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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他的那个时代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 香港天地图书出版 （下篇 28-1）
想起父亲，总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儿子，其实没有办法归纳他的人 生。根底上说，这是父亲一贯的想法，他说，“后辈写前人总有夸大， 就算是真实，看的人总是疑心。别人要写，是别人的事。后人写，倒 还不如不写。”他的说法当然是对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回忆文章，不 管是亲人写，战友写，朋友写，还是下属的回忆，下笔的总是丰功伟 绩，过五关斩六将。到底是不是有丰功伟绩？是的话，参与的是否仅 仅是这个丰功伟绩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这一部分是怎样构成的？是 以什么模式嵌合进历史事件？更不用说过程中的冲突，脑海里的思考， 决定的形成，诸如此类，所有这些都不曾进入我们看过的回忆。另一 个角度，当带头大哥带错了路，这支队伍里的人又会怎样？这一方面 的回忆更如明月当空，清光照人，一夕如环，夕夕如玦。 二零零四年夏，我回广州。母亲好些年来都怂恿我和父亲多谈谈， 把他的历史留下来。我屡次提起，父亲总是说，有什么好写的？现在 太多人写，有人还出文集，我看过的，没一本有意思，不过是浪费纸 张罢了。后来，父亲病了一场，住在医院，孩子们轮流守护。病房的 柜子里有一张支架折床，晚上，轮到守夜的便把折床从柜子里拿出来， 在父亲病床的下方张开铺好，然后熄灯分别睡下。一天晚上，他睡 下有十来分钟了，躺在床上，突然却发声道，“这回出院，差不多就 到我的生日了，我把我的一些事说给你听，你记下来。” 我还没睡着，欠起了半身，见他平躺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便重 躺下，应了声，“好。” 父亲出院了，到了他生日的前一天，我一提他就答应了，还约好 第二天。他说他会专门留下时间来谈。后来就有了《塞北江南》那份 记录。父亲有“后人写，倒还不如不写。”的说法，父亲既然这样劝告了，道理上我可以不写。但不写，又颇可惜。因为父亲的回忆是从亲 历者的角度出发的，焦距近，事件具体。而后人叙述，既可大光圈虚 化背景，也可以长焦透视，尽显纵深，距离拉开之后，自有其叙述优 胜之处。再说了，父亲那一辈人有很多事情他们不愿说，而我却愿意 挖地三尺，而我确实也挖出了一些东西。考虑再三，还是写，但我自 当以实事求是，一字一句，不夸大，不违真的原则自律。 对于我来说，写我的父亲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表述父亲那一代人 所处的时代。共产党表述自身历史的标准讲法几十年一变，代代新颖， 而我更愿意将我父亲置于坚实的土地上。凡是历史其实都是当代人从 自己视角出发的眺望。我来写，我当保证的是父亲怎么说，我自己怎么看，一是一，二是二，不将两者混淆。这是我动手写这篇纪念我父 亲文字时给自己定下的原则，写之前先在这儿说明一下。
1、父亲的想法与禁忌
《塞北江南》记录的是我父亲从出生到三十岁时段所发生的事情。 父亲说：“我到海南时间是五二年八月。我二二年八月生，到五 二年八月整三十岁。我打算按时间顺序的写法到此为止。原因是在讲 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再这样讲下去，就成流水账了。要回顾，就 得有所总结，再说，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因此， 三十岁以后的事不再按时间，而是想到一个题目就写一篇，或就事件 或就人物，总之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独立成篇。” 父亲又说，“我想进行的工程是想把我一生的经历记录一下。我 这个人，虽说官也做到了省委书记，但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我做 的事也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做的事，除了创办深圳，算是由我起的头， 其它事都是大队伍作业。我处的位置，并非历史漩涡中心，回忆出来， 传统意义上记录历史或历史伟人的作用有是有些，但仅仅是侧面。” 父亲的想法相当明确，他说，“我想讲的主要是我小时候的事， 家族的事，给你们，给骏骏和苗苗这些孙子一辈的留个念想。”他的 禁忌也相当明确，他说，“参加革命之后的事，牵涉到很多人，有一 些故事很完整，可以讲一讲，还有很多事情是得留给历史的，我讲不 合适的，我就不讲了。” 父亲和他的同代人一样，在写回忆的时候有禁忌，但在生活中， 他有时会冒出一些话来，吉光片羽，里面包含了他的经历，他的思考， 他看问题选择的视角和没有展开的观点，这些追溯下去，趣味盎然。
其实，在一九八七年，父亲口述过一篇关于土改的文章，题目叫 《关于揭阳等县的土改问题》。延安之后的日子，父亲工作的主线是 土改。退休之后，他从亲身经历的角度展开思考，口述了这篇反思土 改政策得失成败的文章，刊载在 1987 年 5 月 21 日《广东党史资料》 第 32 期上。这次，他对我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是只讲到三十岁为 止，然而，历史是连续的，他讲的时候自然而然提到了他三十岁之后 搞的海南土改。 他说，“海南的土改不是我负责的。我主持的只是五指山区的土 改，在整个海南来说，是收尾，在整个中国来说，也是收尾。” 他又说，“只有这次土改，才是我完全按照自己心中的想法进行 的，这次土改，经过这么几十年，没有反复，没有后遗症，算是经得 起历史的考验。” “多长时间？”我问。 “三个月上下吧。”他答。 “三个月？怎么做？”我大为惊奇。 “和平土改，就是分田分地，尽可能不去掺杂其他的东西。” 这段土改经历父亲在《关于揭阳等县的土改问题》里虽然写得简 单，但有提及。因此，我就不复述了。 说起来奇怪得很，我和父亲第一次谈起土改，不是在那次谈话， 而是更早许多。一九八七年，我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我的老板是一 位美籍华人。一天，他让我陪他到他伯父家去。到的时候时近中午，他的伯父留我们吃饭。席间问起，我说了我父亲的名字，那老头的眼 睛突然就亮了，他说，“噢！老朋友了，你回去告诉他，你见到邓力 群*了。东北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两个人总在嘀嘀咕咕土改的事情。” 回广州的时候，问父亲。父亲道，“怎么你见到了他？他身体可好？ 我们熟得不得了，在东北的时候，就三两个人总是在讨论政策，近得 很。”那段时间，我父亲从延安到东北，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 主任，协助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负责土改工作。父亲不赞成那些过 左过火的做法，和汪小川*，还有当时也常在省委的邓力群总是讨论。 父亲说，“我这个人有话在心里不说出来总是不安，于是写了个报 告给陈正人。陈正人开头接受了，还表扬了我。过不久，刘少奇*同 志提出‘贫雇农坐天下’的口号，于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风 刮起来了，陈正人觉得我误了事。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结果挨了 一顿批，政策研究室被撤销，我被派往毗邻四平长春的前线的吉南地 委任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 我追问，“陈正人当时怎么批你？” 父亲说，“其实也没什么。陈正人接到文件，急得跳脚，指着我 说，‘你，你，你这个陈南生*，你可把我给害死了，你叫我怎么办？’ 后来，在大院里，十来个负伤转地方等待安排工作的老红军厉害一点， 什么同情富农，跺着拐棍，手指都指到了额头上，我只好低头，被乱 骂一顿。”
在父亲搞特区，还有特区之后的日子，我不止一次听他叹息，“这 个邓力群，你来看看嘛，你怎么就不来。”人生的事情，老朋友的观 念一旦不同，连见面也免了。
