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鹤都 陈晓彬 九十回眸（聂元梓）

Gowest

聂元梓，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先后入读本县小学、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1937年7月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参与中共北方局的情报工作。1938年，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她1939年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延安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哈尔滨，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兼北大党委委员。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哲学系另外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张贴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该大字报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下令向全国广播。随后，聂元梓当选为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1967年作为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与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并称为“五大学生领袖”。并于1968年11月当选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78年4月，被捕入狱。1983年3月，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6月获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现居住于北京。

16岁参加革命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滑县留固镇南尖庄，在当地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大家庭。家里大约有百十亩地，要说阶级成分，算是地主阶级。不过，从我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我曾祖父是个名中医，我祖父和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医术，也都很有名气。我父亲叫聂廷俊，在家里开了个中药店，经常坐堂行医。我家中药店里的药品很齐全，方圆几十里的乡亲都来我家看病抓药。有时，穷人家看病抓药不要钱。

我父亲在思想上十分开明，能够接受当时的新思想。比如，我家的女孩子，就都没有裹脚，他还让我们姐妹和男孩子一起到城里去上学，这些在当时都是很前卫的。他也很关心政治，为了解国内的政治形势，蒋介石和共产党打仗的情况，他还专门订了一份报纸。由于邮局不送报纸到农村，为此，我父亲天天到镇上的邮局取报纸。当时，这在农村是绝无仅有的。

我家弟兄姐妹7个，我有4个哥哥、2个姐姐，我是最小的。我最早的名字叫聂元碧，也叫过聂元子，后来好多人都说元子像日本人的名字，所以我到延安后改叫了现在的名字。

我大哥聂真，被我父亲送到北平的中法大学去读书，他在193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仅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影响很大，对我父亲也影响很大。我比哥哥姐姐们小很多，所以从小可以说就是在共产党人的周围长大的。后来，我大哥被国民党通缉了，警察经常深更半夜的到我家来搜查。我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一看见查户口的警察来了，就赶紧往家里跑，提醒家里人防范。

我小学毕业后，本来想上中学的。但当时出了件事情，在保定上学的我四哥，才15岁左右就参加了共青团，结果被捕关到监狱。我父亲看到自己的这些子女，送出去上学的都成了共产党了，被通缉的、被抓的，感到很不安。于是，我父亲认为外面太乱了，不愿意我出去上学。正好我大姐回家来了，她那时正在做地下工作。我就把出去上学的想法跟她说了，她也支持我。这样，我们没有跟父母打招呼，就偷偷跑出去了。

我大姐把我介绍给了两个地下党员，他们建议我投考了开封的北仓女中。我离开家以后，一直没有给父母写信，也没有向家里要过钱。主要是靠这两个地下党员接济我上学，我在北京做护士的二姐有时也汇一点钱给我维生。在北仓女中，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进入了前五名之后，学费就免了，这样生活就容易了一些。

我在开封读了三年书，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我二姐又被捕入狱。她的照片被刊登在报纸上。不仅对我有政治影响，经济上也有困难了。于是，我回到了滑县的家里，对父亲说，我还要出去读书。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当时，我大哥被通缉多年，村里人搞不懂什么问题，还以为他犯了什么大罪；我四哥虽然年纪小，但正在贴共产党传单的时候被抓了现行，证据确凿，关在了北平的草岚子监狱；我二姐这时在北京又被国民党抓起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大哥、大姐、三哥都在闹离婚，我二姐是逃婚跑了。这些在当年的农村都是不得了的事，而且都出在我们家里。所以，我父亲那时也是压力很大。他对我什么条件都能答应，就不允许再出去读书。我也只好先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也不断向哥哥姐姐们“求救”。

不久，我的二姐出狱去了延安，然后和姐夫梁寒冰一同回到家乡，就把我带到了山西。那年，我16岁。人家都从太原跑出来躲避战火，我是迎着炮火进入太原参加了革命。

我离开家乡之后，家里只留下了二哥和三哥。到我投身革命之后，我们家里兄弟姐妹七个，六个是共产党员。

我三哥这时参加了地方的区委，后来到县委，和赵紫阳在一起工作。他们都先后担任过中共滑县县委书记。当时的滑县第一届地下的县委会，就是在我家开会成立的，后来几届的县委会和书记，包括赵紫阳，都在我家办过公。那时，我家几乎成了共产党的据点。抗战初期，来来往往的八路军和地方干部，包括八路军的小股部队也经常到我家。我父亲留他们住，管他们吃，还接收伤病员疗伤治病。有时部队来人多了，根本来不及做饭。我父亲就叫家里雇的伙计带着秤，到村里的乡亲家去借，窝头、馒头记上账，然后再还给人家粮食。

就这样，我家在当地就越来越有名。日寇进入河南以后，我家也就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一个叫吴兰田的叛徒，投降了国民党和日本人。有一天，就带着伪军到我家里来抓我三哥。正好三哥和父亲都不在，敌人就把我母亲抓走了。他们把我母亲关在监狱里，甚至把她放在猪圈里，跟猪在一起，折磨她，让她交代我三哥和其他县委同志的去向。敌人说，母亲只要把我父亲、三哥或者当时县委负责人赵紫阳三人中，叫回来一个，就放我母亲走。我母亲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死就死吧，干嘛把他们叫来。所以她始终不屈服。

不久，敌人把我二哥和三哥都抓到了，残酷拷问他们其他同志的下落。更为恶毒的是，敌人见我三哥不说，就抓了二哥的儿子，叫聂孟灿。敌人给小孟灿身上裹上几层布，浇上油，当着我二哥的面点了火。敌人围成一个圈，用刺刀顶着小孟灿，连烧带刺，把我的小侄子就这样杀害了。这还不算，敌人还把他的头颅割了下来，挂在我家的大门口示众。其残忍程度，难以想象。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暂且不论，而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伪军，帮着异族残害自己的同胞，实在是难以容忍。对一个小孩子，他们竟然可以下得了这般毒手！但是，我们整天在讲总结历史经验，总是在窝里斗，但是对日寇、汉奸、伪军的罪行都没有进行彻底清算。

我的小侄子牺牲后，我二哥和三哥设法逃了出来。另外，在县委赵紫阳等同志的帮助下，家里卖了土地，花钱把我母亲赎了出来。赵紫阳和上级领导王从吾就决定把我的父母和二哥、三哥转移出来，之后送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后来，我父亲就跟着部队行动，一边行医。家里的房屋和土地都捐给了当地的党组织，现在在我家的房子里还办着一所中学。解放后，我大哥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我父亲就在人民大学做校医，一直到1958年去世。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哥、二姐、三哥和我都分别被关押起来，对母亲的刺激很大。1976年，她死于一次医疗事故。

在延安的日子

我的一家人可以说是从抗战前后，就先后投身于革命之中。我的整个一生可以说全献给党了。这一生的工作时间，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参加革命，直到在北大经济系工作。后一阶段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了。

卢沟桥事变后，我参加了革命。先是到了太原牺盟会下面的学兵队，和一帮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准备上抗日前线。没几天，中共北方局的王世英调我跟着二姐和刘贯一同志，伪装成为一个家庭，给党做情报工作。在太原失陷之前，我们撤到了开封，然后我到华北前线进入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在那里，我加入了共产党。此后，我就到了前方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到中共晋豫地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当副书记。直到1940年春天，我去了延安。这一段，我觉得工作做得比较好，也经过无数次生死考验，可以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吧。

我在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那儿一直待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的经历比较平静简单。开始是进入中央党校45班学习，这是党校的一个高级班，学员大多是从前方回来的、有一定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陆定一的夫人、“才女”严慰冰就在这个班。我在这个班里是年纪最小的，不过爱提问题、爱争论，大家也都让着我。在这个班里，我们学习了两年。毕业的时候，当时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武竞天找我到杨家岭去谈话，要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他说我有三个长处，一是年纪小，这时我才20出头；二是有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经验；三是从小读书，又经过中央党校的两年学习，是个适合的人选。可是我经过了这两年的理论学习，感到革命理论如此高深和广博，喜欢上了理论工作。于是，我就如实地谈了我的想法，不想去中央办公厅工作，希望继续学习。武竞天也没有勉强我。

我二姐和姐夫那时也都在延安的马列学院学习。二姐就嘲笑我，你一个小初中生，还想学理论？你学得懂吗？她越这么说，我就非要坚持下去。于是我就上了延安大学的高中班，一边学习，一边写点理论性的小文章。有时晚饭后，也到青年文化沟去，看看童大林主编的“轻骑队”墙报。当时一些著名的文章，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是在“轻骑队”墙报上发表出来的。当时，我看了这些文章后，觉得都是些大手笔，观点鲜明，锋芒毕露，引起争论也势所必然。不过，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在延安大学高中部学习不久，整风运动就开始了。延大和鲁艺是在一起整风的，为此，我们就搬到了桥儿沟。当时鲁艺的校长是周扬，也是两校整风的负责人。他很会讲演，动员报告热烈，煽动性很强。他说，开展整风运动，有问题的都要交代。现在交代，还可以赶上末班车，不然的话，就是另一种后果了。本来说整风是一场思想教育，不知怎么就成为“抢救运动”了。

我那时年纪小，对政治上的事情敏感性不强。我先是被派去“抢救”别人，对象是一个朝鲜姑娘和一个日本姑娘。这两个人都是从中国东北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怀疑她们主要是因为她们的国籍，“非我族类”吧。那个日本姑娘不说了，怀疑她可能还有道理。怀疑那个朝鲜姑娘的起因，是说她28岁了，还不结婚，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使命不敢结婚啊？她们是“抢救运动”的第一批受害者。

我遵照指示，去“抢救”她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抢救”。没过多久，我也成为了被“抢救”对象。因为康生提出一个“红旗党”的问题，说河南的地下党是国民党控制的，都是假党员。因为我是河南人，所以也牵扯到我。可我根本没在河南工作过，入党是在山西的根据地，即使有所谓的“红旗党”，和我也沾不上边。接着，上面有人说我和王实味有关系。后来听我二姐和姐夫说，这说法也是从康生那里来的。其实我和王实味都谈不上认识，只是从他门口路过几次。那时，我经常去找马列研究院的杨绍萱，他是延安评剧院《逼上梁山》的改编，那部戏曾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因为他们两人是邻居，这样也就路过时碰到，说过一两句话而已。

因为这些莫须有的事情挨整，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审查来审查去，也查不出什么问题，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件事弄得我心情很不好。整风后来也是不明不白地结束了。之后，我又回到中央党校六部，一直学习到抗战结束。

在中央党校六部，我结识了吴宏毅，他当时是班里的党支部副书记。他仪表堂堂，谈吐不凡，讲起理论来滔滔不绝。这可能引起了我的好感，后来我们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夕结婚了。

解放战争期间，我们一直在东北，先在齐齐哈尔，后来到了哈尔滨。解放后也一直留在那里工作。

进入北大

1957年，我到人民大学进修哲学。我当时的思想意识，属于不太左也不太右的。不过，我是反对划右派的。当时，进修的在职干部不参加人民大学的大鸣大放和其他活动，也不在人大参加共产党的组织生活。如果我要参加人民大学的那些会议，我肯定也会提些意见，估计也会被划成右派的。人大的萧乾教授当时就不满划右派的做法，他对我说了这些。我才知道，提意见就会被划成右派。还好，我算躲过一劫。

从北京回到哈尔滨之后，我的丈夫吴宏毅那时已经是哈尔滨的副市长了。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可他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很不检点，我虽然一直试图维持，这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1959年，我们终于离了婚。这件事对我伤害很深，于是我就要求调到北京工作，希望能换一个生活环境。

