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等强 “红卫兵”运动在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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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首都北京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然而，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急先锋”、“生力军”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仅仅进行两年多以后，即退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并作为“再教育”的对象被送往农村，写下了中国青年运动史上最令人长思叹息的一页。
　　一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校青年为主的群众性组织。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在圆明园聚会，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一天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8月1日，毛泽东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由此，北京市各个学校也纷纷成立“红卫兵”。从此，“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地扩展开来，一大批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也在机关、企业等单位出现。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连，毛泽东主席支持他们的串连活动。8月18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主席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这一天，毛泽东主席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打鬼借用钟馗”，红卫兵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批判、斗争、夺权的话语及行动权力，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此后，毛泽东主席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 、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多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下旬为止，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300多万人。这说明，毛泽东主席对红卫兵造反运动积极支持，把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视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大大推动了“红卫兵”运动及“造反”行为的发展。在毛泽东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的鼓舞支持下，各地分散的、零星的造反运动，迅速统一到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式下，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
　　二
　　8月下旬开始，镇原县积极响应，各中学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除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黑五类”子女外，其他学生一律加入该组织。“红卫兵”统一身穿黄军装，臂佩红袖章，腰系武装带，身背黄挎包，腿打黄裹缠，脚登“解放鞋”，胸戴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专搞“文化大革命”。 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镇原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各学校的“红卫兵团”多次召开师生大会，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震天动地，揪斗、批判学校负责人和教师。当时，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一校之中，几乎无人能够幸免。
　　8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表示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学生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使“大串连”获得合法化，“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于是，全国各地学生蜂拥赴京，而北京的学生则走向全国各地，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并扩展到社会各界，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10月19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关于积极支持革命师生组织长征进行锻炼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大学师生要求组织长征出外进行串连的要求和行动，“必须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同时，将需要解决的一些经费开支和口粮补助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中央和省委精神传达到镇原县后，中共镇原县委按照通知精神，给各校划定了首批赴京的师生名额。各校在全校师生中经过认真推荐筛选，严格审查批准，确定家庭出身好、政治清白的师生代表，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批赴京串连的300多名师生，在县委监委书记张文海、组织部长曹含芝、人委文书李岩等人带领下，于10月26日从镇原出发乘车到西安，再乘火车经郑州到达北京，住在北京八中，于11月3日毛泽东主席第6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红卫兵时受到接见。镇原第二批赴京串连的师生，于11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泽东主席坐敞篷车检阅接见。随后，镇原县各校师生分别奔赴上海、重庆、延安等地，进行革命大串连。从全国“大串连”开始到次年初，全县中学学生有2600多人先后组织各种名称的“长征队”，到北京、延安、上海、广州、西安、杭州、重庆等地进行串连。“红卫兵”所到之处，均得到当地接待站接待。
　　鉴于“红卫兵”赴京串连造成极大的混乱，中共中央于1966年11月6日和12月1日连续发出通知，一律停止“红卫兵”赴京或到各地进行串连。但是全国的“大串连”活动如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特别是当时都把串连看成是革命行动，谁也不敢阻挡。所以在中央下令停止到全国各地串连的通知发出后，镇原县各校师生和全国各地一样，继续外出串连。他们各自组织队伍，自订行程路线，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或长途跋涉，或乘坐车辆，进行“长征”。在徒步赴京串连的“长征队”中，先后有镇原一中的“继红长征队”和“永红长征队”等数十支。这些赴京串连的“长征队员”，他们意志坚强，纪律严明，坚持徒步不乘车。住在接待站或群众家里时，主动劳动，给群众唱革命歌曲、演文艺节目。在京串连的40多天时间里，他们在北京八中接待站天天做好事，饭后打扫场地，帮炊事员洗碗筷，接待站广播多次表扬镇原县“红卫兵”的“延安作风”、“老区精神”。平泉五中初三（3）班学生李邦连串连时，在南泥湾参加当时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军垦抗大期间，克服困难，吃苦耐劳，受到陕西省延安军分区支左办的表扬。外省、外县经过镇原赴京串连的“长征队”也很多，仅这年1l、12两个月，人数就达10多万人，县上设接待站10多处接待。接待站备有专用被褥、茶具，配备了医务、理发人员，所产生的食宿等经费均由财政拨款报销。
