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谈文革与改革”座谈上的发言/李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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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连续6起残杀学校幼儿园的孩子的事件，事件本身无须细说，它表明的是这个社会烂透了。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社会必须要改变。怎样改变？

现在有一个和文革相似的地方，就是有两大派，一派叫左派，一派叫民主派，用一句老话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思想认识的不同，因为这中间没有谁要维护资改路线下的大资产阶级。现在有三面旗帜：一面是左派的旗帜，一面是民主派的旗帜，还有一面叫特色旗。特色旗是臭不可闻，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唾弃它的。从左派的角度看，真正的敌人就是资改路线下的大资产阶级。

我在广州接触到几个左青，就是年青的左派，也叫毛派。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青人，我问他,你怎么成为左派的？他告诉我，他大学毕业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后来同学给介绍了一个公司，同学在他见工前告诫说，履历不是最重要的，见工时关键是“相面”，就是看你能不能当奴才，会不会是“搞事”的人。他点头哈腰地进了这个公司，无法忍受，月薪一千多块，经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他换了几家公司，都是这样，他得出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他认识到只有打倒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才能抬起头做人。什么叫阶级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这不光是个概念的问题。还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学女教师，除了当老师，自己还开了七间商铺，雇了七八个小工，卖女人的饰品。我一听就明白，资本不大，场地是租的，货源是佘销的。我说，你混得不错呀？怎么搞左派呢？她说，她七间铺子差不多都有黑社会来收保护费，找过公安和城管，都含糊其辞，就是给警察城管“红包”，也只能暂时地解决问题。后来她认识到，这还不仅仅是黑社会分子，警察和城管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她要追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巨富，没有十亿也有八亿，52年出生，农民子弟，上过商校，改革后从国企下海经商至今。他接触的层面比前面说的那两位高很多，都是大商人，大官。他说，还是要搞毛泽东那一套，现在奸商太奸，贪官太贪，社会太黑。我说，如果搞毛那一套，你的财产就要完蛋。他说，我过去拿30多块的工资，大家差不多，社会很好。现在还那样的话，别人过得我怎么过不得？他不是左派，从他身上反映的是如果不单单从个人利益看问题，也应该能看到问题的症结和出路。

左派和民主派在观点上的区别，民主派认为，中国没有民主，如果能把形式民主落实，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左派认为，根本问题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搞公有制还是搞私有制，民主虽不能少，也只是维护制度的手段。这两钟观点在未来的很多年里会不断地碰撞，我们在这里不必作结论，不必争谁对谁错。最后结果可能谁也看不到，因为我们这些人年纪都很大了。不过，这三十年来，很多问题也显示出来了，在现实面前大家的认识还会有提高的。

我还是念准备好的稿子，不然这样信马由疆地谈，会不知不觉地占了别人的发言时间。

阶级斗争，有人认为没有这回事，在座的有的人可能感受不强烈，因为退休了，或到了社会其它层次而不在生产的第一线了。一切政治和思想的斗争都是财富产生过程中阶级斗争的反映。如果到为改革开放创造辉煌的前沿，也就是工场，工地去看一看，可以看到剥削和压迫是赤裸裸的。有人不否人阶级斗争，但主张阶级合作，把阶级斗争纳入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宪政民主”的架构里，以为这样劳动人民就好过了，这样去想阶级合作，我看就跟港产片里阔少爷爱上了平民少女，亿万富翁的千金嫁给了穷小子一样天真可笑。

无产阶级要把资产阶级改造成劳动者，这本来是很人道主义的，但有人说这是侵犯了人权，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确实，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剥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非常清楚这是对抗性的矛盾。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民主是规范在其宪政以内，超出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民主是不行的，而所谓“国家化”的军队和警察是其宪政的基本保证。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就是革命，就是夺取政权，剥夺资产者，如果说革命“不人道”，难道压迫剥削是人道的吗？

