铁门问：

　　“谁是李乾？”

　　“报告干部，我是李乾。”我连忙过去说。

　　“你的报告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后说。

　　“谢谢政府干部。”这话我是发自内心的，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打听到此人是分配站的崔所长。

　　人必自助天才助。

　　汽车很快到了目的地——白沙州新生汽修厂。这是一个不大的劳改工厂，就在长江大堤边，离市区不远。全厂有三百来号服刑人员，分成三个中队。一中队是汽修中队，主要是承接外面来的汽车大修。不论学技术还是生活环境，一中队被认为是最好的。二中队是铸造中队，主要是搞解放牌汽车发动机的三大件：缸体，曲轴，飞轮盘及凸轮轴、连杆等的铸造，劳动环境较差，在二中队服刑的多为政治犯。三中队是金属加工车间，二中队出来的毛坯在这里加工为成品，同时也为一中队的汽车修理服务。

　　我被分到三中队，学车工。犯人宿舍是一幢二层半的楼房，三中队的宿舍就在一楼。一个大通间，两边是用角铁焊成的双层大通铺，一百多号人的被子颇为整齐地摆放在上面，每个铺位前都写有名字。我站在那里等小组的组长来安排我的床位。收工了，陆陆续续有人回来。

　　“有新贩子来了，么案子？”一个小伙子进门就问。

　　“运动案子。”

　　“运动案子？那个学校的？”

　　“红旗中学的。”

　　“红旗中学的，是不是叫李乾？”

　　“是。”我心里为自己的知名度有点小小的得意。

　　当晚我穿着一身刚领的劳改服，土灰色布料上面印着醒目的“劳改”二字。第一次参加的晚上学习就是一个联组会，在车间的龙门刨床旁，四十多个光脑壳坐在那里。已经有好心的朋友给我打了招呼，说劳改队的情况复杂，你刚来，不知深浅，要少说多看多听。我已作好准备不说话。

　　大组长看了看挂在墙壁的钟，大概时间差不多了，站起来主持这个会。

　　“今天是一个联组会，为了加强对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的批判火力，请示指导员同意后，除大件三个组外，车工二组也来参加这个会。反改造分子陈新安自去年投入改造以来，消极怠工，散布反改造言论。多次公开说他二十年判重了，在犯群中煽动对政府不满，我们积极接受改造的广大犯群决不答应。”

　　他说到这里停下来好像做了个眼色。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站起来！”马上有人高喊。

　　“陈瘌痢站起来！站起来！”更多的人跟着起哄。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从他的气质和习惯动作看，大概是从农村来的，脑袋上的头发是比常人少一点，怪不得有人喊他瘌痢。

　　“到中间来。”有人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他扭动身子朝前走了两步。

　　“你还不服气？跟老子站好！”一个比他稍大一点的人上去修理他，一脚踢在他的腿上。

　　“把脑壳低下来！”有人上去把他脑袋往下一按。

　　“下面揭发批判开始，举手发言。”大组长大概认为气势已经造起来。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有次吃饭的时候说凭什么判我二十年？凭什么？你自己干的事你不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你都敢吊儿郎当，散布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在外面你什么样的事做不出来？像你这样的家伙，二十年一点都不冤枉，要我来判起码要搞你个无期。”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来说。“你只说我，你还不是说你十年判重了。”看来这个陈瘌痢也不是盏省油的灯。

　　“我么时候说了的？你造谣。”那中年汉子连忙反驳。

　　“陈新安你嚣张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份？你再不老实我们要求政府把你镣起来。”大组长及时一记重拳让这个陈瘌痢不敢再开口了。

　　“为了蒙骗人，这个家伙假装积极，有次中午他说他来加班，我对他有点信不足，过来一看觉得有点不对头。我问他刨刀对了没有？他说对好了。结果我一检查，他多进了两个毫米，他要是一开床子，这两台缸体就报废了。陈瘌痢，你说你是不是故意搞破坏？”有人接着发言。

　　我看见这姓陈的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又想开口，但最后还是把嘴闭上了。

　　“我要求发个言，我首先承认自己的一个错误，上个星期五我老头来看我，本来不是接见的时间，政府干部看我是外地的，还是让我见了。我趁干部出去有事时，找老头要了十块钱藏在送来的衣服里，然后把衣服塞在板凳里面。我违犯了监规队纪，在这里向政府和同改们检讨错误。哪知我把板凳放在宿舍里到车间来干活，收工回去时，钱不见了。值班的讲就只看见陈新安回去过。这钱十有八九是他拿了……”

　　“不是十有八九，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两百是他偷了，刑期长又不认罪，肯定有逃跑思想，偷钱是为逃跑做准备……”这个人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就有人接上来了。

　　“你瞎说，你说我偷钱，有么证据？你可以到我柜子里去搜，搜出来了，加我的刑、枪毙都可以，搜不出来怎么办？”那个姓陈的有点急了，看来偷钱准备逃跑的罪名他有点扛不住。在大组长的示意下，有人上去把陈瘌痢的头往下按，不许他说话。

　　“你狗日的还敢骂人，哪个瞎说？首先要打你的态度。我们搜个么事？我们不搜，要你自己交出来，你不交我们有办法治你。”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人说。

　　发言的一个接一个，有揭发他好吃懒做的，有揭发他爱占小便宜的，有揭发他在背后漫骂政府的，揭发的气势好像这陈瘌痢死有余辜。在一个又一个的揭发批判面前，这个陈新安有点蔫了。

　　我听了半天，感到时光在倒流，怎么听着这些发言就想起十年前抓**革命的语言，这和我在这九年里的思索所逐步得到一些认识大相径庭。前几年从一所到京山还认为是从监狱到了炼狱，回想起来那只是从物质条件差，在精神层面的自由度远比眼前大，在那里从没有过这样的批斗和检举揭发。我的处世原则同眼前的现实格格不入，将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十一年，我怎么适应？想到这一点上我倒有点留恋看守所里的生活了。

　　“车工二组新来的同改叫么名字呀？”那位大组长问车工二组的学习组长，这句话也把我从回忆里拉回到眼前的现实。

　　“叫李乾。”

　　“李乾同改也发个言吧。”那位大组长点了我的名。

　　“我今天才来，对具体情况完全不了解，是不是以后有机会再发言？”

　　我不想在这样一个心里完全不认同的批斗会上发言。

　　“你不了解情况又不要你揭发什么，对以上同改的发言表个态总是可以的。”好像一定要我开口。

　　我不得不开口了，这是到劳改队来的第一次发言，也是一个表态。我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顺应环境，把这个陈新安臭骂一顿，说一通划清界线、站稳立场、积极改造之类的话，而不管此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这样就能较快溶入这个环境，生活会少一些麻烦。第二种选择是虽然你不可能说出全部心里的话，但你可以有选择地说一点和环境没什么冲突又不违背你内心理念的话，这样他们虽然不会认同你，但也不至于把你完全看成一个异类。第三种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第一种我不会，第三种我不能，我选择了第二种态度。

　　“那我就对那偷钱的事说一点个人的看法。我以为那位同改接见私藏现金的事陈新安不可能知道，一个在办公室，一个在车间，所以他很难像锁定了目标似的盯着那位同改，在那样短的时间把钱偷到手。陈新安犯了什么就批什么，没有落实的东西我以为还是慎重一点好。”

　　我以为这发言和环境没什么冲突，没注意到大组长的脸色有点阴，也没注意到整个会场的气氛有点变，更没有注意到中队的涂管教是什么时候到我旁边来的，他面无表情的听了我的发言。我还以为我的发言蛮得体，水平起码比那些人要高一点，对人怎能想怎么扣屎盆子就怎么扣呢？

　　晚点名开始了。各小组的人站在自己的床铺前，由组长清点本组的人员是否到齐，然后按顺序向值班的管教报告。

　　“报告涂干部：钳工组□□人到齐。”

　　“报告涂干部：电工组□□被管教股叫去检修线路还没回，其余□□人到齐。”

　　“报告涂干部：车工一组□□人到齐。”

　　……

　　报告完毕后，这位涂管教不紧不慢地开始了训话：

　　“今天晚上大件组和车工二组一起开了个批判会，这个会开得非常好，大家发言非常积极，对反改造分子同仇敌忾。有的还能主动说出自己的错误，自己说出来的，我们一律不追究，不仅不追究还要表扬他。这个批判会狠狠打击了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的嚣张气焰，这样的反改造分子只要他敢露头，我们就坚决地把他打下去，决不手软，要让反改造分子在我们三中队成为过街老鼠。有意思的是我听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发言，这个家伙一口一个我以为，你以为什么？你以为你还是造反派？你以为你就比别人聪明？我告诉你，你不要搞错了地方，你要夹起尾巴，老老实实改造自己，要不然陈新安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这是当头一棒，我一下子有点懵了。

　　全中队犯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了我身上，几小时前那点在知名度上的小小得意早已无踪无影。你还以为你能超然于现实之外，你还以为你的发言不左不右，你蒙得了谁？到劳改队只来了六个小时，就被打入了另册中的另册，这大概也是一项纪录吧。这个批判联会是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就是要看看你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表现，这想法在脑海里一下子闪出来。

　　这位涂管教的寥寥数言，就给我头上戴了一顶无形的帽子——反改造分子。那些一心想立功减刑的改造积极分子们立刻盯上了我。第三天下午我正清理铁屑，有人来通知我到办公室去见指导员。

　　“李乾，你干了什么违犯监规队纪的事？你要老老实实说清楚。”到办公室我还没站稳，指导员劈头就问。

　　“我没有违犯什么啊。”在脑子搜索了半天，实在找不到有什么违规的地方。

　　“没有？”

　　“没有。”

　　“你好好想想，昨天下午你在宿舍里把一包什么东西偷偷摸摸给了别人？不要以为你们的动作隐秘，再隐秘也逃不过广大积极接受改造犯人的眼睛。给的是什么你要如实交待。”

　　“王□□要洗被子洗衣粉没有了，我就包了一点洗衣粉给他。”经指导员的提醒，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是洗衣粉？”他有点不相信。

　　“这里除了洗衣粉还有么事可以用纸包着给呢？不信你可以问王□□。”我一边回答一边想难道你怀疑是炸药？

　　“是洗衣粉也不能给，你一到劳改队就拉拉扯扯，你这样下去还得了？不允许你们之间相互赠送，下次再发现有这样的事，我们要严肃处理。”最后他这样警告我。

　　从中队办公室出来，我的“同行”在不远处等着我。二人同行制是这里的一项制度，除在劳动岗位和在宿舍区外，到任何地方去都必须要有两个人一起，这两个人彼此称作“同行”。这同行由政府干部指定，通常是一个积极改造的配一个消极改造的，我的“同行”肯定是一个大积极分子。现在我已领教了劳改队相互监督，看来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

　　车工也学得不顺心。我的师傅文化程度不高，他的那点车工手艺大概来得很不容易，来自他师傅的口传身授，他看得很重。我学艺心切，想尽可能的学得快一些，但这位师傅从不回答我的任何提问，我怎么样也讨不到他一个笑脸，不管我上班前的准备工作和下班时清洁卫生如何到位。好在我喜欢看书，一本《车工工艺》几天就被我翻烂了。休息时间就把报废的车刀拿去磨，手上慢慢有了一点感觉，时间不长磨出来的车刀就像那么回事了。他不在时我就找点废料练操作，他操作时我就在旁边琢磨，有时他只是知其然，我已悟到其所以然了。

　　一次加工一根车床的主轴，主轴前端的锥孔的精度要求很高，小拖板上他调了一整天都没有调出来，晚上要加班，他去吃饭时我运用几何知识试着调了一下。他来后我要他试一下，他试着走了一刀，用标准模具一测，他有点傻眼：合格了。不几天又有一个同样的活，他同样搞了一天没成功，就盯在旁边，饭都叫别人送过来，想看我是如何操作的。如果他拿下面子问我，我会告诉他。其实说穿了一分钱不值，但我不愿意让他轻易地就知道了。心想平时你保守到了可笑的地步，是个车工都知道的东西也不肯说，我凭什么要主动告诉你？他在旁边我就是不动手，在他去解小溲的那一会我又调好了。他看准了我是有意的，就对我公开刁难。我不吃这一套，去找生产组长，要求和师傅打对班。此时我才学了不到六个月，这是没有先例的事。

　　这位组长不敢决定，跑去找队长，在考了我一些应知应会后队长同意了。车间不少人为我捏了一把汗，这台车床主要是加工发动机上的曲轴，出一个废品不得了，感谢上帝保佑，我的运气不错，有人想挑毛病都找不到机会。

　　打对班半年后，中队调我到大件组做划线工。我清楚，这对我个人是惩罚、对车间生产是需要。大件组的划线工在旁人看来是一桩又苦又累、没什么技术但责任却很大的苦差事。三百八十斤的毛坯缸体要一个人搬上搬下，还要在划线工作台上把这笨重的家伙竖过来横过去，六个面的线都要划到。说责任大是因为划线是第一道工序，出了废品十有八九责任在你，有人报废了三台缸体加了一年刑期。惩罚我的原因是因为不能积极靠拢政府。一年来我没有主动到办公室去过一次，从不向他们汇报任何情况。这是他们很恼火的，但我又没有什么毛病给他们抓。而车工是技术活，不少人想往车工组钻，让这样一个反改造分子呆在车工组怎么行呢？。

　　说是需要是因为已有的一个划线工是一个嘴巴能说，又能靠拢政府的大积极分子，可惜他不争气，不仅在生产进度上经常拖大件组的后腿，而且还屡出质量事故。有人说如果严格一点，他可以不买手纸揩屁股，报废单就够他用了。由于积极靠拢政府，他哪个月只报废了一台缸体，中队还要在全队面前表扬他，说他这个月的质量不错。他成天叫唤缸体划线怎么累，怎么难，他忙不过来，要加人，在中队部点名要我。中队就汤下面，把我调去划线，既惩罚了我又打开了生产上的瓶颈。这师傅倒是一点都不保守，巴不得我立刻能独立操作好让他从这苦力活中解脱出来。我一过去就热心的给我做示范，看他手忙脚乱地忙了整整64分钟，一台缸体才完工，这对他来说是最高效率。看来一天7台缸体的工作量够他忙的，怪不得他经常加班加点。在他做示范时我就在想如何改进他的方法，他示范完了我的方法在头脑中也成了形，又用了两天时间制作辅助工具和进行调整改进，最后我不慌不忙划一台缸体只需要18分钟。他用的是小作坊式的思维，缸体在划线台上的高度是随机的，每台都不一样，这样每划一台缸体他都要重新计算并重新调整划针盘，有多少条线就要计算调整多少次；我用的是流水线的思维，只把缸体调整到我设定的高度，每个划针盘只负责一条线，这样在划线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计算和调整划。用他的方法，不出事故不可能；用我的方法不可能出事故。我做了三年的缸体划线工，好几千台缸体，没出任何差错，大概是新生汽修厂自生产缸体以来的唯一做到这点的划线工。

　　对我的惩罚变成了对我的奖励——时间上的奖励，我每天实际花在划线上的平均时间就三个小时左右，有大量的时间看书和琢磨车间一些工模夹具的设计或改进。我的小改小革有的大大减轻了操作工的劳动强度，有的提高了工效数倍。但不论我生产上表现怎样无可挑剔，在中队干部的眼里我始终是个危险分子，从不在任何场合表示对我有一丁点的肯定。但在所有犯人眼里我不仅是一个生产上的好手，更被大家看重的是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不用担心我去汇报任何人任何事。对容易受其它犯人欺负那部分人，包括有轻度智障的，我从不歧视他们，从心里我就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态度让我在犯人中得到普遍的好感，一次全厂评选什么积极分子，名额非常少，不知那一次为什么中队初评采用了投票的方式，每个人只许写四个名字。在办公室计票的结果，我这个反改造分子在全队的票数最高，几乎是全票，这大大出乎中队干部的意料，他们做了那么多孤立我的工作没起一点作用。当然最后我肯定是榜上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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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生活中一些现象总是让我难以搞清楚究竟是纯属巧合，还是天人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怎么咱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凡有重大的事件将发生时，老天爷总要用他令人胆战心惊的方式发出警告，这警告就是人们闻之色变的地震。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国家主席刘少奇倒台的倒计时就此开始；1970年元月云南通海地震，一年后副统帅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不到一年总理周恩来去世；1976年5月云南龙陵地震，两个月后委员长朱德去世。并且这几个重要人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距地震的发生时间越来越短，刘少奇是44个月，林彪是20个月，周恩来是11个月，朱德是2个月。这仅仅只是偶然的巧合吗？巧合得太有规律了，这是不是某个神秘力量明显已经开始了它的加速？一个最可怕的现实正在逼近？

　　1976年7月底发生了本世纪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破坏力最大的唐山地震，一道蓝光闪过之后，刹那间天摇地动，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转眼间成为一片废墟，二十多万条生命在那一刻化作一道青烟飞向天外，人们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和渺小。“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种自诩为大自然的主人来号令世间万物的气概，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浪漫未尝不可，但谁要真这样干，谁真要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大自然会一直惩罚到他找不到北。

　　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大自然用太残酷的方式向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一个时代结束了？

　　9月9号这天中午，大喇叭里说将有重要广播时，我就有一种预感，但只在心里想，不敢说。当沉痛的哀乐从广播里缓缓流出时，心里想完了，天塌了，肯定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接下来广播的内容证实了我的预感。

　　一个早就有自己的思想，又在牢里关了九年，也思考了九年的学生，只要他不是只在个人得失的小圈子里打转转，只要理想之火不曾在他心里熄灭，就不可能没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内心深处的质疑。尽管在内心深处偶尔也会冒出一点不甚恭敬的想法，尽管对他老人家的去世不是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但噩耗真的传来，他老人家的去世还是深深地震撼了我，巨大的悲痛袭上心头，哀伤的泪水夺眶而出。

　　如果不是毛主席把我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精神上早在1966年我就死了，我会在深深的负罪感和世人白眼下惨度余生。是他老人家力挽狂澜，把我从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那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中解救出来，更重要的是此举让我找到了再也不会坍塌的精神支柱。在不断的磨砺和思索中我明白了，自己的追求实质上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是这延绵了数千年的渴望和追求的中继。这是不是他老人家的本意并不重要，这一类的问题让历史学家们去争论和考证，重要的是一大批有思想，有追求，无怨无悔，执着坚定的思想者是他老人家一手培养和造就的。仅此这一点，我也要终生缅怀他老人家。

　　当晚一首七律和泪写出。

　　

　　七律

　　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惊闻噩耗心欲碎，谁信尊亲真别离？

　　哀压巍巍五岳矮，泪添浩浩四海溢。

　　盖地伟绩世代颂，顶天丰碑山川竖。

　　悲痛化作力千钧，迎风亿万进军旗。

　　

　　我跑到中队部去要求搞一个悼念仪式遭到训斥，指导员在中队大会上说全厂就只有李乾一个人这样无理取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中队通知不许在押犯人戴黑纱和白花，我们运动案子的人就自制白花和黑纱戴在里层，一年后我写的《诉衷情》是这感情的延续。

　　

　　诉衷情

　　

　　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已整整一年了。在这牵动每一个人思绪的时刻，我有多少心里的话要在他老人家的英灵前倾诉啊！

　　

　　曾经哀乐和泪闻，

　　白花胸中生。

　　不忘东风化雨，

　　赤子献至诚。

　　

　　启心扉，

　　去稚气，

　　纯灵魂。

　　恩德长怀，

　　教诲永记，

　　遗愿终成。

　　

　　1976年的国庆节过后不久，监狱办公楼的墙上贴出了欢呼粉碎“四人帮”①的标语，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在劳改队流传，高度警惕又不乏检举揭发者的管教们显得有点兴奋，悄悄拉开了一张大网，空气骤然变得紧张神秘。改造积极分子们被召去开会，布置加强对我这样一类人的监督，不断有人被叫去反复追查在知道“四人帮”被抓时私下听到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运动案子几乎是人人过关。我还算是谨慎的，那位涂管教在我到这里第一天给我的一记闷棍，让我实实在在认识到自己处境的险恶，心里的话绝不轻易对人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应该好好感谢他。但在很小的圈子内不可能没有一点议论，这位涂管教的嗅觉是不一般的，在他政策攻心的作用下，这个小圈子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他看来，我这条大鱼就要落网了。此时已有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为“四人帮”鸣冤叫屈的“爪牙”们被加刑、被重判，布告就贴在办公室外的墙壁上。这天我被叫到办公室，这位涂管教和颜悦色地开始了对我的盘问。

　　“李乾，听说你是独子？”

　　“是的。”

　　“你家里多不容易，你要争取早点回家，减一年刑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哪，这对家里是多大的安慰。”

　　“我知道。”

　　“你到这里来了多长时间了？”

　　“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都没有主动来找过我们一次，不能积极靠拢政府，这对你的改造很不利呀。”

　　“我只想把自己管好，老老实实把自己的二十年搞完，别的我不想。”

　　“你不要看我对你批评时语气有点重，有抵触情绪，那是为了你好，是怕你犯错误。但是你好像没有听进去，根据知情者的交待和揭发，你这回犯的错误很严重，不过不要紧，只要你如实向我们讲清楚，就算是你自己坦白的，就可以从轻处理。如果你还能积极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重大问题，我们不仅不处理你，还要给你记功、减刑。你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你最近说过什么错话没有？”

　　“没有。”

　　“听别人说过什么错话没有？”

　　“没有。”

　　“李乾，你是为么事来的？”

　　“文化革命中打死人。”

　　“你是运动案子，你们这批人是最关心政治的，逮捕‘四人帮’这么大的事你就没有一点想法？”

　　“我坚决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

　　“别跟我演戏了，把你这一套收起来，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没有说过任何不该说的话。”

　　“□月□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加班。”

　　“吃夜班面时在哪里？”

　　“车间。”

　　“有哪几个人？”

　　“有我、王□□、张□三个人。”

　　“这就对了，别人说得很准确嘛。在一起你们说了些什么？”

　　“就说了夜班面条里没有油这句不该说的话，其它再没什么了。”

　　“没说到‘四人帮’的事？”

　　“没有。”

　　“你没有说，他们两个也没说？”

　　“没有。”

　　“李乾，别跟我兜圈子了，‘尸骨未寒’这四个字不是你说的？”

　　“涂干部，我虽是运动案子，但我是刑事犯罪，我不可能说那些话。这肯定是有人立功心切，用栽赃陷害的方式想达到他减刑的目的。”

　　“你敢对质？”

　　“当然敢。”

　　“李乾，你不要嘴硬，门不要关早了。我还是给你一个机会，先回去想一下，想好了来找我，不过要快一点，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时间不等人。”

　　我心想别看他最后说是给我机会，那是在给他自己找台阶下，我没有给

　　他留一点希望，这位涂管教应该死心。我完全想错了。

　　几天后我又被叫到中队办公室，里面有三个我不认识的人，中队新来的一个年轻干事坐一边。

　　来人在核实了我的身份后，一脸的严肃：

　　“我们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问题。说说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在‘12.5事件’中的情况。”

　　这个问题我不知回答和写了多少遍，怎么还来问？我们的问题不是已经处理了吗？怎么又翻出来了？看来几个月前我就想过的事情兑现了：对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不是他们不想下手，是他们不能。现在他们能了。我实事求是地说了一遍，他们好像很不满意，一遍又一遍地开导我：

