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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差偲:为何研究新中国十七年县级党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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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差偲新书《中国县级党政体制研究(1949-1966)》


本书讨论1949年至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党政体制的结构与运行。选择县作为观察单位,理由并不复杂。在当代中国的行政序列中,县是拥有完整制度架构的最低一级政权:乡一级机构简单,党政分工不明显,更多是执行机关;县一级则自县委、县政府到各职能部门、群团组织,机构齐备,对上承接省、地,对下统辖乡镇,兼具决策与执行双重身份。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县既是“最完整的微观国家”,又是离基层社会最近的“现实国家”。抓住这一级,既能看清党政体制的一般构造,也能看到它在基层的变形。

书名中的“体制”,取“体系与机制的总和”一义,不仅指机构设置与制度条文,也包括权力划分、职能配置和运行机制。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包含三个相扣的层面:县级党委与政府的组织结构,县委的决策机制(县委常委会议)与贯彻机制(县委对县政府的领导、对上级指示的执行),县域内的干部管理制度,用来回答“谁来治理”“如何决策”“如何落实”。

第一章讨论县级党政机关结构。1950年,政务院(国务院前身)颁布《关于统一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群众团体员额暂行编制草案》,第一次为全国各县统一规定编制员额。这套编制很快不能适应需要:由于干部短缺、事务增加,各县或拖延不设、自行增设某些机构,或突破编制员额。1953年前后,随着党委归口管理各部的设立,县委的结构发生第一次重大变化,农村部、工业部、财贸部、文教部等部次第成立,分别对应政府的相关部门;1962年的精简编制中,中央要求地委、县委撤废归口管理各部,只保留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和监委,但不久部分地区又以“与当前任务不相适应”为由陆续恢复。1964年以后,工交、财贸、农村等各“政治部”自上而下设立,实质仍是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县政府一侧变化更大,机构变化的趋势是由科改局、分工趋细、临时机构常态化,每一次精简都伴随着反弹。本章由此提出一个贯穿全书的观察:上级的编制等规定往往只是起点,真正决定机构面貌等的,是地方的资源约束、工作重心和对上级意图的理解。

第二章讨论决策。县内会议名目繁多,真正具有日常决策权的主要是县委常委会议。县委常委会在1955年前后随着干部增多和筹备中共八大而普遍建立,其组成长期没有统一规定,实际形成一套惯例:正副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多为同级县委常委,政法、人武部门负责人常为常委,群团负责人则几乎从无单独出任常委者。县委常委会的议题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驳杂,长期集中于农业生产与人事,短期围绕各种临时的中心工作。县委常委会议的计划性不强,原因不在于制度不严,而在于县委常委长年下乡蹲点、被请示汇报等临时事务包围,进而导致会前无暇准备。县委常委会议的民主氛围不宜一概而论:在上级指示和中心工作面前,县委书记的意见往往起决定作用;在一般事务上,与会者仍有提出异议,乃至搁置议题的空间。县委常委会既是决策机关,又是贯彻机关,其“民主”与“集中”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同一过程的两面。

第三章讨论县委对县政府的领导。1949年以后,制度上的安排是党委通过在政府中设立的党组实现领导,而非直接指挥。1951年起,县级党组逐渐普及。1953年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分口领导政府,归口制度由此确立并迅速铺开到县一级。归口与党组的关系,本书概括如下:党委常委按“口”领导政府各部门,实际上绕过了党组;但归口之所以能够运转,有时也依赖党组的请示报告等。1958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方针确立后,许多县以县联社的名义将县委与县政府合并。1962年,中央要求党委抓方针政策,把具体的行政工作交给政府,故而各县对党政关系有所调整,但县长的实际权力仍然有限,有的县县长对科局长的请示只批“请书记批示”。这一格局与干部构成互为表里:1954年全国1566个县中,只有249个配有党外副县长;1957年全国正副县长中民主党派成员仅占1.88%。党外干部既少,县委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反而更加省事。

第四章讨论干部。党管干部的原则没有疑义,问题是如何分工。1951年提出分级管理的思路,1953年正式确定分级分部管理与“下管两级”的原则,1955年左右,各级党委制定《干部职务名称表》,县委管理干部的范围由此划定,但制度落地颇有弹性,此后不同地区划定了不同的县委管理干部范围,实际上并无普遍规定。政府系统的人事部门实际上始终处于党委组织部的领导之下,县政府按照法定程序任免干部,其实际权限随党政关系变化而变化。干部队伍的规模与流动,可以1956年为界分为两段:此前干部奇缺,提拔快、调动频,1954年河北省等八省约一半的县委书记是当年提拔的;1956年下半年起,中央要求干部“稳定下来”“专业化”,此后虽经“大跃进”运动和“四清”运动的冲击,总体上趋于稳定。县委书记、县长的任命亦可反映这一点。以本书主要讨论的6个县为例,1957年1月为界,新任县委书记中“空降”的比例由50%升至72%,县长由24%升至31%。此外,本地提拔为县委书记者多经县委副书记或县长一途,这一升迁路径在十七年间已具雏形。