当时，我的大哥聂真在中国人民大学当副校长，我就要求他帮我联系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他和北大的校长陆平很熟悉。陆平知道我要调到北京，就要我去北大工作。北京大学是全国著名学府，我当然愿意去了。我这么多年虽然不是专门做学术研究的，可我对理论有浓厚的兴趣，从延安的中央党校到党委的宣传部门，一直在做理论宣传工作和进修，还有一点点基础。

这样，我在1960年夏天调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当时系主任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那时我们党对于党外人士是表面尊重而信任不足，不敢让人家放手工作，甚至限制人家的工作。由于陈岱孙是党外人士，等于是系里的许多行政管理工作就由我在做。当时我也觉得，毛泽东不是说要建立联合政府吗。傅作义接受北京和平解放，减少了多少人的牺牲和损失，应该是个很好共事的人。后来让他当了个水利部长，可还派了一个党员副部长主政。其实还是一党专政，不是联合政府。在学校、各单位都是这种格局。

我在北大经济系工作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歧视那些老教授，而是尽量尊重他们，希望他们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不久前，有位老教授的儿子从美国回来，还找我聊聊他父亲当年的情况。因为我对划右派原来就有看法，所以对经济系被划成右派的教师员工，也是一视同仁。根据个人的能力，重新安排工作。这样，我在经济系的那段时间，同事们都拥护我，工作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和谐的。我后来调走时，同事们都希望挽留我。后来实在留不住了，大家就在颐和园为我开了一个热烈的欢送会。那个场面，我至今印象很深。

1963年，党委把我从北京大学经济系调到哲学系，担任党总支书记。这是我在北大工作经历的第二个阶段。哲学系是全校的一个重点系，也是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一个重点单位。到了哲学系之后，我又被选为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那段时间，是我建国后工作最顺手、心情最舒畅的时光。我对北大的工作环境很满意，对陆平也很感激。是他把我调到了北大，而且一直受到重视和提拔。他安排我在全校大会上做报告，把我从系的副主任提到了系总支书记兼校党委委员。在生活上，陆平也给我安排得非常好，住上了新建的三居室，跟着我身边的两个孩子，一个在101中学、一个在北大附中读书。于情于理，我没有任何反对他的理由，谁知我们不久却成为了对立面。这个问题晚年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想这主要和当年我信奉的一些教条有关。

北大哲学系

我到哲学系之前，哲学系的教职员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群众支持系党总支书记和北大校领导，在当时这是主流。但是北大自解放后就运动不断，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哲学系就是矛盾比较集中的地方。

我的前任党总支书记是王庆淑，人是好人，但是工作的方式方法有些问题，不善于处理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对此，系里的一部分教师意见很大，形成了对立情绪。另外，由于陆平十分信任王庆淑，于是，这部分教师对校领导的意见也很大，可以说是针对以陆平为首的学校领导的。

这些矛盾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许多教师多年来都感觉受到压制，一是认为北大在划右派问题上搞得太左，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结束后还又补划了200多名右派分子。[1]关键还在于一些群众，当然也包括那些右派，认为在划右派分子的问题上处理不公，现在说就是双重标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条件、同样的言论，拥护领导的人就没有被划成右派，不拥护领导的人就被划成了右派。再后来，如果对校系领导有意见，哪怕是些工作方面的意见，也往往就被说成是“白专”或是“右倾”，这在当年也是很严重的事。二是一些群众认为在系里，提级、涨工资这些事情上，有时不能一碗水端平，往往以人划线。与领导关系好的一些群众占便宜，一些业务能力强但与领导关系差点的教师就轮不上。还有就是一些教学方面的问题，也是矛盾点之一。

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又是1959年的反右倾，全国打了几百万右倾分子，北大那时也出了件大事。原来北大的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一直是江隆基，因为被认为右倾，在1959年被发配到兰州大学当校长去了。[2]陆平是1957年来北大的，实际是接江隆基主持北大党委工作的。1960年马寅初受批判后被撤销了北大校长的职务，陆平又做了校长，就把原人民大学的副校长邹鲁风调来工作。[3]在大跃进之后，北京市委让北大和人民大学组织了“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由邹鲁风带队去河南、河北调查农村情况。本来上面是想为大跃进、人民公社贴金的，可两校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却发现了一大堆问题。调查组回来后，向北大和人大党委做了汇报，汇报中讲了一些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据参加调查组的同志回忆，汇报的时候是边汇报边议论，陆平也讲了一些话，有的问题上讲的调门比调查组还要高。结果，庐山会议召开后，各级党委都要反右倾。北京市委说这个调查报告有右倾问题，这些错误就全落在了邹鲁风和调查组成员身上。

有一天，校党委又开会批判邹鲁风和调查组的右倾问题，批了一下午，认为他检讨得还不够。晚上，陆平再去找邹鲁风谈话，叫他更深入地认识问题，做进一步的检查。后来，邹鲁风就自杀了。[4]我听说，陆平后来解释，他是去劝邹鲁风，不要有什么负担，否认对邹鲁风施加了压力。北大人嘴上不说，但心里都觉得陆平是有责任的。后来，我们写大字报，有人还以为我是邹鲁风的夫人，是来报复陆平的。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

对哲学系的问题呢，陆平基本上没有过问，只是听党总支书记的报告。其实，他住的地方离哲学系非常近，上一个坡，经过学生大食堂就是哲学系。但是，哲学系的两派吵了一年架，陆平本人从没去哲学系了解情况、参加会议，只是派党委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这些干部参加会议，回去向他汇报。而党委的这些领导本身也有一定的倾向性。校党委也没有对哲学系的争论正式表态，做个结论。如果校党委表个态，哪怕是笼统的，指出原总支书记王庆淑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让她注意改正等，表个态，事情可能也就平息了。那时候的群众多好领导啊！可我们党的传统工作方法对不同意见就是压制，甚至往阶级斗争的纲上去靠。

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调到哲学系工作的。我一到哲学系，就发现这两派群众的矛盾很深，直接影响到系里的工作无法开展。我开始没有表态，只是逐渐了解情况。随着情况了解得越多，我也就逐渐产生了自己的倾向。但是，我还是想明哲保身，不想钻进这是非之中。特别是陆平对我很好，即使对他有意见，也想私下和他谈谈。但是，受共产党教育多年形成的那些教条，和之后出现的政治风云，就把我裹挟了进去。我真是太傻了，弄得我后半生没完没了。

北大的四清运动

这时，从中央组织部新调来一位副书记兼副校长——戈华，是准备来接陆平的班的。他来后，对陆平的工作也有意见。因为陆平像对待党外人士一样对待他。戈华是校党委副书记，可党委有些事已经做完了，他还不知道。他和我姐姐、姐夫一起工作过，所以和我也很熟，经常对我提到这些。后来在四清中，他还给我透过信，说领导打算怎么整我们。

1964年夏季，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派出了由各省、市、自治区宣传、教育部门干部组成的260人的工作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队进驻北大。[5]后来，我曾听说毛主席讲过这样的话，北京大学的社教是姓陆的整姓陆的。[6]

工作队到北大后，就下到各系，每个系四五个人，上来就动员大家揭发陆平。工作队进校是带着一种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来的，认为陆平是走资派。这和毛主席这一时期对教育领域的一系列讲话有关。而且，四清运动开始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在工作组的思想中，陆平就是走资派。所以工作组在系里边号召群众揭发陆平，都往这个方面引。

底下群众虽然对陆平的意见比较多，但并没有认为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的意见是他用人不公正、官僚主义等工作上的问题。我在哲学系了解了一些问题，我觉得系里长期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应该好好向陆平反映一下。但陆平平常很少跟我们接触，从不向哪个总支书记或下面的什么干部征询意见。他来了，就是召集各系的总支书记、党委委员开个会，宣布党中央布置了什么任务，高教部布置了什么任务，各个系应该做些什么，说完了就散会。布置完了，他也不下去看看怎么落实的，所以他不大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据我所知，几个主要的系，如技术物理系、经济系，对陆平意见也比较大，当然也都是工作层面上的意见。

张磐石到北大后，逐个和每个部门的领导谈话，他找我谈话的时候已经比较靠后了。在他没来找我谈话前，我本打算准备找陆平私下谈谈的，但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我以前不认识张磐石。他找我谈话时，说得很诚恳，希望我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呢，就本着组织原则，也觉得对组织上不应有什么保留，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一五一十地谈了对陆平和北大党委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其实我对张磐石讲的，就是我本来想跟陆平本人讲的。但是我对他说的这些话，由于我作为北大党委委员和系总支书记的身份，被人为地扩大、添油加醋了。据说就成为了工作组整陆平的一份主要材料了。这样，开始造成了我与陆平之间的矛盾。

从陆平的角度讲，他对我产生看法也是非常合理的。他是我大哥的好朋友；我是他调到北大的，安排我这个半调子的理论工作者进最高学府，他肯定是帮了不少忙；到北大很快就帮我安排了很好住房，解决子女上学的问题；从经济系把我提升为哲学系的总支书记和校党委委员。如此等等，确实对我不薄啊。但是，他没想到工作组整他的主要材料之一是我提供的，这不是背后捅了他一刀吗？落井下石，是中国人道德观念上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我呢，原本就有给他提意见的念头，而找我谈话的又是中央来的领导。我们那代共产党员，总是教条地把对党的忠诚放在第一位，我怎么能有意见不说呢？反之，这事放在陆平或其他领导身上，他们也一样会这么做。比如他们对待邹鲁风的问题上。我不相信他们内心就真认为邹鲁风是反党的，是错的。但是又必须这么做，这就是所谓执行“党性”。总的说起来，这也是共产党的悲剧。

北大的社教运动后来情况又有变化，北京市委在北大的问题上认为中宣部太左，不实事求是，不满意中宣部工作队的意见，认为陆平最多是“好人犯了某些错误”，工作队主要领导则认为北京市委包庇陆平。北大社教惊动了中央书记处，最后撤销了张磐石的工作队长的职务。

当时，北大社教运动的势头非常猛。这件事搞得过左，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张磐石。首先，中央发动这个运动，本身就是错的。中央书记处把北大定为社教运动的试点，实际上是重点单位，那自然就是把陆平当作运动对象，当作走资派了。而且那时整人，都是把错误往阶级斗争的高度上纲。所以，陆平对这种整人有意见也很正常。其次，中央工作组搞的那种发动群众、背对背揭发，又再把这些材料公开出来，制造干部之间的矛盾。这种工作方式也存在很大问题，这也是我们党传统中的恶劣作风。

张磐石走后，北大已经很乱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高等教育部共同组织了北大党员干部的会议。从1965年7月起在国际饭店进行整风。会议领导小组组长是许立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为副组长，陆平也是领导小组成员。这时，社教时对陆平提过意见的人就开始受到批判了，我就成了整风中的重要对象。邓拓还提出，要“刺刀见红”。但是在政治上和工作上，他们找不出我什么问题，于是就动员系里的人揭发我。有个同事对我说：陆平让我们大家揭发你，我们为什么要揭发你啊？你来哲学系以后，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我在系里处理问题还算是比较妥当和公正的，群众意见不多。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赵正义的事情。我觉得他是个踏踏实实工作的老实人，但是不会巴结领导，对党总支把那些不该划右派的人也划成右派的做法有意见，所以涨工资一直没份儿。几年前，赵正义还在世，我们见面时他还谈起：当年还是你到哲学系主持工作以后，才给我升了一级、涨了工资。他说了以后，我才回想起来，确有此事。其实，赵正义在国际饭店会议开会的初期还是持中立态度的，后来觉得实在不像话，他才站出来批评整我的那些人，批评了王庆淑工作中的问题。

会议一直开到了9月。别的系的人多数已经回去了，只留下了技术物理系、经济系和哲学系三个系的人继续整风。那两个系的人不久也就走了，只剩下由我当总支书记的哲学系的人一直不让走。因为，他们认为是我在系里挑唆别人，纠缠那些我去哲学系以前的工作上的问题。所以，他们把我说得很丑、很坏，让大家揭发我。但是也没有人揭发，所以就一直这样耗着。

