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虹 四五英雄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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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英雄今何在?

萧虹

多维编者按：发生于1976年清明节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到今年已经三十年了。这次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终失去党心、民心的标志——尽管这场抗议运动被当局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下去。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复出之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使国内经济和社会形势一度出现稳定迹象。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革”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十分悲痛。 4月清明节前后北京群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诗歌，悼念周恩来，同时抨击张春桥、江青等“文革”当权派，甚至影射毛泽东，支持当时正在被批判的邓小平。在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爆发类似群众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出动上万所谓“工人纠察队”镇压，抓捕大批抗议人士，并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决定天安门事件平反。

“四五天安门事件”承上启下，为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乃至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生运动，提供了资源，凖备了骨干，埋下了伏笔；也成为后来当局挥之不去的阴影，每年到了清明节前后，就要加强戒备。

当年积极投身运动的那些勇士们，尔后的境况又如何呢？下面介绍其中一部分人的情况。

曹志杰

曹志杰在文革开始时是公安部队（后改为第二炮兵）医科学校学员。他曾是全军各大院校第一个群众性组织的发起人，也是1966年8月24日批斗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大会的主持人之一。李天焕滥用职权，奸污了许多女护士，激起了公愤。这次大会被定性为“八二四反革命事件”。 1968年6月，曹志杰被分配到宁夏军区，先是下放到连队当兵，然后分配到独立师一团卫生队工作。在基层，他了解到许多过去不知道的社会真实情况，对文革的性质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
1970年4月，曹志杰由部队复员回到北京，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特别是胡耀邦等人。曹志杰写道：
“接待各方来宾，同他们交流思想和信息，这是胡耀邦'在野'期间的又一个大工作。他的客人很多，经常一来就是一大房子的人。有时一拨刚走，另一拨又到了。这些人有在台上的，有被打倒的，有在京的，也有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这一时期同他交往最多的还是年轻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架子，思想比较解放，敢想敢说，同年轻人之间没有隔阂，很能说得来。敢于对党、对文化大革命公开批评者，在我当时所认识的高级干部中，他是第一位。大约是在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我们几个年轻人，有的坐在他家北房的台阶下的凳子上，有的站在旁边。他在台阶上走过来，走过去。当大家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一边走着一边很气愤地说：'……建国后开始骄傲了，大跃进栽了个大跟头，不吸取教训，结果这次栽了一个更大的跟头。……'大家心中都很明白，他讲的'更大的跟头'其实就是指的文化大革命。”
1973年，北京市总工会组建了工人理论组，从全市工矿企业按照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党团员、第一线工人等条件，选拔了十五名成员。 “由于我看的书相对比其他人多一些，在经过一段相互的了解后，大家选我担任了组长，……七四年，我因'不好领导'而被降为副组长。由于理论组的人员不断增加，后来又增选了两名副组长。”“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上午，我与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二十七名成员，抬着我们亲手制作的花圈，从天安门广场的北面，列队走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纪念碑，投身到了四五运动之中。工人理论组原本是当局用以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御用工具，但我们却以整齐和坚定的步伐走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种事态的出现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悼词是四五运动中北京市贴出的第一篇悼词，因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 “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悼念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理由有三条：其一、悼词贴在'五四运动'浮雕下面﹔其二、悼词全文只字不提'反击右倾翻案风'﹔其三、悼词中明确提出要与'党内外资产阶级''披荆斩棘'，'血战到底'。”而且还用了北京市总工会的名义，使人们感到这篇悼词是有来头的。

曹志杰于4月30日被捕，在狱中一直被单独关押。曹志杰专案组由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亲自挂帅，担任组长。曹志杰出狱前夕，专案组的人员告诉他：“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你早就没命了。”“后来才知道，天安门事件中有九人被定为死刑，我是其中之一，后因唐山大地震，四五运动的案件被搁置起来，才得以幸免。”四五运动中定了两个“八大案件”。公开签名的定为“一号案件”、“二号案件”……匿名案件定为“01号案件”、“02号案件”……工人理论组的悼词被定为“一号案件”。曹志杰平反后，在胡耀邦家里见到一位领导干部。据他讲，天安门事件中有四个人，公安部每天都有个人简报直报政治局，四人中就有曹志杰。事实上，曹志杰在贴悼词的头一天（3月29日）晚上，恰好去过胡耀邦家，了解“胡耀邦患了胃癌”的传闻是否属实。他和胡耀邦见了面，但并没有把贴悼词的事告诉胡耀邦。想必公安机关对曹志杰的跟踪是从3月30日以后开始的，因为他们一直知道曹志杰与胡耀邦见面之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四五运动“黑后台”的罪名扣到胡耀邦头上。 ()

