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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及中共形象的新塑——重访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之旅
作者：王奇生
来源：0307研究动态
发表于《苏区研究》2025年第6期
自1919年列宁建立共产国际始，共产主义运动迅速发展为席卷全球的革命洪流。在这股国际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很快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到1936年，在全世界数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中，“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是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下简称斯诺）到陕北采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一年后写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很快，其人其书及其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受到中外读者的高度关注。
中共自成立伊始，即一直处于秘密的地下活动状态。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多在国民党的旗帜和名义下开展活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和控制下，官方媒体对共产党以“赤匪”相诬，民间媒体也不可能进行客观和正面的报道。中共也刻意严守自身秘密。故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内幕所知甚少。相关报道大多是关于“赤匪”的虚构不实之词。斯诺是首位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新闻记者，而中国共产党也是首次主动对外介绍其人物、军队及组织内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红星照耀中国》是斯诺与中共双方合作完成的一部杰作。它以采访报道的形式首次公开和正面介绍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共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和红军官兵的传奇故事，彻底颠覆了中共在当时国统区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为抗战爆发后中共迅速崛起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共的国际形象，其影响至为深远。
报告文学很难成为经典，即使是杰出的报告文学，在事过境迁之后也往往成为明日黄花。《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至今已近90年，时至今日该著作自然不可能再有当年那样的新闻轰动效应。尤其是1949年后，公开出版和发表的中共党史论著与资料汗牛充栋。当年的秘闻内幕，今天可能是人尽皆知的常识。在此情况下，斯诺的作品还有史料价值和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吗？本文写作的目标有二：一是梳理抗战前外界对中共的观察与认知，检讨斯诺的采访报告对中共形象的重构所产生的影响；二是从历史学的视角探讨斯诺的采访报告对今天的中共党史研究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一
1927年前，在北京政府的“弱控制”下，中共尚有较大的政治活动空间。尤其在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地区，由于国共合作的缘故，中共对外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大体处于“半地下”状态。当时外界对中共的组织内情所知极为有限。如北伐前夕北京《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以上海为中心而活动之共产党员，其六成九分为中国人，余三成一分则为外国人。而以俄国人占其大半。去年伊等举行之宣传共产主义之集会，在五十处以上，并发行书籍六百四十四种，……又每年在中国因宣传共产主义所耗之金钱，在数百万元以上……又目下在莫斯科研究共产主义之中国人，约三百名……”这是当时上海一个名叫“赤化防止团”的国际组织所做的调查。相关数据看似相当具体，实则不足为凭。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完全转入地下。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媒体有关中共的报道自然受到严格审查。国民党官媒自不必说，官媒之外的文化与商业媒体也极少有客观公正的报道。且中共对自身组织与军队信息严格保密，外间自然难以侦知其内幕。1927年陈独秀去职以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几经调整。继任的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名望远不及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或为工人出身，或为青年知识分子，故很长时间里外界对中共高层人事变迁茫然无知或所知不确。如1932年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报道称：“赤匪党的最高组织，系所谓东方中央局，直接受第三国际之指挥，设秘书一人，综揽全国党务，初由陈独秀担任，不久，陈涉某项嫌疑，被褫职缉捕，继之者为向忠发，向在沪就戮，斯席无人承乏，最近情况不明。”
随着红军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共的重心主要放在军事“围剿”上。媒体对红军的动态相应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自1928年始，国民党官媒与民间报纸高密度报道中共军队的行踪。报道多以“朱毛”为醒目标题，故“朱毛”的称呼迅速传开，几乎成为1928—1937年红军乃至中共的代称。当时舆论称：“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几无人不知有‘朱毛’。”“今人谈赤党，靡不知‘朱毛’。”由于外界对红军的组织人事不甚明了，甚至误以“朱毛”为一人：“提到‘朱毛’两字，虽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为共军领袖。然多以为朱毛系一人之名。”上海英文报纸如《字林西报》早期的报道亦将“朱毛”认做“共匪”首领一人的指称。当时报纸不断报道朱德、毛泽东的死讯，又不断传出二人的行踪。国民党方面还不断发布悬赏通告，赏金也不断提高，从3000元、1万元、3万元、5万元直至10万元、15万元。这样报道的结果令国人觉得“朱毛”神出鬼没，能量惊人：“‘朱毛’‘朱毛’，现在闹得莫名其妙。今天报载说已窜往‘上杭’，明日又说已经占据了‘汀漳’。至于朱毛两部共匪，究竟在哪里，从前年闹到现在，也是莫名其妙。”
国民党方面的高额悬赏和媒体的密集报道，从反面为朱德、毛泽东的社会影响做了莫大的宣传。朱德、毛泽东在当时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党内的实际地位。1927年前，毛泽东先后当选过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从1927年8月八七会议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先后任红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1928年4月），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1930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1年11月）等职务，但在党内的职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尚未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尤其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权被削夺。他名义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被投置闲散达两年之久。