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燕燕 读李慎之反右和文革时期交代材料

大笨狗

注：《炎黄春秋》2009年11期有同一作者的同题文章

　　这两年，李慎之叔叔的子女在收集整理他们父亲未发表过的文章，包括李叔叔的自述历史及反右和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我的朋友李尔柔（李慎之的女儿）把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李叔叔揭发我母亲郑德芳的交代材料寄给了我。
　　材料一共有四篇，第一篇：《关于我同郑德芳的关系中我错误言论的交代》（时间不详，从内容看写在1962年之后，文革之前）；第二篇：《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8日）；第三篇：《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10日）；第四篇：《关于郑德芳》，文中有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给李慎之的函，还附了李慎之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和1978年11月30日回复对外部的材料。
　　我母亲和李叔叔很早就认识，1946年同在延安新华社工作；1949年到北京，我母亲在新华社对外部，李叔叔在国际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他们即是多年的同事又是老朋友。这些材料部份再现了当时两个人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的言论和思想，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现状，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我想把它们展现给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们，并就其中的一些事谈谈我的想法。

　　关于斯大林问题

　　关于斯大林问题，李叔叔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主要有三点：
　　1、关于斯大林。她对斯大林是十分反感的，同我一样认为斯大林是暴君，对三七开感到难以同意。
　　2、关于“民主”。她认为俄国没有民主传统，人民不知道要求什么权利，斯大林问题与此有关。她认为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得到一点点就满足了。她认为英美的民主不能认为完全是虚伪的，因为它是人民争来的，因此是真实的。最后这句话给了我以影响。这个提法使我确认我们所说的“假民主”之间还是有着“真民主”的成份的。
　　3、关于新闻自由。她和我一样，认为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有些“愚民政策”（我当时用这个说法是听吴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此看法）。
　　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在对我母亲右派问题甄别平反时，曾向李叔叔进行调查核实，30日李慎之回复了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的函》，其中与斯大林有关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二、如我的材料所写，郑德芳确曾说过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愚民政策”的话。反右斗争中，仅仅这四个字，就可以构成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当时曾希望，在新华社这四个字还可以得到谅解，因此我在括号中注明：“我当时用这个说法的来源是听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这种看法”。在这里说得很模糊，我所不敢直说的是，这话实际上是吴冷西传达的毛主席的话，像郑德芳和我这样副主任一级以上的干部应是人人都知道的。我曾多年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央主席讲的话，一个普通党员讲了，就能被划为右派分子。
三、斯大林是“暴君”一类的话，当时是很流行的。为是为非，不妨让历史去证明。当时根据吴冷西传达，胡乔木同志曾说过：“斯大林时代的黑暗残暴，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最黑暗残暴的时代，毛主席日思夜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这话传达范围，不止到部主任一级，新华社现在还有人保存得有当时的记录。我没有听郑德芳讲过什么“中国是君主专制”的话，不过，她曾有一次在扩大编委会上说过，“我们现在是enlighteneddespotism就是开明专制”。这是全场十几名部主任以上的干部都听到的，不知因何转辗相传成了“君主专制”。开明专制指的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从绝对君主制转到立宪君主制过程中的一段时期，在几个有名的开明君主统治下，曾出现了文学艺术的兴盛。当时，吴冷西传达，毛主席曾说过，“我们现在是训政（注1）时期”。我看不出郑德芳的话同毛主席的话有什么大不相同的地方。这次扩大编委会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大概是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吧！1957年，总理曾亲自同我们谈过中国封建专制传统之深。我当时水平低，理解不深，现在才看到这种传统为害之烈。郑德芳的话现在看来也只是浅论而已。另外，1957年，我还没有听说有人因为在编委会上发言而被划为右派或者被打棍子的。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从小就知道马、恩、列、斯、毛是并列的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无论是受到的教育，还是看书看电影，都宣传斯大林是苏联的伟大领袖，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我很敬仰斯大林，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他和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列宁去世后，他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领导苏联军队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在文革中，我曾看过几本“禁书”，其中有涉及到斯大林在国内进行“大清洗”的文章。当时我看这些书是有戒心的，觉得这是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在有意诋毁斯大林，不一定真实。直到文革以后，我看到有关的书和材料多了，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转变，对伟人不再迷信了，才接受了那些残酷的史实。
　　从李叔叔写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右派的重要依据：同意中央确定的对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的，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划成右派。
　　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泽东选集第5卷）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伟人，有了“三七开”的评价，就可以不再追究他的错误了？无论是三分错误还是七分错误，错误就是错误，对错误难道不需要批判和肃清吗？何况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最近，想更多的了解在苏共二十大中，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问题是怎么说的，斯大林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看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还看了其它有关苏共二十大的材料：
