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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研究西北革命的新起点——评《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
作者：魏德平
来源：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革命活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地位。陕甘革命者创建的陕甘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并唯一完整坚持到全民族抗战爆发的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既是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正因为此，陕甘革命历史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202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周锡瑞先生研究陕甘革命专著《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再次征引书名一律简称《意外的圣地》）。该书以明确的问题意识、开阔的研究视野、扎实的史料功底、严谨的论证逻辑以及有别于国内主流党史的叙事风格引起学术界，尤其是致力于西北党史和近现代史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
《意外的圣地》贯穿鲜明的问题意识。众所周知，学术创新是学术著作的生命所在，也是学术专著学术价值的核心要义。学术专著要实现学术创新就必须要有关独到、明确的问题意识。当前西北党史研究就存在缺乏创新意识的低水平同质化问题，甚至以宣传代替学术研究的倾向。这样的所谓研究主要实现了论文、专著数量增加，但是缺乏推进学术实质性创新和突破。《意外的圣地》在对西北党史研究中坚持问题导向，实现了学术性新突破。该书对西北党史既有研究范式提出质疑：“陕甘宁边区远离西方影响之下的沿海地区，大多数农民是自耕农。它的存在证明：党那套惯用的革命史叙述——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反帝反封——更宜视作宣传鼓动的话语，而不是历史分析的理论框架。”（第15页）该书以“历史分析的理论框架”建构起新的关于陕甘革命的叙事体系，通过对历史进程中具体史实分析和逻辑梳理，回答了陕甘革命兴起缘由、经过以及延安何以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圣地”的历史疑问。该书批评了泛化传统“阶级斗争理论”模式研究局限，指出“总体而言，从阶级利益出发来区别民团和匪帮的传统理论模式，无法勾勒出问题丛生的边境地区特有的复杂张力关系。”（第131页）作者还对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陕甘革命特殊性作了论述，强调由于军阀横征暴敛和天灾疫情，“陕西不缺地，农民需要的是少纳税而不是拥有更多土地。”尤其是经历1928年至1929年陕西大饥荒，“党所推行的土地革命没什么吸引力。”（第148页）“旱灾之下，农民对土地改革并无兴趣；他们想要的是粮食和减税。”（第178页）关于历史借鉴作用，作者的观点也发人深思：“如果历史进程是由历史当事人在独一无二的时空背景之下做出的决定所塑造，既然环境处于无穷的变化之中，也就不太能藉由过去预知未来。过去许许多多细小的发展渐次累积成今日世界的宏观样貌。”（第398—399页）《意外的圣地》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展开论述和谋篇布局，体现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特色。
《意外的圣地》凸显了作者开阔的研究视野。关于陕甘革命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革命本身起因及过程探讨，重点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传统党史研究范畴。《意外的圣地》相较传统西北党史研究在研究视野上实现了突破。本书书名开篇明义旨在研究“陕甘革命的起源”，如果循名责实，那么研究时限主要应该界定在中共在陕甘活动肇始时期或者上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为宜。但是，该书实际上已经将研究视野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秦将蒙恬大破北方入侵的匈奴”（第29页），然后简要介绍了各主要王朝在陕甘地区的政治统治、军事部署，拓展了西北革命史研究视野。该书重点介绍了清王朝建立后陕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情形，指出清朝建立后虽然“和平降临”、“元气恢复”，但是“贫困依旧”的历史特点。（第33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王朝在遭遇“叛乱”和曲折“平叛”后，最终走向“帝国的终结”。民国建立后，“新生的民国很快就给人带来了巨大的失望。”