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高波丨年轻学人的沉默：当代学术正在失去什么？

Go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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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大学制度与学术生态之中，年轻学人的处境往往以“竞争”“考核”“可替代性”来被描述，而公共讨论的空间与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似乎正在不断收缩。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学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时代经验与代际感受？如何在剧烈变化的体制中维持写作的节奏、判断的独立性和思想的生长？这些问题不仅牵动青年学者，也深刻影响着知识生产的未来方向。



三联学术通讯不久前专访了80后学人高波。他以80后一代的亲历视角，回望大学与人文学科近二十余年的变迁，谈及体制的科层化、代际经验的断裂、共同体的消散与公共性的衰退，也反思“改开一代”独有的时代气质。他认为，大学可能正在走向其作为文化创造中心的尾声，而新的力量或许正在尚未被关注的角落中萌芽。



面对不确定的时代，维系思想的严肃性及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联结，也许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为重要。希望这篇访谈能为读者提供一种更深的时代观察视角。


受访者简介
高波



1982年生，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著有《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天下之极：世界枢纽观念的古今之变》，译著有《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近期尝试将时段上推至明清乃至唐宋，在更长的历史纵深中探讨文明与政治思想的演变。

年轻学人的沉默

当代学术正在失去什么？



特邀采写丨张钊涵



感谢高波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约定这次讨论，最直接的原因是听到你在三联书店“中国人文学科四十年”研讨会上说，在当下的学术体制里，想要生存下去，每一代人都必须“表达上一代人的时代感”。为什么这样说？作为80年代出生的学者，你如何理解自己代际的时代感？



高波在“中国人文学科四十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高  波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真正好的学术一定既有传承也有创新，而且这两者从来不是对立的。你必须把前人的传统真正“临摹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你才有可能做出自己的东西——就像书法一样。传承是必要的，但我认为好的学术有两个前提，一是纵向传承，二是横向的、同代人间的共同体关系。现在的问题是严重失衡，横向关系几乎被纵向关系彻底压倒，很少有活生生的、同代人的共同体。



最近十年我们能感受到社会流动在变慢，整个体制的“纵向色彩”越来越强。大学里，官僚化、科层化的程度在加深，各种学术考评体系也都在鼓励纵向关系的发展。比如项目申请目前几乎主宰了整个学术生产方式，它是一个严格的纵向关系，竞争也越来越厉害，国社科现在甚至已经到了十投一中的程度。面对这样惨烈的竞争，由纵向关系决定的评审机制，自然导致下一代人去揣摩上一代人的心思和喜好。



其次，同辈间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在细分领域里，你和你的同辈几乎一定存在竞争关系，这非常不利于友谊的形成。而且这种竞争不是出现在博士毕业成为大学老师后，现在从本科到博士的每一级——申请奖学金、保研、出国等等——竞争都比20年前强很多。20年前，很多人本科毕业就直接工作了，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阳关道，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不会像现在每一阶段的选择似乎都是人生的关键节点，一步都不能错，因此彼此间的竞争感弱很多。当时我们对这个状态没有特别的感觉，以为是常态，现在回过头才意识到那是某种“特权”，用现在的说法是生活在一个“经济上行期”，对很多事才有“不去想”的特权。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心思比较单纯，而是因为当时大多数路都是“通的”，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而且在经济上行期，你会天然觉得“明年会比今年更好”，当你觉得未来会比现在好时，做选择就轻松很多，更可能是兴趣驱使——大不了明年再来一次，反正不会比今年差。这种背景下，同辈间的关系更容易建立。

王汎森及其《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这种横向的共同体关系，对培养一个人的学术品味和志趣，以及能否做出有代际色彩的学术，确实特别重要。王汎森老师有本书名字叫《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这个“群”，就是同辈共同体，一群人因为相近的志趣走到一起，相互交流甚至争吵，90年代吵得不可开交的那些人，在80年代都是朋友。

