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卢跃刚 不平常的追悼——陕西农民杨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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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常的追悼
本报记者 卢跃刚

　 一篇文章与一个农民

　 7月28日，我收到陕西户县方面发来的特快专递，其中有户县文化事业管理局给县政府的“关于将户县图书新馆定名为‘杨伟名图书馆’等事宜的报告”和户县县委宣传部主持召开的“关于杨伟名思想研究座谈会纪要”。

　 今年是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执笔起草、3个农民党员（另二人为大队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联合署名的当时引起全党轰动的文章《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40周年。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震怒。在1962年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这个由县委宣传部长主持、户县各界贤达18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纪要说：“杨伟名是户县人、陕西人、甚至全中国人的骄傲。他是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农民才子，更是农民英雄……他胸怀坦荡，忧国忧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胆有识，才华过人。杨伟名思想态度鲜明，逻辑缜密，论理透彻，见解精辟，有系统性、前瞻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会议决定：一、成立民间社团“户县杨伟名思想研究会（暂定名）”；二、编辑《杨伟名文集》；三、拍摄杨伟名电视纪实片；四、举办杨伟名生前实物展；五、修建杨伟名墓园及整修故居；六、举办杨伟名事迹报告会；七、组织撰写论文；八、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外宣活动。

　 杨伟名何许人，竟有生前毛泽东关注，死后以其名命名县图书馆，进而有“思想研究”大起大落之殊荣？

　 杨伟名，1922年生，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现甘亭镇七一村）人。3年私塾，家贫辍学。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职副乡长，当年冬天自行脱党回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1962年“一叶知秋”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免去现职，至1968年遭批斗迫害，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卒年46岁。1979年平反昭雪。

　 1997年初冬，我在《陕西农业合作简史》附录中看到《当前形势怀感》。这篇近万字的文章，以天下为己任，沉郁忧患，陈述之坦率，行文之从容，语调之平实，语言之练达，比喻之生动，观察之细腻，态度之理性，意见之尖锐，问题之逼近，判断之准确，思想之深刻，让我大为震惊。纵观20世纪50、60、70年代党内和民间万言书，以思想水平衡量，《当前形势怀感》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即将此文附录于《大国寡民》之后，并在书中对杨伟名和其他两位署名农民做了考证介绍。

　 《当前形势怀感》浮出水面即受到思想理论界的关注。

　 《中国经济时报》在36年后———1998年7月31日，重新刊发了《当前形势怀感》，并配发了历史学学者雷颐先生的文章《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

　 雷颐先生在文章中说：《当前形势怀感》“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令人震惊。在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市场经济理解、阐述深刻生动，对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精辟和‘先见’都令人叹止。”

　 评论家鄢烈山先生在一篇专论里说：“今天看来，这些最基层的农民和党员是具有何等的远见卓识！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实行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思路、基本政策，都可以从中找到萌芽和雏形。”

　 雷颐先生事后跟我说：“杨伟名作为‘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

　 《当前形势怀感》共分13节：一、前言；二、忆“撤退延安”；三、处方；四、腰带；五、“改造”与“节制”；六、“恢复单干”；七、“过”与“退”；八、“走后门”；九、市场管理；十、繁琐的哲学；十一、双程轨道；十二、提“建议”有感；十三、后记。

　 作者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说：“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波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一叶知秋”，报的什么“忧”呢？信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进行分析了。”

　 “五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农村经济濒于破产，“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这是何等的景象呀！而且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矛头直指好大喜功的极左路线和政策。

　 怎么办？他说：“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却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已收到效果，不过，远未到位，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做‘全面彻底’地‘调整’！直到克服困难为止。”

　 这一论述直接针对的是扭扭捏捏的国民经济“调整、整顿、巩固、提高”八字方针。

　 他用扎腰带来比喻中国经济的状况。腰带松了不行，过于紧了也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

　 “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而且无须担忧国营经济出问题：“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

　 此议颇合20年后的“放开搞活”。作者对中国大势有异常清醒的判断———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得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可能走好呢？”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期”理论，近似80年代中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有观察、判断和政策选择都基于这一理论。

　 显然，国情的认识头脑发热，政策出现了偏差，带来了灾难。社会发展形态显然是“过”了，“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实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

　 现行政策“退五里”的“度”在哪里呢？作者提出：“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要像“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退到终点。

　 他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已经患了“并发症”，而“‘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产生的‘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遣返’，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现象统属于‘病之标’”。

　 作者还就开放一类物资（粮、棉、油）自由市场、用“价值法则”调整供需矛盾和刺激农民农副产品生产积极性、中小型工商企业“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民主集中制等，提出了自己、也是中国农民的政策主张。

