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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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历史藏在人们的心里――文革亲历者访谈录

老田  

一、 个人出身及早期工作经历

1928年出生于武汉郊区黄陂县，祖父一辈状况还是不错的，兄弟五人在武汉一起开了一家很大的粮食行，还有两条自己买的船，从江西和湖南运粮食到武汉。抗战前船在鄱阳湖遭遇大风浪沉没了，因为要赔遇难船工的损失，结果粮食行也变卖了，就这样破产了。父亲是书呆子，读了十几年的书，什么也不会，最后靠拉人力车过活。因为落拓不得意，最后成为酒鬼，40几岁就死了。

我打小由父亲教导，后来读了两年书，开始就读初一，所以算是初中毕业生。叔叔当时说要资助我读书，我父亲说读书没有什么用，自己读了十多年还不是靠拉人力车过活吗？所以还是去学手艺好，1941年我13岁就被送到石灰窑（今天叫黄石市）去学手艺，进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学车工。在那里学徒的时候，进出要搜腰包，有一次一个师弟跟我开玩笑，把一把车刀放在我的口袋里我又不知情，结果出门的时候，被搜出来了，结果就被送到日本人的宪兵队，一顿鞭子打得皮开肉绽，在那里被关了一个礼拜，出来的时候路都没有办法走了，从此对日本人恨入骨髓。

在我学手艺期间，我父亲去世了，父亲是大吐血死的，临终前说不能给我写信，说他回来之后手艺就荒废了，没有手艺就无法生活。1944年我回到武汉，回家就看到父亲的牌位，怪母亲不通知我，姐姐说是父亲生前再三嘱咐不能告诉我的。因为家里困难，姐姐嫁给一个小商人做小，我去石灰窑学手艺时铺盖还是姐姐帮助置办的。我还有一个小妹妹，也死了，就是因为穷活活饿死的，我回来之后就挑起养家的担子。我开始是在汉阳的一家修船厂工作，后来就上船开轮机，不久日本人就投降了。我一直在船上工作，解放的时候，我在私营的昌安公司，老板名字叫左玉廷，有几条船，算是武汉一个比较大的资本家，我是副司机。

1949年元月，我们拖了一条驳船去南京，装的是杂货黄花木耳等，当时江里面走的船已经很少了。我们的小老板随船，想要在南京接点货回来，呆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就放空回来了。走到安徽青阳县界的时候，国民党就封了江不让走了。我们听到打了一个晚上的炮，都是北岸向南岸打炮，第二天下午国民党驻军就整个地撤了。船老大说不好了，共产党要过来了，我说共产党过来也没什么呀，船老大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凡是先锋部队总是有点不规矩的。因此我们就把船开到青阳湖的一个山洼里弯着。我们船开行的时候，还差点挨了两炮，因为我们的船漆成灰色，与国民党的兵船颜色一样。我们在那里停靠的时候，有三个人穿着青灰衣服，说是要上船检查有没有国民党的军火，他们在船上检查了个把小时就走了，船长要大家清一下自己的东西，结果我在南京买的新皮鞋不见了，他们人还有丢了手表和金首饰的。

第二天就来了两条小炮艇，架着机枪，说人民解放军部队要大量地运输，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参加，船长和小老板你望我我望你，我就接嘴说我们就是靠运输吃饭的。他们说那就随我们走，跟我们接洽的是一个张参谋，是山东人。我们要装的是汽车和大炮等辎重，他问我们有没有办法装，这个我们有经验，就两个驳子一扎，上面铺上木版，汽车和大炮就可以开上来了。我们在那里运了三天三夜，我因为年轻，就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张参谋就跟我吹，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我这个人个性是向来不讲场合，说当兵的不都是那么一回事，有人把船上的东西拿了，船长朝我鼓着眼睛，怪我不该说这个话。张参谋就说付廉是对的，追问怎么回事，我就那三个人上船搜查的事情说了一遍。张参谋说你们等着，我叫人带你们去认人，在大通的海军油库关了几个人，驳子老大的老婆眼尖，认出了其中一个，结果一问，果然是他们拿了，他们几个是当地的游击队，不是正规军。东西被他们迅速就处理掉了，没有办法追回了。

张参谋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军，我说自己很想去参军，但是家里母亲和妹妹没有人养，他说那也是，参加解放军确实没有办法养家。船每个小时烧12公斤油，小老板说要烧50公斤油，最后我们船上堆了二三十桶轻质柴油，本来我们船上的机器是烧最差的柴油的。本来我们船上只有十几个人，小老板报了二十多人，解放军按照营级干部给我们发给养，每个人每天两斤肉，二两油、25两米，给边币支付，当时真是不愁肉吃。因为柴油多，我们拿一瓶柴油给农民点灯，农民给20多个鸡蛋，江边打鱼的也拿鱼跟我们换油。我觉得共产党干部蛮好，就告诉他小老板虚报给养的问题，张参谋当时来不及处理，就要我回武汉市到军管会去汇报。在运完辎重后，又要我们运粮食去南京。最后，张参谋给我们出了一个奖状那样的东西，说我们的船对解放战争起了帮助作用，盖的长条形的章子，章子上落款说是二野的。小老板拿了奖状，当作圣旨似的捧着。张参谋蛮喜欢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和他们解放上海，我就想去，我二父说你去了还不是要参军，家里老母亲怎么办，这样才没有去。我回武汉之后，去了军管会汇报小老板冒领给养的事情，第二天左玉廷就找我去，对我说，现在公司事情不多，你先回家去，把我解雇了。过了一两个月，我就去了黄冈军区，他们有两条船，后来这个船交到省航运局，我就跟着到了省交通厅下属企业工作。

