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艾尼1976年：三个人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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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三个人的纪念碑

　　汉白玉砌成的巍峨坚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了8亿人对过去十年的控诉和对一个国家未来命运的揣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1976年4月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太阳被厚厚的云层遮住，天色阴霾而清冷。

　　30岁出头的刘志琴，站在东厂胡同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门口，她裹紧了外套，和六七个同事一起走出单位大门。

　　一个男同事抱着自己做的花圈，上面写着：纪念敬爱的周总理。

　　大家都默默地走着，没有太多言语。

　　刚刚拐到东单附近，马路两边就已经摆满了花圈和挽联。刘志琴他们也把自己的花圈排在那里，继续向西走。

　　路上的人群似乎心照不宣，大家的目标很明确---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

　　“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站在被无数花圈和挽联层层包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刘志琴举起照相机，对着这几句手抄诗按下了快门。

　　此时此刻，她的心里，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悲痛，但是比悲痛更折磨人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

　　她凝望着汉白玉砌成的巍峨坚挺的纪念碑---它原本是对历史的纪念，在这个时候，却成为了8亿人对过去十年的控诉和对一个国家未来命运的揣测。

　　送花圈、抄诗词、传照片

　　1976年1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家里看书的刘志琴被邻居敲开了家门：“快听广播，总理去世了！”

　　刘志琴清楚地记得，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几分钟里，整个宿舍楼几乎毫无声息。几分钟后，嘤嘤的哭声从个别房间里传出来，马上就连成了片。

　　望着窗外的夜色，刘志琴的心里生出一种绝望感。作为一个以研究历史为职业的人，在“文革”初期，她曾是坚定的支持者。“在60年代末的那几年，我是一个多么‘左’的人，我是多么地拥护那场革命。”

　　但是，“林彪事件”让她深受打击。“一个光荣、正确、伟大的时代，从那天以后，在我心里就结束了。”

　　于是，像周围不少知识分子一样，她把希望寄托在当时已经健康状况不佳的周恩来身上。当这个精神支柱也倒下后，人们陡然陷入不安和彷徨。

　　在4月5日前的两三天里，刘志琴每天下了班就往人民英雄纪念碑奔，“那里每天都聚集着数以万计的老百姓，堆满了无数花圈和挽联，到处都贴上了纪念总理的诗词。我用照相机拼命拍照片，看见什么拍什么，大概有几百张。”

　　在那几天里，几乎所有的北京市民，在工作之余主要干的事就三件：送花圈，抄诗词，传照片。

　　那个时候有照相机的人还是少数，看见刘志琴有照相机，一到了广场上，就有很多陌生人向她要照片，“只要你看见背着照相机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你管他要，或者跟他交换照片，他都会特别热情。”她就曾碰上一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对方主动把自己照的照片给她看，过了两天，还把很多照片重新洗了一套，送到她的住处。

　　很多年后刘志琴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以“童怀周”命名的16人小组成员之一，后来他们编印了《天安门诗抄》。

　　4月4日上午，刘志琴突然接到单位领导的紧急通知：一律不许去天安门参加纪念活动。 她隐约感觉到，一场风暴将要到来。

　　“中国一定会变好，我当时就相信”

　　4月4日下午4点多，位于广渠门的二轻金属模具厂里，青年工人遇罗勉正准备收工回家，突然大喇叭响了起来：所有的男民兵下班后统一留在厂里待命。

　　遇罗勉问了几个人 ，隐约听说是天安门要出事，男民兵都要准备着夜里去天安门广场。

　　下班后，暂时没有得到上级命令，工人们只能“撮堆儿”玩牌打发时间。遇罗勉没有加入他们的队伍，一个人静静地呆着。

　　他忘不了1968年1月5日的早上，他的大哥遇罗克，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时的情景。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大哥。