现在学院体制的主力军是70后、80后。你们的历史书写中的时代感是被什么塑造的？是你所说的经济上行，还是全球化或改革开放？如果从更宏观的代际经验来看，90年代到世纪之交是今天学术格局的开端，很多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学者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关于激进与保守、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现代性及其反思的辩论一再发生。今天回望那个时期的文章，虽然知识界争论不断，但“改革”是一个共有的潜文本，今天这样的共识似乎消失了？



高  波



虽然75前、75后、85前、85后都不太一样，至少有五年的代际差异，但总体来说大家都受改革开放的影响，都是“改开一代”。对改革开放之前，大家都缺乏实感，要么发生在出生前，要么发生在很小的时候。对我们“85前”或者说“80后”，真正有实感的是1992年后。从1978到1992年，还更多是一种“待决”状态，有不同的方向，甚至可能彻底倒回去。“南巡”后，中国基本确定了发展方向，不会再逆转，大家都意识到新时代不可逆地来临了。

1991年道路扩建中的上海外滩



现在有不少人怀念90年代，我会感到有些意外。就我的体感，90年代称不上“美好”。那个年代很乱：改革困难重重，一方面全面放开，另一方面经济波动也很剧烈，下岗潮大规模出现，人们不太清楚社会会走向哪里。“经济上行”，也是拉长时间后才看到的，处在当时的人，特别是在内陆地区，并没有特别强的“上行”感，更多是觉得动荡、不确定，国家以退场的方式转型，一些熟悉的旧事物消失或面目全非，另一些领域从无到有，一时显得颇为混沌。所以对我来说，真正明确有“上行”感的反而是2001年后的十年，那段时间整体氛围更稳定，人们总体上也更有信心。



或许这里存在着沿海和内陆的区别。改革开放更多是个沿海现象，我在内陆县城中长大，自然和这个趋势有些疏离。即便2001年到北京上大学，很长时间心态上也还是个旁观者。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贸，当时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在叫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了一场庆祝会式的学术讨论会，探讨“入世”对中国的意义。那年我刚上大一，喜欢凑热闹，就去旁听了，现场是集体欢腾式的氛围，空气中弥漫着兴奋感。我当时也受到感染，但并不懂那种兴奋意味着什么，要花很多年才能多少明白一些，包括它的黑暗面。


那天会结束得很晚，大概已经接近晚上10点，当时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在未名湖北面的朗润园，我们的宿舍在湖南面，要从湖边走回去。那会儿未名湖北面还没现在修得那么好，显得破破烂烂的，路灯也不多，回去的路有些地方有亮光，有些地方没有，月光叠着灯光打在湖面上，冷冷清清，忽明忽暗。过了很多年，我还记得那种明暗交叠的感觉。到今天，我觉得这“忽明忽暗”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代际感。那光亮不是阳光，更像是月光：它自我标示为太阳一样的绝对价值，宣称光出自自己内部，但我们总会怀疑它是不是来自折射，毕竟它并不那么暖人，也未必能驱走黑暗，甚至一些阴影就是这个光带来的。



80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代人：愿意相信绝对价值，但很难找到理由去真正信任它，这当然是过渡代际的特征。可能90、00后一代已经懒得寻找相信这些绝对价值的理由了。另一方面，对50、60后来说，改革开放就是他们的青春，许多人深度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讨论，甚至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而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时期，大家更多是旁观者，改革开放首先不是可能性，而是在你出生前或幼小时已经存在的凝固事实，问题首先是适应和理解，而非辩护和反思。

80年代的改革本身是一种国家意志，当时对西方思想的引介是一种体制内行为，高喊的启蒙价值也并未游离于当时的主流价值之外，当时的口号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不存在一个具体的“彼岸”，学术或许就能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向。现在的人文学术似乎正在逐渐失去这种作用，更多成为解释性、分析性的工作，或是论证现行体制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这是什么原因？



高  波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改革已经进入一个“不再面向未来”的阶段的体现。80年代的底色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即便大家有很多分歧，也相信未来会更好，相信改革是能往前推进的。这是启蒙主义或说进步主义的愿景：认为尽管过程艰难，最终会在黑格尔式的“历史大潮”里走向和解。但现在不一样，分歧被认为是绝对和不可调和的，进步主义愿景瓦解了。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历史和当时的实际政治过程关系非常紧密。“海瑞罢官”这样四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会直接作用于当下的政治现实。因为即使是革命，也必须在历史中寻求正当性。这是前30年的方式，也是中国传统的方式，用谈历史来谈政治。