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从瞿秋白（1927年—1928年）、向忠发（1928年—1931年，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周恩来），到博古（1931年—1935年）、张闻天（1935年遵义会议后）等，外界少有人知。媒体过于关注朱德、毛泽东，即使在毛泽东被削夺中央苏区军事指挥权的两年多（1932年10月至1935年1月）时间里，媒体有关中共的报道仍聚焦于“朱毛”，对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成功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周恩来几未提及。1932年10月《社会日报》这样报道：“毛泽东，为共党中最有势力者，且其所辖军队亦多，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及人民委员会主席，均由其一身兼任，左右政局，俨然一军政领袖也。闻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党最高权力机关云。”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来推断毛泽东为中共“最有势力者”，当时类似的报道甚多。只有个别报道略知内情，如天津《大公报》1934年的一篇报道，从“投诚”将领杨岳彬口中得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是由李德（将德国人李德误为俄国人）指挥。不过，即使在闲置期间，毛泽东仍被安排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对外发表宣言通电。加之这一时期中共高层人事变动频仍，且党政军关系错综复杂，不明中共内情的外界视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首领自不难理解。甚至红军官兵也只知朱德、毛泽东，而不知王明、博古。罗瑞卿在瑞金时期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属于军中高级干部，当时他连王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应该说，朱德、毛泽东早已名扬天下，并非斯诺的书出版后才暴得大名。
进而言之，虽然媒体对朱德、毛泽东有密集报道，但官媒充斥歪曲与诬蔑，民间媒体报道也多不确不实。如1931年《上海日报》登载的《毛泽东丑史》纯属胡编。1934年《社会新闻》登载的《落草以前的毛泽东》也真假参半。故毛泽东与朱德在当时国人眼中，既具有非凡能量，又是谜一样的传奇人物。只有个别报道相对客观翔实。1932年7月上海《文化日报》刊载署名为孙席珍的《共党主席——毛泽东》一文，对毛泽东的身世、为人、性格等做了相对客观清晰的描述。1932年10月《福尔摩斯》报发表《新陈代谢之共产党》，对1927年至1932年中共高层领导的更替有基本的掌握。1934年4月南宁《民国日报》登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候补执行委员36人以及主席团成员、人民委员会委员名单，除了个别文字误录外，内容基本准确。
对于朱德、毛泽东关系，因“朱毛”的称呼是“朱”在前、“毛”在后，外间多以为朱德为主、毛泽东为辅，或以为毛泽东是朱德的政治顾问。如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在其1934年出版的《在中国独自旅行》（One's 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中写道：“红军由久经沙场、机智过人的朱德将军指挥，据说他曾在德国接受过训练。他的政治顾问是毛泽东，一位天赋异禀、狂热的三十五岁青年。毛泽东患有一种不治之症。这两个人已经成了传奇人物，（以至于）共产党最高指挥部通常被称为‘朱毛’。”1933年《兴华周刊》发表《共党朱毛简史》，对于二者关系则有这样的判断：“朱与毛这两个人，不知者以为朱重于毛，而实际上朱仅仅是一个军事技术人才，而毛则是一个极有政治天才与组织能力的布尔塞维克，无论在共产党内的历史，在朱毛之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及现在的地位，都是毛重于朱。”1936年《逸经》发表署名“柳云”的《赤匪首领李德博古逆迹记》《赤匪首领“朱毛”逆迹记》两文。虽然其标题取国民党立场，但是作者对李德、博古、毛泽东、朱德的事迹较为熟悉。关于“朱德扁担”的故事可能最早见于此。尤其文章对毛泽东的生平与个性的描述比较详确，并给予其相当正面的评价：
毛，湘之湘潭人，肄业湖南第一师范时，即参与革命活动，与罗迈、夏曦、郭亮、易礼容等同为湘省赤党之肇始者。至其转赴广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及其在武汉任农运讲习所所长之历史，则夫人皆知之矣。毛在求学时代，即薄视死板之功课，其于报章杂志中观察活社会并吸收新知，于国学则根柢颇深。其个性风流潇洒，翩翩然有儒者风度，待人尤和蔼，不如博古、周恩来等之故意矜持，不轻易假人颜色；但临事则深思远虑，丝毫不苟，且沉着而有决断，每遇重大战争，辄彻昼彻夜工作不辍，攻漳州时，凡三昼夜不眠。平居最爱读红楼梦、水浒、太平天国史、石达开诗钞诸书，极钦崇石达开，其人生观受石之影响最深，而其卓荦磊傥为一典型之中国式之“英雄”，则亦与石颇相类似。在一、二、三次围剿中，赤区之政治军事，实由彼一人擘画，彼于军事本特具天才，而在长期之战争中，更增益其经验至多。彼所最擅长者为游击战，即避实击虚，声东击西，飘忽无定，出没无常，极机动之能事，使敌神摇目眩，莫可捉摸。……以是在赤区中，彼拥有极高之信仰，一般人皆称为“我们的军师”，或“我们的穿八卦衣的”，或“毛先生”而不名。赤军骁将如彭德怀林彪等对彼尤钦崇备至。……毛于共产主义，初无深切之研究，彼尝谓中国社会，应从实际工作去体认考察，即使不去莫斯科学习，亦可以成为“山林中的马克司主义”。自博古等入赤区，渐以剪除其势力，彼乃以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名义，退处于“元老”地位，得暇即咏吟旧体诗，与瞿秋白相唱和，两人亦最相得。博古等常讥其老气横秋，为非“布尔扎维克的生活”，彼仍我行我素，略不措意，且反讥博古等为“洋房子先生”。……西窜途中，闻仍以毛负责军事责任，万里跋涉，所向无前，若毛者，殆可谓为石达开型之中国式英雄也欤！
查文章作者“柳云”，本名杨幸之，湖南平江人，中山大学毕业，参加过北伐，做过《申报·自由谈》副刊和《日本研究》等刊编辑记者，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罗卓英部秘书，参与过第三、四、五次“围剿”。瞿秋白在福建被捕后，其与瞿秋白有过接触，瞿秋白狱中自述《多余的话》就是他最先抄出交《逸经》公开发表的。从上文内容看，作者对毛泽东的生平、个性及中共高层人事均有相当了解。作者不仅熟悉毛泽东的早期经历，对其性格特质、学识偏好、生活习惯、家庭情况以及军事才能与游击战术等均有较恰当的描述和较中肯的评价。作者对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对博古中央一度排挤毛泽东以及长征路上毛泽东重掌军权等情况也均有所了解。推断作者的信息来源，很可能是瞿秋白等被俘中共高层干部。该文是笔者所见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前国内报刊对毛泽东描述最客观、评价最积极的一篇文章。不过，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极为罕见，而且《逸经》杂志的读者面有限，影响也不大。
总之，在外界看来，战前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与根据地完全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正如斯诺所言：“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亦称：“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
以上背景的交代，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斯诺采访报告发表的意义及其影响。
二
斯诺得以进入中共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既是斯诺本人主动创造和争取的机会，也是中共积极配合和期待的结果。当斯诺于1936年7月抵达陕北苏区时，他固然是“有备而来”，中共方面也“有备待访”，可谓“双向奔赴”。
斯诺前往陕北的时机，实在是难得的机缘。1936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正处于两个重大转折之际：一是地理上，中共刚刚完成长征，从中国的东南成功转移到西北；二是战略上，中共开始从反蒋的阶级革命转向实行抗日的统一战线。若是处于长征之前或长征途中，斯诺再主动，中共方面未必同意，条件也不允许。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送达陕北。中共的大政方针也随之作了重大调整，开始积极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者与合作者，也因此需要向国内外传播其新的方针政策。