1952年，我被提拔当干部，管人事工作，因为我对汉江船上的人都很熟，谁的技术怎么样都很清楚。当时要送我到北京学习两年，我不愿意去，因为自己刚刚结婚有个孩子。我这个时候的工作都已经移交了，结果就把我调到机务科工作，管修配站，1958年兼机务科副科长。

1954年长江大水，我带领航运局突击队18人，在四官殿一片参加防汛工作。7月份的时候，四官殿附近出现管涌险情，连中央都惊动了，我们在那里奋战了一夜，垒沙袋围管涌，第二天专家过来一看就笑了，说你们垒的沙包里面的水位比堤外还高两公尺，不用垒了去找自来水公司看一下水管。我们一想确实有道理。第二天大风要护堤，因为新做的堤经不起风浪，最后拖木排来压浪，木排不能直接靠在大堤上，需要支撑起来，支撑的地方要有人守护。我在那里看护，一共六天六夜泡在水里没有上岸。我回到家里洗完澡，局里党委就找我谈话，要我写申请书火线入党，当时跟我一起入党还有五六个人。

那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汉江结冰了，上面可以走人。局党委找我谈话，说汉江结冰了，沔阳上面有许多船冰在江中间，要去想办法救船。我很小看这个事情，说那又什么大不了，冰融化了船就没事了。他们说东北的经验，冰融化的时候相互积压，前锋会有几公尺高把船吞进去的。当时在家里想的办法是找一条船，把蒸汽大开去融冰，再把其他的船一一拖到岸边，结果发现融冰的方式无法生效，蒸汽融化了一个洞之后，移开不久冰有结上去了。最后还是用人工敲打的方法，冰层大约有二十多公分厚度，这样大概半天时间一只船就靠了岸。在那里的14条船都按照这个办法拖到岸边，把所有的钢丝都用上，尽可能把船锚固在岸边。第三天冰层就融化了，汉江中间冰层有四五公尺高，边上就要低得多，声音就象千军万马一样，几分钟就过去了，然后就是水了。回来之后说要给我记一大功，我说这是应该做的，这个时候大概是1955年的元月份，最冷的是时候是零下十七度。

那个时候，我觉得工作比较顺心，心情很舒畅，人吃一点亏没有什么，自己本来就是工人出身，没有事情干才会不舒服。1959年抽调我去筹建青山船厂，筹建期间我是厂长，工厂建好之后，我仍然回到机务科工作。

二、 从四清到文革

我个人因为在日本人和资本家手下都做过事，相比之下，自认为是得了共产党的好，所以对毛泽东有一颗热爱的心，叫做什么就做什么，防汛的时候泡在水里六七天，身子都泡肿了，也没有怨言。船上有什么困难，我总是跟工人一起干。

因为自己后来也提了干，慢慢发现共产党当权派不是毛泽东原来要求的那个样子，有的人官做的越大，犯了大错误反而没有事，群众和下级是他们的垫脚石。我这个人因为脾气犟，看见当官的做坏事，一样起来指责，因此就埋下了祸根。在四清进点之前，交通厅厅长张进先开大会讲话，说干部要正直，不能任人唯亲。我当场就站起来，说你自己就不这样做，说龚金保这个人在家里打骂父亲，这样的人怎么能提拔当厅团委书记呢？你说不任人唯亲，自己就没有做到。这个龚金保原来蛮好，当了干部就变了，他在抗战期间只有两三岁，是流落街头的孤儿，他的养父把他拉扯大的。

三天之后，四清工作队进点，航运局书记李树棠把我找去，说你嘴巴不好，这次你准备挨整，要老实一点对你自己好，叫你检讨就检讨。我说自己是做工的人，大不了就回自己的花果山，不当干部回去做工算了。

工作队一进来，就如临大敌，第二天就要我把工作移交给副组长易连生，说我全部任务就是交代问题。厅党委副书记朱晓亲自领队进点，张进先在大会上说，四清运动就是反对四清四不清干部，你们局四不清干部多，有些人跟右派打得火热，两年不进车间一步，是个阶级异己分子。我又要站起来反驳，一个同事把我死命按住。在我们车间开大会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书记是个四不清干部，政治上、思想上不清，经济上我们正在查，你们要大胆起来揭发，不要有什么顾虑。搞了一个多月，开会要我检讨，我就说自己说话口气冲，有些骄傲，讲了两个小时，工作队长没有沾边。后来一直整了我九个月，做了八次检讨，都不能过关。

当时揭发和批判我的主要问题是我与右派打得火热，另外就是批判我革命意志衰退信奉活命哲学。因为我姐姐的儿子1957年在南昌学校里被打成右派，另外我的表兄在黄陂文化局也被划成右派，我跟他们有些来往。我的活命哲学证据就是每天起来打太极拳。后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说的都对我错了，干脆再也不写检讨了，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他们所依靠的力量，就是原来查出来的两个贪污分子，一个叫黄汉鄂，因为管搬运工贪污1000多元，另外一个熊良定，贪污是按288元定的案，因为300以上是要判刑的，黄汉鄂没有判，是因为检察院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他有老娘还有三个小孩，把他抓进去那怎么办？检察院又去找局里的书记李有让，这个人是个老红军，他又回头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了黄家里的情况，李有让说那就撤职降级，不抓。他们后来的四清工作队就是依靠这样的人做积极分子。