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重新出版。每天早上9点前，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外都有大批等候的人



这个方式在80年代开始动摇。改革本身并不那么需要历史，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去实践好了。它又以西方为参照，但西方外在于中国的历史传统，被视为一套普遍性的理念。于是，原来那种“从历史中寻找未来”的方式被取代了，尤其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作为治理术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取代了人文学科，制度化为解释乃至推动社会实践的新主导学科。



在这个前提下，以中国传统为基础的人文学，一方面与现实政治、社会变革的距离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学科内部也反思之前与政治过于接近，想要拉开距离，以保持独立性。这内外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了人文学科的自主化。但这种自主化也是有代价的，它疏远了古代史学以史论政的传统，士大夫学问这一面基本被取消了，这潜在地呼应了改革开放去历史化的逻辑，顺应了人文学科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边缘化趋势。
从90年代开始，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好像占据了部分原本属于历史的位置，历史退守到更加细分和微观的位置，不再介入现实。如果从基础设施来看，80年代出版的书，随便一本印量就可以达到七、八万册甚至十万册，所有公众都是目标读者；而90年代以后，写书可能就要指向更明确的群体了，学术生产和发表从公众里抽离出来，有了预先设置的阅读门槛，你怎么看？



高  波



古代史学是要直接记录当代的。孔子作《春秋》，纪事截止到他去世前两年。现代史学则一般不记录当代，要和当代拉开距离。



我们只有在主、客观上都认定“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才会开始研究它。因此如果仍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改开史的研究就不会开始。这就是所谓“为了客观性而保持距离”。它背后是一整套现代史学的方法论：保持学术与政治的距离，强调学术自主性，避免研究还在展开的现实。这也是现代史学的工作伦理。文学、文化研究、社会学可以讨论当下，因为它们并不以此为核心标准，但历史学不行。

关于学术自主的讨论和实践也在90年代才真正展开。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分法，80年代是“思想的年代”，90年代是“学术的年代”，这个说法本身就是90年代建立起来的，经历过80年代的人不会觉得“思想”和“学术”是分开的。从“学术与思想就是一体的”到“学术要与思想适度分离”，90年代的人主张思想是人人都可以讨论的，但学术必须有门槛，要专业化、制度化。所以的确：学术的定位在90年代发生了变化，从而改变了它的受众范围。但这仍不足以解释2001年后的变化。2001年后是否仍然是“学术自主的时代”？我对此是怀疑的。



在你进入大学求学的过程中，纸质媒体处于黄金时期，互联网还承载着全球化的美好想象，像《读书》这样的刊物也介入并开启了非常多的社会议题。这样的时代氛围对你的思想和知识结构有怎样的影响？你提到自己本科读的是心理学，介入类似人文学的讨论是否会更晚一些？



高  波



的确要更晚一些。我本科学的是心理学，心理学在北大归在理科，所以我接触这些比同龄的文科生要晚。对我影响更大的其实是网络，主要是当年的校园BBS。很多文章我不是在纸质刊物上看到的，而是在BBS上看的转载，包括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之类，BBS上也有大量的讨论。那时有一个叫“一塌糊涂”（北大几个标志性景观“一塔湖图”的谐音）的网站，2004年被关掉了，还有“未名BBS”、“水木清华BBS”之类，主要是在校生使用，但校外的人也可以访问。到了大概2008年左右，就开始不允许校外IP访问了，那以后，它的公共性逐渐下降，变成主要发布生活信息或讨论上课情况的论坛。
就像前面说的，当时大家的竞争压力不大，讨论就比较活跃。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位哲学系的朋友，现在是知名科幻作家，他和中文系一位信基督教的同学在未名BBS的帖子里讨论无神论还是一神论的问题，“三位一体到底意味着什么”、信仰的意涵、无神论是否也是严肃的立场等，两人边讨论边“吵架”，从晚上七、八点一直到凌晨。我记得这位朋友最后说，他认为在这个时代，做严肃的基督徒当然是困难的，但做严肃的无神论者，同样非常困难——不要以为无神论很容易。这些讨论——有时会伴随争吵——构成了我们当时最基本的人文教育。它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功利目的，不为发表文章，只是出于兴趣，还有年轻时挥洒不完的精力。这些讨论有不少观众，感兴趣的人在BBS上围观，这就是一种公共领域。



