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启、章士嵘、何天齐 评李琪《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1966.5.25）

Gowest

假批判真包庇的大毒草
——评李琪《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
吴傅启　章士嵘　何天齐　
         文章来源于《光明日报》1966.05.25  第6101期 第3版
　　《前线》《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在“三家村”一伙的把持下，从一九六一年起抛出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放出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这是铁证如山，是黑字印在白纸上，无论如何赖不掉的。

　　当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他们害怕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形，使出了压制和欺骗的两手：一方面，在将近二十天的时间里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不转载，不介绍，并对其它批判文章一律扣压。另一方面，当慢慢有点压不住的时候，他们又只准谈学术，不准谈政治，并且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大搞假批判、真包庇的大阴谋。

　　从《北京日报》假批判真包庇的三部曲谈起

　　从《海瑞罢官》批判刚刚开始，到今年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先后演出了假批判、真包庇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忽然摇身一变，以伪装正确的姿态，首先出来“批判”吴晗，化名向阳生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洋洋大文，在《前线》《北京日报》同时发表。邓拓在这篇文章中，胡说什么《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而吴晗的“道德继承论”的错误，又是由于“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并说“道德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邓拓忽然装模作样地抛出这篇“批判”文章的目的在于：第一，替《海瑞罢官》的批判定调子，把它说成只是一个纯学术问题；第二，向吴晗抛出救生圈，叫他赶快往纯学术问题这个防空洞里逃；第三，叫吴晗态度要强硬，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叫吴晗顶住。邓拓的这篇文章是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一个阴谋和骗局，是《北京日报》先后表演的假批判真掩护的三部曲的第一部曲。

　　果然不久，《北京日报》就发表了吴晗《关子〈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的《自我批评》，完全是按照邓拓的指点写出来的，极力回避政治问题，并且态度很强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检讨真进攻的“自我批评”。但是，凡是假的东西，是不能没有漏洞的，因此在吴晗的“自我批评”中，不能不是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特别是在“要害问题”上，露出了马脚，自己暴露了自己。于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出马了，他化名李东石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的大文章，忽然在《北京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进一步替吴晗开脱辩解，替吴晗的“自我批评”填补漏洞，掩盖马脚，用折衷主义的手法表扬吴晗的“自我批评”，并且打着“批判”的招牌继续放毒。这也是一篇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他们表演假批判真包庇的第二部曲的代表作。

　　他们的这些表演，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吴晗，也就是企图把“三家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隐蔽起来。等到吴晗的真面目被进一步揭露的时候，《前线》《北京日报》忽然于四月十六日，发表了《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材料，并发表“编者按”。他们步步为营，丢卒保车，企图通过这个假批判真包庇的“材料”和“编者按”，退一步包庇邓拓，同时也掩护他们自己。这是他们搞假批判真包庇的第三部曲，也是“三部曲”中的最高潮。因而也是他们几个月来，大搞骗局的一次自我大暴露。

　　他们搞这些骗局的目的，无非企图转移视线，蒙混过关，掩盖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门谋。现在我们着重谈谈他们的第二部曲，看看李琪《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是要的什么花招？

　　李琪对吴晗的“批评”和吴晗的“自我批评”是怎样按照邓拓的调子跳舞的？

　　李琪的文章，题目叫做《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也的确花了洋洋万言的篇幅来“评”吴晗的历史观，不过它根本不是批评，而是千方百计地为吴晗反动的历史观辩解、开脱，乃至进一步宣扬，这是他的假批判真包庇的手法。

　　就是说：李琪写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包庇吴晗，保护“三家村”黑店，也就是在于掩护他们这一伙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李琪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吴晗“问题的本质”和吴晗“写《海瑞罢官》的目的”这样两个大问题，文章的最后又巧妙地落脚到这两个问题上，全篇文章的材料和论述，在于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李琪们的假批判真包庇的回答。

　　李琪究竟是怎样回答吴晗“问题的本质”和吴晗“写《海瑞罢官》的目的”这两个问题的呢？只要把他的文章同吴晗的“自我批评”和邓拓的文章作一对比，立即就会发现这三个人原来唱的是一个调子，吴晗的“自我批评”和李琪对吴晗的“批评”都是按照邓拓的调子跳舞的。请看：

　　吴晗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邓拓定的调子是：为了“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吴晗自己说：“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李琪跟着也说：“吴晗同志明明是在那里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海瑞，要人们向海瑞学习”。三个人异口同声，一口咬定写《海瑞罢官》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只不过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好品德”而已。

　　吴晗写《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或思想基础）是什么？邓拓说，“道德继承论”“是他所作的许多文章的中心思想，当然也是他创作《海瑞罢官》一剧的思想基础”。吴晗自己说，他“二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他写《海瑞罢官》就是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李琪说：“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决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和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不开的”，“《海瑞罢官》的剧本也正是以这种观点为指导写出来的。”三个人又是异口同声，咬定写《海瑞罢官》时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学术观点，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思想问题，不是什么政治问题。

　　至于吴晗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邓拓为吴晗想出了一条脱身之计：“吴晗同志的道德观点在本质上是属于资本主义甚至于是封建主义的范畴；他的历史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距甚远……；他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这就使他在政治思想和理论观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因而他的立场也发生了问题”。吴晗马上接着说：“不是吗？我就是形式主义地看历史问题，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吗？一切皆好吗？我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李琪进一步帮腔说，吴晗“这几年简直是掉到封建文化遗产泥坑中而不能自拔”，“说好就绝对好，说坏就绝对坏”。三个人要的一套戏法：把政治问题变成学术问题，把学术问题归结为思想方法的片面。

