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阳：中国“新左派”思潮中的毛泽东研究评析

bluesky

张阳


摘要
本文以中国“新左派”思潮中的毛泽东研究为评析对象，旨在通过对“新左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三个理论联环的分析，即涉及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看法和见解，展现他们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思想图景，揭示出他们的思想预设：他们对毛泽东的“招魂”，反映出他们对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关注和焦虑，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困境性问题，他们主张要用“真正的毛泽东精神”来补救。他们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导向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吸收意义。全文基本内容如下：
第1章，中国“新左派”：“毛左派”。主要介绍中国“新左派”思潮出现的背景，并对　　　　　“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所用的理论资源进行简要的描述。中国“新左派”是在国际国内出现双重困境的背景下出现的一股思潮，这些“新左派”学者具有相当高的西方现代政治和社会理论素养，他们对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弊端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高度警惕，他们主要引用西方的左派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问题。
第2章，“新左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思想图景。本章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民生主义展现“新左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思想图景，这三个方面构成“新左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理论支柱。“新左派”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主张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有毛泽东精神。但我们正确对待民族主义，要保持理性冷静，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开放、现代和理性的民族主义。“新左派”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具有合理性，它不仅仅是权力斗争，背后有其“超前理论”，他们认为“文革”是一场民主试验，从“文革”等毛泽东晚年理论和实践中可以获得启发，追求全面民主，并设想“大民主”理论制度化。但民主需要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毛泽东大众民主的悲剧恰在于没有探索出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我们当然要从“文革”中寻找针对当下的合理性因素，但同时我们要寻找到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法制化的民主的权力架构，以使大众的民主真正有其制度的归皈。“新左派”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原因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应该重新探寻，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基础上实现的。他们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是关注社会公正，主张中国走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第3章，对“新左派”关于毛泽东的研究的评价。本章在第二章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新左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理论预设，指出他们的乌托邦情结，他们的思想预设是反思改革，主张用“真正的毛泽东精神”来补救中国当前出现的各种困境性问题。他们所描绘的美好的毛泽东时代，只是他们理想中所建构的“应然”的毛泽东，并不真正存在，已经脱离了当时的历史和现实。但他们的争论和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仍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关键词：中国“新左派”；思潮；毛泽东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hinese "new left" ideology of Mao Zedong for the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object to the adoption of the "new left" Research on Mao Zedong's theory of the three rings in conjunction analysis, that is involved in the Mao Zedong era of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views and opinions, to show them on the picture of Mao Zedong Thought Study, revealed that their thoughts presupposition:Mao Zedong's their evocation ："calling back", reflecting their concern and anxiety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series of community-based difficulties, and they advocated the need to use the "true spirit of Mao Zedong" to remedy . Their views are considered as a source of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orient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The full text of the basic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Chapter 1, the Chinese "new left": "Mao left." Mainly introduction thought trend of Chinese "new left" the background, and "new left"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heory used to conduct a brief description of resources. China's "new left" is a dou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text of the plight of an emerging trend of thought, these "New Left" scholars have a very high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knowledge, their post-capitalist "modernity" defects to China's social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a high degree of vigilance, they left the m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o Western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China.
Chapter 2, "New Left" on the picture of Mao Zedong Thought Study. This chapter from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o show the "new leftist" thinking on the picture of Mao Zedong's study, these three areas constitute the "new left" on the pillar of Mao Zedong's theory of the study. "New Left" with a strong nationalist tendenc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dvocates to deal with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there must be the spirit of Mao Zedong. However, we treat the authenticity of nationalism, in order to maintain calm and rational,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ism should be "open modern nationalism." "New Left" that Mao Zedong launch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a reasonable, it is not merely a power struggle behind the "ahead of theory", they think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a democratic experiment,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uch as Mao Zedong's theory and his later years practice can be inspired by the pursuit of full democracy and the idea "great democracy" theory institutionalized. However, democracy requires an appropriate set of power structure, the tragedy of gross mass democracy is not just to explore a set of appropriate power structure. Of course, we have to defin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search for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urrent factor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to find a process of formal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of the power structure so that the public really have a democratic system to the conversion. "New Left" that Mao Zedong launch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reasons for people's communes, as well as the achievements should be re-explor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our achievements lay in the basis of Mao Zedong achieved. They are certainl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people's communes, as well as Mao Zedong in his later years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is concerned about social justice, that the Chinese follow a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road.
Chapter 3,"new left" of the research on Mao Zedong.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research on Mao Zedong by "new left" and finds out the feeling of their utopia in the basis of the second chapter. Their default is to reflect on the idea of reform, advocated by the "true spirit of Mao Zedong" to remedy the current the plight of a variety of issues. They are better described by the Mao Zedong era, but they are constructed by the ideal of "ought" of Mao Zedong that it does not really exist, have been out of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However, their arguments and research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ill have a positive meaning and value.