现在回头看，那些年我们拥有那么多可以自由挥洒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是一种经济上行期的特权。那些讨论和自己的未来发展未必有关，但都很有趣，构成了我们最基本的人文和公共教育。我认为对当时大学的思想氛围和知识生态，BBS比纸刊重要，那是我们这一代的公共领域，文科、理科的人混在一起，彼此讨论、争论、吃饭、聚会，你不一定要实际参与这些活动，知道它们在那里，那些人在那里，意义就不一样。



当然，它不是完全没有门槛，比如要认识相应的人才能参与某些线下聚会，但这是非体制化的。现在回头看，这和哈贝马斯讲的“公共领域”比较像：有边界，包含某种不成文的准入规则，前提是人与人间真实的交互，这更可能发生在小共同体，而非完全开放、没有边界的空间中。



但这种公共领域的出现是有经济、技术和政治条件的：经济上行，竞争不激烈，网络技术刚兴起但并不普及，管制也较为初步。大概在2008年后，随着管制的强化和大众社交媒体的兴起，这种校园公共领域就衰落了。



回到今天阶层流动放缓、全社会处于焦虑的环境，是否有可能反而催生出新的公共讨论或反思？



高  波



如果我们谈的是“文化创造力”，我觉得未必需要公共讨论，它和讨论的热度不太相关。很可能在不太有公共讨论的时候，某些人在角落里默默努力，会有真正的创造力，我比较关注这些在角落里不太说话的人。



章太炎有个说法：“学术在野则盛，在朝则衰”。他的“野”是广义的，指各种边缘、被忽视的力量。上一个时代的“野”，可能在下一个时代爆发出力量。所以章太炎特别关注民间宗教、女性、方言、边疆以及弱小的国家，他强调那些看起来弱小的、在野的、被污名化的、不重要的对象，才更可能有真正的创造力。这个观点的背景是古人对“文野”关系的辩证思考。未来真正的“文”（文明），往往在当下的“野”（野蛮）中。我们这个时代的“野”在哪里？我不知道，它不会在我们预想的地方。二十年前的大学BBS论坛，可能是那个时期的“野”，但现在肯定不在那里了。



你们现在还喜欢读韦伯，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危机的症候。大学作为人类创造性知识的中心，可能已经进入衰落期了。这韦伯在一百多年前已经感觉到了，他那篇《科学作为天职》的基调是很严肃、阴沉的。

我们学历史的，习惯于把变和无常当作常态。近两百年来，大学是人类的文化和创造中心，我感觉，我们可能正在见证它的结束，未来文化创造力应该不会继续在大学了。现在大学各种改革热火朝天，刷指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看起来很繁荣，实则是一种危机和衰败的症候。毕竟，大学成为人类的文化和创造中心，也就是近两百年的事，之前并不是这样。



目前主流的学术生产样态也是非常晚近的事了。在近些年的学术出版市场上，可以看到很多已发表论文结集的作品，作者以“一本书”为目标来构思、写作，或者出版社从策划角度来“命题作文”的，都不多，这对图书编辑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事。在出版市场萎缩、学术评价愈发量化的现状下，你“一本书”的写作方式何以可能？现在的学术体制对年轻学者的学术生产有怎样的影响？



