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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原载于http://www.hcpccc.cn/newsinfo.asp?id=904
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为科学知识“开创了”历史这个新的“大陆”，正如泰勒斯（Thales）为科学知识开创数学大陆，伽利略为科学知识开创物理性质大陆一样。
我想补充的是……马克思奠基的历史科学，“导致”了一个新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革命哲学的诞生，即马克思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
——路易·阿尔都塞，19671
路易·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开创了一个新的大陆的看法，现在已经成为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的一个知识惯例性象征。在这个惯例范围内，阿尔都塞印记与马克思一样，可以相应认为阿尔都塞本人也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论大陆或空间，通过重新将马克思主义构想为一个问题式或一系列问题式。在阿尔都塞做出上述关于马克思构造言论十余年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称阿尔都塞这一举动为“阿尔都塞的革命”。2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詹姆逊重新肯定了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问题式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能够被判定，不是通过特定的方式（是否是一种政治、经济或哲学类型），而更多的是通过忠属于一种具体的复杂的问题式，这种问题式的程式化表达伴随着它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本身）一直处在运动和历史重新排列及重新构建的过程中。”3
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下来看“阿尔都塞的革命”，首先归于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的需求，这被传统马克思主义视为“上层结构”。4事实上，基础─上层结构（base/superstructure）的差别在于一个中心的问题式，即阿尔都塞尽力终结内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化约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倾向。阿尔都塞重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模式”的概念，通过他定义的“结构因果关系”，以区别于被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上层结构”差别基础的黑格尔的“表达因果关系”。5在他的计划中，一个关键文本是《矛盾与过度决定》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都塞清楚阐述了作为他的“结构因果关系”的根本组成部分的决定或“过度决定”的复杂结构的概念。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及到毛泽东的关于“矛盾的概念”。写于同一时期的阿尔都塞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中，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过度决定”这一概念，更广泛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观点。虽然这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相比那篇关于“过度决定”的文章更缺少知名度，然而却包含了“阿尔都塞问题式”及它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的重要线索。
除了众所周知的阿尔都塞对所谓的“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以及中国的文化革命的同情支持和密切关系之外，意味深长的是他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时，将毛泽东哲学作为一个起点。阿尔都塞被认为为处于后工业政治关头的西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论性和方法逻辑性的选择。阿尔都塞不仅致力于思考帝国主义时期的列宁的革命理论，而且还探究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另类现代性的现实与概念可能性的理论，而资本主义现代性也恰好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的。
本文论证思路如下：首先，通过探索列宁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另类选择，具有复杂构成的阿尔都塞作品集中围绕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问题式批判。斯大林构建另类现代性模式的失败，使得阿尔都塞更加相信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次，阿尔都塞的问题式进而设想提出重新解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式，或者将它放在一个不同地方，允许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思考毛泽东思想，它不同于现有的中国内部和中国外部对于毛泽东思想解读现有文本的差异，即通过“症候阅读”方式来解读毛泽东问题式。6可以说，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没有明确清楚说明或者表现，不过，结构性地构造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条件或历史背景却是清楚表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心问题式组成了文化革命和另类现代性的至关重要的连接点。再次，这也是毛泽东的问题式和始终聚焦在文化上的当代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批评理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连接点，好像这已被阿尔都塞的“中国连接”（Chinese connections）证明一样。这种连接和聚焦的含义能够被从理论本身提供的批评视角来分析和解释，特别是对作为一种过度批评和自身反省的认识论方法或解释策略阿尔都塞的理论。最后，希望这种分析方法也可以突破自身产生出来的解释方法的限制，进而使得解释进程可以真正地辩证和不受限制。
毛泽东关于矛盾性的哲学著作在抽象和理论层面形成了它的问题式。然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毛泽东的著作并不是完全抽象和理论化的，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概念保持着“大众化的描写”和仅仅“部分的抽象”。7假使在抽象层面上，毛泽东作品和阿尔都塞作品与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样，即相对于历史具体实践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者“具体的思想”的抽象程度一样，它就应当被视为一个复杂的历史性和理论性的论点。因此在不同层次上阅读毛泽东和阿尔都塞的唯物辩证法的形式以及涉及到他们不同背景的矛盾论是必要的。
在下文中，为了考察复杂的和过度决定的相互影响，以及在假设毛泽东和阿尔都塞作品的相关性上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首先要验证毛泽东作品和阿尔都塞作品在史实性和理论性背景的不同。当考察阿尔都塞时，应该意识到他的作品“实质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与理论结合的形式来构思、写作和印刷出版的”。8这种史实性的重新背景化的目的在于重新建构他们各自的问题式。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超出目前讨论范围的非常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我仅仅简单地探讨阿尔都塞批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问题式，以此映射验证毛泽东的问题式，即另类现代性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它们的实质和至关重要的联系。建立文化革命和另类现代性之间重要的关系的是毛泽东经常矛盾的关于矛盾性的观点。我主要集中在被阿尔都塞解释和详细说明过的毛泽东矛盾性解说的两个方面：（1）矛盾的首要特殊性和不平衡性；（2）矛盾的不稳定性。
这些方面和层次不仅对于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概念至关重要，而且是毛泽东问题式的本质性哲学体现。对于毛泽东来说，矛盾的首要特殊性和不平衡性构成了另类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基础，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为阿尔都塞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毛泽东的“矛盾不稳定性”的观点被看作是为建构另类现代性，而必须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的一个合理解释，是毛泽东处理结构-行动（structure/agency）两分的唯一方法。阿尔都塞对于特殊性争论的模糊看法，展示了阿尔都塞主义的唯物主义或者科学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关于矛盾哲学的最简洁清楚表达是在《矛盾论》一文中，其重新肯定、发展和修订贯穿毛泽东的一生，这也揭示了毛泽东思想基础的特征。阿尔都塞解读和重新解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时也陷入了类似的矛盾和似非而是。毛泽东在导致矛盾变化和不稳定性的革命实践的认识论上所享有的激进分子特权，不仅使他的认识接近到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还与他的客观主义和渗透到他的思想和实践中的实在主义特征严重抵触。这样一个客观主义和实在主义思想特征明显贯穿于《矛盾论》和《实践论》文章中，例如，持续不断的从“自然法”向“社会法”转移，及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关于阶级斗争的所谓“客观法”的客观化和实在化努力。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一直以来对毛泽东著作中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忘却，阿尔都塞也选择忽视毛泽东著作中提及到的、易使毛泽东思想受到攻击的目的论、简约论、决定论思想模式。阿尔都塞这一任意屈从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决定论的方式，拆解开一个内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文化文学理论之间不连续的、分歧的形式的文化主义困境。
