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七日
朱星：
1953年，请李又然到师院报告，古达大捧场。古达与李芒地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后李逃往香港（与古达交代不一样）。
文怀沙窃偷屈原研究。
日降后，在工商日报登文《我们的文学主义》。又在民国日报写过文章。传记上写过，但批判不够。
孙犁：
刚进城，工作和写作都旺盛，后来逐渐不足，努力不够，亢之同志说的限在小圈子里。安国回来，写的散文有批评，不再写。《初记》也没有修改。反胡风运动后，比较忙。
问题：深入生活，社会主义积极性。
对天津文联工作：这几年比较少，内容与形式作用都很不够。过去有胡风分子捣乱，但也不应把负责都推到胡风分子身上。社会活动，职工文艺活动，做得不够。《文艺周刊》，守株待兔，反胡风后有改变。天津市各方面力量应统一与规划对群众文艺的领导。
团结：骄傲自满，表现形式不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本书”思想，不一定从丁玲处来的，既是搞创作，就应当多创作。昨听到亢之同志的话，心里很痛苦。团结：反胡风前有问题，水很混。反胡风后，关系逐步协调，作风、兴趣、看法虽然不完全一致。
田野：
过去文联工作很乱，我要负一定责任，主要的个人主义，党性不强，立场摇摆不定。
1953年小剧本给阿英看，电影剧本也给阿英看，口称“老上级”。
张学新：
上过文学讲习所，过去对丁玲盲目崇拜，作品倒没有什么，名人。
丁病，有人（陈淼等）布置，就成群去慰问。丁母死后，文学讲习所全体去陪灵吊孝，仪式极为隆重。
对有天才的青年学生，拉拢得特别。
胡风买房子，也是他们这个小集团卖力气最大，陈登科一百多元稿费全部献出，康濯也出了稿费。
打击赵树理，说赵落后，经常说周不懂创作的甘苦。
丁玲参加苏联第二次文代后，向陈登科宣传“一本书”主义，说肖洛霍夫最受人欢迎。
学习毕业后，写作为成名思想上升。
鲍昌：
经过陈淼感受了个人奋斗的思想。
苏联第二次文代会，全体起立向肖洛霍夫致敬，五十寿辰，《真理报》专论，考涅楚克就没有，《火星》杂志把肖氏相片压在考氏前边。
肖三初期没被领导重视（即未参加文联五人小组），心中不愉快，后参加打虎。
1955年想：党是否相信我？张学新回问：你是否相信党？参加了几次重要会议，心中又犹疑，调到通俗出版社，觉得党还是相信我。
对天津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反胡风前，党内领导干部团结不大好的，反胡风后，在原则上基本上还是团结的，没有什么小集团。但也不十分团结，互相间还是有意见，没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还有的玩两面派，说些私房话，而在领导面前不肯明说。天津某某事业，人家不懂不关心，咱们几个人怎样怎样。
王昌定：
与丁无直接关系。
阿英捧我有才能，给我出小册子，虽觉得有问题，但还认为他关心青年。1952年整风时给阿英提了些意见，并请转书店不要再出版。
写一本书要站住脚的思想还有，见别人写出书，又有点儿嫉妒，又有些惭愧。同学写出《钢铁运输兵》，没挤时间看，心情很复杂，虚心学习的劲头也不大。
对文艺界领导的希望；反胡风后，原则上没大问题，但战斗的核心，方纪、孙犁、王林，应进一步更活跃起来，更关心青年写作者，自己走错了路也不知道。也不是自己不愿意劳动。
应有批评，也应有表扬，二者都没有。
对何迟有意见，暂时先不讲，何迟不在。
张恒：
希望何迟参加，有意见当面谈一谈。
对丁玲的气节问题，早有反感。对《三八节有感》受影响，把从小带来的认为妇女不平等的情感，当时情感很混乱。对某些大干部结婚离婚的行为不满，当时觉得丁写的文章很痛快，后来当然批判了，可是批判不深。
对文艺领导，也发牢骚，反胡风后基本上是团结了。我当支书是指定的，被胡风分子视为“坐探”，工作没有依靠，鲁藜到文委开会后，牢骚很大，大骂。
党是抓了，但不深入。
最值得检讨的是对阿垅的态度，认为他是好好先生，住在隔壁，生活很严肃，比党员还严肃得多，对阿垅为老婆守节很感动，认为道德行为好，文艺思想是多问题。
阿垅入党申请书看了，很简单，叫他再写，思想上认为他是可以入党的，第一、二批材料揭发后还抽象，第三批材料才深刻认清。
1935年即与鲁藜认识，吊儿浪当，印象不好，但对他的诗，还认为有的很好。