后来朱晓又来找我谈话，说你怎么犟成这个样子呢？我说自己没有贪污，也没有对工人不好，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他要我写个千把字的检查，我坚决不同意写上不尊重领导，最后我写了两页纸，大概七八百字交到厅里去，第二天就宣布，付廉同志检讨深刻，宣布解脱回到机务科。再过了一天，就通知我参加去随县的四清工作团，我对书记说自己哪有资格参加工作队呢？书记说你是二类干部，我说自己不是三类吗？他说二类、二类。这个随县的工作团是张体学亲自当团长，邓强是县机关分团的团长，先在省里集训了半个月，大概在1966年1-2月份到随县。因为自己的经历，知道这又是要下去整人的。

下去的头一天，张体学在随县县委礼堂给我们做报告，说整个随县县委及所属企业的领导班子都烂掉了。我当时心里就在嘀咕：如果基层组织都烂了，那共产党不是要垮台？回来我们晚上就讨论，同单位李树棠说你莫要又放炮，怕我直言遭祸。在这个会上宣布我是县交通局汽车保养厂的工作组长，我说自己当不了，他们说已经决定了就要服从，当不了也要当。第二天来了一个省物质局的老谭，说也是当组长，正好我就要他当正的。

这个保养厂一共300多人，我们下去的工作队有42人，完全是人海战术，要我把这些人都用上。邓强的秘书夹了一大包资料过来，说整个保养厂都烂掉了，厂长是国民党，书记是阶级异己份子，车间里地痞流氓成堆，可把我吓了一跳。他把资料交给我，老谭没有什么文化，就要我连夜看。我一看档案资料，才发现这个厂长姓禹，原来是傅作义部队起义的国民党，原来他是国民党部队的汽车连长，这个国家是有政策规定的。书记夏鹏举10岁的时候讨饭来到武汉，依靠他姐姐和姐夫，因为他姐姐家也很穷，孩子也多也时常挨饿。一次他倒在一个周老板的汽车边上，老周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自己饿的厉害，老周就给他买了一碗热干面，吃完了他还不走，老周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想要留下来帮助周老板做事情，只要有饭吃就行了，扫地擦汽车的事情他都能做。老周没有儿子，旁边的人就起哄说要他拜老周做干爹，按住他给老周磕头，老周说要跟老婆商量，没有答应。老周看见这个小孩蛮懂事，也勤快，就留下他在修车店子里帮忙，做工学手艺，一直干到18岁解放后才给他开工资。他在店子里干活，就是学徒工的待遇，也没有改姓周，也没有享受小老板的待遇。在三反的时候，老周因为犯了些法，车子就被没收了，夏就到省汽车运输公司下面的车队当修理工，他板金、车工、电焊样样行，1957年就提了干当车间主任。当时有人检举说他是资本家的儿子，在他入党之前已经做了结论，这样就把他称为阶级异己分子。车间有几个年轻人，技术方面比较行，就有些淘气，因为能做所以有些调皮，根本不是什么地痞流氓。因为我是这样一个认识，再加上刚刚挨过整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运动就没有开展起来，邓强批评我，限我在几天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我只好叫工人给他们提意见，工人说夏书记对工人态度不好，他自己也在车间与工人一样干活，看见工人不行就把别人拨拉到一边自己干，这样工人就提意见说他爱骂人。但是对禹厂长，这个人是个知识分子出生，说话细声细气的，对工人都蛮好，工人对他没有什么意见。我这里工作还是打不开局面。

大概过了一个月，五一六通知就下来了，我们集中起来在县委礼堂开会读文件。会后讨论如何由四清转入文化大革命。再后来十六条就下来了，在讨论时我说这个工作队最好是撤，与毛泽东说的相信群众的政策不符，而且有些事情完全是捕风捉影，保养厂的夏书记是个孤儿，禹厂长也没有任何不好的迹象，普遍反应他工作负责，技术上也可以，按照文件是我们工作队错了。我讲完了就回去睡觉了，晚上一点钟，就有人拍我的门，说邓强找我去，我已经忘了会上谈论发言的事情。我到县委招待所找到邓强，他说我在会上发言不应该，我说工作队确实与十六条不相符，他说张体学要亲自找你。第二天电话打到保养厂办公室，是张体学打来的，他在电话里问“哪个？”我说我是付廉，他说“个咯日的快来”，要我去见他，我去了，他劈头就说：你还反了，叫工作组撤，你当了这是航运局，他们姑息你。我说自己只是开会说意见。他问我思想通了没有，要我写检讨。过了两天就通知我回武汉，李树棠说张体学说你没有资格当工作队员，通知要把你遣送回去，他没有公布，也没有人遣送我，要我自己回去算了，我8月15日回武汉。他对我说你回去还要挨整，老实修船。我回到单位门口，就看见有大字报说要打倒走资派付廉。我去找机务科找陈科长，他对我说，老付你脾气要改，将来还要吃亏。我说自己说违心的话说不出来，他说不违心的话不说行不行？陈科长要我玩两天再来上班。

八月底的时候，长航的当权派搞牛鬼蛇神大游行，头上带着高帽子，帽子上写着走资派、叛徒、反动学术权威等，女的还要人家把皮鞋脱了提在手上，赤脚在柏油马路上走。押送的人臂上带着红袖章，上面写着“红卫兵”三个字，后来造反派就把他们叫做三字兵。第三天我到单位门口去，航运局门口跪了一大排，都是什么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费子升望着我流眼泪，还有一个右派姓张的共有六七个。费子升是武大毕业的，还是共产党员。局组织部的干部许绍洁和保卫科的几个人在那里维持秩序。我赶紧走开，怕他们把我也弄在那里，晚上我就一夜睡不着，想不通，认为这个不对头，与毛泽东的十六条不符。