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和阿尔都塞主义以及各种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交叉和相互暗示关系；另一方面，双方思想都应该被视为一个超越仅仅作为局部意义，即或者作为毛泽东或者作为阿尔都塞的问题式来理解。阿尔都塞主义者系谱在西方广泛蔓延；在法国他的学生从米歇尔·福柯，到雅克·德里达；在母语是英语世界里，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到特里·伊格尔顿以及斯图尔特·霍尔，“阿尔都塞幽灵”依然令人恐惧地存在着。9事实上，为了说明阿尔库塞影响的广泛性，可以借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最主要的提出者李泽厚的话来看，在当代批评理论界阿尔都塞的概念和词汇是观察、鼓舞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争论文化的中心。文化问题和文化革命已经主导了从后建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后殖民主义到文化研究的当代思想发展的趋势。自从马克思主义成为探讨文化问题的一种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理论一种的毛泽东思想，也不得不根据它的历史条件，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变革，重新做出评估。如同在世界范围内根据现代性、另类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来重新思考人类在20世纪经历的巨大变化一样。在这一方面，目前这一论文仅仅期望能够作为服务于这一需求的一个开场白。
明确联结中的理论结构
阿尔都塞将他的理论工作界定为“双重调解”或者“在一个明确联结的调解”。10他的调解具有一种明确的事后评判或自我反映的特征，因为他力图将马克思建构为一种理论方法，或者“认识论历史的理论”，它“能够解释理论体系的本源和他们的历史，因而能够通过将本身作为自己研究目标来解释自己本身，”11尽管显然陷入解释的“循环”，但阿尔都塞的方法区别于所谓的“解释学循环”，仅仅因为它一直处于自身史实理论结构的外面，处在“明确的联结”，即在政治和社会历史中，而不是预先存在于自身所指物的解释学排斥。12因此，阿尔都塞自己的调解，他对毛泽东的挪用，也包括毛泽东理论结构，也必须能够“在理论上勇敢面对这一检验”。13
阿尔都塞的“双重调解”应当置于两个历史时刻的联结来理解，他关于毛泽东的解读提出了有意义的可以承受处于争论中的理论结构或者问题式的第三个历史尺度。阿尔都塞假定它的双重调解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反对黑格尔的决定论）和“年轻的马克思对成熟的马克思”（“认识论的断裂”）。14第一个调解目标直接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特定性或特殊性的理论，像唯物主义辩证法直接面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后见之明看来，阿尔都塞的第一个调解的成就首先在于对于黑格尔认识论和决定论的一种批判，像概括（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问题式为启迪理性的一种主要要素。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首先现代性成为问题。在他的现代性理论星河中，时间觉悟和理性成为首先可见的。”15显然地，批判的目标也指向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固有的认识的决定论。虽然第二个调解或者说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和“科学的马克思”之间所谓认识论断裂发现的合法性依然存在着争论，似乎依然准确地遵循着阿尔都塞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存在条件的认识论、决定论的启迪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批评变化。
然而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式并不存在于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中，也不是对于整个现代性时段要求的必需的公认的历史条件的知识。代之的是阿尔都塞主要关注直接的联结。正如阿尔都塞承认的，他的调解被两个特定时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所激发：一是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时和随之从1956年开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二是1960年代，更准确地说是围绕不平凡的1968年。阿尔都塞很大程度上缺席了第一个时刻（他作为共产主义哲学家的职业开始于1960年代）。第二个时刻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是真正的实践时刻，无论是在理论意义还是在实践意义上。第一个阶段只不过是在几乎二十年后被阿尔都塞所重构，他回忆时说：
我从未写过任何关于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批判以及随后的自由主义化……所以我的目标是清晰的：这些人文主义者的语无伦次、这些虚弱的关于自由、劳动或者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影响的疏离感的论述。我的所指也是相应地清楚的：为了考察左翼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批判不仅尽可能反映赫鲁晓夫与斯大林，还应该包括布拉格和林彪；上面这些能够帮助恢复西方革命事业中的实质性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哲学有点像战场。16
很容易地将阿尔都塞反对黑格尔的立场视作是左翼对斯大林批判的一种姿态，阿尔都塞“理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实质在布拉格之春和随后的苏联坦克的镇压下变得模糊起来，更不用说作为毛泽东文化革命帮手的林彪的死亡，对这些阿尔都塞一直做出狂热反映。
在另一场合，阿尔都塞对1968年做出了下面的评论：
自1960年以来，历史之河一直在流淌。工人运动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件：越南人民对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英勇的胜利的抵抗；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1966—1969）；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工人罢工——先于并伴随着发生在法国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意识形态的反抗；华约组织中其他国家军队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爱尔兰战争，等等。文化革命，1968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所导致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反响。17
阿尔都塞对于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于文化革命的激情，源于他对于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的苏联另类寻求的期望。斯大林主义被认为是经由重工业主义化和官僚主义化的经济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目标却偏离。阿尔都塞一直认为，开始于通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改变生产力和社会、政治结构关系的中国革命，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并提供了一种具体的选择：“具体的批判，存在于中国革命的事实中、斗争中、路线中、实践中以及它的原则和形式中。”中国革命使得阿尔都塞在实践中成为了对斯大林批判的左翼，并验证了他以前提出来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理论。因而中国革命理论“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批判理论，可以帮助我们验证我们假设，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认识我们的历史。”18
为了更好理解阿尔都塞“帮助我们更清楚认识我们的历史”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反响”的意思所指，我们必须走到外面，即通过直接的政治联结，来代替考察遍布世界的现代性的所有历史阶段。通过这样做，我们不仅能以一个新的角度来看阿尔都塞的问题式，同时也能顺便考察一下毛泽东企图通过文化革命来建构现代性的努力。从现代性和现代性批判角度来看阿尔都塞对于历史联结的混淆，甚至对于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阿尔都塞对于引入中国革命以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选择模式的强烈愿望，要承受着上文中提到过的发生在西方的两个历史时刻对于他的引导，是否是无意的或者是有所目的的，他引用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和唯物辩证法体系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政治关头，即中日战争期间（1937—1945）。关键在于清楚中国民族主义者、农民游击战争的抵抗和反抗这第三个历史尺度，它们确实组成了阿尔都塞理论的时代错误，并不得不在后来寻求资本主义另类现代性中寻觅。