邓力群（1915—2015），湖南省桂东县人，原名邓声喈，1935 年参加革命。1936 年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委会委员、中华 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东城区委干事，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延 安马列学院教务处处长、院党总支副书记，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政治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中 央研究局材料室主任、研究员，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榆树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随员，中共中央新疆三区的联络员，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青委书记，新疆日报社社长，新疆省人民政 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办、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社常 务编委、秘书长，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干校后在国务院政治研 究室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历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党委常 委、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兼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 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史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 参与起草《东北农村合作社组织大纲》、第一个五年计划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 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编辑 出版《毛泽东选集》，负责编辑《刘少奇选集》，参与选编《邓小平文选》，主持编撰《当代 中国》丛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之一。
陈正人（1907－1972），江西遂川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中国共产党第八 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土地革命时期，历任江西省遂川县县委书记、井冈山湘赣边界特委 副书记、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总政治 部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 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全国解放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建筑工程部部长、中共中央 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 害。1972 年在北京逝世。1980 年得到平反。 *汪小川（1913--2005）安徽省岳西县人 。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 加游击队，投入反封建军阀的斗争；1932 年 2 月参加红军，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 命战争年代，汪小川先后随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川陕根据地等开展革命工作，1935 年参加长征，1936 年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先后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 30 军宣传部 部长。1938 年受党的委派，担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汪小川分 别担任延安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吉林省委政策研 究室主任、吉林省委民运部副部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以后，汪小川历任东北局宣传部副秘 书长，长春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北京 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等。
刘少奇（1898--1969），湖南省宁乡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是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曾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错误的批判，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 于 1969 年病逝。1980 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定。他的主要 著作收入了《刘少奇选集》。
当时我父亲沿用去延安时用的姓名叫陈南生。
2、人生的路向
看父亲的前半生，我首先感觉到的是历史潮流的力量。他出生在 汕头。汕头是一个近代发展起来的城市。1685 年清政府在潮州府辖 区内的庵埠设立海关总口。随着时间推移，汕头港逐渐成为潮汕地区 中心港口。1853 年清政府在汕头妈屿岛设立常关，取代了庵埠总口 的地位。1858 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在 1842 年《南 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的基础上，增开潮州（设在汕头埠）、台南为 通商口岸。1860 年汕头建埠，成为了一个城市。 1858 年 11 月 18 日，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俄国在 远东的成功》*一文称：“由于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广州的一部分贸 易转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什么贸易，而汕头这个唯 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恩格斯的 这段话说明了那个时候，汕头是除了广州和上海之外最为活跃繁荣的 商业城市。有了这样的背景及后来的发展，于是便有了二十年代风风 火火的粤东。大革命东征给父亲的孩提时光注入了最早的人生色彩， 家庭的困顿，社会环境的左倾，日寇的入侵，他其实不可能不革命。 人们常说，人生的道路是自己的选择，其实不然，大历史其实才是人 生路向裹挟的力量。 塑造父亲人生的还有他最早的阅读和感悟，他追索过他祖先的事迹，他看的第一本是《七侠五义》，接着，又看了一批春秋、左传、 西汉、东汉的故事书。他说，“战事纷纷，群雄并起，现回想起来， 看书当时，想必是心情激荡，不能止息，但岁月逝去，唯一大树将军 *的故事历久常新。 大树将军姓冯名异，东汉人，时辅佐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争天 下。每战毕，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处树下，军中号称大树将军。父 亲说他阅读当时，把书往床上一放，对自己说，我将来就是要做这样 的人。”一个人十岁开始的阅读和感悟抹上的是一个人人生的底色。最早 的人生底色与意识形态无关是我父亲的幸运。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 我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知道，一旦意识形态牵涉其中，底色不免异化。 譬如说，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精神的核心却是“听 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两句话镜像对应，不知道为什 么一旦嚼起来味道总是怪怪的。 父亲参加革命的地方是潮汕。潮汕这个地方的革命是以一茬又一 茬的方式发展的，每一次都是在几乎被连根拔起之后，又重新发芽。 一九二七年，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土地革命被镇压，南昌起义的 队伍在潮汕地区失败，潮汕的革命力量几乎全部丧失。后来重新组建 红军，又经过近十年时间，好容易在福建的漳浦、云霄、平和、诏安 和广东的潮安、饶平这些县份的山区开辟出闽粤边区革命根据地。