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我们为何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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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而读书？

李云雷

1、

2004年，我正在做论文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在这之前的2002年，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在北京做了手术，然后在家里吃药与调养，但面对这一不治之症，我们知道只能延续一些时间，而无法根治。在那两年里，每次回家看到父亲，总让我有一种切肤的疼痛，看到昔日强壮的父亲，现在只能佝偻着腰，一咳嗽就喘不上气，那么虚弱，那么难受，我简直不敢面对。那时我正在读博士，后来我总在想，如果我硕士毕业后就去参加工作，或许可以让父亲的治疗条件好一点，或许他能活得更长久一些，而正在读书的我自顾不暇，家里在村中也算是贫穷的，哪里有更多的钱让父亲调养呢，每当想到此，我总是懊悔不已，想自己一直读书读下来，是否过于自私了？在农村里，能够上大学已经很不错了，可我读完了大学又读硕士，然后又读博士，一直读了十年。虽然说大学毕业后我再未从家里拿过钱，但也没有更多的钱接济与回报家里，我记得我的母亲曾说过，“你一直念书，念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想想，那漫长的时间可能让他们都有些难捱了。

父亲的去世让我想了很多，我以为我了解父亲，但可能并不是真的了解他。我所了解的父亲只是童年记忆中的形象，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一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字也识不了几个，但在村中很受尊重，他为人正直，又勤劳，手巧，会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活，曾经当过生产队的队长。后来我想，关于父亲，我所不了解的或许更多，他出生于1930年代，那正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刻，他所经历的战争、饥荒、逃亡，是我所难以想象的；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农村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土地承包”等各种运动，他也置身其中，他的欢笑泪水与之息息相关，如果我不能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变革，又怎能更深刻地认识我的父亲呢？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做的是“当代文学中的浩然”，对于这位在新时期几乎被遗忘的作家，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与我的父亲同龄，作为那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和我的父亲一样经历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同的是我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而他则成为了一个作家，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我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民，更深入地理解我的父亲。在我阅读浩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是那么反复无常，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很少能够有历史的“公平”，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褒扬时赞之入天，批评时贬之入地，不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与定位。而我所想做的工作，就是在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对浩然作品的形成做一个梳理，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力求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而这又涉及到对左翼文学传统、农业“合作化”以及“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并不是我这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此后我的研究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左翼文学”传统的研究；80年代文学研究；当下文艺现象与作品的批评。在这三方面的工作中，最后一个方面尤其是“底层文学”的研究与倡导，在文学界与知识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我甚至被视为“底层文学”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有的师长出于爱护或怜惜的心情，曾经语重心长地劝告我，也有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评。他们的好意与深意我心里都知道，但是我想，如果仅仅是想进入更高的阶层，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但是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与乡村。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我上大学的1990年代中期，学校里还没有收费，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校园里的氛围是相对自由、宽松的，没有太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学生们在功课之外，还可以充分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如果我赶上了教育产业化的今天，以我的家境而论，要缴纳巨额的学费，毕业后又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即使功课还不错，是否能够上大学，或是否愿意上大学，也是一个疑问。当时我父亲供我上大学，只花了6千块钱，而现在这点钱连一个学年的费用都不够。我想，这也是很多贫穷人家的孩子放弃高考的原因，也是有的家长在听到孩子考上大学后，竟然自寻短见的原因。至于读研究生，则似乎是一件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在不久前的“杨元元”事件中，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领导说，“你穷还来读什么研究生？”——这样的话虽然直白，但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当前的主流意识，即读研究生并不是谁都可以奢望的，而应该只是某些阶层的一种特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否能够读书或读到什么程度，在个人的原因之外，制度性的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现在的制度，则将很多优秀的底层青年，在程序的起点上便摒之于门外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对“公平”的，它使不同阶层、地区、出身的人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而当时的大学生也成了天之娇子，对毕业后的生活普遍有一种美好的预期。尽管这一制度也有种种缺点——“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应试教育，重智力而忽视德、体、美，等等，——但作为一种遴选人才的机制，它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与尊重知识的风气，并为底层青年提供了进入更高阶层的途径，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及稳定的基础。但随后的高考制度的变革，——如“产业化”，某些“加分”，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试卷等，却在不同的层面上破坏了这样的“公平”，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倾斜，越来越向精英阶层倾斜。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大学30年来出身于农村的比例呈递减趋势，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令人不得不反思。