　　1955年底在苏共二十大的准备工作期间，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由赫鲁晓夫提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通过调查，“准确了解当时在劳改营里有数以百万计的被捕的人，他们因为什么坐牢？今后拿他们怎么办？”该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彼得·波斯佩洛夫为委员会主任，“他们进行调查，查阅文件，把许多人（包括被捕者和那些进行审讯和逮捕的人）叫来进行审问，查看了据以将人们关进监狱、流放和处死的材料。”调查完成后，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在1935至1938年间，被控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的“人民敌人”被逮捕的有数以百万人，其中几十万人被枪杀！报告的结论是：“我们遇到了难以置信的滥用权力的行为。斯大林所干的事情，是我们任何人也想不到和推测不到的。”（引号内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1956年2月13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由赫鲁晓夫在2月25日上午的秘密会议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注1）
　　以下摘录秘密报告中的一些段落：
　斯大林提出了“人民敌人”的概念。这个术语一出，马上就无需去证明争论的另一方思想上的错误，因为有了这个术语，任何一个在某方面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人，任何一个仅仅被怀疑有敌对意图的人，任何一个纯属受到诬陷的人，都可能受到最残酷的镇压，从而破坏了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这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取消和排除了进行某种思想斗争或者甚至就某个实际问题发表个人意见的可能性。与现代法学的一切准则相反，主要的和实际上惟一的罪证便是被告本人的“供词”，而且后来的复查表明，这种口供是通过对被告采用肉刑而获得的。
　　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其他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按照制造假案的侦察员的口述）给自己加上了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
　　现已查明，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7人被逮捕和处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间），即占70%。
　　报告中列举了很多斯大林大清洗的实例，例如对“人民的敌人”进行严刑拷打，搞“逼供信”；处决已宣判无罪的人；制造“医生谋杀案”；迫害奧尔忠尼启则一家等等等，以证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片名为《伟大的公民》的苏联电影，讲一位叫沙霍夫的苏联领导者如何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后被托洛茨基分子暗杀了的故事。后来我知道，这个电影中的沙霍夫就是苏联著名领导者基洛夫。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也有关于基洛夫遇刺情况的论述：
　　谢米·基洛夫遇刺以后，大规模镇压和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就开始了。……
　　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刺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明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
　　报告中还列举了基洛夫被暗杀后，处理过程中的种种疑点。其中一个是：
　　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者的罪证。
　　我想，如果当时看过或听说过这个秘密报告内容的人，是不能对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无动于衷，不以为然以的。
　　在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也说，“今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并且特别提到二十大“批判了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摘自朱正先生的《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
　　在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有一段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讲话：
　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党中央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存在个人崇拜，只是“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邓小平就各代表小组对党章修改意见作说明时明确说，有些人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早就解决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不可估价的，在危险关头挽救了革命。能不能说因为大家尊敬毛主席就是个人崇拜呢？不能。
　　但其后的结果是：“八大”之后，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推向了顶峰。
　　“八大”结束几个月后，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的“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
　　紧接着，反右斗争就在1957年的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开始了。
　　反右斗争最终造成55万，甚至更多的人被划为右派，而改正这些错误的判决，却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这期间包括这些人的家庭——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甚至亲属朋友，都被卷入运动之中成为受害者。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为什么几个人感冒，要50万人跟着打针吃药？”可悲的是，这场错误的运动至今还留有尾巴，还有一些带帽的右派（注2）没有得到改正。甚至还有人说：“反右没有错，不过是扩大化了。”难道这场运动真是正确的吗？翻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哪一次运动没有错误？哪一次运动不整人？哪一次整人不扩大化？从红军AB团、延安的“抢救运动”、解放后的三反五反、肃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在这些运动期间，还夹杂着多次不同范围内的命题运动，如文化界的“丁玲、陈企霞反革命集团”等等，不都是一批一批的伤及无辜，这岂是可以用“扩大化”这三个字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对于这些错误的运动，哪一次有过真正认真的总结教训，批评错误，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真诚地加以改正呢？“讳疾忌医”是对错误运动的通行作法。
