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我们依旧期盼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史”——我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bluesky

我们依旧期盼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史”
　　——我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购得卜伟华先生所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史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迟迟没有看的原因，恐怕主要和自己的某种心理期待有关，同时又觉得我们还没到时间，还写不出一本真正让人满意的文化大革命史。之所以要买这本书，是因为它是香港出的；之所以买了又不看，是因为怕失望，怕自己的心理期待落空。当然，这也恰恰说明了我真的喜欢并看重这本书，所以就把它一直摆放在那里；觉得它有用，总有一天会用上。
　　这一天要等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而且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
　　但“还没到时间”这一点总是可以肯定的；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如此丰富的历史痕迹与群体经验都存留在个人身上，你到底能不能理出一个头绪，不是单纯的记述史实和个人经验，而是在原因、性质、意义、历史观、现实感以及经验何以如此构成、我们为何成了如此这般的人上讨论文化大革命。就一个群体在信息的自由传播与交流中形成相对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再反过来影响、制约着个体的认知活动）而言，我们显然“还没到时间”。当然，这里的“时间”也就不再单纯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我相信有更多的人都在开展着这种研究，对他们来说，时间早已成熟，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找不到出版的门路或根本就不想示人而已。而这，当然极大妨碍了某种社会共识在相互撞击、辩驳中的形成。
　　先说书名。我觉得“砸烂旧世界”作为书名很好。至少，它揭示出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的含义：它不仅只是指某种观念形态的东西，还包括相应的物质形态，如建筑、衣着、饮食方式等等，而“文革”则必须把这一切都“砸烂”；其次，还给了我们一种乌托邦或理想主义的色彩感，而这种色彩感也就是对那个时代的时代感；最后，它让我们直接感受到那种文革式话语方式的独特魅力：不同于“革命”的“造反”，不同于“推翻”的“砸烂”。那是一种决绝的决裂态度，与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
　　但副标题“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就不好了。这是一种定性式的文革语言。对谁而言的“动乱与浩劫”？民族？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广大民众？社会秩序？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都包含在内吗？先为一场运动定性，先把历史上这么大、影响到亿万人、而且可以说影响到几代人的一件事说成是“坏事”，而且是绝对的“坏事”，里面的内容自然也就无法展开了，这就与“样板戏”里的人物一出场就须黑白分明一样，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当然也就无法对“坏人”展开认真的讨论。而且，常识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好坏事或好坏人之分只能限制在一个极其相对的意义上；一旦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意义”是无法进行这样的划分的，我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但不能满足于如此这般的“秉笔直书、尊重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毛泽东发动的，而且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等人在推动文革、揭批彭、罗、陆、杨以及在宣扬林彪、江青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等等。王年一先生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有人创造出‘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这个公式，坏事都推到林、江身上。’伟华在其著作中坚决摈弃这一公式，不让林、江代毛受过。此书中的许多笔墨，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在毛。”但这难道还用、还值得去说吗？本身只是一个虚假的公式，一个伪问题，用得着去“一针见血”吗？说给谁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难道会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吗？这是一个需要、或用“事实”就可以说明了的问题吗？问一问当今的大学生，然后告诉他们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毛发动、领导的，不能让林、江代毛受过，这有意思吗？说给那些起草有关文件的人物（即所谓的“有人”）吗？用事实告诉他们批判《海瑞罢官》、揭发“三家村”，打倒罗瑞卿，等等，都是毛的安排部署，那些人会听你这些话吗？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在这些说法背后到底都是怎么一回事吗？
　　包括卜伟华先生的这本书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在书中为什么使用“江青的谈话无所顾忌，谁都敢骂，对周恩来她也敢公然指责……在座谈会期间，江青指责和否定了一大批电影和文学作品，对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进行了批评”（该书第42页）这样一些实在有失学术水准的语言，我们其实也理解，也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指出这些谁都心里明白的事实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谈不上“秉笔直书、尊重历史”。诸如“也敢”“、公然”之类的话你可以用在江青身上，别人也就可以用在你身上；至于《东方红》，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其在鼓吹个人崇拜与砸烂旧世界上所起的作用，恐怕远在那篇并不为多少人知道的《纪要》之上。