高  波



实事求是地说，我能够保持这样的写作方式，主要是因为早出生了几年。我进入大学体制时，非升即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成型，整个体系还处在一个相对模糊的过渡带里。考核是有的，但不像现在这样严格，基本都能顺利通过。那时候我还有机会维持自己的节奏，不必那么快地被卷入这套“游戏”里面。我们这一代算是赶上了一点时代红利。你早来三五年，就恰好落在这个模糊区里，还拥有某种“不参与这套游戏”的权利。但后来制度慢慢严密，这个空间就完全没有了。



站在出版业的角度，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我们希望，大家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学术写作可以再从容一些。这可能吗？



高  波



现在是这样，整个体制科层化得非常厉害，梯子的每一级都准备了很多威逼或利诱你的东西。对这游戏，年轻人没有说不的权利：根本不可能不参与。前段时间我和所带硕士班的一名同学聊她要不要继续念博士，她说本来想念，但现在不想了，因为硕士阶段了解到的学术体制和她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原来她以为做学问是要为人类知识大厦添砖加瓦的。听了这种对做学问的认识，我的第一反应是陌生和不自在：她怎么能这么说？下一秒，我又反应过来：我怎么能这么想？某种异化的力量已经渗透进来了。



一旦你适应了这套游戏，也就停不下来了，不可能说40岁之前先适应体制玩法，40岁后开始做纯学术，这完全是假的。所谓的“异化”与其说是人主动选择融入体制，不如说是体制悄无声息地改变你，把你推到一个必须按照它的节奏行动的位置上。最后的结果是，为了让自己少一些分裂的痛苦，你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认知，这样还能把游戏玩得更好。你会慢慢忘记曾经的理想，当偶然想起时，你即使仍知道那是对的东西，但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可能更希望它不存在。

你已经提到了人文学科和大学的危机，在更具体的建制和基金上，芝加哥大学这样的顶级学府中很多文科专业已经停招或缩招了，奖学金也缩减得很严重。但我们的文科博士、硕士还在扩招，你觉得这对未来的人文学科会有什么影响？大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文化领导权，未来无法被学院容纳的知识精英会推动社会进步吗？



高  波



首先，这显然延后了大学文科的危机。供给过量是“卷”的前提，当你有比实际需要多很多倍的职位竞争者时，原有的模式就可以延续，至少主事者会觉得这个游戏还可以继续玩。但实际上，这只是暂时用虚假繁荣掩盖了危机，而且因为量的增加缓解了危机感，也就更没有改变的动力，大学作为创造性人类活动中心的衰败，就更难被逆转。



这种超量扩招也有好处。大学肯定容纳不了这么多博士，他们会散落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也许在这些不进入体制、被迫“在野”的人身上，会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当然，这需要时间。现在的博士普遍还在经历“祛魅”的痛苦——以前读博更类似神圣的苦修，现在变成了内卷的求职。得等这种神圣感彻底破碎，新的东西才可能生长出来。目前总体上，大学还拥有“文化领导权”。那些被甩出学术体制或主动不进入的人，还没意识到自己才是当下文化生态的新力量，没有“自叫自承当”的自觉，或至少没有表现出要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样子。虽然他们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了对现有学术体制的不认可，但就群体态度来看，他们对学界仍然是谦恭的，总体上承认大学的文化优势地位。不过，当下一切都在加速，这个局面还能维持多久呢？



我觉得博士反周期扩招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好事，就像中国之前的绝大多数改革，力量平衡被打破，时势一到，变化可能会很快。博士后数量最近一两年也增加了很多，这种量的剧增目前还看不出有引发改变的可能，但几年后就说不定。

我们此前提到的前辈学者除了学术成就之外，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也有自己的位置，许多人希望听到他们对公共事务的见解，即便这些人已经很少出来讲话。当下的中青年学人恐怕不再有这种感召力，也不会再有此类带有社会责任的自我期许。这会是一个我们时代独有的现象吗，还是会从此长期存在？