　　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共产党员。文革后期受李先念副总理委托，两次到郑州铁路局做恢复铁路运行的工作。郑州铁路是中国最重要的铁路枢纽，在文革中遭受极大破坏，他临危受命，对恢复铁路运行付出很多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当时由于与某位领导意见不一致受到批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说了一些不满的话，在80年代被开除党籍。虽然保持了他原有的生活待遇，但是作为一个一辈子为党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他把党籍看得比生活待遇更重要，失去了党籍就等于失去了政治生命。老人家如今已经90多岁了，年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诉，但毫无音讯。据说类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在新的“凡是”的阴影下，他们顶着各种“罪名”的时间比右派还要长。
　　有人说纠缠过去的历史没有什么意义，应该向前看，目前改革开放，目标是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社会和谐首先是人心和谐。我们翻看历史，批判错误，是为了不要让历史的错误重演。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更要从思想、理论、社会基础、上层建筑中彻底肃清反右、文革以及类似运动中遗留的毒素。否则当气候条件成熟，个人崇拜盛行，个人的权力大于民意的时候，这样的错误还会重犯。目前在某些政府、某些执政者、某些工作中，不是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着侵犯民权，权大于法的错误吗？
　　胡锦涛总书记说：“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科学正确地看待历史，科学、公正、公平、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以某人伟大而掩盖他的错误，也不因某人犯过错误而掩盖他在历史上曾经做出的贡献，不篡改历史，不掩饰真相，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关于一九六二年的翻案风

　　1962年，李叔叔在《关于我同郑德芳的关系中我错误言论的交代》中，提到了对右派分子的甄别平反：
1961年，我的不服罪情绪抬头。有一次我们不知怎么谈到八大一次会议的情况（郑德芳是参加过大会报道工作的），我记起了李立三同志在会上有一篇发言，其中曾讲起毛主席的治病救人的方针如何伟大，好比对一个有重病的人，施行手术以后，还要给以补药，给予调养等这样一段话（这篇稿子，郑德芳曾处理过），我当时就提到，我们在反右批判大开刀以后还要连续不断地受斗争批判，有点受不了。她说：“柏各庄整了你一番，个把年就调回总社教英文，也就够宽的了。”
　　还有一次，我同郑德芳研究一篇文章。其中有thinkingaloud这个辞。后来我曾对郑德芳说，我想想我的错误也是thinking aloud(“大声地想”或“想出声来了”)，她回答我说：“算了吧，you are not in the position to think那些东西（根本就不该由你来想那些东西）。”
　　郑德芳对右派分子甄别平反，恢复党籍的幻想也是有的，但是远远不像我那样热中。1961—1962年间，我主观唯心主义地观察到的许多“变化”，以及我的许多想法大多是同她议论过的，她也有兴趣听，但是她总是表示，“就是现在有人说我不够右派，我也不愿意再去翻那笔旧账了。”我曾引用龚自珍的诗对她说，你这种心情叫做“中年百事畏重论”。
　　1962年夏天听了广州会议的传达以后，郑德芳关于平反的幻想比较强烈了一些。曾同我议论过，我们划右派算不算是后期。我曾说过，“如果以《人民日报》发表《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社论为界线，也可以算是后期，但是反右一直反到1958年底，我们大概都算不了后期”。我们也曾考虑过是否申请甄别的问题，后来感到还是等领导上找我们的时候再提吧。我曾经把我给冷西同志写信，写来写去写不成篇这回事告诉过郑德芳。她听了以后说“这是要根据党的政策办的事情，你何必自伤脑筋”。
　　郑德芳后来告诉我，蒋齐生同志曾向党委提出请求重新考虑郑德芳的问题，而党委也表示可以考虑。她告诉我说，蒋齐生同志并没有怎么同她商量而纯粹是他自己的看法，她倒是已经想透，只要党没有宣布给右派分子甄别的政策就不必提。
　　我在1962年8月读了《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后，曾经给郑德芳谈过，这篇文章使人想起了党过去的老作风。我特别注意其中关于党内斗争的一段（这一番话，我大概只给郑德芳一个人讲过，她当时曾十分仔细地读了这篇文章）我说“党这几年不像过去那样和风细雨了，犯错误动辄就是反党，处分也太重了”。她说“谁叫你是敌我矛盾”。
　　十中全会以后，郑德芳曾告诉我，蒋齐生曾因为提出申请考虑她的问题受到一点批判。她对自己没有发生过多的幻想颇为得意。以后我们没有再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关于1962年对右派分子甄别平反的事，我以前也听母亲说过。当时因为要给1959年的右倾分子平反，有人就提出反右扩大化的问题，要给右派甄别平反。这引起了毛主席不满，说：哪儿来的这么一股翻案风？至此无人敢再提给右派甄别平反的事。
　　最近看了朱正先生写的《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和一些材料，对这件事才有所了解。
　　196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指示说：
　　关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改造和处理问题，过去因为没有专门部门负责，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适当解决。中央决定今后，由统战部门主管，此事前已通知你们。现在，中央再作如下指示：（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我们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实质上，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明确，必须清醒，不要因为现在给他们大批摘帽子，和一部分上层民主人士的嚷嚷，有所含混。这点是干部在处理右派分子时掌握的方针，不必又普遍展开一次宣传。（二）现在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有相当悔改，应该再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标准，中央已于一九五九年作了规定。处理的原则仍然是，够条件的就摘，不够条件的就不摘。所谓处理从宽，是指基本够条件的也可以摘一批。不是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作没有什么要紧，宽大无边地乱摘一气。请你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掌握。
　　196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7000人大会”。3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题为《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长篇讲话。讲话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正确的总结经验，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说：“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肯定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劳动人民性质，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报告还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要同尊重科学相结合。
　　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这样，就为最近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
　　5月28日，统战部向中央作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央批复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文件规定：