鲁藜还曾企图强奸农会主任（在晋东南）。
对芦甸的《大海中一滴水》，认为好，也看出他狡猾，厉害的很，但尚没看出其政治阴谋。
1952年文艺整风，每个人写的反省材料交上去，没有下文，没有因此检讨。文联情况反映上去，总是没有下文。
是我不工作，还是不给我工作？
文联那一段工作，领导不应负责，但抓的不紧。
王林到了文联后，作用不大，王林到文联没有改变。对《为了祖国》没有一定看法，应有澄清。
对何迟个人做法有些片面。
歌焚：
不满意康濯当时领导的，对歌焚的鉴定，并认为小组长品质不好。小组长陈孟君、胡正，想不出他们为何打击我？当时我对他们很好。
艾文会：
写不出像样的剧本来，见人惭愧。见工人工作那样热烈，自己写不出来。“一本书”思想未必有，但寄出稿子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凭稿费生活后，成了精神负担。
究竟做什么能对党有利？
想淘换创作上的“操作规程”，这中间就有了个人得失的因素，否则搞半天搞不出个成绩来，算怎么回事！下厂这几年是一生参加革命最费劲而没有成绩。
很习惯于上级出题写文章，不出题反倒没有谱。写出东西来了，别人提个意见就按着改，自己也没有一定之规，寄出去，人家说不好，自己也莫名其原因。
1、不应为创作而创作，或者别人写出来了，自己写不出来不好看。应回到过去“只起作用就行”的心情。没有艺术性，不能叫人愿意看下去也不行。
2、这次认识，应是当成党的事业，非个人事业。想写出东西来，并不一定是“一本书思想”。想歌颂工人阶级（比如刘长福组那个伤大腿事）英雄主义，未必是“一本书”主义。
对天津文艺工作：在组织领导创作上有缺点，并不是离开党能创作，专业对业余有相当力量。但个人独自钻，钻进去了未必能钻得出来。比如王昌定写剧本，大改三次，领导上帮助分析和改正没有？对创作应有具体领导，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专门挤在一个人身上，谁也办不到，需要组织力量。
对创作自生自灭。市委不可能篇篇都看，黄老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导作用很大。黄老提的为工服务，还是很有现实意义。而文艺界如何贯彻的？从1952年秋1955年前文委取消，文联党组未成立前，没有领导，谁负责任。
阿英为便于拉拢，向艾拉拢“做垫背的”，艾知其阴谋用意。
小集团，要反对，领导核心还是要的，大原则没有分歧，小的分歧也应当提出谈一谈。
林呐：
创作没搞好，反倒影响了实际工作。从部队长大，1950年住医院，违医生写了几万字，没把握，不好要时间，晚上偷着写。1952年又病，住在家里又写。来天津希望下厂，下不去。
搞创作的人都想有一本书，只是有一本书就可以有资格要求下工厂了。
徐光耀在以往表示自己在原工作单位受打击，不共戴天，只有陈企霞最关心他。当时徐在二十兵团编报，并未完全禁止他写，他要求完全脱离工作写小说。徐原先是不满，后来就发展到漫骂。
徐在联大入党，陈企霞介绍人。有一段历史不清，不能转正。林与徐找陈研究此事，态度极不好。有什么不清楚，我介绍的人，入党证明书上都写清楚了，有什么不清楚！。
徐成了《文艺报》通信员，成了陈的打手。徐从朝鲜回津准备写长篇两大部，肃反后调回朝鲜，他周围的同志一个不团结。
天津创作，满足不了群众要求。
首先要主观检讨，时间也未必不是问题，什么会都要参加，也是个问题。不必要的会是否可以少开，创作是否第一？
王林：
个人历史上没有不清楚问题。
1、对丁历史问题。
2、发表的理论文章。
3、两面派态度。
4、陈对《腹地》的批评，向中央写过信。对我的打击、禁书、读者的空气压力，不服，但使人失去信心。
5、一本书主义，作者有，同志们见面也以此为准绳。第一次文代，孔厥提的。我一本书，受到致命打击，也好，没发展成骄傲。却灰溜溜，消沉为主。想另写一本小说，所以从1953年开始写《站起来的人民》。
6、对文联行政工作不热心：
a、党当时没有给我这任务。
b、当时病重，不能担任较重工作。
C、那种灰溜溜情绪，别人的看法和压力使自己没有脸面（个人主义）去做任何工作。
d、写长篇，因个人才能有限，身体又坏，精神不便分散，不能再做很多的社会工作。
e、作者的社会活动，应多在工农兵中才利于创作。上层的社交、外交活动，我始终认为不利于创作。这与方纪同志有分歧。方纪同志从苏联回来经常宣传拉齐斯坦任部长会议主席，每年还写一部中篇得斯大林奖。