2、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本身，是一个让我们在情感认同上逐渐离开乡村、父母或底层的过程，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讲，这也是一个在价值观念上逐渐离开中国的过程。从新东方学校及各种英语培训班的火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弥漫的一种情绪是离开中国，进入一个更“中心”的地区，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人往高处走”是一种无可非议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英语或者美国成为一种“高处”，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奋斗理想只是弃国离乡，便成为了一种具有时代症候的精神病象。同样在国内，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只是让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们农村里，经常有这样的故事，父母好不容易供养了一个孩子读大学，孩子大学毕业后别的东西没有学会，首先学会的便是蔑视自己的父母，觉得自己的父母是“愚昧、落后、保守”的老农民，是他们生活中的耻辱，或者摆脱不掉的“尾巴”，他们在城市里为人看不起，因为是农民的子女，他们承受着这种歧视与侮辱，但认为是“正常”的，他们转嫁的方式只是更加歧视自己的父母与乡村，为自己出身农村而感到羞耻，为能够进入城市而洋洋自得。所以农村里的父母常常会感叹，让一个孩子读大学有什么好处，到了城里就看不起我们了？还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孩子在村里本来是很朴实本分的，到城市里待了几年，却变得浮华或张牙舞爪起来，做人或做事越来越不踏实，越来越不“靠谱儿”，于是村里人会议论纷纷，感觉这孩子“学坏了”，很是痛心。

这里当然也有村里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偏见与不理解，但如果我们凭心而论，城市文化自身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而农村文化也有尚待认识的长处。将农村或农民视为没有文化，或者“愚昧、保守、落后”，只是一种启蒙主义的视角，或者说是在一种“文明与愚昧”的思想框架下，将农民指认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这是一种典型的1980年代的思维方式，同样的思维方式也认为中国是“愚昧”的，而西方则是“文明”的。而这种思维方式很值得反思，说农村或农民没有“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偏见的，他们所没有的只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如果我们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观念或生活态度，那么他们无疑是有文化的，而且这种文化凝聚了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极具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是扎根于乡土并融合在他们的具体生活之中的，这种文化不但塑造了他们内在的生命价值，而且构造了乡村的文明秩序以及人际交往的模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文化，只是由于不够尊重与了解，只是由于我们将目光只投向了“中心”，因而忽略了脚下的大地和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

以我所学的文学为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一种风气，以谈论外国文学为荣，这些外国又仅限于欧美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限于“现代派”以来的这种风格的作家，这些作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与竞相模仿的对象，成为了“公共话题”，似乎不谈他们就不“先锋”，或者就不是在谈文学。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借鉴国外文学的长处，而是觉得这种风气、这种视野是十分功利的。外国文学并非不可以谈，但为什么我们视野中的“外国”就只有那几个国家呢？这些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拥有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也拥有对学术话语、媒介与评价体系的垄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学就是最好的。他们的文学是否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眼光仅仅盯着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视野中为什么没有非洲，为什么没有印度，为什么没有东欧国家，尤其是，为什么没有俄罗斯？——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从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又对俄罗斯文学有什么了解？在我的视野中，除了社科院张捷的两本著作之外，很少可看到对当今俄罗斯文学状况与文学作品的介绍或分析。我们不再关注俄罗斯文学，难道仅仅是因为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下降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文学眼光也未免太势利了，以这样的心态去从事文学，很难想象会有大的出息。鲁迅当年译介域外文学，关注的是“弱小民族国家”，因为在它们身上可以更深刻地看到我们自身的处境，从而谋求改变的途径。今天的情况仍是如此，但我们却不愿正视，只盯着那些珠光闪闪的“中心”。其实在张捷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最为相似，“自由主义”文学，后现代文学，以及最近“新现实主义”的崛起，对文学史与经典作家的重新评价，等等，大体脉络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苏联解体了，而我们没有被冲垮。如此相近的社会与文学的道路或处境，我们正可以在俄罗斯文学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但我们却轻轻地放过了。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读了不少西方名著，但是有一天在读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时，我突然感到很无聊，我知道这本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位置，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他的文学游戏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趣味与所受的文学教育，我想最初我所喜欢读的是《水浒传》与关于农村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远离了这些作品，养成了另一种文学趣味，而当我再看关于农村的作品时，总会觉得它们太土，太落后，而这个过程与我离开农村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这样一种建立在西方文学阅读之上的“修养”，使我对中国的文学传统天然地有一种偏见或歧视，同时对文学“纯粹性”的专注，也遮蔽了我文学以外的视野，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农村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书，也不怎么关心作者为什么要创作，似乎我们的阅读与学习，只是在学院内部的循环，只是为了知识的修养或者跟踪上文学界最新的流行时髦，但是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却是我没有想到过的——这样的发现让我警醒，也让我深思。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观念与趣味，重新认识文学，正是从这里开始，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个人的现实与精神处境密切相关，必须从个人的经验与问题出发去阅读、写作，也由此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世界联系起来，我们必须从文学看世界或者在世界中看文学，而不是将文学理解为一个内部循环的东西。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只有深深地切入现实之中，并从个人的体验中发掘出新鲜的因素，才能创造出最为独特的文学，而这不能不从对中国及底层的观察与思考开始，不能不重新认识自己的“根”。我之所以关心“底层文学”，是与这样的思考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底层文学”正好构成了我关注的两个领域——“底层”与“文学”的一个交集。