前几天我看了一篇评《墓碑》的文章，《墓碑》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的所谓揭露三年困难时期共产党的暴政的，极右势力吹嘘如果这本书能在大陆发表，就不再有人相信毛泽东和社会主义了。评者说，书中所列举的史实部分是真实的，问题是右派一贯搞246法，什么叫246？就是把135隐去，只讲246。例如说一个人，把这个人的工作学习等活动隐去，只说这个人的吃饭和拉屎，于是推论你是造粪机——你只会吃饭和拉屎，不是造粪机是什么？你看，这逻辑性多强。中国革命是个天翻覆地的伟大革命，基本上改变了千百年来压迫剥削人的社会，毛泽东时代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威胁中，在一个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迅速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对这些都视而不见，这能说是客观的吗？在这个时期是发生了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的失误等严重错误，问题在于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去看待，很多同志像爱自己的孩子对待社会主义，帮助他改正错误，继续成长；有的人却是怀着刻骨的仇恨，用246法砸板砖，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有人认为马列毛主义的理论陈旧了，其实要比较左右两边的思想资源，右边的思想资源老旧得多。人权，自由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在打倒封建制度的世界大变动时期是好东西。但一百多年来，阶级关系改变了，在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要在消灭私有制的前题下讲人权和自由，否则就是假的。资本主义，只能说曾经是好东西，我个人看法，中国在明朝时发展资本主义就对了，孙中山时搞都晚了，世界被列强瓜分完了，你到哪里去掠夺，你没有能耐压迫剥削其它国家民族，凭什么到今天能控制全世界的各种资源，以无比的财富来缓和自己国内的阶级矛盾，忽悠虚伪的人权，自由？

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的划分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富国剥削穷国，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资本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问题。我们也能通过这个理论理解：第三世阶国家不可能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你是第三世界国家，就不要去做那个瑞典梦，指望资产阶级给你什么福利社会。人民要解放，就要打倒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首先要打倒走资派。只有搞社会主义，人民才有真正的民主和尊严，中华民族才能自强于世界之林。

在实践上可以有高度的灵活性，但在基本的思想理论上一定要彻底。我看我们有些同志有点不彻底，以为右派知识分子宣扬的破烂货是什么“新的理念”，结果是，不同意右派的观点，自己却在右派的话语结构里面打转转。我这几年的体会：世界上涉及政治思想的学问只有两种：一种是教人压迫的，一种是教人造反的。这是毛主席说的，我用这个方法去识别五花八门的理论观点，终于从有些迷茫变得不那么迷茫了。

我的话讲完了。


［ 作者：李江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5    更新时间：2010-5-20    文章录入：黄土高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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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文革与改革/向望明  


李江提出的这个话题，确实太大，涉猎的范围太广，它不仅涵盖了共和国的历程，且也包含了我们这代人生活的最精华部分。因此，要谈，就必须找到一个准确的切入点，才能将话题清晰地展开。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改革开放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因此，现象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那么，我就仅先从回顾改革开放说起，作为抛砖引玉。只有说清楚了现在，才可能看清历史。

   共和国经历了1976年10月6日事件后，一个新的政治集团占领了中国最高政治舞台。

   当时的中国人，从中央到老百姓，全都对多年持续的政治运动厌倦。由于1972年联合国对中国的接纳，也曾间接地将西方世界的繁荣风貌向中国隐隐地掀开了一角。因此，结束政治运动，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当时思想界普遍认为，中国政治体制违背了马克思的学说理论，不应该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成为中国大地普遍呼声。这，就是当年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

   在这背景下，要想改革开放，首先应该从最简单不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农村开始试行。而且，必须解放思想，让一部分敢闯的人得到实惠，作为改革成功的号召力量的榜样。因此，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方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推行了联产责任承包制。农民被集体束缚的生产积极性，在鼓励个人发家致富的政策激励下，为自己，充分地发挥到了极致。原来为集体未来发展而留存的集体经济资产，已不复存在，原来为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力资源，都回归到农民自己的财富创造之中。特别是农贸市场的开放，更为自主生产的农产品提供了获取资金的渠道。农民以自己能操纵的资金，驰骋在资金管理严谨的计划经济的工业体系中，如鱼得水。农村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部分胆大的，无视于法规约束的农民，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政策鼓励下，通过对集体与国有经济体系的渗透贸易，获取了暴富的原始积累。