　　以上都是一些可说可不说的小事。
　　我只想说说读了这本书第一章后的一些感想。
　　首先应该承认，确有惊心动魄之感，看到这些“内部材料”第一次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公布出来，还是让人放不下手。比如1965年12月11日罗瑞卿一到上海即被软禁，“周恩来、邓小平代表中央与罗谈话，向他说明了会议的一些情况及叶群对他的揭发。这对罗瑞卿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他感到痛苦和冤枉，当即要求去见毛和林，把问题说清楚。周恩来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明确告诉他既不能见毛，也不能见林。”（第30页）
　　“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这句话不但表现出周的成熟、老练，更让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周身冰凉，不会再存有半丝希望。到罗跳楼自杀未遂，毛只说了一句“真没出息！”，叶剑英则当即吟诗一首：“将军一跳声名裂”云云（第37页注释）；更可见出与罗在一起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们在此刻所表现出的成熟、老练。在京西宾馆批判罗瑞卿的主持人有三位：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书中只说彭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对罗进行了一些保护，不同意无限上纲，未提邓与叶的表现，也可看出相比较而言，彭无疑也有天真、幼稚的时候。
　　像这样一些细节的记述，均可视为“曲笔”，让明眼人自己去想。
　　但有些地方，不妨假设另一种可能（事实上也是存在着另一种或另几种可能的，否则毛就不会显得那么忧心忡忡），让大家在更深的层次上寻求答案。比如，1961年1月，京剧名家马连良、裘盛戎演出京剧《海瑞罢官》，毛大加赞赏，还把马连良召进中南海亲自聆听唱段，说“海瑞是个好人，剧本也写得好”，“应该提倡学习海瑞这样的人”（第9页）；至少在逻辑上，当毛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说到关于批《海瑞罢官》一事时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这话应该是真的，但作者却告诉我们对毛的这句话是不能当真的（第12页）。为什么？为什么到了1967年2月，大局已定，形势已经明朗了，毛却要说这样的假话？必要性在哪里？是为了更突出江青吗？还是他忘记了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对毛的话，自然不能句句当真，但毛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那段话：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第6页）
　　这段话该不该当真？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真话，那么紧接着的“为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文汇报》11月30日发表了上海敬业中学高二学生马以鑫（发表时用的笔名马捷）批驳姚文元的文章”（第16页）等等就应该视为一种策略了。作者说，“毛泽东捂住自己的底牌不亮，说话留有余地，有时在关键的地方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有时又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法，常常令他的战友或曰对手们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措手足。”（第65页）在此背景下，成熟、老练就几乎成为了生存的唯一要求。首先是党内特别是党内最高级的领导圈子里这种氛围、这种局面，这种心态，这种关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又怎么扩散到全党、全国，它恐怕绝非一个是否能“秉笔直书、尊重历史”的问题。
　　在摸不清真假，不知是冠冕堂皇的假话还是虚晃一枪的真话的情况下，我们看当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最为有力的武器就是“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彭真当着毛的面也是这样说的；但《北京日报》转载姚文时的“编者按”却是彭真口授的；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时的“编者按”是周恩来、彭真反复审定的；彭真还指示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发表文章《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法》，而且亲自修改，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由政治家为学术把关，讨论的确是政治与学术的两分，这是一种把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的态度或做法吗？这种有些滑稽的局面难道英明如毛这样的人还不能一眼识破吗？关于道德继承法，彭真能比邓拓知道多少？这个时候，谁又把尚钺、齐思和、翦伯赞、翁独健这些所谓“学术人”的文章当真？——尽管这些人也已战战兢兢，基本上不敢说学术与政治无关的话了。
　　所以自毛以下，成熟、老练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里面几乎无真话假话、无学术政治之分。彭真可以问：“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也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原则到哪里了？”毛当然也就可以说“姚文元文章发表时，不敢告诉中宣部。中宣部是个阎王殿，告诉他就压下来了”，“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第62、67页）