斯诺对寻访“真正的”共产党和“未知之地”的“红色中国”有相当强烈的意愿，他四处寻找关系想要去往陕北。西方媒体对斯诺的采访计划也积极支持。斯诺最终在宋庆龄那里找到了有效渠道：
那时我们俩都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样子。我们甚至不敢肯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九年内战使“红色中国”更是成了“未知之地”。我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秘密提议，让我突破对西北共产党控制区周围的封锁，进入红区。两家报纸都赞成我的计划。《每日先驱报》答应负担我此行的全部费用，并且如获成功，还将付我一笔可观的奖金。当时在兰姆出版社的哈里森·史密斯也向我约稿，并预付了少量稿费。由于得到了这些支持，我便到上海去，再次去拜访孙逸仙夫人。我请她帮助我，以便红军起码把我作为一个中立者来接待，而不把我当作间谍。一九三六年春，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宋庆龄为我作了安排。
此时陕北的中共中央与上海的宋庆龄之间已有联系渠道。中共中央也希望宋庆龄介绍医生、技术人员和宣传工作者去陕北。斯诺通过宋庆龄向中共方面提出了采访要求及包含11个问题的采访提纲，如红色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方针，对日本、英美、苏联的估计和政策，以及中国是否可能同外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等。这个问题清单送到了陕北，中共中央十分重视。193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应对斯诺的来访：“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说总负责）张闻天表示：“我们立场站在反日统一战线上，故回答方向放在日本方面去，……美国是反对日本的，我们欢迎。但目前消极，有部分人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对美国影响很少，是错误见解。我们希望美国能更积极反对日本，并应联合各国。”毛泽东也表示：统一战线不仅是国内统一战线，也包括对国际各国的统一战线。日本侵略中国，也侵犯了各国在中国的利益。我们同各国的关系，将来可根据双方的利益得到解决，尊重各国的利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如何答复一位外国新闻记者，可见其重视程度。从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讲话看，他们希望通过这位外国新闻记者，向国际尤其是美国传递中共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这可以看作是中共中央对斯诺来访的期待。斯诺显然未负中共所望。斯诺的书预设的读者对象应是西方国家的读者，但该书出版后不仅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反响，在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这应该是中共始料未及的。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1968年版序中这样写道：“我是在一个特别有利的时刻遇见毛泽东和其他的领导人的，那是介于两个漫长战斗时期的战斗暂息期间。他们腾出了大量时间跟我谈话，无比坦率地讲了个人和非个人的情况，他们讲得这么多，非任何一位外国新闻记者所能完全吸收得了。”
第二个机缘是斯诺采访报告的发表与出版时机。斯诺到陕北采访是1936年7月至10月。结束采访回到北平后，他用了9个月的时间整理写作，1937年7月底脱稿。在此期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关系由敌对转向合作。中日大战刚刚开启，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的控制有所松动，而国人对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充满好奇，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真实面貌。此时此刻，斯诺的采访报告横空出世，“为全体中国人民（包括除了共产党领导人本人以外的一切人），第一次提供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可靠叙述，也是关于共产党人进行长期斗争，以实现中国三千年历史中最深刻的社会革命的第一个有联系的故事”，可谓恰当其时。
斯诺采访报告的问世，有一个由单篇发表到全书出版的过程：先是1936年11月14、21日在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上发表对毛泽东的采访；接着在1936年12月30日至1937年3月18日分9次将书稿的部分内容发表于伦敦《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1937年2月3日至5日将部分内容连载于上海《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7年2—11月分7次将书稿中最精彩的“毛泽东传”在美国《亚洲》（Asia）杂志发表。1937年8—9月，报告还在美国的《美亚》（Amerasia）、《新共和》（New Republic）、《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等杂志发表。在文章发表的同时，斯诺还将自己拍摄和从中国共产党有关人士那里获得的部分照片交由美国《生活》（Life）画报，于1937年1月25日、2月1日刊载。最后整部书稿交由伦敦戈兰茨（Gollancz）出版社于1937年10月出版，3个月后再由纽约兰登书屋（Random House）正式出版。
在英文发表和出版的同时，中文发表和出版几乎同步推进。在1938年2月《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书名）正式出版之前，已有多个“雏形本”出版：先是王福时、郭达等人将斯诺发表的3篇英文报道与另一位美国记者韩蔚尔（Norman Hanwell）对红军撤退后的四川根据地采访的3篇报道进行翻译，附加陈云（化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合编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于1937年4月在上海出版（实际秘密出版于北平）。斯诺在美国《亚洲》月刊（1937年7月至10月）上的文章发表后，马上被编译为《毛泽东自传》的单行本在中国出版，较早的如张宗汉译、1937年9月延安文明书局版，李杜译、1937年9月汉口抗敌出版社版，张洛甫译、1937年10月陕西延安书店版，汪衡译、1937年11月上海文摘社版等。斯诺刊载于1937年2月3日至5日上海《大美晚报》上的系列文章也至少形成了两本中译本。此外，赵文华编译的《红旗下的中国》于1937年12月由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汪衡编译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8年1月由上海文摘社出版，等等。
斯诺的采访报道中，最受关注、传播最广的是毛泽东的生平自述。除了图书，中文报纸杂志也大量编译刊发毛泽东自传、访问记、会谈记等。如《一个美国人的“匪区”访问记》（上海《大众话》1936年11月25日、12月5日第1卷第2、3期）、《英记者司奴与毛泽东会谈记》（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12月9、17、24日）、《毛泽东访问记》（《燕大周刊》1936年第7卷第17期，《学生呼声》1937年第1卷第1、2期）、《毛泽东》（北京《益世报》1937年1月31日、《陕北日报》1937年3月1日）、《毛泽东自传》（《文摘》1937年8月第2卷第2期等）、《抗战前途：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救亡文辑》1937年第3期）、《毛泽东种种》（成都《捷报》1937年10月22、23日）等。这些文章都来自斯诺的采访报道。斯诺拍摄的毛泽东等一批中共人物的照片也广为流传。
《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Gollancz）出版社初版，1938年1月由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再版。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全译本由胡仲持等人翻译，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复社印行。中文版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到1938年11月已印至第4版。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改译、节译、编译和盗版本的竞相推出，如《西北散记》（邱瑾译，汉口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2月）、《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佚名译，广州新生出版社1938年3月）、《红军四杰——光芒万丈的中国新战士》（郭文彬编译，上海一心书店1938年4月）等。