那个时候，北京南下点火的学生赵桂林他们在红旗大楼门口演讲，我同意那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观点。华工的聂年生也在那里讲话，他说当权派组织三字兵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名义上是整黑五类，实际上是保自己，整小干部是为了保大干部，那些押着别人游街的人是走资派的工具。我在那里碰到邓泽民，他是机床附件厂的，聂年生在他们厂去点过火，所以认得他。邓问我的观点，我说学生们说得对，邓又问我是不是与聂年生见一面。见面时聂年生只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明天到华工来找我。第二天聂年生对我说，你可以参加我们的行列，我说自己是个干部，他说你算个什么干部？完全可以当头起来造反，谈了几次要我成立组织，说交通厅象一潭死水一样，不发动群众走资派就挖不出来。

当时有余林生他们来串联，酝酿成立交通系统的组织，我说可以。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就在1966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兵团”，简称捍卫，开始有三局两厂参加。

三、 文革初期的活动

我们成立了总部之后，就要求进驻交通厅，与他们进行谈判。张进先说你们进来好，我心想我才不担你那个担子呢。不到一个月，张进先和史维汉（商业厅的党委书记）一起出面成立了交通系统的先锋队，这个组织是跟我们唱对台戏的。就是由熊良定和胡宏文出面牵头，这两个人的底子太差，熊从前贪污，胡是个小偷也乱搞男女关系，也正是这样的人，才乐于成为当权派的御用工具。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在航运局臭得很，群众看见这样的人当头，也不愿意参加他们的组织。他们也要进驻省交通厅，我们没有同意，他们就不敢来。在单位内部他们始终没有成气候，720之前百万雄师大打大杀，他们参加了百万雄师。

文革初期，厅里面抛出了方贤华、魏文焕和杨家新三个人，打成三家村。后来他们分别参加了工总和捍卫。成为造反派。

1967年元月我们准备夺权，陈静先说担子重，担心停运怎么办，我说权要夺。我叫张作忠去把厅长们找来，对他们说，你们革命不搞，生产也没有搞好，张厅长你怎么说，张进先连说：有错、有错、有错。我说你去写检讨。张大成是个老红军，他第一个表态说赞成我们夺权，他原来是贺龙的部下不是五师的，在厅里也是长期受排挤的；接着朱国华也说付廉夺权我们欢迎，他也是老红军。我说对他们说，权夺过来后，由我们监督你们抓生产，你们想要享清福是不行的。结果还是他们负责，章子我们夺过来由一个党员张作忠管，我对老张说有人要盖章的话，你先去问一下厅长，他们点了头你才盖。就是张进先靠边站。夺权之后，生产上升，群众都牺牲春节三天假期照常上班，生产秩序非常稳定。

很快长江日报就出了二八声明，本来里面许多观点我们是赞成的，但是二司的小家伙不该骂新派是哈巴狗，我们就反对他们。这样造反派就分裂了。这个声明总的东西是对的，不能把个人利益加进去。工总一抓，感觉就要抓到我们头上来了。

二月逆流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有个感觉，有人给我们打招呼说要注意。接着军区抓了工总的陈祖文他们，他是省航运局的头，说他父亲出身不好，自己也乱搞男女关系，要我们出面来整材料，我说我们是群众组织，无权整别人的材料，这是你们保卫科的事情。

在二月逆流的时候，省军区副司令员赖振华带军人到交通厅摸底排队，办了一个说捍卫搞反革命活动的展览。在二八声明之后，当权派对捍卫不敢公开批判，就造谣说生产和人的思想都被我们搞乱了，我就写了一个捍卫大事记，有时间地点和活动内容，刻好印成传单到处撒，这样谣言就熄了，我原来都留有底稿，因为办学习班抄了三次家，就片纸无存了。

当时还有一个省里面的人过来，说是要找付廉，他问我现在形势怎么样，要我表态，我说大好。他说你们不是说反攻倒算吗？我说说直点你们不应该抓人，他问你还是这个观点？又问我们有什么活动，我说毛主席叫我们活动，我们就活动，他说你们还听毛主席的话，我说怎么样？不该听？他连忙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整个靠边站了，叫张作忠交章子，我说交了是放包袱，这个时候完全体会到夺权不过是个游戏，没有盖章的事情，厅长签了字一样管用。

四月底又回到厅里，重新树旗，小报也恢复了。在夺权之后，新派成立了一个武汉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与工总唱对台戏。有一天晚上我在值班，军区打了个电话过来，说接到总理的指示，要明天早上8点之前，把张体学送到王家墩机场，准备送到北京去。我打电话找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张体学在哪里，最后我找到黄金善，他说他知道张体学在赤卫军手里，这个组织多数是复员退伍军人组成，许多人没有单位。黄金善和宋厚智两个人把张体学送到飞机场，差点与工总的人打起来了，工总的姜诗臣他们要争着要送张体学去北京，军区的人说，总理没有说要群众组织的人护送，只是叫帮助找人，由军区的人送到北京去。

黄金善回来对我说，张体学很客气，说付廉可是个好人呐。这个黄金善抢材料很积极，后来没有什么事，就是他把张体学解救出去的这一过程有关。

再后来百万雄师的人开始搞进攻，我们勤务组开会，都说不同意按照军区的要求把组织解散，最后商定讲究策略，内部各个兵团自行活动、定期碰头，对外按照军区公告的精神捍卫停止活动。那个时候，我们成了逍遥派，上街看热闹，看钢八师和横扯公社的人在那里辩论。钢八师的产生，是当时中央有个文件说要坚持八小时生产，他们就说要在八小时之外来闹革命，所以叫做钢八师。我老婆把儿子塞给我，我就抱着儿子去六渡桥看热闹，有个老太太正在那里与保守派的人辩论，当时军区发通告要学生列队去军区请罪，她说学生有什么罪，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有什么罪？有人就说哪里有走资派，那个老太太说得斩钉截铁：省委市委的干部都是走资派。