Key words: Chinese "New Left"; Ideological trend; Mao Zedon

第1章  中国“新左派”：“毛左派”
　　文章主要是对中国“新左派”出现的背景、他们所用的理论资源进行简要的介绍，对中国“新左派”的定义进行界定。这样在宏观上了解中国“新左派”思潮出现的大背景以及他们提出观点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
1.1 中国“新左派”思潮出现的背景
　　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的出现，往往深刻反映社会的困境和面临的现实问题。首先从国际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运用稳健和灵活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在国际一些重大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在一些领土主权和民族问题上，却陷入相当尴尬和被动的境地。中国越来越陷入战略包围圈：美国与日本联合占领被称为“第二个中东”的东海矿产油气资源，背后支持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争夺南海资源，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掐断了中国的海上资源的咽喉；借反恐为名进军阿富汗，切断了中国和中东的路上通道，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砍断了中国和里海油田的线路通道；背后积极支持西藏、新疆谋取独立，利用台湾作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制约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从国内来看，90年代初，围绕改革的途径、方式和策略等问题，发生了激进与保守之争，发生双方对现代化改革的目标本身有着基本的共识，二者关心的只是改革的方式问题，即是激进变革还是渐进改良。但90年代转型中国社会却出现了另一幅不和谐的图景。如果说80年代的改革结果是多变双赢的话，那么90年代的改革就渐渐变化为一场零和游戏。1992年的市场化转轨，导致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市场化和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和文明进步，但其经济转轨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困境性问题，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公、政治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工人大量失业、三农问题、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困扰着当代中国。 这些国际国内问题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围绕着国家领土主权等问题以及对改革之正当性的质疑、对中国问题的不同诊断，原先的新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思想分裂，爆发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大论战。坚持新启蒙立场的自由派从西方自由主义中寻求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思想资源，继续深入地批判极左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敦促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从新启蒙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则从西方左翼批判理论中汲取灵感，尝试重新建构反对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批判传统。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就是对一些国际问题以及改革合法性争论的表面化。双方论争的主题非常广泛，涉及如何认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以及自由民主的理解，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对现代性的理解，涉及到对中国革命、毛泽东时代以及对中西方历史的基本评价等问题。其论战范围之广、问题之深刻、交锋之激烈远远超过激进与保守的争论。
1.2 中国“新左派”的理论资源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中国当代知识界，“新左派”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困境下于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现象，是80年代启蒙运动分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是各种左翼批判思想的混合体，是一个理论形态复杂的反自由主义思想联盟。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出现的腐败、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日益深入地加入到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过程之中，国际资本与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控制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资本控制者也是政治权力的控制者）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一方面使得国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腐败。这种腐败渗透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产生了深刻的社会不公。” 即都是资本主义的弊端在中国的显现，既然如此，就可以用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左派思想，包括老鼻祖法兰克福学派和新鼻祖即现在西方流行的各种非自由主义主流思想的学说。法兰克福学派着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对资本主义式和社会主义式的现代极权主义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现在西方流行的各种非自由主义主流思想的学说，其中包括以阿明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性”；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麦肯泰尔、桑德尔等的社群主义；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此外还有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等。 中国“新左派”对这些理论资源进行过滤和筛选并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从而具有名副其实的“西方根柢”。
1.3 对中国“新左派”的界定
　“新左派”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些“新左派”知识分子大多在国外主要是美国留过学，大体而言，“新左派”可以分为国内和海外两派。海外“新左派”以留美学者甘阳、王绍光、崔之元为代表；国内“新左派”包括汪晖、陈燕谷、韩毓海、旷新年、韩德强、萧喜东、王彬彬等。他们大多在大学和一些研究所工作，如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甘阳（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员），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陈燕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之所以称他们为“新左派”，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左”在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辩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是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其“新”在：第一，“‘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论”，第二，在立场方面“它是以伸张人民主权与普遍民主的姿态，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经权力垄断及文化霸权的姿态出现” ，第三、“新左派”所用的理论资源有别于老左派。老左派用的是传统马列主义语言，而“新左派”则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其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西方左派，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非自由主义理论。
“文革”和改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两件事，中国要前进发展，“文革”和改革都是绕不过去的。围绕着对“文革”和改革的不同评价，形成了“新左派”、自由主义和老左派 的“三国鼎立”。在这场“三国演义”中，“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争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是赞同改革，否定“文革”；老左派是既反对“文革”也排斥改革；“新左派”学者是赞同“文革”，但他们也不是绝对地否定和排斥改革，他们只是认为中国的这些新政所逐渐暴露出来的一些弊病，需要用“真正的毛泽东精神”予以补救。在反思改革的问题上，“新左派”与老左派是处于同一战线上，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自由主义与老左派又有着共同点。老左派与自由主义都拥护邓小平理论，只是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邓小平理论，“新左派”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自由主义，来反思当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赞同毛泽东为社会公平正义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主张要合理利用“真正的毛泽东精神”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困境进行匡正和补救，可称他们为“毛左派”。
　　目前学术界对“新左派”并没有统一的定义，被称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也未必都承认自己是“新左派”。“新左派”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萧功秦把“新左派”定义为“是以西方左派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这对“新左派”的定义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在中国当前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出现困境的前提下，一批知识分子从西方左派汲取理论资源，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诉求，以他们所建构的理想主义的毛泽东时代为标准来反思当前的改革，希望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想流派称之为“新左派”。
“新左派”研究和讨论的问题非常之广泛，本文讨论的主题是集中到“新左派”思潮中的毛泽东研究上。
第2章 “新左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思想图景
　“新左派”的毛泽东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刚性三角架”。民族主义表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主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文革”的解析中蕴含对民主内涵的理解，民生主义主要是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和希冀。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新左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三个联环的理论支柱，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毛泽东研究的思想图景。
2.1 民族主义
2.1.1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出现的背景