一 九三五年十月，敌人占领东江特委所在地大南山。三七年七月，漳浦事变发生。同年年年底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整编北上。 革命力量在潮汕地区又一次仅存命脉。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那一茬， 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成立，革命的火焰再次燃起。这个党组织非常年 轻，非常纯粹，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组织怀疑一个人可能是 叛徒，按照常规，杀了也就杀了，但潮汕的党组织居然没有这样处理， 而是决定请示，而后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把这个人送到延安去。这样 做，当然风险极大，潮汕的党组织计算了各种万一的可能，妥善做了 的安排，然后父亲出发了。这事本来是无需我父亲去的，但潮梅地区 的党组织有恢复武装活动的想法，必须向南方局请示，两件事并成一 件，护送这个家伙上延安就成了我父亲的任务。 这个人叫姚铎*，原来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的秘书长， 后来果然叛变了。关于这事的处理，父亲说得简单，他说，他在出发 之前已经准备了预案。他发出电报，组织接到电报，潮梅地区的同志 立即按原定方案疏散了。姚铎潜回了广东，一潜回，立即被盯住，后 来打了个伏击，以牺牲了一位同志的代价，消灭了这个叛徒。
恩格斯（1820－1895）Friedrich Engels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 命家、教育家，军事理论家，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之一，他承担了马克思逝世后《资本论》 遗稿的整理和出版，著有《自然辩证法》、《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36－40 页。
大树将军，即东汉开国名将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在刘秀 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任征西大将军，为刘秀平定关中立有大功，在论功行赏之时，冯异经常 独自退避到树下、不居功自傲，故而人称大树将军，东汉建武十年，因连年征战，病故于军 中。
刘秀（公元前 5 年－公元 57 年）字文叔，南阳郡蔡阳人，汉室宗亲，新朝末年，海 内分崩，刘秀在南阳郡起兵。更始三年（公元 25 年），刘秀于鄗县南千秋亭登基称帝， 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刘秀在位三十三年，改革中央官职，精简结构，优待功臣， 休养生息，兴儒学、崇气节，被后世史家推崇为光武中兴时代。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
毛主席即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 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 人，诗人，书法家。1949 至 1976 年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
雷锋（1940—1962）湖南人，原名雷正兴，1960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62 年因公殉职。雷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其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
彭湃（1896—1929）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人，原名彭汉育，1921 年加入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初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10 月，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武 装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1929 年 8 月 30 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姚铎（？--1944）广东省澄海县城关镇城南人，原名姚江宜。中学期间加入了共产主义 青年团，“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转移泰国，在曼谷新民学校任教，并于 1935 年参加了共 产党。1936 年返回香港，历任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闽粤赣边省委宣传部长， 潮梅临时特委书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2 年南委机关被破坏，姚铎对革命丧 失信心，1944 叛变，被突袭处决。
3、特例与必然
我孤陋寡闻，就我的知识范围，怀疑有人会叛变而不杀，冒着自 己被杀的风险，千里迢迢护送交由上级处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 年代唯一的特例。 这事对于潮汕党来说，首先，这里面隐含了好些政治伦理问题， 其一，姚铎当时是上级，有叛徒嫌疑杀得杀不得？其二，在战争年代， 通讯工具有限，请示不可能说得清楚，情况又在不断变化，能不能不 请示？其三，既然请示了，南方局也有了指示，然而，姚铎的腐化及 叛徒嫌疑日益清晰化，可不可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然后，可以 收拢到一个纯粹的道德选择，譬如说，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地区的党 组织重要？如果潮汕党组织当时当地就把这个人处理了，会不会更 好？更具体一些，有没有绝对保证党组织安全的手段，有了这个手段， 又会产生一个有没有人可以执行的问题。如果杀了，有没有杀错的悬 疑必然存在，他到底是不是叛徒呢？这有点类似于量子力学里的薛定 谔的猫*，猫到底是死是活必须在盒子打开之后，才能确定。薛定谔 提出这个问题旨在论证量子力学对微观粒子世界超乎常理的认识和 理解，用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 关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父亲说，“党组织丝毫无损是一，处理姚 铎的事发生在他彻底暴露之后，党史上没有留下是否杀错人的悬疑是算是一件前前后后处理得圆满的事情。” 父亲关于处理姚铎在党史上没有留下是否杀错人悬疑的说法实 打实。然而，统观中国革命，战争时期那么多革命根据地，很少看到 不开杀戒的。不杀，真的叛变起来，组织摧毁，死去的数以十计，数 以百计，面对这些，那些衣不蔽体，刚从血泊中站起来的人的选择会 是什么？怀疑产生了恐惧，恐惧产生了力量，这种选择与信仰的关系 不大，更多的是人性的反应。在上一分钟生，下一分钟死的情况下， 恐惧隐藏在灵魂的深处，指导了以队伍纯洁，组织纯洁，意识形态纯 洁为旗帜的杀戮。这种杀戮最中性的描叙，按我的看法应该叫做预防 性杀戮。小时候，大院里有一个老红军，及老，眼睛都瞎了。他说， “老了，对你们也不怕说，我这一辈子啊，杀的红军和共产党比杀的 敌人多。开头是用枪，为了节约子弹，改用大刀，用大刀血溅满身， 最后改用石头，直接砸在脑壳上，人就掉下事先挖好的坑里。那些都 是自己人，你不杀，后面有人看着你，那就是你死……”从他的叙述 中，我们可以知道，在那种时候，道德其实很难成为革命的选项。 统观中国革命，也没有见过开了杀戒之后不再扩大化的。一个队 伍里的同志，在某一天，组织怀疑他是叛徒，把他杀了。那些相信他 不是叛徒的人，会怎么看？他的直接手下会不会反击？反击了会不会 被当成哗变整体消灭？对于杀了人的人来说，杀了这个，旁边那个眼 神怪怪的，要不要也杀了？还有那个平常总说怪话的，要不要也杀 了？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在血流成河的环境里，所有还活着的人都是无数牺牲过程的幸存者，从怀疑到恐惧，到预防性杀戮，到整段时 空笼罩着恐怖的气息，这时所有人的想法差不多都是条件反射，在那 个阶段，没有人不是敌人。 这种不幸中隐含的最不幸的逻辑是，普通战士经历的仅仅是枪林 弹雨，而身处高位能感受到的却是全方位环绕的风雨声。恐惧的感觉 出自本能，一个人的恐惧，不会因为这个人身处高位而减弱。