3、

我关注底层或“底层文学”，并不只是在关注“底层”，也是在关注我自己，在关注我的父母、兄弟和乡村，他们的命运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我的喜怒哀乐的一部分，我关注他们也就是在关注我自己。而在今天，“底层”的处境尤为值得思考。

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精英垄断”。中国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或“新阶层”）、学者，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或者所谓的“铁三角”，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形成了一种垄断，不仅在现实中损害着其他阶层尤其是底层的利益，而且试图将他们的“垄断”永久持续下去，这从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所产生的弊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在这种垄断的局面下，青年尤其是底层青年的路必然会越走越窄。如今，不仅传统的“底层”——工人、农民、打工者的处境越来越恶化，而且中产阶级与“白领”阶层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在分化与瓦解。最近出版的《蚁族》一书，描述了“大学毕业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态，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大学生群体已经越来越沦为“底层”了，高等教育也不能改变底层青年的命运了，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由于出身，而不是知识，这是我们的社会从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断裂”社会的一个表现。如果底层青年被堵死了一切出路，完全丧失了希望与信心，那么我们的社会至少是不安定的。

另一方面，就社会的主流意识来说，对“个人奋斗”、“竞争”、“成功”的神化，唤起了青年人对精英生活的幻想，在他们的意识里，任何人都是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而进入“精英”阶层的，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也不断强化他们这一想象。但在现实中，能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总是少数。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集团，也在压制“准精英”。面对精英们织就的网络，青年人如果仍幻想靠“个人奋斗”和“竞争”去成功，则难免会有“白日梦”幻灭的时候。在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奋斗”的意识形态性：首先，“个人奋斗”只能改变个别人的命运，而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命运，无法改变一个阶层或群体的命运；其次，在今天这个社会，“个人奋斗”的起点是不公平、不平等的，他们所可以凭借的社会资源也有着天渊之别，在这样的现实秩序中，即使一个底层青年去“奋斗”，其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再次，如果说在1980—90年代，尚有“个人奋斗”的空间，那么现在这一空间已经越来越狭小了。我们必须抛弃“个人奋斗”的幻想，只有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在时代与历史的演变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与把握底层与我们自己的命运。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这样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关注底层与底层青年的命运，因为底层的命运不仅只与底层相关，而且也与中国和世界相关，与我们每一个人密切相关。

就我个人来说，置身于现实之中，精神上常会有迷惘与被撕裂之感。我在乡村生活了十八年，而在城市里也快到了同样的年数。但是我既已无法回到故乡，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鲁迅的故乡经验与当代中国的不同之处：“如果说对于鲁迅来说，他的痛苦在于故乡是‘不变’的而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当前的作家来说，痛苦不是来自于故乡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太快了，而且以一种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发生变化：迅速的现代化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农村的文化以及人们相处的方式，而外出打工、土地撂荒等现象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农村的想象。”这样的概括，既有对经典作品的重新阅读，也来自个人的切身经验。虽然我还经常回到农村的老家，但感觉却越来越陌生了，这不只是由于“人事”的代谢——一些老人去世了，一些孩子出生了，而是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与“故乡”相联系的一整套知识——祖先崇拜、宗族制度、民间风俗等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经或正在慢慢消失。

而我们要理解今天的农村，需要具备新的视野与知识，比如全球化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粮食安全与耕地问题、农业与农村的“工厂化”或“空心化”、转基因食品与跨国公司的控制、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带来的影响等等，这样的转变，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知识上对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此急剧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让我们难以理解与接受。譬如正在网上热议关于“转基因主粮”的话题，我们很难与传统的中国乡村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不仅中国城市，而且广大农村正在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跨国公司，不仅要将中国牢牢地固定在世界秩序的底层，而且要在生理基础上加以控制，跨国公司掌握的“转基因食品”，如果真的引向中国农村，所带来的后来将是灾难性的——不仅粮食的产量与种子由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从此丧失了粮食安全；而且“转基因食品”对人身体的影响将是难以预测并不可逆转的，以中国人及其后代的命运投入这样的“实验”，可以说是一种极为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在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中，所有实验的“后果”，必将都会由社会底层来承担，于是我们将会看到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境况：社会的等级区分，不仅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所决定的，也取决于食物所决定的生理基础，——即穷人只能吃或只能吃得起转基因食品，所以他们所承担的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剥夺，而且是“转基因”所带来的变异与畸形的可能性，包括智力、身体与生理等各个层面。如果这样下去，将会成为怎样一种人间景象呢？