　　“李乾，你不要以为你把责任自己扛下来，他们在外面就能保你，告诉你吧，现在他们自身都难保，你现在只有依靠我们，检举揭发他们，才有可能得到宽大。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那你说吧。”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看来可能你真的是忘记了，我来提醒你一下。”说着他从卷宗里抽出一份材料，翻到其中一页念到，“‘在新礼堂门前，耿祺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只管去打，打出事来我负责。’你想起来没有？”

　　“不记得耿祺华说过这样的话。”我心里在骂这伙人怎么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诱供、陷人入罪？但还是尽可能平缓地说。

　　“你怎么这样傻呀？这样一来你的责任不是要轻多了？”

　　“这不是哪个责任轻和重的问题，在我的记忆中根本没这个事。”

　　“我告诉你李乾，你保他们没有一点用，这只能说明你的态度恶劣。外面的形势你还不清楚吧，告诉你，你们的总后台‘四人帮’已经垮台，你们犯下罪行要彻底清算。你承不承认都丝毫不影响这事实的存在，耿祺华是‘12.5事件’的主谋，这就是法律的结论。”

　　“你们根据你们的事实得出你们的结论，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出我知道的事实。”

　　想诱我上套，没门。

　　来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没想到有人接着来了。

　　半个小时后我再次被叫到中队办公室，一去就见那位涂管教在里面等着。看得出他是听说法院来找我后急匆匆赶来的，还在那里整理他的呼吸。可惜来晚了一步，法院的人已经走了。他一脸的懊恼，没能借用法院的人在场的机会对我施加压力。

　　他这次开门见山，没跟我兜圈子：

　　“刚才市法院来找了你？”

　　“是的。”

　　“我们劳改部门在法院面前说一句话是很管用的，你的态度决定我们在法院面前怎么说。前几天问你的问题想好没有？现在对你来说是个关键时刻，从重从轻就在你此时的一念之间。”他两眼死死盯着我，一句一顿地把这几句话说完。

　　我毫不躲避他的目光，同样一句一顿地对他说：

　　“涂干部，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不要再费这个心了。我李乾到了这一步，态度好坏不起任何作用。法院真要杀我的头，不是你一句话能保下的，也不是我态度的好坏能决定的；法院不要我的命，别说那几句话无证无据，就算你所掌握的那几句话证据确凿，也改变不了什么。”

　　对这位想趁人之危、逼人就范的涂干部我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了，上面这一通话脱口而出，我要一劳永逸地让他停止对我的纠缠。只是有了那次戴铐子的教训，另外一句话我没说出口，那就是：我根本不在乎对我的从严从宽，能决定我命运的法院引诱我作伪证都碰了一鼻子灰，你算什么？！

　　这位涂干部一下子愣住了。正满怀信心等着猎物落网的他，压根没想到他的猎物能如履平地一样走过他精心设计的陷阱，径直来到他面前，当头给了他一盆不乏揶揄的凉水。诧异和意外让他那本来极具攻击性的目光一点点收敛，直至完全消失，听完后他一声不吭，慢慢背过身，办公室里好半天没有一点声音。我以为他缓过神来后会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把我大骂一通，甚至还会有什么措施，就静静地等候着暴风雨的降临。谁知他沉思了好一会后，背对着我说：

　　“你这样想也有道理，回去吧。”我想他此时的脸色可能很难看。一个劳改队的管教在他所管的人犯面前就是君临天下，予取予夺，说一不二的。在这种冒犯面前能够忍下来，不容易，这有点骤然临之而不惊的味道，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我对他的愤怒里有了一点钦佩，尽管有可能他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在等一个更有杀伤力的机会。自此以后，这件事他再也没找过我。

　　其实我对“四人帮”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

　　从1967年王洪文率领工总司残酷地攻打、镇压上柴联司时起，我就认为他和我们不是一回事，支持他的张春桥、姚文元，我也没有什么好印象。造反派除了在1967年到1968年外，从来没有被哪个当权者看作是自己的一支力量。“四人帮”从来没有把造反派看是他们的人，是他们的队伍，是和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力量。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更没有这样做过。要不然全国的造反派哪会在他们垮台前就已经那样悲惨？这也不奇怪，他们追求的目标和造反派追求的目标不是一回事。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权力，造反派追求的更多的是人的解放。被称为“走资派”的那些人心里多清楚，别看曾思玉是外地调来的，百万雄师的出现跟他个人没有一点关系，但他就是知道百万雄师是他们的基本队伍，他清楚实际上他将和百万雄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根本不管中央说什么坏头头不坏头头，杀人凶手不杀人凶手的，不仅放出去而且还要升官，多有胆有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曾思玉走了，他的继任者同样深知这个道理，放谁抓谁泾渭分明。“四人帮”心中有谁？谁也没有，只有他们自己，他们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世英明，怎么最后也搞了一个清查“5.16”？怎么搞了这样一个大冤案？在我看来这是自毁长城。这本来就是一个既定的战略安排还是一个不得已的让步？我不想去搞清楚，也搞不清楚。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四人帮”怎么能不垮台？

　　文化革命其实早在1968年7月就结束了。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几万名工人宣传队队员进驻清华园。造反派从此在全国范围内被打入另册。其后的八年充其量只是文化革命的余波，只是不断地整肃和善后，只是对造反派接二连三地分化和镇压。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后“四人帮”的被抓，是八年清算的继续，是在八年清算基础上的最后一击，也是一直在清算“另类文革”的人自己被清算。想找到真心拥护“四人帮”的造反派很难，但他们的被抓，预示着本来就十分悲惨的造反派的处境将更进一步恶化，并且不知道要恶化到哪一步，造反派对这件事的抵触是情理之中的事。

　　

　　［注释］

　　①“四人帮”：指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被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92年8月3日因肝病死在秦城监狱）、张春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后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5年4月21日病故）、江青（毛泽东的夫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姚文元（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05年12月23日病故）等四人。他们于1976年10月6号被逮捕。

　　





　　劳改队每天晚上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项目——政治学习。

　　在一天的劳作之后，晚上各小组找一个相对宽敞一点的地方，读点报纸什么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要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布置，大家就围坐在一起，读一两段报后，就开始了自由谈。有的在一起小声耳语，更多的人是天南海北地神侃，组长们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谁能一天到晚把弦都绷得那么紧？

　　有段时间在我们学习时，经常会有一只老麻猫出现在大件三组附近。它是沿着车间的墙根走过来的，不紧不慢地从我们身边巡视过去。这时，只要有人拍一拍手，老猫就会停下脚步看着他。只要他再拍拍大腿，老猫就会小跑过去，蹭地一下跳进他的怀中，极温顺地趴下。任你摸摸它的脑袋碰碰它的鼻子，理理它的毛抠抠它的痒，它一动也不动，你愿意让它呆多久它就会呆多久。如果你拍一下它的屁股，它会立即跳下，继续它的巡视。如果有人再拍大腿，它会再次跳上去，从没有例外。

　　尽管劳改队的生活不像看守所里面那样单调，活动空间和内容都不是看守所能比的，但这只老猫带来的慰藉还是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它顺从地躺在你怀里时，你会觉得和它能有一种心灵的勾通，你会忘记每天都在你眼前发生的告密，谄媚和无聊的勾心斗角，你能静心品味这个世界的美好，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晚上盼它来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偶尔它没来，就像差了点什么，心里还会有点不安。只要它出现在我眼前，我一定会让它在我身上躺一会儿，帮它理理毛，抠抠痒，它会用那金黄色的眼睛不时看看我，好像是向老朋友表示谢意。这友谊不断地积累，最后我是唯一一个大白天在路上碰到也能和它亲近的人。

　　老猫这个特性的发现权归于一个叫李景湖的人。他第一次告诉我这只老猫通人性时，我还将信将疑。当我按他说的操作要领成功地让猫温顺地躺在我怀里时，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和它从未接触过，彼此都非常陌生，可它却这样顺从，配合这样默契，好像是相处多年的老朋友，它没有一点戒心，完全信任我。看着它，心里时常生出一些感慨：它怎么会成这样呢？是不是它多年来和人类生活在一起，生存能力大为降低，依赖人类已经成为它的主要生活方式，它是在用这种方式换取人类的欢心和对它的施舍。它大概只是一只逗人高兴的开心果、一只宠物而己。感叹是谁把它驯练成这样的，让猫失去野性是不是害了它？我一直这样想当然地判断。

　　直到有一天，我很偶然地到猪圈的小库房去取工具时，一幅堪称扣人心弦的捕鼠图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判断是多么的可笑。

　　那小库房里有个用水泥砌成的池子，一米五见宽，高约七八十公分，经常装着糠饼麦麸什么的，此时己见了底。只见那老猫在池子沿上跳过来蹦过去，同时发出极具威慑力的低沉吼叫。池子里面有大小三只老鼠，它们沿着池边乱窜，企图逃出池子。而老猫左蹦右跳，一次次挫败了它们逃跑的企图，一次次把它们逼到了池底。看得出，这场精彩的一猫捕三鼠的精彩好戏才开始。

　　我走上前去观看，有老朋友来了那老猫似乎更来劲，它望了我一眼，友好地“妙”了一声，似乎在说：老朋友，你不是总在担心我的生存能力吗？今天请你看一看我是怎样狩猎的。此时一只半大的老鼠沿着池角爬到了中间的位置，只要再一窜就可跳出险境。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老猫纵身一跳，封住了它的出路，老鼠一惊，随即跌落到池底。与此同时，另一只老鼠又窜到了对面池角的中间，随着一声凄厉的吼叫，老猫又纵身跳过去，把那只老鼠同样撵到了池底。在这样的对峙和较量中，老鼠也在总结和变换策略，尤其是那只大老鼠，看来也不是个等闲之辈，肥硕的身躯并不臃肿，丝毫不影响它动作的敏捷和跳跃的有力。另两只半大不小的老鼠要向它靠近时，它总是把它们赶开，逼它们往外窜，企图分散老猫的注意力，为自己的逃命创造机会。我看着都有点替老猫作急，心想把那只大老鼠逮住就行了，几次指着大老鼠说咬，咬。老猫完全不理会我，像一个成竹在胸，威风凛凛的将军，只是细心守着它的防线，一点点消耗这三只老鼠的气力，瓦解这些老鼠最后的一点逃命勇气。大概它拿定主意要全歼这伙老鼠，耐心等待总攻时机的出现。一次那只大硕鼠几乎和另一只老鼠同时要窜出池子，我下意识地“呀”了一声，心想坏了。就在我认为要功亏一篑了的时候，只见那老猫纵身一跃，在用尾巴打下另一只老鼠的同时一张大口已封住了这只大硕鼠的出路，太神勇太精彩了。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让老鼠的逃生希望在最后一刻化为泡影。真是精彩纷呈，扣人心弦。在这过程中老鼠越来越力不从心，跑动时都开始打颤了，而老猫却步步紧逼越战越勇，最后三只老鼠被逼到了一个角落，战战兢兢地偎依在一起。那硕鼠也没有气力再把另两只往开赶了，平日鼠类的机敏和灵活完全没有了踪影，老猫的一声凄厉的叫声都能让它们浑身颤抖。只是三双鼠眼还在不甘心地四下扫射，求生本能还在下意识地发挥作用。无奈四条腿早巳力不从心，灰蒙蒙的眼睛露出不甘心的绝望。就在这三只老鼠紧紧地挤在一起时，只见伴随一声低沉的吼叫，那只大硕鼠被这飞身下去的老猫用锋利的牙齿死死地咬住，倾刻间翻了白眼。接着另两只老鼠又被依次结果。老猫不慌不忙，似乎很惬意地把三只老鼠翻过来拨过去地欣赏了一会，还不时抬起头来看看我，那眼神似乎在说，怎么样？还行吧。然后叼起两只老鼠，纵身跃上池沿，跑出了大门。在我还在回味刚才发生的这一幕时，老猫又回来叼走了第三只老鼠，在叼起老鼠前又友好地给我打了个招呼，似乎说晚上见。

　　晚上学习时，我特地坐在李景湖的旁边，一边抚摸极其温顺，偎依在我怀里的老猫，一边向他讲述下午在猪圈小仓库里发生的扣人心弦的一幕，我想让这位能用心来观察和品味生活的难友和我分享那难得一见的精彩。这老猫似乎知道我是在说它，它特意站起来把前脚搭在我的肩膀上，把头凑近我的耳朵，好像要告诉我这不算什么，辉煌战绩多着呢。老李听我说完后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都小看了它，真是大勇若怯。说罢手拍了拍自己的腿，示意老猫过去，这猫没有丝毫反应，躺在我怀里动也不动。老李脸上显出诧异的表情，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说，我怎么忘了先得要你同意呢？说完向我挤了挤眼。我轻轻拍了一下老猫的屁股，它才轻巧地跳到老李的怀里。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苏轼的《留侯论》。如果猫的世界也要分个高下的话，这老猫应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精英，在它那个世界里，它集留候张良的谋略、西楚霸王项羽的神武、美人虞姬的善解人意于一身。想到这里，对它我开始怀有一种敬意，跟这老猫交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它比眼前的某些人不知要强多少。

　　这个眼前的某些人里就有我那个划线工的搭档。对他的为人和智商我实在不敢恭维，先举两个例子说说他的智商吧。

　　端午节那天，大伙房改善生活，中午一个人另加两个咸鸭蛋。尽管两个蛋在民俗里是句不雅的话，但此时也没有谁去计较，两个蛋总比一个蛋好。

　　“今天好巧哇，我们这桌的鸭蛋全部是母鸭子生的。”在一桌人等值日的把饭领来时，我说了这样一句玩笑话，心想下面肯定是大家哈哈一笑。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不料我刚一说完，这位搭档就一脸认真地问我。

　　“公鸭子生的蛋是方的。”在确认他不是故意跟我逗趣后，我尽可能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但我没说完就忍不住笑了，世上还有这样的蠢人，我笑得肚子都有点痛。

　　“莫跟我开玩笑，你告诉我沙。”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要搞明白凭什么说我们这桌的鸭蛋全是母鸭子生的。

　　全桌人笑得前俯后仰，幸亏是饭还没下肚，要不然饭堂会到处都是喷的饭。

　　“吴□□，你们家谁是你老爹生的？”有人半开玩笑地启发他。

　　“你是你爹生的。”他瞪了那人一眼，认为别人是在骂他，到此时他还没想到这人的提问和我那个结论的关系。这话出口后，他似乎才开了窍，明白了这人问话的含义，不好意思的自我解嘲说，“你李乾太狡猾了。”

　　“吴□□，向你请教个事。”还有次一位同伴对他说。

　　“说。”他很高兴有人向他请教，这在他是很难得的事。

　　“今年的元旦是几月几号？”

　　“一月一号沙。”

　　“去年的呢？”

　　“还是一月一号。”他认真地想了一会说。

　　“不简单，你记忆力真好，去年的都记得，那前年的呢？”

　　“过了两年了，前年的事哪个还记得清楚？那要查。”他想都不想地回答说。在问话者的引导下，这时他已经下意识地把元旦和春节混淆起来了。就这样一个智力水平的人，进来前是一个农村小学的教师，犯的什么案子他讳莫如深，恐怕不是太好说出口的事，我也从不打听，只是深深地同情那些不幸只能听他上课的学生，那是民族的未来呀。

　　我很难理解这样一个水平的人是怎么当上教师的，我不信当地就没有比他有智慧、比他有水平的人。我也曾同样难以理解这样一个除了打小报告之外别无所长的人，在劳改队好像混得还不错。尽管几乎所有的犯人对他都不屑，包括那些同样有打小报告专长的人(有打小报告专长的人彼此间总是轻蔑的)，这个不屑不是歧视而是鄙视，从心底里生出的鄙视。时间长了我理解了，这理解是从我设想自己是一个监狱管理人员时开始的。

　　一个中队一百多号犯人，这一百多号人来自四面八方，案情五花八门，想法千奇百怪。你知道谁会老老实实守完刑期？谁会挺而走险？三四个管教面对这一百多个光脑壳，如果完全不知道这些光脑壳心里在想什么，手里在干什么，是不是会有点发怵？是不是会觉得自己是坐在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上？有效地掌握和控制这些光脑壳就成了第一要务。鼓励打小报告，给能来汇报的人一点甜头吃，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措施。好吃懒做、生产上不行不要紧，总会有人能顶上去的，能汇报、敢汇报就行，让那些不能汇报的人多干点事问题就解决了。汇假报，挟私陷害也不要紧，至少这样可以制造矛盾，加强你们的相互监督。你汇了别人假报，被你冤枉了的就会来汇报你，你就要用更高的注意力去盯住别人，同时不被别人抓住什么把柄，这样你们谁还敢乱说乱动？理解是理解了，但这是最好的思路么？当年欧文的成功怎么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招数？

　　虽然我的搭档在其它方面智商不高，但对这点无疑是看得很准的。你们全体都讨厌我？没关系，只要政府干部需要我就行了。同时生存的需要让他还逐步具备了一些配套的本领，比如说在面对揶揄、挖苦时的麻木和坚强；比如说在面对写有自己大名的生产事故通报时，敢说自己的工作态度从来就是认真负责的胆量；比如说一分钟前说的话，一分钟表后就能忘得干干净净的有选择的健忘；比如说能像演戏一样在中队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比如说在批斗大会上义愤填膺的发言。也许这些本领他原来就有，要不然他是怎么能当上那吃国家饭的小学教师的呢？

　　大概上帝不愿意这个世界太单调、太冷清，他担心人类的思想失去碰撞和磨砺而最终会窒息，因此才创造了如此众多五光十色、千差万别的灵魂。上帝又是仁慈的，他既然创造了一个个独具个性的生命，那怕这个生命被同类所不齿，他也要让这生命能够生存下去，总要给他一点生存的本领。就像人们常说的“一根草，一滴露水”，大自然什么时候在普降甘露时遗漏过那怕是最不起眼的一棵小草？只有无比博大的胸怀才能有无任何遗漏的慈爱，这也许是上帝通过这件事对我的启示。





　　1979年10月26号的天气不错，接连的几天阴雨之后，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但我的运气却有点糟糕。

　　前几天入库的成品缸体要在这大好晴天里补一道防锈工序。人手不够，我被临时抽去帮忙。

　　库房里，凸凹不平的地面上疏疏地铺了一些长条的木板用于隔潮。我挨个将黄油和废机油熔成的防锈油往缸体上抹，缸体立起来也只有82.5公分高，我只能蹲着作业。不时有人将缸体推进推出，我背对着门，没注意到有人推进来一台缸体正往我背后的木板上放，那台缸体落地时的重重一震，让我身后一台本来就不怎么稳的一台缸体一下倒下来，先砸在我的腰上，然后顺着大腿滑下来，最后压在右脚上。同伴们连忙过来把缸体搬开，我以为没事，还想自己站起来，不料右脚根本不能承力，动一下就疼得钻心，脚脖子迅速肿起来。同伴背我到医务室，狱医一看就说马上得送医院，一车送到湖医附属第一医院。是那个从来对我没有好脸色的指导员送去的。在医院的挂号室、急诊室、交费处、X光室、处置室等处的慌忙奔走中，在对医生急切的询问中，我感到这位汗流满面、一脸关切的指导员心本善良。并没有因我在“改造”上不如他的意，而在救治的问题稍有大意。有的费用是没有凭据无法报销的，后来我要在我的零用金里面扣他也没有扣，估计最后是他私人掏的腰包，尽管钱不多。X线号797002的X线照片诊断书上写到：右踝关节正侧位片，右胫骨内踝骨横断性骨折。当下就上了石膏夹板。

　　老天爷有眼。当时我系的是一根结实的牛皮带，事后发现皮带上砸出一道深深的印痕，那个几百斤重的长方体倒下来时，它的尖角刚好被这厚实的皮带挡了一下，要不然真不知会是什么后果，皮带上砸痕的位置正在腰椎附近。这根皮带被我当成了护身符，几十年来我一直细心地放在身边。

　　虽然说在所有的骨折中，横断性骨折的预后是最好的，但伤筋动骨一百天，在这不能动弹的日子里，渺茫的未来加上眼前的处境和伤痛，有时让我放下手里的书呆呆坐在那里，无聊地打发时光。

　　这天中午我正坐在生活区的一棵树下，前三百年后五百年的想着，没注意有人已走到我身后，直到第三声招呼才把我从那沉思的状态中唤出来。回头一看是老赵，他也是一个运动案子，有一身钳工的好手艺。

　　我跟他还有一个小故事。

　　几个月前的一个早上，起床后我在球场上活动身体，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在喊李乾过来，李乾过来。这是一种求救的呼喊，尽管声音很小，但很有穿透力，一下子就能引起高度的注意。我扭头一看是他在不远处喊，他身体僵直地站那里，我连忙跑过去把扶住，发现他浑身微微发颤，手脚都不能动了。忙问怎么回事？他说他人不行了。我二话没说，背起他就到了医务室。医生说是中风，如果他要是倒在了地上，后果可能会有点严重。由于抢救得及时，他现在只是一侧有点轻微的麻木，行动无大碍，他逢人就说是我救了他一命，其实谁都会这样做的。

　　他提着一个鸟笼说给你。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鸟笼，不是一般的钳工手艺做得出来的。里面有三只小麻雀，不难看出它们刚出壳，有点笨拙地在里面蹦着叫着，小不点的可爱模样让人精神一振。接过鸟笼后问他这些小家伙是从哪弄来的？他说看我这几天情绪不怎么好，就想弄点什么东西给我解闷，几天前注意上了麻雀，把鸟笼做好后，叫车间的小年青帮忙。一连掏了好几窝，前几窝不是还未破壳就是没逮住，刚才总算把这三个小家伙逮住了。听着这话，心里暖暖的。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他说谁跟谁呀。

　　我用小木棍逗它们，用口哨和着它们稚嫩的歌喉。看着这几个鲜活的小生灵，这许多天来的郁闷一扫而去。

　　此时已经开饭，它们也该饿了吧？我往鸟笼里洒了点米饭，可这几个小家伙就像没看见似的，碰都不碰一下。是不是要吃米？让人去伙房弄了点米，还用心碾成了碎粒，可结果还是一样。下午两三点钟时，这几个慢慢安静下来的小家伙开始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偶尔睁开眼睛叽叽地叫上几声，对脚边的食物完全是熟视无睹，我开始有点犯愁。

　　伙房的柯师傅从旁边经过，看了看鸟笼又看了看我，说别费那个神了，麻雀关在鸟笼里是不吃东西的，我在乡下长大，还没见过在笼里养活的麻雀。说罢又忙他的去了。

　　原来是这回事，我好灰心，刚才的兴致一下子全没了踪影。怎么办？把它们放了吧，我舍不得，再说它们还不会飞，又能把它们放到哪里去呢？不放吧，我似乎已经看见是什么在前面等着它们。面对这三个已露出疲态的小生命，我一时没有了主意。