　　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对在1958年以来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坚决予以平反，不要留尾巴。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7月26日写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8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
　　有以下三点，请你们注意：1．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2．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如果表现很坏，怙恶不悛，应该在审查确实后，选一部分恶劣的，再把右派分子帽子给他们戴上。3……
　　薄一波回忆说，“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是否合适’时，毛主席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主席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陈毅同志9月11日谈到他在广州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小平同志明确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而毛主席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1962年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批判了“三风”，即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所作的充分估计）。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对于由中央统战部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提出异议，9月29日，他在关于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写道：
　　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注3）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有了毛主席的话，所有的人再也不敢提为右派甄别平反了，还给一批已经摘帽但要求为自己翻案的右派分子，又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据说，新华社记者戴煌就曾经向党委提出申请，希望对自己的右派问题甄别平反，结果被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再次发配到东北的一个劳改农场。在这次政治风波中，我父亲虽然也为我母亲的右派甄别问题向党委提出了申请，所幸的是只“受到一点儿批判”，但是他终于没有逃过文革这一关，在文革中以“漏网右派”和“为右派分子郑德芳翻案”的罪名而遭到批斗。

　　关于文化大革命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期间母亲和李叔叔很少见面，一是两人从1964年起就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了，李叔叔调到新华社教育处业余外语学校，母亲随新华干部学校转到第二外国语学院；二是在这种非常时期，两个摘帽右派碰头聊天是自找麻烦。就是真的碰上了，也要像地下工作者那样，做到不为人知。当时母亲身体不好，到新华社医务所看病（医务所在教育处楼下），有时到教育处取水吃药，偶尔会碰到李叔叔，如果正巧没有旁人，两个人就会聊聊对文革的看法。还有一次在二路无轨电车中，两人偶然相遇，相约去了当时幽静少人的紫竹院，议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发泄心中的不满。从李叔叔的交待材料上来看：“因为被揪出，被冲击，内心抵触甚大，平常逆来顺受，没有发泄的机会，碰到郑德芳就大发其反动谬论。”这种见面有四五次。
　　1968年底，我母亲因为被她的朋友“出卖”，在二外受到军宣队的批判，虽然没有受皮肉之苦，但还是带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母亲的交代中涉及了有关用嘉庆和乾隆的关系，影射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这件事。审查时军代表追问：你不是学历史的，这件事你是听谁说的？母亲只好说是听李慎之说的。母亲交代后恐怕李叔叔受到牵连而又不知情，就赶忙通过我舅舅转告给李叔叔，让他在写材料的时候主动交代，免受不明不白的追查。以下李叔叔的交代可能与此事有关。
　　1969年4月8日李慎之的《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交代材料中涉及对文革的看法，摘录如下：
郑德芳和我虽然划了右派，虽然后来摘了帽子，但是反动的政治立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并没有得到改造。从学术上到政治上都保留了大量的资产阶级观点，有的还继续发展。60年到外训班以后，我们都爱看洋书，受其熏陶影响，往往互相讨论，郑德芳常称自己是一个有“intellectualcuriosity”（求知的好奇心）的人，什么事都想了解一下，又常说自己的“自由主义”是一辈子也改不了的，又常说自己这一辈子已做不了什么事情，尤其不想再做政治性的工作，只觉得做一个“spectator”（局外观察家）倒是挺有兴趣的。遇到国际国内有什么政治上的大事，她很爱胡作猜测，自称为“sheerspeculation”（纯粹的猜测），我自己并没有与她相同的这一套说法，但是我的态度是与她大致相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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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吴冷西的问题已被揭发，大礼堂也有我的大字报，我精神上十分紧张，但是尚未被揪出。有一天中午，郑德芳来新华社看病后，上楼取水吃药，她告诉我说，她在进门的时候看见吴冷西衣冠楚楚，神气自若，不像有什么问题的样子。我问她，你看文化大革命要搞到什么样子。她说（用英文）:“Awholegenerationofchina′sleftiststobewipedout”（中国整整一代左派分子要完蛋）。这句话给我印象甚深，因为我觉得当时揭发出来的人本来都是“左派”。她还告诉我二外院的一个青年教员，原来是新华社外训班的汪华珍，因为有人贴了她几张大字报而自杀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死人的事情。心中感到恐怖。当时大字报上揭发最多的都是62年的言论。我就告诉她说：当初本来说的是三不，现在却都要算账。她说“二外院有一个老头子，说‘怎么共产党要翻老账的？’”我就说“我本来以为斯大林时代还在将来，不料现在就来了”。
　　这一次对话，内容就是如此，我记得很明确。以后几次，我的印象已全然错杂起来。我只记得，我以后再碰到她的时候，自己已被揪了出来，并且在黄亭子工地参加劳动了。我当时首先关心的是个人的命运，我的最高愿望是能避免重戴右派帽子。因此，每一见到她，就先告诉她我的情况，问她对我的问题有何看法。她几次都是跟我说，“照你的情况，要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屡教不改的了。你就准备戴上帽子吧。然后又开导我，现在要戴帽子的人很多，我们就是不戴帽子也差不多，你也不要太在乎”。然后我们总是互相交流一些看到的大字报和小字报上以及听到的所谓“小道消息”。然后她总要说，“还是来些speculation（猜测）吧！”于是就互相放毒。我现在尽量回忆，尽可能地归类整理交代如下：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初期，我们头脑里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内心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要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两个人一致的看法是毛主席要换继承人。开头虽然看到刘少奇靠边站，林彪成为副统帅，但是过去两个司令部对立的情况还不清楚。（我只记得自己看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很晚很晚了）当时就觉得刘少奇可能不是如我们从前所想象的那样是“左”的而是右了。