　　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公开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革”爆发后，遇罗克在1966年下半年，又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激烈地批判了控制着当时社会主导思想的血统主义，也就是血统论。他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提法。而作为遇罗克最小的弟弟，正在上初中的遇罗勉，当时也被打入了“反动学生”的阵营。

　　在那种政治氛围下，遇罗勉和他的家人已经预料到，大哥恐怕“不会落个好下场”。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他们全家都意识到事情不妙。在被半公开地跟踪了半年后，遇罗克终于被捕。

　　那以后，遇罗勉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大哥的消息。当时他在陕西插队，他们一家的通信还在被监视中。所以1969年底他回北京探亲时，跟父亲商量好，如果大哥被判十年徒刑，父亲就在信里写“小霞回老家了，十天以后回来”，如果大哥被判死刑，就写“小霞不回来了。”

　　结果，遇罗勉刚回陕西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上面只有一行字：小霞不回来了。

　　事实是，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接到信，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直到今天，遇罗勉仍然无法平静地回忆那件事。

　　或许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当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反应与刘志琴截然不同，“我很平静，不难过。中国一定会变好，我当时就相信，只是我看得到看不到的问题。”

　　在4月4日那天晚上，遇罗勉一直反复回想着过去的事情。突然，组长召集大家开会：“凌晨可能要去天安门帮助执法，走之前，每人从保卫室拿上一根棍子。”散会时，组长又交代说，差不多就行了，打不了咱就跑。

　　其实那几天，遇罗克和同事每天都去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时候觉得特痛快，我不是纯粹为了纪念总理，而是在发泄我的委屈和不满。我发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有那么多人都和我一样愤愤不平，我们就一起骂，一起喊口号。”

　　他觉得，那时的纪念碑下，很多人都是在抒发心中憋屈太久的怨气。

　　天快亮了

　　在纪念碑下的人海里，有一个叫王晶的中年男人，默默地看着热烈的人群，一语不发。

　　王晶的妻子卞仲耘，60年代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1966年8月5日，她被学校里的红卫兵学生们打死了。这也是“文革”开始后，全国第一个老师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的案例。

　　当王晶赶到医院时，北京市委来人把他叫到一边说，群众运动，要正确看待。

　　王晶当时什么都没说，第二天，他用尽积蓄，在王府井商店买了一架照相机。

　　他把妻子身上所有被殴打的伤痕、家里贴的大字报，逐一拍了下来。“我知道当时没处说理，但是要留下证据，不管过多少年，最终我都要为她讨一个公道。”

　　1976年4月4日深夜，他静静地站在妻子的遗像前，想着白天在纪念碑周围看到的沸腾人潮，和那些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甚至有人公开支持正被批判的邓小平，他突然觉得，天快亮了。

　　而此时在工厂待命的遇罗勉，也在午夜时分接到了最新通知：不用去天安门了，事情已经解决。

　　“四五运动”后，遇罗勉所在的工厂开了个大会，宗旨是让大家互相揭发，谁曾经去过天安门参加“反革命活动”。老厂长在讲话后话锋一转，表示要“说几句代表我个人的话”。

　　“我没有去过天安门，我相信我们厂里的工人们，也不会去那里，而且我也没听说，没看到谁去了那里。”他这样说。

　　结果，那次大会开得非常平静，揭发的结果是，没有人去过天安门。

　　刘志琴所在的社科院近代历史所里，也在进行类似的“批判总结大会”，要求每个人对“四五运动”进行反思和谴责。担任分组讨论小组长的她，潦草介绍了一下上面的要求，结果大家的眼睛不是看着窗外，就是盯着自己的脚，没人说话，于是她马上宣布散会。

　　“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刘志琴回忆说。

　　4月5日之后的很多天里，天安门广场仍处于戒严状态，中山公园也停止开放。当刘志琴骑车穿过天安门广场去上班时，那里已经没有了花圈和人群，但洁白的纪念碑仍然骄傲地伫立着。

　　她清楚地意识到，从这个春天起，这个国家或许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