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贞治：1962年包产到户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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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罗贞治，访问者：田毅
来源：FT中文网

　　在很多人印象中，“包产到户”起源于1978年安徽小岗村，这并不准确。其实，在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此前至少还有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时间分别是1956年、1959年和1962年。

　　这“三起三落”中，尤以1962年那次包产到户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在人们心中印象也最深。

　　1962年，毛泽东请秘书田家英带领17位同志去农村实地调查，大家发现包产到户在很多地方展开，至少有“十大优越性”。但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激烈抨击“单干风”，可谓两条治国思路分歧的又一大标志，直至十年“文革”。

　　如果说我们刊发的第一篇口述史中，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讲述了1951年围绕着土改后农村是否、何时和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刘少奇等高层有不同观点，最终确立了农村集体化道路。那么可以说，1962年的这次包产到户的起落，就是建国十年探索后，历经欣喜与彷徨甚至苦痛后的百姓与领导的再实践，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次思索结果是苦涩的，但其必是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潜在的重大关节点。

　　这段包产到户的历史、各方面的态度及决策过程不但为年轻读者不熟悉，在中共党史和当代史中也属挖掘不多的领域。

　　建国六十年之际，亲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7人中央调查组成员之一的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贞治先生接受了FT中文网编辑的访问，83岁高龄的他向我们一一道来，丰富而深刻。

　　比如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他们时要求此次调研“脑子里不要带着什么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如在湖南调查时，群众一致强烈地要求“搞包产到户!”又如调查组结合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列出包产到户“十大优越性”;还如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高层领导对包产到户的支持等等。

　　不过，遗憾地是，如果包产到户1962年即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那样，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的中国农村改革，势必提前17年!

　　往昔历历在目，如此激荡，如此警示。

　　简历：

　　罗贞治，1927年生于四川资中县，14岁入四川省资中师范学习，17岁任小学教员，1948年考入国立四川大学。1952年，参加川西新繁县农村工作队，后为该县县委会政研室主任。1952年调入四川省农业厅，1954年至1962年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交通部等单位工作，其间下放“五七干校”。1980年后任农垦部(后归入农业部)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田毅(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以下简称田)：罗老，您从1954年至1962年在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了9年，又参加了毛泽东部署的1962年那次中央农村调查，对当时部分农村包产到户情况应有深入了解，能和我们谈谈这些往事吗?

　　罗贞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以下简称罗)：你这个话题提得很好。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率先实行的，而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回首平生我所做的事情中，最难忘的，莫过于1962年从春到秋大半年时间里，两次参加中央调查组所做的农村调查。因为这次调查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并与31年前农村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在事实上连为一体。

　　当时调查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在因“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危害加上自然灾害，致使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遭到崩溃性的严重减产和衰落后，如何能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而调查后的主要收获就是，发现了包产到户情况不仅在部分农村存在，并有很大的优越性。

　　田：这次调研的背景非常重要，经历几年饥荒，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部分省的领导已经向毛泽东反映“大包干”，毛比较慎重，重点在思考“脚(生产小队)去生产，腰(生产大队)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样的“小调整”问题。而你们取得这样的呼吁“大包干”的调查结果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能否先介绍下中央调查组的构成呢?

　　罗：1962年仲春3月，我有幸被派遣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部署、由他的秘书田家英具体组织和领导的一个中央调查组，赴湖南省调查研究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调查组除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外，还有从中央各有关部门临时抽调来的17人。我当时在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一处工作。我们农村工作部参加这个调查组的还有第二处处长王录、副处长裴润、王涵之和《农村工作通讯》编刊室的刘显谦，连我共5人。

　　田：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部门，也熟悉农民、农业和农村情况，那么，调查是怎么开始的呢?

　　罗：中央调查组于3月上旬出发，途经武昌停留了十来天。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我们不明白停留下来的原因，后来猜想可能就是为了等待毛泽东接见。在这期间，田家英请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与稀水县委书记给我们报告了湖北省和重点县稀水农村的情况。讲的内容比较平淡，印象不深。

　　出京时，裴润带上一份由农村工作部一处收集整理、经部领导审批并打印分发给各处(室)参阅的文件。其内容写的就是因“五风”危害加上自然灾害，前几年全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及其恢复任务的艰巨性。到武昌后，田家英看了这份材料，十分重视，仔细对重要句、段标明用黑体字排版，全文铅印出来，分发给调查组成员人手一份，并让裴润在会上向大家做了讲述，旨在增强大家对此次调查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和责任感。我是当年年初在农村工作部收集整理材料和起草这个文件的执笔人，感触很深。

　　田：之后你们就在武汉见到的毛泽东?