　　为什么80年代末中国民族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一大思潮，并在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反响？这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从直接起因来说，全球化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被激发的主要动力，两级格局的崩溃和原先壁垒森严的两级体制的瓦解不仅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而且又为全球化的推广深入扫清了意识形态障碍，两级格局的终结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共同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准备了外部条件。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就是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社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已构成一种全球化关系。全球化浪潮的出现以及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两方面的巨大冲击，一方面从全球政治层面看，近十年的全球化浪潮，是一种倾向于破除传统民族国家疆域的解构性力量，在这些方面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国家民族认同的弱化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从传统的国际政治层面看，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性民族国家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中国在更多地参与全球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换过程的同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与西方发生摩擦对立，90年代以来曾一度加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美国与一些西方国家逐渐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和潜在的可能挑战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利益霸权的对手，散布“中国威胁论”并“围堵中国”，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摩擦越来越多。中国所处的这种时空结构的转变与外部刺激，都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民族主义回应，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出现和普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了更直接的宣泄平台，促使中国“反应性”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2.1.2 “新左派”的民族主义内涵
　　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激起了许多中国公众包括精英阶层的关注和反思。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应该如何定位，如何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国家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争论。“新左派”赞扬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他们民族主义的直接诉求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烈反对以忽视中国国家利益为前提加入全球化，在经济上维护和支持民族产业特别是战略产业，主张在中国文明的传统基础上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何新是最早亮出民族主义旗帜的，在90年代初他一反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乐观主义和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虚无主义，提出了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他认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形势，数十年来，西方一直在封锁社会主义，一直在用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的办法，隔绝社会主义国家与他们控制下的世界市场的联系，把社会主义经济孤立起来，这是他们搞垮社会主义的方法之一，也就是冷战的真实内涵。在目前世界经济结构很不合理的前提下，世界各国不可能有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相反，它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急剧的贫富两极分化。国与国之间，一境之隔，富者挥霍如天堂，而穷者却无隔夜之粮。在这种不平衡状态下，将会发生斗争和冲突。总之，发达国家无论如何，只是在想着保持和巩固自己的富裕和发达的地位，并不愿看到其他落后国家走向富裕和发达。西方对中国在文化和种族上的歧视仍然存在，在现代世界日益整体化、超越民族化的趋向下，爱国主义没有过时，依然有实际意义。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何新认为：无论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其对华政策都将严峻化，因为在根本上，美国都将中国作为潜在的战略性竞争对手，必欲置中国于动乱分裂之境而后已。能否摧毁、分解和制服中国，关系到美国对亚太全局的主导和控制权，也关系到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和国家根本利益。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切不可过多存在幻想，我国应有在必要时和出于万不得已时，为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而挺身一搏的准备。即准备中美关系可能发生危机、中美贸易可能大幅度下降，甚至外交关系降格。展望今后中美关系，“中国对付美国，今天要有一点毛泽东的精神”，用得着重庆谈判陷入危机时毛泽东讲的一句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新左派”还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民族独立和斗争的作用，积极赞扬毛泽东不畏强权以及为维护国家独立和第三世界的解放所做出的努力。何新指出，毛泽东的许多贡献具有远远超越中国本国范围的世界性意义。他领导新中国崛起，打破了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分割世界的地缘政治蓝图，使第三世界得以崛起并使世界走向三极化。毛泽东创造了一整套具有独特风格的政治、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体系。正因为这一思想体系的建立，使20世纪中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世界运动获得了历史性成功。可以说，正是在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影响下，前殖民地人民才能够以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摧毁了自16世纪地理发现以来营造已达数百年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 毛泽东把世界分成了“三个世界”，这种“世界眼光”与今天那些适应并且拥抱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全球化理论”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为了驯从这种垄断秩序，毛泽东的做法是反抗一种不平等的结构，确立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建立一种新的合理平等的世界秩序。 韩德强认为毛泽东晚年在外交上的斗争为当时的经济发展乃至改革开放的局面奠定了很好的外部环境。他指出1957年以来的二十年里，中国办的两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保卫国家，“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囤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略越南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恶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他还引用华人学者龚忠武的话论证，在毛泽东晚年，面临美国和苏联南北夹击的态势，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终把美国赶出越南并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美国在朝鲜战争和中国打了平手，在越南是战败了，越南战争是美国近二十年一蹶不振的转折点。毛泽东打破了二元秩序，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了三元秩序，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国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 王小东对反对发动抗美援朝战争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抗美援朝给中国带来了至少五十年和平”。
2.1.3 小结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在近代历史中却一直落后于西方，现虽然在崛起，但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另一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注重和谐，不具有扩张性。这种在经济上以落后对先进、在文化上以文明对野蛮的格局在全球化中必然会处于不平等地位甚至会损害国家主权、危害国家民族利益。因此，对全球化必须高度警惕，要揭示全球化背后所掩盖的不平等关系，抵制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入侵，维护民族的权利和利益，主张要有毛泽东精神。这是“新左派”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和理论推理。
　“新左派”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观点表明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对中国国家民族利益、主权领土、传统文化资源的忧虑和担心。毛泽东的外交战略确有吸收和借鉴的价值，但冷战结束后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是世界的大趋势。面对全球化，我们不是要逃避，而是要积极融入全球化，但在全球化过程中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争取平等的地位，要反对狂热的民族主义，提倡弘扬理性明智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当然要反对世界霸权和强权政治，但同时也应当兼容并蓄，借鉴西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模式，“择其善者而从之”，对现代化的各种公共元素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市场等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进行审视和配置，构建一种开放、现代和理性的民族主义。
2.2 民主主义
　“新左派”学者认为“文革”是毛泽东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的民主试验，对“文革”理论的深度解析蕴含着他们对民主的理解，那就是侧重平等，提倡平等主义诉求。要理解他们的民主理论，先梳理他们对“文革”的再解析。
2.2.1 “文革”起因的合理性分析
　　崔之元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止是权力斗争，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并不是“权力斗争的托辞”，因为如果只是为了权力斗争那就不能解释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以毛泽东当时的能力和个人权力，若仅想打倒刘少奇等人，是不必大动干戈，发动几亿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其二，毛泽东召唤群众“造反有理”，号召群众起来打碎自己缔造的党和国家机器时，若仅想搞掉权力斗争中的对手的话，以毛泽东的心智他不可能不想到这种搞法必然危及到他个人的权力之基础。 应该说，这种说法在理论推导上是很有见地的。关于“文革”的起因，“新左派”对此进行了合理性分析。