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存在的西方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正因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而引发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事实上，现代性最好能被定性为或许是人类历史最主要的矛盾阶段，它许诺即刻实现普遍自由，同时威胁要毁灭人类。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思想起源于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们欢呼“客观科学，普遍道德和法律，和依据他们内在逻辑的人文独立”观念。19但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经历了两次破坏性的世界战争之后，现代性规划所承诺的进步的乐观主义严重地破碎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刻板的主题，认为现代性规划的启蒙“是注定反对它自身和对将人类释放到一个普遍的压迫的体系中的寻求的一种转换。”20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尖锐批判现代性的“工具理性”仅仅是铺设通向“无法逃避官僚理性的一种创造”道路。21来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准确地说来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于1944年的《启蒙辩证法》），将对现代性的批判明确为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的问题式，包括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合并了来自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性的批判。22
虽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可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很难找到替代性的选择。官僚化和经济中央集权化实践，以及对于在社会民主化和群众主动性程度上的专家治国论和政治国家的依赖，证明了这并不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替代。起源于作为一种历史选择的苏联社会主义，被证实仍囿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进行超越的逻辑。依照工业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苏联真正地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但它却没有完成俄国革命首先承诺的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现代性下解放出来的目标。然而苏联赖以实现现代化的体制和国家工具马上变得太超前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它相对于福特制生产模式的整体系统化，依据它的直接的中央集权化和大规模生产超过了福特制），又太落后于后福特制的当代具有灵活性和跨国界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经过长期的吸收，苏联的整体体系不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前苏联的崩溃更大程度上维护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固有矛盾性，而不是证明了针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选择的失败和不可行。23
现在可以理解阿尔都塞理论体系为什么将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和矛盾性的概念作为它的出发点，及为什么在1960年代他的学术生涯的全盛期，他毫不掩饰对中国文化革命的热情，因为他在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历史背景下得到了巨大的动力。
当苏联仅仅依靠对于“资本主义的衰退”所取得的经济现代化变得明显起来，在阿尔都塞源于列宁和毛泽东的对于马克思重新解读的经典文章《矛盾和过度决定》中，散发着对于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坚定信心，并被他所认可的中国文化革命所具体表达出来的现实机会所维持：
“衰退”的主题假设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某种联结，在所有事情被决定的地方，意识形态被作为一种战略上的关键。因此，分歧在于意识形态和取决于它的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进步或衰退）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24
今天对于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毛泽东在其中所充当的角色的通常来说是否定的，阿尔都塞上面的评论，几乎是对于毛泽东逐字附和，现在看来更多是导致苦恼的针刺而不是有价值的见识。然而，太过于匆忙断定阿尔都塞对于中国文化革命的狂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同样过于匆忙断定“阿尔都塞选择的另类现代性”，即文化革命“崩溃”了也是没有根据的，虽然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揭批文化革命中的激进主义和阶级斗争，25在阿尔都塞的意识中贴上了某种幻灭和悲观主义的标签。当过于复杂而又具有多面性的中国文化革命遗产依然保持着可探索性时，就不能偶然视中国文化革命的完全的经历——毛泽东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作为毫无争议的领袖——在阿尔都塞理论体系组成部分的现代性批判的拱形问题式（overarching problematic）形成一个根本的尺度。为了剔除和谴责毛泽东思想和当代西方思想趋势之间的至关重要的联结，仅仅违背对中国文化革命和毛泽东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地位的整体误解，或者简单地带有固有偏见和对阿尔都塞界定的“从外面批判”的忽视，虽然它是一种“通过它的行动来表达” 的，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意义的批判和做出的另类选择。26
矛盾的特殊性和另类现代性的问题式
阿尔都塞《矛盾和过度决定》及《关于唯物辩证法》这两篇重要论文的主要争论，在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特殊性或者特定性。虽然过度决定的概念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借用过来的，可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在毛泽东《矛盾论》中阐明的矛盾的特殊性和不平衡性的概念。过度决定在阿尔都塞那里优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对目的论和决定理性主义批判的问题式中一个根本性的观点。毛泽东对于矛盾的首要特殊性和不平衡性的坚持，在另一方面，为他建构另类现代性工程提供了哲学的和理论的基础，被认为组成了经典“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27
这样，阿尔都塞对于毛泽东矛盾的观点的关注原因变得清晰起来：毛泽东对于另类现代性的哲学争论服务于阿尔都塞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式，依次，阿尔都塞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上开辟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式，即对于另类现代性的寻求。换句话说，阿尔都塞的观点和毛泽东的观点相互阐释说明。这解释了阿尔都塞对于毛泽东的矛盾论观点的陈述并不是充分理论化的（被描绘和部分抽象化），中国革命（被毛泽东思想所说明的）是一种“抗辩的批判——只要是在行动和文本之间不均衡，”它应该“着眼于更接近，指望于被解释”。28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的观点变得具有“普遍性”和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归功于阿尔都塞的解释说明。没有中国文化革命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实践，毛泽东观点在西方的普遍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断定文化革命（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和具体实践）注定无法解脱捆绑在另类现代性（和批判上），即使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观点先于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矛盾论》文本写作三十年之后，他的“伟大试验”才发生。换句话说，从《矛盾论》中可以演绎出文化革命观点的萌芽，这显然是毛泽东所重视的矛盾的不稳定性。
斯图尔特·霍尔认为“《矛盾和过度决定》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体系和决定的争论将不会再一样。在它本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理论革命’。”29确实，通过展示“过度决定”这个核心概念和其他相关概念，阿尔都塞完成了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被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目的论和决定论隐喻来理解的“黑格尔主义”中分离出来的关键性一步。
阿尔都塞争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倒置”陷于一个复杂进程，不是简单的本质和外表关系的倒置，反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继承了一个复杂的、相互肯定以及否定和肯定的多样性的结构关系。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外表体现本质的“表达因果关系”基础上，或者建立在普遍的“绝对精神”作为本质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论和决定论基础上。与之相反，马克思辩证法包含“结构因果关系”：“结构要素的决定性，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影响下的这些关系的所有影响。”30在一个给定的结构内所有的要素是相互依赖的、决定或者过度决定，或者以一种“令人惊讶的表现”，“复杂地——结构地——不平衡地决定。”31相互依赖和过度决定概念和给定结构中不能简化的要素，允许阿尔都塞称呼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受到这些不可简化的要素和“经济的最终决定地位”的结构本身的影响，或者称“内在主导的结构”为“缺失的因素”，这一阿尔都塞从斯宾诺莎那里借用过来的词汇。