　　罗：对。待到3月22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调查组的全体成员。那是东湖宾馆梅花岭公寓的一间会议室。毛泽东先到了那里，我们到达时，他迎候在门口，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满面笑容，慈祥和蔼。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国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参加了这次接见。

　　我们围绕着毛泽东成一个半圆形徐徐坐下。毛泽东按照田家英事先为他准备好的名册一个一个地点名，点到谁谁就站起来，以便他注目认识，了解是哪里的人，什么学校毕业，做过哪些工作等。当看到以前在延安就认识的柴沫时，他说，“是老朋友了”。当认识到调查组中最年轻的宋士堂(当年28岁)时，他说，历史上从来都是年轻人打败年老的，三国时代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和周瑜两人的年龄都不大，两个年轻人联合起来打败了一个老曹操。我们年轻干部听了很受鼓舞。

　　田：可见毛泽东对此次调查的重视，他对调查本身谈了什么意见呢?

　　罗：在认识了调查组每个成员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都是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好哇!知识分子成堆也不太好。似在告诫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千万不要脱离工农大众。讲到调查组下去如何做好工作，我记得最重要的他说了两点：一是脑子里不要带着什么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二是下去要同当地干部相结合，不要乱指挥，可参加一点轻微的劳动。

　　最后，毛泽东高兴地和我们调查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在我的一生中，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只有这样的一次，因而是值得特别珍惜和永远怀念的。

　　田：你们在湖南农村调查选择的具体地点是哪里呢?

　　罗：毛泽东接见后的第二天，调查组一行便南下长沙，在那里住了两三天。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给我们介绍了全省农村的情况，并从省里派出几名干部，参加此次调查。3月底，调查组到达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旧居。然后，兵分三路，分别下到具有革命圣地意义的三个生产大队：一个是湘潭县韶山大队，是毛泽东故居所在地;一个是宁乡县炭子冲大队，是刘少奇故居所在地;第三个是湘乡县大坪大队，是毛泽东外婆家所在地。这3个大队虽然分属3个县，但相距不太远，便于工作上的联系。

　　我被分派到大坪大队的小组，组长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副组长是人民日报社的肖风，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丁伟志、孙启佑，省里来的丁培根以及湘乡县里来的几名干部。到大坪后我被指派跟随肖风到瓦子屋场生产队蹲点。肖风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很有革命经验，我和他在这次蹲点调查中可算是配合密切，合作得很愉快。

　　田：做调查一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上边想的和到实际中看到的时常有很大不同。你们一下基层蹲点，遇到什么没想到的事了吗?

　　罗：虽然毛泽东嘱咐了不要带什么思想框框下去，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我们当时头脑里实际上是有些框框的，那就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以中共中央名义于l961年6月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和于1962年2月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的若干规定。按照原来的部署，我们本来是打算从了解“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和问题入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殊不知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自有它客观存在的实际需要，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田：这个“实际需要”具体指什么呢?

　　罗：那就是群众向我们提出的包产到户要求。我们和生产队的干部、群众交谈，首先摸清该队一般的工作和生产情况。经过贯彻“六十条”，特别是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又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确是明显提高了，生产、生活情况也都有了好转。但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

　　当深入讨论到如何迅速恢复生产问题时，一个出乎预料的问题，立即摆上了议程。即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异口同声，一致强烈地要求：“搞包产到户!”这在当时是一个讳莫如深、非常敏感的问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没有思想框框的只有农民群众。

　　田：确实如此，农民群众是最没思想框框的了，但当时回答这样尖锐的问题很难啊，特别是你们作为中央调查组。

　　罗：面对这一尖锐问题，我们感到非常棘手，不敢有什么表态和作为。是支持和赞成吗?我作为一个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已有8年多的干部，是知道其中利害的。有多少农村工作干部因为支持或提倡包产到户，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又有多少党政军干部，因为鼓吹包产到户或指责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不好，在1959年秋冬之际被划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即使是与农民群众有共识，又哪有天大的胆量敢支持、赞成他们搞包产到户呀!

　　但是反对和不赞成吗，那又有什么理由!开始我们确实是不赞成的。我们搬出了很多理由，企图说服群众放弃搞包产到户的要求。如要搞好集体生产，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搞单干，那样会产生两极分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只有保持集体经营的大规模生产，将来才能实行机械化，包产到户、手工劳动，效率太低等等。

　　田：农民群众什么反应呢?