曹志杰写道：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参加了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并进入了主席团。实际上起初并没有我，连普通代表都不是，只是由于全国不少省的工会组织向总工会强烈要求，一定要有“四五运动”（当时“四五运动”还未平反）的代表，如果名额有限，他们宁愿减少自己的名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得以参加大会，并从普通代表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第一天，在主席团休息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特意找到我。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谈。由于他也在抓我的报告上签了字，所以一开始谈话，他就反复地向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没能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我平反时他正在住院，患的是乙型肝炎，发烧39度，没法参加我的平反会。他出身工人，在抓我的报告上签名的北京市和公安部的领导人中，只有他一人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向我道歉，品格实在难得，这说明他还保持着工人的朴实。接着谈话便转入正题，他告诉我，让我到全国总工会负责宣传工作。当时我才仅仅是一名普通干部，突然让我担任全总宣传部长，实在是一步登天。对此我不得不一再表示自己能力不行。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被内定为全总执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后来被上面一撤到底。当时还是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他反对为“四五运动”平反。据说胡耀邦主张“四五运动”参加者好的可以用几个，但遭到其他老干部的反对，并决定“四五运动”参加者“一个不用”。会议快结束前，倪志福又同我谈了一次。这次实际上是通知我上面取消了对我的起用。他对我说：“你先到基层去工作一个时期。你一定要保持荣誉。马小六就没有保持好自己的荣誉。”云云。其实上面不让起用我的消息，李瑞环在此之前就已经告诉我了。

周为民

萧虹／周为民于1969年从上海到内蒙古插队落户。 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在电子系无线电技术专业学习。插队期间，他结识了一些哈尔滨军工学院的老大学生，启发他怀疑文革，怀疑“红太阳”。

1976年1月11日晚上，周为民所在的电子系无三一班全班从清华园步行将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事后受到批评，成为了校保卫部关注的重点，上了黑名单。

1976年清明节前夕，迟群、谢静宜在清华下达了不准师生去天安门、不准送花圈的禁令。

周为民说：“4月3日，星期六，下午我和班上其他八名同学相约分别偷偷跑到新文化街清华分校集中，怕其他同学发现，我们又转移到崔平同学家中完成了白花和悼词。我们的白花用八张一号白纸精心制作，直径约有一尺半。白花前有两条黑布挽联：'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蜮哭煞几支烛正昏'。”“夜晚八点左右，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我们一行将白花安放在纪念碑东北角的一个灯柱上，然后走上纪念碑宣读悼词……”

迟群、谢静宜得到了清华工农兵学员送白花的消息，连夜召开校党委扩大会议，又把党支部书记级的干部从被窝里拖出来开紧急会议，说：““这起白花事件是一起反革命事件，是几天来发生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当即还布置成立了“护校队”。周为民等人被同班一位同学向学校报告﹐6月初，周为民被清华大学隔离审查，6月6日，他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
“1976年12月3日，我在人们欢庆的锣鼓声中走出了北京半步桥看守所，回到了清华。迟群、谢静宜和我换了一个位置！”
1977年，周为民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青海工作，第二年返校“回炉”。在共青团十大上，他当选团中央委员。同年年底，创办民主墙刊物——《北京之春》，被同人推举担任主编，为《北京之春》担起政治上的责任。
1980年，周为民担任了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党委委员。在粉碎“四人帮”后进行首届基层人民代表选举时，任清华大学选举工作办公室负责人。他把陈子明委托其弟陈子清（当时在上海同济大学上学）撰写的《同济大学的人民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打印，作为清华大学选举工作的学习材料，推动了清华竞选。

周为民担任校团委副书记时的校团委书记贾春旺，以后担任国家安全部长和公安部长，现在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为民如果按照“党的安排”，安安稳稳地走当官的路，也早就可以当上高官了。但是，“四五”一代的理想是做大事——探索中国改革的新模式，而不是做大官。

1982年，周为民离开了清华大学，前往中国体制改革的第一线——蛇口工业区。他在积极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同时，大力协助袁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

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对周为民委以重任，任命他担任工业区宣传处处长。但是不久周为民就被免职，下放到蛇口通讯公司担任一名普通干部。朱健国在《胡耀邦七保“蛇口政改”》一文中揭示了其中背景：
“有关部门”一直紧盯着周为民，在秘密获知周为民给内地一朋友信中仍然坚持“西单民主墙”观点后，就将信转国务院某部和中共广东省委。因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不能说服袁庚处分周为民，“有关部门”又将材料转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习仲勋批示：“将周为民迅速而稳妥地送回原单位”，两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别画了圈。面对如此压力，袁庚“愿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坚持向中央最高领导上诉。其时参与“画圈”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蛇口视察，听取袁申诉后，也支持袁向中央最高领导上诉，并带去袁庚为周为民事件申诉的材料。一个月后，袁庚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袁庚同志的报告，向我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第一手情况，而且对政策界限划得也比较清。习仲勋同志在历次会议上讲话都提到，对于思想过激的青年，不要把他推到敌人方面去，应该以教育为主。因此，我认为可以同意袁庚同志的意见，请习仲勋同志批示。”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得到了相关中央领导人分别画圈，周为民总算逃过“有关部门”制裁。

周为民在蛇口受到重用，先后担任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蛇口工业区董事副总经理兼港务公司总经理，蛇口安达公司董事长，蛇口招商国际旅游公司总经理，蛇口招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要职，但并没有完全“逃过'有关部门'的制裁”。他继续受到有关部门的监控，一直无法办理护照，以致他在蛇口工作十年后才首次获准去隔岸相望的香港出差。
周为民协助袁庚进行了民主选举蛇口工业区领导机构的试点。他还邀请王军涛、谢小庆、王之虹等人赴蛇口进行企业诊断、人才评价，设计人事体制改革方案。周为民化名'甄明'在《蛇口通讯》上发表《向袁庚同志进一言》，发起党报可批评监督本地一把手的“新闻自由”改革，为后来《深圳青年报》勇于发表《我赞成邓小平退休》作了思想启蒙。
“六四”以后，蛇口成为保守派攻击的一个焦点。袁庚离休，周为民也告别了蛇口。此后，他一直从事投资管理方面的工作。