　　突然，早已充盈于耳的叽叽叫声引起了我的注意，寻声看去，原来是一只大麻雀站在我旁边的树上冲着我手里的鸟笼使劲地叫着，它嘴里好像还叼着点什么东西。再看看笼中的小麻雀，它们似乎在对这呼唤做出某种响应。一丝灵感突然从脑海里掠过，我试着朝老麻雀挥动拐杖，它扑腾着翅膀不情愿地飞开，可我一放下拐杖，它又很快飞回来，仍冲着小麻雀叫唤。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猜测，我放下鸟笼，离得远远的看这老麻雀再怎么样动作。很快，它从树上飞下来，先落在离鸟笼不远的地方，晃动着脑袋，左瞧瞧，右看看，然后蹦蹦跳跳地靠近了鸟笼。这时三只小麻雀趋迎着老麻雀，一副急切的样子。它们真是一家子。这个结论刚得出，只见这老麻雀径直蹦到鸟笼前，三只小麻雀张大嘴争先恐后地往前挤，它探头把食物喂在一只小麻雀嘴里后又飞走了，不一会儿又飞来接着喂，直到三只小麻雀都喂饱了，围着鸟笼转了两圈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看着一个个精神起来的小家伙，心想这下好了，至少今天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下午收工后，老赵和那几个帮着掏了麻雀的小青工走过来问麻雀吃了东西没有，我指着笼中的米粒，忍住心中的得意，用一副十分沮丧的神情摇了摇头，把伙房柯师傅的话对他们重复了一遍，他们一下傻了眼。看他们那副丧气的模样，我说你们把笼子挂到树上去，然后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向上帝祈祷，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他们疑惑地望着我，虽然不明白我的意思，但还是照办了，看他们闭着眼一副虔诚的模样，让人有点忍俊不禁。等他们再端着饭过来，鸟笼旁的树枝上出现了两只大麻雀，一只叽叽地叫着，一只慢慢地靠近了鸟笼，小麻雀显得异常兴奋，争先恐后地探出小嘴，大麻雀开始了喂食。他们几个喜呆了，两眼直盯着鸟笼，甚至忘记了往自己嘴里扒饭。这时树下的人越围越多，可这一家子不受任何干扰，在大伙的注视下，这三只小麻雀吃得心满意足。

　　树上鸟笼里三个小家伙吃饱后开始安静下来，可树下的议论却一下子大了许多。有的说真绝，那麻雀窝离这有两百多米远，那老麻雀是怎么样找过来的呢？有的说明天再做一个大笼子套在小笼子外面，等那老麻雀来喂食时一块关进去。马上有人说把笼子再做大一点，连你也关进去。有人像是在问自己又像是在问别人：明天老麻雀还会来吗？马上有几个声音说：肯定会来的。

　　第二天清晨，我这个一向起床最早的人被人抢了先，好几个人已站在那里等着开门。门一打开，我们就快步来到树下。在已带凉意的秋天，迎着刚刚露出的晨曦，静静地看着几只小麻雀在那里欢快地嬉戏，在人生命运的低谷，这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

　　太阳刚露头，大麻雀就来了，开始了它辛勤的劳作，尽它作为母亲的本能和天职。我突然发现一个小不点不那么活跃了，有时连嘴都懒得张开，到了中午更明显，老赵他们也注意到了。怎么回事？各种关注的议论开始了。有的说是不是感冒了，得吃点阿斯匹林；有的说是不是消化不良，酵母片大概能管用；有的说老麻雀喂食它都不张口，你怎么把药弄到它肚子里去？有人提议：灌。这个提议没表决就通过了。把药弄来后，我把手伸进了鸟笼，小心翼翼地把那只小麻雀托了出来。它搭拉着小脑袋，眼睛已褪去了光彩，小腿打着颤，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当把调成糊状的药塞进它嘴里时，它无力地抗拒着，也不知这药最终到了它肚子里没有。那只老麻雀似乎没有对它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可我却强烈地感到了它的哀伤和无奈。终于，在老赵他回来之前，它再也不动了。老赵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一回来就径直把鸟笼取下，看了好一会儿后掏出已变得僵硬的小不点，那个曾开玩笑说要把老麻雀也关进来的小伙子已在树下刨了一个小坑，谁也没说什么，这一幕很快就过去了。老麻雀一如既往地来喂食，观看的人还是兴趣盎然。这天晚上有好几个人往鸟笼上盖塑料膜，大家想到了一块：不能再出意外了。

　　就这样平平安安过了几天。

　　两个小不点在明显地长大，可老麻雀却来得越来越少了，看着那两张嗷嗷待哺的小嘴，我又开始着急了，巴望着老麻雀能来勤点，但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怎么办？一次在老赵取下鸟笼看时，我试着扔进去一点馒头屑，天啦，奇迹发生了：像是发现了什么，它俩晃动小脑袋，连蹦带跳地来到馒头屑前，两张小嘴几乎同时落下争抢起来，没几下那点馒头屑就被啄得干干净净。正从旁边路过的柯师傅看到此景也说了句今天真开了眼。老赵一脸的激动，我真想说声感谢上帝。

　　有了这两个小生命的陪伴，时间不那么难熬了，命运中的沟沟坎坎也不再有原来的重量，骨折的恢复比预期的要快得多。在离一百天还有些时日的时候就感到骨折处已经痊愈，在我的要求下，石膏被提前折掉，又休息了几天后，准备出工了。

　　到了约定的日子，按照我们的商定，要还这两个生灵的自由了。我取下鸟笼，看着这两只羽毛已丰满的小生命，心底涌出一股浓浓的感激，是它们陪伴我度过了生命中一段灰暗的日子，让生活里有了久违的笑声。

　　老赵他们几个过来最后一次给它喂食，我们一言不发地看着它们把切碎的肉粒吃完，这点肉粒是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弄来的。鸟笼里面的欢跃和我们心中淡淡的离愁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我把鸟笼递给老赵，他慢慢拔掉门上的插肖，让那个小门缓缓地打开，十来双眼睛静静地盯着这两个小家伙。一开始两个小家伙竟然没有一点察觉，像往常那样在里面蹦了一阵后，突然往外探了探头，我想它们要走了，正要为它们祝福，可不知为什么，它们又转过身来，在笼里左右徘徊，就是不到那门口去。它们为什么这样犹豫和迟疑？难道是在留恋这生命的第一驿站？或者是对未知世界的胆怯？我还在猜想时它们又蹦到了门口，这次没有一点犹豫和迟疑，只见它俩身体微微向下一沉，随着双腿有力的一跃，翅膀一张果断地飞了起来。追求自由是生命的一种本能，它们表现得义无反顾，尽管一开始好像有点胆怯。

　　它们没飞多远就落了下来，离我们只十来步的距离，我们谁也没有过去，仍然静静地看着它们。在那里它们叽叽喳喳一阵后就奋力飞到一棵小树上，此时离我们已有点远，看不怎么清楚了。不久，只见两个小不点一前一后地向远方飞去，身后留下一串欢快的叽喳声。

　　我们都一脸的肃穆，目送它们远行。





　　“我听到一些对你的议论，说你清高，不能和大家打成一片，来了一两年，就没有和人家打过一回牌、下过一回棋，说你这是瞧不起他们，看来还真有人在注意你。我觉得你也不要太认真，不一定硬要坚守一个什么理念，偶尔过去凑一下热闹，你也不损失什么。”

　　说话的是我的一个好友，绝对是好意。他原是一个技校的学生，文化革命中手枪走火误伤了他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死者家里一直要求放人，法院就是不干。我到劳改队的第一天就是他告诫我要少说多看多听。不过，这样的议论我不是第一次听说，也不止一次地想过这问题。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他所受到的教育和所接受的思想，他的个性，他的追求和信念再加上整个社会的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合力，决定了他人生的运动轨迹。现在，不可知的命运把我们的人生轨迹迭合在了一起，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我们认识了。在这之前我们互不相干，各有各的人生追求，各有各的生活内容。当这迭合的过程中止时，绝大多数人会改变原来的生命轨迹，这反映了愿望在命运面前的无奈。有些生命可能就纠缠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形成了新合力，可怕的是这新的合力不是让人上升，而是令他们加速下坠，让他们面目全非。这就是我时刻要警惕的自甘沉沦。

　　这个劳改队运转了多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

　　从管理监督的干警到被监督改造的囚犯，价值取向尽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知道这里的游戏规则。作为干警，他们认为自己是代表人民、代表政府、代表专政机关来对你们这些犯了罪的人实施改造。你能靠拢我，有事无事往办公室跑，汇报一下张三，检举一下李四，这说明你是下了改造决心的，因为这至少会招来对你的同样的监督。为此干警们下了大功夫，顺之者昌，表扬、记功、减刑等着你；逆之者叫你不得安生，大会小会敲打你，明知别人说的是假的，就因为你从不汇报别人，也不来套近乎，就当真的来处理，看你来不来找我？这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没有人不对他们迎以笑脸。现在你李乾是一个少见的异类，软硬不吃，眼里完全没有他们，这是不能容忍的。但又找不到你犯点什么事的机会来出一记重拳，有人在耐心等这个机会的出现。

　　在犯人眼中我同样是个异类。他们学艺都是师傅口传身授，师傅不教就设法讨好，实在不教就耐心等，从不敢去请教别的师傅，这大概是行规。你怎么能不守规矩，私自去问别的师傅呢？他们不看书，车工学得蛮好，你怎么有空就抱著书啃？显示你有文化他们是老粗？尤其是不到半年就要独立操作，你才来几天就要和他们这些老师傅平起平坐，这不是坏了多少年的规矩？车间里多年的工艺、夹具用得好好的，就你能？搞些新名堂。你有点文化有点能耐他们也不否认，但你要和他们打成一片，怎么总像和他们格格不入呢？你清高个什么？

　　劳改队也是一个小社会，也是一个集体。尽管大家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到这里来的，尽管每个人都巴心巴肝地希望能早点离开这里，为此不少人还使出了浑身解数，什么都可以拿出来交易。但只要还没有离开这里，好像每个人都害怕被排斥在这个集体之外，都自觉不自觉地认真寻找或认可自己在这个集体中的位置。每个休息日的晚上，你看监舍里面的热闹劲，打牌的，下棋的，坐在一起神侃的，里面烟雾缭绕，吆五喝六，此时你兄弟我拐子的气氛就出来了，改造的弦就不那么绷了。你会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大体上组长们是一个圈子，准组长或希望当组长的尽量往那个圈子里凑；技术上的骨干也是一个圈子，他们是车间生产上的顶梁柱，出狱后他们的前景最看好；不入流的也有各自的圈子，三六九等，各就其位。我和几个另类坐在床上看自己的书，感到完全没有必要进入到他们的圈子里去，那怕是表面和暂时的。在这一点上，几个另类中我做得最彻底。我不害怕游离于这个集体之外，我本来就没有想融入这个集体，我有我的支柱，我有我的生活内容和安排，精神上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除了生产流程需要我和他人发生联系外，我可以不与任何人来往。这样碍着谁了吗？没有，只是这让有的人觉得我是个异类，心里有点不舒服而已。你不舒服我就有义务一定要让你舒服么？你们不习惯，不要紧，时间长了你们会习惯的，不仅你们会习惯，连政府管教也会习惯。我都习惯了伤害我的人，我不伤害任何人，你们有什么不好习惯的？我也知道是哪几个人说我清高，他们对我不满意，是认为我应该融入到他那个圈子里去，他那个圈子大概就是犯人中的主流圈子。但我没有，这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问题是连中队管教给我画的那么大的饼子都不能吸引我，你那个圈子就能吸引我？现在，你打你的牌，我看我的书，若干年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河，我们相安无事，该多好。

　　其实我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圈子，只是那个圈子不那么显眼而已。是对知识的渴求把我们几个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圈子里，我们都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都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我们都不甘沉沦，我们都不屑打小报告。我们相互借阅世界名著，像《安娜?卡列琳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通宵看完的，包括从外面借来这书的那位。为了让圈子内的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本书，他也是熬一个通宵，那个圈子里面的人就是这样一批朋友。我们相互交流当时还很珍贵的高中数理化的课本，学习中碰到什么难题就找机会在一起切磋。逢年过节各个中队都要办庆祝专刊，我那几个好友总要写点小诗，相互唱和。劳改队和看守所有太大区别，这是一个不允许有思想的地方，谁有自己的思想谁就会被打入十九层地狱。因此这里不可能有我期待的思想碰撞，更别指望能闪现的思想火花。我们不谈思想，不谈认识，不谈政治，尽管朋友圈子里有几个政治犯。我们不谈案情但都大致了解彼此的情况，只要在学习方面有共同语言，也不在意谁犯的是什么样的案子。在劳改队里学东西干扰少，心静，学习效率特别高。

　　在我因右脚踝骨骨折养伤期间，樊映川编的《高等数学（上）》我是三十天把它拿下来的，书内有一页缺了一部分，我正推反推硬把那缺的一点内容给补全了。我跟人打赌，说《解析几何》只需要三天就能学完，结果我赢了，三天后他任意在书上挑出的题都不能难住我。一次那位从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曾在武汉市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的朋友拿来两张卷子，说是人家请他做的，他没时间，要我帮忙，我很快做出来给了他。不料他很快又来找我，说那张北京市考中学数学老师卷子上的最后一道题他没看懂我的解法，我给他讲了一遍他才明白。1978年高考的数学和物理卷子当天下午有人拿进来给我做，几乎都是全对。在文化学习上，我开始在新生汽修厂小有名气，尽管这里有好几个正牌的大学生。连厂部会计室都说三中队有个实验中学的高材生叫李乾，这是有天到会计室去办事，无意中听那老会计说的。但在中队干部眼中，我始终还是一个危险的反改造分子，年终评审，给我的鉴定总少不了只重技术学习，不重思想改造，不能积极靠拢政府，走白专道路等等。

　　没料到的是开始有管教干部找我这个反改造分子给他的子女补课，并且一炮打响，在这里引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震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要从干警的子弟中招工，是公安编制，但指标只有两个，僧多粥少，无法平衡方方面面的关系，当头的最后采取文化考试的方法，取成绩最好的两名，这样谁都没话说。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二中队的一个队长找到我，要我帮他儿子补补课。时间很紧，只有一个星期，不过内容倒也不多，数学只补二元二次方程，语文更简单，他拿来一个有关理想的题目，要我帮他写篇作文。帮助人学文化我总是乐意的，何况这些内容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那篇谈理想的作文更是撞到我的枪口上去了。

　　理想这个词在我们那一代人的语言和文字中出现的频率真是太高了，她是远大，美好，壮丽，奋斗，献身的同义词。她孕育了多少平凡里的崇高、卑微中的伟大，书写出多少夸父追日的坚韧、精卫填海的顽强，她导演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理想让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英雄辈出，理想让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无怨无悔。看着这个题目，我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的课堂上，仿佛自己又是一个有崇高理想的少年，文思如泉水般往外涌，这篇作文一气呵成，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其中不乏富于哲理的神来之笔。后来才知道这个题目就是他们作文考试的命题，每个家长都是找人帮着写，然后叫小孩背，我无意中成了“枪手”。最后结果出来，这位队长的小孩榜上有名。更令我惊讶的是另一个干警子弟也能大段地背诵我写的这篇作文，没想到这作文竟会在他们中间流传。

　　我没有去适应这个环境，当然也不敢奢望这个环境来适应我，但我感到这环境开始有点变化，这里的价值取向有了点新的内容，好像我开始有了一点机会。

　　一天通知我到中队办公室去，意外地看到坐在里面的并不是中队的干部，而是从未接触过的管教股的陈股长。囚犯中习惯于喊他陈队长。

　　“劳改队要开办犯人文化班，有几个人说你可以担任教员，对你我不熟悉，今天找你来谈一下，算是作个调查。我看了你的档案，学历是初中，找你们中队干部了解，生产上虽然你还可以，改造上多少有点问题。在决定放弃你之前，我还是想听听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想不想说一下？”在我坐下后陈队长说。

　　“我想法很简单，犯得起法就守得起法，表扬、记功、减刑我都不想，只想老老实实把余下的刑期服满。那些积极检举揭发的都是冲着记功减刑来的，至于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内心干不干净，谁都心里有数。我理解为什么要号召积极靠拢政府，这是管理的需要，是要犯人能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不出乱子。我了解我自己，我不可能出什么乱子，别人监督我也好，不监督我也好，我就是这个样子。至于说监督别人，有那么多的积极分子，不缺我一个。再说我做人有我的底线，我不愿用检举别人来谋得自己的好处。

　　“毛主席说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这里是劳动改造，劳动是改造的前提，是改造的手段，离开了劳动，谈什么样改造？那些生产上一塌糊涂，偷懒耍滑，成天只是琢磨着汇报整人的人，你说他出去后靠什么为生？他不可能自食其力，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对这个社会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当然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我说得有点极端。你要听我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就是我心里想的。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生产上我怎么样？刚才你也说中队干部说我还可以。他们是挑不出我生产上的毛病来，如果能挑出毛病，是不会用‘还可以’这三个字的。

　　“做文化教员我不敢说自己能够胜任，我只能说自己一直没有放松文化学习，相信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需要文化、需要知识的。李政道每次回国来，毛主席都要接见他，那是因为他在科学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中队有人说我只专不红，红不红我自己知道。退一步说，就算是只专不红，只专不红也比不专假红好。”

　　这位陈队长静静地听我说完后又问我看了些什么书，我说：“高中的数理化已全部自学完，现在正在看《机械原理》和《材料力学》。”

　　“现在准备让你做数学教员，回去写一份清单，把上文化课需要的教具等用品都列上，明天上午跟我出去一趟。”陈队长淡淡地说。

　　这是命运早已作好的安排还是我的执着感动了上苍？一个不入流的囚犯在劳改队的处境戏剧性地出现了转机。几年来这个人在中队管教眼里始终是应该警惕、防范的重点，在犯人眼里是个总爱别出心裁、破坏规矩的另类，现在突然成了文化教员。我没有变，我还是那个我，是一个能改变我处境的人对我有了一点了解。这个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李乾注定了还会有灾有难，后来几次在我非常艰难的时候都是这位陈队长施以援手，让我得以渡过难关。这个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李乾和这位陈队长也有过思想上的碰撞，他对我也有过很恼火的时候，但我永远记得并感谢这位正直而且有高人一等水平的人。

　　第二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是我进这监狱两年多来，第一次跨出这里的大门，没有手铐，不穿囚衣，走进繁华的都市。我跟着他走上长江大堤，站在路边等进城的公共汽车。身边的这位陈队长神情平淡，既不是一脸的严肃，也没有让人想走得更近的笑意，一起等车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我是一个还有九年刑期的囚犯。从金口过来的车，高峰时也得间隔45分钟，车上总是有那么多的人。候车的人不少，我想绅士一点，但做不到，不挤上不了车。十多年没有挤过车了，原来挤车的感觉也会有这样好，几乎是一种享受。这是一种权力，能挤车你就是这个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你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员时才有这个权力，在你被踢出这个大家庭之外时，你被剥夺了这权力时你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在车上，下意识里我不敢离他太远，怕有逃跑的嫌疑，他好像不在意这一点，一脸的放松，我觉得他都没怎么注意我，只是在考虑他的什么问题。十一年了，第一次像个普通人一样坐在公共汽车上。就在昨天我还觉得离普通老百姓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现在我就在他们中间，真是不可思议。记得休息天时，有时我会透过宿舍二楼楼梯间的窗户，眺望远处的菜地，偶尔能看见几个菜农在田间劳作，当时觉得他们遥不可及，现在他们就坐在我身边，在外表上我们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我胆子大一点，我还可以和他们攀谈。一天前我还是个动辄得咎的反改造分子，在极端时，甚至我说谁好，谁就要倒霉，我说谁不怎么样，谁就会受到中队的公开表扬。我知道这是中队为孤立我、逼我走积极靠拢政府光明路的良苦用心。中队指导员还在大会上不点名的号召向我这样的坏家伙作斗争，要七斗八斗把我斗成一个积极接受改造的好犯人为止。想都不敢想一天之后我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坐在一车红男绿女当中。原来一个人处境的改变是可以这样迅速的，迅速到你的思想、你的感觉来不及变化、来不及适应。

　　我有了表现自己的欲望，想表现自己是一个值得委以这件工作的人，在一个书店里这机会来了。结算时，营业员一边念着每本书的单价，一边拨着算盘珠子，她刚算完我就很肯定地说：不对。陈队长和那营业员都朝我看了一眼，陈队长的眼神里是你凭什么说别人错了？营业员的眼神里有一丝不快：你脑袋比我的算盘还好用？尽管心里不舒服但那营业员还是重新拨起了算盘，这次算出的结果和上次不一样，我不再吱声，不说对也不说不对。营业员再算一遍，和第二次的结果相同，这说明她第一次确实算错了。营业员半佩服半解嘲地说：你脑袋真比我的算盘还好用些。陈队长脸上露出了欣赏，我知道这一幕绝对在陈队长心里印象深刻，会进一步坚定他用我的信心。其实我没有学过心算，是不可能跟上算盘的速度的，这里我用的是个位判断法，这是我即兴创造的：只注意个位数的对错，不管其它的数，这样我脑子肯定是够用的，个位数错了，这个数就肯定错了。所以她第一次的总数一出来，个位数不对，就敢肯定她算错了，她在算第三笔时就错了。用这个方法只能确定她错，不能确定她对，所以后来我就不再说话了。陈队长和那个营业员肯定不知道这里面的秘密。速算只不过是一种技巧，能即兴天衣无缝地表现自己并不存在的高速计算能力应该说是一种智慧。这是在欺骗这个给了我难得的信任的人吗？我觉得没有。营业员第一次结果出来，我说错了不是瞎蒙的，是我计算出来的，尽管只计算了个位数，她确实错了，我没说我计算出了正确结果，我的表现没有违背我做人的准则。也许陈队长更看重的不是我的心算能力，而是没有一点想借此机会自我吹嘘的欲望。

　　第一堂数学课的成功超出我的想象。

　　几个中队加起来共有50多位学员，长年的自学使我知道哪里是关键，必须讲透，直到讲得没有人再有疑问。没想到的是宣布下课时突然出现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在我的感觉中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长得我感到受用不起。这是久违了的掌声，还是在十一年前听过属于自己的掌声，这掌声让我心头一热。这是对我能力的承认，这是对我知识的承认，这是对我多年来一直不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坚守做人底线的肯定。这掌声是自发的，是发自他们内心的，也反映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坐在后排的陈队长可能也有点意外，我想他可能也会有一点感触。也许他早就想要在犯人中找一个这样的人，这不是树一个什么改造典型，他清楚这样的人做不了改造典型，只是在落实他的一些工作计划时，需要能实实在在干事的人，我被他撞上了。就像在第二看守所时那位所长把总在靠拢他的人撇在一边，用上我后就不放手一样。但那位所长是凭一种直觉开始的，陈队长的开始则更多的是对人的了解。

　　后来几乎每一堂文化课或技术课结束时都会响起属于自己的掌声，只不过我的心情没有第一次时那样激动。囚犯们对我多了一个称呼：李老师。尽管在三中队的处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但我已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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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谁让你们打开的？把电视机关上！”

　　晚上大家在监舍里正看在兴头上，突然传来一声吼。原来是中队的贾干事看完电影后过来了，今天他值班。这位贾干事在中队是协助队长管生产的，但能力和水平都很有限，在中队部就没什么话语权，为了维持内心的平衡，他总是找机会在我们这些光脑壳面前显一下威风。前不久他要一个铣工把已快加工好了的工件拿下来，先加工他一个关系户的东西。懂行的人都知道铣床上加工中的工件拿下后再复位是很困难的，多数情况下拿下来就会报废，那铣工没听，跟他争了几句，他就在车间里面大打出手。刚巧被一个到车间来有事的甲方看见了，这人在省直机关工作，第一次看见这样低素质的管教人员，就劝了一句，这位贾干事不仅不听还说他多管闲事。来人就到厂部去说了此事，还有人说他把事捅到了劳改局。反正这贾干事受了点批评后，有一段时间没发威了，今天会不会是他憋得慌又要表现一下？