战士只 是战士，领导可以是风，可以是雨，组织刮起来的风有旋涡，有移动 的路向，党史研究将肃反扩大化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为什么叫 路线？因为有组织，有组织才会有路线，什么人领头，就会有什么路 线。在延安那个时空，事件贴身，当时做研究的人都是经历者，其中 应该有相当部分是这类内部斗争的幸存者，同时也应该有相当部分是 这类内部斗争的胜利者，大家坐下来，能把那些事情归纳为左倾机会 主义路线。不忌讳自身的错误，这才是共产党人最为根底的伟大。有 了这样的根底，便有了全党一心，紧接着是时空漫卷，队伍走出了山 沟，进入东北，三大战役，席卷全国。 然而，从研究的角度，当时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结论，结论一旦演 变成标签，研究就窒息了。得出左倾机会主义结论的事实基础是肃反 扩大化。在我看来，各个根据地情况不同，个体事件一旦发生了，影 响扩大与否的因素实在太多。倒过来看，有些根据地的杀戮根本与扩 大化无关，之所以发生杀人无数的肃反，其实是由于钦差大臣或新 的地区领导人身上带有病毒，他们空降到了一个地方，病毒便洒向四 面八方。以结论为标签似乎同时也遮盖了反方向的理论探讨，譬如说， 面对一个叛徒嫌疑人能够不采取断然措施的条件是什么？更使人踌 躇的是，这种标签式的结论隐含了目的总是奋不顾身地为手段辩护的 逻辑。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角落，这种角落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 不合理的。譬如说，是不是在某些地区，其实是宗派主义指导的屠杀， 反倒披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相对合理的外衣？ 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个傻瓜，责怪自己喜欢瞎想还喜欢胡说八道。 后来，我突然想到一句从电影学来的俗話，这句话说，一个傻瓜提出 来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所能回答的还要多十倍。于是，我就有点坦 然。延安那个时候大概没有多少书可供阅读参考。而现在的书多。我 囫囵吞枣，大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定律起了作用，我总觉得这里面 有人性问题，心理学问题，社会学问题，也有革命的道德伦理问题， 中国农村地区的宗派结构问题，还有我没想到的其他，决非一句话可 以概括。再想下去，这种组织内部的杀戮，杀了一个或一群不确定是 否叛徒的同志，对一支队伍，对这支队伍的成员有什么后续的影响 呢？那些胜利者，他们愧疚吗？他们会怎样总结他们这一段经历？对 于那些生活过一段随时会被自己人杀死日子的战士，他们的心理会有 什么变化？这些人，无论是当时杀人的人还是提心吊胆的人，他们日 后都走上了大大小小的领导岗位，这一段经历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他们日后的决策和一个地区的革命进程？更扩大来说，这些事情会不会 影响到以后一个政党的执政呢？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化和群体性恐 慌有没有必然联系？会不会在恐惧没那么强烈的情况下，预防性杀戮 也会从潜意识中爬出来，以新的口号化作鲜红的旗帜，猎猎飘扬，指 导和平时期的斗争？从这些角度思考，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确如此， 只要气候许可，薛定谔的猫的微观不确定性便会以宏观不确定性展现 开来，以狰狞的面貌去铺张血色的风采。 我说潮汕的党组织是一个特例，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方面， 我研究不够，我没能就所有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进行探讨；另一方面， 我常怀疑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那些不幸其实可能包含了某些必然，它 是运动的进程必然会发生的一幕，犹如人类的文明历史说到底不过是 杀死自己的同类越来越少这么一个过程。
我能够说的仅仅是，潮汕当时的党组织年轻，纯粹，他们一直等 到了盒子打开，他们直至看到了那只薛定谔的猫是否已经死去，才着 手处理。他们没有经历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相互屠杀，他们的心里坦 坦荡荡，一无负担，因此他们幸运。
薛定谔的猫是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试图从宏观尺度阐述 微观尺度的量子叠加原理。在量子的世界里，量子的存在形式是波还是粒子？通常，微观物 质以叠加混沌状态存在，量子力学告诉我们，除非进行观测，否则一切都不是确定的。薛定 谔解释说，这犹如猫的生死叠加，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只猫和可以杀死这只猫的装置，猫到底 是死是活必须在盒子打开后才能看到。
这说法出自一位学者关于人类文明演变的归纳，我记得这说法，却找不回这说法的出 处了，仅借此注向这位学者致敬，并期待日后在读者的帮助下，找到这位学者。
4、延安的日子
父亲的幸运还在于他到达延安的时点。按他的回忆，“一九四二 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时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三月底，王实味*成为思想批判的靶子。同年十月，原地下工作者张 克勤*受连续七昼夜不停逼供，招认为特务，导致一大批干部受株连。 四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布置 在继续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对全体干部进行一次组织审查。 七月十五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审干扩大化事态日益向不 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三十日，毛泽东提出‘审干九条’。八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的‘审干九条’ 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严禁逼供信，然而审干运动扩大 化并未得到制止。一直到了当年年底，季米特诺夫*来了一封绝密电 报，方才促成了审干的刹车。” 我父亲到达延安已经是一九四四年底了。 父亲说，那个时候，“事态已经平息，所有审干时期自认的叛徒 特务全部一风吹了。这一风吹相当彻底，许多当年自认的叛徒特务， 后来都是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干部。这和党中央毛主席事后认真地承 认犯错有关。” 父亲说，那个时候，“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人们脱口而出，‘实事求是’，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父亲说，“那些日子里，人际关系像生活本身一样简单朴素，日 子清新活跃有如雪后的令人精神抖擞的微风，一排窑洞一个支部，一 个窑洞住四个人，除了看书就是讨论……学习内容主要是总结党史。” 他说，“讨论相当细致。为了了解 AB 团事件，我所在的支部集中 研究了大革命时期闽西那个地区的历史，通过讨论具体时空具体事件， 从而达成结论。不必违言，我们讨论的无不是自己人杀自己人血淋淋 的过去，但形成的反左意识也是空前的。当然锻炼的还有思维的能力， 在那段日子里我看我自己，我能意识到自身的归纳概括能力不断地提 高，就像竹笋在雨后拔出了地面。” 父亲又说，“除了党史，那时讲的是自由民主平等。新民主主义 是一个我们一再学习讨论的专题。” 父亲三六年参加革命，期间经历了生死，经历了磨难，然后他在 一个对的时点来到了一个对的地方，遇上了一段美好时光。我之所以 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所做的，他处理事情的方 式，无非是他在处理这一件事情之前人生的综合，包括了他的成长， 他的阅读，他的经历，他周边亲人战友朋友的影响，他的思考，诸如 此类的总和。我也相信只有那些经历了阳光的人才能面对黑暗，只有 这样才能解释他对土改的政策认识和坚持，也是我下面展开更多叙述 的基礎。