“依旧闭塞，依旧隔绝于全国的经济发展之外，陕西越来越落后于沿海地区。另一场革命必将爆发于三秦大地，不过其酝酿仍有待时日。”（第69页）本书正文共计六章, 作者用一章内容介绍上述“陕甘革命的起源”之前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源流, 可见作者对陕甘革命起源之“源”的重视。这样长时段、全方位的溯源研究, 填补丰富了既有研究在这方面的缺憾和不足。作者对陕甘革命历史背景全景式介绍和回顾, 就厘清了陕甘革命历史渊源, 为共产党革命在陕甘地区发生发展建构起了宏大历史叙事背景。这不仅回答了陕甘革命兴起与中国革命发生的共性因素, 而且更为集中凸显了陕甘革命兴起的自身特点。还有难能可贵的一点, 作者已经将研究视野扩展和聚焦到既是历史参与者又一直被历史叙事有意无意模糊化处理的“普通人”身上：“历史最重要的一课是：事物是复杂的。地方环境重要, 国家大事重要, 全球发展重要, 组织纪律重要。关键领导人的政治抉择至关重要；而与之同等重要的是平头百姓的个人能动性——哪怕是‘落后’而‘无知’的陕北农民。”（第399页）作者对陕甘革命史中“平头百姓”的关注是西北党史研究视角由“宏大叙事”向“目光向下”的重要突破。
《意外的圣地》具有厚重的史料基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史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学者甚至提出“史学即史料学”观点。当前关于陕甘革命史研究广泛存在的同质化研究和低水平重复问题。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史料基础薄弱或者史料建设滞后所致，没有史料突破很难有高水平成果产出。因此，深化和拓展陕甘革命史研究需要继续加强对各种有价值史料的整理、甄别和应用，拓展和夯实研究史料基础。《意外的圣地》在史料运用上可谓是煞费苦心。作者在创作本书过程中广泛搜集中外各种历史文献、亲历者回忆录和口述访谈等资料，并多次前往历史现场实地考察，为本书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本书在论证过程中做到了以史立论、史论结合和论从史出的历史研究的学术特质。在展开论述过程中，本书重要史实基本都有明确史料出处，有些重要观点甚至还引用了多条史料加以说明。这在当前关于西北党史研究既有成果中还比较少见。在史料选择上，作者也尽量通过甄别，力图使用权威严肃史料夯实研究基础。作者对陕甘革命史料客观性保持了高度警惕：“不用说，这些材料并不能被视作对事实毫无矫饰的陈述。任何历史文献都是在某一特殊时刻由怀抱特殊目的的人以特殊的视角记录下来的。”（第15页）因此，该书在展开论证过程中，在大量使用史料基础上，经常会对所使用史料进行有意识的学术价值品鉴，尽量使用学术价值高的史料解析革命圣地之所以能够出现的种种机缘、意外与偶然。
《意外的圣地》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西北党史既有一般有争议党史普遍存在的复杂性，又有其特殊政治敏感性，导致该领域研究存在许多“禁区”。因此，基于学理的学术研究长期“缺位”，在有的领域政治结论、宣传普及代替了学术研究。现在西北党史研究虽然产出了不少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但是总体而言基于学术研究而又关注历史过程复杂性的研究还鲜有涉猎。《意外的圣地》超越了上述既有研究的局限： “重大如中国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也必须将其视作一系列偶然事件因缘机会的长期过程。地区、国内和国际环境为其提供了关键背景，地区及区域内的社会构造塑造形和限制着人们的行为；与此同时，个人与集体的能动性和政治选择对一些特定事件的走向也发挥了观念的作用，这一系列事件积累的效应构成了所谓革命的过程。”（第23页）页) 作者通过大量史实梳理揭示了中共中央“奠基西北”的复杂性：“我深信，各种具体因素的叠加，甚至一些偶然性因素，在决定历史走向的紧要关头曾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是我将延安称为‘意外的圣地’的用意所在。”（第2页）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把中共中央从“落脚陕北”到“奠基西北”复杂的历程作了多元呈现，回答了延安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圣地”的因由。在论及根据地“围剿”与反“围剿”时，作者通过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方实力派、参与“围剿”主要军事将领等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和个人恩怨进行了详细分析，进而指出：“国家、省、地区和本地的力量构成一张互相竞争的网络，任何需要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都频遭掣肘。”（第214页）该书超越了陕甘革命史研究“宏大叙事”模式忽略对历史进程复杂性关注的局限，通过具体史实的构建和解读，让历史复杂性和多面性得到呈现，进一步丰富了陕甘革命史研究的史实逻辑链。