7、团结问题：与孙没有什么，对方纪：1952年到文联，a.华北建设。b.问方，方说没有，后弄出。c.有很多问题扣在文联（李黑等）事实不符。李部长说调查什么？d.《猴子变人》的，使我不能再敢积极，意见是说了，猴子变人那场合，是我提出的。
因受蒙蔽以为阿垅保持信不应是特务，并曾向吴砚农同志说过。
以后只是与方工作方法有分歧。对方意见：认真负责文艺行政工作，很感激的。在反胡风前，即便对胡风分子也这样说过。只看见了自己工作和斗争（对李黑），对别人的工作和斗争客观发声不大。
比如办杂志，我怕把人都占住，搞创作的人，不能下去，不能下去就不能创作。
专业创作者是不应兼职和上层活动多了，是否有利于创作？
对天津市文艺界意见：
1、应推动与保证创作计划，不能只有计划，没有保证。市委王也指示过。从文艺小组到今天，我每年做的计划我要完成。估计完成不了，我不做。
2、老作家对青年作家不热心，可是青年作家对老作家也未必关心。比如《站起来的人民》，文联外的党政干部倒看过的多。
3、出了名的青年作家，对未出名的青年学习写作者也未必热心。
4、对何迟，过去我看是不肯动一动的，倒是党外人士发起斗争。1954年底我在支部提了意见，支部张还找我做了个别谈话。
张学新：
对方纪口气上常带讽刺，比如身兼十八要职。又说是“出国作家”。
自己做刊物为了发表文章方便。
有问题应热情讨论，有时叫王林看稿事，王林就说：你们不是愿意看稿子，看吧！
坐在屋子里写二年三年，应接近生活。
吴珑：
当编辑成不了“家”。
王亢之部长：周总理说“历史问题看现行，社会关系看本人。”
检查工作为了开会工作，不要老算旧账，过去已经解决了，不要再谈。
市委希望：孙、王搞出创作来，不要灰溜溜的。过去因循懒怠，少奇同志说主要的干部气不足，回忆过去气比今天足，玩物丧志。
工作不振作，纠缠在小问题上。
王林同志熟悉最低纲领，不熟悉最高纲领。应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去工作。
主席指挥淮海战役，连三四天不睡觉。
二十七日下午
鲍昌：
基本上是阶级情感不能与农民共呼吸，阶级感情深即能深入生活。
张学新：
才能。
田野：
体验生活可能有窍门。
艾文会：
思想、观念、艺术修养，本人主要要解决社会主义积极性问题。
坚持持久的劳动，但有时情绪不饱满，被否定后情绪长期不振作。
上级督促不力，虚荣心、自尊心。
鲍昌：
争论，艾说有的人是阶级情感，有的人刚不然，我不同意。大家无例外地都是阶级情感问题，艺术也是以阶级情感为动力。
艾文会：
阶级情感不够，都有，但不一律相同。
王林：
创作必须有阶级情感，而阶级情感是从接近群众，深入阶级实践得来。而作家脱离生活，有主观客观原因。
鲍昌：
非有长期生活才能创作，也会推动行政工作的作用。
艾文会：
同意王林说的创作，不繁荣是脱离生活。
鲍昌：
不愿接近生活，主观上客观上原因。
王林：
有一点生活就写一点，为了迅速反映生活。但历史上成功的作品——《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夏伯阳》，都是长期生活的结果，很短的生活就要有大的成就，也是急于成功。艾、王下厂。
田野：
在朝鲜很多很感动的生活，但是回来写不出来。
写正面人物不敢有批评，结果成了光膀子——抽象的人物。
鲍昌：
同意深入生活是最主要的问题。
最后意见统一概念：
社会主义激情不够，是天津文艺创作落后原因。不过，社会主义激情要通过作者的阶级实践（才能变成创作灵感），抽象的激情才能变为具体的强烈的阶级感情。否则只适于做报告、写论文，即便强写，勉强创作，也容易流入概念化。有作者阶级实践，才能真正培养和深入阶级，才造成能创作（有血有肉的）的前提（前提不等于就已经创作成功）。
作者脱离生活主流，与时代感情游离，有主、客两种原因，主要的是主观上负责。一是对深入群众不感兴趣，一是下到群众里边也是旁观态度，不能与群众共呼吸共运命，或者只看到缺点和落后现象。写作技术和才能是有决定影响，但不是先决条件。有才能，有修养，没有实践，也不能写成有血有肉的作品来。
天津市专业作者主要缺少的是生活实践、阶级生活实践，下几天厂，或下几天农村算有生活，但还不能说够。应随时写小的、快的作品。急于求成，希望一把就捞住个大的，不大可能。可是只要真正的（不是旁观的，旁观者也比不参加为好）阶级实践生活，在作者永远会起作用。像种子一有机会要生根长芽，但不一定生活一下子立刻就开花结蒂，需要适于它的客观规律的发展。
发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