王实味（1906—1947），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实微。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 合花》等文章，1942 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1946 年被 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 年 7 月，在战争环境中被杀害。1991 年 2 月 7 日，公安 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做出了：“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 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 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 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的结论。
张克勤，甘肃兰州人，共产党员，1942 年赴延安，时值审干运动。1943 年他在压力下 胡编口供。他的“坦白书”说，据他所知，国民党对其在统治区内的共产党组织实施了一个 所谓“红旗政策”。很多共产党地下组织实际上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打的是“红旗”，实 际是在特务控制下搞的“假党”、“伪党”，他原在的甘肃党就是这样的党。他的坦白引发了 一大批干部被捕。张克勤因此被审查干部委员会主委康生定位为“失足者”， 一时成为风云 人物，整日骑着高头大马，戴着大红花，先后到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 绥德师范等处“现身说法”。建国后，张克勤曾任《甘肃日报》副总编辑、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康生（1898－1975），原名张宗可，字少卿，笔名鲁赤水，山东诸城县大台庄人曾经 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职务。康生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他是发动 文化革命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逝于 1975 年。1980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 批语》，将其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
季米特诺夫（1882—1949）全名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人。1902 年加入保 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913 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33 年在德国被纳粹警察局以“参与“国 会纵火案”罪名逮捕。同年，在莱比锡开庭审讯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国会纵火案”是 法西斯精心策划的阴谋，在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营救下，无罪释放。在 1935 年至 1943 年主持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关心中国革命，包括帮助确立了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1946 年 9 月，保加利亚举行全民投票，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人民共和国，同年，季米特洛 夫出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48 年保加利亚工人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季米特洛夫当 选为保共中央总书记。1949 年季米特洛夫因病医治不愈，在莫斯科逝世。
5、潜意识里的幽灵
父亲叙述镇反叙述得详细，这里我只简单带过。他的堂兄弟五个 人，一个逃脱，四个被枪毙。因为他是军管会副主任，镇反布告上还署上了他的名字。他的弟弟吴路寒，被开除党籍。他的父亲得知侄儿 被抓被杀，哭得不可收拾，一天，突然脑溢血去世。五十多年后提到 这事，父亲的身躯微微颤抖，眼泪突然充满了眼眶，他停了好一会， 控制住了，又往下讲。他说，“镇反是中央的命令，要杀掉一批国民 党的社会基础，以稳定社会。三令五申，限时限刻，不能有异议。当 时的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凡涉亲属，一律回避，碰了这条戒律，不分 青红皂白，一律纪律处分。权力下放到地委一级是一个三人小组，这 三个人决定一切。” 前面我讨论到根据地预防性杀戮的时候提问道，这些事情会不会 影响到以后一个政党的执政呢？我还问道，扩大化和群体性恐慌有没 有必然联系？会不会在恐惧没那么强烈的情况下，预防性杀戮反倒像 是一面指引革命胜利的旗帜，从潜意识中爬出来指导了和平时期的斗 争？事实是，潜意识里的经验的确就像幽灵。毛主席说，“镇压反革 命，就是要放手捕一批，杀一批。”*他又说，“有计划有准备地大规 模地在同一时间内搜捕大批反革命分子……”*，并说“请你们照办。” * 刘少奇说，“反革命是可以杀干净的。”*他认为，“不办就不要办， 一办就办得你很疼，不痛不痒又得罪了人，划不来。杀一儆百，一百 个人杀一个，这一个是必须杀的，很需要。”*当年的公安部副部长徐 子荣 1954 年1月的一份报告提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杀反革 命分子 712,000 余名，关了 1,290,000 余名，先后管制了 1,200,000 名”。 *三项合计 3,202,000 余名。* 建立了一个国家政权，不考虑立法，而考虑“杀一儆百，一百个 人杀一个，这一个是必须杀的，很需要”，这种思维甚至比不上刘邦*、 萧何*，这就是溶进了血液的预防性杀戮思维起了作用。 父亲的回忆里讲到了邹瑜*，到了他的晚年，离他那次讲述又过 去了好多年，一次讲起平反的事情，他说，“邹瑜那个人，从来见面 都叫我大哥，我已经告诉他了，你不要叫我大哥。当时，具体情况虽 然不清楚，但五个人同一个罪名怎么可能？你调查一下不行吗？吴大 弟被抓那天上午参加了扫雷庆功大会，戴大红花，坐主席台。下午被 抓。第二天就被枪毙了。算是一个什么道理？”当时，我望着父亲， 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和他完全不同的想法，但我没敢说出来。我和 他不是同一代的人，远远回望，反倒有了一条前因后果的线索，当年 在延安，邹瑜在组织威逼利诱之下，承认自己是特务，上台戴大红花， 一个人灵魂的一部分便已随之异化，就像一个伤口结了疤，疤痕上没 有神经，有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再也感觉不到。就我看来，我父亲的 四个堂兄弟的命运其实在邹瑜戴上大红花的那一刻已经决定了，就像 镇反一事早在几十年前消灭 AB 团的时候已经播下了种子。 这事在文化大革命后是可以平反的，当工作人员找到吴大弟遗孀 的时候，她正在地里摘菜。工作人员告诉她可以平反，她头也不回， 道，“人都死了，还平什么反？”无论如何劝导，她不再说第二句话。 没有申诉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到了二零一一年，吴大弟的儿子找 到了他父亲当年立功的证明文件，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一二 一师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功劳证，第一届汕头市政府颁发的乙等奖 状，吴大弟的儿子们起了争取平反的想法，我父亲给他们写了证明当 年情况的材料，汕头市政法委做了大量工作，那个案子，原先根据的 仅仅是一份没有署名的检举信，没有任何调查。时代久远，怎么复查？ 市政法委建议不再复核事实，四人中只选吴大弟一人，根据八零年中 央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 若干问题的说明》的第一条第四项规定，从起义、投诚人员有重大贡 献或立功者，可以既往不咎的政策角度平反。以这样的角度处理，先 无中生有，再来平反，的确是委屈了点，但没法子，吴大弟的儿子们 接受了。汕头市政法委以这个角度上报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考 虑了很长时间，终究不敢批复。我的推论是这时的各种法规开始健全， 反倒失去了运作这类案子的基础，省高院不敢批复自有他的道理。于 是这个案子再一次划上了句号。 父亲知道了，对我说，“你和他们聊聊吧。这革命的过程屈死了 多少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得到平反。现在国家的政治改变了，平反不平反已经不影响什么，就这么算了，好不好？”他又说，“让他们 把心放开了，不是不平反，时间太长，真的做不到了。”父亲从此绝 口不再提这个话题。 但是，一件具体的事情中总会隐含着一些抽象的意象，当中的问 题是需要后面的人来研究的。我们研究历史难道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合 适的标签？所谓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预防性杀戮也是其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一旦风波咋现，幽灵便再次彰显。这是后来发生的事，禁忌 尚在，不提也罢。 其实，处理历史事件宜粗，细了纠缠不清；研究历史教训宜细， 粗了流于标签。