　　让我们假设：如果罗瑞卿在跳楼前写给妻子郝治平的信中没有“……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如果1966年3月17日（3月8日刚发生了邢台地震），毛在杭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个人侃侃而谈，说吴晗、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污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时，吴冷西去向彭真、周恩来承认错误并企图讨教时，彭、周二人不那么“经验老到”地把吴哄骗过去；如果毛对康生、江青等人在私下讲了那么多中央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并不那么快地就表态：彭真立即让北京市委书记处成立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三人小组展开对邓拓的批判，而周恩来、邓小平又立即与彭真划清界限，说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不可能发生吗？但作者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内容如此重要的的谈话，他不向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提出，而向康生、江青等人谈出。笔者揣测，尽管毛泽东魄力很大，但在此时要在几位常委面前撕破脸皮讲话，他还是会感到底气不足的。”（第68页）
　　这种揣测可信吗？它的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在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底气”？是在毛心目中的力量对比？是毛在面子上还过不去，他是一个顾及面子的人？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具体原因？
　　但它至少告诉我们，再“秉笔直书、尊重历史”，“揣测”总是免不了的，因为有许许多多的环节是靠“史实”或“史料”无法告诉我们的。
　　于是，我们就必须寻找到使“揣测”或“分析”成为可信的另一种依据。这种依据不在提供更新的史料，而在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在解读中发现那些来自生活经验的让人“确信”的东西，即对人物、事件的概念性把握。
　　这就涉及到了我对这本书最大的不满，就是它没有思想。
　　这是一本没有思想的文化大革命史。
　　什么叫“思想”？这里不去讨论定义；但“文化大革命”无论讲“文化”还是讲“政治”，甚至就讲“革命”，总得有“思想”。而这个“思想”，即“文化”与“政治”相互渗透，必须为“革命”服务或以“革命”的方式使之强行固定在一个方向、一个目的、一种价值标准上，这一整套的理论早就表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是一套相当成型的理论储备，或者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这套意识形态的力量。对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说，足以动员所有的人都投身进去的话语权也只握在毛一个人的手中。无论是作者所提到的1961年前后，“文艺界、史学界出现了一片活跃的气氛。……展开了对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美学与教育问题等问题的讨论”（第10页），还是毛在杭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与康生、江青等人的私下谈话中，所涉及到的其实都是一个“思想”问题，一个还要不要共产党的这套固有话语的问题。这也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人迅速缴械投降的根本原因。具体到如何认识苏共二十三大，如何理解他所说到的“虚君共和”，如何看待知识分子、怎样解放年轻人、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等等，核心问题在面对知识分子对这套话语权的挑战时，为什么“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阻止修正主义”，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毛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原因，作为一套说法，对毛的这些话，我们能不“当真”吗？要“当真”，就得有应对、有思想，以思想对思想。而不单单只把毛的话当成是“底牌不亮，说话留有余地，有时在关键的地方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有时又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法，常常令他的战友或曰对手们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措手足”的策略性话语。离开对这套话语、这种意识形态的清理，“一针见血”其实也就是虚晃一枪、避重就轻。
　　金观涛先生在为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写的“总序”，题为“世纪视野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但什么是“世纪视野”？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对这一“世纪视野”的聚焦？
　　在雷蒙·阿隆的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中，阿隆先生曾概括出了他所经历的五十年（其实也就是这个世纪）中在国际舞台上所争论的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也就是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与私下谈话中所表述出来的问题：
　　首先，就是市场经济与集中的计划经济孰优孰劣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或仅凭直观感受就能做出回答的问题，它后面涉及到科层、学位、体制甚至大学还要不要办等一系列问题；阿隆说，“在较高的层次上，西方与苏联争论的是双方各自体制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或者是人文后果。我举出社会的活动性作为例子。苏联制度是否比西方民主更善于提拔低微阶级的子弟呢？”这也就是毛反复强调“不要压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本禹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尔纲是教授。……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第64页）所表达的意思。“文革”时广大青年学生踊跃投入，至少也包含着这一方面的因素，就是为出身低微的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干的机会。