《红星照耀中国》全译本、选译本、改译本和盗印本的大量出版和报纸杂志的大量转载，迅速掀起一股不小的“毛泽东热”。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迅速在中外广为流传。尤其是八角红星帽照堪称毛泽东的经典标准像。有人将八角红星帽照片制成素描肖像画并石印加以传播。版画家温涛将八角红星帽照片制成木刻作品。全面抗战初期，大批国统区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在1938年形成高潮，以至于中共党内有“三八干部”的专门称号。这些人有不少是受斯诺采访报道的影响。毛泽东在党内、国内乃至国际的影响力也因斯诺的采访报道而飙升。
如前所述，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权被削夺。其虽然名义上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实际上被排除在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圈之外，备受冷落。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才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但遵义会议尚未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会议确定的最高军事首长是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军事的最后决定权仍在周恩来手中。革命时期，军事第一。毛泽东早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特别重视军队和军权。正如周恩来所称：“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遵义会议后，中共和红军面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急需一位强势的军事统帅来扭转颓势。毛泽东过人的军事才能和独立决行的意志再次得到展现，而周恩来温和谦让的个性使双方角色逐渐发生转换。不过这个转换有半年左右的过程，中间还遭遇多次挑战。1935年3月初，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但几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战斗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力主不打，其他人均坚决主张打。毛泽东以去就前敌政委的职务力争，会议最后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并作出了取消其前敌政委职务的决定。虽然会后毛泽东最终说服了周恩来和其他同志重新开会作出决定，但此事反映了此时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挂帅的仍是周恩来。5月上旬，有些同志不能理解毛泽东的机动作战、兜大圈子、四渡赤水、两进遵义的战略战术，对其军事指挥存有不满。林彪更是直接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职务，提议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虽然林彪的意见被中共中央否决，但这也说明此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还很脆弱，遑论其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直到中央红军出了草地以后，因周恩来生病，“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一切行动才交由毛泽东全权负责。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这是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军事最高领导人的标志。这时距遵义会议已过了半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的军事领导角色正式完成易位。
政治方面，遵义会议后不久（1935年2月5日），中央常委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张闻天的书生气和民主、包容的作风与博古的做派判然有别。加之中共此时与共产国际因电信密码丢失而联络中断，张闻天也不可能如博古那样以共产国际为依托。故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开始倾向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会理会议后则更多听取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反省”从遵义会议到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这段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时，认为自己“靠近了毛泽东同志，接受了他的领导”，但还“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还不能足够的尊重毛泽东同志”。以此观之，毛泽东、张闻天角色的变化与毛泽东、周恩来角色的变化在时间上大体同步。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在长征到达陕北前后，毛泽东基本上确立了在党和军队中的权威地位。当然，双方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要延至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特别是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完成。此后则完全是毛泽东为“主角”、张闻天为“配角”的权力关系。
中共高层权力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当时局外人是难以知晓的，斯诺也不例外。当斯诺于1936年7月到陕北采访时，他毫不犹豫地就将毛泽东视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因外界早已流传“朱毛”的各种“神话”，进入中共根据地前，斯诺所收集的中共情报也来自于这些公开而不确切的信息。他前往陕北采访时，持有一封致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多年以后才得知介绍信是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安排柯庆施给他写的。他一进入陕北根据地，即将目光聚焦于“朱毛”，尤其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怎样的人呢？在南京的名单上，他是第一号‘赤匪’。”毛泽东自然成为斯诺的重点采访对象。其次即是朱德。朱德当时还在长征途中，尚未到达陕北。斯诺觉得书中不能没有朱德，便请李长林介绍其生平经历写入书中。1938年复社出版中译本时，斯诺根据海伦·斯诺1937年去陕北采访朱德的纪录，重新为其写了一章“口述自传”。
毛泽东、朱德之外，斯诺的目光投向了彭德怀、徐海东、贺龙、林彪、刘志丹等一批军事将领。书中有口述自传的除了毛泽东、朱德，还有彭德怀和徐海东两人。相比之下，对中共高层的文人领导者，如政治局委员博古、王稼祥、林伯渠、徐特立、凯丰、李维汉等，斯诺均未作重点报道。对于总书记张闻天，书中对其生平、身份一笔带过（“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年青书记，曾经留学美国”），仅就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等问题提问，对张闻天的回答做了简要转述。直到1957年《红色中华散记》（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出版时，斯诺才将张闻天的几次谈话内容作为单独的一章（“洛甫论党的问题”）收入。斯诺未必重武轻文，恐怕还是受之前新闻媒体对中共人物报道的影响。那些报道主要关注红军及其将领，中共高层的文人领导者很少被提及。