转引自《炎黄春秋》2014 年 12 月<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作者：黄钟。出处见该文 注 49“刘复之《刘复之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6 页。”
转引自《炎黄春秋》2014 年 12 月<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作者：黄钟。出处见该文 注 5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3 页。
转引自《炎黄春秋》2014 年 12 月<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作者：黄钟。出处见该文 注 5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4 页。
转引自《炎黄春秋》2014 年 12 月<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作者：黄钟。出处见该文 注 4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编印《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肃反问题 文件选编》，1958 年 12 月版，第 41 页。”
转引自《炎黄春秋》2014 年 12 月<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作者：黄钟。出处见该文 注 4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编印《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肃反问题 文件选编》，1958 年 12 月版，第 39 页。”
转引自《炎黄春秋》2014 年 12 月<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作者：黄钟。出处见该文 注 29“《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 年 1 月 14 日），转引自杨奎 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7 页。”
转引自《炎黄春秋》2014 年 12 月<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作者：黄钟。出处见该文 注 30“在镇反运动期间，管制并非必须法院判决，公安机关即可决定，因此被管制的人不 见得就是被逮捕的人。见 1952 年 6 月 27 日经政务院批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公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
刘邦（公元前 256 年—公元前 195 年），沛丰邑中阳里人，秦时任沛县泗水亭长，因释 放刑徒而亡匿于芒砀山中，陈胜起事后不久，刘邦集合三千子弟响应起义，攻占沛县等地， 称沛公， 不久投奔项梁，任砀郡长，被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马 ，公元前 206 年，刘邦军 进驻灞上，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 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 鸿门 宴后封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 楚汉战争击败项羽后， 统一天下。公元前 202 年 刘邦于定陶氾水之阳即皇帝位，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刘邦是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 之一、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战略家和指挥家。
萧何（公元前 257 年－公元前 193 年），沛丰人，早年任秦沛县县吏，秦末辅佐刘邦 起义，攻克咸阳后，他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 郡县户口，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 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对刘邦战胜项羽，起了重要作用。西汉建立后制定律令制度， 汉十一年又协助刘邦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刘邦死后，他辅佐汉惠帝。谥号“文终 侯”。史称“萧相国”。
邹瑜（1920--）广西博白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科 长、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潮汕地委常委、公安局长、汕头警备区副司令员，中共粤西 区委副书记，广东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中共汕头地委第一书记，湛江地委书记，国家地震 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司法部部长兼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5
6、军队与地方
在那段时间发生的还有广东第一次反地方主义。这事的背景是土 改，父亲叙述道，“五一年初，毛主席接见了邓子恢*，叶剑英*及方方 *等中南地区领导干部。毛主席说，‘现在全国有三只乌龟，最大是广 东。’这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起，主席急于要把土改完成了。主席又 说，‘你们都有一坨坨，方方有一坨坨，尹林平*有一坨坨，冯白驹* 有一坨坨。不行。要换人。’邓子恢请示说，‘主席，人是不是不要大 换？’主席斩钉截铁答，‘不行！’方方传达的时候说，‘从来就没见 过主席那样严肃，一见面就批评。’广东大反地方主义其实就是这样 来的。”父亲又说，“关于换人，主席的想法是把所有的县委书记都换成 军队干部。于是不久之后，约于七月份粤东区党委成立。欧阳文*， 当时四十一军政委，任第一书记……上头的口号是大军挂帅，大军的 口号是整顿队伍，地方干部人心惶惶。” 广东第一次反地方主义的实际做法是撤换了所有地方干部。我父 亲原来是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地区土改委员会主任。他是地方干部， 却也是从延安到东北，再从北到南打下来的南下干部。以军队为背景 的区党委成立，给他安排了一个潮安县土改联络员的工作。同时，在 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根据监狱里一个叛徒的一句话开始了对他护送姚铎那段历史的审查。父亲当时年近三十，还在气盛的年头。当他知道自己被审查，气得头直往墙上撞。当他知道有些地方，部队干部一来就把原县委的全 班人马都看成敌人，全部被扣押，他很生气，脑门冒火，火到了甚至 连自己现在只是一个县的联络员，又在受审查中都忘记了，他说，“和 他们干！这样整队太没有道理了。”他和粤东区党委的领导谈，找了 担任各县县委书记的团政委谈，开起会来，他和那个扣押了原县委班 子全部干部的团政委拍起了桌子。这时，地方干部都不说话。吵着吵 着，其它两个来自军队的县委书记反过来支持了他的观点。 审查结束，历史清白，但这个地方再容不下他了，审查结束的第 三天，宣布了他调往海南工作的调令。他调往海南任宣传部长却不入 常委，意味着他还有一条什么尾巴。是什么？他总想不明白。 解开这谜的人是陶铸*。 父亲说，“赴海南经广州，陶铸召见，陶铸问，‘听说你对土改整 队很有意见？这不好嘛！’原来粤东区党委已经把我的问题汇报到了 陶铸哪儿，这就是结症。区党委说我地方主义，反对整队，就差没说 我反对解放军了。