虽然阿尔都塞仅承认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充分理论化他依据“过度决定”、“结构因果关系”、“社会体系”和“生产模式”所做的创造，但他所构造的术语却被认为已经经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场性质上的“结构转化”。阿尔都塞所取得的成就总和并不少于将正统马克思历史概念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目的论、启蒙理性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的成果。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差别，以及最具有意义的，被不同生产力方式所决定的明确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进程，现在已经被阿尔都塞的“理论革命”根本的、结构性的“转化”和改造。
阿尔都塞独自坚持“特定性”概念的用意，依据他将正统马克思作为现代性批判固有部分所做的结构性转化，才能更好地得到理解。阿尔都塞挑选出来的相对于“普遍性”这一特殊概念的“特定性”概念，即黑格尔作为启蒙理性具体化体现的普遍化概念。他对于“特定性”的理论说明起始于两个历史细节和具体事件：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在《矛盾和过度决定》一书中，阿尔都塞最重要的关于具体历史事件的例子是俄国革命中列宁提出的“最薄弱环节”的理论。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以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来衡量，——换句话说，依据作为可参考的内在制度的现代性标准）的“荒谬的例外”（或“特定性”）“发生了成功的革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来为（阿尔都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和过度决定论辩护。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在于“历史矛盾的积累和恶化”使得“至少应该在进入帝国主义一百年之后，在它发展高峰时发生”32的俄国革命提前发生。“历史矛盾的积累和恶化”是指“过度决定的矛盾”的观点导致“朝着革命爆发的方向（1917年的俄国）发展”。33当然，历史的破裂或选择性仅仅是提供了重要的可能，真正的是“主导的结构”（阿尔都塞）或“首要的矛盾”（毛泽东），即大量的先进的革命精英存在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体系，无论是在意识上还是在组织体系上远远领先于任何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34
在阿尔都塞关于俄国革命的例子至少出现四个主题：首先，历史的特定性在于它的复杂性和过度决定的矛盾结构（“积累和恶化”，同时存在的“在意识和组织上”最先进和经济发展的最落后）。第二，反之亦然，矛盾的过度决定详细说明了作为（阿尔都塞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核心的矛盾特殊性真实的含义。这正如我们更详细地看到那样，强烈地暗示了、扼要地表达了“特殊性”的客观主义趋势，最终用带有（阿尔都塞主义——毛泽东主义）的“特殊性”、新的“普遍性”来取代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第三，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或例外性仅仅是相对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一直处在例外条件下吗？……但，例外是指什么？”因而断定所有历史事件的例外仅仅是以“绝对的矛盾”来追忆依据“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美妙’矛盾”的黑格尔模式。35换句话说，内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对于事实来说太绝对化了、太“完美和简单”了。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对贯穿在革命意识和组织存在中的，在上层结构层面是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体现的普遍性和经济决定绝对法则的逆转。可以说中国的革命在这一方面是严格遵循俄国道路的。
面对在中国甚至在他最主要哲学和抽象反思层面上的直接的和急迫的政治形式时，毛泽东的确在一个远离实践的结构意识上反映了这些问题。对矛盾特殊性（或特定性）的强调首先是在“军事战略”上。或者，换句话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的，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革命军队在反抗斗争的战争中与日俱增的被迫的、特殊的、具体的事务。所有关于中国历史条件和实质的分析，以及在《矛盾论》（特别是在“矛盾的特殊性”一节）中对于战略和战术的分析，都不能被简单视为哲学抽象的具体例子；而应当是毛泽东的中国马克思建立的基础。正如李泽厚敏锐观察的到那样，从革命的农民游击战争中发展出来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和主要是一种“军事”马克思主义。36军事的和战略的考虑也被毛泽东的语言和充满中国成语、民间传说和古代军事故事的华丽文章所反映。本土化的语言也是对在毛泽东著作中的潜在的辩证主义观点的预示，李泽厚认为这些是源出于处理根本的军事战略的道家辩证主义，这些可以在毛泽东著作中经常引用的传统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经》和孙子的《孙子兵法》中找到。中国的辩证法概念根本不同于源于雄辩的争论中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辩证法。37
令人争论的是急迫的历史环境（农民战争）和本土的资源（道家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普遍性框架下有意义地融于毛泽东的辩证法和矛盾论概念中。换句话说，毛泽东必须从普遍主义理论，也就是产生于现代性时段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普遍主义视角来思考特殊性。不错，传统中国思想是彻头彻尾的普遍性；但只有产生于现代性时刻的现代普遍性思想才承诺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普遍主义者——坚信（中国中心）的普遍性，在强势的现代的（西方中心）普遍性到来时崩溃了——提供一个准确回答。然后马克思主义到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尽管它是欧洲中心主义和目的论式的决定论，仍然允诺指出在现实的历史和文化上具有多样的特殊性的人类普遍性的思考路径，即历史的、具体的、修辞的思考方式。换句话说，它指出了相对于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同的另类现代性的可能性。这是毛泽东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观点联结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定义“普遍性”是以绝对和相对（相关的）两个与“特殊性”相关的词汇。下面引自《矛盾论》的三段阐明了“特殊性”的基本主张：
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38
毛泽东“普遍性”概念在效力上意味着“矛盾的绝对性”，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如同“矛盾的特殊性”。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普遍性”依据矛盾的世俗的和精神的特定性或特殊性是“特殊性”的绝对化。与毛泽东特殊性一致的首要性和绝对性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明显的没有经过“普遍性”的详细说明，便作为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概念来阐明。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论述“普遍性”的本体论问题。而普遍性在毛泽东著作中经常作为认识论的或解释学的概念来出现，用来理解和解释矛盾的世俗的和精神的特殊性。39
阿尔都塞在他对黑格尔主义批判中抓住毛泽东“普遍性”概念的十足的认识论和解释学的天性。他称毛泽东的概念为“普遍性的前期准备的‘劳动’”，主张……一个对唯物主义的准确理解解释了 “劳动”并不是普遍性的劳动，而是在普遍性之前存在的劳动，它的目标和成就正好是拒绝普遍的哲学（意识形态）诱惑的绝对性，通过强制力恢复它的条件；达到科学指定的条件。40
阿尔都塞力图挑选出毛泽东的“劳动”所指，在哲学和意识形态的绝对性中的“先已存在的普遍性”批判通过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是成熟阶段的马克思所发展的）而开始。他发展出了“知识的三个共性”的这一范式，可以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或者卡尔·波普尔的知识理论做根本的比较。41简单来说，阿尔都塞的共性一是指作为意识形态本性知识的“原料”；共性二是指经过共性一上的科学劳动和理论实践所产生的知识。共性三的知识产生必然是通过被阿尔都塞称为 “理论”的共性二这一媒介，否则他认为一个概念不可能被清楚界定，除非相当明显它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42这种知识命题可以被指向“幼稚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但阿尔都塞事实上明确地所指的是，也可以说是，对深植于黑格尔主义中的目的论的、形而上学的“普遍性”概念的批判。
遵循毛泽东的主张，阿尔都塞尽力建立的是仅存在于黑格尔主义中的普遍性本质的中的“首要矛盾”：“整体被分离为两个矛盾部分的‘两个对立面的简单过程’可以说正是黑格尔矛盾性孕育的母体。”毛泽东再次被援引来证实阿尔都塞关于“给定的复杂结构的整体”的主张和增强我在前面讨论的过度决定的矛盾的特殊性的两个主题：
遍及毛泽东的分析，我们除了调解的是带有多重和不均衡的决定结构的复杂进程外，无法解决任何事情，而不是次要地；……如此复杂进程，除了假定的复杂性决无其他，它们被化约为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原则上都无法认可的简单来源。43