陈子明

萧虹／陈子明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八中初一学生。 1968年去内蒙古牧区阿巴嘎旗插队六年，担任过羊倌、马倌，后来任赤脚医生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陈子明说：“我的思想的转折点发生在1970年。经过对陈伯达事件的深入思考，我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和制度就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1975年，他和朋友徐云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 1976年4月2日，北京化工学院通知陈，他的事情已确定为反革命性质，开除学籍，将于4月7日由学校派车送往通县永乐店农场劳动改造。

“在四五运动中，本来打定主意只能做一个追随者甚至旁观者，但是在风云际会中，最终还是成为一名积极主动的参与者。”

在群众的要求下，陈子明等四人被推选为代表，进小楼去和联合指挥部谈判，愤怒地谴责了他们收花圈、捕群众的罪行。他们严正提出三项要求：一、全部交还人民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二、立即释放因悼念总理而被捕的群众，三、严惩毁花圈、捕群众的罪魁祸首。谈了十几分钟，毫无结果。他们走出小楼，向群众宣布了谈判情况。

其他几位谈判代表后来都被捕了，陈子明在4月7日被送往永乐店农场劳改，没有再次被捕。

1977年1月，陈子明在妹妹、弟弟掩护下，在天安门木板墙上贴出《四五运动亲历记》五千言小字报，要求为四五运动和邓小平平反。 1977～1978年，他和朋友们一起，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质问法西斯》等，抨击当时掌权的中共党内“凡是派”和北京市委。

1979年，陈子明与周为民、王军涛等人共同创办民刊《北京之春》，任编委会成员、时事编辑。

他在《北京之春》第一期发表的《四五运动回忆录：永久凖备接受时代的考验》中写道：“'四五'精神决没有过时，更不能抛弃，因为仇恨'四化' 、破坏安定团结、对抗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势力还存在，我们只能向他们进击，否则'四化'只是空话而已。”

魏京生被捕后，陈子明在《谁是害群之马？ 》中写道：“如果听任某个领导人、某个政府部门随意违反法律程序，今天以言论罪抓几个人，明天以思想治罪抓几十个人，后天就会抓几千几万人，就会剥夺所有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重蹈'四人帮'的老路。”“真正的'害群之马'，就是那些与人民大众的愿望相违背，对于封建独裁专制和'官僚社会主义'顶礼膜拜的人。”

1980年，陈子明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后改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读分子生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并担任研究生会主席。与此同时，他积极发起了北京高校竞选人民代表的民主运动。在陈子明的推动下，民刊《北京之春》和《沃土》有近十人参加竞选，有三人当选区人民代表。

1981～1983年，陈子明参与、发起“中国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组”和“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所特约研究员。 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兼《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杂志编辑。同年协助王之虹创办北京市自强实业有限公司和北方书刊发行公司。

1985年创办民办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任两校联合校务委员会召集人。两校函授学员约23万人。

1986年，陈子明创办民办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任常务副所长。同年发起建立青年政治学研究会（筹备组），任召集人。

1987年，创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先后任所务会议召集人、所长兼社会学部主任，同时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理事长、中国民意调查中心主任。

1988年，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三所出资接手《经济学周报》编辑与经营，何家栋任总编辑，王军涛任副总编辑，陈子明任总经理。

1989年“六四”后，陈子明被当局通缉和收容审查，1990年转为逮捕，1991年以“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94年5月，当局以“皮肤搔痒症”为理由将陈子明保外就医，以换取美国取消有条件最惠国待遇。 1995年6月，为了表达对李登辉访美的不满，当局将他再次投入监狱，尽管此时他已查出癌症，刚刚做了手术和放疗。 1996年11月，在克林顿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同一天，官方再次将陈子明“保外就医”——实质上是“监狱搬家”，既不允许他外出，也不允许他在家中会见除直系亲属外的亲友。

2002年10月，陈子明刑满释放。 2004年4月，陈子明与何家栋在北京市通讯管理局备案“改造与建设——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至2005年8月初，网站受到各方面好评，日点击数超过五千，正在办理扩容、数据库转移服务器之际，网站被封。陈子明在被监禁和剥权期间，以各种笔名发表文章几百万字。

毕谊民

萧虹／毕谊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发生了林彪事件。他在《沉重的回忆——记1976年“四五”运动》中写道：“社会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在哪里？我的未来在何方？现实与说教的反差使我开始怀疑、开始思考。”

叛逆的思想发展到1976年清明，便导致了对行动的渴望。 “在欺骗和谎言的社会，人们只有在天安门广场这特殊的环境才能感受到真实。我也在纪念碑东侧贴上了自己的小诗，并留下了单位和自己的名字。”