　 “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

　 在这篇文章里，杨伟名还看到了产生问题的另一重要环节，那就是基层的真实情况的上达以及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作者用“双程轨道”开车来形象地说明上下之间的“民主集中制”关系，尤为精彩。“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

　 “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做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地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反‘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不能舒畅地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地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地‘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更能不断地‘集中上去’又不断地‘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源泉’，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作者还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如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它！”

　 杨伟名言之有据。他是个有心人。他在第12节里说：“两三年来，先后书面‘建议’多次，建议内容有为国家政策，有为情况反映。发送单位‘16’（各级党委），份数计‘31’，圆满作复者‘5’，泛泛回函者‘6’，余皆‘挂号回执’而已。”

　 没有“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和“高度‘民意集中’”，何谈“民主集中制”？这实际上是政治体制问题了。

　 以上论述，从实践到理论非常客观而沉着地批评了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置农民意志而不顾，置中国国情而不顾，制定方针政策严重脱离实际以至祸国殃民的现状，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遗憾的是，这剂“苦口良药”不仅没有人喝，反而给杨伟名带来了杀身之祸。

　 “一叶知秋”与“无边落木”

　 《当前形势怀感》似乎横空出世，其实不然。

　 据有关人士考证，杨伟名从1960年开始，针对当时极其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写了十几篇文章和批评建议，加起来有十几万字。有的文稿已在“文革”中焚毁。

　 户县图书馆馆长寄来的劫后尚存原稿复印件计有如下篇目：

　 《谈谈小麦播种量问题》

　 《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

　 《评“单式记账法”》

　 《谈“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

　 《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

　 《应以生产队为基础———对“60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

　 《目前农村工作十谈》（未完成）

　 其中《谈谈小麦播种量问题》针对的是伪科学、浮夸风，《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针对的是强迫命令、共产风，《评“单式记账法”》针对的是不顾实际、闭门造车，《应以生产队为基础———对“60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则直接质疑毛泽东在广州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宪法”———《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该“草案”主要内容计60条，俗称“60条”。

　 杨伟名的文章和标题有几个特点：篇篇平实而主题重大；娓娓道来，说理从容自信；常识着眼，比喻生动，而不失深刻；极富预见性、建设性；精神自由，独立思考。

　 杨伟名1961年12月12日写出了《谈“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他根据“社会主义初期”理论，运用人的骨骼和肌肉的关系生动阐述了“国营的‘计划经济’和在国民经济中应占的比重与‘计划经济’的明确界线和范围问题”。

　 杨伟名认为：“‘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或40％，但也绝不影响对其余70％或60％的领导作用。就像一个人的体重为100公斤，骨骼占30％或40％，但骨骼总是在支撑着其余70％或60％的肌肉，而肌肉尽管占的比重大，总是附着于骨骼而为骨骼所支撑。并且肌肉故虽需要骨骼的支撑，而骨骼倒更需要肌肉的保护。就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看，应该说：不是骨骼支撑能力的不足，倒是肌肉对骨骼的保护作用的不够。而所以致此者，实由于肌肉已十分瘠薄使然。

　 “于是：我们应立即把‘计划经济’的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地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尽可以放心，‘非计划经济’范围的繁荣、壮大，绝不会‘泛滥’到足以影响‘国营计划经济’的领导作用。我们知道：孙悟空的一个跟斗可翻十万八千里，但却翻不出我佛的手掌。”

　 “计划经济的范围应该收缩的合理界线”在哪儿？他说：“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生活，其中一亿五千万非农业人口的生活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其余五亿农民的生活，由农村自己安排。”

　 与其管死，不如放开；放开“实有百利而无一害或‘利居其百，而害仅其一也’”。

　 他指出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对农产品市场管得过死，造成农业经济萎缩。

　 具体的措施是：在当前“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实行工业品和农产品“等价物物交换”，开放粮、棉、油等一类物资市场，平息“黑市活动”。

　 怎么看待“黑市活动”？“粮棉油等一类物资的黑市活动是普遍的存在着。既有‘黑市活动’，也就有‘黑市’‘行情’的形成。提起‘黑市行情’，记得前些时期，黑市小麦价每斗（30市斤）价约60元，，后来因市场管理严了些，立即每斗上升到80元，并且还很难买到（棉、油等情况同）。由此看来：‘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因‘物畅其流’，粮、棉、油价格将急剧回落。更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刺激，农产品数量将迅速增加。这样从总的趋势来看：三数年后，自由市场价格与国家牌价将会达到平衡，或接近平衡。当农产品进一步继续增加，情况将会翻倒过来，形成农产品‘滞销’现象。到了这时，我们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也就由原来‘为满足国家需要’的性质，一变而为‘为了照顾农民利益’的一项经济措施了。关于这点，倒不是乌托邦的幻想，而是十分现实的看法”。