我说‘陶铸同志，有人说广东地方党中敌人很多， 整队中把一些县委的同志都扣起来了，这样做，对吗？’陶铸说，‘有 这样的事吗？’他一脸不相信的样子。我说，‘就是有这回事。’他说， ‘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不是华南分局的意见，是个别人干的。’我说，‘陶铸同志，饶平县委的问题刊登在《华南通讯》上，华南分局还写 了一个批语呢！你不相信，可以看《华南通讯》今年的第一篇。看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反对他们的一些做法了。’陶铸说，‘哦，有这 回事吗?我查一查。’他颇狐疑，但批评我的谈话题就没再进行下去。 陶铸为人正派且有独立判断能力。想必是他真的找了《华南通讯》来 看，看后认为我反对粤东区党委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刚到海南组织 就补了常委的任命，不久又任命为副书记，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 长。”父亲总结这一段经历时说道，“所谓地方主义，不过是维护地方 利益，或者有点小山头的意思。中国革命本来是一个一个地区发展的， 形成了一些大山头小山头并不奇怪，主席原来的意思亦无非是批评。 权威大了，话就被当成了圣旨，再成了运动，反地方主义就成了杀人 不见血的武器。这一次反地方主义规模算是小的。第二次就更厉害了。 好整人的以反地方主义整人，像罗范群*，在短短两年里把潮汕地区 近百分之九十的地方干部打成了地方主义。我实在很难原谅这种以整 人为己任的领导。这些人就算没有和你在一个大锅里吃过饭，难道就 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潮汕的党组织，大革命时代的前辈几乎全数 牺牲了不说，自三六年重新建立党组织，潮汕党一直执行中央的正确 路线，勤勤恳恳，默默无闻，流血牺牲。建立了根据地，团结了人民， 迎来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潮汕党没有整人的传统，党内有不同 的意见，争论处理都以党性原则和人性底蕴为依归，因此队伍里的同 志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句反地方之义，许多人从此抬不起头做不成 事，有的江湖漂零，更有的英年早逝，如何不叫人唏嘘。有独立判断，能力如陶铸者，在对我的问题上，秉公务实，但在对其它人的问题上， 也实实在在伤了不少同志。” 不同的亲历者对这场反地方主义有不同的解读。父亲说过，改革 开放后，一次他和叶帅聊天，叶帅说，“主席说一坨坨，讲方方，讲 尹林平，讲冯白驹，没有讲我，其实，他是讲我而不是讲别人，他是 怕我回到广东形成了一坨坨。”父亲说，“叶帅那样讲，也有他的道理， 开国，主席注意的是集中，所以才有五马进京的事情。” 然而，父亲还有另一层从来没有完整表述过的思考，那是在文化 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一天，他突然冒了一句，“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 以军队介入地方政权都是不好的事。” 我当时不理解，反驳道，“文化革命的时候，你被警司抓走了。 被解放军抓走了，命就保住了。我和姐姐可是一颗心就放下来了。” 父亲说，“那不关个人，只是关于什么是对的。那个时候是土改， 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用军队介入都不对。” 后来风波的时候，父亲又说了一次，这回我打心底同意了他看法。 军队介入地方，反地方主义的时候是第一次，那是主席以军队为一个山头，地方工作者为另一个山头，信任什么不信任什么的一次表 述，也可以看成是主席对地方党组织不信任的一个证明。从这个角度 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刘少奇无端便变成叛徒内奸，为什么组织决定的 出狱会演变成六十一个叛徒集团，这种演变，有罗织罪名的因素，但 又不是单单罗织罪名就可以完成的。主席心里从来就有地方党组织不可信任的阴影，他从来就怀疑从地下党出身的干部，一旦有了些许证 据，他必然相信他们就应该是叛徒。军队介入地方，文化革命是第二 次。为了清除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远在文革前 数年，主席就布置了军队为党内斗争护航的格局，后来，文革的局面 很难控制了，解放军不得不从后院走出了前台。风波又是一次，那是 钢铁意志使然，不谈也罢。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伟大的军队，每一 次这样使用，都给这支伟大军队脸上抹灰。 纵使党指挥枪是一种历史延续，但是解放军应该是一个与地下党 对立表述的山头吗？解放军应该是清除党内不同观点的坚强后盾 吗？解放军应该是碾压人民意见表达的武装力量吗？ 有一段网上流传很广，说是唐闻生*记录的主席评价邓小平的话， 这话说道，“说是党指挥枪，可是，党也要具体人出来，否则，怎么 指挥？”我查不到这句话文本的出处。但这话说得平白不过，所谓党 指挥枪，其实是人指挥枪。所有的真理无非常识，党指挥枪的伟大和 不幸，已经被这句话一语点破。这话说得太明白，是否出自主席反倒 不是那么重要了。 从父亲的陈述角度，我感觉他表达的是他希望有一种制约军队使 用的架构。然而，这题目太大，他放弃了陈述，我自然也应该如此。 其实这事风波过后北京也在想，深层的总结没人知道，在实操层面， 北京想出来的办法是单独成立一支武警部队。在我看来，这当然不是 历史希望的答案，然而历史自有历史的铺陈，总结还得留给历史自己来写。
邓子恢 (1896--1972)，福建龙岩新罗区人，1921 年创办《岩声》月刊，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革命理论，1926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领 导人之一。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邓子恢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新 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兼四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华 东局副书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解放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 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 会上，邓子恢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严厉批判。 1981 年， 中共中央为邓子恢平反恢复名誉，其中指出“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 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 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叶剑英（1897--1986），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 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元帅，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 共產黨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員，是中国从阶级斗争向大规模经济建设历史转折关键时期的领袖 之一，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
方方（1904--1971）原名方思琼，广东省普宁市洪阳镇人。1925 年加入共青团，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 年赴闽西苏区，1934 年红军主力长征后，留福建苏区，坚持游击 战争，曾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解 放后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1955 年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华侨委党组书记、副主任， 全国侨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1971 年逝世，1979 年中共中央为方方举行追悼 会，1994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撤销 50 年代方方所受的不公正处理，为方方 恢复政治名誉。