在社教期间，北大有人提出了陆平私生活方面的问题。在国际饭店会议期间，他们也从监狱里面找来一个在押犯人作证，反过来说我和服刑的一个医生有不正当关系，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是没有证据。至于那个人为什么蹲监狱，也没说清楚。对这种造谣，多数人是不信的，但也有少数人受到这谣言的影响。杨克明、张恩慈，甚至孔繁都受到影响了。后来写大字报的时候，张恩慈还把这些事对康生说了。这才有康生说的那句话：“我不管这些事，就是乌龟王八蛋我也支持。做的对，我就支持。不对的，我不支持。”

这时候，我对批判不服气，曾经将北大的社教情况写过一封信，向中央汇报，并托田家英转给毛主席、刘主席。我还给彭真和北京市委写过一封信，也是反映北大压制打击社教积极分子的问题。但是，这两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音信。

国际饭店的会议本来目的是要大家团结的，结果不仅没达到目的，反而越闹矛盾越大。直到1966年1月，国际饭店的整风才结束。并不是因为问题解决了，而是由于主持者觉得再僵持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宣布哲学系的整风会也到此为止。另一方面，毛主席已经高调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火药味很浓。北京市委的领导彭真那里开始有些压力了，会议实际上也开不下去了，更顾不上我们了。这次整风会开了半年，终于结束了。我们回到学校以后，陆平让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都下去搞四清运动。而且陆平说，这些人今后就不准备让他们回北大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文革前夕，我当时也已经准备下乡去怀柔了。在我看来，北大那时已经成了是非之地，没有文革的话，我非离开不可。

大字报的酝酿

在我长期做党的宣传和理论工作中，养成了一个习惯，非常注意学习中央的文件和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到了北大工作后，更是这样。那时，我听了毛主席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讲话以后，思想上比较紧张。我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社会主义社会都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阶级斗争还这么严重？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由于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就觉得这一定又有什么新情况，要提醒自己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而我感觉，对于上面的这些精神，陆平是不大过脑子的，在北大就像喇叭筒一样传达下去。

我一直对毛泽东、对共产党非常崇拜，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脑子没有更深入的思考。这种愚忠当时不觉得过分，当时都是要紧跟，怕掉队，而不是问一问为什么。

其实，有些事情我心里也明白，当年的“三面红旗”，我也不大赞同。但是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亲自领导的事。虽然觉得不对，但也不敢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这么多人的事，我也知道。我本来也是农村长大的，而且我的姑姑就嫁在农村。我的表姐当时在家里饿得受不了，跑到天津去找我二姐。我二姐就让她来找我。我见到表姐以后一看，怎么饿成这样了？她躺在床上睡觉时，感觉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了，像个死人一样，看着都令人害怕。我就把表姐留下，慢慢调养。她对我讲了很多农村的情况，讲了好多周边人民公社的乡亲饿死的事情。我从她自己那个样子，也能看到人民公社搞得有多么糟，现实太残酷了。但是那时候，这些依然没影响到我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拜。我觉得，人做事情不可能都是百分之百正确，都会有错误，这些只是工作中的失误问题。

当毛主席对教育界提出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时，我也有过困惑。我不了解北大全面的情况，但在我所工作过的经济系、哲学系来看，感觉教学还是比较左，而不是右了。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老教授不太尊敬。二是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应该深入地分析，不应该一概否定。中国还要发展经济嘛，还没到资本主义的那个阶段，应该接受资产阶级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我当经济系副主任的时候，觉得不能强调学生只能学马克思的东西，也应该让他们学学资产阶级的东西，学了也是有意义的。三是当时的教员中，钻研业务比较好的人就被认为是“白专”，这是不对uAsZ502+6GzKhn6eIfqXSA==的。比如哲学系一个年轻的教师，28岁就提升教授了，被人说成是“白专”，那潜台词就是反党。我反而觉得，他业务钻研得比较好，应该受表扬。也就是说，宏观上我毫无保留地赞成拥护毛主席的那一套，但在自己工作的微观环境中，好像又有点对不上号。

1966年年初，我已经听一位朋友说过，中央开会提出了彭真的问题。她和中央一些领导很熟悉，好像对中央开会的情况十分了解，会上谁怎么发言都知道，听起来不像是空穴来风。那时，我对彭真的印象不太好，主要是觉得彭真挺傲气的，霸道，好像他就要接毛泽东的班似的。另外，彭真在民族文化宫做了一个报告，后又在国际饭店的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他指责我们，说社教的积极分子不接受批评。我觉得他不应该说这种话。实际上，这些积极分子已经受到打击了，还有什么不接受的。积极分子提的意见对，你就接受；不对，你把事情说清楚就完了。你们都说是代表党组织，你们先动员起来人家去提意见，又动员别人去打击这些提意见的人。所以，听说彭真出了问题，对我震动并不大。但是我认为彭真是支持陆平的，而我们因为社教中提意见被陆平批判也耿耿于怀。彭真被打倒了，让我看到了希望，我们的问题有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但是，当我听到《五·一六通知》[7]后，非常震惊。《通知》里说，国家就要变颜色啦。彭真已经出问题了，但各地、各界都有这样的人物，中央也有。《通知》号召，党员行动起来，群众行动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修正主义。我有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反反复复地前思后想。我对上面的情况不了解，但就是觉得北大历史遗留的问题很多，一直没有解决好。所以，我看了《五·一六通知》后，想就北大历史上的和四清中的问题，给中央再写一个报告。这次，最好是多找几个人一起反映，不要像之前都是由我一个人出面。这时，我们这些社教中的积极分子大多都被派下去参加四清工作队了，我就找到赵正义等还没有下去搞“四清”的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给中央写个报告。当时我还找了李醒尘。其他的人都是通过赵正义联系的，后来知道杨克明他们也有这个想法。

曹轶欧说可以写，

但没有指使

有一天，宋一秀、高云鹏、赵正义、杨克明和我五个人在杨克明家里商议怎么写报告。杨克明提议：写什么报告呀，要写就写大字报。因为我是党总支书记，我首先想到的，是要遵守组织原则。所以我表示，虽然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但是要给党委领导写大字报，是否还要请示一下上级？不请示的话，这是不是没有组织观念啊？

问题是，应该请示谁？那时候旧北京市委已经被中央直接打倒了，新市委是李雪峰负责，可是不知道去哪里找李雪峰啊。杨克明就说，那还是请示中央文革吧。他让我给张恩慈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们和曹轶欧联系，约个时间当面请示一下。张恩慈原来也是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对这边的情况比较了解。后来，他调去筹建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工作上经常与曹轶欧在一起。

杨克明与张恩慈比较熟，他们在学校搞社教运动时在一起。此前，我与张恩慈也接触过。这样，我们就通过张恩慈约了曹轶欧，具体日子我不记得了。见面的地点是在现在四通桥西南角的友谊宾馆内。当时，中央要在那里筹建个马列主义研究院，他们在那里办公。因为张恩慈就通知了我和杨克明去，我们两人就如约去了。我们进去后，室内有个大厅，摆着一张长沙发和几把椅子。曹轶欧和她带来的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我和张恩慈、杨克明分别坐在椅子上。曹轶欧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我说：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我们想给学校领导写张大字报，贴在北大的校园里，不知道行不行？我没有具体谈大字报的内容，因为这时我们还没有个提纲，具体成文是我们回去后一边讨论一边写的。另外，我也没有具体说是给陆平一个人写，还是给几个人写。

曹轶欧当时的答复是：《五·一六通知》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充分发动群众。你们应该好好地学习，当然可以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写大字报。她说得比较含糊，没有直接回答给北大党委、陆平等人写大字报行还是不行。谈话的时间不长，我们很快就回去了。

在此以前，我们这几个人没有集中在一起学习讨论过《五·一六通知》，都是个别间的交谈。听到曹轶欧这句话后，我叫赵正义等没有下去搞“四清”的人一起学习《五·一六通知》，并征询他们有什么看法，愿不愿意写大字报。至于后来杨克明和张恩慈又有什么来往，他们是否就这个大字报的事再见过康生和曹轶欧，是否还有些其他的谈话内容，我既没看见，也没听说过，都不清楚。

根据北大历史系教授印红标的调查，参加大字报签名的其他六个人，和我说的不一样。[8]杨克明的说法和我说的也对不上号。我印象中，除了张恩慈、杨克明和我之外，其他人在这张大字报之前确实都没有见过曹轶欧，更没有见过康生。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应该知道这件事。因为我见曹轶欧回来后，向他们简单地介绍了见面的情况和曹对我们写大字报的态度。

这件事到现在争议还很多，我是按照我的记忆来复述当时的情况，而且这是从我一开始被审查就要说清楚的主要事情之一。我在监狱里被审讯时，当时我就如实讲了，写这大字报之前，我们几个人是怎么酝酿的；我们几个人都是谁；怎么见的曹轶欧；当时都谈了些什么；李醒尘从下乡四清回来后，又怎么参与签名的过程；这些我都如实讲了，和上面讲的一样。

但是，我一直过不了关。预审员曾拍着桌子说我不老实，说我没有把事实全说出来。我想，还有什么没全说出来呢？后来看我可能实在想不起来了，预审员才提示说：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人。根据他的提示和我反复的回忆，才想起来，当时曹轶欧身边的沙发上确实还坐着一个人，好像是她的秘书。那人对我而言、对这件事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没想到即使这么个细节也需要交代清楚。所以我之前就没有想起和谈到这个人。后来我跟张恩慈提及这事的时候，张恩慈说曹轶欧没有秘书。而我在监狱被审问的时候，预审员又告诉我那个人是曹轶欧的秘书。所以，那人到底叫什么、是什么身份，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曹轶欧带的一个随从人员。审讯中，我把这一细节回忆出来，并且指明了那个人当时坐的位置，这样我才算过了关。因此，我对这件事的回忆交代，审讯中如果有一个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或遗漏了一些细节，都过不了关的。经过那种反反复复的审问和供述之后，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觉得这件事原原本本就是这样子。

曹轶欧当时事先不知道我们要写什么具体内容，也不知道给哪几个领导写，但是她是否将这个信息转告康生了，我不得而知。据我所知，毛泽东看见这个大字报并不是康生事先跟他讲的，他首先是从《光明日报》的内参看到了有关大字报的报道，后来《人民日报》的内参也报道了。[9]因为毛很重视这张大字报，所以，我觉得康生是想往这事上靠，在这件事情上要给自己贴金。在我们写的大字报公开广播后，康生说，他支持过这张大字报。[10]他说的是支持，并没有说指使。当时，曹轶欧只是说，可以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写大字报。后来，为了诬陷我们，就说成是康生、曹轶欧指使我们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了。这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大字报点宋硕、彭佩云的名

对于大字报写给谁、点谁的名的问题，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的。点陆平的名那是不在话下了，主要是给他提意见嘛。彭佩云原来是市委大学部的一个干事，在北大蹲点。她经常向上面跑，汇报工作什么的，上下联系。后来她被提为北大的校党委副书记，她的丈夫王汉斌是彭真的秘书。所以把她也列上了。

在此前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了宋硕的报告，中心是要求大家在运动中坚守岗位，也没有说不能贴大字报。因此，我当时认为这是宋硕自己的意思，写大字报之后才知道这是华北局的精神，是李雪峰做报告时讲的这些话。我没有直接听到李雪峰本人的讲话，其他几个人都是普通教员，连宋硕的这个传达报告也没有听过。我觉得宋硕讲的这个意思，和《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不相符。而且关于宋硕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提的，因为市委大学部和陆平关系密切，大家私下早就对宋硕不满意了。因此，写大字报时，矛头也就对着宋硕了。