4月5日镇压，他是在夜晚民兵包围广场和纪念碑挥棍打人后跑出来的。 “我悲愤、无奈，写了首打油诗泄愤：打人领得一张纸，举在手中不知耻。试问放到何处去？扔到茅房擦狗屎。”

1977年1月，人群再次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毕谊民也重返广场，他写诗贴在广场正对国旗杆的木板墙上并朗诵。第二天下午，他和朋友骑了三个小时自行车到东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找到“童怀周”。 “童怀周”不是一个人，而是谐音“共同怀念周总理”的二外汉语教研室的群体。出乎毕谊民意料，他在四五运动期间没有被捕，反而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被捕了。毕谊民是1977年北京一月
运动16名被捕者之一。

1977年10月12日，他才被释放，公安局结论是：在天安门广场写诗演讲，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翻案，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8年10月，“童怀周”邀请毕谊民加入《伟大的“四五”运动》写作组，并由北京出版社办了借调手续。他负责书中“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部分。这一部分记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人民群众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斗争，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的过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走访。他拿着介绍信首先到北京市公安局调查，公安局的材料证明，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捕388人，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都恢复了名誉。但另有一些人被关押而未列入天安门事件应平反的行列，因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其他方面的，案子是中央定的。为营救他们，他又持介绍信到公安部和解放军三总部等机关调查，写好调查材料送中南海信访办，还通过《人民日报》内参部记者王永安，以“内参”方式上报高层，很快这些人被放出来了。

通过写作组的活动，他认识了四五参与者周为民、刘迪等人，并参与创办《北京之春》。

1982年他回到北京市粘合剂厂任副厂长，但与“四五运动”、《北京之春》的朋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1987年初，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扩大，他任所务委员。 1987年夏，北京社经所和北京市粘合剂厂成立了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他任董事、所长。北京社经所决定面向西北地区发展，重点做地区经济的发展战略，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技术扶贫。由王军涛和毕谊民带队分批多次到陕北、甘肃、宁夏、青海西北四省考察。

87年底，又成立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基金会，通过民主投票方式选出理事长和副理事长。陈子明任理事长，王军涛和毕谊民任副理事长，他主要负责团队管理的经营和财务工作。

1988年初，北京社经所等接手《经济学周报》，毕谊民任副董事长。接手后不仅把《周报》救活，还成了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和传播的一面旗帜。

关于1989年民主运动，毕谊民回忆：

1989年3月底到4月，他和王军涛正到西北考察。率十个报社的记者团在宁夏采访时得知胡耀邦逝世，他们急返北京。 5月20日，戒严部队围城，陈子明、王军涛和毕谊民开会，对形势做出基本判断：和平解决已不可能，镇压不可避免。要保存团队的实力，工作要有分工，分为一线、二线，毕谊民绝不能介入，要把“家”看好。

6月4日凌晨5点，毕谊民接到王军涛电话，绕了三个小时赶到雅园饭店，开车拉着王在各个大学找人，把王丹、刘刚、包遵信、刘丹红等人分批都接到自己家安置，从家中拿出衣服让王丹等人换上，分发给每人一些钱，把他们转移到房山县窦店镇苏村。

6月11日毕谊民回京，发现被跟踪。他知躲过了在厂门看守的警察，辗转到河北山区，要把刘刚转移到刘想去的青海藏区。

第二天一早，二人到保定火车站买了到西宁的火车票，约好晚上火车上见。不料晚上毕谊民到火车站感到气氛不同：军警把车站围个水泄不通，严密盘查。他上了火车，从前到后找了三遍也没见到刘刚。第二天才知道刘刚前一天被捕。他赶快打开刘刚让他保管的包，里面笔记本上记着自学潮开始至“六四”前后的日记和人员通讯录，他赶快撕碎冲入马桶……

毕谊民在温州打工一年半，躲过了通缉。 1991年2月，官方凖备正式审判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毕谊民返回北京主持了后援工作。他的朋友给王军涛介绍了著名大律师张思之先生，王之虹请了吉苏皖和高晓风律师为陈子明作无罪辩护。
毕谊民向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包了西苑饭店两个大房给律师用。他和朋友们开会确立了基本原则：一定要打好这场官司，绝不能留下历史的遗憾。一要对陈子明、王军涛负责，为他们争取最好的结果﹔二要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留下真实的一页，经得住历史的评判﹔三要对自己负责，说真话，承担责任，留下人生的清白。他们的正义、勇敢和负责精神，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为“六四”留下了真实的证言。

1991年2月12日，当天开庭当天宣判，王、陈各被判13年徒刑。毕谊民等人协助他们上诉。 3月18日，二审维持原判，毕谊民和王之虹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陈子明的申诉书……

他办了一个公司和三个企业，就业人员三百多名。这期间，凡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只要有需求，他都尽力帮助，代表陈子明、王军涛和这个团体承担的社会道义与责任。 1993年初，王丹被提前释放，过了两天就到毕谊民的公司上班任公关部经理（后王丹又被抓并被判刑）。

