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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的“战略撤退论”:毛泽东为何突然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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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0 15:22: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老田


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武汉处理720的现场不是那么从容地坐飞机撤退到上海,在上海,毛泽东对杨成武系统地回顾了一些老军头的历史,如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等等。

许多造反派认为全国的革命形势在武汉720事件之后一派大好,好得不得了。但是毛泽东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杀出来的,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形势背后的危险,看到了造反派与对立面当权派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差距,在一月夺权之后,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分裂了,相反当权派却在真切的威胁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了。因为当权派与造反派的对垒已经非常明显与公幵,表现在一月夺权之后就有了二月逆流,这个二月逆流并不仅仅是中央怀仁堂里的口舌之争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在几乎遍布全国的二月黑风或者三月黑风上。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一月夺权之后,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受到全面而真切的威胁,他们因此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所具有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实现了军队当权派与地方当权派的整合过程,再加上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积累下来的丰富斗争经验,要凝聚足够的力量,来消解造反派带来的威胁,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当权派内部的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不仅已经完成了整合过程,还统一了思想与行动方式,全国各地在1-28军委八条出来之后,都出现了一个二月黑风或者三月黑风,就是通过宣布反动组织和抓反革命这样比较"文雅"的方式来对付造反派,在4-6军委十条出来之后,原来规定中间可资利用的"漏洞"不再存在,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风潮。实际上目标仍然是解决造反派对当权派的威胁,文的不成就来武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这个时候社会上的局势实际上已经失控,各地实际上已经演变成真实的力量对比驱使下的街垒战。

各地的当权派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出自上面什么人指使,乃是出于捍卫自身切身利益的本能而自发地行动的。这个时候如果要继续把"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彻底瓦解当权派的反抗能力;二是进行战略退却避免摊牌与决战,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造反派恰恰不掌握党政军人财物,在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在当权派基于切身利益并已经完成力量整合的情况下,大概只有进行比较彻底的肉体消灭比如大清洗,才足以瓦解造反派所面临的威胁。

如果不想进行大清洗,那么就需要进行战略退却和让步。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在上海对着杨成武深情地回忆老军头们的种种好处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就是坚定否决了要清洗他们的理由。这些老军头们在思想上对文革的倾向毛泽东非常清楚,毛泽东对陈再道的评价是"思想反动、头脑简单",实际情况就是与陈再道思想一致的人很多,但是公然跳得这么高当然就是因为他头脑简单的所决定的,有鉴于此,毛泽东对陈再道都已经打算网幵一面了。

毛泽东是指挥战略退却的专家,即使是撤退也决不能是弃甲曳兵而走,而是要有足以鼓舞士气的胜利效果(至少是表面上的,这对人民的士气极为重要),同意也要保留实力并避免最坏的后果和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有资料说周恩来曾经亲自去上海与毛泽东密谈,回来之后就宣布了对王关进行隔离审查的。这个过程非常有可能的是:毛泽东要避免各地当权派再自行其事,组织和动员武力与造反派决战,各地形势不能容许继续失控,由当权派主导的优势武力对造反派进行的街垒战必须停止,这应该是毛泽东进行战略退却所可以指望达到的合理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人出面来代表中央政府,控制住各地诸侯,同时以舆论高压和组织措施对武汉军区进行"杀鸡吓猴"式的处置,震慑各地前一段基本上是在自行其是的当权派。

然而仅仅靠震慑其效果是不能长久的,势必要寻求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心服"的方式,至少要让他们看到形势不会继续恶化到剥夺他们既得利益,让他们有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的必要,这个时候让步姿态是必须的。

王关戚被端出来,就是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对下是打算对当权派既得利益给予必要关照的--在当权派眼里树立周恩来的形象暗示这样一个行动将由周恩来主导完成,同时也要各地诸侯不能再各自为政,要听中央的,这样可以避免各地要把对造反派的武斗围剿进行到底。

王关戚被抛出来是合适的:一来他们是中央文革里面比较活跃的分子,二来也是造反派力量的象征,特别是王力,刚刚从武汉支左回来。这个被抛出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真实的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文革运动转入退却阶段,因此前锋变后卫,后卫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而壮烈牺牲的古老故事重演。

当然王关戚被打倒必定是需要一个说法的,但是真实的说法是永远不会公幵的,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被记录在案。反正有奋斗就有牺牲,不管这个奋斗正确与否,不过这一次牺牲的对象是他们三个,也因为他们三个的级别既没有低到让对垒的一方认为无关紧要的程度,也没有高到足以让另一方觉得如丧考妣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对陈再道的宽大无边也就很好理解了,本来陈再道在多个方面是具有严重罪行的,对1967年4-7月份死在武汉武斗中的无辜者是确实负有责任的,这个处置方式显然对当权派也具有安慰意义,与端出王关戚的作用相同,一正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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