   农村改革的短期成功，极大地鼓励了决策层。特别是国门的自由开放，一个全新的自由奔放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撞击着共和国传统拘谨而稳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人们纷纷为这些新的观念鼓舞，为自己追逐这些口号式的新观念而时髦自得。特别是中国的所有政治精英，都曾是毛泽东时代的受冲击者，他们以一种报复泄愤的心态，对毛泽东时代进行了无限夸张的贬损，更让整个舆论引导了人们对西方“自由”的盲目痴迷。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受益者，曾经深受旧社会压榨，对“翻身”有切身感受的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却已被边缘化，失去了左右舆论的舞台。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就在他的拥护者没有舆论话语权的现实中，而被一边倒的伪舆论恶意涂抹。

   终于，在1984年，中央开始了城市的经济改革。

改革的思路是，在社会主义集体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体制不变的前提下，为了充分发挥企业管理人员及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其主导思想是，认为原有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没有起到奖勤罚懒的作用。干好干坏一个样），实行“承包责任制”。即，制定承包议定书，完成了承包任务，按协议提取奖金。这样，既便于承包人有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与先富起的农民企业竞争，也可以发挥个人的劳动积极性。愿望是良好的。然而，具体操作的结果是，承包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承保利润，瞒天过海，致使大量的集体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产品积压，赊欠，诈骗频繁，最后形成的恶性三角债链，几乎让中国的所有企业窒息。

城市经济改革的步履维艰，“民主”精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共和国的信仰缺失，决策层对“摸着石头过河”的下一步的犹豫，使中国政治彷徨，经济徘徊。最后，终于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次大的政治运动。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事变，苏联解体，中国一部分老共产党人开始重新回顾毛泽东的教导，，即，帝国主义随时可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中国的老百姓开始重新审视改革开放的得失。那些一心砸破工人阶级的“铁饭碗”的精英们，并未给共和国带来繁荣，安定。人们开始了唱红歌，挂毛主席的像，寻求精神寄托。中央也开始了“社教”运动的部署。

   就在共和国即将重新开始对改革开放进行新的反思时，1992年，一个退休的伟大老人，到深圳发表了一通关于改革必须坚持等类容的谈话，严厉地表达了对“改革开放”过慢甚至停滞的不满。态度是强硬的，语言是有震慑力的。

   经过短暂的沉默后，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些谈话，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南巡讲话”。从此，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纪元。1993年初全面的改革开放，由于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探索，经验不足，引起了经济失控，导致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即使鞍钢这样的国营巨头企业，也险遭灭顶之灾。中央全会不得不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指导方针，一再因势修正，终于变为现在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国家再也无力对大量的国有巨亏企业输血了。最后，以改制成为新的改革方向，大批国有企业，以合法与或不合法的方式，变为私人所有。

    共和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终究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是变成为这种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现在了。

    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毛泽东曾经对自己的事业在他死后的担忧。（每个人都不愿自己一生的追求最后付诸东流）

    因此，他就在他的生前，不断地以政治运动灌输他的理念。从而让人们不断地为他的理念激动，向往。

   现在，我们的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几十年来，再也没有社会主义理念的灌输，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有任何感觉，还怎么让他们为特色社会主义奋斗？他们知道的就是有条件就移民到美国，欧洲。

   想到我们这代人曾经信仰过，理想过，我们曾有过那样充实金色的年华（宗教般的美丽虔诚），看到现在的青年思想状态，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真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共产主义灌输教育运动，而不是像这样三十多年来各种思想任其在没有一个全民共同信仰的散乱状态下自由发展，我们的年轻一代，是否也会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到老，到死还是这么关心国家前途。（无论观点如何，忧国忧民的性格是一致的）

    这就是我认为文革运动的作用。

    无论对它的结论如何，它成就了一代人的忧国忧民的思想。

（限于十分钟）


［ 作者：向望明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23    更新时间：2010-5-21    文章录入：黄土高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