贺延光

萧虹／贺延光是文革中的1966年初中毕业生。 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困退”回北京。在家里待业一年多，分配到崇文区化学纤维厂当工人。半年后厂里搞“老中青三结合”，就让他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
1976年4月1日上午，贺延光带领厂里80多名职工，抬着自己做的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并带来悼词。贺延光回忆说：“我们送花圈的第二天，就发现官方把我们的花圈和悼词收走了。这就激发了我把悼词又重新写了一遍，然后裱上塑料膜，又偷偷贴上去。… …那时候我一天去广场两三次，上午、下午、晚上，中午要回家吃饭。后来，还带上了照相机。……那几天我一共拍了四个胶卷。”

四五运动被血腥镇压后，崇文区派了专案组到化学纤维厂，对贺延光实行隔离审查，5月6日，贺延光被正式逮捕，关在陶然亭公园旁边半步桥的北京市第一监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在监狱中，对贺延光进行了密集的审讯。 “一次一次地审讯——当天，审到半夜﹔第二天，上午审、中午审、下午审，晚上又审，几乎除了吃饭时间，连轴转，夜里审到一两点、两三点﹔我那段时间被审讯了49次。审得我又累又疲劳。……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的案子看的这么重。原来是工厂里有人揭发我，揭发我的信到了吴德那儿，北京当局的四巨头——吴德、倪志福、丁国钰、吴忠都有批示。”后来贺延光听公安局的人说，刘传新有一个第一批枪毙的名单，其中就包括他。
贺延光回忆：1976年12月4日这天，单位来车接我，直接把我送回家。我们这个三四百人的小厂，由于专案组进驻，搞清查，一百多人受到牵连，三个人被抓，当时是一片白色恐怖。在我回厂前，他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认为我是对毛主席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还要在群众中接受改造，他们是这个调子。 ……过了时间不长，局里就找我谈话，让我到手表壳厂去，过去的事就不提了，还是当革委会副主任。

“直到1978年3、4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来手表壳厂找我聊天安门事件。他们向我透露，当时要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团中央筹备组就向老团中央书记、当时任党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征询意见，胡耀邦建议说，“十大”一定要有一批反“四人帮”的年青人参加进来。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参加，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平反天安门事件阻力很大，他们希望挑出一个案子来，作为撬开天安门事件这个门的敲门砖。
直到1978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和崇文区区委联合召开大会，宣布为贺延光等三个人正式平反，一夜之间，贺就成了全国新闻人物。 “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我们这几个人却平反了，这是一个信号。那个时候我就一天到晚受邀去作报告，部队、机关、学校、大学……我一共作了70多场报告。当时只要时间安排得开，我是来者不拒，有时候一天上午、下午、晚上，每次起码讲两个多小时。我的问题解决了，可那么多人没有平反，整个事件还没有平反，你给我提供这个平台，我就不会拒绝。最大的一次是在首都体育馆，有一万多人，是北京市委召开的大会。”
“10月12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关于我的长篇通讯，题目叫做《暴风雨中的海燕——记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16日，团十大召开，我成了主席团成员，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听团中央组织部说，胡耀邦看了我的发言后批示，像这样的人应当进团中央委员会。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后，还有许多人找我去讲，我就一概拒绝了。我认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贺延光1979年调到北京团市委。 “人们都跟我说，我很有仕途前景，但我觉得我非常不适合在机关工作。……呆了一年多的时间，1980年《北京青年报》复刊，我就要求到那儿去工作，很快就如愿了，当上了摄影记者。”1983年他调到《中国青年报》，“在中青报的20多年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进入媒体的时候，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党的宣传工作者。在中青报，让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我不再认为自己是喉舌，我不能去鹦鹉学舌，我也不认为自己是谁的工具。道理很简单，工具是不需要思想的，但是媒体恰恰是人们最需要去寻找思想的地方。从中国转型期这三十年的社会变化，从我自己的经历看，过去受到的那种教育，就是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党、一个领袖身上，这是绝对不行的。”
贺延光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他认为自己1980年代比较得意的照片是《小平您好》和《民主进程》。 “1984年的《小平您好》，新华社30多个记者没有一个拍到的，后来挨了批评。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也没拍到，后来补拍。现在经常见到的，包括《邓小平画册》也是用的我那张。还有1988年的《民主进程》，台湾代表黄顺兴在七届人大的大会上发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出现反对的声音。他站起来，走到代表席走廊里的麦克风前发言。”

“《九八洪水》，就是九江决口。我的报道成了独家新闻，报社领导为此做了三天检查。后来朱镕基有个指示，不能向群众隐瞒灾情，这事才不了了之。开始挨批评，后来又评上了当年中国新闻奖的特别奖。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违反纪律到特别奖》。奖不奖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及时把真相传播出去。… …”
贺延光在1986年获得“全国十佳摄影记者”的称号，四次获全国好新闻奖，三次获中国新闻奖。


李西宁

记者萧虹／李西宁在“文革”期间下乡插队，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南京大学数学系，1975年8月毕业，留校担任系团总支书记兼新生的政治辅导员。这个时候，李西宁的思想就非常活跃。

3月25日《文汇报》影射攻击周恩来后，李西宁召开团总支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群众展开抗议活动。四百多工农兵学员，抬著总理的巨幅遗像到梅园去悼念周总理，随后标语遍及南京市。