田力为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本质上是反对知识精英和官员阶层，“阶级斗争天天讲就是立足于‘拒腐防变’，制止精英主义者在社会上建立优势地位和制造阶层分化的努力，进而破坏毛泽东既定的平民主义发展路线，取消平民革命的成果，破坏社会各个阶层的整合，导致社会矛盾积累和激化和下一次革命的产生”， 其目的是使他们始终与下层民众联系和结合，实现良好的社会整合，即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整合，走出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循环，“毛泽东希冀通过知识精英自身的认识进步和外在的思想斗争手段，达到使精英主义者自觉放弃精英主义思想的目的，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而使得中国的平民主义遗产能够流传下去，并实现良好的社会阶层整合，从而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再次发生革命。” 据此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人类迄今为止向这个难题发起冲击的最伟大领袖，是孔孟以降最诚挚的卫道士，毛泽东的真诚实践让我们明了孔孟之道对今天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毛泽东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鞍钢宪法），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发出‘五七指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希望知识精英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了解，自己走出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樊篱。这些后来被知识精英称为‘民粹主义’（李泽厚）或者被形容成‘劳改’的行动，其中的深切用意虽然被中国精英刻意抹杀和歪曲，但是其中的理性光辉已经烛照了中华志士数千年之久，直接来自中国的先秦时代。孟子提到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实际上就在于帮助摆脱自身的欲望束缚，克服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想的主导，达到孔子所说的‘反身而诚’的必由之路。”
但毛泽东非常清楚，要真正使知识精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精英主义者要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另一方面要发动群众对精英主义进行监督，“毛泽东认同需要外在的强制监督措施，需要大民主运动来解放民众思想，实现对精英主义的追究和帮助反省”，按这样的逻辑，“文革”就有了合理性，“而且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反精英主义的效果长期保持，需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实现对社会上精英主义的清算，而‘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在于替代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以大乱带来大治。”
韩毓海也对“文革”发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消灭了财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像马克思认为的社会主义就有希望消灭工业化的后果，“毛泽东认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却使一批国家官僚以人民的名义，并不‘占有’但‘实际上支配’生产资料。这些官僚以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填充了当年利用特殊的经济地位对社会进行剥削的‘统治者角色’。这个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经济利益的阶层，和原来的利用剥削的不道德的经济关系获得利益的资产阶级一样，构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1956年关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的说法于是逐渐升级最终成为以群众运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因此，在他看来，“文革”的发动就是要消除现代社会工业化造成的后果，消除差别，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官僚这一“新的资产阶级”，重返“社会主义的理想”。
何新认为毛泽东的“文革”在根本上是一场针对“走资派”、“当权派”的革命，即官僚阶层的革命，是一场大规模政治改革试验和“中国现代化的宗教改革运动”。“通过文革，毛泽东的确要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手中收回或夺取权力。但他之所以衰年变法，之所以认为自己需要这种权力，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或为私人或家族或小集团谋利益；而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重新把握这种权力他才可以把握住国家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这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进而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目标，“是试图维护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即追求社会正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社会主义就是谋求社会公正的制度和主义，即寻求社会正义的主义。）因此，毛泽东始终追求经济政治的相对平等，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反对官僚特权制度，反对国内外、党内外一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对私有制与人压迫人的制度。”
“德性统治”是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史华慈概括和提出的，所谓的“德性统治”，是与人们通常把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专政称为“恐怖统治”相对而言的，史华慈提出“德性统治”，是想告诉人们在这场“恐怖统治”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远景，那就是对“道德理想国”的追求。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德性统治”就表现为“毛主席与人民心连心”、“狠斗私心一闪念”、“兴无灭资”、“大公无私”以至最终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社会。“而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有必要发动这场所谓‘史无前例’政治冒险，与其说是出于毛泽东本人希望保持住他手中的权力，不如说是他试图进一步推进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步骤。换言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重要动机是要通过粉碎党的组织，替换党的领导人，最终更新党的‘灵魂’。毛泽东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姚文元的一篇长文所加的批语中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意思。”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的非常重，以至于把它当作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其实这其中蕴涵着毛泽东对自己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追求，这远远超越了权力之争的曾面。“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粉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的运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含义是，他所反对的是党的组织规则和人员，而不是党的灵魂，就是要粉碎他已经认为腐败不堪的组织机构来重塑党的灵魂，来改变人性，来实现他理想中的社会。
2.2.2 “新左派”民主理论内涵
2.2.2.1 “文革”大民主理论及实践
　“大民主”一词是1956年反右之后，民主党派人士首先提出的，后来毛泽东认同了这一提法并在“文革”中付诸实践，形成了“大民主”理论。“大民主”是相对于“小民主”而言的，在“文革”中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金字塔的最顶端是拥有“解释权”的“大立法者”毛泽东，中间是掌握“管理权”的官僚精英阶层，最下层的是人民群众，毛泽东踢开“党委闹革命”，抛弃了中间的“新资产阶级”，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直接和底层群众发生联系，发动人民群众对官僚精英知识分子进行监督和批判，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毛泽东背后的思想预设是要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寻找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这就是“大民主”理论。
韩毓海对“文革”的社会主义民主试验进行了肯定。在他看来，毛泽东是唯一一个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没有完全像马克思所预言的比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更民主和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袖，基于这样的认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不同进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退居二线”的特殊作用。“这种退居二线使毛泽东能够相对自由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事调查研究，以他所说的‘打游击’的游击队方式摆脱具体管理者的角色。与那种毛泽东‘离开权力’和‘要求重返权力中心的焦虑’的说法不同，毛泽东实际上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对管理者的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民代言人’的批判方式。有人认为毛泽东‘退居二线’是党内‘分裂’的开始，但是这种分裂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权’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解释权’的分离。这种‘管理权’与‘解释权’的分离的确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试验形式。”  
按照西方民主理论，最高的立法机构是议会，但在毛式“社会主义民主”中，毛泽东是最高的“大立法者”，拥有最终的“解释权”，这实际上是一种“极权民主”，在实际的运作中，围绕“解释权”的合法性，群众就会发生内讧甚至残酷的斗争，从而形成“多数人的暴政”。“新左派”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一个关键的问题总是困扰着我们：为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试验会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甚至群众内讧？换句话说，为什么那些批判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和组织最终难免变成彼此对立的‘派’而每一‘派’都宣称忠于毛主席和代表毛泽东思想？那就是这种围绕着‘解释权’的合法性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其实不可避免，由于这种‘解释权’并不是‘自主化’的，而是人格化的，它不能，也不是对管理的‘制度化’的监督，它甚至根本也不是一种‘制度’或一系列‘制度’，而是 ‘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或毛泽东本人的巨大威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监督’。”
崔之元也对“文革”中的“大民主”进行了肯定，他认为毛泽东倡导的“大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一次大实践，是毛泽东未竞的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我们最应该重视的部分。“大民主” 理论虽然最终流产了，但我们应该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可以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丰厚的借鉴，建议将“大民主” 理论制度化。他进而在分析的基础上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前景的提出了五个构想。