我们认为抓工总就是镇压造反派，到四月的时候，我们又串联起来，要为工总翻案。我们进厅里的时候，先锋队还在那里，我们进去他们就走了。

四、 720之后到斗批改

1967年720之后，我们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武汉还很不太平，我们没有敢直接回到汉口的单位里，从孝感下火车，坐一辆中吉普直接开到华工。

我们捍卫总部决定组织一场批斗会，把赖振华拉来陪斗。我在三楼的会议室里跟赖振华拍桌子，批他们反攻倒算，关键是批判张进先制造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镇压群众的急先锋。当时把厅里朱一枫整的黑材料拿出来了，这个材料包括18或者是28人，是准备逮捕的，因为中央来了文件不许抓人，他们没有来得及执行。赖振华说自己知道这个事情，他是不同意抓的，是你们的保卫处要抓的。赖振华到的时候，我接待他，对他说，我们是讲政策的，你那个时候发的獗词我不计较，你在交通厅犯有错误，要到群众面前去接受批判，他连忙说有错、有错、有错。

1967年8月23日，我们主持批斗会，批斗张进先、朱晓，拉赖振华来陪斗，因为他在交通厅支左期间，与他们穿的是一条裤子。这在湖北是第一个批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后来被列为湖北省十大专案之一。我们认为批斗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架他的飞机，在下面群众喊口号的时候，赖振华有一个下跪的镜头。后来说我们打掉了他的门牙，衬衫上满是血，排骨打断了两根，这些都是他老婆告诉专案组人员的。张进先确实是跪在地上，流了一淌子汗，木地板上一摊水，这个人是我们批斗的重点。这个人也许思想上有所触动，后来我们挨整的时候，张进先始终不肯写材料。

张体学从北京回来，在洪山礼堂接见这些造反派的头们，他拉着黄金善的手哭。还跟我们讲，在三年困难时期，接到下面饿死人的电话，接到几个这样的电话，他说自己头脑都糊涂了。当时王任重在上海开粮食会议，问他要湖北省的高产数据。他说现在已经接到好几个饿死人的电话了，王任重说他瞎说，要给他带个帽子。他赶紧给武汉市粮食局长打电话，局长说全武汉只有4天的存粮了。他急得没有办法，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哭着问怎么办？李副总理说哭什么，武汉这样大的码头还想不出办法。他就组织拦截四川下来的粮食船，搞了100吨粮食。湖北当时情况已经很严重了，王任重还在那里吹，毛主席不相信干部相信谁，那些在困难时期虚报产量，对饿死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浮夸风干部，四人帮一垮台就一股脑儿都上去了，那个王任重在湖北搞皮畔倒是要挂帅。

当时就有一个五师的叛徒网问题，许多人就想要来抓这个事情，我说不要把方向搞错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对准走资派。我们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原来的厅保卫科长卢介海负责，清查张进先的问题，这个张进先开始是钟祥民先队的，后来加入五师，在七七报社工作，与陈英在一起。中间有一个多月脱离了队伍，而且没有合理的解释是个疑点，有个材料说他变节。张进先这个人平时滑头滑脑，参加革命就是投机的，表面上一派道貌岸然，其实是一肚子臭水，跟一个姓邓的女秘书乱搞，被厨房的朱胖子发现了一次。看起来还是装着很朴素，平时挽着裤脚，提着一个布包，骑车上下班。在工作上作风霸道，喜欢排斥异己和打击不同意见，好整人，在文革之前的四清和文革初期，利用一些有污点的人来整人，还组织保守派来保护自己。

第二个人重点审查的人是厅党委副书记秦钟，张体学说他的问题你们好好查一查，突围后他离开部队一年多，他自己说是回老家种田去了，张体学说直到王震部队南下的时候才通知他归队一起南下，还有在红安被抓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字叫秦中的人，有国民党县档案的自首材料，找当时一起被捕的人，没有能够找到，不知道是不是他就无法定案。我们当时都是非常认真去取证和落实，绝对不象当权派后来整我们那样捕风捉影，甚至强加罪名。


五、 大联合与三结合

在结合之前，我对张进先说：你批判我说我革命意志衰退，我总还是革命的吧？你依靠的是些什么人，都是一些贪污的和小偷，这是变质吧。他说是的是的。我说不是毛主席号召，我们也不会提着脑壳起来干，我也知道我将来的结局不怎么好。

张体学要结合张进先，要张立国来找我谈，这个小家伙没有什么水平，他对我说：你不结合张进先，交通厅的领导小组组长你就莫想当，这大概是张体学的口气。我说我不想当，你去叫张体学来当。第二天张体学就叫他的秘书来找我，他亲自跟我谈，说要结合张进先。他对我说你不能再错；我说我怎么错了，造反错了？他赶紧说造反没有错。他又转而对我说，结合张进先对你大有好处，我说不谈好处，要谈对共产党有没有好处，要谈政策。他就问我张进先有什么问题，我就告诉他，张进先在历史上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假党员，他的档案说他是党员，但是他提供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都不承认介绍过他；另外就是他有一段脱离队伍的历史没有搞清楚，他说自己是在哪个村子治病，老百姓说没有来过伤员。张体学说在战争年代有哪个提着脑壳去冒充共产党呢？我一想也有道理。张体学还说那个入党介绍人卢秀华是个叛徒怎么能相信呢？他问我要结合谁，我说结合陈英，张体学不喜欢陈英。就对我说：个咯日的，算是把你犟赢了，以后张进先要当副省长的，我说哪怕当主席那是该他的。