　　“贾干部，你最通情达理的，今天这精彩的球赛就让我们看完好不好？

　　一赛完我们就关电视。”正在直播一场球赛。有几个犯人马上过去跟他说好话，都了解他，高帽子只管给他戴。

　　“你们这些坏家伙，改造不怎么样，看电视都成了积极分子，不行。”他在坚持原则。

　　有几个人在那里跟他嬉皮笑脸地磨，他就在那里大大咧咧地骂。其实犯人在心里也没把他当个事。他把犯人当钟敲，犯人就把他当点混。如果是队长指导员说要关电视谁敢磨？

　　“贾干部，就让我们看吧，已经快打完了。”我在一旁帮着说了一句。

　　当时刚好有一本难得一见的名著传到我手里，宿舍前半截关灯在看电视，我坐在后面的灯光下看书，他就站在旁边吼，觉得他大大咧咧骂得太吵人，想帮忙说一下后让他好快点走。

　　“你帮忙说什么？你他妈的李乾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一边去。”他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张口就骂。

　　大概是好一段时间没骂人了，他要把这损失补回来；也可能是骂顺了口，这听着很刺耳的语言在他嘴里很流畅地就放出来了。这话让我感到血直往上涌，你凭什么平白无故辱骂人？这时我有点毛了，平日里对他的鄙夷一下子从心里冲出来：

　　“我确实不是个好东西。我一心想沾国家的便宜，我三天两头到车间去做私活，白天不能做了就晚上做，为了不被捉到，我就在车间门口站岗放哨。我当然不是个好东西。”一下子忍不住又一吐为快了。

　　“你说什么？”正在兴头上的他压根没想到我会这样回敬他，下意识的问了一句。

　　“我说我一心沾国家的便宜，当然不是好东西。”我一字一顿地说。

　　“你是什么意思？”他脸色开始变了。

　　“我的意思很清楚，你说我不是好东西，我满口承认。我成天只想沾国家的便宜怎么会是好东西呢？”我再一次高声说。

　　“你恶毒攻击政府干部，跟我出来！”他完全明白我话里面的话，脸色铁青。

　　在场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他，但都没有想到我会用这样尖刻的语言当面顶他。他爱占小便宜已到了变态的程度，在囚犯中已成为笑谈。□政委几次到中队来强调做干部私人的事一定要开工票。负责开这工票的也是犯人，一般都只是象征性的开点工时。就这很少的一点费用他也不愿交，他好像恨不得把车间变成他家的加工厂，从家具到餐具都要车间无偿做出来。由于量太大，已被偶尔到车间来转一转的厂部领导碰到过几回了，为了不会再次被厂部领导看见，他要做私活时就安排加夜班，只要是他值夜班就肯定要安排人为他做私活。在外面站岗放哨就成了他的独门绝技。他自以很隐秘，其实在车间里是公开的秘密，无人不知。

　　“这家伙太嚣张了，在监舍里公开煽动犯人闹事，非给他点厉害尝尝。”在中队办公室，贾干部一边从墙角挑出一副铁链最粗的脚镣往我脚下一扔，一边义愤填膺地对队长说。

　　在新生汽修厂普通干事无权决定给犯人戴脚镣，这需要指导员或队长的同意。

　　“李乾，怎么回事？你这段时间表现还可以嘛，怎么搞的跟贾干部顶起来了？”队长听这位贾干事告了半天状后说。

　　显然他没有相信贾干事的一面之词，他对这位贾干事很了解。我心里清楚这位队长对我的看法不坏，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是一位不喜欢动辄就上纲上线、给人扣大帽子的管教。抓生产的主管对生产上一丝不苟、不出任何问题的犯人总是有好感的，据传他对我的看法和指导员不尽相同，但我真的不好开口说出这件事。做私活的事几个中队干部多少都有一点，如果据实把刚才的情况说出来，这位队长会不会受刺激？他会怎么想？他肯定会多少有点难堪。他是中队里我唯一有好感的干部，虽然他很少做私活，但也有，我有点投鼠忌器。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保持沉默，就让自己受点罪，戴镣就戴镣吧，听天由命。在至少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队长反复问我是怎么回事，我默默地站在那里不愿开口。他问一次我就在心里说一次：队长，你就别再问了，我是怕你难堪才不说话的。就给我镣上让我走吧。

　　“你看这家伙用沉默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藐视政府干部，心里对我们是刻骨仇恨，不治治，像他这样的反改造分子就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害。”贾干事在一边不断地烧阴阳火，他生怕这脚镣上不了我的身。

　　“经过不说也可以，你给贾干部认个错。”队长变通了一下，看来他确实不想给我戴这个镣，也许他还考虑到我这脚前不久因工伤骨折过。

　　“你看他是个想认错的相？”这位贾干事听队长这样一说生怕我会开口。

　　我心里说：你抠错了胯子①，放心，我可以向任何人认错，就是不会向你认错。仍然沉默不语。

　　“李乾，我已经劝了你这半天，你再不说话，我只能认为你是在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这个镣我要跟你戴上。说不说呀？你还是不说？那好吧，戴上镣到禁闭室去好好反省，想好了你跟值班的讲一声。”队长最后也只能这样了。

　　队长的话还没落音，这位贾干事已经迫不及待地蹲在地上把镣往我脚上套了。直到最后我还是一言不发。

　　禁闭室就在犯人宿舍旁边，从中队办公室到那里还有段距离，我拖着沉重的脚镣，缓缓向禁闭室走去。内心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委屈、没有后悔，只是感到有点滑稽。

　　脚镣在水泥路面上发出的撞击声在冷清的夜晚显得特别刺耳，整个厂区都能听到。我想起当年在《东方红》中看到的戴镣长街行，当时就想过如果我在那个年代一定会像先烈一样威武不屈。可我现在算哪门子事呢？队长因为我不开口而同意戴我的镣，而我不说话是因为怕伤着了他，怕他难堪。

　　“贾干部，你怎么把我们老师镣起来了？他犯了么事啊？”路上碰到外队上夜班的人，他们感到很意外，就问这位贾干部。

　　“走开点，他戴镣关你么事？”

　　“那明天哪个来给我们上课呢？”

　　“你还真把上课当了个事？走开走开。”

　　但他们没走开，有两个小年青一直陪我到禁闭室门口。

　　三中队的电视还开着，没人把他贾干部的话当个话，大概是哪个队又进了个球，里面出现了一阵欢呼声。

　　这禁闭室里的号子非常小，放进一个马桶后只能挤下两个人。我拖着铁镣一进去，不由得想起十二年前刚踏进号子门时的情景。那时，对专政的概念一无所知，对问题的严重性一无所知，对可能的命运一无所知，很快就平静地进入了梦乡。现在，对自己的处境是清楚的：从大环境来说，最险恶的时刻已经过去，我的生命现在已经没有了威胁；从小环境来说，随着对生产的重视，对知识的重视，我的处境也有所改善。在犯人中我的价值观不再被认为是异类，慢慢被认同；在中队部，队长已表示了与指导员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信息。眼前这点事会很快过去的，这不会是十二年前幼稚和天真的再版。

　　正想到这里，风门开了，露出了禁闭室值班员的脸。在这里值班的也是服刑人员，这个值班员是从三队出去的，应该说彼此都有好感。

　　“李乾，我给你把镣下掉，这样好睡一点，明天早上再给你戴上去，不要紧的。”他小声说。

　　“算了吧，不麻烦你了。”

　　“没得事的，真的。”

　　“那就谢谢你了。”看他一脸的诚意和十足的把握，我不应该太固执，应该接受别人的好意。

　　这一夜就像十二年前的第一夜，我很快就入睡了，只是没有再出现躺在实验中学床上的幻觉，也没有睁眼就会是一个阳光灿烂早晨的期盼。

　　“有什么要帮忙的？”天亮了后值班员在给我上镣时问。

　　“我说正要对你说这个事，上班后你去找管教股的陈队长，说李乾在关禁闭，让你来说一下晚上的课他不能上了。”

　　“他要是问为么事关你我怎么说呢？”

　　“就说你不知道。”

　　下午两点多钟，陈队长来了，他把我带到禁闭室大门外的一块空地上。问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在他面前我没有顾忌了。陈队长绝少到车间来找人做私活，如果来他肯定是先开票，我清楚他对有些人贪小利是很反感的。我把昨晚在监号和在中队部的情况，除开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外，如实说了一遍。

　　“你呀！”他似乎猜到了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陈队长在听了后说了一句。

　　我不做声，等着他后面的话。

　　“就这？”他好像也在等我后面的话，看我不再做声就问。

　　“就这。”我说。

　　“再没有别的了？”他又追问了一句。

　　“再没有别的了。”我肯定地说。

　　“那好，你先进去，再委屈一晚上。”这话语中似乎有点歉意。

　　“给他把镣下掉。”这是他走之前对值班员说的一句话。

　　禁闭室的门关上了，刚才强忍着的眼泪一下子哗哗流了出来，“再委曲一晚上”这话说得我心头发热。到这里来了三年了，从未听到这样充满了理解、认同、关切的语言，这六个字不停地在我心中撞击，撞得我热泪长流，撞得我心绪难平，这是心灵渴望已久的甘露，却又是梦里也不敢奢望的春风。这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理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认同，是一条生命对另一条生命的关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身边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我还有什么可要求的？连我自己都感觉不到委屈，大概是潜意识认为在二十年的刑期面前，这一晚上根本不算什么。但他感觉到了，他想到了，更重要的他明白地、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了。在这一点上他比我还细致、还敏感，还无顾无忌。我想到古人说的“士为知已者死。”

　　第二天上午，陈队长带我出了禁闭室。

　　“给你换个环境。”他说。

　　“到哪？”我连忙问。

　　“一队。”他淡淡地说。

　　“太好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能离开三队到一队。我一点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你要先到三队去办个手续，高兴放在心里，在那里说话注意点。”陈队长提醒我。

　　“知道。”这点常识我有。

　　在三队办公室里，几个干部一脸的阴沉。上次这位贾干事几拳头把那个铣工打到了一中队，在三中队总被看着不顺眼的人，到了一中队就被当成了宝，他很快就成了生产和技术骨干，成了一中队技术最好的电工。这次一脚镣又要送走一个了。在这个队整整三年，我踏踏实实地干活，只要不是逼得太甚，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更没有伤害任何人，从上到下，我回避和任何人的冲突，只想与世无争地平安服满刑期。在选举先进票数最高的情况下榜上无名，一点也不觉得谁在委屈我。我像个鸵鸟似的把头埋在自己的世界里，屁股任人踢任人打，只是一脚踢得疼到心里去了的时候，忍不住小声喊了一下，喊时还尽可能地克制，不愿让旁人听到，怕旁人听到了心生尴尬。没想到这一脚把我踢出了三中队，踢到了一个我一直希望去的环境，真是因祸得福。我骨折在号子里养伤时，指导员在中队大会上批评说有人不注意安全，出工伤影响了中队的声誉。在这个队三年，我没做任何让中队面子上过不去的事，除了这一次没能看到缸体从背后倒下来，给中队增加了一个工伤事故，这是我在这里做的唯一一件有损三中队荣誉的事了。哦，还有一次，就是毛主席逝世时我要求犯人也能举行一个追悼仪式。现在我要离开这个队了，在心里我对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了。

　　办完了手续，最后队长说了一声到了一队好好搞。望着他我感激地点了一下头，他是三中队唯一对我有好感的人。

　　从三中队队部出来，只几步就到了一中队队部，一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都在办公室。

　　陈队长向一中队的两位主管作介绍：这个犯人根据我的了解，各方面表现都是不错的。实验中学的学生，文化素质比较好，犯的也不是歪门邪道的事，现在文化班做数学教员。三队那个环境他好像不太适应，换个环境会好一些的。

　　我完全没想到的是到一中队后是一路顺风。一开始就分到技术性最强的发动机组，以后又几乎每个小组都转到了，对整个汽车修理的全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仅是生产上的骨干，中队技术课的教员，被人戏称为“机械油子”，“液压专家”。而且还是小组长、中队积委会②的副主任、中队生活用品的管理员、大伙房伙食管理小组的成员、《新生报》写稿小组的成员，头衔多得让不少犯人眼红。我和少数几个犯人的照片挂在哨兵的岗棚里，这是几个特例，喊声报告，不用管教带，一个人就可以出监狱大门。我也没有让信任我的人失望，除了生产上动脑筋解决了不少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降低了费用提高了效益外，多次的火警中我不顾安危冲在最前面。记功和减刑也开始青睐我了。李乾还是那个李乾，我做人的底线还是那个底线，是这里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一点变化，这才使我那不多的知识有了一点用场。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我的着眼点是不让事端发生，而不是发生了后去汇报。我的这做法受到一些管教的欣赏。用一些难友的话来说：在武昌监狱，你李乾是要雨有雨，要风有风。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终于有一天，也许是我脑袋发热，到底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在新来的监狱长面前说了句直话，谁知竟被看成是向监狱长权威的挑战，被他视为必须要严加打击的挑衅，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他信奉只要我整你，就一定能整出你的问题来这个屡试不爽的信条。监狱长要整我的要求在第一次时被中队顶住了。当时中队的指导员年纪比他大，资格比他老，指导员对我太了解了，因此敢说话：别人没问题你怎么整？整不出问题来怎么收场？

　　这监狱长很有耐心，他耐心地等，在他表现他的耐心时，我还以为那是他的豁达和肚量，在给同学的信中还有过对他的赞许。终于在我出狱前的一年，老指导员心脏病突发过世，新指导员上任，监狱长等到了他的好帮手。这位指导员曾恨恨地说：他妈的，有的犯人老子叫他叫不动，李乾一喊他跑都跑不赢，比老子说话还管用。他一直想用把我整下去的方式把他的威信树起来。但他知道很多管教对我印象都不坏，又没有抓到我任何把柄，对把我整倒没什么信心。监狱长给他打气说你给我整，我在你背后，你怕什么？这句话让他信心大增，感到胜卷在握，并且还是他日后升迁的契机。随即他们合演了一场名为揪“武昌监狱黑社会总后台”的那样一部削头适帽的恐怖剧。一时间，李乾成了武昌监狱的焦点人物。令他们意外的是囚犯们竟敢一边倒地拦住政委为我鸣不平，这在武昌监狱是从未有过的。连这位指导员一手圈定的“积委会”也与他离心离德，背地里对他不屑一顾，他孤立我的某些措施就是落实不了，而他向积委会发的任何指示我很快都能知道。难友们的举动让我感动的同时也让我担心这样会不会帮倒忙？我一再劝阻但没有用，让人想起一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以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监狱长之尊，组织了那样一个庞大的班子，下了那样大的决心，付出了那样高的成本：全中队一半人停产办集训班，另一半人生产，半个月后轮换。许诺只要能揭发李乾，任何人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一风吹。这个决心是空前的，阵容是空前的，措施是空前的，但最后的结果也是空前的。这位监狱长大人怎么也没想到会在一个普通囚犯面前以惨败告终，不仅没有达到把李乾送到恩施的劳改农场去强制就业的既定目的，最后竟以此为导火索，赔上了他头上那顶乌纱帽。

　　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奇迹。我十分清楚，这个结果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这是幸运女神的眷顾。固然最后化了那样大的气力也没找到我任何值得一提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最重要的是陈队长在关键时又伸出了援手，在决定我命运的时刻秉公直言；是监狱长的拔扈让新来的政委忍无可忍，要通过李乾的事来出一口心里的恶气。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仅仅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囚犯他们会如此较真。最后，怎么样看待李乾竟成了监狱当局两派力量的分水岭，成了最后摊牌的导火线，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

　　1985年12月14日，我如期顺利出狱，家人借了一辆小车去接我，除了一箱子书，什么都扔在了那里。那天上午，一大群难友不顾中队的禁令来送我，直到在二道门被哨兵拦住。当着那一脸阴沉的监狱长的秘书的面，他们向我做出各种表示好样的和胜利的手式，在这里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我离开武昌监狱的几个月后，政委在全监狱的积极接受改造分子代表大会上说：个别干警偏听偏信，把积极接受改造，一直表现不错的犯人打成反改造分子，说成是武昌监狱黑社会的总后台，我们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

　　不久后这位一意孤行的监狱长黯然地调离了武昌监狱，那指导员则调到生产科当了一名普通的干事。

　　

　　［注释］

　　①抠错了胯子：武汉方言，胯子指大腿，抠错了胯子本意是说痒的腿没抠却抠了不痒的腿，引伸为搞错了对象，有一个笑话说；一先生在麻将桌子上坐了几天几夜，突然感到腿被蚊子叮了一口奇痒难忍就去抠。谁知抠了半天，腿被抠出了血也不止痒，再一看，原来是抠到了旁边人的腿上。

　　②积委会：全称是“接受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是当时劳改队在狱警监管下的犯人自我管理组织，以中队为单位设置，经全中队犯人投票选举并经中队部审定产生。





　　“刚才陈队长来找了你的。”我一回车间就有人对我说。

　　“他说没说是什么事情？”

　　“没说。”

　　“样子急不急？”

　　“好像不怎么急。”

　　尽管听到的回答让人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一点，但我还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可能不知不觉陷进一个会吞没我的漩涡里面去了。

　　几个月前，陈队长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他讲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准备成立一个伙食管理小组，由三中队的袁队长负责，还有朱司务长，再加上每个中队的一个犯人代表，一共五个人。最近伙食费总在超，但对大伙房的伙食反映并不好，伙食管理小组的任务就是督促大伙房精打细算，堵住漏洞，把伙食办好。以后大伙房每个月的报表要你们签名后财务室才认。再搞不好，超支部分厂里再不报销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前我对伙食问题不怎么关心，对从京山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走过来的人来说，眼前的伙食够可以了，碗里的菜好一点差一点，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只要没有饥饿的威胁就行了。现在挂了个伙食管理小组成员的名，就不能不在意了，但不得要领，几个月了，不见伙食有什么改善，开支还是居高不下。头两次月末去对过账，在袁队长的主持下，大伙房保管室的吴世民手里的账和朱司务长手里账一笔对一笔，没有任何差错，每张发票上都有他的签字，第三次仍然如此。但我听到的反映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我这个伙食管理小组成员全厂上下都知道，并且被认为在三个犯人中最管用，就连中队的管教也在我面前说那个朱司务长上任前，小孩吵着要吃馒头都舍不得买，当了几个月司务长后小孩连肉包子都往地下扔。虽然说的有鼻子有眼，但仅仅凭这样一些传闻我不敢瞎猜。

　　伙食办得确实不怎么样，伙食费也没怎么降下来，我开始留心一些具体的数据。随着了解情况的增多，我有点退缩了，感到事情不简单。我们的伙食费肯定有漏洞，并且跟司务长有关，问题是他同时兼着大、小两个伙房的司务长。我不清楚这会涉及到哪些人的利益，我面对的谁？我先以为只是改进伙房的工作，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回事，如果我认真管下去，会不会把陈队长也搅进来？肯定会有人迁怒于他，毕竟他不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有些事他说了不算。还有，我和他之间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他不可能完全信任我，我也不可能把心里面的想法全部说出来，而他们之间是同志与战友的关系。会不会又出现上次在三队时的情况：为了他我必须闭嘴，而他又因为我不开口而惩罚我。最后，我认真的结果是他受影响，我也未必能落个全尸。

　　想起一个右派给我讲的个故事：

　　当年孔子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时，走到一个前不沾村后不挨店的荒野之地时已过正午，一行人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正在着急怎么解决肚皮问题时，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间小屋，走近一看，正好有位老人在吃午饭。孔子连忙让子路去讨点吃的。

　　子路快步上前说明身份和来意，老人听后笑着说给点吃的没问题，不过要认出我写的字才行。孔子的学生想必一定很有学问，应该没问题吧？

　　老人家请写。子路一口答应。心想考别的我不行，认字莫想难倒我。

　　老人用手指沾了一点水，先在桌子上写了一个“直”，然后在下面写了一撇一捺。

　　子路一看，心想原以为是多难的字，搞半天如此简单，他脱口而出，此字认真。

　　不对，此仍直八二字。老人摇着头说。

　　认真。子路不服气。

　　认直八。老人一点也不松口。

　　认真。子路大声喊了起来。

　　认真你就错了，没饭给你吃，你走吧。老人下了逐客令。

　　子路一脸委屈地回到孔子面前诉说了经过。孔子听后说老人是对的，要子路赶快回去赔不是，是认直八。

　　明明认真，你怎么也说认直八呢？子路一脸的不解。

　　你还在认真，再认真就没饭吃了。孔子给了他一巴掌。

　　这位右派最后说什么时候该认真，什么时候该认直八，是一门大学问。这个故事当时听了后感触颇深。我现在是不是该认直八呢？是不是再认真下去我也会没饭吃呢？

　　一个多月前，大伙房管库房的徐强急匆匆地来找我，但见面后却欲言又止，最后总算吞吞吐吐地说伙房的大组长吴世民怕得罪司务长，明明大伙房没吃骨头，他也在50斤骨头的发票上签了字。这件事我一直压在心里面一个多月，对谁都没说，我不想太认真了。

　　前几天收工后在回宿舍的路上几个光老壳堵住我说伙食的事。

　　“李乾，你们伙食管理小组的管了些么＊＊＊＊＊事？伙食搞成这个鬼样子。”

　　“听说是厂部在控制我们的菜金，是不是？”

　　“你看在菜里面能不能找到一点油花？”

　　“伙房里面的人给自己开小灶你晓不晓得？”

　　面对各种各样的责问和埋怨，我总得要解释两句：“控制菜金的事有，但那是因为超支了，这也是不得已的事。”

　　“就这个伙食还超支？你在开国际玩笑。”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超支是千真万确。”

　　“你跟我们说清楚是怎么超的？吃了些么东西？”

　　“怎么样超的？那你去问吴世民。上个月你们吃了骨头没有？”

　　“屌毛，自春节后什么时候见了骨头的？”

　　“吴世民在50斤骨头的发票上签了字。”

　　“那是不是小伙房吃了？”

　　“你跟我闭嘴，你凭什么说这50斤骨头是小伙房吃了？你看见了的？”

　　我很注意不让把这事没有根据地和小伙房扯在一起，不然我会栽的。但没料到说出这件事本事就是一个错误。

　　“那狗日的吴世民不是个东西，碰到了老子非要问问他。”

　　说过大家就散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一直盯着我这个位置的有心人去跟吴世民讲了这一幕。这人表面上跟我的关系还不错，见人总是一脸笑。吴世民一听紧张了，他知道如果有人追问，他肯定扛不住，跑去找朱司务长。

　　“李乾，你跟我走！”就在一个小时前，朱司务长气势汹汹找到了车间，一见面他就脸色铁青地对我说。

　　“朱司务长有么事？”一看来者不善，我想肯定跟伙房有关，但不知道具体是为什么，就还是很平和的问他。

　　“有么事？去跟我把那50斤骨头的事说清楚。是谁告诉你小伙房喝汤大

　　伙房付账的？你在下面散布些什么东西？”他一副咄咄逼人的气势，大帽子劈头盖脑地往我头上扣。

　　看我站着不动，就伸手拉人。

　　“这事要落实最好要有管教股或者中队的干部一道去，不然是不是有点不妥？”我甩开他的手说。心想你是当事人，在你一个人面前说得清楚？再说没有其它的干部在场，你给点现亏我吃，我到哪里去伸冤？

　　他见我不动，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他刚走一会，干部小卖部的桑班长来找我去拿烟，我管着全中队所有犯人的零用金，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副食由我到前面干部小卖部拿回来。从桑班长那里回到自己的保管室清点物品时，徐强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条：李乾，我和你讲的事，你不要讲是我讲的。今天有干部查原因。你们组□□□和吴世民讲了很多不好的话。