当时也根本不知道刘少奇一系列的历史问题，就猜测刘少奇“靠边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认为关键还是在“三面红旗上”。当时，看到大字报上和小字报上所揭发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是在“三面红旗”上有反对意见。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并不占多数。就认为毛主席是在这个问题上被刘少奇抓住了把柄，因此毛主席要撤换刘少奇。我记得在62年的时候，曾听人说过“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的报告最受欢迎，林彪的报告最平淡”。现在反过来看，大概是林彪跟毛主席最紧，而陈云他们是跟着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因此，毛主席要选林彪为接班人。当时我曾买到一份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其中讲了许多政变的例子，还说毛主席百年后，谁要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我认为刘少奇是毛主席正式选定了二十年的继承人。毛主席在1959年还亲自提他为国家主席，他继承毛主席完全可以采取合法的手续名正言顺地干。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搞政变。但是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是可能的，因为赫鲁晓夫就是用这种办法来为自己笼络人心的。毛主席现在撤换刘少奇就是为防患于未然。不过我总认为，在57年以前毛主席的记录是百分之百完美的，我实在无法想象有任何人可以有在毛主席百年后做秘密报告诋毁毛主席的可能，但是，反右派，反右倾的“扩大化”和三面红旗“出了问题”却确实给了刘少奇以可乘之机。
　　对于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继承人，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们当时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的材料中看，似乎在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与“老帅”之中，是有人不大“服”的，像陈毅就是有公开言论的一个。我过去早就听说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历史（上）从未犯过任何错误，因此早在“七大”的时候就同毛主席一起是五个得全票的中央委员之一，威望是很高的。但是郑德芳告诉我，她在重庆代表团时，同林彪一起住在红岩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如果还不如毛主席寿长，接班人岂不就落空了。……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我们都为之鸣冤叫屈。我曾说过，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红卫兵对老干部有那么大的仇，昨天还是首长，今天就给戴上高帽子游街。我过去莫说没见过，连想也没想过这种猛烈的打击。郑德芳说：“这也没有什么，无非是Teen-agerbrutality（少年人的残忍性）,对于那些牛鬼蛇神，我认为这些人的问题都是老问题。现在又去翻老账。过去，外国人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方针有一点显著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地方，就是认为人可以改造。现在看起来，我们现在也还是认为人不能改造。有些人明明是越来越老实，现在却把这些人历史上的问题越提越高，好像越来越反动。那以后让人怎么改造。苏联还有点‘法治’，犯罪的人刑满释放也就完了，照我们现在这样，要出了个问题，简直没完没了，只有‘死而后已’。这次运动搞出了不知道多少‘漏网右派’，下次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出不知多少‘漏网反革命’，革命越发展，人越来越坏了”。郑德芳说：“现在做人真没有意思”又说：“我躺在床上常常想，明天早晨起不来了，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痛苦，这样最好！”
　　当时对凡是揪出来的有三反言论的人都说是刘邓司令部的人。这一点，我最为不服。我说：古话云“圣人受国之垢”，俗话说：“当家人是污水缸”，人家对政策有怀疑，有不满，当然都怪到毛主席头上，难道这些人就一定都是拥护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了吗？刘少奇有这么高的威信吗？我还说，最上层的干部，可能有过某些上海话叫做“脚碰脚”的较量，知道彼此的政治归属，下面一点的干部反正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哪个分得清什么两个司令部。我曾告诉过郑德芳：吴冷西在斗争他的大会上，有人问他，他是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他说他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我怀疑他可能真的不知道。我还告诉她，当时新华社都说吴冷西是刘邓提拔起来的。可是吴冷西在1957年亲自告诉我，是毛主席找他谈的话，要他去《人民日报》的，吴冷西不可能对我造谣。我也确知吴冷西至少在57年以前与刘少奇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是胡乔木向毛主席推荐，是毛主席提拔他起来的，现在说刘少奇在西柏坡就看中了他。我实在替吴冷西叫屈。我说，反右的时候，有些高级民主人士说，给共产党工作是“伴君如伴虎”，是“寒蝉仗马”，现在连党内都这样了。
　　我们当时觉得许多“老干部”受揪斗，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实际上是“口服心不服”。典型的例子是陈毅，一外院出的小报上登载了他的一个短短的检查，还说他检查深刻。我们当年那样的检查，群众还说不深刻，自己心里也没有真服，陈毅心里果真能服吗？不过，像我们这样的人，完了就完了，陈毅那样的人服又不服，倒又倒不了，等文化大革命过去，他不翻案吗？何况他自己也说：“我过去反过毛主席，将来反不反还不知道”。
　　对于革命小将、造反派，我们都是看不起，不相信的。郑德芳曾告诉我一些小孩子们嘲笑蒯大富的话，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我自己曾说过，“看看蒯大富给叶林的信，倒是觉得他确有一股剽劲儿，但是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理论水平”。郑德芳还对我说：“你是老造反派”。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提的什么特权阶层，什么大民主，现在不是最吃香吗？”她还说：“你57年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就是你说党的领导人发现自己有问题可以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解决，但是群众如果发现党的领导有问题又该怎么办。”她说：“现在我给你找到答案了，就是‘造反’”。不过，这些话，我们当时是当笑话说的，我们当时的根本想法就是觉得造反派是一片乱哄哄。当时到处出现的两派都是一派自称为造反派，而称另一派是保守派，上面又往往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照我们看来，就根本认为不知道他们造的什么反。……我们都认为造反派里什么人都有，许多人无非是为了争权夺利向上爬，一旦他们掌了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曾说过：“我还是当我的右派吧，这样的革命派我当不了，也不想当”。
　　对老干部是这样看，对革命小将又是这样看，因此，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悲观的。我曾说过，现在说的是反修、防修、挖修根，实际上很可能埋下了许多的祸根，中国的前途也许不会修，然而可能乱。郑德芳说：“只要毛主席活着，中国出不了乱子，一旦毛主席死了，什么都可能发生”。（这句话她是用英文说的）我们对自己的前途也是悲观的，觉得，将来不论怎么变，我们这些人总是第一批要倒霉的。不过，郑德芳曾有点激动地说过：“别看许多人都说如何如何拥护毛主席，将来反过来反对的也是他。还是我们这种人最讲fairplay(费厄泼赖，“公道”之意)我们倒是会说公道话的”。