萧功秦对“两个文革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文革”实际上发生在1966年至1968年，根本理由是在这两年里政治运作的方式具有“文革”所独有的性质和特点，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面开展了大民主的实验：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出版、言论权利和四大自由，左倾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而不再是空洞的教条或官僚手中的工具”，不能否定“文革”在1966至1968年的真正意义，即“文革”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大民主运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群众民主和政治制度更新的‘空想’”。
“鞍钢宪法”的实施可以说是“大民主”理论在企业中的实践，它和“大民主”理论的思路是相通的，都主张维护底层群体的利益，重视底层民众的意见，注重发挥他们的作用。
崔之元对“鞍钢宪法”推崇备至，他认为“鞍钢宪法”的基本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群众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用今日流行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 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毛泽东推崇的“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系和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提出挑战，强调团队合作和增进企业效率在日本、欧洲和美国被许多企业广泛应用。中国是“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但今天很少有人再提它，出现的只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崔之元对此感到很遗憾，“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是否能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已经实现“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我国乡镇企业没有按计划来保证销路，转变适应非常灵活，这确与“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方式”又共通之处，可以说“‘后福特主义’确已成为今日中国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之一”，“在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十子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义’已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义’道路的社会势力也颇有影响。但我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动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
崔之元进而指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经济民主”。关于“经济民主”，崔之元的理解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上的，一个是微观上的，“宏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将现代民主国家理论原则—‘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微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 “鞍钢宪法”也就是微观上的“经济民主”，即在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原则和使“固定成本灵活化”。前者的核心是“即时或无库存生产”（just-in-time,or inventoryless production） ，它是“‘一种背水一战’的生产哲学，它迫使劳动者的创造性、主动性和合作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使“固定成本”变得不“固定”，依市场需求而定就非常灵活，通过二者使经济民主与经济效率结合起来。
崔之元提出的“经济民主”概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社会不健全，政府权力没有退出市场，这样就很容易出现权力寻租，从而使我国的大量资产被有权力的利益集团所攫取，因此，“我们应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绝不应使少数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操纵我国的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经济改革中的制度试验和宏观经济政策，应成为全民关心、讨论和监督的对象，这样才符合‘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的宏观‘经济民主’原则。” 从微观上来看，我国公有制企业由于一些人藉手中特权侵吞公有财产出现的大量亏损，如果按这种思路走下去推行私有化，只是在进行财产分配，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我所提出的微观的‘经济民主’，实际上代表一种不同的思路。它反对‘将错就错’的私有化，而是‘知难而上’，还‘公有制’的‘经济民主’的本来面目。通过先进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人民广泛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我国的公有制企业将能够出现‘社会化’、‘民主化’的新面貌，从而我国人民40年来积累起来的财富将能够造福于全体人民，而不为少数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所吞蚀。”
2.2.2.2 全面民主
“新左派”对“文革”大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和赞同，背后预设着极其强烈的平等主义诉求，他们希望超越西方式自由民主，建立全面民主的愿望和要求。
崔之元认为我国企业在转制变革时期，由于法制不完善、管理上存在漏洞，过于注重“自主”而缺乏监督，从而使“自主权”蜕变成“自富权”。要实现改革的目标，可以从“混合宪法”和“三分法”理论中得到启示，“中央政府必须紧紧依靠普通群众，使群众真正拥有监督基层干部的民主权利，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只有这样，中央政府才不会被驾空，才能确保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他进而主张构建中央政府、地方精英和普通百姓三者良性互动的“混合制度”的民主方案，一方面通过中央和普通民众的“上、下结盟”来制约“中间层”的离心离德，另一方面，“中间层”也对“上层”过度集权进行制约。这种“混合宪法”和“混合制度”的民主方案旨在发挥普通民众的监督作用，将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意志，从而抑制新的贵族制度。
汪晖注重直接民主以及强调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的关联性。他认为“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的恐惧，许多人对于政治民主的理解主要侧重于‘形式民主’、特别是法制建设方面，从而把‘民主’这一广泛的社会问题局限于上层社会改革方案的设置和专家对于法律的修订和建议方面，不仅忽略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乃是民主的必要内容，而且完全无视这种政治参与与立法过程的积极的互动关系正是现代民主变革的基本特征。令人诧异的是，有些学者无视现代宪政民主中包含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内涵（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完全排斥直接民主在民主实践中的意义，甚至把民众的普遍参与看成是专制主义的温床。这种‘民主观’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和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他指出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已经提出和分析了经济民主，但没有提出和讨论文化民主问题。在市场条件下，文化资本的运作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对文化资本的控制和媒体的掌握，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文化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在中国语境中，文化的生产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受制于国家机器的运作，另一是经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但因为经济和市场本身从不脱离国家的控制，因此在当代条件下，文化生产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一部分。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就需要超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将文化理解为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有机部分，文化批判也要与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相联系。对中国社会来说，对经济民主的讨论涉及的是整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和生产方式，因此无可避免地涉及到政治民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讨论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为讨论政治民主提供了实质内容，争取经济民主、争取政治民主和争取文化民主事实上是同一场斗争。“政治民主不仅是社会的实践目标，而且也是文化反思和历史反思的课题。对政治民主的诠释一方面受制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则与国际间的经济政治密切相关。在中国独特的市场社会形式中，不存在脱离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的政治民主问题，也不存在脱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经济民主问题。”
王绍光强调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在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中的作用。他对效率之上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主张效率优先来激励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目前的中国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他主张偏向公平的折中，而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折中涉及到利益的分配，因此它是一个政治性问题，而不是一个知识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机制是政治民主，也就是让每个成年人在决策中具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政治民主调节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只是用收入的二次分配来修正初始分配。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收入的初始分配十分不平等，经济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必然导致社会的政治资源分布不平等。掌握经济、社会、政治资源的集团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比其他社会集团大的多，这样，形式上仍是一人一票，但实际影响却可能天壤之别，既得利益集团便有可能阻碍向公平方向移动的收入二次分配方案。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就必须使收入的初始分配悬殊不要过火。他进而主张以劳动雇佣资本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民主来实现这一目标。由劳动所有者来雇用资本，能使他们摆脱资本所有者的控制，从而实现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劳动力要素作用的增长使劳动者成为剩余获取者，资本变成了被雇佣的对象，这样收入的初始分配就会变得更为公平，由此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民主的跛足问题。经济民主不仅可以在微观机制上进一步缓解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而且还可能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鱼”和“熊掌”的兼得。