事实是毛泽东在“事实上和原则上”抛弃了包含在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黑格尔的目的论和决定论中的普遍性的简单来源。毛泽东对于同意这一概念优先性建议的拒绝，是一种对于他没有以欧洲中心主义起源而仅是以普遍性名义而建构的现代性暗示的假定。正因如此，毛泽东的矛盾论理论包含了含蓄的并非错误的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而这在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著作解读中却被坦率地表达出来了。毛泽东对于另类现代性中的矛盾性复杂进程的相当的关注，在现代性整个矛盾性中是可以想象的和可能的。他发展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观点，同样也详细阐述了“矛盾的不平衡性”观点。这些观点不仅构成他关于革命和农民的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而且也是他的另类现代性整体建构的基本战略。
毛泽东强调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或者说能赢得战役或者完成革命目标。44主要矛盾源于诸多矛盾的不平衡发展，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45毛泽东强调“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46发展的不平衡自然与矛盾的特殊性或特定性有着重要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的战略意义不能过分强调：当“发展的不平衡”付诸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关的中国具体的历史实践时，暗示着时间的和空间的不平衡和不同的现代性的客观条件；抓住“主要矛盾”，或者阿尔都塞话语的“主导的结构”，描述了在不平衡的发展和通常的客观条件下建构另类现代性的根本策略。
此外，阿尔都塞清楚表明：
无论如何都必须将矛盾的主要性从诸多矛盾和矛盾的诸多方面的次要性中区分出来，如果说，像毛泽东评论那样，这种区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必须面对具体的现实，面对人类生活的历史现实，……47
伴随着作为选择的可能性的客观条件的矛盾特殊性和不平衡性，而关键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现实变化，或者用毛泽东的术语，怎样抓住主要矛盾？毛泽东的解决方式在他对矛盾的不稳定性的详细解释中有所暗示：通过在上层建筑层面的阶级斗争，或者通过文化革命。
矛盾的不稳定性和文化革命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于矛盾的不稳定性的详细解释包含了将文化革命作为另类现代性的路径的基本看法。
这些观点集中在毛泽东思想和遍及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一生中始终被发展着。文化革命显然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在上层建筑层面的阶级斗争的顶峰，但它与毛泽东另类现代性的结构关系需要重新验证。
在讨论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层结构的区别以及经济决定论时毛泽东提出了矛盾的不稳定性问题。毛泽东关于革命理论和上层建筑中决定作用的讨论首先清楚表达了文化革命的理论合理性：
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48
对于毛泽东来说，显然将矛盾的不稳定性作为客观条件与矛盾的特殊性和不平衡性同等重要（这些术语有效地连接了毛泽东的用语）。他甚至像精确矛盾的不稳定性一样来界定了“同一性”概念：“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49毛泽东的“同一性”概念，依据矛盾的各方面或对立面共存的否定性原则，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概念保持着某种结构的平行并不一致。此外，在矛盾的所有方面中矛盾的不稳定性被毛泽东认为是“绝对的”和普遍的，就像特殊性和不平衡性一样是绝对的和普遍的。50毛泽东提到的这些重要概念，特别是矛盾的不稳定性或转化性，作为“制约性”问题，没有这些革命和变革是不可想象的和不可能的。在出版于1960年的最权威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中文版，英文版出版于1965年），对《矛盾论》作了重要的修订后的版本中，毛泽东对“制约性”和另类现代性之间关系做了最清楚的说明：
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51
如果有人将“制约性”太过于字面化理解，而打上客观规律或者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规律的烙印，那么将是错误理解，虽然毛泽东经常十分字面化提到“客观规律”（对于他的思想来说，这是必须被补充的，受到源于马克思主义论述本身决定论的和客观主义的偏好的某种限制）。正如对不稳定性暗示的上面段落，毛泽东从来不模糊在给定联结的、成熟于革命行动“当时条件”的上层建筑上，具有首要和决定作用的革命理论和变革。换句话说，毛泽东解决结构和功能二分的方式，是以理论见识、激进分子“实践”观点服务于在现有的条件，导致结构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认为文化是“实践”的外在表现。52而为了推动革命战争的高涨并最终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即获得国家政权，毛泽东从不忽视文化、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重要的政治作用（对于毛泽东来说，不同于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意识形态本身是同义的，能够一直以积极的和“良好”的感觉来理解）。毛泽东关于文学和艺术的权威著作，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2年中日战争期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事实上获得了圣经般的地位，激起了宗教般的狂热，也决定了文化生命的性质。
另一个具有意义的文章，也是写于中日战争时期，即《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详细表明了在另类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文化革命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恳切地承认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原则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反映以及由经济决定的，毛泽东很快地开始了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革命问题的详细讨论，却为经济讨论留下了不成比例少的讨论空间。53不错，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文化；但更具有意义的是通过毛泽东持续从事的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性的问题式可以看出文化一直是其关注的核心，在此范围内《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关键的、纲领性的文本，它规划了另类现代性的蓝图。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军事战略，这得自他长期的农民游击战争的经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文化革命的观点之间的无法解脱的关系及互惠性不应该被忽略。以军事模式表现出来的文化革命，在毛泽东观念中是保证社会主义另类现代性成功的唯一有效的方式。毫不奇怪毛泽东在文化革命期间最重要的语录之一是“全国应该向人民解放军学习”，与此对应的是，在战争期间毛泽东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讨论中的军事化修辞，是与他观念中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战线组织群众运动，以导致“矛盾的不稳定性”或者“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有着本质性的联系的。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54
事实上，“文化运动”是除了政治和军事的活动之外，中国革命和另类现代性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毫不夸张地说文化和政治革命形成了中国的特殊性或特定性，或者中国现代性或另类现代性的例外性。出于同样原因，中国另类现代性的构思和组成需要文化革命，或者在上层建筑层面的阶级斗争，必须不停地重现、更新和加强。因此，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另类现代性的规划中作为现代性目标的经济发展和重建经常处于次要地位，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与传统观点相反，首先并不是在毛泽东的中国现代性讨论中占据中心的位置。它仅是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才被体现出来，当将生产力的发展或者经济的现代化置于中心的优先位置时。55然而，毛泽东坚持在现代性的整个规划（革命和重建）中政治斗争的首要性。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准确来说是政治革命，然后是另类现代性的整体组成部分。佩里·安德森错误地认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纯粹的隐喻或者是“心理的和道德的转化”。56
在发表于1957年2月，中共八大结束仅几个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的另一个重要哲学著作中，毛泽东形成了如下观点：社会主义建立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相反，由于国内外和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存在，可能会增强。这一主张包含了根本的存在理由的判断，事实上也预示了作为一场群众政治运动的并使整个国家陷入到无法想象的灾难中的文化革命的最终展开。而在毛泽东的观念中，文化革命是仅次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极为重要的成就。根据毛泽东建立在他的矛盾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另类现代性的想象，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和阶级斗争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到马克思主义自身得到发展的未来：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57