中共南京大学党委1976年5月22日给江苏省委的《关于追查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幕后策划人的初步情况报告》认定，数学系教师、政治辅导员李西宁等人是南京事件的罪魁祸首。李西宁等“我校少数人在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所起的极坏的带头作用，绝不是偶然的，是早有预谋，早有反革命舆论准备的”。

4月21日，李西宁被捕，坐了整整8个月的牢房后，于12月21日被释放出狱。继北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江苏省委才为南京事件平反。学校开了表彰大会，授予‘与四人帮斗争的英勇战士’称号。

从监狱出来，李西宁决心不再搞政治辅导员，而要重新捡起专业。但是官方却要他走从政的路，先是让他当校团委副书记，后来又要他当团省委副书记。李西宁一再婉拒，转回系。

李西宁虽回避政治生涯，但仍然充分表现出政治灵敏性和正义感。他积极为徐水良的平反而奔走。“我想，如果徐水良是无辜的，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否则，作为一个公民，我会感到良心不安。”“在我们这帮人的催促下，徐水良获得释放。徐与我在学校里见了一面。我对他说：我们与你素不相识。把你救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保卫民主，声张正义。”

李西宁反对封闭西单民主墙，并且仗义执言地为参与办民刊《北京之春》的团中委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等人辩护。他写道：关于自发刊物的问题，我觉得要定义清楚一些，不能一概而论，还要维护宪法的起码尊严。在没有删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之前，宪法仍然是神圣的。

1980年12月7日，南京大学中共党员选举十二大代表候选人。从各系提名汇总的五个候选人──匡亚明（校长）、章德（校党委书记）、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作者）、郭令智（南大副校长，地质系教授）、李西宁──中票选出三人，李西宁被选上。

“我深深知道，人们选我有两个道理：一是南京事件，二是我敢直言。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我的思想。或许，当我讲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之后，人们就怕给我投票了。在全系党员提名会上，我讲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我认为，我们党要想进行自我改造，已很难进行了：一方面暮气沉沉，一方面杂质太多。为了能使国家前进，能使执政党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要允许各党各派办报纸。”

1981年后，李西宁渐渐远离了政治，出国已经二十多年了，远远地、默默地观望着。“我知道，我以及类似我的一帮年轻人，思想还是很幼稚。嘴上充斥著‘民主’与‘自由’，却并不了解民主的真谛，更不知道如何在中国这个古老封建的国家实现民主。再加上文革时年少失学，使得我们天生不足，不懂人文历史，不懂现代科学。因而，当务之急是学习，而不是到处贩卖道听途说来的词语。我出国有三个目的：（1）拿PhD，使自己有可进可退的本钱；（2）了解西方，学习民主；（3）结识一帮志同道合者，回国后打入高层，和平演变。谁料到，先是1986的胡耀邦蒙难，后是1989的枪声，我终于彻底放弃了，从而走上独善之路。”李西宁现为加拿大历克大学计算机教授。


孙庆祝

萧虹／四五运动时，孙庆祝18岁，是北京八十六中的学生。

　　从1976年3月19日，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出现一个普通花圈，到4月4日，北京市民扶老携幼、父子相随、夫妻同行、成群结队地涌向天安门。孙庆祝一直密切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心情越来越振奋。4月5日上午，当群众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向小灰楼进发时， "我被在场群众的激情感染，也不由自主的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去。”

　　孙庆祝在《历史的转折──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中写道：
　　当群众冲到小楼时，已有两排工人民兵和一排解放军战士沿小楼的墙边站在那里，又调来了一个营的卫戍部队和部分公安警察，两千多名工人民兵。示威群众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冲了几次，都没冲进去。有人建议派代表去和他们谈判，最后确定了由陈子明、侯玉良、赵世坚、孙庆祝四人为代表进楼去谈判。群众把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举过了军人的头顶，代表们就从七八排军人的头上、肩膀上翻过人墙，进入了小楼，提出三点正式要求：“一、归还全部花圈；二、释放所有送花圈而被捕群众；三、严惩昨晚毁坏花圈、抓走群众的策划者。”

谈判结果令群众非常失望。当代表们走出小楼介绍，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冲进了小楼，并在后院找到十几个花圈。孙庆祝把侯玉良领回家吃饭，返回天安门广场时，小楼冒起浓浓黑烟，门窗被点着了，停在小楼边的车也被点着了。

　　当晚镇压时刻到来。天安门广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九点三十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命令，广场上的灯全部打开，各路队伍出动包围纪念碑周围的群众，挥舞着皮带、棍棒，顿时惨叫声、呻吟声、抗议声响成一片，有的人已被打得头破血流。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被镇压了。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后说：“君子动口，有时也动手。”但他没有命令军队开枪。他可能想不到，他此时的政治对手邓小平，会在13年后命令坦克和装甲车，压过青年学子的血肉之躯。

4月18日早晨七点钟，5名警察闯进孙庆祝的家，把他拖上一辆吉普车。“这一天我终于切身体会到了人性残暴的一面，也理解了共产党内高级领导人彭德怀、贺龙、罗瑞聊、薄一波、习仲勋等及无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的心情。从那天起，我真正长大了，开始学着思考问题。”