斯诺以浓墨重彩突显毛泽东一人，在书中将毛泽东定位为“苏维埃掌权人物”“共产党领袖”“做了十年红军领袖”。这样的定位中，至少“十年红军领袖”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当斯诺到陕北采访时，他确实亲身感受到“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但斯诺的采访报告对毛泽东在党内外影响力的扩大和提升的作用仍不可低估。斯诺以相当大的篇幅原原本本地记录了毛泽东口述的个人历史。这样的口述历史在当时中国极为罕见，何况还是一个“共匪”传奇人物的口述。在党外，毛泽东的生平口述完全颠覆和再造了毛泽东的形象；在党内，毛泽东的生平口述对树立其领袖形象和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据作家王林回忆，1936年8月中共北平市委派他到西安东北军中当“学兵”，做地下工作。当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于是年11月在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后，他第一时间将其翻译为中文登在东北军学兵队的壁报上。毛泽东与斯诺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谈话，“当时曾成为我们学习的中心文件，给了我们以巨大的思想武器”。也因此，青年王林很快就树立起了对毛泽东的信仰，视其为“伟大”而“神圣化的领袖”。
斯诺的书不仅扩大了毛泽东的个人影响，也整体重塑了中共的国际形象。斯诺在1944年回顾《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这部书在英国和美国如此受欢迎，使我感到意外。在那里，许多人都说这部书使他们对于中国的性格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印度，我发现许多学生使用《西行漫记》作为思想源泉，来发动印度青年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在缅甸，德钦人游击队只有这部书作为组织农村进行游击战的指导。……在华人领导的马来亚游击队中，人们也把这部书用于同样的目的。”斯诺还说：“就我所知，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外文书而对当前中国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
可以说，斯诺的书彻底改变了中共在国内外的形象，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的政治选择。正如海伦·斯诺所说，《红星照耀中国》“代表了当时整个世界所需要的那种信息”；这本书一经问世，就“纠正了共产党人的仇敌所编造的流言，尤其是将共产党人说成残忍的土匪而非政治家的无稽之谈”。
三
对一个新闻记者而言，深入中共根据地采访中国共产党是难得的机遇，更是巨大的挑战。在当时国共对峙的政治背景与土匪横行的社会环境下，前往中国西北采访“赤匪”，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斯诺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精准地把握了难得的时代契机，更在于他深入现场的无畏胆识与强大行动力。纵观其从采访观察至记录写作的全过程，他充分展现了一名杰出新闻记者所必备的专业素养与天赋。
斯诺在1968年版序中写道：“如果说这篇报道享有比大多数新闻更加有效的生命的话，那是因为它不仅不是一种不经久的新闻‘特稿’，而是包容了许多有永久性的历史的事实。”《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是一部报告文学杰作，至今仍是一部中共党史经典。一方面，由于斯诺的素材都来自现场采访和观察所得，其内容都是独家的。即使数十年之后大量相关史料得以公布，但其材料价值仍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与档案文书相比，访谈与现场观察所得的材料更鲜活、更细致、更丰富、更接地气，是公文档案和报刊等资料无法替代的。书中大量的人物与情景描述，很好地呈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包括红军战士）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和红区普通民众（包括老人妇女儿童）的精神状态。“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被斯诺很好地表达和呈现出来。今天即使是高明的史家也很难从文字史料中将当年那种精神状态再现出来。
斯诺在书中有很多独到的判断和看法。比如对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斯诺既分析了李德的主观错误，也提示要看到当时国共双方的力量悬殊以及蒋介石的堡垒战术对红军所造成的难以突破的困境。斯诺称：“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对于苏区的红军剧社，斯诺不仅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对红军把“艺术搞成宣传”的做法及其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
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
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
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
斯诺在苏区看到、听到和接触到各种非同寻常的人与事之后，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些感慨，今天读来仍令人震撼：
我置身在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在一批过着暴力生活的学生中间，只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缘故，这种暴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较之踢足球、教科书、谈恋爱，较之其他国家中青年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连结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
我在保安的时候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
在对红军官兵做了大量的访谈后，斯诺详细地描述了长征艰苦卓绝的过程，认为长征从初期盲目的战略撤退到后期有目标的战略转移，对军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斯诺还对长征转移到西北的地缘意义作了独到而睿智的评判：
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斯诺还收集了很多难得的数据资料，如红军官兵年龄、文化、籍贯以及待遇等方面的统计数据：红一方面军士兵的平均年龄19岁，军官的平均年龄24岁（从班长直到军长）。官兵50%以上是党员或团员，士兵60%到70%有文化（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等）。所有连长以上军官都有文化。红军指挥员约有三分之一以前是国民党军人。士兵没有正规薪饷，但每一个士兵有权取得一份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一些收入。如果他不是苏区本地人，则从“公田”的作物收益中取出一份作报酬。红一方面军约有3万人，南方人占比很高，约有三分之一来自江西、福建、湖南或贵州，将近40%来自西部的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80%以上的枪械和70%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红军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德国、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毛瑟枪和山炮装备起来的。
斯诺还提到，江西的文盲占90%。经过苏区扫盲，红军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下。而陕北的文盲比例更高，要占人口的95%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彭德怀在一次连以上指挥员会议上讲话时提道：“在东征［山西］以后，我们有许多同志到甘肃宁夏这里来，他们感到失望，因为对比之下，我们在那里受到很大欢迎。他们感到灰心，因为这里农村很穷，人民政治热情很低。”这似乎有悖于传统革命史“越穷越革命”的观念。其实不难理解，革命的启蒙需要一定的教育与经济基础。民众的过度贫穷与愚昧是难以令其产生革命觉悟和接受革命思想的。