大字报中，针对宋硕的这段是由杨克明执笔的。讨论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很多想法，但又都觉得不满意。因为不仅是宋硕的这几句话，还有在关于如何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他提出要查万卷书。大家认为这是想把文革运动拉到纯学术批判的方向上，这和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精神也不相符。不能因为李雪峰讲了这话，下面执行时就发展到去查万卷书的那种纯学术批判，不搞运动，也不搞反修。所以，我们认为用这种套路来否定大字报是不对的。

酝酿这张大字报的时候，最早是五个人，后来是六个人。最后，在那大字报签名的是七个人。

我们写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实际上是有关社教的，只不过添加上一些文革出现的新名词。[11]我们对陆平有意见，因为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群众的积怨较深。我想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单是我在社教运动时受到的批判，而且是要解决陆平左的一套做法。说出来别人可能都不相信，我并不是从左的方向理解《五·一六通知》的，而是从右的方面理解的。我在经济系时，对划成右派的一些教师是给予过关照的。四清时，经济系的总支书记就向校党委反映了我的“右倾”。我们酝酿写大字报的时候，这方面我和杨克明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也听取了他的意见。

另一方面，当时我们认为，陆平的问题还是认识问题，还是党内问题。虽然我们大字报的调子比较高，这是因为当时我们还在气头上。但那时候想的还是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把过去的问题、是是非非说清楚，叫陆平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让被他打击批判的同志们能抬起头就行了。但后来，就完全背离了我们的初衷，闹得一塌糊涂了。

这张大字报的过程就是这样。我觉得，北大哲学系的问题不是在文革中发生的，是历次政治运动中产生的积怨所致，一批被党组织动员出来揭发和提意见的“积极分子”们，后来又成为党组织整风批判的对象，他们有一定的怨气。于是，恰遇文革启动，他们被《五·一六通知》精神鼓舞着，再次给校领导们提出批判性的意见。这张大字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大字报的翻天覆地

大字报刚贴出去的时候，支持的人很多。然后，陆平马上召开了党委会，组织反击。这次党委会没有通知我参加。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随后到北大召开大会讲了话，实际上是批评了我们写大字报这件事，好像还公布了几条纪律。就在开会的时候，戈华陪着华北局的另一位书记池必卿来了，把我叫了出去。池必卿对我说：你是个老同志了，写这张大字报怎么不请示组织呢？我就把请示过中央文革曹轶欧的过程向他汇报了，旧市委被打倒了，新的不知在哪去找，所以就请示中央文革了。这样，池必卿就没有再说什么。

接着，国务院外事办的张彦来到北大，说是周总理派他来的。但是他没有表态拥护还是反对这张大字报。他只是说，总理的意见是，大字报贴在外面不太合适，要内外有别，贴在室内为好。因为，五一刚过，外宾还没走完，他们看到这些大字报不太合适。[12]他没有提出别的意见。后来，北大的大字报就贴在屋里了。我们又写了一份大字报，主要是回答人家批判我们时提出的一些问题，这张大字报就贴到饭厅里了。但室内很快就贴不下了，又开始贴到外面去了。

在校党委组织反击之后，反对我们大字报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了。当时我们七个人，都分别被党委找去谈话，要求我们自己去撕掉这张大字报并否定大字报。找我谈话的是副校长黄一然。他对我说，这张大字报是错误的，要我把它撕下来。他说，党委有指示，不准贴这样的大字报，并要求我做检讨。我说，我们是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写的，贴大字报提意见没有错。如果内容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是我不撕。谈话没谈出个结果，我们始终也没有撕这大字报。

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来势猛烈，大概和反右运动差不多，我们中有的人就害怕了。从5月25日晚上到6月1日广播大字报前一周中，学校里开始拥护大字报的人都在检讨。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错，没有向校党委检讨，也没向华北局的人检讨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宋一秀。那天我们在一起，他坐在桌子上用手比划着说：叫我去撕了大字报，否定大字报，我坚决不干！写了就是写了，就是这个意见！杨克明那天也说了曹轶欧：她光知道同意叫我们写大字报，知道不知道现在学校里面吵翻了？他让我立刻把张恩慈找来，于是我就给张打了电话。我告诉他：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之后，学校里乱了，群众争议很大，我们应当怎么对待？不久，张恩慈到北大来了，他只说领导要我们把大字报抄一份，送给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看看。杨克明又当面指责了张恩慈。张没有多说什么，让我们等他的回音。但一直几天，我也没得到任何消息。

谁知，几天后这局面彻底翻过来了。毛主席亲自批示，大字报写得好，要全国广播。起初，我知道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号召把他们彻底打倒。同时把我们的大字报提到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的高度！那天，我从外边回来，哲学系的孙蓬一在学校遇到我后说：你看到《人民日报》评论你们的大字报没有，说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啊。那时，我是瞎高兴，其实根本不理解这里面的奥秘，也不清楚为什么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

这之后，各个学校的人蜂拥而来，要看大字报，要学习北大。还有人来看陆平，也有来看我聂元梓长什么样的。人们看见我，就拉着我让我讲话。有的学生知道我的家，就到家里去找我。他们让我讲文化大革命是要干什么，怎样去发动自己单位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有一次没办法就笼统地讲了要好好学毛主席著作、《五·一六通知》，等等。那个时候，我一吃过早饭就到办公室去，办公室根本没人来，最清净了。

工作组进校

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以后，由华北局派出的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马上就进入北大了。张承先是个老同志。他是和李雪峰一起调到新的北京市委，当第二书记。当时教师学生们是很拥护他的，觉得他们取代了彭真、刘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领导运动的。

工作组进校后，宣布罢了陆平的官，实际由工作组代替了校党委。在批斗陆平的同时，各个系里也闹起来了，学生和老师就向系里的系主任、党总支书记发难，追着他们问问题，甚至进行批斗，要他们交代问题。工作组要控制学校的局面，把学校的批判斗争控制在他们设定的范围内，就要求学生和教师听从他们的安排和指挥。这样，学校师生就感到又来了一个官老爷，还是限制大家搞文化大革命。有些学生对工作组开始怀疑，继而到反对。另外，工作组有些方面也做得不太好。比如，张承先住在临湖轩，那里比较豪华，但是也还说得过去。可临湖轩离他的办公楼不过一百多米，他还要坐汽车去。他也不看看运动来临的那种形势，依然官气十足，比陆平的派头还大得多。这也让学生们反感。于是，一部分学生开始反对工作组。

6月18日，一批学生冲破工作组划定的界限，自发地起来批斗所谓“牛鬼蛇神”，出现了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这是北京市文革期间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打人、武斗现象，工作组把此事定性为“六·一八反革命事件”，并清查和批判参加当天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我对此有点不同看法，认为学生们的自发行动过火要制止和批判，但把他们定性为反革命这太重了。谁知，工作组反而怀疑我是后台，以为我是幕后指挥者。其实那一天，我在系办公室里没出门，根本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后来工作组追查的时候，发现我的确与此事没有什么联系，这才作罢。

这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没做什么事，也没组织什么活动。大字报被毛主席肯定了，我的处境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我并不知道运动应该怎么进行下去，感到非常困惑。因此，尽量躲开造成混乱的事情。后来公布的材料说，我曾经被任命为张承先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但是，我自己并不知晓此事，没有人通知过我就任，我也没有参与过工作组的工作，更不知道我这“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里。

后来，工作组的问题成为了中央斗争的一个焦点，毛泽东下令撤销了工作组，让革命群众和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这期间，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一行来北大宣布撤销工作组。江青在万人大会上讲了一次话，可以说是她在文革中的第一次亮相。以她第一夫人兼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身份，本来大家期待她谈谈文革的意义、工作组撤了后运动怎么搞。结果她大讲她的家务事，讲儿媳妇张少华如何如何，讲她的亲家、张少华的母亲怎样怎样……结果让底下的师生大跌眼镜。当年在抗日前方时，大家听说毛主席找了个电影明星，还听说她对警卫员颐指气使如何如何，就曾议论纷纷。为这事，党组织还专门发了个通知，不许议论这件事。这时又听了这一番话，对江青的印象就更不好了。

在中央文革来后没几天，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就撤走了。在学校，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所以在所谓的红八月，各种无法无天的事情就都出来了。在北大，工作组执政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批斗人、戴高帽、挂牌子、罚站、坐飞机等行为。在这方面，我就和毛泽东始终有不同意见，但是不敢提，不敢表露出来，因为运动已经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全市、全国都变成这样了，这就是毛泽东利用我们这张大字报煽风点火，把全国搅乱了。

工作组走了以后，北大就没有行政管理和党的领导组织了，出了问题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求当时工作组中的一部分，海军的干部留下来管理，结果上面不同意，就保留了一个保卫组，由海军的派出人员在保卫组工作。

成立“校文革”

8月初，我列席参加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中办直接通知我去参加的。据我所知，杨克明、张恩慈也列席了会议，听说还有个北大的学生和一个中学生的代表列席。不过，我们七个人写了这张大字报以后不久，大约是在1966年7月份，就开始分裂了。所以，整个会议中间我们也没有单独碰过头。

全会期间，毛泽东接见了我和杨克明、张恩慈，在场的还有康生两口子。毛当面叫我负责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北大的文革运动，提出应该采取巴黎公社的方式选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可我不清楚巴黎公社选举方式是什么样的，后来我就去找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王任重，希望他具体指导我怎么做。

成立“校文革”，要先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我当了头儿。学生们说，工作组在的时候，没有很好地批判陆平，要求批判一次。我当时接受了这些群众的要求，召开了一次批判陆平的大会。为什么呢？我是想借这个机会展示他们所要求的，在北大进行“批斗”时“五不”政策：不戴高帽子、不挂牌子、不罚站、不“坐飞机”、不能不让被批的人讲话申辩。如果文革中的批斗能执行这“五不”政策，绝对不会死那么多人。那些自杀的人都是被戴上高帽子，然后一顿乱揍，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受不了，就自杀了。当时我不同意这么做，但是又不能公开反对。我想正好利用学生要求批判陆平的机会，搞这么个典型。结果这件事我本来请示了江青，跟她说好，北大好好批判陆平，然后让报纸公开报道。正好那天下雨，批斗会所选的地方光线不好，看不清楚，当然就不见报了。江青也根本口是心非，这样的文斗还能见报吗？除此之外，我始终没插手陆平的问题，只有这一次是为了树立一个北大如何开批斗会的典型。

关于陆平，《人民日报》说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时，实际上中央已经定性了，拿北大当突破口。工作组到了以后就把陆平定性为敌我矛盾了。这之后，他的日子很难过了。他自己受到批判，他住的院子也不安宁，有学生往里扔砖头，还有人扒墙头，等等。白天，除了批斗，工作组还叫陆平在校园里拔草劳动。可他一出来，一些好奇的学生和职工，还有很多外来的人就去围观他和辱骂他。甚至一些人对他吐口水，往他身上抹鼻涕，纯属侮辱人。我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虽然陆平犯了错误，但是出现这种现象是不应当的。我就给工作组提意见，不要让陆平在校园里拔草了。后来，工作组就不让他出来劳动了。

工作组走了以后，人们却把工作组时期批斗陆平的责任栽到了我的头上。有材料说陆平被关押期间，有人绑住陆平的手指把他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还用强光灯泡照射他的眼睛不让睡觉。这些事，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直到最近看了一些有关材料，才知道了这个情况。

陆平的问题，工作组走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交代过。他们走了以后，工作组指派的看管陆平的学生多次找我，我拒绝接手，让他们找原来指示派他们的人去请示怎么办。陆平的问题我不想沾边。因为，他是中央一级管的干部，而且我也不清楚是上面哪一级指使把陆平关起来的。我如果要接手，如何对待陆平，我拿不准，也不知道该请示谁。