　　1966年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郑德芳，“你看这样搞法会不会经济上搞出问题来”。她说：“这次是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对生产关系不会触动，因此对经济倒不会有什么影响”。1967年的时候，我又问她这个问题。她说：“那还用问，现在武斗乱成这个样子，火车都不通，经济上的挫折是肯定的，就是希望它不要像上一回（指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罢了”。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意义，我们的估计也是极端反动的。我个人认为，对于苏联东欧那些修正主义国家说来，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决不会仿照毛主席的办法来一个文化大革命，他们害怕得要死，只会进一步加强其法西斯统治。至于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不可能有类似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从上面给以支持，他们的革命只能是苏联、中国过去那种形式的革命，那不能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认为那些国家的革命可能反而更麻烦些，因为那些国家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之后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过去的资产阶级还要大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继承并且发展了封资修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会促使他们更加右倾。在过去的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争取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那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要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统一战线，可能人家不来了。这在实现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以反对最少数的敌人的策略方针上要增加困难。在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也类似。郑德芳在这一点上要比我更反动些。她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脆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吓跑了。我倒曾根据我自身的经验认为不致如此。只要哪里有革命的形势，人民有革命的要求，总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中心的。像塔斯社发的新闻那样枯燥、那样单调，但是我在中学大学时代还是非常热情、非常仔细地阅读，并没有产生怀疑。因为那时我还想革命。怀疑是后来的事情。我认为郑德芳的思想是新华社旧对外部观点的延长。旧对外部的对外宣传，总是竭力把中国写成是一个没有阶级斗争的人道主义的天堂，去适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总看不到外国也是有阶级、有阶级斗争的。但是我们两人是极端反动的自由主义的结合，彼此应和则有之，彼此争论是没有的。其实，1968年西欧北美声势空前浩大的学生运动已经粉碎了我们的谬论，不过，我们既然相互散布过这些反动谬论，还是应该如实地交代出来。
　　在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说过，过去总以为马列主义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就是多数人可以掌握的。过去，我们想的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过去的文化遗产，使文化丰富起来。现在莫说那些纯粹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所谓马列主义的学者也几乎统统都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了。像郭沫若那样的人虽然没有被揪，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保”下来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反动权威”。我过去还只觉得掌握马列主义研究学术很困难，现在看来，不但困难，而且根本没法研究。什么文史哲，统统是四旧，不但不知道怎么研究，而且研究出来也没有一点用处。毛主席过去号召研究各种学术，但是除了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水平以外，谁能研究下去而不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我不知道中国今后还要不要学术研究，如果还要的话，真不知道怎么搞，谁能搞。
　　1969年4月10日，李叔叔再次做了交代，《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摘录如下：
　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以后，特别在1967年初的夺权以后，我以为毛主席不但要“换继承人”，而且要“换党”。
　　二、我曾告诉郑德芳我在大字报上还不知是小字报上看到的，石油部一个副部长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自己搞的一个匈牙利事件”。我认为很有道理。
　　三、在1967年的时候，戚本禹曾在一次正式讲话中说过：“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是对的，不如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我一方面讽刺戚本禹真不愧为最大胆的“青年历史学家”，一方面认为他的话完全是谬论，不合乎历史事实。因为秦始皇的政权并没有巩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是秦朝本身却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时代，到了汉朝，儒生又吃得开了。我认为戚本禹的话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公然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焚书坑儒”。我认为如果如此，那是达不到目的的。要巩固政权还得加强经济基础。历来造反的不见得就是读书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捣乱最厉害的也并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洪振海那类人。
　　四、我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反动分子。1967年的时候，我把形势看得很糟。我一直担心“收不了口”。我根本不懂得江青同志所说的“乱是乱敌人”“乱了才有治”。我只看到各级领导班子解体，权力中心瘫痪。我曾经对郑德芳说过：“毛主席把他自己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一个班子好端端地给拆散了，将来怎么收口？”我认为即使因为毛主席健在，出不了大乱子，而收了口子，也会伏下许多隐患。
　　五、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一句极端反动的话：“英雄难过个人关”，诬蔑毛主席为了防止刘少奇将来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而把文章做大了，对国家造成严重后果。我当时看到地方上常有军队参加武斗，心里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藩镇之乱”。