尹林平（1908--1984）原名尹先嵩，曾用名林平，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高兴镇蒙山村 人。1930 年秋参加红军，参加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副大队长、副团长、团 长，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支队长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福建坚持斗争。 历任中共厦门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武装部长兼外县工委书记，中共广 东省委常委兼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书记，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广东人民 抗日游击总队政委，东江纵队政委，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副书记，中共 粤赣湘边临时区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 南分局副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书记、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副省长。“文化大革 命”期间，受迫害，被监禁 6 年之久。文革后恢复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 主席等职。尹林平晚年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冯白驹（1903—1973），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长泰村人。1926 年参加中国共 产党，是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1955 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二师师长，广东省人民抗日纵队琼崖独立总队总 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暨 43 军政治委员， 中共海南区委第一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南行署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 书记，广东省、浙江省副省长等职务。 1957 年冯白驹作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1973 年病逝，1983 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为冯白驹、古大 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欧阳文（1912—2003）湖南省平江县人。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 年加入 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师政治部宣传员，连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师政治部组 织科科长，八路军团政治处股长，政治处副主任、主任，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独立旅政治部 副主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旅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秘书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纵队副政 委兼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兼中共粤东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南军区 公安部队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解放军报社总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 程学院政委、院长，中共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研究院委员会书记，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将军衔。
陶铸（1908—1969），原名陶际华，湖南省祁阳石洞源人。1926 年入黄埔军官学校五 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到 1933 年，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 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1933 年在上海被捕。1937 年被营救出狱后， 即被派往湖北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创建了鄂豫边区，任新四军鄂豫挺进队政委。1940 年到延安，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代表，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是中国共产党 第八届代表大会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书 记处常务书记，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9年去世。1978 年底，中共中央为陶铸召开追悼大会，高度评价其革命的一生。
罗范群（1917—1994），又名严峰，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大学生支部书记、广州市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广州市委书记、西中 区特委书记、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书记兼任珠江人民抗日游击指挥部政委，中共粤中区 特委书记，广东中区纵队政委，华东局党校党委委员兼二队支部书记，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 教育部副部长，中共汕头地委副书记、汕头市市长，中共粤东区党委副书记兼粤东行署主任、 汕头市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共广东省委对资改造办公室主任，中共广东 省委统战部部长、兼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停职审查、下放干校劳动。1972 年后历任中共惠 阳地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中国出口商品 交易会副主任。1979 年广东省委下达文件推翻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罗范群审查的不实之词， 为其平反。1983 年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唐闻生（1943--）女，汉族，广东恩平人，早年侨居美国，1950 年回国，1959 年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65 年参加工作，197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部党组成员，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编委会委员，铁道部外事司司长，对外合作司司长，铁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侨联顾问。是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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