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彦：五十二页里的六十年——徐晓宏未竟的革命与现代性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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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研究中心于2024年5月24日联合举办徐晓宏学术纪念会议。这次会议围绕徐晓宏教授生前最后四篇代表性作品，分为四个版块讨论他的学术贡献和遗产。这四篇作品分别是他的未刊遗稿The Great Separation，以及去世前刚刚发表的三篇文章：The Misruling Elite（Theory and Society，2024）、The Meaningfulness of Comparison（After Positivism: New Approaches to Comparis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2024）、Moder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Newness（Sociological Theory，2023）。参会学者除了徐晓宏教授生前在密歇根大学的同事以外，还包括来自弗吉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美利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十位学者。

近日，徐晓宏的遗作《大分离》于密歇根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围绕着徐晓宏教授的研究和遗著，时间社也将陆续推送相关文章，并组织讨论活动。经过授权，我们翻译了龙彦老师在该会议上的发言，发布于此。


五十二页里的六十年——晓宏未竟的革命与现代性之问

龙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谢谢 Roi 的盛情介绍，也谢谢所有组织者和工作人员，为这场活动付出的心力。今天站在这里，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尽量不哭——这些日子，眼泪已经流得太多了。

这大概是我接过的最难的一次评论任务。我一直觉得自己还算擅长做评论，但这一次，面对晓宏这篇力作，我反复读了很久，直到两天前，还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最后，我决定换一种方式，不按通常的套路，先概括、再赞扬、最后提几点批评，而是从阅读时那些让我感到不安、难以认同的地方谈起。我想，晓宏应该会喜欢这样的开场，毕竟，很少有人比他更热爱辩论。

记得有一次参加社会运动研讨会，到了午饭时间，我们还在争论一个问题。我几次想走，他都不肯放过我，最后我只好求饶：“能不能先让我去吃个饭？”晓宏就是这样。他从不介意别人批评他，反而总想把分歧谈透。

不过，在展开讨论之前，我想先交代一下自己的研究背景，因为它决定了我如何理解这篇文章，又会对哪些地方产生疑问。我并不专门研究CR或天安门事件，尤其当着苏阳老师的面谈这些问题，难免有些忐忑。对于那些年代的精英政治和历史细节，他的了解远比我深入。我虽然也是政治社会学者，但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是疫情、医疗机构和民间组织。我更习惯从这些社会领域出发，观察政治如何运作。因此，同样的历史事件，从我熟悉的经验和视角来看，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总想追究经验细节的民族志研究者，这篇文章的时间跨度和论述规模也让我震撼。正如 Roi 刚才提到的，晓宏用不到一万七千字，讨论了整整六十年的历史。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自己的书，仅仅讨论中国医疗卫生机构四十年的变迁，就写了大约十四万字。如果再往后延伸二十年，恐怕不少人会劝我：够了，实在写得太多了。

所以，读这篇文章时，我一方面佩服晓宏驾驭宏大历史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追问那些被一笔带过的细节。我接下来想谈的，也正是这两种阅读感受之间的张力。

但在反复琢磨自己的不适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也许问题在于，我一直在用自己熟悉的尺度，衡量一篇志向完全不同的文章。

我们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或其他顶级期刊上读到的论文，大多是在细致地描绘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叶子；少数文章，能让我们看见一整片森林。而晓宏试图呈现的，是整座国家公园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改变了面貌。你当然可以追问，某棵树画得是否准确，森林与沼泽所占的比例是否恰当。但当这幅壮阔的图景展现在眼前，你很难不感到震撼，更何况，完成它的还是一位助理教授。

晓宏正是以这样的尺度来理解中国的转型。他不满足于在既有的解释中补充一些细节，而是要挑战中国研究和社会学理论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迫使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提出不同的问题。这也是这篇文章最有力量的地方。我相信，在未来很多年里，我们仍会不断回到它，借助它重新理解CR，也重新思考更广泛的社会理论问题。

下面，我想谈两点，说明晓宏对CR的重新解释，为什么具有超出这段历史本身的意义。

第一点，是他处理历史时间的方式。

正如 Roi 和孔诰烽老师刚才谈到的，晓宏特别关注短期事件与长期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在他的分析中，事件并不是发生在结构之外的偶然插曲，也不只是深层结构的表面反映。事件本身能够改变结构，开启新的历史进程；而它究竟会把历史推向哪里，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结构条件。对于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发生、又如何改变方向，这一点尤其重要。