我可以负责地说，在“得势”的时候，我没有指使学生去批斗任何一个北大的人，不但没有指使学生去批斗，我还对孙蓬一说，千万不要在学生里边起哄，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学生们以后要毕业走的，而我们将来还要和被批斗的人一起工作。同时，我也没有保护被批斗的人。这个时候我看得比较清楚了，毛泽东是在鼓动红卫兵批斗当权派和权威达到他的目的，因此我不能对着干去保他们。所以，北大的人我一个也没保，要保了这个，那个我保不保？而且哪个是上面授意的，根本看不清。但是学生，我可以保。因为学生本来就没干什么，没有什么大错误，而且关键是和上面没什么瓜葛。

对待北大的高干子弟问题上，我的指导思想是，大人的事大人负责，孩子不知道的，批斗大人的时候不要连带孩子。批再大的走资派，像刘邓司令部的邓小平，连带批他的孩子邓朴方，就不对。所以，我也没指使学生去批斗在北大的任何一个干部子弟。但是我希望他们离开学校，少找麻烦。另外，我还帮过毛泽东的两个儿媳妇。江青在北大讲话时，曾经说她们的妈妈如何如何坏，把这两个孩子怎么嫁了毛泽东儿子的经过说得一塌糊涂。那时的青年学生什么都不懂，听江青这么一说，就想去抓这两个女青年。她们两个看势头不对，就跑了，我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了。

后来，她们姐妹俩托人给我带个纸条，说生活很困难，问能不能回学校。送信的学生把纸条递给我后就跑了，我也找不到他们。纸条上写着，要我把回信塞到某人的门框底下。但我不会这样做，万一被别人拿走，就麻烦大了。我只有找谢富治，希望他找到她们，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可谢富治这时正在巴结江青，他说他办不了，让我找总理。我说：我找总理有困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总理。他就让我给总理写个报告，他转交给总理。张少华文革后的文章说，总理在危难中帮助了她们姐妹，却说是我指派学生去抓她们姐妹俩。这是她们不了解内情产生的误会。

对待北大工作组的问题上，总体上我是反工作组的。但是他们失势之后，各个学校的造反派都在揪斗工作组，勒令他们回校检查。如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他们所做的那样。北大的学生当时不让张承先走，要继续批斗他，和他算“六·一八”的账。我认为，造反派和工作组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像对待敌人那样。我请示过康生，也得到了他的认可。这样，我就阻止了学生们继续揪斗工作组，安排张承先和工作组离开了学校。以后，也没有再去揪斗他。

“校文革”成立了以后，里头也有两派。我是一派，孙蓬一为首的是一派。他是“校文革”副主任，闯劲大，但很左，比较能迎合学生的冲劲。新北大公社里好多学生不喜欢我。他们批评我说，人家要打左脸，我叫大家把右脸也给人家打。孙蓬一不听我的劝阻，我们两人差一点儿就公开分裂了。为了维持“校文革”团结的形象，有些事情我只好迁就他。有些问题我们处理得确实不当，但没有什么高招。

1967年6月开“校文革”常委会，那时学校里派别对立挺厉害的了，把老干部也搞得够呛了。我对“校文革”的常委们说，以后文革的形势还不知道怎么发展，我们没有那个水平。大家不要干了，解散“校文革”吧。

几天后，在中央文革的接见会上，我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提出解散北大“校文革”的建议。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周总理和别的人都默认了江青的话，没有发表不同意见，我怎么办？我想退下来都不行啊。

毛主席要我去上海

1966年11月12日上午，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到学校来找我，我正好不在。“校文革”的人员就和她约好当天下午见面。“校文革”的一些人知道李讷下午还要来，也都希望能一起见见李讷，听听她带来的来自高层的消息。

当天下午李讷来后，先同孙蓬一等四五个人一块儿谈，随后提出要同我单独谈话。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李讷对我说：毛主席批评她了。问她最近为什么没到北大去，没见见聂元梓。今天是主席特意让她来看看我，问问我最近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我首先请李讷代我向毛主席表示感谢，接着汇报了学校运动的情况，然后请她转达我向毛主席的请示，应该如何处理前一段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被群众冲击还在集中劳动的一批校系干部、教授，包括陆平在内应当怎么办。因为当时我觉得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不知该去请示谁，正好借这个机会请示毛主席。我还说，下一步运动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学生和有些教员、干部都出去串联了，现在学校里的事情不多，我也想去外地看看，到上海串联去。正在我和李讷谈话时，发生了有人砸“新北大”校刊的事件。李讷说要去看看现场，我们的谈话也就结束了。

第二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讷又来到北大“校文革”的办公室找我。李讷说：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谈谈，也看看你的家。到我家后，李讷对我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聂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始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联，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联不能与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只是到处走走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还可以带几个人一同去。

我问：主席对学校运动和我请示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指示？李讷说：没有。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全国的运动搞不起来，光你北大也不行。她的原话我记不很清楚了。我理解的大意是：毛认为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现在不好再进一步做什么了，目前中心主要是推动全国运动的发展。李讷没明说这是主席的意思，但我领会这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主席的精神。

因为文革初期我一直和王任重保持密切工作关系，许多事情我都没有找江青，而去向王任重做汇报。因此，王任重被打倒后，江青等一直逼我交代与王任重的关系。所以李讷又说，主席让她问我，和王任重的关系问题，要不要为我说几句话，保我一下？我说：我同王任重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谢谢主席！现在不需要主席为我说什么，等将来我若有重大错误的时候，再请主席保我吧。李讷笑了，说：你真爽快！

李讷走后，我很高兴，认为这是毛主席给予我的重要任务，也是对我的信任。第二天上午我召开了“校文革”的常委会，讲了李讷转告的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讨论谁同我去上海串联，谁留校主持工作。我当时特意让李醒尘同我去上海，因为他是七人大字报作者之一。[13]

文革后，我们去上海这件事被说成是受江青的指示，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后来在监狱审问我的时候，预审员说，李讷否定了我的这个说法，说毛主席没有指示我到上海串联这件事。但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我在第二天的“校文革”会上传达的主要内容。我们在上海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捍卫团”。回京后我向李讷汇报，她还批评我：你们为什么叫“捍卫团”？宣传毛泽东思想和路线应该叫“宣传团”。

我纵有千百条错误，但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没有必要、更不敢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如果造毛主席的谣被戳穿，那结果会怎样，可想而知，谁能受得了？更何况，事件的前前后后，有那么多人可以作为旁证呢。如果预审员告诉我的是实情的话，那我就真不知道李讷为什么要这样讲了。

新北大公社

1966年年底，我参加了中央文革召开的群众造反组织的会。会上提出：出去串联的学生都要回来，复课闹革命，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要派军队进行军训。我知道这个精神后，就向中央文革提出，希望派军队来北大军训。学生都跑野了，让军队来教育教育，这办法好。中央文革后来就决定派63军来北大。后来有人说，我要63军不要38军来北大，这个说法不对。我对解放军都是拥护的，这是上面定的。

北大的红卫兵组织是工作组撤走后成立的。学生愿意成立什么组织都可以，“校文革”不干涉。几个学生商量商量，就算成立了一个组织。当时，北大“校文革”没有动员群众成立组织，各种群众组织的出现也都不是在“校文革”主持下成立的。我其实都没有留意有多少组织、有些什么组织。

63军派军训团来到北大之后，所有的学生都要接受军训。军训期间，军训团把各个学生组织联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我要说明一点，新北大公社不是我号召或发起成立的，是军训团出面组织成立的。另一方面，新北大公社的观点是接受了“校文革”领导的观点。但是它有独立性，搞什么活动，是自己决定的，“校文革”并不参与，大致是这么个关系。新北大公社并不等同于“校文革”。据我所知，“校文革”成员中没有人参加新北大公社，“校文革”也没有指使新北大公社批斗任何一个人或冲击任何机关。我当时认为，“校文革”的任务就是领导北大校内文化革命运动的方向。新北大公社是学生自己弄起来的组织，这是军训期间的一个过程。当时我只管“校文革”。但是，在多数问题上，新北大公社是拥护、接受“校文革”的观点的。

我跟新北大公社的人接触不多，不太了解早期新北大公社中，什么人发挥了比较大的影响。后来，两派矛盾比较缓和，不再有新组织出现时，我才和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有所接触。现在人们不提新北大公社了，就说北大有“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这两派，其实这种说法不准确。新北大公社做的事，比如要批斗哪些教授，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校文革”根本不知道。我敢于保证，自己没有指使过一个学生、一个组织去批斗任何一个干部、教员、教授。

夺权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参与下，上海的造反派夺了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权，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这就是所谓的“一月风暴”。

中央号召军队要支持地方上的左派夺权，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夺。学生们到处瞎跑了几天，有跑到中央组织部的，有跑到华北局的，我也跟着上华北局去了。跑去以后，觉得不对劲，这是去干什么啊？学生还能取代华北局？可是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夺权号召，不行动也不行啊。我冷静下来后，觉得毛主席号召，让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我还是应当响应和紧跟。于是，我就到地质学院去找王大宾，正好蒯大富也在那里，还有其他学校和单位的一些人在场，大家就商量如何联合起来夺权。大家商量后，决定成立一个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为夺权做准备。可我们说着说着，他们就陆续都跑了，只剩下我自己了。

后来，我们联络了一些工厂、机关、学校的群众组织，决定在广电部大楼里设一个联络站。我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是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先联合起来吧，至于怎么夺权，我们都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中央一声号令，我们马上就去夺权。当下就成立了一个大联合的组织，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我说：大家先登记一下，把单位、电话、联系人登记下来，都回去等着中央的指示。几个造反派组织都是敲锣打鼓地来登记完毕，就算参加大联合了，喜气洋洋地回去了。表面上看，我们有多少个组织，我们有多少人，搞得声势很大，实际是空的，没有什么具体行动。

在北大，大家听说要联合起来去夺权，也很高兴，敲锣打鼓到广播站那个地方去登记。连校机关的组织也去登记了。我对负责登记的那人说，对来登记的人要说得严厉些，要昼夜值班，一旦最高指示传达下来了，大家要赶紧过来，一起去夺权。登记了以后，他们就等着联合起来夺权。结果毛泽东没有指示具体怎么夺权，大家也就没有行动。

这时候，北京的几个大学造反派头头都非常活跃。蒯大富跑到市委夺了权，成立了“北京市夺权委员会”，派人叫我去参加。我回学校，跟北大的学生说，让大家等我的回话。我就到北京市委去看了看，参加夺权的组织和人都很多，乱七八糟的，把市委的办公室弄得一塌糊涂。一看那种乱哄哄的局面，觉得我们不能参加这种夺权。这些人哪能掌权呀？他们把北京新市委的负责人吴德、丁国钰、刘建勋等人都关起来了。我想，这不是背上包袱了吗？关起来容易，你们怎么放呀？吴德、丁国钰、刘建勋都是彭真旧市委倒台后新调来的，刚刚在北京工作了几个月，犯错误也来不及犯大错误，他们能有什么大事？他们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叛徒、反革命，把他们关起来干什么。我就没有参加他们的夺权活动。

北大学生去教育部夺权的事，当时很乱，众说纷纭。谁说什么，我记不清了，但应当不是总理打电话来说的。王力和陈伯达当时给我们打过电话，是我接的。电话里，王力说北大学生要冲击中央文革什么的，和谭厚兰有什么冲突，要求我们到高教部去，还要给谭厚兰道歉。王力说完，陈伯达接着说了几句。

据说，1967年1月18日，周总理召集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对各大学的学生组织讲话，说：你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夺权。其中讲到，北大、清华应该在夺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没参加这个会。参加会议的学生回来后告诉我：总理说了，北大应该到高教部去夺权。那时63军已经进校搞军训了，是军训团带着学生去高教部夺权的。那时候新北大公社还没有成立，夺权的学生组织叫“红旗兵团”。我没去，孙蓬一也没去。