陈燕谷也是激进民主的倡导者。他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民主。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对占世界五分之四人口的饥饿、贫困、疾病无动于衷吗？我们能说占全球5%的人口消费全球三分之一的资源是自由民主吗？我们愿意让资本的剥削制度和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无限延续下去吗？历史并没有终结，因为产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还继续存在，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种更为公正的生活方式。他提出构建一种超越西方自由式民主、反对一切压迫实现人类解放的“全面民主”远景。在陈燕谷看来，全面民主概念的提出有待于历史本身的发展，作为对自由主义民主原理的批评性理解，它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民主的原则必须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自由主义把民主理解为一个政治概念(特别是政府的产生方式和组织原则)不同，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决策和安排，因为权力绝不仅仅局限在狭义的政治领域里，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同样会导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形形色色的压迫关系，所以和政治民主同样重要的是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另一方面，全面民主的原则必须是一个全球性规划，它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完全实现(不排除部分实现的可能性，相反，全面民主原则在任何国家内或局部范围内的部分实现都可能具有不可估量的全球意义)，因为资本主义制造的全球分裂是全面民主的主要障碍，所以实现全面民主必须既在局部范围内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 通过以上两点的阐述，他进而指出，经济民主是全面民主的必要条件，这种“全球民主”的实现有赖于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社会主义实践。如果说建设一个全面民主的全球社会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的话，那么没有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不可能的，“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将不囿于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人类的解放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能垄断的，它不拒绝任何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资源。惟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肯定现状(不论是在局部范围内还是全球范围内)的企图，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关系及其或公开或隐蔽的辩护士。”
2.2.3 小结
“新左派”追求的民主是以“全面民主”为目标的，“全面民主”是他们为超越西方自由式民主而建构出的新民主想象，它描绘的是一幅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没有压迫的人类平等自由的诱人远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关注的是民主的好坏问题，即哪种民主更完美。他们从“文化大革命”等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中获得启发，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追求能够实现人人平等的直接民主。他们对民主的诠释中始终贯穿着平等主义的诉求。萧延中教授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存在着一套完整的政治伦理逻辑，这就是毛泽东晚年试图通过各种社会身份的功能互换即身份的颠覆与重建,借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从而达到“等贵贱”的价值均平境界。这种渗透平等诉求的精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支撑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的信念基础,从而使他坚信自己所追求的价值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而自己冒险发动“文革”则是为“拯救小人”所做出的责不容辞的政治“义举”。
“新左派”所提出的民主构想（包括普通民众为核心的“混合宪法” 和“大民主”制度化，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全球民主）不失为对中国民主问题一种开放性思考和尝试，体现当代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困境性问题的反思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出的理论上思考和努力。但在中国国情如此复杂的情况下，直接民主的运行涉及到规模技术难题，同时中国又缺乏“前民主权利”，没有民主意识和信仰。在中国解决民主问题是极其困难的，只能在保证国家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推进，进行探索和试验，进行民众的民主意识教育和训练，最终找到能整合直接民主和自由式民主的“第三条道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民主遗产，卢恩来人见解值得深思，可以说是对“文革”民主理论得失的理性总结。他认为现代性政治最主要的内容当然是民主，而民主的最基本原则是“多数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设想的大众民主是符合现代性政治要求的。但问题在于，民主需要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即需要一定的程序与一定的形式作保证。毛大众民主的悲剧恰在于没有探索出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而后来者却连同‘大众民主’的现代性政治内容也一起否定掉了。最近《书屋》杂志刊登的胡绩伟先生的文章很有意思，里面批露了一则历史真相：当初，胡耀邦等人并没有彻底否定‘四大’的意思，甚至曾打算将‘西单民主墙’保留下来，只是要挪一个地方，比如曾考虑挪到中山公园。只是遭到了更强大的力量的反对才没有如意。这说明，文化革命并不在于民主的不是，而在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民主的架构。所以，我不反对一些青年学者试图从文化革命中寻找针对当下的合理性因素；当然，我更认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找到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法制化的民主的权力架构，以使大众的民主真正有其制度的归皈。”
2.3 民生主义
“新左派”深切关注社会底层民众，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所做的事是在为寻找中国工业化的方式而努力，是在为追求平等和社会公正而奋斗，因此他们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平民经济学家”。关于民生的内容，本部分将主要分析他们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理解。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价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新左派”学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发动原因及其所取的成就进行了分析。
2.3.1 “新左派”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解读
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发动原因，汪晖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在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寻找方式，是在向现代化的目标努力，“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的不可逆转的进步，并力图用革命的或‘大跃进’的方式促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他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以消灭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这一平等目标为主要目的的。通过公有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毛泽东使自己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实现了社会动员，把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中。对内，这是要解决晚清和民国政府都未解决的国家税收问题，通过对农村的生产和消费的剥削为城市工业化积累资源，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理组织农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公有制是以更为深刻的城乡不平等为前提的。对外，通过有效地将社会组织到国家目标之中，使落后的中国社会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来完成民族主义任务。”  
韩毓海认为“大跃进”是中国在当时国际国内条件下发展的唯一模式，“苏联‘援助’的丧失不仅仅使中国背上惩罚性的债务，更重要的是，由于资金的短缺，中国依靠‘资本密集型’发展大工业的现实可能性几乎失去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久被搁置的，由毛泽东提议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实际上迫不得已才成为发展的惟一可能。” 二战结束到60年代，西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由盛而衰，以劳动工序无限细分、机器技术专业化、劳动过程无限单调化、大众消费主义为特点的西方福特主义社会生产调控方式出现危机，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暴露出了弊端，“为闯出一条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缩小城乡、体脑和工农三大差别，毛泽东大力支持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并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工业与农业相结合、文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工农要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等设想。中国人民的实践力图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官僚化、精英化社会形态最合理、最有效、并是一切非西方国家所必须效仿的制度神话，为西方知识界反思资本主义提供了有力武器。” 甘阳引用美国学者舒曼的观点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从“大跃进”开始，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地的书记都抓经济工作，并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新左派”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其背后有更深刻更长远的考虑。毛泽东说过：“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是还没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强烈的羞耻感和民族自尊心促使中国人民极力摆脱几百年受到的失败和侮辱，强烈的复兴愿望是新中国自下而上的加快发展的心理呼声。因此，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为必然，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中国在进行工业化的实验，是为了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从而让中国迅速走向现代化，走向富强。这样，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负有极大的合理性，是“一场避免不了的合理的经济运动”，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伟大探索”。