　　其次，“世纪视野”下的争论涉及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否最后会殊途同归的问题。阿隆把这种“殊途同归”了的制度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它的立论基础是技术决定论，或者是生产决定论。阿隆说，“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都有利于某一种体制。苏联体制比较容易在起飞阶段建立起来。在已经工业化的社会里就没那么容易了。”当然，最为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是否接受这种盖然的进化论，是否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按人均国民产品计算）就会决定社会制度，是否相信历史有一个人类可以确定的“未来”。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其实一直伴随着我们，文化大革命时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
　　再次，阿隆说，“苏联的历史未来论，不太容易符合现实。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接替’资本主义，却又要‘追上’美国，但是经济增长的阶段与体制交接班，二者之间并没有平行的关系。为什么不发达国家非得走苏联的道路呢？既然皈依马列主义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那么今后苏联人就得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去芜存菁，洗净了个人崇拜的一切污点，确实优于西方体制，不管在经济效能上，或是在人的价值上，都比西方体制强，”如果说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基本是“皈依马列主义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的话，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明在“去芜存菁，洗净了个人崇拜的一切污点，确实优于西方体制，不管在经济效能上，或是在人的价值上，都比西方体制强”。这也是我们养成了只说“好话”、掩饰或抹煞不足的原因。因为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在结果上比西方强（这一点又很容易简单化为单看GDP）。只要有关这种必然性和“不管在经济效能上，或是在人的价值上，都比西方体制强”这一点还未得到论证或还未得到证明，文化大革命就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清理。
　　最后，阿隆说，根本的问题还是“工业型社会是否都趋向于同一个目标呢？我在《奥古斯特·孔德：战争与工业社会》一书中，指出实证论鼻祖天真的乐观。科学开发自然，使人剥削人变得不合时代，毫无用处。战争随神学与军事政权的消亡而消亡。今天，人们都在寻思，生产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就要让位于思想。”（参见《雷蒙·阿隆回忆录》第359页）然而，由于这些问题都没有展开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显得如此空洞，似乎与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与浩劫”毫无关系，所以“思想”也就一直未能取代“意识形态的教条”。恐怕就是人均国民生产达到一万美元，“寻思”、“让位”、“取代”也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人们会以为文化大革命那一页已经永远地揭了过去，或者说，正因为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经济才获得了如此的发展。于是我们就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什么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或者是人文后果”？
　　也许话说得远了一点，但我在阅读《砸烂旧世界》的第一章时，就如同在阅读一部侦探小说，一部宫廷秘史中的尔虞我诈。还是阿隆，在他这本书中说：“通过了解希特勒的野心和性格来理解他在1941年6月作出攻打苏联的决定，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这样说也并无太大的把握。我认为，像解释一个血栓、一场暴风雨或一场地震那样来解释希特勒采取的决定，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其存在的意义上讲，都是错误的。”（第644页）这对我们来说本来只是常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从社会关系、政治矛盾、阶级利益的角度去认识历史上的人与事，为什么当我们说到文化大革命时，这些角度都不存在了呢？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毛发动和领导的，这毫无问题；林、江就是想“代毛受过”，也没有这个资格。毛自然有他的想法，这套想法自延安一来就逐渐成型；为了贯彻他这套想法，不惜千百万人的生命，不惜与所有的革命战友撕破脸皮，不惜“重上井冈山”。这里面有真的，也有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不亮底牌、留有余地、闪烁其词、语焉不详。
　　但无论毛的想法在理论上多么自洽、完备，文化大革命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又有它自身的逻辑，这种逻辑也是自洽的，而且不以任何人、甚至包括毛本人的意志为转移。
　　再说一遍：无论毛这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形成、进展多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场千百万人投身其间的运动，而且持续了那么多年。这千百万人并不仅仅只是一推数字，其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不断改变着自己，在改变中寻求着认识时代、适应环境，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昙花一现，过眼烟云。在这中间，并不缺少思想者。那么今天回顾“文革”，除了对于一些人来说意在搞清楚某些事件、人物的来龙去脉外，对绝大多数认真思考这一段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还是思想、理论上的清理，是为了寻求另一种解释，不但能认识“文革”，而且能认识二十世纪、认识整部党史，认识这六十年来的理论变迁（再没有比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推向极端，更登峰造极的了），认识我们的今天。