后来在监狱预审时，他们指责我是野心家，想当领导，要夺权。我讲了这些真实的情况，我说，那是毛主席说的要夺权，但后来他没有说怎么夺，所以我们也没有夺。他们后来也觉得我没有参与过实质性的活动，就不调查这个问题了。

关于夺权的事，现在很多参与过的人都不承认。我无法管别人，只能说我自己的情况。我经历了多次审讯，都有记录在案。毛泽东是想整个地换成新人，而实际情况又不允许。一个领导有点什么缺点毛病，把他罢掉，再换一个人未必就能绝对好。但他这一弄，国家就全乱套了。

红代会与“天派”、

“地派”

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是中央文革叫成立的，人事安排也都是中央文革定的，定下来后，一直没有变过。

当时中央文革负责北京大、中学生的是戚本禹，所以在这两个红代会的人事安排上都听他的。戚本禹指定由我牵头，让我当组长，成立大学红代会。他还指定了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参加核心组。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然后，他又安排哪些学校的哪些学生组织参加红代会，以及怎么发动群众等。当时学生是自由的，想成立一个组织就成立一个组织，各个学校都成立了很多组织，各有各的观点。红代会实际统不起来，没人听红代会的。红代会起不了作用，后来也就是留下个名义和空架子。开始的时候，那些学生组织的领袖还轮流去值班，后来本人不想去了就派个代表去。我也是派了一个人替我去值班。再后来，值班的人也不愿意去了，干脆指定北京航空学院的陈良作为永久的代表在那值班了。

1967年2月份，“二月逆流”问题发生后，引起普遍关注。各学校的组织都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分成了“打倒派”和“炮轰派”两大派。北大属于炮轰派。当时，我们不知道“二月逆流”的具体情况，但我们认为，即使这些老帅、老同志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打倒他们，轰他一炮，叫他检讨就行了。那时候我已经看清了，把所有的副总理都打倒，就是要打倒周恩来总理。北大的这个观点不是在“二月逆流”时提出来的，在一月夺权时就提出来了。从1966年8、9月到1967年一月夺权时，各单位、各学校都成立了很多群众组织。北京大专院校成立了红卫兵一司、二司、三司等，北大的学生组织都没有参加。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号召夺权，我觉得对夺权这个事应该悠着点，也没有动。

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开始，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毛泽东的意图出现分歧了。我对毛主席有点儿看法了，觉得他太独了。他把曾经一起艰苦奋斗的老战友，像彭、陆、罗、杨，朱德也被批了，贺龙等人都被关起来了。贺龙临死还幻想着毛主席可能去看他。所以毛主席提出夺权时，我就有点不满。这些人难道都是走资派吗？凡是在位的，不论是不是走资派都要夺权？毛泽东要用中央文革小组掌权。特别是高教部夺权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很活跃，让我就看透了这点。但是，毛泽东号召要联合起来夺权，学生们也要求到各单位去夺权。我也不能表示出不接受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可是，我那时感觉到是王力、关锋，特别是关锋在操纵群众组织的活动。

后来大学的学生组织分成了两大派，我认为实际上不是所谓“天派”和“地派”，而是北大派和师大派，开始的主要分歧就在对夺权和反“二月逆流”的态度上。“天派”、“地派”的说法，是因为1967年9月1日，中央文革召开了一个会议，宣布把王力、关锋抓起来。各个学校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会议。江青在会上讲，天派的，就是在天上的北航要落下来；地派的，就是地下的地院要钻出来，要联合。“天派”、“地派”的名字就是江青这么说出来的。他们之间实际并没有根本分歧。

文革当中，学生或者工人都分成了两大派，其根源还在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要打击一部分人，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标准和界限。比如反修，标准是什么？一个人具备什么条件才算犯了修正主义错误？什么程度是一般的？到什么程度才是严重的？有的人有些错误，但不一定是搞修正主义；或者犯了修正主义错误，但不是不可改悔。这些政策界限、概念不明确。学生们懂得什么，乱反，而且采取了侮辱人格的做法。派性自然就产生了。那时候我首先就反对这个。

那几个学生领袖中，谭厚兰跟中央文革是最近的，她毕业到了《红旗》杂志，后来又调回学校当了头儿，据说是中央文革安排的。破四旧时，中央文革把她派到山东，她把孔庙砸得够呛。地质学院的人也砸了孔庙，但没有谭厚兰破坏得那么严重。蒯大富、韩爱晶和我的关系一般。他们赞成我的一些东西，有的也不赞成。我们对他们学校的事不插手，各有各的主张，如果观点不一致就保留各自的观点。后来蒯大富在清华园搞武斗时，我还劝过他。

在红代会值班的陈良说：老蒯那里打得那么厉害，你能不能去说说他啊。我说：行啊，你意见挺好的，那你找他来谈谈吧。结果，陈良把蒯大富叫到北大。蒯大富来的时候，真像从战场上下来一样，灰头土脸的。我对他说：你别看到北大武斗，你也武斗，将来北大的武斗我是不会负责的，而清华的武斗你可是要负责的，不要打了。他说：那可不行，我已经是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了，非打不可。这些话后来他全都忘了，因为那时候，打得晕头转向的，对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我没有插手过中学的事，但是和李冬民关系比较好。因为有时一起开会，散会后，李冬民老是追着我屁股后面问，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他就文革的大形势，问问我的意见。我对他讲了一些他没有认识到、没有看清楚的。我先是对他说过，别上王、关、戚他们的当，要看清楚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后来又对他说过我对中央文革、谢富治的看法。我没有去过他们学校，没有过问他的那个组织，也没有找他们中什么人。

北大的派性和武斗

北大的派性对立原来不太严重，“校文革”和支持“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基本上控制着局面。谁知，1967年6月5日陈伯达来到北大发表了“六·五”讲话，向我发难。他到得很早，先在大饭厅见了对立面的牛辉林。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和“校文革”的同志得知陈伯达到了学校，就急忙赶往大饭厅，在饭厅附近遇见了陈伯达。陈伯达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他还向群众说：北大运动是“一潭死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于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一些群众在巨大的压力下，宣布退出“新北大公社”，而反对“校文革”的对立派则兴高采烈，以为他们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陈伯达讲话的第二天，几个反对“校文革”、反对我个人的群众组织就联合起来，在牛辉林领导下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北大井冈山的一派原来在北大没市场，是在地质学院成立的，在地质学院培训好了的。这时，他们就从地质学院拉回了北大。北大井冈山的组织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而拥护“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则在陈伯达讲话的冲击下产生了分化。

前面说的所谓“炮轰派”、“打倒派”，就是北大派和师大派，而师大派的背后是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他们几次开着卡车、广播车跑到北大校园里来回转，广播宣传北大“校文革”是保守派，新北大公社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是保守派。实际上，他们这种挑衅就是想在北大校园内挑起武斗。

他们跑到我们学校里挑衅，新北大公社的学生们就把校门关上了，不让他们走。北大的学生太多了，把门一关打起来，他们还不是找挨打，跑也跑不了。有一次，是孙蓬一和新北大公社的一个学生在广播里让下面的人打开校门，让他们走了。还有一次，是我直接到校门口开的门，叫他们出去了。但是，他们却越演越烈。

1968年3月5日那天，我正在北京市革委会参加会议。那个会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我。如果是别的会，还可以请假，这个会至少我是不能请假的。开会中间，“校文革”的孙蓬一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很多学生，看起来有上万人，来到北大校园，要进行武斗。他们叫我赶紧回学校处理这件事。当时，我在电话里说，不准还手，不能打，谁还手谁负责，等我回去处理。一个小时后，他们又来电话说：不行了，校广播站的门都要被挤破了，就要打起来了。我说：打起来了也不能还手。所以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对我不满，觉得我太右了。他们批评我，人家打左脸，我叫他们把右脸也叫人家打。

后来陈良让我坐北大的车回学校。车先开到了北大南门，看到有人大、工业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围着，我们进不去；又转到北大东门，东门的学生有地质学院、矿业学院、语言学院和科技大学的，比南门的人还多。那天蒯大富和韩爱晶没参加，北师大的谭厚兰可能参加了。我对陈良说：你下去，自己走回去吧。我去找谢富治。

我返回北京市委后，丁国钰和吴德在办公室。我对他们说：不知道有多少个学校的学生都去了北大，要武斗，我要马上见谢副总理。他们说：谢副总理回家吃饭去了，他们也在等他回来开会。我就坐在那里等谢富治。等了一阵，我等不及了，对他们说：谢富治还不来，学校里要打起来，可就不好办了。你们俩能不能去帮我制止武斗？他俩不吭声，我就又问了一次。吴德说：不行，我解决不了。我当时就恼火了，说：一年前的同一个时间，地质学院的学生在朱成昭的指挥下去北大武斗，结果没打起来。现在，朱成昭已经不在了，这次是谁指挥的？他们说不知道。我说：你们两个必须跟我去制止武斗，不然的话，打起来后，我不负责。他们俩还是不肯去。这时候，谢富治吃完饭回来了。我就对他说：谢副总理，很多学校的学生到北大，要武斗了，请你跟我一起去制止。其实，谢富治事先已知道此事，这个事件是中央文革布置的，他参与了。甚至吴德也参与了。谢富治说：我不去。我说：你不去的话，我就不走。他看我那么厉害，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和我去。我怕他中间溜走，就让北大的车空驶回去，我坐在他的车上。

因为北大东门离广播站近，我就让汽车开到东门。我坐在司机旁边，摇下车窗，对学生喊：大家让开，谢副总理来了！学生们看到谢富治确实坐在车里，就自动让开了路。汽车进了学校后，我领谢富治到了校广播站。拥挤在广播站周围的人就闪开个缝，我们进了广播站。我在广播中说：谢副总理到我们学校来了，请谢副总理讲话。谢富治只讲了两句话，一是外校的学生都回自己学校去；二是本校的师生都在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文革”领导下，继续闹革命。他讲了这两句话后，外校的学生们才逐渐都散了。

但是，仍有七所高校一些支持牛辉林井冈山派的学生，留在北大没走。因此，这天晚上学校食堂的饭都不够吃了，大师傅们很不高兴。这些学生们呢，那天夜里就开始在北大校内挑起了武斗。开始时，他们占领宿舍楼，把不是井冈山派学生的东西，书本、被子等往楼下扔。这样，双方就打起来了。新北大公社就出面制止，两派武斗就是这么打起来的。打起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武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有人跑到38军请求支援。后来井冈山那一派说，他们得到了38军的支持，有枪炮弹药，他们要用枪炮来武斗。最后还算好，北大的武斗没有真枪实弹地打起来，但也一直持续到工宣队进校。

文革后，牛辉林发表的文章提及了此事，但删掉了有关我制止武斗的重要内容。后来《炎黄春秋》刊登了我写的更正。

毛泽东接见

1968年7月28日，中央通知我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当时，我不知道是毛泽东要召见我们。进去后，谢富治领我们走，我就觉得不对头。谢富治说：毛主席要召见你们。我对毛泽东的那一套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先吹捧吹捧你，说几句好话，然后再一巴掌把你打下去。我对这个特别反感，想转身就走，但谢富治把门推开了，毛泽东已经看到我了，所以我就不好走了。他说到我的事时，我根本没表态，因为3月5日北大的武斗，他毛泽东怎能不知道？