“新左派”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存在很多可以利用的历史遗产。崔之元从新进化论的角度认为，许多貌似被“自然选择”淘汰下去的制度安排中存在的合理因素，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制度创新的重组而再现，实现“返祖”。他认为，乡镇企业最初是1958年“大跃进”时办起来的。毛泽东对苏联式经济体制进行了探索，改变斯大林在1938年取消集体农庄办工业的尝试，要求“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为了农业的机械化……要为地方争取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江苏省终于抓到了1970年北方农业工作会议要求搞农业机械化的机会，乡镇企业重新上马，并通过‘以工补农’的制度创新，使部分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实现了国家‘剪刀差’大循环下的、地方发展乡镇企业的‘小循环’。” 他谈乡镇企业是要说明，“大跃进”固然不好，失败了，但其中也包含了相当的“合理因素”，乡镇企业就是“大跃进”的合理因素。“1978年后，乡镇企业更是大放异彩。中国乡镇工业发展史，生动地说明了‘大跃进’冒进的失败，并不妨碍其中的合理因素（乡镇工业），在新的条件下的重组而再现”，“实际上，今日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既不是纯私有制，也不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而是‘入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初级社’的某种‘返祖’。”
崔之元认为，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也应归功于人民公社，“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的民主自治的切实实现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印度地方选举常被大地主操作的现象，说明社会主义对民主的促进保障作用。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趋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
2.3.2 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成就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三十一周年。“新左派”学者对前三十年中国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肯定，他们认为中国前三十年虽然有很多的社会运动，但工农业生产并没有停滞不前，这三十年是埋头苦干的三十年，是取得成就的三十年。“这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历史记录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经济建设的成果不是为一部分所垄断，而是相对公平地为全社会所分享。也正是这样，毛泽东接管政权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而当他的统治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达到了65岁。也就是说，在他统治中国的25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翻了不止一番。与此同时，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降低到了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中国的基础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已经基本普及了廉价的中学教育，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学校；‘赤脚医生’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遭到了嘲笑，但是对于从来就是缺医少药，得不到现代医疗保护的广大农民来说，确实减少了他们的疾病，延长了他们的寿命；不仅城市职工实现了免费医疗，在广大农村也建立了合作医疗，不仅在城市建立了职工退休保障制度，在农村也建立了严格的“五保户”制度，使需要救济的农村社员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这个政权的一些社会主义因素”，“我们通常低估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或者仅仅把它理解为一场灾难。这是与我们通常的观察角度有关的。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医疗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上山下乡’改变了城市对于农村的单纯汲取的政策，毛泽东时代杂交水稻的试验为80年代粮食产量的突然提高奠定了技术基础，20年来农村的发展仍然受惠于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人们都道‘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基础教育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上升到5800万人。在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普及了中学义务制教育。然而，今天九年义务制教育却依赖于‘希望工程’。”  
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尤其“大跃进”之后出现了粮食饥荒，非正常死亡2000多万人的现象，“新左派”学者认为，这当然与“大跃进”有直接的因果，但并非完全的责任，主要原因是三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对当时脆弱的农业造成的极大的破坏。“大跃进”中所出现的错误和局部的失败是难免的，所付代价也是难免的，但这是成绩中的错误，是胜利中的失败，是成功中的代价。因为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成熟的经济建设理论和现成的经验，毛泽东一开始就把“大跃进”当作一次探索过程，而并不是把它当作真理。相反“大跃进”实际上成为“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的实践。 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农业基本建设迅速发展，产量稳定增长，人民公社的贡献不可磨灭。
把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归结于改革开放，“新左派”学者认为这是失之简单化，“毛泽东时代为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邓小平时代的物质繁荣正是毛主席时代所积累的巨大潜力突然释放的结果” 。韩德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建国三十年来势能转化为动能的结果，“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栋栋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的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不应该忘记谁栽的树” 。“毛泽东全力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这首先是因为在他的时代‘工业化’是世界的潮流。毫无疑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人民中国，几乎普及了识字率，极大地提高了下层社会和女性的地位和尊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平均福利和人均寿命，建造了完善的工业基础和市场交换的人的和物质的条件，为中国的世纪崛起，奠定了举世公认的基础”。 他们还引用外国学者罗恩的话加以证明，“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共产党统治初期的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与自尊的其它改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甘阳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应该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的近三十年，因为这样做，不仅人为割断了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历史连续性，而且隐含着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严重对立的强烈倾向，似乎只有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才能解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功。甘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如果仅仅这个转移能够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那为什么苏联东欧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早就把一切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没有成功，反而最终全盘解体，而中国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改革却取得比较大的成功？他给出解释：“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他进而提出我们正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相对于“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
2.3.2 小结
“新左派”学者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解读，肯定了其发动动机和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且认为我们今天极力赞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不应忘记前三十年（1949—1979）奠基的基础。9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也产生了愈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对改革的公正性产生了质疑。社会公正问题成为转型时期中国改革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新左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再解读，赞扬毛泽东为迅速摆脱中国落后面貌、为提高人们经济生活水平以及为追求社会公正公平的愿望并为此所做出的努力，反衬当前社会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差距过大、经济身份上的不平等以及权贵私有化等问题，对效率之上的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 ，其背后预设着对社会公正的关心和渴望。他们认为中国今天的社会弊端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西方病”和“市场病”，中国转型社会中出现的权力与资本勾结、资本原始积累和腐败猖獗，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 西方模式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中国的发展应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道路，应该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诉求，注重社会的公正。而解决中国的困境性问题的路径，在于走创新之路，需要进行制度创新，而这可以从毛泽东晚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发和激励因素。这也是他们为何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原因。
第3章  对中国“新左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评价
3.1 “新左派”的思想预设