这样湖北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就成立了，时间大概是1968年9月，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不舒畅。陈英是组长，我和杨爱国是副组长，朱国华、张大成、熊宝田三位老干部是成员，还有就是余明生、吴瑞林、王信、陈静先等11个人。我们捍卫总部管厅里面的，这些参加结合的群众代表也基本上没有权。下面二级单位的革委会成立之后，报到厅里领导小组批。

1968年底，武汉军区和湖北省搞斗批改，我当时在孝感花园，谢青云是团长。他找我谈话，说：老付，你根子正，有时候说话不看场合这个不好，这次是不是帮助我一下。你有时候没有头脑，容易动肝火，这次本来是对你们有利的。安排我在机关组，也没有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固定的组，团部可以随便进出，我进去他们就谈天，我走开他们才继续开会。我在那里的时候，就是玩了几个月，说我是个幽灵，有时候还借他们的车子开去大梧县城玩，车子可以随便借。

当时军代表都是一把手，权都在他们手上，当时都听军代表的，这个权力分配方式是军区和张体学做主的。实际上是利用斗批改让干部进行反夺权。开始是黄正荣找我回去，后来刘建章他们说武汉来人，要回去搞反复旧运动，我说都回去。在反复旧的时候，街上大字报的中心内容就是要还我革委会，不要穿新鞋走老路。厅里的干部对我说，张体学说你是一个大祸害，把那么好的一个斗批改搞散了，他要喝你的血。

六、 钢新之争

720之后我是倾向加入工总的，我已经说服了勤务组的人。我设想捍卫成建制地参加工总，新的勤务组通过选举产生。我当时确实不想搞了，因为自己水平不行，军区三办的徐剑说你不搞不行，交通厅乱了不好办。那个时候工总有点张牙舞爪，在运输局的楼上谈判，工总那边有个司机跳起来说你们是名义上参加，实际上是想要把我们吃掉。因为在交通系统我们组织的人多，工总的人很少，大概不到500人，是新派起主导作用。胡秀娟说不是参加不参加的问题，是收编，人事由他们安排指定，勤务组不能够选。这个老大姐说话也真是的，这样我就冷了，联合没有搞成，那个时候确实有派性。

后来我们就树交通联司的旗帜，我们的组织一亮相，就引起工总的注意。我们的人有些加入工总把他们的袖章搞来，再加入交通联司，青山船厂和民管局都搞了这样的板眼。

有一次在汉口饭店开会，谈大联合的问题，朱鸿霞也在场，他在那里大模大样地坐着，军区三办也有人在那里。他们当时拿了一套大联合方案，我说你们的东西没有理由，我说好戏还在后头。这个时候工总的小家伙们就不耐烦了，我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我们有更有说服力的方案。刚刚好工造总司的刘麻子跑去抓朱鸿霞的领口，朱鸿霞一脚把他踢开了，这样刘麻子就又冲上去打了朱一拳，这样旁边的人就打了刘麻子。当时军区朱鸿霞极力克制，我也极力克制，军区的人还打电话去，要派兵过来弹压，当时大家手上都有枪。因为发生了后来这些事情，我的那句话就被理解是人身威胁性质的，这样工总把矛头对准付廉，说我是黑手。

第三天，我们在运输局四楼开会，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军宣队，一起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时工总的小哥们进来抓住我就打，谢青云拿身体护着我。这一顿打得重，出来之后先是藏在武汉歌舞剧院，后来转移到陆军总医院去治疗。到总医院后我人就清醒了，仆着写条子给余明生和陈静先他们，说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人在搞鬼，要冷静不能上阶级敌人的当，怕打起来了要停产。在那里住了四五天。

在钢新两派联合失败之后，社会上都潮得要武斗，当时除了新派和钢派势力之外，还有百万雄师死灰复燃的一股势力。我们在华工和湖大开了几次会，最后决定成立卫三红指挥部，这个名字是彭油嘴起的。
一次我们在航运局礼堂召开新派会议，工总航运局的头席其中把机枪架上四楼，坚决不要我们开，说我们在这里开会是向他们示威。我们这边的一个黄金善也带着敢死队过来了，这也是一个左得可爱的人物。我自己倒是不怕，但是群众组织是兄弟伙的，不能互相残杀，我上去找他，工总的一个人说他喝了点酒，他不肯下来见我，说这个会一定不能在这里开，工总知道了也不好交代。这样我就说换个地方开算了，大家都走了，很多说我胆子小，这个礼堂的隔壁就是侯船室，万一出了事那可是不得了。

后来的抢枪就是与这样的钢新之争背景有关，公安厅的刘有必，说他知道公安厅在丁字桥那里有一个枪械库，我还去看了一下，这个地方三面是水，只有一条独路进去。我还特定去看了一下仓库周围的情况，又有人公安厅仓库里没有完整的枪，一进去就拆散了。结果工总的人把公安厅仓库的枪抢了。

李先念的侄儿李良金是个电工，跟工总航运局的伍斌超抬杠，伍斌超说话象个姑娘，李很匪，伍斌超威胁要向他开枪，李就上去抢吴的枪，结果争夺过程中枪走火了，打断了吴的三根手指头。再后来交枪的命令我举双手赞成，平时我的手枪放在抽屉里是连膛都不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打。他们工总说我们是“老机”，我们说他们是“强权”，我说抢席位的不是敌人，反对毛主席的才是敌人，我们和工总都是拥护毛主席怎么会是敌人呢？公路局和地质学校住在隔壁，曾经围了一次没有打，那时学生比较冲动一些，把李金祥的脑壳打破了。

最大的一次钢新之争，是1968年发生在新中原机械厂”的“五三事件”，开始好象是厂子内部两派发生了分歧和争执，结果发生了冲突，外面的人就去声援他们，后来是工总二七分部的何永清指挥人马包围了新中原，当时双方手上都有枪，也开了枪，没有对着人打。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七、 挨整与抗争的经历