　　六、根据当时已公开公布的材料，彭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状是他说“错误人人有份”，文化大革命会搞成“一场混战”。我在1966-67年间完全看不到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步骤取得如今天这样的伟大胜利，反而认为，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看，确也是有点“错误人人有份”的样子，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差不多都出了问题。我很难相信这些人都是反毛主席的。至于说“一场大混战”，我当时就认为已经出现，因此曾认为彭真的话还是有点道理。
　　七、现在看起来。“八大”是受到修正主义思潮严重侵袭的一次大会。这点，我到1967年就已能看到了，但是却认为“八大”的错误也是“人人有份”，总不能推到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头上去。当时有当时的时代背景。我可以说，看什么问题都总是只看到一个笼统的“时代特点”“时代背景”，而看不到其中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八、对“叛徒”，我历来没有同情过。但是，我认为像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在中学时代就看见过，上海好几家报刊都发表了的。中央不可能不看到。为什么当时不把瞿秋白作为叛徒，而到文化大革命中才认为他是叛徒。我倒不是认为《多余的话》写得对。但是我是深中资产阶级法学所谓“不咎既往”的“精神”，认为标准可以提高，但是也应该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对“古人”应有“恕道”。
　　九、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推行的各种各样制度，如工业管理制度、人事制度、教育制度……等等，都称之为“修正主义的”，这点我倒想得通，因为其中保存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法权，但是，我又认为这一套全部是从苏联搬来的，而且还都是斯大林时代的东西，因此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就不但有教条主义，而且有大量的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批判彻底，就应该联系的老根上去，才能叫人心服。
　　十、我把当时的批判看成只是“破”，看不到“立”。心里想，“破”是可以，将来“立”什么。我有时还觉得自己很真心诚意地想，究竟能立出什么样新的东西来。想来想去想不出，就认为许多东西，将来还得“复旧”。认为破来破去，只是打倒了一批老当权派。我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我不能想象将来怎样“立新”的东西，所进行的批判（都是与我个人无关的）就说不服我。一直到1968年看到小学教育制度改革，农村公费医疗制度，大寨式评工记分制度等等这些新鲜事物的出现，我才开始心服。我记得我曾向郑德芳说过：“报上批判复课不要复旧，但是不复旧怎样复课？”
　　十一、郑德芳常常说：“现在一点tolerance（容忍）都没有”。我是完全有同感的。我曾告诉郑德芳，我曾在新华社看到一个群众写的大字报，说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有一种窒息气氛”。如果此人不是一个打击对象，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想的。在我看来，现在也是一样。一个人只要说错几句话，被揪出来就是三反分子，或者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定罪的。我说，孟德斯鸠在两百年以前就说思想不能定罪，这是我认为应该绝对遵守的原则。（事实上，这也是导致我不断犯罪的深藏内心的最顽固的思想堡垒之一。）我记得，我曾对郑德芳说过：“Thoughtcrime”（思想罪）这个恶毒的词。
　　十二、郑德芳曾对我说过：“过去我最不满驯服工具论，现在知道原来是刘少奇的东西，以后可以造反了”。我说：“你开开玩笑可以，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人永远只能做驯服工具。不叫驯服工具，叫组织性、纪律性实际上还是一样的嘛”。
　　十三、我曾经对郑德芳说过：“过去在毛主席身边当秘书的人，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都成了黑帮。尤其是胡乔木，我们过去最崇拜他，简直把他的话就当成是毛主席的意思。许多以毛主席名义发表的文件就是他起草的。现在看到小报上说，他自称给毛主席当了二十年秘书，参加过一千次会议，现在却成了刘少奇的黑秀才，我感到不可思议，而且已经被戚本禹在报上点名，毛主席看来已不保他了，真令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
　　十四、我在1967年读了一些学校里印行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著作。郑德芳也曾读到过这类书籍。我说，我总觉得毛主席的计划在57年前后有一个区别。57年以前非常稳重，就是像毛主席自己说所说的，对形势宁可估计得坏一点，而结果总是提前完成，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经济恢复时期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都是如此。到了57年以后，毛主席估计的都是偏快，从农业纲要到超英赶美都没有能如愿完成。过去毛主席总说我们是“似慢实快”，而57年以后却成了“似快实慢”。
　　十五、我曾对郑德芳说过：“鲁迅曾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我套用他的话说一句‘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亡’”。我说：“1957年以前，毛主席并没有提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还比较好，敌我矛盾也处理得很宽大。1957年以后，毛主席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一上来就抓出了一大批右派，都是敌我矛盾，现在更是一碰都是反革命，敌我矛盾越来越多”。我的话是十分恶毒的。事实上，我当时也确实估计，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不知要抓出多少右派和反革命来。
　　十六、我曾向郑德芳说了，我在西单大字报上看到的，而且我也深为同意的，认为反右派斗争中有刘邓路线的观点。我还加以发挥补充说：现在你从大字报上和小报上看，运动开始时，有不少学校的老师流着眼泪劝告学生不要造反。这些人现在受到批判。但是他们也并不错，因为现在的造反派在57年确实可以划右派嘛。郑德芳和我一样认为，特别在青年里头，许多57年的右派同66年的造反派没有区别，不过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十七、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的前景有很大的悲观。我曾说过，我们青年时代的理想所谓共产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繁荣富庶的“无差别境界”的社会。但是事物总要分化，要斗争，我们当年所一知半解的理想也许只是幻想。我们理解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社会主义，然而真正有把握的也只有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化”。到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问题只能有两种提法：一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一种是阶级斗争激化论。苏联认为阶级斗争熄灭了，结果出现的是修正主义。不但资本主义复辟了，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56年对苏联的自由化空欢喜了一番，现在苏联连资本主义国家那点民主自由都没有。我们中国现在是认为要狠抓阶级斗争，如果知识分子都渐渐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那到共产主义也可能还是要这样斗。这个味道不好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革命青年”是最悲剧性的一代。在旧社会的时候，受压迫因此要革命，但是革了没有几年，到了中年就成了革命对象。我们正好跨越，也正好夹在新旧两个时代中间，哪一代人都不如我们这一代人痛苦。