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者”或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中的领导者的阶级斗争，和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或“党的基本路线”。这一理论或“基本路线”从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实际上指导所有的政治活动和运动，一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官方宣布“阶级斗争基本路线”的结束和经济改革“新时期”的开始。作为后毛泽东关头的复杂冲突和论争的结果，政治和现代化被明确地融入到一个拱形问题式中，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一直反对的矢量。当邓小平的改革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时，并没有同时明确制定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计划，文化再次成为易变的和不稳定的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阵地。
当现代化取代文化革命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舞台中心问题式时，作为各种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基础的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再次含蓄的或明确的被国内外的人民广泛接受。从目前中国领导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再次被作为现代化一种意识形态重新解释，很大程度上使目前政权丧失明确的社会主义外表和目标的实践合法化。从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经济决定论成为主导主张被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所展开，用来判定目前现代化规划仅仅集中在经济发展上，而阻止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另一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资本主义者和现代化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现在正庆祝中国最终被同化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通过彻底全部抛弃毛泽东思想经验和文化革命的实践，来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然而，潜在的这些现代化主义者理论是对另类现代性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假定。因而，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尝试，作为寻求一种另类现代性的历史具体实践，或以莫里斯·梅斯纳的话说，是“以社会主义的终结来调和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企图，58现在正遭到无情的攻击。
然而，导致中国文化革命崩溃的复杂的、实际的过度决定，并不能被归纳为认为另类现代性不可行的一些假定，并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际意识形态那里得到支持。而且，关于当代中国主导看法（在有分歧的外观下和多样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下）阻止我们鉴别毛泽东思想中的目的论式的决定论，及他的文化革命和另类现代性的规划中的基本矛盾。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开启毛泽东思想中另类现代性问题式的著作，未能捕捉到决定论和反决定论的基本矛盾。正如我早已提出的那样，这归于阿尔都塞自身的客观主义者和决定论者的限制。
毛泽东有条件的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存在于西方现代性意识的多样形式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联结，最主要的是启蒙理性主义，这被极度渴望寻找通向现代性道路的中国人大量的不加批判地接受。诞生于现代性初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因目的论、决定论和线性历史观念而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它事实上是被作为现代性的意识来接受。正如毛泽东所作那样，为了丰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需要吸收大量的“外国的进步的文化”，诸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59 毛泽东在界定中国马克思主义时做了这些评价，以一种著名的不言自明的措辞，“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直接和本质的推论这种统一只有在“明确民族形式”时才具有意义。60阿里夫·德里克令人信服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一个复杂的过度决定的结构转化过程，存在一个“双重调解”。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所谓的“普遍性”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无情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编年史的叙事模式来重新书写中国历史，通过首先抛弃否定中国历史的得到公认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模式”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著名的即是毛泽东本人）通过坚持中国的“第三世界”的地位，提出一个“地域化、本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然后打碎正统马克思的理论空间和基本的时空假定的问题式。61我想补充的是，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或特定性不仅在于它对于地域化和本国化的文化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它对文化在创造历史和文化革命规则中所充当的本质的决定性作用的强调。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接受（在目前文本下是指毛泽东），不只是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模式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更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一直沉迷的，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启蒙理性固有属性的目的论、决定论逻辑的默许和非问题式的接受。反决定论者强调文化革命和决定论特征的共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矛盾。同样,阿尔都塞主义受困于简约论决定论的“客观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以及反决定论认为首要的是文化革命或“理论的阶级斗争”的“过度决定论”、“结构因果关系”和“理论实践”的观点。
战略上，毛泽东意识到盲目屈从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经济决定主义观点的缺陷。但同时，并没有证据说明毛泽东发展出思想本身的目的论和决定论模式的自我批评意识，相应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中却可以看到，如“主导的结构”或“缺失的原因”，毛泽东却忽视了这些。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经常提到自然界和社会对象的断裂的自由，以区分同样的矛盾的客观法。例如，毛泽东从“数学中的正负数”向“阶级和阶级斗争”转移的理所当然的展示，据说可以通过特殊的矛盾来区分出来，通过单一的方法可以得到解决，即辩证法的问题式。62它揭示了，当探讨马克思的“矛盾法则的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毛泽东迅速地毫不犹豫地辨别出马克思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同样的“客观规律”。63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成为阶级斗争的结果或源于阶级斗争——这一公然的化约论的主张事实上是具体社会实践难以接受的结果。
毛泽东的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立场可以在他相当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的“绝对真理”的主张中发现苗头。在《实践论》的结论中，毛泽东提供了一个他以前很少做的难以捉摸的关于“绝对真理”的本体论的性质评论：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64
为了避免毛泽东被认为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必须强调的是他从未置疑过在它无尽的长河中包含全部“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的本体论的地位。确实难以捉摸之处在于毛泽东从未清楚界定过绝对真理，毕竟绝对真理可以传承，除了他那不限定的、不加掩饰的与马克思在“客观规律”，特别是“矛盾法则”上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当然，在做出上面的评论后，毛泽东立即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事实上，毛泽东未加置疑地同意能够得到充分展示的存在客观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的本质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的观点65，严重削弱了作为另类现代性的必要条件，并构成的他的文化革命观点基础的反决定论理论矛盾的特殊性、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