　 一句话，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只有尊重了“价值规律”，启动自由市场价格杠杆，才能真正把国民经济调整过来，进入良性轨道，才能渡过难关，展示出光明的前途。

　 杨伟名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精湛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以及预见力、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他的预见在90年代全部兑现。

　 经济学界的人士都知道，思想家顾准在1956年写出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实现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在当时，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而敏感的尖端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勇气。

　 杨伟名和顾准交相辉映。他的计划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允许中小工商业自由发展、农产品“自由贸易”等思想，从已有文献分析，应该产生于50年代末。其思想的总体水平远在同时代人之上。他在《谈“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提出尊重“价值规律”，5个月后的《当前形势怀感》便直称遵守“价值法则”了。“规律”是软性的，“法则”则是铁律，没有讨论的余地。

　 为什么如此？其中有一个插曲。

　 据考证，杨伟名在写《当前形势怀感》之前，正在写大文章《目前农村工作十谈》。这时，正值春荒，青黄不接，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饥民大量涌进比较富庶的关中平原包括户县，各地饥情怨情当然跟着涌进到杨伟名面前。此时，杨伟名“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

　 他已经不可能从容不迫而委婉地向上提出意见了。所以他《目前农村工作十谈》只写了“三谈”便辍笔，便以前所未有之感愤与激情，更强硬更直截了当地进入了《当前形势怀感》的思考和写作。

　 这说明，偏于关中一隅的杨伟名看到的岂止是“一叶”，而是“无边落木”，所以才会有“真实程度，颇堪自信”之语。

　 大起大伏的命运

　 杨伟名和《当前形势怀感》经历了大起大伏大波大澜的命运。

　 《当前形势怀感》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了公社、县、地区、省、西北局各级党委和党中央，同时还寄给了《陕西日报》、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渭南、华县、潼关三县委的负责人。

　 文章发出后，开始的反映是积极的。

　 1962年6月，杨伟名接到了咸阳专署副专员王世俊的来信。信中说：“最近又接到一封来信，其中提到许多重要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指导工作是很有益的，我再次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发印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并希望经常来信，保持联系，多多反映农民的实际情况。”

　 6月，西安市长刘庚给省委办公厅转去《当前形势怀感》，要求“送给省委，研究处理”。

　 6月底，中宣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一些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

　 7月初，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复信杨伟名，说：“你们的来信，我早已收到了，确实因为忙，未能及时回信，请原谅。但是我以为我还是以负责的态度对待了您的来信。我把你们的来信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都向省委及至中央如实做了反映，请党考虑和解决。”鼓励他们，所提意见“不管正确与否，这些都应该及时反映，向党提出来研究，这是党员的责任，也是权利。”

　 陕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动态》副页第1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当前形势怀感》。

　 7月底，中宣部《宣教动态》第73期刊登“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

　 这期间，杨伟名被党内高层发现，聘为咸阳地区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西北局内部刊物《西北建设》通讯员。

　 可以看出，《当前形势怀感》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代表了绝大多数党心民心。

　 然而，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一叶知秋”并为《当前形势怀感》做了阶级定性后，形势发生逆转。

　 8月16日，陕西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第43期全文刊登《当前形势怀感》，送省委常委阅。

　 省委副秘书长蒋锡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杰、咸阳行署副专员杭尚增、户县县委书记安生高受命先后四次找杨伟名等三个署名党员谈话，批评文章中有“错误观点”。

　 10月11日，19日，陕西省委先后两次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报告，说《当前形势怀感》“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并决定把三个党员的信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10月18日省委宣传部给省委的报告则说得更加严厉，认为三个党员的建议和主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10月29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在省委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户县三个党员甚至要求我们以‘主动撤退延安的果敢精神’，退向单干。这些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

　 杨伟名等3个党员被迫检查。

　 从此，一人之口，封万人之心，终酿悲剧。

　 2001年清明前，我曾赴户县涝河畔拜谒杨伟名在天之灵，然而，他的坟墓已经被一家化学添加剂厂所覆盖。他生前为世人世事所不容，死后求一捧黄土而不可得，着实令人怅惘。

　 我曾著文说：“民族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桶水与粮食发酵后酿出的一杯酒，而是众多矿石冶炼出的一块钢坯。顾准如是，杨伟名如是。”

　 所幸今天杨伟名的价值正在为人们所认识，并在《当前形势怀感》寄出40年后来隆重纪念他。

　 7月31日，户县图书馆馆长刘高明来电话通知我，县里的主要领导已经同意用杨伟名的名字命名县图书馆，以向世人备案。

　 以往，以钱势、权势、名势命名图书馆者有之，而以一介平民命名图书馆则自杨伟名始。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2-08/21/content_51519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