对于红军游击战术的起源，朱德在口述自传中提及其在民国初年作为云南蔡锷部下的营长驻扎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两年的经验。朱德说：“我用来对付反动派军队颇具成效的战术，是我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得来的机动游击战术。我跟部队的逃兵、流窜的匪帮作战，这些艰苦经验中学习到的东西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1922年，四川军阀刘湘极力延揽朱德，许以师长的位置。“刘湘所以要我为他效劳，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使人害怕。”这无疑是研究红军游击战术起源的重要史料。
读毛泽东的自述，其早年阅读史显示，晚清民初的中国，从乡下到县城再到省城，完全是不同的知识世界：毛泽东在乡下熟读经书，偷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偶然的机会下他读到了《盛世危言》，到县城后开始看《新民丛报》，第一次听说有“美国”这个国家。他到省城才听说孙中山与同盟会，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并从鼓吹革命的《湘江日报》中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开始读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不同层级的生活空间对应的是不同的历史时间。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其报刊宣传几乎都没有深入到县城。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到省城读书，才与全国新思潮同步。
斯诺为彭德怀也做了详细的生平传记。1959年彭德怀因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批判，在专案组一次次的讯问下写了多份自传材料，再次叙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对照两次自传中讲述的童年往事，笔者发现竟有相当大的出入。斯诺采访时，彭德怀称自己的家庭是富农，6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续弦后，他遭到继母嫌憎并被赶出家门。父亲乃把他送到婶母家住。婶母把他送进新学堂读书。在新学堂，他遇到一个不主张孝敬父母的“激进派”教师并受其影响，婶母因此不再让他上学。不幸的是，彭德怀的祖母更为专制保守，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祖母就会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一天，彭德怀因不喜欢闻鸦片烟，把祖母的鸦片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祖母大怒，竟召集全族开会正式要求把他溺死。对于这个决定，继母表示赞成，父亲也不反对，当族人准备执行时，舅舅站出来保护了他。命虽得救，但他从此被赶出了家门。年仅9岁的彭德怀开始“闯世界”，先后当过放牛娃、矿工、鞋匠学徒、水渠堤工等，17岁开始当兵，18岁当上了排长，后进军校学习，毕业后在鲁涤平部下当营长。听说孙子当了军官发了迹，每月有200块大洋的军饷，80多岁的老祖母走了10里路去迎接他回家，请他不要计较过去，态度非常谦恭，并赞扬他是一个模范“孝子”。
再看彭德怀的晚年自述：出生于一个下中农家庭，8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因此废学。家中无以为生，一切卖光，几间茅草房亦做抵押，严冬季节，他和弟弟还是赤足穿草鞋，身披蓑衣，如同原始人。10岁时，家中生计全断，他和弟弟以及年过七旬的小脚祖母只能出门乞讨。稍后他砍柴、捉鱼、挑煤卖,替富农家放牛，“日难半饱，饥寒交迫，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真”。十三四岁时，他在煤矿做童工，因煤矿倒闭，两年仅领得一年工资，从此“知道了富农和资本家对雇工的残酷剥削”。他15岁在家打短工、干杂活，因参加饥民闹事而遭团防局缉拿，被迫离家到外地做了两年堤工，“懂得了堤工局对堤工的剥削”。他17岁开始当兵，一等兵月饷6元，每月寄3元回家，给家中祖母、父亲和弟弟三人勉强维持生活……
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版本的童年故事，一个是“封建家庭版”，一个是“阶级压迫版”。两个版本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空情境下。第一个版本是1936年向外国记者斯诺讲述的，虽然此时中共的阶级革命早已开展，但阶级话语尚未统一与固化，彭德怀记忆中的童年完全是一个受继母与祖母虐待的悲惨故事；而1959年受批判和审查时，阶级话语压倒一切，面对专案组的讯问，彭德怀讲述了一个受富农和资本家压迫剥削的悲惨故事。就历史和政治语境而言，1936年讲述的故事当更可信。
斯诺采访之时，中共自身尚未形成典范式的革命话语和教条化的叙事表达。这不仅表现在讲述个体的历史，也表现在讲述党的历史。斯诺后来发现，1936年毛泽东跟他讲述中共六大时，对中共六大的“路线”是表示同意的，但1945年毛泽东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完全不同。在该决议中，毛泽东指出中共六大有三个主要错误。毛泽东跟斯诺讲述“富田事件”时，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李立三路线”的影响：红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第二十军在刘铁超的领导下公开叛变；叛乱很快被镇压，“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结果苏维埃运动随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样的叙事与后来史家关于富田事变是苏区错误肃反的认定出入甚大。毛泽东对于宁都会议后军权被削夺、自己被闲置达两年之久一事，在跟斯诺讲述时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这与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的情绪有很大不同。
关于共产国际、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王明和博古中央，以及遵义会议后中共高层的权力变局等，毛泽东完全没有跟斯诺提及。直到1968年《红星照耀中国》再版时，斯诺在注释中作了这样的说明：
中国农村苏维埃中和红军中受毛影响的“共党战士”，在整个战略和“路线”方面所持有的看法越来越与受训于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和“理论家”发生分歧。直至1935年1月毛在遵义会议上对政治局总书记博古和当时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洛甫进行了批判，才从他们手中赢得了政治局的领导权。从此博古和李德（共产国际代表）被革命军事委员会降了级，而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政治局，号召组织了一个包括各阶级爱国人士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比共产国际提出类似的号召早了七个月。不过毛在1936年与我谈及党内的严重争论时，曾评论说，像博古、洛甫、邓发、王明、彭德怀甚至张国焘等，还是“特别能干、英勇和踏实”的“革命干部”。
斯诺提到洛甫与博古一起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说明直到此时，斯诺对遵义会议前后中共高层的权力演变虽然有所了解，但仍没有完全清楚地掌握。毛泽东在1936年的讲述中，除了对已经脱党的陈独秀和已经下台的李立三有明确批判外，对王明、博古、张国焘等人的错误和路线分歧均没有明确提及。这当然不难理解，此时的王明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博古、张国焘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不可能向一个外国记者泄露尚未定论和正在进行中的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和路线分歧。
四
1956年，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斯诺的个人档案中发现，斯诺1936年在陕北做的采访笔记还有部分内容没有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使用过。在费正清的建议下，斯诺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编辑，最后形成了《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与《红星照耀中国》不同的是，《红色中华散记》不是一本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而是斯诺采访收集的素材汇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费正清建议出版时的预设读者是“纯供史学家而非一般读者之用”。