高  波



你说这个现象，我认为在学院体制内短期不太可能有大的改变。目前真正明显的变化，是博士生群体的自我认知。以前那种博士与学者的“神圣性”，很大程度上是韦伯所说的“科学作为天职”式的。现在的在读博士生对职业生涯的期许都很不乐观，社交媒体上有一种“读博日记”文体，把读博生活拆解得很清楚，带有明显的职业化特征。这似乎把以前那种“我在学院中心、为了张载所说‘为往圣继绝学’而苦修”的神圣感给消解掉了。十多年前的读博叙事还是比较文艺化或修道式的：在国外学院苦修，大雪纷飞的夜晚一个人走回公寓，看不清雪中的路通向哪里；为了学术割舍恋爱、家庭甚至健康之类。那种叙事其实是在助长神圣感：神圣的东西总是危险的，必须穿过这道窄门，因为窄，所以又危险又神圣。现在不再是这样。



回到公共讨论的问题，现在学者介入公共讨论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这也并非不能理解。学者的发言很容易引起公众不务正业的指责，或者从特定的立场被人身攻击，另一种更糟糕的情况是被神化、被称为“嘴替”和“金句制造机”，断章取义似乎成为一种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安放自己的现实关怀？如何回应社会对他们公共责任的期待？



高  波



我认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不是公共发言，而是能否重建某种共同体。它不用很大，也不一定在学院里。前段时间李猛老师在香港组织了一个闭门的研讨会，主要是让我们这些80后学者展开非学科、朋辈式的讨论。会后有位同辈的朋友感慨道，和临近代际的人建立共同体，推动无禁区的内部讨论，这种事情李老师从十年前就开始做了，那时他的年龄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但类似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做不了。这话让我感触很深，我赞同这个判断，我们这一代（80后）虽然觉得这事很有价值，但做不了。



原因有很多，我们这一代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更严格的成本收益核算，成长环境也更个人主义。结果就是客观上承认有必要，主观上做不到或不想做。70后大多是90年代前后进入大学的，他们的代际感和共同体感要更强。因为某些历史原因，上一代老师风流云散，留下的也处于半退隐状态，老师一辈淡出，学生间的横向联系就非常密切。


更远一些的对比是50后和60后，他们大体是在80年代前后进入大学的。那时做人文的可以说在同一个大圈子里，具体是几个互有重叠的小圈子。大家互相不仅知道，而且认识——真的会一起吃饭、喝酒、聊天。那是个谈话的年代，像我们今天这种跨圈的谈话，随时随地都可能进行。但到90年代就不一样了，随着学科的分化，各学科的人距离逐渐变远。人文不仅和社科分开，和文学、艺术也分开了。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很明显，整个人文学界中，除了中文系，和文学界少有联系，除了艺术系，和艺术界也少有联系。我觉得80后整体的人文视野不如上一代，我们也看些文学、艺术作品，但更多是出于个人趣味，看的也大多是成品，这和你与作者本人有实际接触乃至交情、跟当下的文学艺术潮流有密切互动，是完全不一样的。间接、事后的了解，肯定不如直接展开过程中的参与和滋养。



现在公共讨论非常困难。公共领域的前提是“共同体”。没有共同体，就难有真正的公共性。我们几个朋友现在有一个小的读书会，大家边读边讨论，但从不谈时政，倒不是不关心，而是在现在的环境下，朋友间很可能因为一个具体的政治观点（比如对乌克兰的态度），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这很可惜，也很无谓。我觉得在一个高度不确定又立场先行的时代，友谊应该先于政治，为了维持小共同体的存在，最好对一些问题保持沉默。这听起来有些消极，但在今天，能让一个小共同体在你的生命历程中持续五年以上，本身就有意义。


我很佩服王夫之。对明遗民来说，激昂的言辞、坚决的反抗很难，不过坚持沉默、没世无名还要更难一些。在某些时代，公开发言——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很难逃避被各种“收编”的命运，沦为廉价的姿态，哪怕是批判，也可能变成体制展现自己包容性的点缀。在这种时候，沉默本身就有真正的价值。王夫之当时对江南的清流士大夫们就颇有保留，他隐居在湘西的深山里，以遁世无名来拒绝收编，守住那些更永恒的东西。今天的年轻人总体上更沉默，但我认为，这沉默不会是空无一物，其中很可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毕竟，真东西一般在“野”，改变未来的力量，更可能隐藏在那些沉默的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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