　　“如果干部要问我是听谁说的，要我不讲实话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关键是这事是否属实。”看过纸条后我对他说，此时我心里也有点不踏实。

　　“此事完全属实，我敢担保。”

　　“这事还有谁知道？”

　　“吴世民对刘银顺说过。”

　　刘银顺是厂部仓库的，有时帮伙房买点菜。

　　听说陈队长来找了我的，这天夜里我失眠了。

　　看来朱司务长去找了陈队长告了我一状，这一状告得很刁，手下得很黑，一句“小伙房喝汤大伙房付账”的话可以要我的命。他一人管了大小两个伙房，策略很清楚，就是要制造我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小伙房，也就是针对全部干警和家属的舆论。他这策略对我的杀伤力太大了，我感到危险正在向我逼近。从保管室回来的路上碰到刘银顺，他证实了徐强没说假话。虽然我很早就怀疑50斤骨头的事朱司务长有猫腻，但这是我管的事吗？老鼠去纠正猫的不正之风，这是不是找死？可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已经躲不脱了。当初决定成立这个小组，他们大概没有估计到有这个情况出现，如果估计到了就不会出台这个决定。朱司务长没反对大概是他认为这只是走个过场，头三个月不是把我们都糊弄过去了？没想到我的一句话无意惊动了他，他心里有鬼，不然他不会下这大的力气来堵这个窟窿。他担心这会是溃堤的蚁穴，他要防患于未然，他要把这可能的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本来他是猫，但他现在的心态却有点像鼠。在他们眼里我是鼠，可我这个鼠怎么管起猫的事来？想起来真是有点滑稽，这是角色错位？还是两个人同时在异化？尽管做了一些鼠的事，但他那身警服让他相信自己是猫，一身警服的猫在我这个一身劳改服的老鼠面前，他肯定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

　　我慢慢相信这只是他个人的行为，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他还没有谁对我说过什么。如果这事只是他个人行为，那我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就是败也不会太惨。想到这里，人多少有点放松。我现在不太担心朱司务长他一个人能整倒我，我担心的是在证明我没做错事也没有说错话的同时，在他们心里会不会却证明了我的危险？会不会把一个较精明又可能了解他们阴暗面的人看作是一个危险分子？可我并没有想知道任何人阴暗面的爱好，我只不过是在认真完成陈队长交给的工作。事已至此，我只能背水一战了，我反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忘乎所以，只能自卫。

　　天亮了，我多少有点不安地等待这件事的结局，但也知道不能消极地等。陈队长昨天找我没找到，我要主动去听听他是要问什么。

　　“陈队长，听说你昨天找了我？”上午在办公室附近我碰到了他。

　　“骨头是怎么回事？”他脸色有点不好看。

　　“陈队长，可能你听到一些传言，首先我要说明未对任何人讲过什么小伙房喝汤大伙房付账的话，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这话。我只讲过吴世民在一张有几十斤骨头的发票上签了字，但我们自春节以来并没有吃过骨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月初。”

　　“你是说大伙房只见发票没见实物？”

　　“是的。”

　　“听谁说的？”

　　“最先是听徐强说的。”

　　“还听谁说过？”

　　“刘顺银。”

　　“以后有么事要先跟我讲，不要搞得我很被动。”

　　“对不起，这事我考虑不周。”

　　“你去忙你的吧，我了解清楚后再找你。”

　　从陈队长的脸上我知道这事还没过去，会有个最后的摊牌。朱司务长把事情闹到了这一步，他已没有了回头路。再说这绝不只是50斤骨头的事，这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他的目标不仅是要保住这冰山，还要把这个冰山做大，他是在保卫他那实实在在的利益，尽管是不能放在台面上来说的利益。他的老婆是农村户口住在这里一直没工作，三个小孩子要吃要穿要上学，仅靠他的工资日子过得太清苦，从司务长的位置能捞到的好处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要拼命保住的。他现在最重要的要把李乾搞掉，不然会如芒刺在背，不得安宁。我也同样没有退路，我不可能在并没有什么错的情况下去向他认错，那不是李乾的性格，并且认了错就能安生了么？这不认错的后果充其量就是把所有本来就不是我刻意追求的头衔全部拿掉，重新戴上反改造分子的帽子，有什么好怕的？但我不会消极地等待这个结果的出现。

　　刚开始听说他家里的情况时还有点同情这位司务长，同情他一家五口面对那点工资的艰难，但他做得太过份了，把我们的伙食搞得太糟糕了，还一心要置我于死地，现在我只能背水一战。昨晚对自己的告诫开始抛到脑后。

　　第三天上午，刘银顺来车间叫我，说指导员找。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跟

　　他一起到了中队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就见指导员，朱司务长坐在办公桌后，徐强，吴世民在里面站着，这是一副过堂的架势。看来朱事务长见在管教股没告动我就把状告到

　　中队来了，他不把我搞下来他不会松手。在我来之前，他一定在指导员耳朵里灌了不少东西了。指导员沉着脸问：

　　“李乾，骨头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把此事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详细地说了一遍，考虑到徐强还要在伙房呆下去，就没有讲他给我写纸条的事。指导员听了后没做声，脸色有点缓和。

　　“李乾，我记得我没有跟你说过骨头的事。”徐强明显底气不足的话虽然在我的预料之中，但他真说出来还是让我心里一沉。

　　心想你主动跑来跟我说了这骨头的事，把我拖进这漩涡里，现在你为了自保，又违心地否认。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我还是不赞成你这样做。

　　“徐强，你真的不记得了？”我盯着他游移不定的眼睛问了一句。

　　“是不是发票写错了，把肉写成了骨头？”他不仅眼神游移，把话题也转移了。

　　我清楚这是怕我说出纸条的事，如果我说出纸条的事，他就惨了。但我不会在司务长面前说出此事，他还有几年的刑期，他还要在这里生存。除了陈队长，对谁我都不会讲。

　　“不会。”朱司务长马上否定了徐强的假设，“哦，我想起来了，你们4月22号的骨头没结账，是后来在这张票上补上去的。”他自作聪明地编了个故事。

　　“怎么4月22号买的骨头补到4月3号的发票上去了呢？”我问他。同时心里想4月22号谁见了骨头的？但此时不跟你理论这件事，只证明你在说假话就够了。

　　司务长哑了。

　　“当时发票回来时我就想了的，是把猪头写成了骨头。”吴世民为司务长解围。

　　“既然你一开始就想到了是把猪头写成了骨头，那你为什么还要在发票上签字？为什么直到昨天下午我问你时，你还一口咬定是骨头，并且说是刘银顺买回来的？”

　　吴世民也哑了。

　　“吴世民，我还要请教你两件事情。第一件，你伙房有没有实物账？”我开始反守为攻。

　　“没有。”他犹豫了半天，还是不得不说实话，他拿不出实物账本来。

　　“没有实物账本那我们每个月对的什么账？是不是把你登记发票的账

　　本和司务长登记发票的账本在一起核对一下有没有抄错？你这不是在愚弄我们？！”

　　吴世民无言以对。

　　“你不回答，那这件事先放着。再说第二件，我算了一笔账，二月份一共是28天，其中8天属于节日伙食，菜金另外作了结算。余下还剩20天，除开佐料等开支，纯买菜的开支用去了二千多元钱，平均每天是一百多元。当时是蔬菜的旺季，萝卜白菜多是一二分钱一斤，一次十五元一车的菜苔吃了三天。这每天一百多元的菜金是怎么花的？”

　　面对要置我于死地的人，我要有效地保护自己。我没有对着司务长说话，我只问吴世民，但司务长的脸色比吴世民的脸色还难看，他俩面面相觑，无言可答，半天不说话。此时的徐强，我看他好像有点兴奋，他自保是没问题了，我说的这些与他无关，都是公开的数据。

　　“李乾，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指导员对我一直是不错的，自我到一队来后，他给予我的信任可以说已接近一个管教能够给予的极限，他也担心我做蠢事，不愿意我走得太远，看到司务长太狼狈，他说话了。

　　现在事情大体清楚了，至少证明了我不是无中生有、制造事端。再往下追？不可能。没人用我，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是，戴上脚镣手铐关进禁闭室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真追出什么事来，他们心里恐怕不会舒服，猫腻怎么能是老鼠查出来的呢？要查也应该是猫来查。现在我已经感觉到了这种不舒服，我能认真到底么？现在我不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心里怎么样想口里就怎样说，更不能心里怎么想手里就怎么做。可我思想是独立的，不能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思想，这对矛盾是摆在我面前的难题，这是让人痛苦的现实，我应该有个理智的选择。理论可以纯粹、可以彻底，但任何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纯粹、也不可能彻底的，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我给陈队长写了一个报告，说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包括在中队部的那一幕。这是我必须要做的，我已经有点对不住他，让他被动了一回，同时也有点洗清自己的意思，说明我原本并不想对这件事认真，更没有想要这样摊牌，这些都是司务长逼的。司务长一人兼了大小两个伙房的司务长，他没必要再去从小伙房去搞什么油水，肯定会有人说他小伙房搞得不错，如果有人在陈队长面前向我发难时，让他对情况了解好有个说法，我要保护自己。

　　最后我写到：

　　这件事在一个多月前我就听说了，但我没有向任何干部反映过，我这个伙食管理小组的组员是不尽职的。如果不是朱司务长自己把这件事闹到了管教股和中队部，我还是不会向干部反映的。我希望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写有关伙食问题的报告。在结束这个报告之前，我还想提个建议：由于菜场给我们送菜短斤少两的情况太严重，请给大伙房买一个磅秤。如果其它的项目里没有这个开支，就请从我们的伙食费里支出。我敢肯定，不出两个月，这笔钱就能抵消因短斤少两而多花的钱。

　　不久后，朱司务长调动了工作。






　　这是1984年的年底，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

　　别看平日里灰头灰脸的囚犯，春节将至的喜悦还是按捺不住地开始显现在这群人的脸上，被打入另册也不能改变大家对生活的期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几乎每个人都在公开或暗地里忙碌着，作过节的各种准备。到时伙房里会改善生活，社会上有的节日计划物资一般来说里面也有，另外各中队也要设法组织一点东西回来，让那些因家远或其它原因没有人来探监的囚犯也能有点打发时间的小吃。大家都想讨一点吉利，都希望能把令人烦心的晦气扔在年的这一边。更真实的想法是让这一年沉闷的日子在这几天能够有个改变，放松一下自己、麻醉一下自己。此时最稀罕的东西就是酒，我们形象地给它起了个名子：手榴弹。此物不仅外形极似手榴弹，而且真可以把人“炸”得晕头转向，“炸”得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炸”得人飘飘欲仙。在这里，一元三角伍分钱一瓶的黄鹤楼白酒是不惜代价也要设法弄两瓶的，大年三十怎么能没有酒呢？没有酒怎么叫过年呢？何况唯有一醉才能解千愁。

　　劳改队是明文规定不许喝酒的，监狱当局在过年前总要三令五申，采取各种措施防范，不时有因搞酒被关进禁闭室的。不过真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三五一堆的光脑壳凑在一起，在车间的某个角落吃那没有家人的“团年饭”时，明知只要此时去逮喝酒的肯定一逮一个准，也绝少有管教干部在这个时候跑来巡视。大概是在这个普天同欢的时刻，对这个不算太原则的违规有意放一马，自己也图个吉利。但是如果你喝多了发酒疯，那就别指望谁会对你再宽一板。不过敢让自己醉里不知身是囚的光脑壳，好像也不会去管事后的惩罚了。

　　“今年春节教育科准备出面组织点活动，不要老是那一套，要有点新内容。把你们几个人找来，就是商量这事，看看你们有什么建议。这回过年要搞出点过年的气氛出来，有什么想法只管说。”

　　召集开会的是刚来不久的教育科的一个头。他首先找到我，又让我帮他点了几个人，就在车间钳工房里开起了会。找我们商量怎么样安排春节的活动，这里还是第一次。

　　“要搞出过年的气氛还不容易，做一批红灯笼在各个车间门口一挂，车间里用各色彩纸剪成彩条一拉，再搞几挂鞭噼里啪啦一放，节日气氛不就出来了？”有人见这位管教话说得这样牛，也就想到那说到那。

　　“要你说你就没得边了，这里能放鞭？厂里到处是汽油，鞭一放，烧起来那才好看咧，那我们就要红红火火光着屁股过大年了。只怕年没过完，老子就要和你们当‘同改’了。”这个管教幽了一默，说得我们都笑起来了。

　　“篮球赛还是要搞吧？”

　　“搞。”

　　“对打赢的总要表示一下沙。”

　　“发张奖状？”

　　“鬼的姆妈要那，来点现的，一箱汽水加条烟。”

　　“教育科没这笔开支，要搞你们自己搞，你们每次的奖金就分得那样干净，一点都没有留？”

　　“几百双眼睛盯着，账目都是公开的，那点奖金还有留的？”

　　“那我不管，要搞你们自己去凑份子。”

　　“搞了莫又说我们赌博来拈我们的筋。”

　　“你们不扯皮我们会管这破事？说点别的，莫老盯着这事说。”

　　“我们做一条几十个人玩的大龙灯，一直舞到你们家属区去。”

　　“可以呀，只要你们做得出来，到时候我来带你们出二道门。”

　　……

　　“今天算是吹个风，你们再商量一下，需要什么东西写份报告，材料一类的我负责给你们搞回来。”在我们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内容后，这位管教说。

　　“我们最需要的是酒，我们写上去你莫划掉啊。”有人用开玩笑的方式同他拉近距离，顺便也是试探。

　　“个狗日的，怕老子不晓得你们的本事，到时候老子来把你搜个底朝天，

　　看有几多酒还不够你喝？”看来这个新来的管教对劳改队了解得很。

　　他边说边笑地走了。

　　我们这几个光脑壳认真地考虑这个事。

　　这是劳改局有新的精神还是这里的头头思想特别解放？抑或只不过是少数人的一时兴起？在劳改队呆了三十年的老囚犯也没有见过这种新颖的搞法，我倒觉得这事可以理解。别看这些人制服一穿，在我们面前吆五喝六的，神气十足，其实他们的生活同样单调，同样也有在春节时改变一下的愿望。有干警公开说：你们劳改，我们是在陪你们劳改，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和你们泡在一起，说起来比你多一点自由，但神经比你们紧张多了。这是个大实话。只要有可能，他们也会想点新花样乐一乐，这大概也是人的本性。

　　管它是怎么回事，既然有这个安排我们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这不只是苦中作乐，还有那么一点自得其乐的味道。过年在我心里最想的就是搞一点鞭炮烟花放放，这比什么都更能烘托出节日的气氛，也最能让我们真正进入节日的状态。对我们这些长年累月关在里面的人来说，放点烟花的感觉真好，这我是有体会的。有个春节我就搞了一点放了，那是两年前。

　　那次春节将至时我和队长出去找生产上急需的一个机床附件。办完事后在大成路进了一家土产日杂商店，他买了几件餐具，我玩性突发，挑了一点不会有多大声响的烟花。队长看见后说你买这干什么？我说好玩。他说你这大个人还玩这东西？我笑了一下没说话。他也没再说什么，算是默许了。

　　这大概是我在劳改队的又一个第一。

　　大年三十晚上新年的钟声刚一响过，我把监舍里的灯一关，就在里面放了起来。大概是这里面就从来没有过烟花，不少人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见过烟花，这点烟花给大家带来的欢愉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不论老少，不论是城里的读书人还是山沟里的泥巴腿，也不管是在黑夜里剪径的歹徒还是撬门扭锁的梁上君子，都没有例外地像孩子一样围着烟花跳着、笑着，那一刻可能在场的人是真正进入了过年的状态，表现出人的最原始的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的兴奋。

　　1983年3月4日在给燕妮丹的信中我还特地说到此事：

　　这个春节，我出了一点格，外出时买了一点焰火。三十夜电视结束后，在监舍的走道廊里热闹了一下。本来我只想自己散散心，不料却给那样多的人带来了欢乐，论年龄，都不算小了，就那么几个最简单的焰火，却把一个个搞得忘乎所以，以至于在监舍外面的人还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一下子回到了童稚时代，欢呼雀跃，一张张兴奋的脸上闪映照着不断变幻的红光，蓝光，黄光。这是我到劳改队来第一次看到的节日焰火，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兴奋的场面。在外面这焰火对小孩也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实在太平常太普通了，以至于我在买焰火时管教干部还不以为然，意思是说这有什么玩头。看来，在处境不同的时候心灵是不容易相通的。此时，谁要我用“珍贵”这个词造句。我会说应该有却很难得到的东西都是珍贵的。照规矩，劳改队是不允许玩焰火的，在走到大成路口的土产商店门口时，我对同我一道的管教说进去看看鞭，也没有请示他一下就买了几样焰火。知道不能请示，如果请示那答复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但对既成事实他却不会来纠正的。没有焰火怎么能叫年三十夜呢？谁能说这天对我们就不是大年三十？

　　这次是我在劳改队里的最后一个春节了，连管教干部都要我们玩点新东西出来，如果不能有点创意，那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有点说不过去。灯谜、球赛这些驾轻就熟的东西我安排到位后，就一心一意考虑怎样玩点新花样出来。

　　别看这个劳改队规模不算大，能工巧匠却不少，做灯笼是小菜一碟，制作五光十色的走马灯更是无师自通，各式各样的彩灯在钳工房里一排排挂起，各具神态的人物、花鸟、山水在里面转过去又走回来。消息传出去，引来不少里里外外的参观者，有些干警和他们的家属来找我要，搞得我那钳工房一时间成了灯笼加工厂，一天十几个小时忙不停。不过这也为我精心准备的一个秘密节目提供了不少方便，所需的各色服饰、胭脂口红等没费什么口舌就有人送来了。

　　大年初二那天上午九点钟，全厂上下都傻了眼：在欢快的锣鼓声里，从车间里款款摇出一艘光彩四射的彩莲船，在服饰动作都十分夸张的艄公和媒婆的簇拥下，彩莲船正中是一个千娇百媚的“新嫁娘”，头上系着一条花围巾，整齐的刘海轻轻地摆动，两边吊着一对玉色的大耳环。“她”生就一对丹凤眼，两条柳叶眉，脸上薄施粉黛，口红勾勒出一个樱桃小嘴，身材娇小，胸脯高耸，两眼含羞带怯却又春波荡漾顾盼生辉，在阵阵拂来的晨风中楚楚动人。一直在性饥渴中煎熬的光脑壳们眼睛看得放绿光。

　　在这里有句很粗俗的话：劳改三年，母猪当貂蝉。这秀色可餐的“新嫁娘”在光脑壳眼里可要胜过国色天香的仙女下凡了，彩莲船被围得水泄不通，光老壳们盯着“新娘子”起哄，胆大脸皮厚的挤到跟前跟“她”搭讪，甚至挑逗。还有人抓住我的肩膀说，拐子你好有板眼，连二监狱的女犯人都搞来了，她是么时候来的？今天走不走？我故弄玄虚地告诉他说今晚不走，和我在一起时，他一脸困惑又无比羡慕地看着我。

　　在那位管教的带领下，我们在前堵后围中挤出来，先在几个中队部闹了一下后，就很是得意地朝家属区一路吹吹打打地走去。跟在后面看热闹起哄的光脑壳在二道门被哨兵拦下，只放我们这一队披红挂绿的人马出了门。我们这边人还没有到，那边就有人大声喊开了，高声要我们先到他那里去。这人是厂部的刘司机，司机的消息总比别人灵通，再说平日里他们也不用刻意在脸上戴上一副什么面具，比较随便。此时更是没什么顾忌，他要讨个头彩，他要这个破天荒出现的吉庆队伍第一个到他的家，期望能在这年交个好运。面对如此盛情的邀请，事前多少还有点担心会不会受到冷遇的我心里有了一点底，指挥着队伍直奔他家。

　　他家住二楼，一挂不知是几千响的鞭炮从凉台直落地面，我们的表演还未开始，鞭就炸响了。在我们充满噱头又十分投入的表演里，恭贺吉祥、万事如意的唱词让刘司机脸上阳光灿烂，得意万分。过年也是表现自己的大度和释放自己表现欲望的机会，平时就很爽快的他把成条的香烟，整包的京果杂糖等朝我们扔过来，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搞得我们措手不及，一时间真让我们是叫花子捡了银子——没有纸包。那个带队的管教连忙给我们找来一个大蛇皮袋，说今天你们要起篓子了。

　　刘司机家的这个头一开，整个家属区像炸开了的锅，事先知道我们这队光脑壳要来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先只是用一脸惊奇诧异的神色看着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精彩表演和刘司机的兴奋马上让人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动作快的也在凉台上垂下了鞭炮，招呼我们过去。节日盛装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拥到凉台、窗前看热闹，兴奋地大声喊着新娘子。他们中的多数也同样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男扮女妆的新娘子，在欢愉兴奋的同时也在纳闷这新娘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自劳改队在这里组建以来，这地方从来就没有这样热闹过。在这对敌斗争的第一线，那一张张被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都变了形的脸此时绽开了笑容，这是名副其实的破天荒。在这一刻是什么消弭了那不可逾越的鸿沟？有谁说得清楚在此时这些人是迷失了自我还是找回了自我？

　　不知是不在家还是因为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监狱一级的头头没有全部露面，只看到一个副政委和一个副监狱长，不过这就足够了。这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闹春队伍所带来的兴奋和欢乐就像一种无药可治的烈性传染病迅速在家属区传开。第一次出现的新事物所产生的冲击力总是巨大的，蔓延在人们心中的希望这支队伍早点到自家门前的那种急切心情在不断地升级，去谁家愈早谁家就愈有面子，他们之间开始了较劲。起先他们只是站在凉台上声嘶力竭地叫喊，后来见叫喊的人太多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有人干脆跑下楼来不等我们把一家唱完就把我们往他那边拉。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人们忘形的欢闹声中，我们走了东家到西家，闹了张家唱李家，唱词也越来越疯，最后连“今年生个双胞胎”这样的内容也出来了。没人在意这是否符合计划生育的国策，只是引来更大的笑声。我们那个蛇皮袋在迅速膨胀，除了酒和人民币外，扔什么的都有。几个见了我们从来就没有过笑脸的管教，此时也咧开了嘴，说个狗日的，你们真会想心思，搞么事像么事，这个“新娘子”是哪个装的？怎么比女人还女人？

　　我注意到那个曾给我砸上镣铐并且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整我的贾干部。见是我在指挥这队人，一开始他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只是远远地在一边看。随着热闹气氛的升级，随着几乎每一家都争先恐后的邀请，别家的热闹反衬出他家的冷清，他有点沉不住气了，眼巴巴地等我的眼睛和他对视，大概想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心中是怎么想的。看得出来他是想参入进来又担心我给他难堪，他在那里犹豫，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在这一片欢乐的氛围里，他显得有点另类，就像在满堂的欢声笑语之中，他独自一人向隅而泣。只不过没任何人的情绪会受他的影响，因为除了我再没任何人注意到他。在这一刻他被他自己边缘化了，把自己放在了欢乐人群的外面。大过年的谁不想讨点吉利？这几千年的传统心理凭他那境界他能免俗？他看来真有点难受，在无奈和自设的心狱中和我较劲。但与其说是同我较劲不如说是在同他自己较劲。此时他那身制服所能带来的权威在这支队伍面前没任何意义，只能靠这身制服来支撑自己的他此时一定有点痛苦。我没有任何改变地笑着闹着，心里因他而生出快意和同情这样两种交替出现的感觉。心中缺乏善良的程度同快乐之间距离的平方是成正比的，这大概可以作为一条善良心理学的定理。缺乏善良的人是最容易被快乐边缘化的，这是他自找的，这是生活的辩证法，谁也不能违背辩证法而不受惩罚，惩罚如果生自内心可能远比外加的来得痛苦。这也是生活给他的报应，想到这里我感到有那么一点快意。同时他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又让我在这欢乐的时刻为他悲哀，在不屑后面其实我对他更多的是同情，只不过我没法帮他走出他为自己设下的心狱。这心狱是他自己用自私、贪婪和仇恨垒起来的，可叹的是他还浑然不知。真希望他此时能感悟出一点什么。