　　十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对国际形势有反动的看法，认为中国孤立了。我告诉郑德芳，不知从哪里传出来了一条朝鲜发生政变的谣言，居然贴到新华社的食堂里，连新华社都有人相信这样的谣言，这是对新华社的侮辱。结果朝（通）社还奉命发表声明辟谣。我个人认为这一定是阶级敌人捣的鬼，在破坏中朝关系上起了很不好的作用。虽然我们对朝修并不感兴趣，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无论如何是不符合外交利益的。火烧英国代办处，当初被认为是“革命行动”，我则自始就认为是“破坏行动”。我觉得这样搞下去，把那些外国都得罪了，有什么好处。我说，总理过去总是强调要多交朋友，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费尽心力，打开一个局面，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很好，国际地位很高，现在强调要反对帝修反，毕竟也不能树敌太多。要反也只能一个一个地反，不能一起反。我确实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孤立的危险。我认为在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革命派”中肯定有最危险阴险的阶级敌人。甚至敌特，不过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胆量公开这样说而已。
　　十九、关于越南战争，我曾对郑德芳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能把胡老头和他底下的人吓得向右了。他们决不会愿意在自己国内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越南上层干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本来就比较严重。他们要是知道连韦国清这样的人都要挨打，他们还敢向中国学习搞文化大革命吗？
　　二十、我说过，过去民主人士说过，“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这话我们批判过，因为是否认了社会主义的胜利的可能性，但是，从苏联东欧的例子看，这话是有普遍意义。从中国看，也是有特权阶层在出现，修正主义在形成。固然可以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防修，但是这只是因为中国有毛主席领导这样一个特殊条件存在的缘故，在苏联东欧就不可能，在未来别的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如果最高领袖变质的话，那谁能造反取胜。如果最高领袖早死，第二代已经形成了特权阶层的话，文化大革命也搞不起来。我这话是恶毒地否认文化大革命的普遍意义。
　　二十一、我记得我曾经给郑德芳讲过一个历史故事，说乾隆在位六十年之后，传位给嘉庆，自己做了四年太上皇，但是嘉庆在乾隆死以前，虽然做了四年皇帝，任何事情都不敢自己决定，都是禀明乾隆而后行。到乾隆一死，他就改变了乾隆的政策。我说刘少奇在当了国家主席以后，就把自己的照片同毛主席并列。让人称为“两个主席”，自己组织了一大套班子，还到湖南去宣扬“毛主席犯了错误”，他这样怎么能当接班人。我认为毛主席在59年提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刘少奇的问题，但是刘少奇以后的一套做法使毛主席觉察了他的野心，因而予以撤换。我把封建帝王来比拟毛主席，是十分恶毒的。
　　1969年以后，我母亲和李叔叔都上了干校，一个是二外的干校，一个是新华社的干校，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了，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1978年，母亲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新华社组织部把她的档案中的交代材料都还给了她，摞起来有一尺多高。往事不堪回首，母亲把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她没有想到，这同时也销毁了她对那段历史的记录。
　　感谢李叔叔，他没有像母亲那样销毁这些材料，他为我们这些后人保留了这段时期的记录，现在看来尤为珍贵。这些记录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再现了他们当时的真实思想，还有些更深刻的东西李叔叔没有写，那是为了保护母亲。用李叔叔的话说：“凡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可以构成她（郑德芳）右派罪行的材料，我都不愿意写。现在事隔多年已全部忘光，当然可惜的是，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以证明她当年的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其实就眼前的这些材料，已经足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的为人，了解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们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带着罪名，受着批判，还在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份当年的交待材料，是对母亲和李叔叔最好的诠释，让我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敬佩和理解。
　　母亲常说她也属于“两头求真”的人，年轻时为寻求真理，寻求民主自由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到了晚年还在寻求真理，关注着民生、民权、民意和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些材料我们得知，就是在他们受批挨整的中年时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其中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被他们言中了，这是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党的不幸。
　　1981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５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常想：什么时候可以自由的说，言论无罪；什么时候可以自由的想，思想无罪；什么时候言论、思想无派别之分；什么时候不同的言论、思想，已不再视同敌人，那时国家才会有自信，人民才会有尊严，社会才会有进步，才会有真正的统一与和谐。
　　我以此篇纪念已逝去的母亲郑德芳和李慎之叔叔。
　　注1：孙中山先生曾将民主政体的建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共产党当政以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称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所谓“民主指导”实际上等于“训政”。训政者，即人民交出自己的主权由党和政府来指导你学会民主。这是将民主和集中的地位倒置：集中为主体，民主是集中指导的产物。这恰恰违背了民主政体的原旨。——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
　　注2：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成‘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注3：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62年9月24日（毛主席的批语是9月2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上。这期增刊登载了反映国家机关党委曾确定几个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的材料。

hachen

这个版本应该是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