也许有些朋友不知道，晓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深深着迷于韦伯。这篇文章就体现了他如何把这两种思想资源结合起来：既追问历史的结构性条件，也追问政治行动及其未曾预料的后果。

他对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的解释，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他看来，这场将群众政治推向激进高峰的运动，内部已经孕育了“去政治化”的种子。而这一进程逐渐展开，最终在八九十年代封闭了群众政治的空间。

这个论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把CR与后毛时代放进了同一个历史进程。要理解这一点为什么具有挑战性，我们可以先看看两种常见的叙事。

（这里需要说明，中国语境中的“左”与“右”，和西方的含义很不一样。我接下来使用的“毛派”“左翼”或“自由派”，都只是粗略的概括，无法涵盖这些立场内部的差异。）

一种叙事把CR理解为毛泽东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按照这种解释，毛去世后，党内一小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握了权力，随后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此后的收入两极分化、贫困与剥削，都被归因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背离。用另一套理论语言来说，这也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扩张乃至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故事。

另一种常见于自由派的叙事，则把CR视为一场极端非理性的灾难，有时甚至将其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在这种解释中，那个年代几乎只剩下野蛮、暴力和苦难，成为必须彻底告别的过去。而随后的市场改革，也就因此获得了正当性：它意味着中国终于走出了那场灾难。

这两种叙事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却共享着同一个历史框架：它们都把中国当代史截成了两段——毛时代与后毛时代。一方把转折理解为背叛，另一方把它理解为解放，但双方都把这一断裂当作不言自明的前提。这个框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无论在公共讨论中，还是在许多关于中国的研究里，人们都习惯用这样的“之前”与“之后”来理解中国。其中一个时代，往往只是用来衬托另一个时代的好或坏。打一个不太严谨的比方，这有点像人们谈论特朗普时，忽然觉得在他之前的总统似乎都变得体面起来。比较的对象一旦确定，对过去的评价也随之改变。CR与市场改革之间，常常就是这样的关系：你如何评价其中一个，取决于你想批判另一个时代的什么。

因此，随着人们对市场化后果的不满加深，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肯定CR时期的某些实践。与此同时，对CR的恐惧和彻底否定，也一直构成改革以来许多学术讨论与政治主张的前提。直到今天，“难道你想回到CR吗？”仍然是一句足以让讨论戛然而止的话。

问题在于，当历史被压缩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之间的二选一，许多真正需要解释的联系就被遮蔽了。这样的框架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评价过去，也悄悄限定了我们今天能够提出什么问题。

晓宏正是少数试图突破这一框架的学者之一。他把CR与此后的历史重新连接起来，追问两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有哪些力量贯穿始终。他希望由此打开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同时批判资本主义与威权国家，同时审视资本积累与官僚权力，而不必因为批判其中一方，就转而为另一方辩护。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解释，这些力量如何在历史中相互塑造，又如何在结构上彼此支撑。

当许多社会学家试图判断，当代中国的问题究竟在于民主化受阻，还是在于新自由主义扩张时，晓宏把问题又往前推了一步：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动力，造成了我们今天面对的局面？因此，他对CR的研究始终带着对当下的关切。通过揭示两段看似断裂的历史之间的连续性，他试图理解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以及今天的政治困境为何如此难以摆脱。而他所关心的，也不只是中国。这篇文章背后，是他对更广泛的人类政治危机的思考。

第二点，是晓宏始终把精英之间的冲突与群众政治放在一起考察。

大体来说，CR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条从精英政治入手，关注中共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如何形成、如何演变为政治冲突，以及权力斗争的重心如何在不同阶段发生变化。另一条则从群众的经历出发，考察普通人如何理解和参与CR，以及这场运动如何进入地方政治、经济活动、日常生活，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晓宏试图打通这两条路径。在他的分析中，推动CR的，既有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斗争，也有基层民众围绕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展开的抗争。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却不能彼此替代。如果只读这一篇文章，大家未必能充分感受到他对群众政治的关切。但把他的不同作品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他最深切的热情始终在于群众动员。在他看来，这正是革命的核心。