　　他终于撑不住了。

　　他从屋里拿出了一大挂鞭，让他的小孩举着，他自己把两包烟和几个水果高高地扬着，一开始他好像还不好意思喊，不自在地张了几下嘴但没发出声，在又一阵犹豫后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喊了起来。有了第一声后他好像有了点战胜自己的味道，开始自然地也像别人那样大声叫喊到他那去。喊了半天见我们没一点反应，又进屋把手里的两包烟换成了一整条，还加了些糖果之类的东西，他还特地搬出个板凳站在上面，把手里的东西高高扬起，不停地吆喝，生怕我们看不见。

　　不是我有意把他晾在一边，实在是他的邀请信息发出得太晚了，一时轮不到他，他有点抓耳挠腮、急不可耐了，又开始眼巴巴地望着我，直到我用眼神给了他一个肯定的信息，他好像才稍稍平和了一点。当我们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时，在我们的祝福声中，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见如释重负的笑意。这彩莲船一直划到中午时分才算告一段落，我们满足了每一个希望吉祥如意、鸿运当头的邀请者的愿望。但最实在的受益者却是我们这伙人。那满满当当的一大袋东西足以让人眼红，我当然不会在这点东西上让人在大过节的时候生出不快，知道大家伙们的期盼，一回到车间就把它分了，每个参与者都有份，包括那些热心捧场的光脑壳。

　　“新娘子”的身份此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开始卸妆，露出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但还是有不少光脑壳不依不饶地拿他开心，在他身上东捏一把西摸一下，特别是那两个塞在胸前的用毛巾扎成的小球，被几个家伙抢去捏了又捏、亲了又亲。



　　“指导员，有个事想要求一下，又不好开口。”五一节的头一天，趁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我进了办公室。

　　“什么事？”

　　“明天我父母要做一个生日，母亲六十岁，父亲七十岁。原来年轻，不懂父母养育恩，现在有点懂了，多年来又没有机会表示，我很想明天能回去了这样一个心愿。指导员，你看这事能不能考虑一下。”这是我在一中队的几年里唯一的一次向指导员提出个人要求。

　　“还真不凑巧，上午管教股刚开了会，说五一期间没有特殊的事一律不许外出。要不你直接去给陈队长说一下？”

　　“这个会是他召集的，他大概是不会带头开这个口子的。”

　　“这个事就有点难办了。”

　　听指导员这样一说，心里有点凉，这不是他答不答应的问题，是有规定。想到这里，我有点泄气地坐在那里不做声。办公室里显得很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走吧，我有点不甘心，不走吧，赖在这里不是我的性格，真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最后还是得走。在我带着遗憾站起来离开时，听见指导员在好一阵沉默后说话了：

　　“什么时候走？”

　　“上午十点钟吧，下午五点钟之前回来。”我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明天上午我值班，你来找我，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看得出指导员是掂了又掂、想了又想的，这是很不容易的。只是对一个囚犯有点好感，对他的表现有点欣赏，就愿意为他担当一个不大不小的风险，如果厂部知道了他要挨批评，如果出了意外他要负责任。听到指导员这话，我连声说谢谢你指导员。

　　这个指导员是我到这里来后遇到的第二个欣赏我并敢于表现出来的人。后来他调到附属农场当指导员，一次我去那里办事，他吩咐杀鸡捞鱼搞了很丰盛的一桌饭，在心里他没把我当个犯人。

　　五一那天早上十点钟，他准时把我带到监狱大门口。那里已有两个平时只要喊声报告就可以进出大门的犯人被哨兵拦住不让出去，要他们找管教来带。我随指导员来到门口喊了一声报告，他给哨兵打了个招呼，哨兵放行了。他陪我走了一段距离，分手时叮嘱说好好和你家人聚一聚，不过注意别喝多了。十几年就这一个机会，来的人会不少，会有很多话要说，我倒不一定要求你五点钟之前赶回来，但晚上点名前你一定要归队。我感激地对他点点头，请他放心。

　　我朝张家湾方向走去，走到那里需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再坐车。这样往往比在门口等从金口来的车快，这样做也是想回避在门口的车站碰到其它的人。沿路是一片连一片的菜地，中途还要经过几个小村庄，外出时好几次走这条路，已经有点熟悉了。但这次的感觉不一样，这次是回家团聚，心情有点急切。父亲年岁大血压又高，很少来探监，是母亲不让他来，怕他在路上犯病。回去见到他，怕他又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想到这里，兴奋中不禁有点悲凉。不经意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如果一个人活七十岁，三十五岁就是生命的拐点，我已经离这个拐点不远，难怪父母亲都老了。相对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和付出来说，子女的任何报答都是难及一二的，何况我还是个羁押之身，无法尽一个子女起码的孝道。第一次借外出劳动的机会回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在我突然出现在门口时母亲的惊喜、意外，甚至还有点慌乱；看着儿子一口一口吃着她做出的饭菜时，她的那种满足和舒心；最后我离开时她的不舍和叮咛。这一切都像刀一样刻在脑海里，同样刻在脑海里的还有来不及品味家的感觉就要匆匆离开的遗憾。那次父亲不在家，没有见到他老人家。巴士朝着家的方向驶去，两年前这是想也不敢想的。清理“三种人”①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三种人”已取代“五类分子”②成为新的政治贱民。按照他们的心愿，最好能像1957年划“右派”一样，在全国划一大批“三种人”，让一切敢犯上、敢造反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把他们的家人和子孙也株连进去，以儆效尤，看谁还敢造反？！用某位大员的话来说就是“要让造反派断子绝孙”。然而文革这些年的反反复复，让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措施失去了他们所期待的杀伤力。那些只会把权力看成是镇压之权和整人之权的大人们，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早已被褪去，他们的内囊也不再是秘密，老百姓对这种只知整人的权力已从心里否定了它的合理性。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力的意识已开始觉醒，没有人再认为自己就该是任人践踏的政治贱民。

　　当年在劳改队，右派的处境是最悲惨的，一直被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最善良的愿望都会被人分析出最险恶的用心，他们处在劳改队的最底层，是犯人中的犯人，任何小混混都敢朝他们身上撒尿、吐唾沫。刚到这里时，原三队的管教们的一些做法也曾让我担心这种情况在我身上会出现，这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直到1979年，姐姐来信说三中队的指导员还在告诉她，说我对“四人帮”的政治态度有问题，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整我的机会。但后来我发现想让造反派重蹈当年右派在劳改队的覆辙是很难的了，现在人们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样的愚昧。思想解放的涓涓细流一直在人们内心深处涌动，这是任何权力都无法遏止的。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相反我还感到一步步得到多数犯人的尊重，还有人以能进入我的生活圈子为荣。在我们心底里从来就没有承认造反有罪，我们的精神始终没有垮掉。如果我们自己垮了，那恐怕就会是另一种状况了。自己不垮，谁敢随便往你身上吐唾沫？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承受的只是第二击，如果没有当年右派承受了那太残酷的第一击，我们现在的处境要艰难得多，绝不可能活得像现在这样多少还能保持一点自己的人格尊严，多少还能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干赢得别人的一点尊重。这本身也说明了社会在进步，而几十万右派的惨重牺牲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离家越来越近了，心跳也越来越快，太剧烈的心跳让我在家门口停了好一会，做了几次深呼吸，让自己稍稍平静了一点后，才举手轻轻地敲门。还没等我敲第二下，门就呼的一下开了，原来老父亲一直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等着，看清是我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前几次开门都不是你，一直在担心你不能来，总算把你等来了。话还没说完，已是老泪纵横。

　　看着泪眼模糊、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我心里酸酸的，想哭。但想到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强忍住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一边安慰一边把父亲扶进客厅坐下。也许是父亲的情绪对大家有点影响，一屋子人都静静看着我父子俩。等父亲情绪开始平和点后，客人们从心里涌出的那股浓浓的亲情和友情立刻将我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这是十五年未曾感受过的氛围。

　　几个看着我长大的老人走过来。

　　“嗬哟，是李乾，一点都没变，走在大街头上一眼都能认出。李乾，还认不认识我？”

　　“你是张伯伯。”

　　“那我是谁？”

　　“你是六姨妈。”

　　“看来没把你关傻。”

　　“怎么会呢，再怎么关，也不会忘记你六姨妈。”

　　一屋的人都看着我这个被关了十五年的人。上一次他们看见我时，我还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学生，此时，岁月的流水已洗尽我当年的稚气，寿筵的喜庆气氛也难以完全遮掩多舛的命运给我罩上的那层无言的悲凉。

　　“伢，这多年你不容易，你爹妈更不容易。他们这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哟，特别是刚开始的那几天，就像天塌下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你妈的头发白了，人完全变了形，我们都不敢认了。有段时间她经常拉着我们的手说，我这做人有个什么意思？我们怕她想不开，常着陪她到好晚才走。”

　　“当时住我们对面有个上海人，也是小孩给抓进去了，一时想不开，从凉台上跳下去了。平时是多能说会道的一个人，出门总是梳理得清清爽爽的，多漂亮个女人，真是可惜了。我们就是担心你妈，现在她总算有个盼头，快熬到头了。”

　　“你们在背后说我么事？我什么时候想不开了的？”我那可敬的母亲一下子从厨房里出来，笑呵呵地问。

　　“没谁说你想不开，你要是想不开还能在今天做寿星婆？我们都说当初亏你是怎么撑过来的，你有后福哇，今天你儿孙满堂，儿子从那里面都能赶回来给你做寿。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做了好事有好报，在你身上都灵验了。”

　　“今天你是寿星你还在厨房忙个什么？来坐在这里，和儿子好好谈谈心。”

　　“就不要说寿星不寿星了，今天其实我和老头子都不是主角，你们是主角。我们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把你们这些多年来一直关心我们、关心李乾的好人请过来热闹一下。有的虽说不是亲戚，但跟亲戚也没有什么两样。我要亲自做几个菜，表示一点心意。李乾，等下你要好好敬一下这些叔叔伯伯。”母亲说完又进了厨房。

　　此时我才看见燕妮丹和司子林正在客厅里等着，连忙走过去握住他俩的手。十五年来第一次见到燕妮丹。那个十五年前在警备区的会见室里一脸泪水的中学生不见了，那个时有惊世骇俗的超前见地却稚气时现的小女孩不见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端庄的学者，还是齐耳微卷的短发，还是明亮清澈的大眼，只是那双眼睛在重逢的喜悦里透出几分伤感。

　　司子林平静地看着我。如果不是在这之前我曾去学校见过他的面，我会很难认出他来，一脸刻意不刮的胡子，让人很容易想起特立独行的大导演，完全没有了昔日一介文弱的书生模样。

　　“本来说好了的，那次和你在警司见面的三个人都来，舒国良临时有事来不了，这真是一个遗憾。他委托我们代问你好，祝李妈妈和李伯伯健康长寿。”司子林说。

　　“你看他们这样客气，送来这样一个大蛋糕。”姐姐走过来对我说，“他们不该这样破费。”

　　这是一个在电影里才见过的生日蛋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还鲜有过生日吃蛋糕的，那时他们的工资都很低，这一份礼我感到有点重。

　　“你也不是为你一个人的事坐牢，你父母跟我们自己的父母不都是一样的？这几年各忙各的也顾不上来看一下，现在送个蛋糕表示一下晚辈的心意是应该的。”燕妮丹说。

　　“你们在外面也不容易吧？我听说过一些知青在下放期间的艰辛，何况你们又是背着造反派的身份，恐怕是双倍的艰难。”

　　“那一段已经是历史了。不过真要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我们是1968年底开始下去的。”

　　“对，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时候我收到了燕妮丹的最后一封短信，信中说你们马上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第一批已经走了，第二批也马上要走，说以后很难再来看我了。信是塞在一包红沙糖里送进来的，传东西进来的看守还问我来人是不是我的亲戚？说要不是看她哭得那样伤心，他是不会把那包糖拿进来的。本来听了这话心里面已不是滋味，后来又看到这封信，心里一下子空荡荡的，人像悬在了半空中。”

　　“那时候大家心里什么想法都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感到这一下去可能一辈子就交给农村了。我们会自顾不暇，怕你长时间没有我们的消息产生一些什么想法，赶去给你送了那最后一封信。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心里也是空荡荡的。我们都下去了，再难，还有同学在一起，相互有个支持、有个照应，把你一个人丢在里面，也不知是什么在前面等着你，想想都替你难过。”

　　司子林插话说：

　　“刚下农村时太年轻，不懂事，我那个小组一个女生都不要。班主任老师知道后写信大骂我胡涂，说我怎么能这样呢？一开始还不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这些男生知道了由于自己的胡涂，让班上的女生遭受了多少惊吓甚至伤害。”司子林说起了当年下乡时的幼稚。

　　燕丹妮接着说：

　　“你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有天吃过晚饭后我去找杨玉敏，从二队到六队还有点远，天快黑时，大堤上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人还没过来那秽言秽语就飘过来了，自行车和我擦身而过。上面的两个人一看就是乡里那种混混。

　　也许是第六感觉在起作用，他们的眼神虽然只是一晃而过，但我感觉到了那不怀好意的眼神里隐藏着的危险。他们刚过去不久，趁他们没有回头望时，我几乎是一个跟头从堤上滚到堤下去的，刚好堤下有一片低矮的灌木，我顾不得会不会有什么虫子蛇一类的东西，趴在里面动也不敢动。果然，没几分钟，就听见自行车骑过来的声音，还听见有人说，她走不远的。听到这话我当时骇得心里直颤，没隔多久又听见他们推着自行车回来，大概是追了一段路没看见人又调头回来找。听见他们说怪了，人会跑到哪里去呢？他们用小石头朝我藏身的这片灌木丛扔，希望能把我赶出来，几次我都绝望了，死的念头冒了出来。老天爷保佑，最后他们放弃了对这片灌木的搜查。

　　“在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慢慢地从灌木丛里爬出来，当时天气已经有点凉，但全身却汗透了。人本来就在恐惧中，再经风一吹，身上发冷腿发软，路都走不动了。这时天完全黑下来，杨玉敏那里我不敢去，自己的队也不敢回，黑灯瞎火的，怕在路上又碰到坏人，一时间我是感到那样的无助，就像世界的末日到了。好在隐约看到不远处有灯光，那灯光是我的一线希望，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灯光小心翼翼地走去。”

　　“你不怕刚脱虎口又落狼窝？”

　　“谁说不怕呀？但我总不能在这荒郊野地里过一夜，总要去试一下。走了一程后，心不那么慌乱了，慢慢的也有了主意。走近了看清这里是个仓库，不知道里面的情况，不敢贸然敲门，就躲在暗处观察。等了好一阵子，门开了，里面出来个人解溲，我看清里面有十好几个男人，年纪都不小，直觉告诉我他们对我没有危险，等那个解溲的往回转时，我从暗处走出来，在他刚要把门关上的时候我一步跨进去。

　　“突然冒出来一个女知青，里面的人吓了一跳，此时我不怕了，那十几个人倒是一脸的惊恐。我说外面有坏人在追我，这里安全，我要在这里躲一晚上，明天一早我就走。里面的人立马说不行不行，你一个女学生伢，我们这一屋子男人，那怎么行？我说怎么不行？你们睡你们的，我在这里坐一晚上。他们说真的不行。但我不理，我已经铁了心，在里面找了个板凳一坐，任他们怎么说，我就是不出去。最后他们没办法才跟我说了实话。原来他们是一群‘五类分子’在这里办学习班，说留你在这里队里知道了会罪上加罪。一听说是‘五类分子’，我更放心了，相信在这里我绝对没有危险，更不会走了。最后他们没有法，派个人把办他们学习班的负责人找来了，在听我述说了情况后，这个负责人把我护送到一户人家，告诉我这家人刚结婚不久，那男的非常本份，不用担心有什么意外，我进门时，看见大红喜字还贴在上面。那男的被赶到柴房临时搭了个铺，我和新娘子睡了一个晚上，那睡得着呢，两个人谈了一晚上家常。”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恐怖的经历，幸亏是有惊无险。”

　　“其实这样的事，恐怖就那一下，过去就过去了。最难过的是在农村的最后一年，大部份人都招工走了，最后只剩下几个造反派中的老大难。当时说我参与了跟北航红旗韩爱晶的秘密串联，政治上有重大问题，招工时死卡住我不放。人越走越少，经常屋里就我一个人，整夜不敢睡是常有的事。不是我父亲最后想办法把我弄出来，不知那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

　　“那次你父亲来的神情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刻，那种对儿女的担心和在那些土皇帝面前的斩钉截铁至今还清晰可辨。”燕妮丹的叙述勾起了司子林对往事的回忆。

　　“子林，从你的外表看，好像身体还不错，怎么我总觉得你说话好像中气不足？”

　　“上次碰到你时我没有说。我和她的情况差不多，说我父母都是右派，我又是造反派，招工也是一卡再卡，最后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被招到了省假肢厂。当时高兴得要死，工作不知多卖力，经常主动加班加点。一段时间后头就开始晕，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越来越厉害后到医院去一检查，才知道是粘合剂里的苯中毒，苯中毒没法根治，身体的元气大伤。□老师后来想方设法把我弄回了实验中学，身体情况才没有继续恶化，但一直也没能恢复。”

　　“没想到你们也是多灾多难。舒国良情况怎么样？”

　　“他比我们要稍稍好一点，现正在准备考研究生。”

　　正说到这里时听见姐夫招呼大家入席。

　　“我们都入了座，怎么不见寿星婆？”大家都坐好了时，有人问我姐夫。

　　“她不让我们插手，硬要自己掌勺，请都请不出来。”我姐夫解释说。

　　“那怎么行呢？我们坐着让寿星婆忙，我去喊。”六姨妈起了身。

　　“六姨妈你坐，我的事忙完了，菜烧得好不好吃都是我的一个心意，你们莫笑啊。”母亲风风火火地从厨房里走出来。

　　“李嫂子，你就莫谦虚了，你的手艺谁不知道？来来来，我们先敬两位寿星一杯，祝你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一年更比一年强。”六姨妈说。

　　“谢你的吉言，感谢你们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能有今天，没有你们好心的帮助，怕也难，我们平头老百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只是一种愿望，更实在的是希望平平安安、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愿我们这些老姊妹、老弟兄都平安、健康、幸福；愿年轻的一代工作顺心、事业有成。”父亲简短的答谢，

　　说得大家一脸的灿烂。

　　幸福写在两位老人的脸上。十五年来这个家一直是残缺不全的，十五年来家里就没有这样请过客，完全没有这个心情和气氛。眼前的情景大概只是在梦里出现过，美梦提前成真了，两位老人如此灿烂的笑容肯定是多年未有的。没人问我在里面的具体情况，除了千叮咛万嘱咐之外，每个人都在劝我多吃一点，这亲情和友情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地撞击着我，我一次又一次感谢这些可亲可敬的老人和朋友。此时在我眼里，这世界就是一个温馨的港湾，那些艰难的坎坷好像只是遥远的往事。

　　“李乾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哇？”姐夫的一句话让所有人意识到对于我来说，眼前的一切虽然不是虚幻的，但却是短暂的，很快我就要回到那高墙里面去。父母的脸色阴下来，一屋子的人都有点戚戚哀哀地看着我，空气一下子变得很压抑，一时间大家都停住了手中的杯筷。

　　“大家手里的筷子别停呐，李乾还有几年就回来了，到时再好好请请大家。”母亲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对大家的影响，忙笑着说。

　　慢慢地，大家重新举起了酒杯，但已没有了先前的气氛。

　　又是一阵千叮咛万嘱咐，在至亲好友们慈爱关切的目光中，我要回到那里面去了，现在我还是属于那一个世界的人。不过，我现在已完全没有了十五年前在警备区接见后要分手时的无奈和伤感，我离这个世界已不太远了。

　　燕妮丹和司子林执意要送我到武昌南站。一路上我们随意地聊着，既有对往事的回忆和感叹，也有对未来的展望和担心。再一次说到如果舒国良也来了该有多好，他们告诉我舒国良就住在我将要经过的张家湾。

　　“写《秦王李世民》剧本的听说是一个还在念大学的女学生。”我提到了当时正在中央台热播的电视剧。话语中有一点后生可畏的味道，可能还有一点怕被社会淘汰的担心。

　　“那有什么？她已二十好几了，你忘了我们十七八岁时候的胆识和文章？我们要做，有什么做不成的？”燕妮丹还是当年那样自信。

　　“我常常想起当年的‘拼命’战斗队，常常想起毛主席的那段‘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的话，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司子林若有所思地说。

　　在和他俩挥手告别时已没有了十五年前在警备区分手时的伤感和失落。

　　数年后，三个当年在警备区和我见面的同窗好友，在另一种坎坷面前，用坚韧、执着和超出常人的付出，证明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两个是博士生导师，

　　另一个是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还有那个写了“如果打了你，请在你回给我们的纸条中划上一个“O”的同学在一个几千人的单位任党委书记。同学中谁有了难处的时候，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友谊之手，这是一批多么优秀的人他们的不懈奋斗和努力，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力量，这些年来我之所以没有沉沦，害怕在他们面前感到羞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车到了张家湾，下车后我看看时间还早，估计舒国良也应该回家了，萌生了要去看看他的念头，在那三人中只见到燕、司二人，总觉得还差点什么。等找到他家时天已暗下来了，没料想敲开门后见到的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

　　“请问舒国良是不是住在这里？”我小心翼翼地问到。

　　“你是谁？”眼前的不速之客让她一脸的警惕，好像还有点紧张。

　　“我是他中学的同学。”

　　“你是他中学同学？我好像没见过你，请问贵姓？”

　　“我叫李乾。”

　　“你就是李乾？！快进来坐，他是我先生。”女主人一脸的警惕变成了兴奋和热情。

　　“他人呢？”

　　“还没回来，照说早就应该到家了，你进来坐一下，他马上就会回来的。”

　　“那就不打扰了，我下次再来吧。”

　　“你怎么也要进来坐一下，大老远来，进来喝杯水吧。”

　　拗不过女主人的热情，我走进了这个虽然不算大，却布置得非常雅致的家。台灯下，桌上的书和笔记本还摊开着，女主人挺着这样一个大肚子还在用功，让人心生钦佩。

　　“我早就听说过你，他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什么时候回来的？”说着她递给我一杯开水。

　　“我还有几年才能回来，今天是出来有事，顺便来看一下。”

　　“是这样，那你出来一趟肯定不容易，不见他一面多遗憾。”

　　在下一分钟他就会出现的期待中，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这个舒国良还没回来。

　　“不能再等了，我还要赶回去，下次有机会再来。”我对女主人说。

　　“对不起，对不起。”女主人一脸的歉意，连声说着，好像是她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她的表情让我想起了十五年前在岳麓山下也是一脸歉意的舒国良。