第五章讨论对上级指示的贯彻。制度上而论,县委没有多少自主权,1953年中央曾允许地方对妨碍生产的工作提出推迟,但毛泽东明确此项权力只赋予省委,不包括地委、县委。实践中则是另一回事。上级指示之多、执行之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有的县一年收到一万九千多件文件,其中省、地两级下发就达八千八百多件;文件传递效率又低,文件从省发到县至少要半个月,有的长达一两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不可能照单全收,只能分清轻重缓急,被搁置的往往是弱势部门的工作。本章由此说明,条块矛盾在十七年间即已存在,“县官不如现管”仍是县委判断事情轻重的基本依据。

全书的行文思路,可以概括为由结构到运行、由制度到实践、由一点到多点、由历史到当代。前三章构成一个递进的序列:先看机构,再看县级党政机关如何决策,再看决策如何通过党组织和干部落到政府与社会。这一序列不按时间排列,而按体制运作的逻辑顺序排列。第四章、第五章则从主要谈体制更多地转向“人”和上下关系,把静态的结构放到动态的过程中检验。每章内部采用大致相同的写法:先梳理制度文本与上级要求,再用会议记录、工作报告等具体史料检验执行程度。

区域选择上,本书以六个县为主要考察对象。六县分处华北、华中、东北,兼有老区与新区,县等从特等县至丁等县,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其中,涞源县地处京畿、长期为河北省重点县,制度设计与运作较为规范,故多被当作“典型”来讨论,其他县则用来显示差异的幅度。此外,本书并广泛征引全国范围的党政文件,用以说明其他县份,包括边疆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情况。诚然,这六个县的情况不等同于全国,但县级机关的日常运作具有很强的重复性、规范性与内生性,因此一定数量的县份的档案史料,辅以中央、其他地区的各种材料,足以支撑对县级党政机关日常运作的判断。

史料上,本书将之区分为“常态与动态、一般与特殊”两类。县级党政机关机构设置、干部制度等,主要依据各级党政文件、领导人讲话、党内刊物、地方志与组织史资料等;县级党政机关决策与贯彻的实际过程,则主要依据县档案馆所藏会议记录等档案史料。回忆录、纪念文集、日记等个人性材料,则被用于补充档案中看不到的政治实态。

本书结论部分把县级党政体制放进三个参照系: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体制、中国古代的州县、国民党时期的县政。与苏联相比,中国更强调党对政府的领导,权力更彻底地下沉到基层;与古代相比,县官从“一人政府”变为数百人的机关,制度外的需索被计划体制规范化,县官的回避制度则因党管干部而相对放松;与国民党县政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党的组织与干部体系真正进入乡村,县内最高长官的合法性来源由省厅长官转为上级党委。三个参照系共同指向一个判断:1949年至1966年的县级党政体制,既承续了郡县制以来权力下沉的长程趋势,又在组织形态上与此前、他国政权判然有别。

本书的推进,首先是研究单位的确定。既有关于1949年后政治体制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央,以党政文件为纲,更关注全国范围的制度设计;县域政治的研究则多集中于乡村基层、具体的政治运动或干部群体。县级党政体制作为一个整体,长期缺少专门研究。本书把县作为“微观国家”来解剖,将党委、政府、党组、归口、干部管理等放在同一框架内考察,填补的正是这一中间层级的空白。

其次是史料。以会议记录为核心展开论证,在同类研究中不太多见。会议记录保留了决策过程的痕迹,这类材料使“民主集中制如何运作”这样的问题从原则讨论变成可以观察的过程。本书依照各种史料整理出的大量图表,也带有工具书的意义。

第三是若干具体结论的推进。其一,关于制度与惯例。本书发现,许多制度条文落实程度有限,真正起作用的是大量未写明的“惯例”,这些“惯例”保证了上级意志的落实和体制的运转。这不能说是制度的失效,而是制度以另一种方式生效。其二,关于党组与归口。既有研究多强调归口领导削弱了党组,加剧了以党代政,本书则指出两者存在相反相成的关系。其三,关于民主程度。美国经济学家塔洛克认为,人数少的委员会难以民主行事,最终会集权于一人;本书的案例却显示,人数较少的常委会反而能较充分地交换意见。这一反证提示,民主集中制未必应用“民主—集中”的二分法来概括。其四,关于中苏比较。既有研究多笼统地将两国的党政关系等同视之,本书则指出两者程度与结构上的差别。

概言之,本书的学术价值,大致有三点。一是为1949年至1966年的县域治理提供了可复核的经验基础,使“机构膨胀”等常见判断有了具体的机制说明。二是为理解改革开放后的变化提供了参照。譬如说,县委常委的人数与组成在1980年代后逐步被正式规定,书记办公会、五人小组会相继出现,这些都可以溯源至前十七年的实践。三是为党政关系的学术讨论提供了一个基层视角,揭示了两者在县一级的张力。

1949年至1966年的县级党政体制,是一套纸面制度与大量惯例共同支撑的体制。它保证了上级意志的下沉,也因过度的集中而难以抵御“左”的错误;不过,它也具有一定的权变色彩,使它免于像苏联那样僵化,得以在总体路线调整后,迅速拥抱改革开放,甚至自下而上推动改革。理解这一点,或许比简单地褒贬前十七年更有意义。

感谢北京大学盛差偲博士赐稿

来源:微信公众号 新史学2022 https://mp.weixin.qq.com/s/T_NissEym2keCBrGt3Xn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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