后来撤消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党委，我就回去了。航运局成立革委会，给我安了个副主任的头衔，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召开什么党委会、行政会都不通知我参加，我整天没有什么事情。完全是名不副实，我还算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有一个坐的地方，牟登第也是副主任，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张蓉是主任。一次别人喊付主任，我说王八蛋才是主任，刚刚好杨家新在边上，说我骂他，我们就是这样被悬在那里，一直悬到坐牢为止。

我在副主任任上，决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拍板购买一套龙门吊，因为当时报建港口，国家在计划里就安排了一部龙门吊给我们，等到计划下来的时候，胡树亮就不想要，张蓉说去找付廉。我就说没有龙门吊还叫什么港口，眼光太浅了，财务科的姚科长来找我，说没有钱，我说他们那些人眼光太钱，以后要向集装箱方向发展，没有龙门吊是绝对不行，有困难你也要支持一下，就当是支持我，结果就把这笔钱付出了，今天这部龙门吊还是在舵落口当家。

在造反派内部有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叫“红工”，好象是工总分化出来的，主要的一些人是余正莲、周望生、丁哲生、徐业创，每一次学习班都没有他们的份，许多人后来都还受到相当的重用和提拔。徐业创本来是工人，后来当了相当一级的干部才退下来的。四人帮垮台也没有他们一点事情，就是他们没有挨整，周望生常常参加新派会议。

以前我们在政治斗争上太天真，造反派也是一哄而起，当权派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压制，破坏文化大革命。陈螺钉也是一个神秘人物，发言的时候比谁都左。他们可能就是打进造反派组织到现在。

我总共进过三次学习班，就配合三次抄家。

1969年反复旧之后，就开始办我的学习班，在复兴公司，先抄家再搞五不准，他们12个人对我一个，侯善生负责。他们搞车轮战我也不理他们，自顾自大瞌睡，等到我醒了看见他们在打瞌睡，就把他们的烟拿出来给他们分烟，不让他们睡。有时候我就讲笑话骂他们，说随着混的人没有好结果。他们一凶，我就提醒他们说毛主席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现在是对目标对准谁，文革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给他讲故事。张德咬把他们叫过去训了一顿，说你们这是谁办谁的学习班？第二天他们就对我说，你做做好事不要讲故事好不好？张德咬这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就是靠拍领导马屁和整人起家的，老工人没有不骂他的。

1969年夏天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就把我解放了。张体学找我谈话，说湖北省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省军区的赖副司令员是指挥长，你和杨爱国担任副指挥长。杨爱国协助赖副司令员工作，你负责组织材料供应。我问赖指挥部设在哪里，他要我不要管，这个指挥部后来设在交通厅，派一个胖子盛工来协助我。当时修公路最缺的就是柏油，我和张进先一起坐飞机去北京，找交通部和石化部要这个东西。赖振华这个人是个老红军出身，人蛮随和。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出过一次车前轮跑掉了的事情，他年纪又大，就开始担心怕他出什么事，我跟杨爱国有自觉为他当保镖。在这个指挥部里，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不放心，到11月份的时候，就通知我们去参加北京学习班。

在北京学习班里，开始的架势蛮大，张钊剑当着我们的面吼陈祖文，说你陈祖文不要以身试法，吓得陈祖文几天睡不好觉。还用大字报去搞任爱生，这个人是湖北省最早起来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任个性很刚，不怕他们。后来逐渐地松了，实际上利用我们新派去整钢派，利用小头揭大头，我们不是重点，还是他们利用的动力。批判胡厚民我们都做了发言，主要就是讲几句增强火力，具体讲了什么不记得了，胡厚民也检讨了一次。在这个学习班里，我们的军代表是个小孩，拿我们没得整，成天就是谈天，肉包子要吃十个，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吃胖了。我们1970年6月回到武汉兵站，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人来，陈祖文说这个气候不对。家里都传说我们被弄到河南南考去劳改去了。在兵站住了几天，有几个首长去转了一下，后来在武汉剧院开了一次大会之后，就各自回单位去了，一回单位就看忆苦思甜展览。
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集我们去开会，在会上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说这是武汉市公安局长王杰，我说介绍这个人干什么，曹承义对我说这个蛮明显，我们是在公安局挂上号的。我心里想我们这些人将来不好下地，当时我们每人跟一个动力，我的动力名字还是侯善生。这个人是个上海人，是海军上校转业的，因为家住上海的关系，觉得武汉这样整造反派不对，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曾经反戈一击，把笔记本交出来了，因此这个人后来也没有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和重用。

这个学习班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进行，到后来会议伙食也没有了，就散伙了。我回去之后，胆结石就发了，当时以为是胃病，住在医院里准备做钡餐。这个时候侯善生找来了，说省委找你去谈话，我说那就叫省委来。果然韩宁夫的秘书带着省委的车子来接，说韩省长和信司令员请你去谈点事情。我到达会议室的时候，看见交通厅的秦钟和军区三办的徐剑都在那里，室内烟气呛人，我对他们说我是要动手术的人，有什么话就快说。他们有人就问你这些时跟聂年生接触没有。韩宁夫火了说：上级党委很看重你，要挽救你。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要挽救的，你们还是挽救自己吧。信俊杰一看说僵，就转弯说：以后在个别找你谈，做工作。张德咬站起来说：这样的人还跟他谈什么，干脆抓起来算了。我说除非共产党垮台了，才有人抓我。我们是一个斗争，有什么活动有活动也不会告诉你们，向你们投降。第二天钡餐做完一看，不是胃病，但总是胃疼，后来等到我坐监狱出来，才知道是胆结石。