　　告辞了女主人，我匆匆往回赶，离开了路灯林立的大道，进入了乡村田间的土路。下午天气还挺阳光的，不知什么时候飞来的云层把整个星空遮得严严实实，四周一团漆黑。尽管沿着那条熟悉的土路回去也不会耽搁晚点名，我还是想早点赶到，就拐进了一条在记忆中我曾走过的小路。谁知在黑暗中越走越觉得不对头，越走环境越陌生，在我记忆中的那几间小屋始终未出现，转去转来最后竟转到了一片墓地。等我辨清那里的一块块墓碑和一个个坟堆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一天的兴奋一下子全没了踪影。

　　在是原路退回还是继续前行的犹豫中我已没有了准确的时间概念，不知晚上的点名是否已经开始？想到我很可能辜负了指导员的信任，进而会给他带来麻烦时，心里开始发慌，心跳就像打鼓。越发慌就越觉得周围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隐藏着危险，这看不清摸不着的危险让我觉得按时参加晚上点名已经不可能。从头顶上传来的乌鸦叫声近在咫尺，那哇哇的叫声让人心惊肉跳，飘忽不定的鬼火好像就在眼前晃来晃去，不时化为孤魂野鬼的幻影。从不信迷信的我在慌乱中竟然念念有词：请原谅我的冒失，请原谅我的冒失，我不是有意来打扰你们安宁的，我马上走，我马上走。

　　最后的主意是原路退回，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今晚能回到监狱，只要今晚能够赶回去，至少不会给指导员带来太大的麻烦。好在我的方位感还没有完全丧失，在一片漆黑中我竟然准确无误地从原路退回，然后沿着那土路一阵狂奔，几次差点跌进路边的水沟里。等我满头大汗地出现在中队办公室门口时，指导员一个人在里面踱来踱去，我的出现好像让他松了一口气，不等我开口，就听见他说什么都不要说了，快去参加点名，队长在里面等你。

　　我赶到监舍时，点名还没开始，我长长嘘了一口气，一下了瘫坐在床上。队长正饶有兴趣地站在那里看中队的两个高手下象棋。等一盘棋下完了，队长才转过身来，在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后说：各小组清点人数。

　　我心里完全清楚队长是在用看棋的方式不动声色地等我回来。心里默默地说：谢谢你了，队长；谢谢你了，指导员。

　　

　　［注释］

　　①“三种人”：“三种人”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后全国有一个大规模的、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清理“三种人”的运动。

　　②“五类分子”：指当时被视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的地主、富农、**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陈队长和中队新到任不久的指导员发生了一次冲突。

　　这位指导员是从厂部生产股股长的位置上调过来的，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公安，我们习惯上喊他尹股长。他性格耿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搞弯弯筋。他处理“小报告”的方法有点特别，凡是有份量的事都要把被汇报人喊来当面对质，有时让检举者下不了台。他常说想记功减刑要靠真本事，靠实实在在的改恶从善，专门盯着别人自己一塌糊涂是不行的。在他的治下，去汇报前就要掂量掂量，搞得不好会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这有点另类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并没有让中队的秩序变得混乱，相反这里的囚犯比别队的表现得更安份，生产也有条不紊，干警和囚徒都省心。有的队三天两头开批斗会，搞得鸡飞狗跳墙，那里的囚犯私下都羡慕我们的运气好。确实能碰到这样的指导员还真是一件幸事。

　　冲突是在中队办公室里发生的，当时中队新选出来的积委会开会商量如何分工的问题。完全没想到陈队长和尹股长俩个人说着说着就当着我们的面就顶起来了，最后陈队长是怒气冲冲地离开的，尹股长也是情绪激动得手都有点发抖，半天平静不下来。

　　冲突的起因是对一个叫年□□的看法上发生了分歧，而对年□□的安排是我提议的，这冲突就和我有了干系，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尽管在这之前我已感觉到陈队长对年□□这一类的人不感兴趣，但不清楚最近他对年□□已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厌恶到见不得年□□在他眼前出现，这是我在会后才知道的。按照积委会的分工，有一个人管纪检，主要的工作是中队的犯人有点什么违纪的事情平时作些记录，严重的及时向中队讲，一般的事在积委会开会时说一下。年□□在我眼里也是个鸡肋，食之无肉，弃之不舍，工作不怎么样扎实，喜欢搞点花架子、做点表面文章。但人还不算坏，心不黑，不是那种喜欢盯着人整的角色。既然被选上来了，与其让一个唯恐天下不乱，喜好把芝麻说成西瓜的人来做这个事，还不如就让年□□来做，虽然他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总比人为地激化出来一些矛盾来好。中队干部也并不希望三天两头有批斗会开，因此在新的积委会选出后我提议他搞纪检。发言之前，在这个事上我是犹豫了一阵子的。我非常尊重陈队长，不是他伸出援手，我现在的处境很可能还是像刚来时那样糟糕，对此，在心里我要感谢他一辈子。但我也不可能完全看他脸色行办，这不是我的性格。我这样做可能会让他有点不好想，明知他对此人不感冒，你还要提议他来当个副主任是什么意思（按照惯例，管纪检的是副主任之一）？要不要发这个言我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没有站在陈队长的角度多想想就发了言。大家也没有什么异议，通过了我的提议。

　　“年□□，你要正视自己的问题，工作要扎实一点，我就讨厌那些华而不实的人。听说你最近生产上返工的事不少，总是要别人给你揩屁股，你这积委会成员带的什么头？”我的提议刚通过，一直坐在旁边没做声的陈队长开了口，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异议，心里有点不快是明显的。

　　尹股长接着讲话。一开始他也批评了年□□工作不扎实的问题：

　　“年□□是有些毛病，我在生产股的时候都听到一些议论，技术上要多下点功夫，生产上不能落在别人后面，陈队长本来很忙，他为什么要这样关心一队的事情？！”

　　他的语调让我听着一惊，心想坏了。这本来是句好话，本意是这么忙还来关心我们一队的事，是感谢的意思，怎么语调一变一下子变成了质问，变成了陈队长在多管闲事呢？

　　从尹股长的表情看，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意思说变了，不然他不会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明显地他本来就不是这个意思。搞公安的在犯人面前会本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威，这大概是一种职业习惯，当着那多人他没有承认自己说走了嘴，而是以歪就歪地顺着那走了样的话说了下去，并且情绪也随着那走了样的话升了温：

　　“我们一中队的事情我们自己搞得好，不要哪个来指手划脚。年□□，有毛病就改，工作大胆的做，我支持你，只要我们中队支持你，哪个说你都没有用。”尹股长的情绪变得有点激动，声音也大了起来。

　　“尹股长，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哪个在指手划脚？”陈队长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他是一个很注意自己形象的人。

　　“哪个在指手划脚哪个自己心里清楚。”尹股长丝毫没管陈的感受，还是顺着他的情绪往下说。

　　陈队长还想说点什么，可能是意识到当着这么多的“外人”，这里不是争吵的地方，没再开口。他是强压住心中极度的愤怒和委屈离开的。

　　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是我所遇到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当着我们的面，干警们为我们的事发生这样的争吵，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可能上去劝阻，你是谁？要你来劝？弄得不好他们会调过头来搞你两句，那不是自讨没趣？我们都一脸尴尬地坐在那里，默不做声，时间变得很难熬。

　　“尹股长，现在生产任务有点紧，我们是不是先回去，有空再接着开？”

　　觉得在这里呆着太难堪，会也没有了再开下去的气氛，我向他请示。

　　“好吧。”他说。

　　此时尹股长虽然还没有平静下来，但他未必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失态。回到车间，做活都没有心思。这两个都是我很尊重的人，这个尊重不是因为他们是管教我是犯人，而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水平、智慧和人文主义的色彩。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欧文，是否读过欧文的东西，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让我想起当年的欧文。把犯人当人看待，在相当程度上尊重犯人的人格，没有暴虐的心理，这和欧文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亲身感受的。不是每个犯人都能幸运地碰到这样的管教的。我不愿意看到他们之间发生这样的矛盾，更不愿意看到这矛盾激化下去。

　　尹股长是位好老头。他在一年后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我很想去他家里吊唁这位我尊敬的老人，但怕因犯人的身份遭他家人的白眼，虽和几个好友商议又商议，但终未能去。后来听说有犯人去到他家吊唁，他的家人非常客气，我后悔不已，此事一直视为心中的遗憾。回想在新生汽修厂升格为武昌监狱后，一次我并非有意地顶撞了新来的监狱长，这位监狱长要拿我开刀，尹股长顶住了。他一方面批评我怎么能用质问的口气对监狱长说话？一面以老公安的资格坚决顶住了监狱长的要求，说别人没什么问题你怎么整？最后搞不出问题来怎么样收场？他保护了我直到他去世。这是一位让我一再想起的老人。陈队长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我的某些影子：一心想做点事情，清正廉洁，敢直言，敢犯上，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眼睛里容不下一点沙子。就像他怕我犯错误一样，我也不愿意他因太性急而冤枉走一些弯路。我觉得他的个性太刚，容易受到伤害，总想找个机会把这方面的想法说出来，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伤害他的人中竟然会有我。我的这次发言可能是对他不曾料想的伤害，他受到伤害后甚至没法开口言说。他和尹股长只是气头上的争吵，只是一种情绪上冲突，时间会让这个冲突淡化，他们会很快忘记这场不愉快。但我的发言会不会让他感到一种失望？甚至于改变他的某些想法和做法？一个人的观念如果发生了改变，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陈队长说他再也不管一中队的事了。这正是我担心的，不过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他一时的激愤之言，不相信他真会这样做，更重要的是不愿意他这样做。我产生了要对他说点什么的冲动，想把在心里考虑了许久的话多少说点出来。他年龄和我相仿，性格相似，在学校所受的熏陶应该是大同小异，我不怀疑我们之间有相通的地方，我的某些感悟可能会对他有帮助。这回我要把角色暂时变换一下，让角色再错一回位，像他平时“敲打”我一样，这次我要“敲打”他一回。十几年的监禁生活中我常常忘掉了自己的身份，说一些与我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话，做一些与我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事，这次我又有点不安分守已了，要给他写一封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直到拿起了笔。

　　陈队长：你好。

　　尽管世界上有些事情几乎是说不清楚的，尤其是涉及到某种微妙的精神活动时。但我还是要提笔写这封信。你对我在那次会上的发言是怎么看的，我不清楚，本来这个问题也不需要我弄清楚。但听说你有“再也不管一队的事了”的激愤之言后，我却不能不对那次发言作一点也许是无益的补充了。在发言之前，我不是没有顾虑，但顾虑的不是得罪谁不得罪谁的问题，而是怕失去良心上的清白感：会不会被你看作是以怨报德。在发言之前我反复问自己：这样做是不是违背做人的道德和良心？我的举动已说明了我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从那以后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在纷扰着我那相对宁静的灵魂，理智在肯定自己，感情却固执地投否定票。这里我不再区别理智和感情了，想到什么说什么。

　　使我产生发言冲动的原因是听说你到电工组去明言不许旁人在生产上帮年□□的忙。我感到这太不近情理，太过分了。对年□□我不是不了解，但用人要扬长避短，从思想水平，工作方法到对自身的要求，他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我之所以第一个提名他负责纪检，只是看中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全心。也许我的长处比他稍多一点，但要我负责纪检就一定没他热情高，在劳改队能像他那样热情的人是不多的。搞这些工作是要费时间的，有时要影响一点生产。同他搭档，给他帮忙的江□□都没有异议，你怎么还有异议呢？，换个人也许生产上不需要别人帮忙，但他不行，技术上他不行，但他能热心搞纪检，很多人却做不到。有时暗暗地我在心里有点可怜他，由于技术上不行，在小组说话没份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丁□□的脸色，在中队说起来是个管纪检的副主任，却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发言权也不大，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交给他的事当个事做，这是很不容易的。从他的角度考虑一下，那样卖力，却得到这样的“关照”，是不是有点抱屈？发点牢骚，诉说点委屈，从他的水平来说不是很自然的么？

　　为这件事你和尹股长发生了冲突，这真是冤枉。其实尹股长对你是很尊重的，每次召集我们开会时，只要提到你都是称管教股的陈股长。他和你冲突起来真有点突然。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心里本来是句很得体的话，到了嘴边却走了样，人的情绪也随着走了样的话走了样，使本来的谐音变成了噪音。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在生活中，只要是彼此都没有坏心，任何情绪冲突带来的创伤都是容易愈合的。你也这样认为吗？

　　发言后我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一个有事业心，想认真干点事的人，我的发言可能会起什么副作用。会不会让人得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结论。当然，我是微不足道的，甚至用微不足道也不能说明我的实际价值之微。但我是了解一点自己发言的份量的，不论旁人对我的发言是认可还是否定，但都是会注意听的。如果没有年□□那件事，我会无条件拥护你召开座谈会的那种方法，最后我的发言实质上却是否定。事后我有总结和反省，也许以后再碰到类似情况，我会采取有所不同的态度。同时，我想你的方法是不是也有不妥之处呢？我认为是有的。不知你还记不记得72年在智利发生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激进措施，把一大批原来的支持者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酿成或触发了军事政变，阿连德不仅自己饮弹身亡，智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因此夭折。当时新华社的评论是说明了议会道路走不通，我认为还说明了策略和方法的重要性。

　　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这不是一个犯人向管教股写的思想汇报，只是一个凭良心办事的人对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凭良心说的话。

　　祝工作顺利

　　李乾83．7．3

　　

　　我不可能直言不讳，他有强烈的自尊心，并且他在九天之上，我在九地之下，但有的话也不妨说得重一点，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怀疑我的用心，不会给我小鞋穿，并且多少能听进去一点的。我认定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人都是理智的，尽管也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但最终理性会占上风。

　　写完这封信后，我很奇怪为什么自到劳改队后，我思想上所有撞出的火花都是发生在和干警之间，在他们面前有时我还敢错一下位，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这是因为我认定他们有某种程度的理性和宽容，我才敢这样做。不知道陈队长收到这封信后是怎么看、怎么想的。他和尹股长俩人都未再提到过此事。




　　自1968年初从恩格斯的著作里了解到一点欧文的主张和实践后，欧文就成了我心中的偶像。



　　他那高尚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直强烈地影响着我，他让我把在“12.5事件”的过程中一直持有的对此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变成一种锥心的痛，使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和人性恶的一面，对照欧文让我对自己的反思一步步往前走。



　　这反思是从浅表开始的，最初只是认为自己的方法不对。



　　这好像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认识，从公安机关到法院，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说过：只要没把人打死你一点事都没有，是你们的行为越过了法律的杠杠，所以错了。



　　我甚至觉得我的认识比他们的认识还要进一步，因为我开始想到了对这一类人的改造问题。



　　十几年前在看守所里对那个流氓团伙的龙头老大秦飞所作的努力，就是我对这类问题的一种思考。



　　虽然有一点收获，但总感到意犹未尽，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惑自己：为什么在面对接连下来的病危通知书时，都能善待本校犯下那样暴行的老红卫兵，却在连孔威、傅强都不认识的情况下，就作出了枪毙他们的决定并付诸实施？从表面上来看是“革命”，是“正义”，是“理想”，是“追求”，是所有这一切让我深信不疑、义无反顾。



　　但这些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何以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样真诚地表现出来。



　　

　　在十几年的反思之后，开始觉察到这是不是在我一直不可遏止地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同时，却自觉不自觉地把某一层面的人划归为社会的渣滓，冷漠地把他们视为可以消灭的另类？而我们同为上帝的子民，仅仅只是先天或后天的偶然因素使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自己不在同一个层面而已。



　　是不是在不易察觉的内心深处，我并没有把每个生命都看作是平等的？在自己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某些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而全力以赴地投身入自己所向往的革命时，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用暴力剥夺了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那一部分人追求自己理想状态的同样权利？当不同的选择和追求发生碰撞和冲突时，不是去追求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去保证程序上的正义和权利上的平等。



　　却采取了暴力这种只有在缺乏理性的社会里才会使用的最原始、最低级、最本能的方式，而用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可能有最终的胜利者的。



　　不幸的是当时在自以为有思想时却丧失了理性，这对人对己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为什么博爱的思想和观念在我的心中远没有上升到自由和平等那样的高度？这是不是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敌人要像残酷无情的严冬”这样的说教中长大的一代人极可悲的局限性？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对任何一个生命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博爱的思想和理念却是很难与生俱来的。



　　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后才有可能作为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提出来，并且它被认识和接受远比接受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艰难。



　　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要，博爱却是在为他人着想。



　　缺失了博爱，对自由的追求最终只能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



　　“12.5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当抽丝剥茧，思想上的认识一步步走到这里时，我那颗一直很自信的灵魂第一次颤栗了。



　　认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也是艰难的，对一颗不愿沉沦的灵魂来说，最终走到这一步却是必须的。



　　

　　前几年在三中队我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反改造分子，被打入了另册中的另册，有想法也只能闷在心里，别说做，就连说说也不行。



　　但现在有了变化，从管教股到中队都给了我一定的信任，在犯人中我有足够的威信，已有可能实践自己的某些想法。



　　我在等待着可能的机会，等待把我的思考和认识变为行动的机会。



　　自信这和本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抵触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意应该是创造而不是毁灭。



　　在内心深处，我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相反，我始终认定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深深地爱着他们，这种爱是发自内心，是无法改变的，我愿意为他们的利益做出任何牺牲。



　　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视我为敌人，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我眼里我没有敌人。



　　现在我想的和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希望为人民、为这个社会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



　　别人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我都要去做。



　　如果说这是角色错位，那错位的绝对不仅仅是我。



　　

　　这个机会来得太沉重，这是1983年的夏天。



　　

　　劳改队里扯皮拉筋的事总是有的，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已经司空见惯。



　　但这几天的感觉不一样，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隐若若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在暗暗涌动。



　　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当我留心这平静时，十几年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经历甚至让我嗅到了引信在悄悄燃烧的气味，只不过不清楚这引信的另一端是什么。



　　

　　反常的行色匆匆，反常的诡谲笑意，反常的嘀嘀咕咕，反常的外队人员进进出出。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还没有如此集中地出现过这样多的反常现象，这不像是个别人想闹点鸡鸣狗盗的小麻烦，而是一批人在悄悄酝酿一个大事端，这是要出大麻烦的征兆。



　　究竟会是什么事？跟几个关系很近的朋友谈过，他们虽然都有点感觉，但也不能明确地说出个什么具体的东西出来。



　　

　　外面的“严打”①如火如荼，死刑的上诉期由十天改为三天，事实上跟取消上诉期的杀无赦没什么区别。



　　枪毙人的布告一批接一批地贴在墙上，上面已看不到十年、十五年的刑期，布告上的一串串姓名几乎全用血色的油墨覆盖着，就像躺在血泊里的一具具躯体，强烈地刺激着每一个从布告前面走过的人的神经。



　　在这样肃杀的气氛里，这监狱里出的事却越来越大，前几天三中队还差点闹出了人命。



　　事前虽有征兆，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发展那样严重。



　　真希望我周围的人不要在这个风头上出点什么事，在这个风头上生点事受到的惩罚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事情可能就在眼前，会是什么事呢？我有可能做点什么？

　　“李乾，启贵和巫刚各号了一帮人约定明天下午在工地里对搞，两边都说这回不死几个人下不了地。”

　　告诉我这消息的是红炉组的组长方静，他是我一个很知已的难友，为人正直，生产上很有一套。



　　他是属于那一种骨子里正统却生性豪爽、不乏江湖侠义的人，不管你过去是有身份的正人君子还是不入流的下三烂，他都能相处得不错。



　　有人找他帮忙锻打匕首，他感到有点不对头，这消息是从来人的口中套出来的，一听说后连忙来告诉我。



　　

　　原来我只听说启贵和巫刚在外面时有点“烟子”，但进来后几年来都相安无事，怎么一下子就闹成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局面呢？这消息太及时了，各种反常的现象总算找到了原因，但我一时好像还不能完全相信。



　　

　　方静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搞清楚了。



　　

　　“这次盖印刷大楼从总厂调来个基建队，里面有不少人是巫刚的街坊，其中有几个是三天不闹事就憋得慌的主。



　　分到基建队的有几个是省油的灯？不知怎么几捣咕把巫刚扯皮闹事的欲望捣咕起来了。



　　启贵怎么会输这口气呢？几来几往，最后约定一决高下，要拼个鱼死网破。



　　两边都说要死屌朝天，不死万万年。”

　　“有多少人会卷进去？”

　　“听那伢的口气恐怕有六七十人。”

　　“会有这么多人？！”

　　“我感到事情有点严重，来找你商量是不是马上给陈队长说一下？”

　　“最好先不忙说，现在正是‘严打’期间，这样大规模的闹事，不管打起来没有，只要捅上去，肯定会列入‘严打’范围，搞得不好会有人头落地的。



　　再说，三中队林海强的教训还放在那里。”

　　林海强跟一个跛子扯皮时两个人都动了手，中队把矛盾上交到管教股，管教股来人后是各打五十大板。



　　跛子认为自己吃了亏，咽不下这口气，偷偷从车间带回一把榔头，半夜里爬起来朝林海强的脑袋砸去，林差点一命乌呼。



　　如果不是跛子一口咬死只是想教训林一下，没有要他命的想法，恐怕不是死缓能解决问题的。



　　

　　“那怎么办？”

　　“你去把□□、□□、□□几个人找来，我们先商量一下。”

　　这时大概是下午四点钟。



　　在等他们来的这段时间，心里突然有点犹豫，这究竟是不是自己该做的事？前几天的一幕在脑海里冒了出来：

　　那天晚饭后洗澡时我在澡堂里跟人闲聊了几句，说按照现在“严打”的搞法，这里好多人都要枪毙。



　　第二天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头天在澡堂里说了些什么？原来那个曾给我戴了脚镣的贾干部当时也在澡堂里，不在一个中队的他特地找到我中队的指导员，把我的话掐头去尾，说我在犯人中散布这里要把好多人拉出去枪毙。



　　指导员问清楚了后说，我也不相信你会说出那样明显的错话，但以后说话还是要注意点。



　　这事给我提了一个醒，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能忘乎所以。



　　这刚过去的一幕让我在这趟尚不知深浅的浑水面前有了一点犹豫。



　　但想到这件事关乎几条性命，以可以承受的惩罚去搏几个年轻人的性命，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是应该去做的，几经犹豫后我还是决定要努力一搏，具体的措施在心里也清晰起来。



　　

　　“方静把情况给你们说了吧？”人一到齐我就问。



　　

　　“在路上跟我们说了一下。”

　　“这个事如果我们不出手压下来，肯定有人要掉脑袋。



　　现在就汇报给管教股，恐怕会出现林海强那样的情况，压而不服，最后还是酿成血案。



　　我想避免这个后果出现。”

　　他们都很注意地听着。



　　

　　“具体想法跟你们说一下，你们看看可不可行。



　　第一步我们要防止今晚他们在号子里就搞起来，这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要做的事，一、□□、□□分别盯住巫刚和启贵，不让他们带任何可能成为凶器的东西回监号，不让他们两个人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把他们两个死死盯住，一有扯皮的苗头坚决把他们扯开。



　　二、□□现在回监舍去，就说我说的叫值班的把门打开，把那几个可能闹事人的床铺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凶器一类的东西，然后把门锁好。



　　叮嘱值班的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回了号子。



　　三、今晚值班的力量要加强，把值班人员临时调整一下，换上几个责任心强脑袋瓜子反应快的，任务要交待清楚，发现异常情况马上叫醒我们几个，我们睡觉衣服就不要脱了，值班的事□□去落实。



　　四、这件事我们要内紧外松，不要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搞得满城风雨，那样肯定会有人捅到管教股去的。