斯诺回忆说，在西北之行的4个月当中，他想采访谁只要张口就行。“他们都希望有机会同多年来第一次来自外部世界的人谈话。”他几乎有闻必录，一共记录了16本笔记簿。这些采访笔记因数量太大，未能全部用于《红星照耀中国》书中。《红色中华散记》中包括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林彪、萧劲光、彭德怀等重要人物的谈话。有的内容是因为当时不便写入书中，如陈赓的自传中涉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他让斯诺将相关内容删除。斯诺原本单独用一章写陈赓的生平，但出书前他让出版商将整章都删了。相隔20年后，《红色中华散记》收录该章，陈庚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与蒋介石的“故事”才为世人所知。故《红色中华散记》可视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姐妹篇，可相互参照阅读。
周恩来是斯诺到陕北后最先见到的中共领导人，自然首先接受了斯诺的采访。但《红星照耀中国》中只对周恩来生平作了简要介绍，没有使用采访笔记。斯诺解释说：“因为我写书已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捎信到北京来给我，要我不在书中引用他的话。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共产党在西安成立了联络处，并派了周恩来负责同蒋介石谈判。他怕我要是引用了他讲的话，就会使他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感到为难。这一点颇有意思，因为它可以说明，在周同我谈话的时候，他和共产党都还没有设想过要建立一个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而只想同从蒋介石那里分化出来的力量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
另一个斯诺没有明说的原因是周恩来责备他泄露机密。1937年6月23日，周恩来通过海伦·斯诺写信指责斯诺泄露了军事机密，请他日后加倍注意。斯诺刊于1937年1月20日上海《大美晚报》的一篇报道，题为《红军领袖指挥大规模作战》。这篇文章的部分原稿也收入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该书初版时由王福时主持编译，1937年3—4月间在北平秘密印行。5月，王福时陪同海伦·斯诺访问延安时，将书赠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可能是通过阅读《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获知斯诺泄露了“敏感”信息。该书中有如下记述：“据周恩来说：自从他们用从‘白’军夺的器具，第一次建立无线电部以来，国民党永远没有能破坏红军的密码。‘我们几乎翻译了一切蒋介石用的密码，’他说着。‘所以我们能够翻译送给靠近我们的他的部队的大部分的信件命令。因为这种缘故，我们也能够知道：国民党从来没有能得到我们的密码的翻译方法。他们得到的关于我们的行动的消息，几乎完全不同而且不正确。’”海伦·斯诺转告斯诺：“周恩来对你发表同他的谈话感到恼火，那次谈话提到广播电台的情况以及R（红军）已破译了南京的全部密码等。他说这些都是要保密的。他记得他本人没有给你提供过这些情况。他担心你要发表指挥员的姓名和兵力情况。这都是他很信任你才告诉你的，因此必须小心行事。”斯诺回复称：“给周（恩来）也说一声，不要担心我会泄露他的机密。关于他的那一章，我也删掉了。……希望你务必告诉他，我没有发表他提供的指挥员姓名等材料，也没有这样做的意图。”经周恩来警示后，斯诺没有将上述内容写入《红星照耀中国》，也没有收入《红色中华散记》。在当时看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的那段文字无疑泄露了中共的重要机密。不过，当年的机密是今天史家研究长征的重要史料。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两占遵义，机动作战，最终摆脱敌人的重兵包围，在运筹帷幄的背后，有赖于能破译蒋介石的几乎一切密码，获悉国民党调兵遣将的大部分指令。
《红色中华散记》所收斯诺对周恩来的采访，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1927年共产党为什么失败，周恩来总结了三点：没有深入到农民当中去，没有争取优秀的国民党军官组建自己的军队，没有争夺对国民党的绝对领导权。（二）中共革命的前景如何，周恩来非常乐观：“中国革命正在接近另一个高潮。它可能借助抗日运动夺取政权。”（三）蒋介石的地位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周恩来认为“蒋介石在1934年到达了他权力的顶峰，现在则在急剧下降”；只要红军在西北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就不可能像在江西那样集中那么大的兵力来“围剿”。（四）如何评价蒋介石，周恩来的看法是，“作为战术家他是一位不高明的外行，作为战略家也许还差强人意”，“蒋介石在战略上倒要比在战术上高明。他在政治上要比在军事上强”。周恩来的这些看法，至今仍值得史家参考。
遵义会议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遵义会议后仍是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斯诺采访过他，但《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他的相关报道。《红色中华散记》收录了博古的生平自述。相隔七年后，即延安整风时，博古对自己的生平又做过一次“反省”。两相对照，可发现博古在不同情境下回忆之差异。博古跟斯诺说，他父亲是浙江宁波县的县长，他本人1921—1925年就读于苏州的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延安整风“反省”时，博古说他父亲担任过兰溪、鄞县、长兴等县的统捐局长，没说做过县长，他本人就读的是苏州高工附中，而不是工业专科学校。除此之外，两次自述的重点完全不同。斯诺采访时，博古强调自己参加了王明领导的反对李立三的斗争，重点谈了李立三的错误。除了攻打大城市的“暴动主义”，博古还指出李立三坚持认为1930年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而否定了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并强调继李立三之后王明的重要性：“博古说，撤掉李立三之后，王明是城市中央委员会中最能干的党的领导人，甚至向方五（向忠发）当了总书记之后，仍然如此。”但他对自己继王明之后担任总书记期间所犯错误则只字未提。而延安整风时，博古重点“反省”了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长期把持中央，反对毛主席及其他有经验的领导者”的错误。
斯诺采访博古时，还问及农民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保守思想及他们的宗教迷信和伦理观念，对争取他们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奉者是否至为艰巨。博古的回答是，所有这些都有影响，但最大的障碍是传统的保守思想。保守思想是由于民众的文化和政治落后，一般要经过半年左右才能转变农民的怀疑态度。至于宗教势力对革命的阻碍，博古认为，中国宗教的反对势力不起多大作用，没有达到印度和俄国宗教那样成为接受革命的障碍的严重程度。宗教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中国传统宗教对中共革命思想的传播和群众动员有什么影响，尚有可探讨的空间。
斯诺采访毛泽东时，由吴亮平担任翻译。吴亮平时年28岁，职务是宣传鼓动部部长。《红色中华散记》中收录了对吴亮平的访谈。据吴亮平介绍，“每个基层党委均设有三个部：宣传鼓动部、组织部和妇女部”。他详细列举了江西苏区时期出版的图书、报纸、杂志名称以及发行量等，如《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量一度达到5万份以上。当时红军各个军团都有自己的杂志，各军都有自己的报纸，各师都有一个十几人组成的宣传队，各团都有一名宣传员。各个军团均设有剧团。宣传鼓动是动员和招募红军的强大武器，在1933年5月到1934年10月，亦即长征出发前一年半的扩红运动中，苏区共招募新兵10万人，还“动员”到了70万担捐献和借贷的稻米。这些数据至今仍是研究苏区的重要史料。