　　罗：群众对我们讲的这些大道理，一概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搞社会主义，首先得吃饱饭，吃不饱饭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说少数人发了财，多数人还受穷就是两极分化，那也比大家捆在一起都受穷那样不分化的好。搞机械化么，那是哪年哪月的事情，到哪座山唱哪个歌，现在莫去想它。他们指出集体干活“大呼隆”、统一分配吃“大锅饭”等许多弊端和实行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使我们不能不信服。想说服他们不要求搞包产到户，真是“难于上青天”!

　　既不敢支持和赞成，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反对和不赞成，我们一时陷入了两难的窘境。现在回顾起来，我们真是幼稚可笑的。在群众眼里，恢复生产是那样简单、易得的事情，我们看来却成了解不开的大难题。

　　田：但最终总要有个答复啊。

　　罗：是的。就在进退维谷、一筹莫展之际，是肖风首先讲出了应当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的主张。

　　他当时讲的理由大意是：毛主席在武昌接见时教我们脑子里不要有什么框框，这个指示是很英明的，我们应当照着去做。既然生产队的干部、群众一致认定包产到户能够尽快恢复生产，他们讲的很有道理，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驳倒他们，又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就应该突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维持集体统一经营的旧办法，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老是前怕狼，后怕虎，那岂不是思想框框太多了，怎么可能搞好调查研究呢!毛主席如果了解到这里的真实情况，他也可能会支持包产到户的。万一不行，大不了是丢掉“乌纱帽”，戴上个“右派帽子”什么的，那也应当无所畏惧。

　　肖风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者，他对毛泽东武昌接见时对我们嘱咐的理解，比我深刻和实际得多。经他一指点，我茅塞顿开，完全赞同了他的观点。于是，我们把调查研究的中心内容转到了深入了解为什么群众会那样强烈地要求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究竟有哪些好处方面来。经过同群众推心置腹地共同研究和讨论，确实增长了不少的知识。

　　田：肖风的说法很有智慧，也有勇气，不简单。但你们不仅面对农民，还面对着上级，该怎么汇报呢?“说服”他们更难吧?

　　罗：所以大约在4月中旬，由我起草，经肖风修改，写出一份我们在瓦子屋场生产队蹲点的调查报告。其核心内容是干部、群众认为实行包产到户的十大优越性，大概为：一、不用每天安排和分派农活。二、不用吹哨、敲钟或呼喊社员上工。三、不用每天晚上开会搞评工记分。评工记分耽误了很多时间，有时大家闷着头都不发言，有时又争吵不休，引起矛盾和不团结。四、不用监督、管理和检查社员干活的质量，社员自己会认真尽力地干好农活。五、社员干活不会你看我、我看你，比着“磨洋工”，也不会再“大呼隆”，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六、不会再吃“大锅饭”能真正做到多劳多得，农民搞生产会有很高的积极性。七、由农民自己当家作主安排农活，劳动自由了，休息时间也多了，还可以多搞些家庭副业，增加收入。八、农民自主决定采取哪些增产措施，能够抵制“瞎指挥”的危害，避免许多无效劳动或得不偿失的劳动。九、能够多打粮食和增产其它各种农产品，完成统、派购任务不会成问题，可以为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十、能够使农民普遍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农民交售的产品多了，城市人民的生活也会改善。生产队适度提留一些“公益金”，“五保”户、特殊困难户的生活也可得到适当的解决。

　　田：好一个“十大优越性”!你们这个报告上交后引起什么反响?

　　罗：这份报告交上去，在调查小组内部汇报和研究工作中传开后，顿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开始时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只占少数，我们处于下风。田家英从韶山徒步跋涉来到大坪，倾听意见和了解争论情况。他对争论双方先不执是非可否，只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把这场争论引向深入。后来也流露出了一些他支持包产到户的心情，讲了“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加可怕”的话。经过几番思想交锋和反复辩论之后，赞成支持包产到户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我们的意见被小组领导人高禹采纳，再由丁伟志综合整理，写进了大坪大队整个点上的调查报告里。回想肖风当年在调查组内慷慨陈辞，大讲包产到户的好处，与不同观点据理争辩每至声色俱厉、面红耳赤，我由衷地佩服他能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为农民的利益、疾苦鼓与呼，确有一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

　　田：之后您们又去了安徽无为县，我曾经和1978年的无为县第一书记，后来的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先生请教过，他也说到了60年代初安徽那次包产到户对1978年再次包产到户的巨大铺垫作用。

　　罗：对。6月上旬，我们在湖南的调查实际上告一段落。田家英为了进一步弄清包产到户问题，又派出裴润为首、有丁伟志和我参加的3人小组，赶到安徵省无为县去调查责任田问题。我们到无为县看了3个人民公社的一些生产队，脑子里留下几点深刻的印象。