反潮流酝酿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彭勋在开会的时候问我，付主任有没有权，我说不谈这个。彭勋说权是毛主席给的，不能不要。我说从结合那一天起，哪个是掌了权的？确实没有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乃至人身安全都失去了保障。

1973年要我去供应科，因为在机务科我市场大些，仍然是当副科长，也是悬着。我就对科长说搞点工作给我做，他说我知道，党委有个意见。我催了几次，他就分配我管计划和财务，我说计划应该是科长的职权范围，但是他要我来搞。后来听说是党委说把重要的工作都给他，搞不好找他算帐。过了三四个月，汽车的出勤率都已经到了白分之九十几，因为我自己是做工的出身，知道对底下的干部和工人不能压，他们有怨气就会跟你别着来，我自己是做工的出身，知道工人的痛苦，车队有几个淘气，也都盘得蛮好，最后车队的和会计都喜欢我。科长去对张德咬说，叫付廉当科长算了，张德咬说那怎么行，原来说付廉没有搞过供应，准备要看他塌台的。最后他就派保卫科来调查我，说我把做跳板剩下边角木料拿去卖了。

1974年3月底，我们参与了从湖北省和武汉市清办取材料的事情，这个事情后来被定性为抢机密档案，其实都是军区三办整理的“清查五一六、深挖北决杨”的整群众的黑材料。材料取出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事情很重大，因为东西是在航运局的船上，如果散失了有责任。我就到省里面找张立国，通过他找到姜一。我打电话过去是姜一的秘书接的，他说姜一马上来，过了一会，姜一、王克文和陈克东一起过来了，都没有带秘书。姜一一进门就拿指头点着我说，叫你们不要动手。我就说材料在我们手里，我来是准备与省委协商共同派人去整理，如果省委不派人我们就不谈了。陈克东抢着说派人派人。姜一问我有没有我的材料，我说我没有看材料，但是肯定有省委领导的材料。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是省委派人去领导整理材料，这个人最好是清办副主任房昭义；第二是省委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材料整理，我们也派人参加；第三是参加整材料的人由省委发给会议补助。他们三人在出去议论了一下，就进来对我说：省委没有合适的地方，整理材料就在船上进行；双方各派四人参加材料整理工作，群众这边应该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和党员；房昭义去领导，会议补助是当然的。后来他们就被接到船上，在那里进行整理工作，武钢的杨玉珍是省革委会常委，代表省委参加了，我们这边李苏明和彭勋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过了两天，薛坦找到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指示，取走的材料必须一律归还，问我怎么办？我说那还不好办？材料本来就在房昭义带人整理，你们叫他拉回去就完了，当天下午就运走了。

湖北省的材料取走之后，姜一说我们不听招呼，我和几个去市委找王克文，要签字把市委档案室的清查材料拿出来，王克文说是不是非要他签字不可，我说省里姜一书记说我们不听招呼，现在我们来找你，当然你要签字，最后他就签了字，这样凭王克文签字的条子打开档案室拿出军区整的黑材料。这个材料拿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中央的电话就来了，又原封不动地交回去了。

大概1974年4月，就要我去宜昌，先到地委组织部报到，然后要我宜昌港务局。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在招待所里，人事科的一个年轻人来跟我接触。我在那里没有安排什么事情，武汉的熟人的船到宜昌之后，就喊我上船去跟他们一起去巴东、重庆玩，玩了几个月，他们通知要我去第三作业区帮助修理港机，我告诉他们说自己只会修柴油机，港机不会修，而且我是行政17级干部，把我降为工人使用要有个理由。那个年轻人说我们局长都怕见你，你要是不做事怎么拿工资，我对他说停工资可以，今天停了我明天就回武汉。后来我也不想在那里呆了，陈建文的船下水回武汉的时候，我叫他去几个人帮助把我的行李搬到船上，就回了武汉。回来之后，我也不去单位，玩了四个月，这四个月没有拿工资。后来中央来了文件，才把我的工资补发了。我对党委的人，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犯了法，你们凭什么降我的职，流放我。这样我又回到供应科，直到毛主席去世。

八、 毛泽东去后看文革

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我想这些干部如果不用群众运动冲击一下，就要彻底腐化。把那些腐朽的干部冲击一下，把学生搞些上去，政权才有点生气。今天看就更清楚了。

文革时间长了一些，主要是有干扰，高层的斗争很激烈。毛主席的指示下来，当权派就搓反索子，他们就是要把生产搞瘫痪。只有造反派执行毛主席指示，当权派总是不执行，往往是等到造反派看到了指示。起来造反当权派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逝世之后，局里面就闹起来了，姚中义在灵堂大哭一场，说周恩来的灵堂办得那样好，怎么毛主席的灵堂办的这样草率，张蓉吓的筛。当权派拿了几串红辣椒在那里做花，被我踢开了。周恩来死的时候，灵堂是办得很象样的，干部带孝什么的都是很虔诚的，庄严肃穆，因为时间才隔了9个月，很容易有个比较。对毛主席和周恩来，干部和群众的态度比较，有很明显的差别。

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苕，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反革命言论。

10月27日党委找我谈话，说要办我的学习班，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家里人送，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宋忠庭是组长，方善利是副组长，后来转到马厂湖，没过几天，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统的大会，由秦钟主持，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接管我的是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在上汽车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戴手铐，我说随便，他说还是戴着好吧，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他说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司机在一边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224。

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是单独监禁，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进行打电话，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我们那个时候连裤带都收走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那些监狱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对田学群说，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田学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因此判刑就判四年。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在判决的当天，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这里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孩子过去见一面，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我出来，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说要上户口，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