当他最终认为文化革命不仅是另类现代性的必要条件，而且事实上还是充分条件时，最具有意义的是，通过文化革命的探索把理论的假设投入到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毛泽东实质上以“文化革命”取代了“绝对真理”，创造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决定论，对中国内部和外部产生了持续性影响。在写于“党的阶级斗争基本路线”被阐明的1961到1962年间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苏联教科书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的忽视，并将政治和文化革命作为“普遍的，客观规律”：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传播。它为革命开创了新的社会情绪（sentiment）。通过革命来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使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成为可能。66
同样：
通常规律是，首先新的社会情绪为了取得国家权力被创造出来，然后所有权问题得到解决，紧接着便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不同之处（由于没有优先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初步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已经得到了发展），但基本上这些革命都是一样的（根据普遍规律来说）。67
相似的政治和文化的决定论，在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从“科学”，以及将辩证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区分出来的“理论革命”中可以察觉出来。阿尔都塞想将辩证唯物主义提升到后批判和自我反省的方法论或者“知识的理论”——“我们称知识生产的历史，或者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历史的不同，或者科学性的具体不同”68—— 的地位。当绝对化和抽象化或者“普遍客观规律”（毛泽东）或者“科学”（阿尔都塞）时，文化革命的原则和辩证唯物主义流逝成一种不同于经济决定论的决定论和工具主义的理性，而最终并不能超越现代性意识的限定。69正如阿兰·理普兹所观察，阿尔都塞主义者盲目崇拜的客观“条件”，“不幸的是从方法论滑落到本体论。它可以用来分析过去的条件，但对在创造世界的进程中新出现的人性理解上却是无能为力。”70
将阶级斗争和文化革命作为“客观规律”或“科学”来盲目崇拜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经济。在今天的中国，对于决定论 “满足”的整体倒退一直受到警惕。当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另类现代性和文化革命整个遗产变成恶果和危害时，无可救药地被现代化论空想家和技术统治论者所控制的新的经济决定论所取代，决定论的谬论和愚蠢将被全部暴露，中国被谴责为一个事实的“后殖民地”和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无尽的“第三世界”劳动力市场。但是，在先进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西方，正如戴维·哈维尖锐地评论到：
今天通常摒除无法控制建议方式是“经济”（然而这个词理解起来有些含糊）可以被文化生活决定，甚至在（如英格尔斯和后来的阿尔都塞所主张）“最终时刻”。关于后现代文化生产的奇怪问题是有多少纯粹利益寻求是在最初时刻决定的。71
值得注意的是，当阿尔都塞主义者（或者后阿尔都塞主义者，例如像他的传记作者，格利高里·艾力奥特）庆祝从未来到过、永远缺失的“最终时刻”，作为“不同的、物质世界不能复归的不同成分的概念”的胜利，72阿尔都塞本人对紧跟着中国的文化革命，作为未完成的政治规划的文化革命争论保持着忧郁。阿尔都塞评论到，列宁、葛兰西、毛泽东的“伟大而悲伤”在于他们真心唤起群众的“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复苏”应当在“组织结构的物质性”中得到反映，“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政党和政治的唯物主义理论”能够帮助重新生产。73事实上，阿尔都塞持久的贡献在于他并没有放弃建构一个唯物主义理论的努力。这也同样是继续寻求引导人类未来选择的道路，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归纳那样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4用诸如“寻求选择”来取代“真理”和“知识真理”这些词会更好。这种寻求并不能或者被马克思主义或者被“历史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意识所穷尽和终结。
注释
1 路易·阿尔都塞：“致我的英语读者”，《保卫马克思》(For Marx)， Ben Brewster译为英文，(纽约：Pantheon Books,1969),14页。
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ic Jameson)：《政治的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37页。
3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实际存在的马克思主义”(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Polygraph,6/7(1993),175页。
4 关于阿尔都塞的英文研究著作，参见亚力克斯·卡里尼克斯（Alex Callinicos）《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Althusser’s Marxism)（伦敦：Pluto press,1976）；特德·本顿（Ted Benton），《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没落》(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ist Marxism)（纽约：St. Martin’s Press，1984）；格利高里·艾力奥特(Gregory Elliott)《阿尔都塞——理论的弯路》（伦敦：Verso，1987）；E.Ann Kaplan和Michael Sprinker主编，《阿尔都塞主义的遗产》(The Althusser’s Legacy)（伦敦：Verso，1993）。阿尔都塞研究的中文著作，见李青宜《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在法文文献中，正如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所言，“现在抑制这个人（阿尔都塞）的名字和他的写作方式绝对是禁忌。”“非现代的阿尔都塞”，见《阿尔都塞的遗产》，1页。
5 对阿尔都塞的“生产模式”和“结构因果关系”概念的清楚解释，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的无意识》，23-58页。
6 “症候阅读”是阿尔都塞主要的方法论的发明。建立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基础上，它是在概念上解释“问题式”或“理论结构”的方法，通过在一个给定的理论框架内的缺失和出现，以及它的历史位置。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253-254页。
7 路易·阿尔都塞：“矛盾和过度决定”，《保卫马克思》，94页。
8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9页。
9 在福科和他的老师阿尔都塞之间的明显分歧能够通过以前在美国学术界非常流行的“话语”和“权力”的语言中心理论来展示，而现在构成福科后结构主义基础的争取自由世界的无政府的自由主义意识非常流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模糊而甚至还不如福科的学说确定。正如德里达所说，“路易·阿尔都塞贯穿如此多的——我们的生活，首先是如此多的个人的、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冒险经历，他评价、改变和影响如此多的话语、行动和存在……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所喜欢的是不同的阿尔都塞……大量的多面性，过度的充裕，他为我们创造的原则，不是整体化，不是单一化，……”“在阿尔都塞的葬礼上的致词”。载《阿尔都塞的遗产》，243页。关于阿尔都塞对于文学批评的影响，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的无意识》和特里·伊格尔顿：《批判和意识形态》（伦敦：NLB，1976）。斯图加特·豪尔（Stuart Hall）对于阿尔都塞在文化研究上的影响的解释，见“阿尔都塞和后结构主义争论”，罗伯特·艾弗里(Robert Avery)和戴维·伊斯顿(Divid Easton)主编，《媒体和社会的批评视角》（纽约：Guilford Press，1991），88-113页。
10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9页。
11 同上，38-39页。
12 “解释的循环”谈到解释的概念，被Friedrich Scheiemmacher所发展起来的，理解部分的方式取决于整体的理解，而整体的理解必须假定在部分理解之上。对于“解释循环”的批评见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纽约：The Seabury Press，1975），特别是“解释的循环和偏见的问题”部分，235-241页。阿尔都塞的“问题式”和“症候阅读”也是批评了没能够充分处理源于不连续的范例的明确的理论整体，以及在给定的理论形式或问题式中的层次鲜明的外在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内在区别。见格雷戈里·艾力奥特，《阿尔都塞——历史的弯路》，140页。
13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39页。
14 同上，12-13页。
15 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讨论》，Fredrick Lawrence译为英语。（剑桥：M.I.T. Press，1987），43页。
16 引自《激进哲学》（冬季号，1975），44页。阿尔都塞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也参见Valentino Gerratana，“阿尔都塞和斯大林主义”，《新左派评论》101/102（春/夏季号，1977）111-121页。
17 路易·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伦敦：NLB，1976），35-36页。
18 同上，92-93页。
19 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规划”，Hal Foster主编，《反审美：后现代文化论文集（Port Townsend，WA：Bay Press，1985），9页。
20 戴维·哈维尔（David Harvey），《后现代的条件》（牛津：布莱克维尔，1989），13页。
21 理查德·波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主编，《哈贝马斯和现代性》（牛津：布莱克维尔，1985），5页。