也因此，晓宏笔下的CR，并不是一场按照既定剧本展开的运动。它的方向和意义，是在毛泽东、党的干部、工人等不同参与者的行动与回应中，不断形成、不断改变的。各方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冲突；他们的立场和诉求，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这样的分析，同时挑战了两种看似对立的解释。一种把CR完全归结为毛与官僚体系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仿佛群众只是高层斗争的延伸。另一种则把毛视为基层民众的直接代言人，将他的政治立场等同于平等主义和民主诉求。晓宏对这两种解释都保持着距离。他既不回避对左派的批判，也不接受右派的现成结论。这种不肯依附于任何一方的批判姿态，是他作品中非常鲜明的特点。

那么，对社会学家来说，把精英冲突与群众政治联系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韦伯和布迪厄关于现代国家形成的论述中，精英之间的竞争占据着重要位置：从王室内部的争端，到宗教与世俗知识分子的竞争，再到行政官僚的兴起，国家逐渐在这些冲突中形成。但在晓宏看来，如果我们的目光始终停留在精英之间，就会遗漏群众政治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CR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迫使我们把群众重新带回国家形成的理论之中，重新思考国家的权力、文化与合法性如何在群众参与中受到挑战，又如何被重塑。

晓宏在大学期间写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讨论的就是CR。后来，他又回到这个题目，因为在他看来，CR把现代群众政治推向了一个极致——这个判断不仅针对中国，也着眼于世界历史。

这也关系到他对中国现代性的根本理解。他不认为，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就是一步步摆脱传统、清除前现代残余的过程。正如孔诰烽刚才所说，他更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内部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如何发生转变，又如何塑造出特定的现代政治形式。

因此，他并不把CR中的群众政治简单视为封建专制的残余或复活。恰恰相反，他认为其中包含着一种鲜明的政治现代性，与他最为钟爱的雅各宾主义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他真正想追问的，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悖论：对激进的现代群众政治的追求，为什么最终推动了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并为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创造了条件？

这就是他所说的“大分离”。这一构想深受波兰尼《大转型》的启发，但晓宏的雄心显然不止于把波兰尼的理论运用到中国。他曾说，波兰尼所讲述的，不过是“分离”这一全球现象的一个小小的欧洲变体。这句话实在太有晓宏的风格了。他要做的，是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出发，重新讲述现代性本身的故事。他的目标不会比这更小。认识晓宏的人，大概都不会对此感到意外。

讲到这里，我想进一步谈谈，晓宏的文章如何促使我们反思现有的社会理论。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

首先，是我们今天如何理解革命。

无论读这篇文章，还是读晓宏的其他作品，你都能感受到他对革命的非凡热情。他曾跟不少朋友说，自己很想创办一本叫作《雅各宾》的期刊，只可惜这个名字已经有人用了。我们甚至还讨论过，把《理论与社会》作为新期刊的名字。

当然，“雅各宾主义”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我不打算在这里展开其中的种种分歧。就我的理解而言，吸引晓宏的，是它的民主精神、对种族歧视的反对，以及经济上的激进主张。但他也从不回避，这样的政治同样可能走向恐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再次强调：晓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来、从来都不是毛主义者。他对革命的热情，并没有使他忽视革命自身的矛盾。在他看来，CR既把群众政治推向了顶峰，也促成了它的终结，并为此后的去政治化打开了大门。这些彼此冲突的历史可能性，同时存在于同一场运动之中。

法国大革命很早就吸引了晓宏，这并非偶然。一个多世纪前，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曾是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资源。后来，早期共产党人转而以俄国革命为典范，并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而到了今天，这两场革命又常常因为被视为激进主义的源头而遭到否定，或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从这个角度看，晓宏所说的“去政治化”，也包含着“去革命化”：革命逐渐失去了作为政治理想和思想资源的位置。如何理解这一变化，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第二点，也是我最后想展开的一点，是孔诰烽刚才已经提到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书写全球南方的历史？

当然，今天中国是否还属于“全球南方”，本身就很有争议。不妨暂时换一个不那么时髦的说法——“第三世界”。这也触及了许多中国学者今天的尴尬处境：我们似乎还没有成为“第一世界”，也没有进入“北方”，却又仿佛已经不再属于“南方”。那么，我们究竟在哪里？恐怕我们自己也说不清。

这种困惑并不限于中国研究。许多研究非西方社会的学者，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这些社会自身的历史，又如何说明它们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

以中国为例，几种影响深远的解释框架，都把西方的到来放在叙事的中心。

一种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框架。它把鸦片战争视为决定性的转折：从那时起，中国被迫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现代国家体系，此后的历史主要被理解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