　　各路赴京串连的代表和各路“长征队”陆续返回后，随即仿照外地经验，先后在全县各机关、学校、农村普遍成立了群众造反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多则千余人，少则三、五人，以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炮打”、“砸烂”、“火烧”、“罢官”、“揪斗”、“横扫”之风刮遍全县。10月24日，红卫兵组织在县城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提出了“炮轰镇原县委”的口号。镇原一中一批学生还手持斧头上街，高呼“砸烂旧机器”的口号，把县委、县人委（即县人民委员会）及公、检、法的门牌全部砸烂，没收了印章，并一齐烧毁。县委、县人委主要领导及各部门负责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黑线人物”，进行批判斗争，使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接着，红卫兵陆续成立了许多战斗队、兵团等，并且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工厂，后来又蔓延到农村。这些战斗队和兵团普遍为自行联合，自选领导，自树旗帜，名目繁多，诸如“遵义”、“井冈山”、“延安”、“东方红”、“星火”、“卫东”、“五七”、“文联总”等兵团和多数以毛泽东诗词中的词语命名的“飞鸣镝”、“全无敌”、“主沉浮”、“罗霄”、“〇〇”等战斗队。
　　三
　　红卫兵除进行串连、成立战斗兵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当权派”之外，还开展了破“四旧”、立“四新”活动。
　　1966年8月23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红卫兵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消息后，全国各地的报刊相继转载。镇原县各校“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种战斗队也蜂拥而动，开展横扫一切的大破“四旧”运动。他们大肆查抄学校内的“四旧”，图书室、阅览室，甚至教职员办公室、寝室都被冲击，一大批古书、古画和珍贵照片全部被视作“四旧”予以没收销毁，教师的个人日记、私人信札、教学文稿成为重点查抄目标，一旦发现“问题”就被揪住不放，上纲上线。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由校内向校外扩展。全县各公社的中学、大队、工厂的红卫兵组成名目繁多的破“四旧”宣传小分队，抬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举着“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的巨大横幅，走上街头，走出村口，张贴大字报；在戏台或露天临时搭台，召集群众大会，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演讲；成群结队冲入公共场所及居民家中查抄，在全县掀起了大破“四旧”、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立“四新”活动高潮。红卫兵破“四旧”行为主要集中在改换旧名称、毁坏文物古迹、干涉正常生活和查抄家宅四个方面，尤以破坏文物古迹和查抄民宅最为严重。
　　红卫兵在各公社的集市街头、村口涂写上“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社名、旧队名，更换新社名、新队名”，“灭资兴无”等大幅标语。一些历史沿用下来的公社名、大队名，被认为是带有“封、资、修”的色彩而被更改，如平泉公社的黄岔大队被改名为“永忠”大队，中原公社的田站、上杜大队分别被改名为“永丰”、“红星”大队,新城公社的孙奄、郭沟圈大队分别被改名为“新星”、“新联”大队，太平公社的上岭、土佥边、慕坪、老庄、南塬、大岘、上城、丁岘、柳咀大队分别被改为“东升”、“红岩”、“增产”、“旭日”、“曙光”、“七一”、“八一”、“黎明”、“朝阳”大队等等。商店、道路也都改换了新的店名和路名。
　　红卫兵砸庙宇、毁神像，搜罗并焚毁宗谱、旧书画及戏装等，将大批文物或用锤凿敲毁，或以水泥石灰涂抹，将古建筑墙壁上珍贵的壁画用石灰刷除，然后刷写上一条条毛主席语录，大门上画上毛主席画像，致使县内潜夫山、鸡头山、原峰山等山上的一大批古建筑及文物遭到破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破坏活动直到这年9月10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注意保护文物的报告》下发后，县上加强了对文物的保护，才使一些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免遭更大的破坏。
　　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受到干涉，妇女所戴的耳环、项链、手镯等饰品都在禁戴之列，大力反对奇装异服，结婚、建房等喜庆活动也被当做“四旧”。在学校、集镇街头及主要路口，设立“破旧立新站”，对行人携带的“迷信”物品，一旦发现或没收或毁坏，并要其背出几条毛主席语录，或唱语录歌后才能放行。
　　在“破四旧”中，抄家风席卷全县，大批有价值的个人财产被没收或破坏，甚至许多社员家中的旧式器具，印有花鸟虫鱼及古代人物的杯、碗、盘等生活用品、古典书籍、字画、家庭族谱以及印花的衣物等均无一幸免地都被当做“四旧”毁坏、焚烧。一些干部、教师、群众和“四类分子”家庭的金银首饰等被抄走。一时间，在全县造成恐慌情绪，有些人为保平安将珍藏的古书画、家谱等付之一炬。
　　镇原红卫兵这种所谓的“大破”活动，在当时曾得到全县一些干部、群众的不理解和抵制，但是由于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有的人甚至因不积极参与“破四旧” 而被红卫兵认定为“阶级敌人”，受到揪斗、体罚、抄家。
　　四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巩固社会主义成果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虽然绝大多数红卫兵是出于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怀着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年轻的他们盲目性很大，在运动中，表现为盲动和狂热，出现的各种过激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不满和不同程度的抵制。“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兴起又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给党、国家和人民，也给那一代青年人本身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惨痛的教训。1967年10月，在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后，“红卫兵”逐渐失势，陆续退出了“文化大革命”舞台的中心。196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下发后，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红卫兵”在镇原的活动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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