毛泽东当时说到北大时说：有些学校划走资派，北大只划了十几个，我看不止吧。他那意思是嫌少，我没有吭声。这和毛泽东对北大的一贯态度是一致的。还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在北大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个也被李讷汇报给毛泽东了。毛泽东就说：“什么池浅王八多，北大是池深王八多。”毛泽东认为，北大就是个资产阶级的黑窝。他还特意让李讷向我转达了他改的这副对联。如果在别的单位，听到这样的“最高指示”，都会敲锣打鼓来庆祝执行的。北大没有这样，我没有表示出欢迎的态度，因为我和他的看法不一样。这也是他后来对我不满意的地方之一。后来，毛泽东派的工宣队和8341部队的军宣队来后，又把这句老话搬出来，也算是庆祝最高指示。

毛在讲话中还提到，在1968年3月举办的高校学习班上，聂元梓反对学习班里不让串联的规矩，为什么不让串联啊？他们还不是串联了吗？在学习班里开了两次串联会，表示对我的不满。

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学生组织的领袖后，韩爱晶整理出了那天毛泽东的讲话，基本上是全的。这次召见时，毛讲了实话。他说：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你们派人到38军这事做得好。

毛泽东知道我不听他的，和他对立，对我的态度早已经改变了。我的利用价值已经用完了，这时他对我的态度就完全变了，暴露了他的目的。实际上我也表现出来对他那一套的不满，我们两人有矛盾。

1968年8月19日，由8341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了北大。军宣队的魏××一来就开会骂人，骂的就是我。说什么，北大池深王八多，多得腿碰腿。从这以后，在文革的后八年岁月中，我基本一直在被审查、劳改，也被批斗了100多次。

被押送参加庐山会议

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吴忠有一次表现很坏，他造谣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了串联。我虽然是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但当时我是被押送着去开会的。吴忠自然要向上面汇报我的情况了。

会议安排上，可能是因为女同志少，也可能是谁都不愿和我住在一起，所以让我一个人住一间房，而参加会的李××、张××、刘××，他们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

会议期间，因为林彪的事吧，突然通知说休会。他们三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情。可他们认为我可能知道点什么，想从我这探听一点风声，就让我到他们房间里去坐一会儿。我开始不想去，他们说，没关系啊，来坐一会儿。我去了之后，他们就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拉我去坐一坐。我去了后，又问这件事。我说：这么大的重要政治问题，我们别在私下谈。我想，我是被押送来参加会的，傻子也不会在这个会上说什么呀。我和别人串联，能起什么作用啊。而吴忠就根据我的一句问话，编造说，谁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打倒谁，如何如何的话。然后发了简报，在政治局传阅。

总理看到了，说要开会批评我。我莫名其妙，因为我和林彪、叶群没有说过一句话，和林彪党羽、部队的人一概没有什么联系，在会上也一句话也没说。说我串联，都是吴德、吴忠他们强加的。他们的目的就是献媚，踏着别人肩膀向上爬。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我看透了。那些那么高地位的领导人，都在为自己立点功、向上爬而说瞎话、整别人。在党内高层，这还真不是个别人，好多人都这样。

毛泽东从一开始时就搞AB团，一直到延安整风，再到文化大革命，不断地搞这些运动。不知整了多少人。这些运动把党内的许多干部都整成畸形了。在这些运动中，这些人也都在表演。很多人在那里说瞎话，不要脸，没有一点人格。

反思自己与文革

十年文革，我失去人身自由八年，就是因为以前我太傻，跟着中央的《五·一六通知》走。对这个《五·一六通知》实际是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目的。毛泽东有毛泽东的目的，我们有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怨要解决，但是这些积怨还没有解决就闹翻天了，大乱了一场，结果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增加了灾难。

我对自己在文革这段的评价，有几件具体事情。

我的一个直接的错误是，文革开始时一些学生来告状，说一个姓韩的学生包庇了他被划为阶级敌人的父亲。学生们要把他抓到学校里来审查，我听信了并且同意了。这是非常错误的。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当面向他道了歉，又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做了检讨。

1966年11月，学生们写了一张批判邓小平是走资派的大字报，即所谓的第二张大字报。他们事先没有跟我打招呼，写好之后叫我签名，说毛主席都讲了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我当时心里不想签，但不签好像态度又不对，没有理由回拒。签这个名，是我的错误，我得承担责任。

关于陆平和彭佩云的案子我始终没接手。工作组在的时候没有交给我，工作组离开时也没交给我，安排原来的学生继续看守陆平。那些学生多次找我，但我不接手，我不管。他们对我说，陆平的夫人在烟盒里给他夹纸条，我一笑了之，说人家不能见面写个纸条还不行啊？但是，我心里觉得总把他们关在那里是不行的。陆平的问题不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就不好办。但是我确实为此事转托李讷请示了毛泽东，他避而不答，我更不敢自作主张了。如果我应该检讨的话，那就是我不该过多考虑个人的利益，怕担责任。

除了一次比较文明地批斗陆平等人外，我没有主动指示任何一个人去批斗、去抓、去打别人。但是，在我当时的位置上，也有错误，没有管好那些批斗人的人，也没有保那些被批斗的人。在会议上，在广播里，我只讲不要随便抓人打人，这是违反政策的。可是我没管住，我也应负责任。特别是学校武斗的事，虽然大型武斗被制止了，但校内小的武斗还有。

当时写那张大字报，是在气头上，后来冷静后觉得，根本不应该去响应什么中央号召，写什么大字报。因为一提了意见，就上当了，就进了是非窝了。打个比喻，在客观上，我们的大字报被毛泽东当成了点燃全国文化大革命之火的火柴。现在追查着火的原因，不追放火的人，而是追火柴是哪个工厂、什么人生产的。拿大字报当火柴点燃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闹出了十年灾难，可当初做火柴的人怎知道会搞成十年的灾难啊？古今中外追查失火的原因，都是追究谁点的火，没人追究谁造的火柴。而中国就是追究火柴是谁造的。放火的人是四个伟大的毛泽东，他自己已经承认文化大革命之火是他点起来的，但没人追究，一直没完没了追究火柴是哪个厂子做的。

在监狱审讯时，预审员对我说：你上了江青的当了。我说：不是，是上了毛泽东的当。他说：你不能这么说话呀。到今天，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文革这个火形成一个大灾难，怎么起来的，这个火是谁放的？而且，其余做火柴的人，有的早早退出，有的被吸收加入了梁效的写作班子，都没有事。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这里面折腾，折腾了快半个世纪了，还没完。

在今天来看，我认为那张大字报在当时的环境下并没有错。这是从我们当时的目的来说的，大字报本身只是想解决北大内部的问题，而且是要反左的那套压制不同意见、整人的做法。从我们对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理解来说，从组织观念来说，我们写这张大字报也没错。所以我写的回忆录里，没有检讨这个大字报，现在我也没检讨过。

另一方面，它的客观效果当然是不好的。我们使用的文字，上纲上线都是不对的。因为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利用了，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没有想到中央要派工作组来解决北大的问题，更没有想到毛泽东要在全国发动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大字报直接给陆平、宋硕、彭佩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此我愿意表达我深深的歉意。

毛、江、谢印象

我对毛泽东的基本看法，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绝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说的很对，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但是这个加马克思到底加多少还依然是个问题。我是在文革中看透他的，他的那个“五七指示”一出来，我就觉得，这就是他所要奋斗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蓝图。有帝王式的东西，又不完全是帝王式的，但也不是社会主义，什么都不是，就是乌托邦。

再有就是他那个“吐故纳新”的最高指示，我也非常反感。这正符合他开展文化大革命和夺权的目的。他当时就是要打倒一切，整个夺权，换成新一代拥护他思想意识的那些人，或是些弄不明白而傻跟着伟大领袖的人。在北大夺权这一天开始，我就看出来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要打倒一切，要整个的夺权。如果要夺走资派的权，是夺某个人的权，整个国家都夺权是要搞什么呀？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当皇帝！

江青任何时候都要出风头。她在当演员的时候就要出风头，然后她跑到延安，找上毛泽东。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要把“四人帮”和毛泽东区分开。我认为江青说的一句话很准确，符合实际。她说：我是毛泽东放出来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咬谁。江青自己也愿意当这条狗，她愿意出风头。她和毛泽东都认为，将来的天下是毛泽东的。就是毛泽东死了，再换人也是毛泽东的天下，他们坚守的就是这个。

江青想自己当女皇。说透了，毛泽东也是想让江青当皇帝的。但她这个人，没有水平也不懂事。可她一冲上去，就不会掉下来了。江青本来做不成大事，毛泽东却寄希望她能做成大事。我认为毛泽东为保证执行他的指示，他也愿意叫江青出来。但是，毛泽东后来看到她不能成大事，才起用了侄子毛远新。总之，毛泽东的态度就是让他的家人世袭他的位置。

江青这个人是想当女皇，但她没有当女皇的素质，不仅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也没有那个气度。通过和她近距离的接触，可以感觉在细节上，什么都得她说了算，什么都得听她的。别人不能有一点不同意的表示。我们这些学生、群众组织的领袖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过有人敢顶撞江青的。

对于她的胡说八道，你可以心里不同意，在实际行动中可以不按她说的做，但是不能当她的面表示不同意。当你不赞同时，就别吭声，就不会被她抓住把柄、被她利用了。大概是1967年下半年，我记不清楚时间了，她批评我们只反王、关、戚。她说：你们不要老揪住王、关、戚了，他们是刘少奇的小爬虫，你们要反大个的。让我反“大人物”，意思就是反周恩来。那我就装糊涂，不表示什么态度。

相反的是，文革早期，江青叫陶铸去支持卢正义，支持吴传启，[14]说他们的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要陶铸去表态。陶铸耿直，就说：吴传启是国民党，不能去支持他。江青说陶铸：那你还是国民党呢。陶铸就顶了一句说：那毛主席还是国民党呢。两人当时就吵起来了，这是我听说的，他们可能是在中央文革吵的架。从那以后，陶铸就从第四位掉下去了，而且被迫害致死。

谢富治这个人在文革中是紧跟的。有人说他生活俭朴，生活俭朴不俭朴我不清楚，我没有跟他参加过什么活动，也没有到过他家里，不知道这方面的事。但他这个人是向上爬的，想升官，不问是非。只要是领导说的，对他有利，他就照办。他对江青那简直就是肉麻的吹捧。

1968年3月5日的武斗后，我对谢富治的不满已经很难忍耐了。有次开会他说：各级革命组织都要实行革命化，制定一个革命化的条例，按条例执行，根据条例进行整风。我忍不住了，就说：要整风，先整谢副总理的风。后来就成为我反谢富治的罪状，一直被批。

之前，我早就对谢富治表示过不满。1967年，曾发生造反派抢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档案的事件。谢富治是怎么处理的呢，抢档案的人被放了，他们倒成了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保卫档案的人却要蹲监狱。从这个事件中，我看出谢富治是和王、关、戚一伙的，他们有野心，是革命的隐患。后来，我虽然被选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我是他们的眼中钉。北大曾经成立了“除隐患战斗队”，就有这个意思，他们也感觉到我在追查和反对他们。文革后期我和谢富治没有见过面，如果跟他见面，我早就下台了。

泥潭里的后半生

离开工作岗位后的后半生，直到现在，我一直处在泥潭里。

1968年8月军宣队进校后，我实际就靠边站了。“十一”后，就对我进行了隔离审查。1971年，8341部队的魏××说我是臭老九的总后台，送我到江西鲤鱼洲干校劳改。

后半生里，我失去人身自由整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包括文革中的八年，从1968年秋至1976年秋。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北大新校长周林宣布，四人帮时期对聂元梓审查、劳改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在校监视劳改直到1978年，一共十年。1978年4月，干脆把我再送进监狱了，后来又判了刑。这样到1986年我出来，一共是十八年。