另一种是我们熟悉的“传统—现代”框架。在这种叙事中，西方入侵之前的中国被描绘为一个停滞的传统社会，而西方则代表所有国家最终应当走向的现代形态。外部冲击由此成为中国摆脱传统、迈向现代的契机。

还有一些受到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影响的解释，将帝国主义置于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只是，在这里，西方不再代表进步，而更多地成为社会危机、民族灾难与发展受阻的根源。

这些框架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尤其对西方的历史作用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它们也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西方仍然是组织整个故事的中心。我们仿佛只有先讲西方做了什么，才能解释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社会发生了什么。

于是，中国的现代性常常被概括为一个告别帝国、进入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至于帝国时代形成的政治知识、观念与理解世界的方式，又如何塑造了中国精英和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认识与回应，就未必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这也是为什么，对研究中国的人来说，历史几乎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即使是像我这样从具体场景出发的民族志研究者，也不能只停留在眼前的经验。我们总要回答：这些经验从何而来？它们与更长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又应当放在怎样的世界图景中理解？

这是一项沉重的任务。我们既要向内看，理解具体社会的历史脉络，又要向外看，思考它与世界的关系。

面对这个难题，一种常见的回应，是放弃单一的宏大历史，转而书写多种地方性的历史。过去不再只有一个中心、一条主线，而是由许多无法彼此化约的叙事构成，也没有哪一种叙事天然享有优先地位。这种受到福柯等人启发的路径，在后殖民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但晓宏并不满足于此。对他来说，拆解宏大叙事，还不足以回答那些始终困扰他的问题。他更想走向比较历史研究。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和西达·斯考切波等人的工作，深深吸引着他：他们通过跨越漫长时段、比较不同社会的历史进程，挑战现代化理论，也尝试提出新的解释。

晓宏的理论抱负，是沿着马克思与韦伯提出的问题继续走下去，并努力超越他们。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福柯的忠实读者，非常欣赏福柯思考和处理历史的方式。但始终让他着迷的，仍然是那些宏大的历史问题：民族国家如何兴起，革命为何发生，阶级如何形成，又如何被动员起来。他想理解的，始终是这些大问题、大变迁。

这也让我回到评论开头的那一点：我们该用怎样的尺度来阅读晓宏？

他追求宏大的解释，却并不是要用一个答案概括中国转型的一切。他始终关注具体的历史过程，关注事件如何改变原有的方向，以及新的可能性如何在其中出现。对他而言，历史社会学既是理解中国的方式，也是思考社会如何能够改变的方式。

每当想到，他再也无法继续这项自己如此热爱的事业，无法把那些尚未展开的比较历史研究做下去，我就感到心碎。

最后，我想读一段他自己的话。也许，这段话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要把六十年的历史，放进一篇只有五十二页的文章里：

“在许多意义上，古典社会学本质上就是历史社会学。我们熟悉的古典理论家，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托克维尔，都生活在历史发生重大转型、现代性逐渐形成的时代。他们热切地希望发现历史的方向，揭示历史进程的规律与动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蒂利、斯考切波、佩里·安德森和 E. P. 汤普森等人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形成了一场反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之学术支配地位的文化运动。这些学者试图把自己时代的社会断裂与重大转型纳入研究，呼吁重新回到现代社会与历史变迁的基本问题，例如资本主义的兴起、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革命。”

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他自己也怀着同样的抱负。他在这些学者身上看到的求知热情、历史关怀，以及理解时代巨变的雄心，也同样属于他自己。

我希望，在座的许多人能够继续追问他留下的问题，把他未竟的工作接着做下去。

谢谢。


为了纪念和缅怀徐晓宏教授的一生与学术遗产，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在他去世后不久就提议设立徐晓宏纪念基金（Xiaohong Xu Memorial Fund）。目前，在晓宏的亲友、同事和热心社会人士的支持下，基金已备雏形。该基金将以徐晓宏的名义设立奖学金，用于资助博士研究生，并优先考虑国际学生和/或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生。这是美国顶尖大学中少有的以中国人命名、支持中国相关研究的奖学金。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参与到徐晓宏纪念基金中，以对青年学生提供更多、更大的帮助。

如果您对支持这一奖学金感兴趣，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或点击原文跳转）向徐晓宏纪念基金捐款。您的捐赠将获得1:1配捐，一并进入该纪念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