斯诺1936年采访了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但由于篇幅所限，这些内容未能收入《红星照耀中国》，《红色中华散记》中则有一专章。除讲述中国革命相关理论问题外，张闻天还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统计数据：在江西的全盛时期，中共党员总数多达40万人。他估计，自1927年以来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在50万人以上，近5万人被监禁。国民党五次“围剿”，共有约300万人被杀。江西苏区鼎盛时期有250万人口，到红军长征撤离时只剩下150万人左右。红军在江西的最后一次战役大约死了5万人。鄂豫皖苏区被国民党占领后，人口减少了60万。川北本来有人口约100万，红军走后人口约减少了一半。
周恩来则向斯诺提供了红军在长征中的损失数据。“周说红军大部分伤亡是在四川、贵州和西康造成的。真正同国民党作战的伤亡并不多，主要是由于疲劳、疾病、饥寒和部落牧民的袭击。随主力撤离江西时约有武装人员九万人。其中有四万五千人在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时就‘损失’掉了。”与周恩来的说法有所不同，《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记述（不知是谁提供给斯诺的）则强调红军在长征前期损失惨重：“在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的征途上，红军遭到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他们到达贵州边境时，人数已减少了三分之一。”这首先是由于大量运输工作所造成的障碍，当时用于这项工作的人员竟达5000人之多，因此先锋部队被拖了后腿；其次，从江西出发时一直不变地保持着一条西北向的路线，因此国民党方面可以预计到红军的大部分动向而实施堵截。官方党史的记述则进一步将前期的兵员损失重点落实在湘江战役。《毛泽东年谱》1934年12月1日条：“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这是军事上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恶果。”《周恩来年谱》1934年12月1日条：“除红三十四师、红六师一个团、红八军团部分兵力外，全部渡过湘江。部队从西征开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周恩来支撑着困难的局面。”
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说，1927年蒋介石开始反共时，共产党员原有约5万人，“大屠杀”后只剩下约1万人。到1960年，这1万人陆续死得只剩下大约800人。归根结底，中国是靠这800人管了多年而且还要管好多年。确如毛泽东所言，中共从革命到建设，从建党的陈独秀到改革开放的邓小平，领导层基本上是1927年以前投身革命的一代。
五
今年距离斯诺采访陕北已过去近90年。当年30岁的斯诺的一次壮举，成就了一部闻名世界的报告文学经典，重构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影响了成千上万中国青年的政治选择，甚至影响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和1949年中国政局的巨变。
1936年11月，亦即斯诺采访结束离开陕北不久，中国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她被称为是国统区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词称赞丁玲，其中一句流传甚广：“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大革命时期做过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不仅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深知笔杆子的巨大威力，故而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斯诺的采访。斯诺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西行漫记》出版后，毛泽东深表满意。毛泽东在党内外、国内外的正向声望因斯诺的采访而大为提升。中国共产党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因斯诺的采访而得到重新形塑。这样的提升和重塑，只有放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才能被充分理解。
1927年国共两党由合作转向敌对以后，在国民党的严密“围剿”和中共的严密自保下，外界对中共党政军的组织内幕所知极为有限。有关中共的各种信息充满了歪曲和错误；有关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人物的资讯也充满无知与传奇色彩。其无知与传奇的程度，超乎今人的想像。在遵义会议前，朱德、毛泽东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他们当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当然，这种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以负面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斯诺前往陕北前所了解的中共资讯基本都是不详不实和夸大其词的。在斯诺抵达陕北时，毛泽东其实刚成长为中共的领袖。但来陕北前，斯诺已从外界的各种不实信息中更早就认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故斯诺将采访重心完全放在毛泽东身上。他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以访谈的形式对刚刚升起的“红太阳”进行了一次深度报道；也为刚刚结束长征、正从反蒋内战转向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番前所未有的正向宣传。斯诺笔下的陕北，是一个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革命根据地形象。他的报道不仅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也激发了国内广泛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共鸣，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道义支持和人才汇聚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在无形中助推了历史进程的转向。
而从历史学的视角看，无论《红星照耀中国》还是《红色中华散记》，时至今日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由于斯诺的素材都来自当时的人物采访和亲身观察，其材料来源是独一无二的。包括毛泽东口述自传，之前和之后均没有如此详细地做过。与同时期中共的政策文件相比，访谈与调查所得的材料更鲜活、更细致、更具实践性。外国新闻记者的独特和敏锐视角，以及报道的旁观立场，也是中共自身的档案文书和报刊宣传材料所无法替代的。
当然，今天史家在利用斯诺采访报告时也当注意到，当时斯诺的外国记者身份不可能得到中共方面的完全信任。中共的很多组织内幕和机密信息“不足为外人道”。斯诺的采访行程与采访对象得到了陕北方面周密的安排，不可能是完全随机和随意的。斯诺当时的汉语水平有限，采访需要翻译居中协助，在英汉互译过程中，采访记录出现少数错漏在所难免。斯诺虽然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且非常敬业和具有自己独立立场的新闻记者，但也难免有今天史家看来不那么规范的操作以及某些刻意的宣传手法。据当年红军大学学员萧文玖回忆，斯诺到红军大学采访时，发现有网球拍和球网。“如果拍一些学员课余打网球的镜头，不仅照片的画面会活泼些，而且网球是美国人喜欢的运动项目，让美国人看看在中国偏远的山沟，也有如此喜爱网球运动的一群人，这样容易接近美国人和红军的感情，对这篇红色的报道产生共鸣。没想到，网球拍是红军缴获的战利品，网球是‘洋包子’玩的东西，‘土包子’见也没见过，更不要说玩了。临时布置了个网球场，斯诺把我们几位学员摆了半天，总不像。无奈，只好让我们五个人站成一排，四人拿着网球拍，一个扛着网，站在中间，以此说明我们的课余是在玩网球。”“摆拍”是那时中外摄影通讯记者制造“图像叙事”的惯用手段。斯诺的做法肯定有迎合欧美读者的考虑：网球原为上层社会专属的体育项目，本身具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它能够在红区出现，定让读者感到新奇。从宣传效果来讲，“红大学员打网球”的照片，无疑塑造了红军“具有亲和力”的形象，而且“自从斯诺拍下了这张带网球拍的照片，打网球也成了红军大学热衷的课外活动”。不过从历史学视角看，新闻记者的“摆拍”仍有刻意宣传的意味。这也是今天史家将其作为“史料”利用时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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