　　五、方静你跟启贵比较熟，你负责做他的工作，要跟他讲明厉害关系，如果他不听劝硬要闹，不仅他一个人会掉脑袋，还会害了一大帮子人的。



　　巫刚的工作我来做。



　　

　　“最后我要讲明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这场斗殴就算是被我们成功地制止了，管教股知道后我们很可能也要挨训；这个计划如果失败，管教股会追究我们的责任，当然首先是我的责任。



　　大家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去做？如果你们都认为不值得，我马上去找陈队长。”

　　“这是救人命，值得。”

　　“你李乾做事我们信得足。



　　我们又不是做坏事，会有多大个责任？要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还是应该要有两手准备，要设定一个最后的时间，如果到了最后的时间还不能有效的化解这个事端，我们要及时给陈队长说。”

　　“是这个话。



　　不然真出了事，不仅仅是责任的问题，也有违我们的初衷。”

　　“最后的时间是不是定在明天下午三点钟？”

　　“我看可以。”

　　“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有了。”

　　“再考虑一下。”

　　“没有了。”

　　“那就这样，有什么情况及时通气。”

　　他们几个分头去了。



　　

　　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并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也值得去做一下。



　　这是几个卑微的灵魂在良知的指引下，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挽救几个生命，这是几个年轻的生命，他们有父母，有的还有妻子儿女。



　　

　　很感谢这几位难友在这个时候无条件地相信了我、支持了我。



　　刚才布置任务时，他们一脸的兴奋，为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参与这样一件事感到某种骄傲，脸上透出几分光荣和神圣，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



　　在世人的想象中，在这高墙电网内关的绝对是一伙青面獠牙的混世魔王。



　　可谁能想到，此时有几个背着长长刑期的囚犯置个人得失于度外，一脸神圣地要竭尽全力挽救几个迷途的年轻生命。



　　这群年轻人正在悬崖边上，领头的已抬起了一条腿，后面的已作好了准备往前冲。



　　这几个囚犯冒着风险在这悬崖边拉起一道护栏的同时，正在绞尽脑汁让这群年轻人能够迷途知返，回到安全的地方。



　　

　　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没有这样的先例我不知道，但至少在这个劳改队是闻所未闻的。



　　他们在这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件面前表现了罕见的良知和勇气。



　　这不只是简单的人性回归，应该说还是这几个人对自己的超越和境界的升华，这是上帝借他们的手来显示自己的无处不在。



　　

　　他们的表情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在《红十月》编辑室的那次会议。



　　

　　两次会议的参加者同样是一脸的兴奋，同样是兴奋里透出光荣和神圣。



　　所不同的是那次会议是要消灭几个生命，参加者是一群单纯的一心向往革命的年轻学生。



　　当时他们相信革命导师说的把盗贼就地枪决是革命成功的必要保证，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的法律”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让这群年轻人一脸神圣地草菅了人命，让这群单纯的学生无比虔诚地实施了暴行。



　　所幸的是人性和良知没让他们走得不知回头，他们在痛苦中反思、忏悔、醒悟、回归。



　　而这次会议是要挽回几个人的生命，参加者是几个身负重罪却一脸佛光的囚犯，其中主持会议的那个人已从过去的理论中走出。



　　十几年前在策划处决那几个人时还期待人民的褒奖，十几年后在商量挽回几个人的生命时却准备接受政府可能的惩罚。



　　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定数？在自认为是为了革命的最高利益而组织了枪毙两个年轻人行动的十六年后，经过痛苦的反思已回归于理性的他，那内心深处从不曾熄灭的理想之光又必然会驱使他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组织这个旨在挽救更多年轻人生命的行动？

　　当年，大会小会反复讨论，形成明确的决议，然后像执行一个神圣的革命任务一样去枪毙两个“流氓”的事件在武汉市绝无仅有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过程中他们一直自认为是一群有思想的人，自认为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因为有思想，所以事后每一个相关的人都争相承担责任，不惧怕面临的一切可能，哪怕是杀头。



　　现在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以带罪之身，冒着风险，在高墙电网内冷静地分析、组织、安排，竭尽全力去挽救更多流氓的生命的行动也是同一个人策划和指挥的，也同样是绝无仅有、没有先例的。



　　在这过程中他还是认为自己是有思想的，当然现在的思想不是十六年前的那个思想，此时博爱之花不仅在他心中绽放，而且开始结出理性之果。



　　他知道在“严打”的形势下这是个不合时宜的举动，这个不合时宜的举动会有什么后果很难预料。



　　在几个人的性命面前，他顾不了那么多，当心里充满神圣的时候，眼里是没有危险的。





　　能做出这样两件事的人，胸堂里跳动的是一颗什么样的心？是不是一切尘世间的羁绊他总是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只受内心认识的指引，注定要干出一些石破天惊的事情来？对一个有思想的灵魂来说，十六年前的血腥和十六年后的仁爱之间是不是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这究竟是一个注定要下地狱还是注定要上天堂的灵魂？这类似的挽救生命的举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自己也是同样艰难的时候出现，是不是命中注定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昭示，他的灵魂早已皈依了无所不在的上帝？这肯定是一个渐变过程，有一个量的逐渐积累，是在哪一天到达的临界点？他不知道。



　　

　　不久前，总厂来人组织这些服刑的囚犯看了一部录像，是“严打”中武汉市第一次公判大会后枪毙人的现场实况：

　　公判大会的镜头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一长串警车开过来，停下后一辆接一辆警车的门被打开，每辆警车上有一个反绑双手，背上插着亡命旗的死刑犯被两名法警押下车来。



　　这几十名被判处了死刑的犯人相当一部分是面如死灰，两腿已不听使唤，是被法警架下车的，他们恐怕早已魂飞魄散了。



　　有的神智还算清醒，下车后还留恋地抬头望了望那在他眼里即将消失的天空。



　　在他们前面有一条长长的白线，白线的一端插着一面小旗。



　　一声哨音响过后，一个个犯人被法警顺序押向那白线，走不动的就拖，到了那白线后就往下一按，犯人就跪在了那里，法警守在后面。



　　从插有小旗的这一端开始排起，相隔不远就跪一个。



　　在电视的画面里，几十个犯人好像跪了很长很长的一条直线，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感觉。



　　又一声哨音响起，法警迅速撤离，每个犯人身后走上去一个手握半自动步枪的士兵，在很近的距离用枪口指着他前面的犯人。



　　再一声哨音响起，轰的一下枪响了，随着整齐的枪声，几十名跪在那里的犯人像被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力量猛地朝前一推，齐刷刷地朝前一扑，动也不动地趴在地上了。



　　地面上的尘土被巨大的气浪吹得弥漫了整个画面，就象无数看不清面目的阴魂在奔走呼号，漫天狂舞。



　　

　　我是亲手开枪打死过人的。



　　即令我有过那样的经历，这个令人窒息的现场录像还是让我喘不过气来，巨大的视觉和心灵上的冲击让我的心脏几乎不能承受。



　　录像还没放完我就跑了出来，在外面低着头默默地来回走着，不知道走了有多久。



　　

　　我无法认同在执政三十多年后，还要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杀人，并且是以法律的名义。



　　这法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吗？与其说这是法律，不如说这是凌驾于人民意愿之上的“长官意志”。



　　不论决策者怎样去说明他们这样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若干年后再回头来看，会不会又是一个失误？以这样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来处理关天的人命，会不会不可避免要带来一个产生冤、假、错案的后遗症？我想起自己当年决定“12.5行动”时自以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个“严打”是不是一个放大了的“12.5事件”？

　　经过这十六年的痛苦和煎熬，经过这十六年的学习和思考，我感到视野在逐步开阔，认识在不断升华，心胸能容纳越来越多的东西，不时冒出一点悲天悯人的想法，觉得应该善待世间的万事万物。



　　尽管生活中不如人意的东西太多，在激愤时我也会对某些人和事表现出不屑和不齿，但事后大都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多少想一下。



　　细细想来，其实他们也只是跳不出那个局限，形为心役而已。



　　普渡众生是上帝和菩萨的事，对于我来说，尽力同身边的人共享理性之光却是可能的。



　　

　　晚点名后，门锁上了。



　　之前方静告诉我监号里没有发现可以作为凶器使用的东西，但巫刚和启贵身上有没有还吃不准。



　　这晚的电视很热闹，但巫刚没像往常那样挤到人堆里去，他坐在床上想自己的心事。



　　离他不算太远的启贵似乎在闭目养神，眯缝的眼睛不时睁开一下。



　　表面上看，这监号里除了空气有点沉闷、有点不容易察觉到的紧张之外，一切正常。



　　但我清楚这正常下面隐藏的危险，我正站在一个火药桶旁边，引信已经点燃，正在快速地燃烧着，如果不能在引信燃到尽头前把它掐灭，就会有几个生命化为灰烬，并殃及到一大批人。



　　这火药桶的爆炸也会波及到自己和几个无保留支持了自己的难友。



　　如果这群迷途的灵魂不及时清醒，不从内心生出停止这场斗殴的愿望，我们所有的努力最多只能延缓这火药桶的爆炸。



　　但愿他们狂暴的灵魂能够在火药桶爆炸前冷静下来。



　　

　　怎么样打开启贵的心结？抽象的大道理或简单的说教肯定是没有一点用的。



　　听说矮矮敦墩、身经百战的他在外面算得上个人物，是几次有影响的流氓斗殴的核心人物，打起架来不仅亡命得很，而且还很有章法。



　　到这里来后平时言语不多，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没想到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几十个人跟他一起玩命。



　　这样的人一旦有了主意后是很难让他改变的，这是他们的游戏规则，不然他就没法再在那一群人中混。



　　平素和他没有什么交往，怎么让他能听进我的话呢？我反复在头脑中回忆有关他的一切。



　　突然想起有一天晚上他就在这里跟人比谁憋气的时间长，我当时只是看了一下热闹，那次他是无敌手，一副很是得意的样子。



　　当时我就想过：如果我要参加，应该有把握胜他。



　　想到这里感到有了主意，我让人打来一盆水，然后走到启贵跟前把他肩膀一拍。



　　几乎在拍到他肩膀的同时，我的手就被他抓住了，但他眼睛并没有没睁开。



　　

　　“好灵光啊。”我发出由衷的称赞，看来这家伙真是身手不凡。



　　

　　“是你？你今天怎么会来跟我这样的人开心呢？”他松开我的手说。



　　

　　“真没想到？我笑着问他。”

　　他似乎不好回答，没应声。



　　

　　“别坐在这里发呆了，走，我们两个人去比试一下。”

　　“我们两个有么事好比的呀？”

　　“你不是总在吹牛，说你的肺扩量全厂第一，让我见识见识。”

　　“你想跟我比？”

　　“怎么？是瞧不起还是不敢？。”

　　“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

　　“豆腐莫打老了，大话莫说早了。



　　你要输了么办？”

　　“你说么办就么办。



　　只要你开口，杀人放火我都干。”

　　“莫说得骇死人的，开口就是杀人放火，把我当了乡下人来骇？”

　　“不是骇你，人负了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又是么事情让你负了急？”

　　“这跟你说不清楚。”

　　“好，说不清楚就不说，我们先去比，比出了高低再说。”

　　那盆水附近已经站了好几个人，看见我和启贵过来要比试比试，都围过来凑热闹。



　　有的说还是三盘为定，有的自告奋勇当裁判，有的热心快肠地传授制胜秘籍。



　　

　　“李乾你比我长两岁，你是‘拐子’，让你先来。”他的花花肠子还不少，一到水盆边就说。



　　

　　“你还不苕啊，里子面子都要了，想先试试我的斤两？好，我就先来，裁判看好时间。”说罢，我做了两次深呼吸后，把头埋进水里。



　　过了一分钟后，裁判开时报时：1、2、3、4……数到46时我抬起了头。



　　

　　轮到他了，他胸有成竹地看了我一眼，深深吸了一口气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



　　在裁判数到58时，他的头出了水，脸上露出小小的得意。



　　

　　第二次我是2分28秒，他只2分26秒。



　　我看他这次够呛，差不多到了他的极限，出水时他大口地喘着气。



　　

　　第三个回合开始了，我使出了绝招：水里换气。



　　所谓水里换气并不是从水里吸取氧气，用肺呼吸的动物都没那个本事，是通过吞咽动作把鼻腔、口腔和气管里面未被利用的空气和肺部的空气来个换防。



　　这一次我是2分58秒才出的水。

　　“认输了吧，启贵。”在他把脑袋浸在水里时，我拍着他的腰说。



　　这一拍知道了他身上没有“家伙”。



　　

　　“你干扰我，这盘不算。”他抬起头来喘着气说。

　　“可以可以，重来你也是输，你这回输定了。”

　　他重来也只是不到一分半钟就出水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到2分58秒，已无心恋战了。

　　“我甘拜下风，么条件你说。”他倒很是痛快。

　　“条件不高，只要你装三天孙子。”

　　“装孙子？你开国际玩笑。”

　　“哪个跟你开玩笑？我是正尔八经跟你说的。”

　　“那不可能。”

　　“么样说话不算话了？刚才还在说我要么样就么样，连杀人放火都敢。”

　　“这不是说话不算话，是你在出难题，我启贵是装孙子的人？”

　　“装孙子比杀人放火还难些？我说的这个装孙子又不是要你去给别人磕头作揖，只是要你不管别人怎样，都不跟别人抖狠。”

　　“搞半天你的‘套子’在这里。”他明白了我的用意。

　

　　“古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胜人者力，自作胜者强。”见他明白了，我想再把道理说透点。

　　“莫跟我讲这些，我没读过书，听不懂。”

　　“我一解释你肯定懂，你要真不懂，这个孙子就不要你装了。”

　　“那好，你说。”

　　“能够战胜别人只能叫有力量，能够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你要听不懂这话，那只能说明你是弱智。是弱智就不用装孙子了，他只能是个孙子还用装？”

　　“你的套路还蛮深呐，听懂了我要装孙子，听不懂那我就是孙子，我反正总是要当孙子。”

　　“哪个叫你发那个泡的？愿赌就要服输。”

　　“那你让我想一下再说。”

　　“又不是做文章，哪有那多要想的？”

　　“三天我做不到。”

　　“三天做不到？那好，我让一步，只要你装一天。”

　　‘好，这个孙子我装了。”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那我么样晓得你是不是做到了呢？”

　　“你不相信我说话算话？”

　　“我相信，但是我要证实。”

　　“那你说怎么办吧？”

　　“明天除了干活的时间外，你要和我在一起，或者说我要和你在一起，你不能躲着我。”

　　“没得问题。”



　　第一个回合如愿以偿。旁边的人有的知道这里面的玄机，更多的只是看热闹。

　　“启贵，从现在起你就是孙子了，那你么样喊我呢？”有人马上跟他开起了玩笑。

　　“小狗日养的，等过两天老子来收拾你。”他马上笑着回敬人家。气氛不像刚开始那样沉闷了。那边方静也正在和巫刚聊天，应该有点成效吧。　

　　这一夜是平安过去的。难为了那两个值夜班的，他们眼睛都没敢眨一下，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心里还是没有谱，一晚上睡得都不安神。真正让我们心里开始踏实的是启贵第二天中午对我说的那几句话。

　　中午他在车间加班，我一边帮他搭个手，一边同他闲聊。

　

　　“昨天我还在说，我们不是一个道的人，谈不到一起去，其实有些道理还是相通的。”聊着聊着，他主动转入了正题。

　　“现在想法变了？”我顺势问他。　

　　“原先只是觉得你为人正直，有点真板眼，不论哪一方面都提得起放得下，不像有些狗日的家伙只会汇报，心里对你有几分尊重。但总认为你我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我们之间怎么会有话说呢？昨天晚上你安排的那个比赛和说的那一番话，让我想了半晚上。

　　你本来完全可以到陈队长那里去立一功，几多人想立功想破了脑壳，可你连手边的功都不要，就凭这点，我也要买你一回账。

　　你说的那句话，细想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我们想的事不同，但道理相同，我要战胜自己一回，这场皮我不扯了，说话算话。”

　　“你这话我信。”这是我的直觉。



　　“说句心里话，我们也不想扯皮，哪个真是铜头铁臂？打起摆子来还不是一样寒。

　　哪个真的不怕死？只是有时钱到赌场人到杀场，掉不起那个价，身不由己往前冲。

　　这次我真的蛮感谢你，让我转了这个弯。

　　有机会这个情我一定还。”

　　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

　　这一边的问题解决了，我转身回到监号。

　　巫刚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大概他正在想下午的将要发生的那场恶战，看我过来他就起了身。

　　出了号子的大门后他用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口气对我说：

　　“方静把你们的想法都跟我说了，不是听不进去，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一直像大狗子日小狗子的掐着老子玩，以为老子怕他，妈的如今这世界哪个怕哪个？这回老子非要搞个输赢。”

　　“你搞赢了又么样？你就一定搞得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你只要搞，

　　不管输赢，你这个脑壳都救不住。

　　信不信？”

　　“脑壳救不住又么样呢？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不就那么回事？”

　　听起来他的口气似乎还是那样硬，不过底气不像那么足了。

　　

　　“你莫款那些飙话②。

　　你真想得那样绝，那怎么陈队长叫你蹲着你不敢站？叫你趴着你不敢坐？说明你还是晓得鸡蛋碰不过石头。

　　那些发飙的话就不消在我面前说了，来句痛快的，到底听不听劝？”

　　“你这不是下我的陡坎子③？！”

　　“不是我下你的陡坎子，是这时间我耗不起了。

　　刚才启贵表了态，这个皮他不扯了。

　　你么办？”

　　“等一下起床铃打了后我回你的话。”

　　“我等你。”

　　……

　　一个惊天大祸擦肩而过，上帝之手让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化作了一阵不经意在我们面前掠过的轻风，我为他们在最后一刻的醒悟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大约一个月后，陈队长在中队部附近叫住了我。

　　

　　“李乾，你好大的胆子。

　　你就敢瞒着我们，一个人把那么大的事情处理了。

　　你以为你是谁？我现在有事，不跟你多说，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跟我把事情说清楚。

　　你胆子现在有点大过头了。”

　　原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不会有人再提了，那晓得七传八传还是传到他耳朵里了。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并且发得这样大。

　　我一直是尊重和感激他的，只是这次不得已让他太意外了。

　　

　　他的第一反应只能是这样，我完全理解。

　　

　　我想在他看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他的权力，应该是他的职责范围。

　　你一个犯人，怎么就行使了他的权力呢？这不是无法无天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胆子有点大过头了。

　　用已经极端化了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看，可能是这样。

　　可是世界上的事那么多、那么复杂，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几年前，在三中队几个阶级斗争觉悟极高的管教始终认定我对“四人帮”的政治态度有问题的时候，你不是没有理会那一套，坚持让我做了文化教员了吗？这件事我有没有做错？我觉得没有。

　　你会说我合理不合法，可尽管眼下是“严打”的瑟瑟严冬，但为“严打”而量身定做的法律也没禁止在押的囚徒不能主动采取措施，去防范和化解可能的斗殴。

　　在有人正发愁下杀手找不到理由时，我的举动是有点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有点逆流而动，可这正是我要这样做的根本原因。

　　我就是不愿看到在我周围有人因这样的事情被杀头，不愿看到有一批人因这件事被加刑。

　　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在良知的指引下，表示了对那几个鲜活生命的关爱。

　　谁能断言他们对这个世界只能是祸害？抑或真的只能是祸害，在上帝眼里这个世界上有不该拯救的灵魂么？

　　无意中我用小人物的勇气和智慧对出台那法律的长官意志坚决说了声：不。

　　无所不在的上帝，您听到了您的子民发出的声音吗？我不相信，在您的天平上，那长官意志就一定比一个发誓要让几个卑微的生命不被抹去的灵魂更有份量么？

　　手握重权的人们，怎么在表现人性善的一面时，总是那样力不从心、隔靴搔痒，总是一级级官员们的层层截留；而在表现人性恶的一面时却总是那样雷厉风行、肆无忌惮，总是一级级官员们的层层加码。

　　这是人性的本来面目还是制度设计的缺陷所致？我也清楚这种状况的改变只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江山不是只属于哪一个政党，也不是只属于哪一个阶级，它属于全体国民。就像地球不是只属于人类，它属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一样。可是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不仅“坐”的人这样想，连“被坐”的人也这样想。

　　当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没有变化，当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不过是一句口号而没有法律和制度来保证时，任何一次打下了江山的革命都只能是新一轮“兴起——灭亡”周期的开始。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从总的趋势看，每一个轮回都不是简单的重复，都在前一个轮回的基础上有所进步。

　　毕竟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华盛顿这样的在打下江山后坚决还政于民的历史巨人，并且有越来越多的领袖人物具有他那样的智慧和勇气。

　　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来看，也是一个不断趋于理性的发展过程，对未来我们应该乐观。只是希望这种进步来得更大些，可这是哪一个人的愿望能决定的吗？

　　十六年前，一个一心要革命，一心要改造这个世界的中学生，以文化大革命为契机，同千百万像他一样怀着满腔热血和全部希望的青少年一起，投身到了那个震撼人们灵魂的滚滚洪流中，他们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让这个世界从此就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中。

　　当追求和现实的强烈撞击让他认识到自己是如此幼稚和局限的同时，也让他看清了在走出幼稚和局限之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那样的远大和崇高，其间虽历尽磨难，但九死不悔。

　　现在他不能为天下人做点什么，也要为身边的人做点什么。

　　

　　十六年前一手指挥酿成了“12.5事件”这惊天大祸，和十六年后以超出常人的胆识和勇气让一个惊天大祸擦肩而过，是同一颗那样深爱着人民的灵魂所为。

　　不同的是当时尚且幼稚的他一心要改造世界，在这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太年轻的他在那一刻，不自觉地把博爱的理念压缩到了极限，他相信了暴力的作用，以暴制暴而铸成大错。

　　而现在开始成熟的他早已认识到了暴力的局限性，他相信只要方法得当和有足够的时间，那怕是魔鬼撒旦也是可以改变的，并认为理性和仁爱也许是改变撒旦的最好方法。

　　播下爱的种子也许一时看不到爱的回报，但经年累月之后，这爱一定能生长起来，当爱的价值和作用被普遍认同的时候，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而种下仇恨除了收获更多的仇恨外，再没有任何其它的可能。

　　当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宗教只会用仇恨的眼光彼此对视时，当暴力让一方欢呼太阳的初升而另一方只能在诅咒和颤栗中绝望地等待死神的降临时，这个世界就还在黑暗中摸索。

　　

　　同年轻时的“以天下为已任”相比，现在的他更愿意为这个世界的美好从力所能及的身边事做起，那怕看似匪夷所思，那怕角色错位，那怕前面是一轮新的惩罚。

　　

　　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也怕在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之前陈队长没能控制住他的情绪，我没有跟陈队长面谈，只是写了一份给他，这样他会在了解到我的全部想法后再作考虑。

　　这份材料在详细介绍了全过程后我写到：

　　这件事我胆子是大了一点，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担心当时就把这事汇报给管教股，在这“严打”的形势下，最后的处理结果未必会符合您的初衷。

　　还有一个原因是上次管教股在处理林海强的事情时，效果并不理想，我想换一种方式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我这样做，只是不愿看到又有几个母亲失去了她们最可宝贝的儿子，不愿意看到又有几个妻子再也看不到那不争气但她们却一直在苦苦等着的丈夫，不愿看到又有几个儿女永远见不到自己的生身父亲。

　　这些年来，我看到了太多的眼泪，不愿意又看到一批父母、妻子、儿女流下本来完全可以不流的眼泪。

　　 （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