　　那里遭受“五风”破坏的情况比我们在湖南所见到的严重得多。集体经济一点家底也没有了。到处见到破屋残墙、困难时期饥饿致死者的新坟和遗下的孤儿，凄惨景象犹存。对于在前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领导、支持下1961年搞起来的责任田(即包产到户)，群众普遍反映“责任田好!可以多打粮食。”搞了责任田，生产有所恢复，生活也好些了。而责任田的“五统一”一般都没有统起来，实际上是分田单干，各奔前程。一些孤寡老病户则依靠亲友、邻里帮助把田种上。

　　新任省委1962年3月做出的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不得民心，基层干部和群众竭力在那里顶住，没有执行。他们强烈地要求保留责任田，不要“改正”。有的则请求将“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缓期执行，等两三年生产搞好了再来“改正”。我们对了解到的这一类情况，经共同讨论，由丁伟志起草，写成一份一致同意的调查报告送给了田家英。报告中反映了我们赞成保留责任田和分田到户的思想倾向。据裴润后来讲，田家英赞成了我们的观点。

　田毅(以下简称田)：上次谈到了1962年，您们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到农村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包产到户积极性高涨，最后调查人员认同了这个观点，甚至总结出“包产到户十大优越性”。那么，你们是几月回京的?对这些情况高层有何态度呢?

　　罗贞治(以下简称罗)：我们从安徽回到北京，大约是6月底或7月初。当时各地包产到户呈现加快发展趋势。机关里关于各地包产到户传闻、呼吁的议论，已是“满城风絮”。邓子恢两次派人到安徽省调查了责任田，写出报告向中央建议推广责任田。他坚定地认为，实行责任田式的包产到户，是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的最佳选择和光明道路。他在一次农林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中，引用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生动诗句，来表达他找到包产到户办法后内心的喜悦。

　　使我最兴奋的是一天下午，在部机关北门口碰见了王录，他高兴地对我说：“你们在安徽调查的报告写得好呀!少奇同志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很支持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王还说，他和裴润将参加田家英主持的《关于恢复农村经济十大政策》的文件起草工作，文件的内容不仅包括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分田单干。

　　与此同时，传来了刘少奇在6月里的一次讲话中讲了“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的主张。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讲到，现在“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2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支持，推助了包产到户逐浪高涨。当时全国农村已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农户大约占到了30%

　　田：看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高层意见趋于一致，那么派出调查组的毛泽东呢?

　　罗：那年7月中旬，我再次被派遣参加了赴四川农村调查的一个3人小组。碰巧了，这个小组的领导人又是人民日报社的肖风。听肖风说，这次调查是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部署的。我们在四川农村的所见所闻，与春天去湖南、安徽调查的情况大同小异。从四川农村调查后再回到北京，已是8月立秋季节，记得我们在人民日报社整理最后一批调查材料时，中央己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判“单干风”的消息已经传了下来，肖风仍然坚持把调查材料整理好，准备往上报告。终因形势所迫，只能不了了之。最后我与他握别时，他说了句“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

　　田：当时广大基层干部也有不少人赞成包产到户吧?

　　罗：你说的完全正确。据我所知，当时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的广大中、下层干部中，有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就是安徽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6月，钱让能上书毛泽东，竭力保荐责任田。他在致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责任田与初级社、高级社相比，在制度上更加合理，更加完备了。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的新发展和进步。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关心个人利益，责任田正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民所普遍乐意的，最简单易行的就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只有如此，农民才易于理解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农活都是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直接关系，并且马上就能兑现。过去的办法主要就是靠评工记分。实际上产量不到田、责任不到人，评工记分就不能真正搞好。钱让能的这个报告，充分表达了当时全国5亿多农民的心声。他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太湖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并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水平，多么难能可贵呀!

　　田：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毛泽东点头支持发出号令，制定发布允许包产到户，一定会一呼百应，使包产到户1962年即可在全国农村迅猛推广开来。

　　罗：是啊，那样，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的农村改革，势必提前17年!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的决策却是棋错一着。

　　当7月份毛泽东从外地回京，田家英向他汇报湖南调查情况并陈述自己的建议即主张有领导地搞包产到户时，毛泽东很不高兴。他不仅忽视农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没有采纳身边秘书和左右一些老战友的合理建议，反而在8、9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狠批“单干风”。他指责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再一次错误地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坚决要把包产到户的浪潮平息下去。