在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飞速旋转的世界，很多以前想不到的事情都在发生，很多以前的“常识”都在动摇，这同时也是一个分裂的世界，既得利益者升入天堂，被剥夺者堕入地狱。置身于这样的“大时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而作为一个以文学为志业的人，我又能够做些什么？——我想我只能站在底层一边，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尽管这样的声音很微弱，或许也很刺耳，但这是我所能做的，我也只能这样去做。至今我仍忘不了小时候看电视剧《水浒传》的情景，那是武松醉打蒋门神的一幕，我看得入神，突然激动地跳了起来，冲着剧中的武松叫道：“打他，打他！”后来我想，这是在一个孩子心中萌生的朴素的正义感，虽然我们时代的精神境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与“相对主义”，但我想这一点正义感是值得保留的，由此我们将对世间一切不平事都不会漠然视之。

4、

如果乐观地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将会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从中国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四运动以来、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经过几代人的牺牲、奋斗，中国终于渡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再也不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了，我们也正在恢复政治与文化上的自信，不会再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或批判“国民劣根性”，我们会将传统中国文化与20世纪中国革命凝聚起来的“新文化”中的精华，贡献给世界，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与文明秩序。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五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现代化”成就，但也带来了众多问题，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都处于一种紧张而复杂的状态。如何解决这些社会与精神层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提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观察世界的方式，需要我们汲取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而冲破金钱与资本的牢笼，为人类的发展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几代中国青年付出了青春、热血与生命，才使一个老大帝国“凤凰涅槃”，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以一种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去政治化、去历史化、去组织化的思潮，青年们也逐渐融入了世俗生活中，成为了科层体制与等级秩序中的新来者，处于较低的位置，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金钱崇拜与“娱乐至死”，也使很多青年陷入虚幻的享乐之中，而另一部分人则追求这个意义上的“个人成功”。可以说，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新意识形态或者无意识，成为了一种笼罩性的思想支配模式。只有打破这样的思想方式，认清自身所处的真实境况，将“个人”与时代、人民与世界联系起来，青年们才能释放出本有的潜能，在探索自身出路的同时，也为人类探索一个新世界的可能性。

今天，在现实与理论层面都在发生巨大的转变。如果说1980年代的思想模式支配了大部分人的思考，那么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摆脱这一模式，开始了新的思考与新的实践。在这一转型中，具有标志性的是民族主义思潮与底层文学的崛起。

199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可以说是对1980年代“世界主义”思潮的一个反拨。在1980年代的思想视野中，“走向世界”成为时代的主潮，在“文明与愚昧”的理论框架下，中国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一方，只能与“世界”接轨，融入主流“文明”与世界秩序。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与控制的不公平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是由美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第四世界等不同层级构成的金字塔型结构，这是一个压迫式、掠夺式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个国家的富裕或“文明”，主要取决于它在这一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与第四世界剥夺的基础之上的，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显得“文明”，则主要来自它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以及对话语媒介、话语规则和话语权的垄断。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在这个结构中只能处于底层，所以无论“走向世界”的愿望多么强烈，被“世界”接受的只能是廉价商品，只能以“打工者”的身份为全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工。在这样一种境遇下，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是必然的，从《中国可以说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奥运会前的抢夺圣火事件，以及《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出版，可以看到19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不绝如缕，及其高涨。虽然民族主义崛起中的一些问题值得讨论（如忽略阶级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但这一思潮可以视为中国重建主体性的一种努力。

“底层文学”的出现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以及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世纪的新发展。3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从“三农问题”的提出，到“郎咸平旋风”的刮起，都在提醒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改革：是要依靠少数“精英”还是要依靠大多数底层民众，是要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接轨”还是要贴近中国现实，是要走一条依附性的道路，还是要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究竟如何对待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底层”，是把他们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包袱”甩掉，或者只当作“滴漏效应”的受益者，还是将之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体现在现实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中，而这则为“底层文学”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而“底层文学”的出现，则是中国在内部重建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只有在底层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才能在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熔铸成一种既“现代”又有“民族特色”，既有“普适性”又有特殊性的新的中国文化，而这不仅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也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一种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思潮与“底层文学”的崛起，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反思，也是对我们国内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思，而这样的反思，既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召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置身于这样时代剧变的大潮中，我们应该推动这一反思更加深入与普及，并对其中可能出现的偏向保持分析与批判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与现实中尽到我们的责任。

在写作这篇文章期间，我又听到了那首熟悉的童谣《读书郎》，其中有两句歌词让我很受触动，一句是“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另一句是“只为做人要争气，不受人欺负不做牛和羊”，以前听时没有注意，但如果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歌词大有深意，我们读书写作也好，做学问也好，应该对得起父母与乡村，而我们的目的就是“不受人欺负不做牛和羊”，不仅自己不做，也要让所有的人都不做，要彻底打破让人做牛羊的机制，而不是让别人做自己的牛羊。只有这样，或许才可以说没有背叛读书的初衷，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那漫长而艰苦的求学生活。


载《天涯》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