　　孙庆祝在监狱中完成了自己的成人式，使他从一名政治上还比较幼稚的高中生成长为一名为中国民主而奋斗的战士。

　　孙庆祝出狱后，参与了民刊《北京之春》的活动。在1980年代，他和陈子明、王军涛、刘迪等一起，参与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活动。此后，他一直从事国情调研方面的工作。

刘迪

萧虹／刘迪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亲刘隽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代理处长，是中国医学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文革开始时，刘迪是北京二中老初三的学生，1968年去山西定襄县插队落户，一干就是八年。

刘迪在《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正气的表现》中说：“1976年2月我办病退回到北京，当时刚把户口转入北京，其他事宜正在办理中。”

　　“当时有许多北京的青年和我一样是出于一种义愤，一种血性参加到运动中来的，就是要借助悼念活动，借题发挥，反对‘批邓’，反对‘文化大革命’。……面对封建法西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

　　陈子明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中写道：在四五运动中被“四人帮”喉舌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之一的知识青年刘迪，本来也没有凖备出来挑头，但是当他发现一个拿着半导体话筒喊话的青年“已受人注意，为了掩护他，就主动拿过话筒，指挥队伍来到（联合指挥部）小楼前。”他在楼外领呼口号：“给人民以纪念总理和先烈的权利！”还宣布了三条纪律：“一不许打人；二不许破坏公物；三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他站出来指挥，一是行侠仗义，为了掩护其他人脱离险境；二是为了防止运动走向极端，被当权者抓住把柄，但是，当权者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照样把他作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坏头头”予以逮捕。()

　　四五运动之后，刘迪被当时也在天安门广场的邻居揭发，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对他进行了通缉。5月24日，他在山东泰山被捕，押回北京。在监狱里，刘迪的骨头是最硬的。《人民日报》记者的《天安门事件真相》写道：“他们要刘迪出卖同志，写诬蔑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刘迪痛加驳斥。”童怀周主编的《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写道：“曾被全国通缉的天安门事件‘要犯’刘迪，在狱中始终坚持天安门事件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对自己反对‘四人帮’的所谓‘罪行’供认不讳。当预审员威胁他：‘你这个邓小平的殉葬品，粉身碎骨，死有余辜’时，刘迪毫不在意地回答说：‘你枪毙我好了。’”刘迪还和预审员开玩笑：“供认阮籍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这个阮籍经常借酒以发泄对社会不满，一共有七个人，经常凑在一起，号称‘竹林七贤’。预审员真以为得到了什么重大线索。”

　　刘迪于1977年3月23日被释放。他是因天安门事件被捕者中释放最晚的几个人之一。刘迪于1978年底加入民刊《北京之春》编委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之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都设在刘迪的家中。

　　刘迪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这个团体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他并没有卷入1989年的民主运动。然而，公安机关还是将他抓进了监狱。1990年5月，刘迪被释放。1991年当局审判陈子明、王军涛期间，刘迪参与了为张思之等律师寻找证人证言、凖备相关材料的活动。

李盛平

萧虹／李盛平是六六届老初三的。1968年初毕业分配，到北京铁路局当火车司炉工，跟车八年。他对“文革”很早就产生怀疑。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李盛平在天安门广场拍下了一百多张照片。“在四五运动的那几天中，一个是抄诗，一个是照相。当时我的手受到了严重烧伤，正好有时间十多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我在广场上张贴了《周总理，你站起来吧！》的诗作。比较突出的一件事，是我们几个朋友制作了一个‘民族英魂’的条幅，摆放在纪念碑的正中央。”

1977年1月6日，李盛平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贴在王府井大街，这是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为邓小平平反的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是在我家写的，我们是在凌晨很早的时候贴的，我们自己带着糨糊什么的。大字报的署名是‘革命接班人’。后来用这个名义又写过几篇大字报。其中有1月8日张贴在天安门前标语塔上的《人民万岁》。这篇大字报批判了汪东兴和吴德等人压制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言论。……后来（1月中旬前），我们又在天安门木板墙上贴了诗和我们自己油印的四五诗抄。”()

“西单民主墙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是我们贴的。题目是《捂得捂不得》。捂得和吴德是谐音。在四五运动期间，镇压的决策是毛和‘四人帮’做的，具体的执行者却是吴德，因为他当时是北京市的党政一把手，参与了镇压的全过程。”

1978年9月，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前两个月，李盛平自己收集材料，写了近十万字的《四五运动史》初稿。10月，与白晓朗、严江征、毕谊民等人一起参加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的写作组，以及大型图册《人民的悼念》的照片收集工作。在纪录片《扬眉剑出鞘》里，选用了他拍摄的多幅照片。

1978年底，李盛平参与发起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并筹资筹纸印刷了铅印的《北京之春》第一期。
1980年10月，李盛平在北京率先开展人民代表竞选活动，并在北京大学一分校选区当选西城区人民代表。在《推荐李盛平为人民代表候选人的公开信》中，韩志雄（四五运动被捕者、共青团十届中央委员、《北京之春》副主编）写道：“从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底，他写了许多文章，采用各种方式抨击党内‘凡是’派和保守势力，要求为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平反昭雪。大力宣传经济改革、民主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主张废除等级授职制、干部终身制和封建特权制。他坚决支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改革人大立法的各项建议，综合各方面意见，他提出一个《关于人大组织法的建议草案》。这充分表明，他在政治上是严肃认真的。他认为现代化和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大学毕业后，李盛平先后在《百科知识》杂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担任编辑。同时进行历史学研究，侧重于中国古代和西方文官制度的研究。曾与陈子明、杨百揆等合着《西方文官系统》、《职务分类与人事管理》等书。
　　从1984年起，与陈子明、王之虹等共同创办北方图书发行公司、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1987年，创办北京社会和科技发展研究所（李盛平任所长，李锐、苏绍智、于浩成、冯兰瑞、丁守和任顾问，黎鸣、张显扬、孙立平任学术委员会正副主任）。