《意外的圣地》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前文所述,《意外的圣地》无疑是国外研究陕甘革命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佳作, 但是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修订之处。本书有些结论似需要夯实史料基础。作者指出：“1936年至1937年, 长征的红军抵达陕北, 毛泽东希望把部队带到更富裕的陕南, 而蒋介石则宁愿将其钳制在陕北的穷山沟里。”（第26页）文中“毛泽东希望把部队带到更富裕的陕南”似乎还需要补充史料加以说明。本书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 推翻了明王朝, 之后满洲旗人才加入王朝易手的厮杀, 把李自成赶回陕北, 他在那里一命呜呼。”（第32页）众所周知, 李自成牺牲地虽然有多种不同说法, 但是战死在陕北几无可能。“程子华1942年11月14日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发言。”（第238页）实际上, 程子华本人当时并不在延安, 没有参加西北高干会议。“直到11月底、12月初,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达瓦窑堡的时候, 才下令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和其他被逮捕的陕甘苏区领导人。”（第246—247页）实际上, 在此之前, 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已经进驻瓦窑堡, 制止了陕北肃反恶性膨胀, 并释放了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本书有些评述可能还有商榷空间。本书强调：“我们将会看到, 陕北党分为两派, 积怨已久, 在1942年及1945年的‘七大’期间, 争论相当尖锐。如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一样, 当时各方的发言充满自我辩解和向对手算的旧账。”“最后, 1945年的座谈会紧跟着‘七大’之后召开, 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1942年高干会议的平衡。在那次会议上, 高岗饱受批评。”（第19页）关于西北历史座谈会“高岗饱受批评”的说法缺乏史实依据支持, 或者说现有史料正好与该书结论明显抵牾。“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 绥德以西的游击区成立了一个以李子洲命名的新县”。（第136—137页）实际上，至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国共双方经过多年“边区化”和“反边区化”博弈后，中共已经牢固掌控绥德等地，抗战胜利之际边区政府在当地更是政令畅通，将其称为“游击区”似不合适。“郭在山西的监狱里坐过六年牢。他对列宁主义相当熟稔”。（第203页）考诸郭洪涛此前个人经历，称郭洪涛“对列宁主义相当熟稔”的说法似乎也还需斟酌。诸如此类不确切的史实、论断和概念，在本书中还有一些，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学术研究无止境。《意外的圣地》还需要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修订和回应，进一步提升该书的学术严谨性。
《意外的圣地》无疑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革命的一部重要作品，开启了研究西北革命的新起点，也是研究西北党史学者们绕不开的必须正视的学术著作。该书之所以有如此斐然的学术成就与作者潜心学术研究密不可分。该书是周锡瑞教授“三十多年才做完的研究”。（第1页）这样醉心学术并能持之以恒的学术精神非常值得推崇。在现在学术领域有一股追求短平快的所谓研究“成果”以及功利化研究动机的风气左右下，如何坚持“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求是求实学术研究操守，作者树立起了一个典范。“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 相对于周锡瑞教授这样的国外学者而言，国内学者也有自己独到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地域优势。学术研究薪火相传，推陈出新。西北革命史研究也遵循这一规律，需要在前人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拓展。正如前文所述，《意外的圣地》也存在“瑜不掩瑕”之处。这也给继续有志于研究西北党史的学者指出了突破的方向和延展的领域。研究者只要坚持孜致以求，躬耕不辍的治学精神，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必能产出厚重的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学者对话的高水平西北党史研究学术成果。
本文转载自延安文学杂志社
原创作者：魏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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