在八年审查中，我受的折磨很厉害。在北大时，他们把我关在38楼。在这期间，我全身上下的血管栓塞，不能弯腰，不能系裤腰带，疼得厉害，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眼底出血。我那房间门正好冲着那38楼的大门，冷风直吹进房间。每天我只能做三种动作，坐着、站着，还有就是躺着睡觉。睡觉时，手的位置也有规定，不能搁在被窝里头，必须放在外边。我看病的时候，医生问我挨打了没有。我说：没有，没有挨打，也没对我动用任何刑具。其实，折磨人的办法很多，对一个人不必动用任何刑具，也能把人折磨死。

后来劳改的时候，我挑泥滑倒了，腰脊椎错位留下病根。现在年老了，腰疼、屁股疼、腿疼，坐轮椅也走不动了，早晚有一天，眼睛也会完全瞎了。现在视力表上最大那个符号都看不清楚。现在我甚至都不喝热水，因为失去人身自由整十八年，一直没喝过热水，所以习惯了喝冷水。

后来我服刑时，当局说以前那是群众专政，不算坐监，按两天折算一天，给我折抵了四年刑期。我蹲监狱反而没有受很大的罪，而且和监狱人员的关系都很好。延庆监狱一直对我都不错。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从来没有想到会坐共产党自己的监狱。既然坐了自己的监狱，就要自觉地遵守规矩。我对监狱长说，住旅馆还要遵守有关规定，我住自己的监狱，会自觉地遵守规定，请你们放心。

但是，直到我出狱，也没有正式关押的手续，就是一张小纸条写着判我几年刑。我只讲了一句，长期关押一个无罪的人，你要负同等的责任。后来有个姓范的管教部部长，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看了我所有档案的材料，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对他表示感谢，没有什么苛求了，就是要求他们补办关押手续。他们说我追随江青，但拿不出江青给了我什么指示。我让我的孩子去问，监狱方面说，你妈妈的判决书不是我们写的，我们不知道江青跟你妈妈说了什么事情，她的罪行我们不知道。你去问审判人员，问专案组。我的问题是专案组定的，刑期也是专案组定的。专案组是受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的。一直到现在，不但不给我平反，反而在刊物又发表捏造的东西污蔑我。

我出狱后，监狱和劳改局两三次给北大写信，通知北大接收我。可北大不接收，而且一个字也不回答。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把我送到了月坛南街我姐姐的家里。北大把我的房子收了，我因为无家可归，亲戚朋友家我都住遍了。有个学生，他的老师住着一个六平方米的小屋。那位老师过世后，学生问我敢不敢去住那间房。我说：行，我去住。后来，我又住到了相声演员冯巩单位分给他的房子里。因他那房子太小，准备交还给单位。看我实在是无家可归，冯巩说，你先住着吧，什么时候给他再分房，他再把这间房上交。

有次，杜润生和郑仲兵聊天时，得知我的这种情况，当然他也了解我参加革命后的历史。他就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打了个电话，然后叫郑通知我给北京市政府写个报告。我去送报告的时候，王岐山的秘书告诉我，已经准备由民政局借给我一套两居室。如果不是郑仲兵偶然遇到杜润生谈起我的情况，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流浪呢。

可直到现在，甚至我的户口也没地方上，是挂在月坛南街派出所。因为这个房子是民政局借给我的，借来的房是不能上户口的。因此，我现在虽然是个中国人，已经90多岁了，可还没有上户口的地方，不能行使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样，我的家庭也不能团圆。我儿子上山下乡到湖北，他本该可以回北京，但迟群、谢敬宜他们就是不让给他上户口，也不让把户口和我上到一起，因此他就调不回北京。后来他只好求人帮忙调到了天津，现在我儿子人虽然住在北京，可是他的单位和户口都在天津，要看病得往天津跑。如果我有地方落了户口，就能把他调回来。女儿在上海结婚了，来不了，现在就这个儿子管我。我还有一个儿子，早早就过继给我姐姐了。所以，我这把年纪也应该家庭团聚了，让孩子照顾我。不要说我为党做过那么多的工作，就是作为一个公民，也应该给我一个安身之处。

所有这些问题，我曾经给北大写过多少次信，找过多少次都没人理，一句话都不回答。十四年来，北大没有给我一分钱。我去找校长，找党委书记，他们派个干事、派个秘书和我谈，然后说情况汇报给领导，请领导回复，然后就再没下文了。前几年，北大百年校庆时，还对我不断地敲打。我有时情绪也不好，觉得何必弄成这样，没完没了。我的三十七八本文革日记，还有陈毅、陶铸等人写给我的信，出狱时，按理审查完应该退还给我，都没还给我。别人写文章批判我，可以非法引用我的日记，但就是不还给我，甚至不让我看。

现在我吃着民政局的救济饭，住着民政局的救济房。从2006年，市政府批准把我的生活费增加到2600元。我衷心感谢民政局领导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现在物价上涨，我又写了个报告，希望能再给我提高一点生活费。据说这要中纪委批准。中央纪律委员会开除了我的党籍，我成为党外人士了，对我的生活救济应该是民政部门管，为什么还受中央纪律委员会的管束，我实在不理解。

编撰后记：聂元梓作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领衔者，作为文革中“五大学生领袖”之首，作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她是颇具争议的人物。因此，编撰这份口述史稿，难度很大。我们按照其口述的主线予以记述，尽量对其中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引用史学界一些研究成果以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但是，我们在编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发现，甚至在所涉及的众多细节问题上，人们几乎都有着对史实和认识上的争议。对此，编撰者无法一一加以考证、笔笔加以注释。编撰原则是“言无不尽、文责自负”。编撰者认为：聂元梓的这段口述史，从其作为文化大革命标志式人物特有的地位和角度，描述当时的一些历史场景，谈论其当时的一些认识以及今天的一些看法，即使有史实上的错误、遗漏以及认识上的偏差，将其记述并保留下来，仍然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口述历史并不等同于历史本身，而只能反映一段历史的一个侧面，其中包括浓烈的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识。对此，有待于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有兴趣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全貌的读者，亦请参阅其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许多研究者的文章和著述。

（相关简介：米鹤都、陈晓彬，历史研究者。）

注释

[1]此数字有误，根据有关资料：1957年“反右”时，中央领导不满意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的右倾，将陆平由铁道部调到北大担任党委书记。他到校后，校务委员会讨论反右部署，江隆基报告说：截至目前，北大教职员中划了90个右派，在学生中划了421人，总计511人。这是一个相当高比例的“划右”数字。陆平接受工作后，主持“整风补课”，到1958年1月31日，使北大的“右派”达到了699人。也就是说，188人的“划右”和陆平有关系。这段历史的缘由，另据《中华读书报》记者陈洁对陆平女儿的访谈记载：“我父亲进北大时，北大的右派基本上已经划完了。但当时中央还要加强党的领导，要补划右派……父亲去了后，要继续反右倾，父亲觉得右派都划完了，还要补右派，很为难。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但当时党内一个高层说：‘你要是认为北大没右倾，你就是第一个右倾。’我不能说这人是谁，因为他后来也很遭罪……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一直沉默了36年，也不准我们写……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我顶不住。’他真的扛不住，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

[2]江隆基，陕西人，1925年毕业于北大，1927年加入中共，1952～1959年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59～1966年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他除对于反右运动执行不力之外，1958年北京大学举行60周年校庆时，陈伯达来北大提出要“把北大办成共产主义的大学”。江隆基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说：“现在还没有共产主义经济基础，怎么能办成共产主义的大学。”他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制度混为一谈了”。事后他又打电话给陈伯达，再三表明他有“不同意见”。后遭康生等人批判，文革中康生对造反派说：“江隆基不是自己人”，“江隆基在北京大学的那一套，完全是投降，完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江隆基遂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而死。而马寅初曾这样评价江隆基：“他来北大，北大很幸运，我们很幸运。”江隆基是一位值得人们特别是北大人怀念的教育家。

[3]邹鲁风（1910～1959年），东北辽阳人，又名邹素寒、陈蜕，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也是流亡到内地的东北大学的学运领袖，“一二·九”运动时，是示威游行队伍的“总纠察”。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

[4]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1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指示，以北大、人大两校党委调集两校师生300人（一说是168人）组成“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藁城县、河南省信阳县、鲁山县进行调查，这一调查组的总负责人是邹鲁风。调查组出发之前，两校党委召开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陆平、胡锡奎都出席欢送。在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结束后形成了调查报告《问题汇编》。反右倾的过程中，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予以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有人跟着揭发邹鲁风曾经说过“党的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吃饭不要钱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办钢铁赔钱”，“干部浮夸，强迫命令严重”，“1958年的缺点很大，伤了元气，教训惨痛”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言论”。对邹鲁风的批判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现场还有大喇叭广播。批判会上，当年指派邹鲁风“挂帅”的人指责考察队“全军覆没”是“北大的奇耻大辱”。邹鲁风难以承受，但虽然身处逆境，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委屈，而是为调查组的大批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感到不安，他说：“我相信调查组的工作没有错误，我们的工作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我个人没什么，我感到痛苦的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痛心的是党的是非被颠倒了，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1959年10月26日，传来邹鲁风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中溺水死亡的消息。当时人大、北大两校的党委书记还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是“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邹鲁风死后，家人要求在墓前立一个碑，竟不被批准。邹夫人（方志西）只好在一块砖上写上“邹鲁风之墓”的字样，放在墓前。编撰者注：今天看，邹鲁风也是一位彭德怀式的为民请命的好人。在他被批判而自杀后不久，仅河南信阳地区就发生了饿死100万人的惨剧。孰对孰错，一目了然。然而至今，人大、北大两校的光辉历史中，鲜有提及这位难为人所知的人物了，但他毕竟是两校的骄傲，是值得人民永远怀念的。

[5]1964年上半年，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在农村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称“四清运动”）。同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调查组进驻北大。结果很快发现，这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很猖狂”，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当时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向调查组进言，说北大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中央精神不能得到贯彻。她的报告加深了工作组对北大负责人陆平的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了中央领导，中宣部十分重视，遂于同年11月组成庞大工作队，仍由张磐石负责，进驻北大抓社教运动。工作队又形成“二号报告”，更尖锐地提出，北大党委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方向”。这就一下子将陆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编撰者注：根据上述资料，下面聂元梓提到的和张磐石的谈话应在调查组时期。

[6]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是陆定一。

[7]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8]据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一文记载：除聂元梓以外，大字报的六位署名者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1993年和1995年笔者分别进行访谈时，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百年潮》，1999年7月。

[9]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这张大字报是康生当时抄寄给在南方的毛泽东的。又据《毛泽东传》（下）第1414页，毛泽东是在《光明日报》总编室《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做的批示，原文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据不同史书记载，当时北京出现的几份著名的造反大字报，都曾通过不同的信息渠道送达毛泽东。

[10]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大会上讲到：“关于我爱人的问题，是五月份，我爱人等五个人组成一个调查小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关系。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见李海文“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1]据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一文记载：在酝酿起草大字报的过程中，聂元梓起初是希望谈社教问题，而其他青年教师希望谈现实问题。最初议定以赵正义的一篇现成批判稿为基础，由宋一秀改写。但是修改稿不理想，于是宋一秀重新起草，算作第二稿。接着，几人又用大约两个晚上讨论修改文稿。讨论中有人提议，问题应当提得更尖锐有力，锋芒应当更犀利，要仿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笔法，逐一驳斥对方观点，并推杨克明再做修改。大字报第三稿由杨克明草拟而成。

[12]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记载，“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违反周恩来关于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的指示，于5月25日在校园内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

[13]关于聂元梓去上海串联的活动，头绪过多，叙述较乱，本文从略。

[14]吴传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干部，1966年5月23日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哲学所的负责人。同月25日，教育部干部卢正义也针对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和教育出版社的领导贴出大字报。这两份早期的大字报与聂元梓的大字报，前后都曾上报给中央文革和毛泽东。


转载自《领导者》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