22 关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研究见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纽约：Penguin，1988）。
23 作为可以比较的中国和俄国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见Roberto M.Unger和崔之元，“俄国镜像中的中国”，《新左派评论》208（1994年11.12月号），78-88页。
24 路易·阿尔都塞，“Surla Revolution Culturelle,”引自格雷戈里·艾力奥特，《阿尔都塞——历史的弯路》，195页。
25 在阿尔都塞对“毛泽东思想的效忠”和他对“中国经验的误判”上攻击最尖锐的是他的英文传记作者——格雷戈里·艾力奥特。但艾力奥特的指责，反映了他对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大众情感的非问题式接受，以及中国官方对于文化革命的控诉，比阿尔都塞关于中国经验的最初的有差别的评估更缺少持续性。见格雷戈里·艾力奥特，《阿尔都塞——历史的弯路》，特别是第4、5章。
26 路易·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93页。
27 毛泽东理论中关于“矛盾”的分析，见阿里夫·德里克：《毛泽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载于I.Mahalingam和B.Carr主编《亚洲哲学百科全书》（伦敦：Routledge，1996）。
28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93页。
29 斯图加特·豪尔（Stuart Hall）：“阿尔都塞和后建构主义的争论”，94页。
30 路易·阿尔都塞和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伦敦：NLB，1970），186页。
31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209页。
32 同上，除非注明的，所有斜体字均是原文。
33 同上，106页。
34 同上，96页。
35 同上，104页。
36 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论》（香港：联合出版社，1993）。
37 关于中国辩证法的讨论，见李泽厚：“孙老韩合说”，《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关于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使用传统语言问题，见尼克·耐特（Nick Knight），“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文本”，《中国季刊》84（12，1980），641-668页。
38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316，329，330页。
39 阿里夫·德里克认为《矛盾论》是一种“革命性的解释学”。见他的《毛泽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
40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83页。
41关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见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对卡尔·波普尔建立在前科学基础之上的理论的科学形式与解释学理论有意义的比较，见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伦敦：Hutchinson，1959）。
42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83-184页。
43 同上，195页。
44 毛泽东：《矛盾论》，332页。
45 同上，333页。
46 同上，336页。
47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210页。
48 毛泽东：《矛盾论》，336页。
49 同上，337页。
50 同上，342页。
51 同上，341页。
52 李泽厚始终批判毛泽东的“实践（practice）”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praxis）”概念中的唯心主义和文化主义倾向，而这一倾向却被萨特、阿尔都塞和法兰克福学派所倡导。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361-365页。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实践”概念作为解决结构和机构两分的方式与毛泽东相比较也是很有意义的，有利于严格的调查研究。例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实践感》（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理查德·尼斯译为英文，（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
5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卷二，339-384页。这一接近50页的长度的论文仅仅有一页半是讨论经济问题的。
54 同上，382页。
55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非常宽泛和普遍范围内讨论，而“新民主主义”强调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表现”。同上，354页。关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的文献，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56 佩里·安德森：“现代性和革命”，载Cary Nelson和Lawrence Grossberg主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解释》（Urbana：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88年），332页。
57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自John Leung和Michael Kau主编《毛泽东文集（1949-1976）》（Armonk，纽约：M.E.Sharp，1992），卷2，331页。
58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非过激化”，载阿里夫·德里克和莫里斯·迈斯纳主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经验》（Armonk，纽约：M.E.Sharp，1992），352页。
5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380页。
60 同上，381页。斜体字是后加的。
61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Hanover，NH: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44),20-26页。
62 毛泽东：《矛盾论》，320页。
63 同上，328页。
64 毛泽东：《实践论》，307页。
65 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无情的攻击“主观性”，“主观主义”，“片面性”，“表面性”。他谴责主观主义者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对事物的“内在联系”或“本质”的忽视和无知。（《矛盾论》，322-323页。）但相互矛盾的是，毛泽东的决定和抓住根本矛盾的主张假设了一个带有权威性认知和改变、影响社会变化的能力的主观性。毛泽东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观点关于主观性矛盾的含糊的主张，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对于这与“主观性”并不一致的观点足够关注，成了1980年代文化大论争的主导性问题式，主要是由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化和主观主义美学理论引起的。见刘康：“主观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文化理论”，Social Text31/32（1993），114-141页。
66 毛泽东：“苏联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红卫兵出版物的影印本），334页。作者自己转译为英文。
67 同上，347页。
68 路易·阿尔都塞：“理论，理论实践和理论形式：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伦敦：Verso，1990），8页。
69 起初毛泽东在经济决定论的“历史阶段”的观点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决定论之间有些犹豫。仔细的文本研究揭示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初版本包含了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阶段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不可避免的必须的阶段确凿无误的陈述，这在毛泽东心中是1938年到1952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基本方针。见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43页。我得到这一信息归功于崔之元。
70 阿兰·理普兹：“从阿尔都塞主义到‘规则理论’”，载《阿尔都塞的遗产》，125页。
71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336页。
72格利高里·艾力奥特：“最终的孤独：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1918-1990，”载《阿尔都塞的遗产》，238页；亚力克斯·卡里尼克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95页。
73 路易·阿尔都塞：《今天马克思主义》，278-279页。
74 毛泽东：《实践论》，30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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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0 13:1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