　　李盛平主编了《二十世纪文库》、《企业家丛书》、《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丛书》、《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与资料丛书》、《现代文化丛书》、《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等丛书，推出了数以百计的学术着作和译作。他还主持编纂了《中国现代史辞典》、《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等工具书。

1988年11月10日至13日，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等单位发起组织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李盛平、闵琦、王军涛、陈小平、张钢、周舵、孙立平、郑也夫、黎鸣等人负责，包括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温元凯等共300名专家学者参加。这是在1980年代完全由民间机构筹办的最大规模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六四”镇压后，李盛平于1989年7月5日被捕，1990年5月9日获释。

王军涛

萧虹／四五运动爆发时，王军涛还是一名高中生，是班里团支部书记，深受当时不满情绪影响，认同异议看法。那时，中学要搞社会调查和勤工俭学。这些都使他了解到中国现实的问题。1976年清明节前后，王军涛组织了两个班学生去天安门举行活动，他写了七首诗，影射毛泽东，悼念周恩来，攻击“四人帮”。

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大批判在我的班上也展开了。但同学们嘻嘻哈哈，大都是开玩笑，走过场。我还写了一首藏头七律诗，每句头一个字联起来是，誓为真理奋斗终生。……我知道自己很快将会被捕。那时，甚至有些焦虑，为什么还没有动静？”1976年4月16日，这一天终于来了。

　　同年11月26日，王军涛被释放。“没有平反，但也没有保留任何记录。回到学校，我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我没有接受去部队的安排，而是选择去农村插队。”
1978年秋天，王军涛双喜临门。他以高分考上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他的冤案获得彻底平反，作为“四五英雄”代表，参加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团中央候补委员。

1979年初，王军涛担任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副主编。他把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宿舍作为《北京之春》的联系地址。

1979年10月，魏京生被判刑后，王军涛为《北京之春》第九期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指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应容许别人批评或‘攻击’（当然不应当污蔑与陷害）。否则，于国于民都不利。”文章向司法部门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在和平时期（我国未进入战争状态），非国家机要人员与外国人进行接触，谈到国家情况，是否可算泄密罪；第二，泄密与提供情报，特别是出卖情报含意是否相同；第三，出卖情报与背叛祖国是否同罪。”

　　在1980年底的北京大学基层人民代表竞选运动中，胡平、王军涛、张炜是众多竞选者中最耀眼的明星。王军涛发表了比较完整的政见，提出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目标。

　　无论家庭出身还是本人政治经历，王军涛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在体制内发展。但是他在精神上彻底反叛了“体制”；1984年，他放弃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的“组织关系”和“单位人”身份，脱离了“体制”。

　　“1984年，当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后，我立即辞去公职，南下武汉创办这样的独立实体。经谢小庆推荐，蒙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章开沅先生邀请，我到武汉尝试创办以教育为基本资源的智力服务企业。后来又转到武汉大学创办江夏夜校，我担任校长。我当时计划创办一所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多样化的人才培训学校’。而后，我又转到武汉发动机厂作企业诊断顾问。最后，我受聘担任湖北省政府规划办公室秘书长助理，为九个县市制定发展战略编写纲要，进行培训。”王军涛丢掉“铁饭碗”南下武汉，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搞社会调查，二是为团体发展建立新的生长点。王军涛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直接推动了武汉的民主运动，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校长和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给予他支持帮助。但是他的活动也导致湖北省当局专门下文件，让档案不在武汉的人离开。

1986年，王军涛回到北京，参加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的工作。1987年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兼北京社会经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并被聘为延安地区经济顾问。

1989年4月，王军涛正在西北考察，与宁夏乡镇企业局寻求合作项目。胡耀邦逝世后他才返回北京。虽然王军涛预计到八九民运的悲剧性结果，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其中。正如陈子明在狱中给王军涛的律师证言中所写：“王军涛在1989年5、6月份参与在学生和政府之间的斡旋，完全是本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与历史责任感，出于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与爱护，出于协助政府处理棘手问题的好意。他深知由于自己的过去经历，最容易被有关方面误解自己的动机与目的，但是他素来有一身侠气，看到一些青年学生由于幼稚与亢奋而陷于险恶的境地，他作为北大学生尊敬的‘老大哥’，不能不冒着风险，把他们拉出来。”

　　王军涛于1989年10月被捕。1991年2月以“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判刑13年。1994年4月“保外就医”前往美国，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和尼曼学者项目中做访问学者；1996年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梅森学者，攻读公共管理专业；1997年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比较政治学博士专业；2000年获哲学硕士和政治学博士候选人资格；现已完成关于九十年代中国新保守主义的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