　　再回到我在一开始所说的话：也许真的还没到时间。
　　但我也说了，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米捏的《法国革命史》出版于1824年，距离法国革命爆发只有35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距离法国革命也不过67年。
　　至于1968年的法国、德国、美国学生运动乃止世界范围内的另一种形态的文化大革命以及随后出版的研究著作就更多了；为什么爆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这场运动给那么多国家的思想界带来了那么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今天仍在吸收着他们的思想营养，而在我们自己这里却只是一场“动乱与浩劫”？文化大革命时，全国人民都说这一样的话，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一样的话；今天，当大家围绕着“民主好不好”、“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还在争论不休是，我们是否可以跳离这些概念之争，想想“文革”时，当大家都说着一样的话，进行着一样的、千篇一律的文字创作时，“自由”到底应该意味着什么不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吗？
　　米捏在他的《法国革命史·导论》一开始就说：“国土分割成相互敌对的一些省份；人们分属于敌对的阶级。贵族虽然还保留着爵位，但已失去了全部权力；人民毫无权力；王权则毫无限制。由于王权横行，由于种种特殊的制度和各个集团特权的存在，法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以后，马克思说，他的有关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念就来自这里。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整个法国大革命就都得到了说明。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或者如这本书在“导言”的一开始所说，他是要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托克维尔最感兴趣的是“对当代进行思考与观察”；他说，“迄今我最擅长的，是评价史实而不是叙述史实”，特别是那些“独特的、甚至独一无二的时代”。在时代中，他最为关心的又是制度，制度与时代的脱节。文化大革命难道不就是这样一段“独特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历史吗？但我们却对其独特性形不成任何概念。研究，对当代的思考与观察，对史实的评价，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太遥不可及了？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的结合，说明文化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就存在于我们以前整个的历史中，这难道不也是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人文理想吗？托克维尔自己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中说，法国大革命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摧毁一切（砸烂旧世界），第二阶段开始恢复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又看到同一河流”；他还说，他不但要搞清楚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于是他发现了正是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于是，在人没有任何家庭、种姓、阶层、行会、教会、家族的联系的情况下，人们就只有用从旧制度中继承的一切（封闭、孤独、对立）来摧毁旧制度，并“以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夏”。
　　马迪厄的三卷《法国革命史》是我30多年前就反复看过的一本书。作者非常明确地说：写作历史与学识考证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分析，后者是综合，前者意在收集史料，后者则是重现与表达，解释史实，用史实来表现它们之间彼此相连的关系及各种利益与力量所发生的作用。而他对那一段历史的概念性把握却集中在经济关系上，集中在国王（也就是国家）怎样才能把更多的钱集中在自己手中的问题上。
　　法国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作为“史”，作为后人对过去的重新审视，又有许多可比、至少也是借鉴之处；比如，就对史实的收集、整理而言，我们不可能再有卜伟华先生这样的条件与经历了，但，就对“文革”的研究而言，也许我们还没有起步，真的还没有起步，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阿隆曾对自己如何概括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包括二战在内，而且他就是一位犹太人），是应该称之为“悲剧性”还是“戏剧性”犹豫过。他说，当然，说“悲剧性”更恰当一些，但，如果我们在经历了那样的时代之后，发现它依旧不断出现，而且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出一个另外的可能，“那么只有那时才能得出一个悲剧性的结论。”（《雷蒙·阿隆回忆录》第650页）对文革也一样：我们首先或一定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是否依旧或只能生活在“动乱与浩劫”之中？
　　也许，整个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体例上的统一要求使得这本书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但如果作者能意识到我们重现“文革”的目的是为了认识我们的时代，是为了使我们获得一个“二十世纪的视野”，那么史实的选择与解释就会呈现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整体上的联系。
　　我们依旧期盼着有思想（而不是只有史料）、有见解（而不是定性式的划分），能从概念（也就是可推论，可建立起逻辑上的关联）上把握我们这个时代之“史无前例性”的“文化大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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