　“新左派”从民族、民主、民生三个方面来分析毛泽东时代，这三个方面构成毛泽东研究的三个理论环节，民族主义渗透着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的愿望，民主主义折射出对平等的追求，民生主义体现出对社会公正和反贫富分化的诉求。这三个联环的理论支柱形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形，构成“新左派”毛泽东研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新左派”对毛泽东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为毛泽东的研究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合理性的分析，对“大民主”理论的探讨，对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的阐释，在理论上都不失为对毛泽东时代研究的开放性思考，在内容上也丰富了对毛泽东的研究。
　　为什么“新左派”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时代有那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于这是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出现困境问题的正面回应。在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上，“新左派”认为中国的外部环境极其险恶，冷战的结束也意味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把意识形态颠覆和遏制的目标对准中国，对中国的战略空间进行压缩，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在钓鱼岛、南沙群岛上与其他国家矛盾频发。1989年以后，西方世界联手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制裁，在90年代前半期至今，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频繁地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交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对中国人权问题指手画脚，1992年与中国发生“银河号”事件、1993年阻扰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1995年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1999年在科索沃战争中袭击中国住南斯拉夫使馆、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散布“中国威胁论”、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奥运会圣火境外传递受阻；在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上，普通民众的社会地位低下，弱势群体边缘化，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形成贫富分化的两极社会，腐败问题成为社会毒瘤，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严重。 据笔者自身的体验和感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主张发展经济的同时，人文精神却在衰落，最近的“周老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问题暴露出社会的诚信缺失，而这却触及了社会所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平等和民生三方面出现的问题促使他们反思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种反思是通过阐释毛泽东来实现的，他们已经把毛泽东政治符号化了，表面上探讨和研究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实际上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并从理论上为中国寻求和谐之道：即用“真正的毛泽东精神”来补救当前出现的各种困境性问题。这就是他们逻辑和理论预设，也是他们之所以高度评价毛泽东时代、钟情和憧憬毛泽东时代的真正原因。
3.2 “新左派”的乌托邦情结
　　笔者认为这些“新左派”学者提出了一些真正的问题，也是值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认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新左派”不满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对当代中国严重的社会困境进行指认和思考，说明他们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同情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为被压抑者说话，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本色与纯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学术良知，这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但他们流于空谈，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也近乎一场“口水战”，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显得高高在上，往往以一种救世主的心态自居和俯瞰这个世界。他们所描绘的美好的毛泽东时代，只是他们理想中所建构的，并不真正存在，已经脱离了当时的历史。如高华对崔之元的“经济民主”理论提出了疑问，他指出：“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 进而他对这种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情景中抽取出来再赋予其“政治正确性”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新诠释”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态度，因为它已经脱离了当年的历史事实，“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像附丽於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过往的年代的许多概念都会在‘后现代’闪烁出光辉，因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毛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顺便说，大跃进年代与鞍钢宪法相匹配的还有农业战线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除了那个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他哪一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我们可以看出经过‘新左派’的再解释，作为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毛泽东实际上就被从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剥离出去，而他那原本带有强烈欲望的个人动机就被抽象成某种具有普遍意向的理想图景。从这一角度上看，丰满复杂的历史变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他们带着一种理想的思想指向去观察历史，所建构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应然”的毛泽东，从而就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愿景投射进一个乌托邦的美丽镜像之中。
3.3 “新左派”思潮中毛泽东研究的现实意义
　“新左派”对毛泽东褒扬遭到了自由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双方在对毛泽东的评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凸显了中国转型的困境以及知识界关于改革和现代化问题的深刻分歧。只要中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继续存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将长期存在下去。“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把自己作为真理的化身，把自己的观点作为“illusion”,把对方的观点当作“delusion”，他们都以真理声称，都跳不出自己的设置的“框架”。这样两者的争论就显得尤为激烈，并且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其实，无论“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学者都应该进行换位思考，跳出自己的框架，理解对方的思想观点，达到一种“思想妥协”和对等的认同。“新左派”关注社会公正，但也要提倡自由，自由主义者追求自由，但在中国当前国情下更应关注社会公正，这样两者形成互补，从而树立正确的争论方向，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智慧就会更多地体现出来，从而避免成为“危险的裂痕”。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的论战，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在扩大，而不与权力本身发生过多关联。这是中国开始出现真正自由的标志。自由首先是言论和政治自由，而不是经济自由。
　　如何看待“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关键是我们要有一套评价标准，这就是要用现代化和符合世界潮流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今天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从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建设民主法制，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竞争，向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学习。从这一角度来说，自由主义的主张是中央所关注和吸收的；同时，“新左派”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公正与平等、关注道德主义，中央对三农的高度关注 ，对贫富差距和腐败的高度重视和警惕，从中可以都看出“新左派”关注所向的影子。正如甘阳所说的，我们现在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改革共识”，这种“新的改革共识”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而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 融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观点，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结  语
　　通过前面对中国“新左派”思潮中毛泽东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我们看到，90年代以来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新左派”对毛泽东持褒扬的态度，实际上，只要作者的研究预设是“新左派”的，就必然对毛泽东持褒扬的结论。在论战中取自由主义取向的学者对毛泽东持激烈的批判倾向，历史学派坚持历史史实，从材料档案中发掘毛泽东，这说明当前中国的毛泽东研究出现了多层面和多角度的研究局面，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这种“多元”格局是学术讨论的前提，也是毛泽东研究的真正开始。
韦伯的Charisma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一个共同体深陷危亡之时，他能够挽救这个共同体，从而使这个共同体起死回生；另一是他能依据实际创设一套不同于前人的价值和信仰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只有把这两个层面完美结合的人，才能散发出超凡的魅力成为Charisma。毛泽东无疑是属于Charisma式的人物，他是中国共产党一笔重要的遗产，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学者们表面上是在研究和讨论毛泽东，实际上他们真正关切的是中国当代政治发展。从这一角度上说，随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新左派”对毛泽东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与自由主义观点的交锋也会越来越激烈。毛泽东研究将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题并长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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