　　对“单干风”的批判，使得当时农村中颇有生气的包产到户行动和呼吁包产到户的声浪一下子又被打进闷葫芦里，渐趋销声匿迹了。竭诚推行包产到户，本应是有功无过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遭到了“拆庙搬神”的惩处。部机关立即被撤销;担任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立即被罢官，铸成又一个千古奇冤(直到1981年3月才得到平反昭雪)。这一不幸的消息传来，部机关大楼顿觉“门前冷落车马稀”，呈现一片凄凉景象。我作为鼓吹了包产到户的一个一般干部也感到十分心悸，前程茫然。

　　田：我们很疑惑的是，毛泽东的思路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从开始的“不设框框”，到现在的完全打倒，深层原因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罗：包产到户本是顺乎民心、合乎国情的一件大好事，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那样难?实行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推动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魔力又为什么那样大?我也一直在问自己，我感到有两点初步的心得和体会：

　　第一，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加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方式，导致一套封闭经济制度急于求成的建立和长期固守，使得包产到户屡遭扼杀，根本不可能实行起来。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点是：消灭私有制，在建立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用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方法来推动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这个理论从未得到实践成功的验证。100多年过去了，私有制、货币、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都没有被消除。

　　时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仍然受到上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拘束，又受到前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在农村中急于求成地建立起来并长期固守的所谓“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人民公社及其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都是封闭式而不是开放式、自给性而不是商品性的经济组织。其封闭性首先表现为封闭式的产权制度。即集体公有的土地、资本金、固定资产等，只能由集体集中统一经营而不许将其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开来，采取承包、租赁、借贷等方法实行更加有效的分散经营，更不允许自由买卖。包产到户只不过是把这种封闭式的产权制度打开一点点缺口，就被视为大逆不道——走资本主义道路。谁要是实行或支持搞包产到户，则不论官职多大，地位多高，上至国家主席、三军元帅，下至生产队干部和一般党员，都会被视为“阶级敌人”，遭到严酷的批判、斗争、被剥夺政治生命，甚至惨遭人身的迫害和摧残。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包产到户怎么可能不被扼杀而得以实行呢!

　　第二，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扩大，打碎了原有封闭式的劳动管理和就业制度，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形成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不妨仅就农村中最主要和最活跃的生产力——农民自身所有的劳动力的解放和发展为例。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中劳动管理和就业制度的封闭性，突出的表现为将几亿农民全都封闭在社(队)区域内狭窄的土地上，常年只干着低效率的农业劳动，过着低收入的穷苦生活。许多人温饱不足，却不允许他们离开土地搞非农产业，更不允许流动到城镇或发达地区去打工、经商、从事服务业等。中国国情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众多，而人均耕地、牧场等很少，隐藏着极多的剩余劳动力即生产力。但在上述封闭式的劳动管理制度下，都年复一年地被封杀、窒息而蒸发掉了，根本没有显现和发挥出来。这真是天大的浪费和损失!更是导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并拖累国民经济走向了崩溃边缘的一个根本原因。

　　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冲破了封闭式的产权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让农民迎来了“第二次大解放”(第一次大解放是推倒“三座大山”完成土地改革等)，激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而，空前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经营效益。导致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涌现出来，四出谋求出路。他们或离开土地，就近搞起多种经营或乡镇企业，或进入城镇、发达地区从事务工、经商、服务业等。离开乡土的“民工潮”，一年胜过一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几亿农民的“第二次大解放”，就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多种经营的快速发展，也就没有农副产品的日益丰富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更没有巨量农民工和“民工潮”的涌现。而正是这些，促使城乡现代化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的突飞猛进，加快了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由此可见，30年来，推动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来自农民大众的“第二次大解放”(当然还有城镇改革开放及其对封闭式经济制度的打破)。

　　田：可以说，包产到户甚至并不是1962年才有的新生事物，它是伴随着农村高级社的经营管理问题而与之俱来的。而我们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历史代价。

　　罗：在包产到户浪潮于1962年秋后被打压下去16年后，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为首又第四次兴起。这次占到的天时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没有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打压，有了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小岗的星星之火很快扩展成燎原之势，迅猛席卷了全国农村，并完善成为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成了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坚持实行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30年来，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而尽管当年这次狠批“单干风”没有像1959年秋天“反右倾”那样层层往下传达并扩散到广大农村，乃使当时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得以基本上按原计划进行，到1965年胜利完成。但从1963年开始为期三年多的农村“四清”运动和接踵而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农村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的政治斗争不绝如缕，包产到户被压制和窒息了整整16年!在这期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遭受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其中的教训更是极其深刻的，至今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和反思。

　　邓小平有一段名言：“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也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我们今天的谈话缅怀了毛泽东晚年狠批“单干风”的一个错误的经验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行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对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历史的宝贵财富，我想是有益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