　　对于吴晗写《海瑞罢官》同当时社会阶级斗争有什么联系这样一个要害问题，三个人都装聋作哑，百般狡辩，说什么吴晗的错误观点，“是经过了长期酝酿和思索，早已形成了的”，那几年写出《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许多文章，碰巧“正遇到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而带来的暂时困难”和“当时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现在被人批评为政治错误，这真是冤枉呀冤枉。邓拓首先定出调子，吴晗按照邓拓的调子假装“糊涂”，李琪跑出来要他们“从这里汲取经验教训”。

　　李琪怎样替吴晗的“自我批评”掩盖马脚

　　请看，邓拓、吴晗、李琪三个人前呼后应，两个“批评”者和一个“自我批评”者，互相唱和，好不热闹！为什么突然跳出来了一个李琪呢？这就因为，吴晗虽然基本上按照邓拓献给他的脱身之计，写了一个《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并且从《自我批评》中还特别提到向阳生对他的批评，使他“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缺点”等等。但是在吴晗的“自我批评”中，却露了一点马脚。他极力回避政治，极力否认同当时的阶级斗争有什么联系，说自己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等等。他为了证明自己是“为写戏而写戏”，在“自我批评”中一上来就开出了一个写作时间表，企图用以证明他的《海瑞罢官》同当时的庐山会议没有什么联系，甚至说他的《论海瑞》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等等。吴晗的这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道白，却正好是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了，同“罢官”这个“要害”问题联系起来了。因而变成事与愿违，欲盖弥彰，把马脚露出来了。加之光靠向阳生的一篇文章，调子还定不下来，因此不得不遣将增援，所以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出马了。

　　当吴晗的《自我批评》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北京日报》发表后，由于欲盖弥彰的结果，使人们对《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看得更清楚了。因此《北京日报》赶忙于今年元月八日发表李琪化名李东石的文章，力图按照邓拓的调子，进一步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所谓“纯学术”问题上拉，同时把吴晗“自我批评”中已经露出来了的马脚掩盖起来。

　　李琪的文章替吴晗的“自我批评”进行掩盖马脚的方式是很狡猾的。他在文章的第一段装模作样地提出问题：“吴晗同志的通篇检查，却极力回避问题的本质，为自己的错误做了种种辩解。”他这样装模作样地提出问题，好象有点煞有介事的样子。因为在吴晗的“自我批评”中，确实是“极力回避问题的本质”。而所说“问题的本质”，就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助威打气，就是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可是，李琪所谓的吴晗“极力回避”的“问题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在他的文章中，一说“吴晗同志的历史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二说“吴晗是夸大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三说吴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等等，不过在于要说明：“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是和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不开的。”从而特别着重地说：“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起，吴晗同志就如何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的观点。”（重点是引者加的）这个“观点”就是吴晗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八条原则意见”。然后说吴晗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后发表的许多文章，包括《海瑞罢官》在内，都是以“这种观点为指导写出来的。为了认识《海瑞罢官》错误思想的本质，必须对吴晗同志的历史观进行分析和批判”。照李琪的说法，吴晗的《海瑞罢官》的“问题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不过是他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八条原则意见”的问题。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决不是什么政治问题。

　　请看，吴晗在“自我批评”中露出来的马脚，出现的漏洞，经过李琪这样一补，不是又补得天衣无缝了吗？不是又可以混得过去吗？至于历史观点也好”，“八条原则意见”也好，尽可以让人们大大地去讨论一番，批判一番。无论怎样讨论和批评，只要不涉及“罢官”这个“要害”，对他们来说，当然都是无关宏旨的。

　　但是，李琪的这种补漏洞的方式，结果正好同吴晗“自我批评”中回避“要害”的方式一样，仍然是事与愿违。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暴露了自己。吴晗为了回避“要害”，特别开出写作时间表，结果反而露了马脚。而李琪为了弥补这个漏洞，着重论证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什么联系，特别论证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他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起”形成的历史观点指导下写出的。请看，这不正好说明了李琪的文章，是有意识地在“罢官”这个“要害”问题上替吴晗的“自我批评”补漏洞，盖马脚的吗？

　　我们倒要问问，难道吴晗的这种历史观，是“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起”才形成和提出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在这以前，吴晗的历史观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吴晗在“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起”形成和提出的历史观，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话；那末，在这以前，吴晗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吗？谁都知道，吴晗是胡适的门徒，吴晗的历史观，就是胡适之流的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吴晗的这种历史观，难道不是原有的，而是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起才形成和提出的吗？李琪为什么花样翻新地大谈什么吴晗“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起”提出的历史观，并大谈什么吴晗“破门而出”写“《海瑞罢官》只是和他的历史观分不开的呢？显然，这是有意识地替吴晗打掩护，企图掩盖他们这一伙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

　　不仅如此，李琪不是说吴晗的“通篇检查”，是“回避”了“问题的本质”吗？但是，照李琪所谓的“问题的本质”来看，吴晗的“自我批评”又哪里“回避”了什么“问题的本质”呢？吴晗在“自我批评”中，不是承认他“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吗？不是说他“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吗？不是承认他“就是形式主义地看历史问题”吗？如果说《海瑞罢官》的“问题的本质”，只在于吴晗的历史“观点”的话；那末，在吴晗的“自我批评”中，不但没有什么“极力回避”，而且是大事铺陈的。因而李琪的所谓“极力回避”之说，岂不成了自相矛盾的瞎话。

　　由此可见，李琪的这些不能自圆其说的诡辩论，不但不能达到掩护吴晗的目的，却反而把李琪们按照领导意图出来替吴晗掩护“要害”问题的真实目的暴露出来了，也就是把自己的马脚也露出来了。

　　在《海瑞罢官》的批判中，为什么他们这一伙人这样害怕提到同庐山会议的联系，为什么他们这样地害怕政治，害怕“要害”问题呢？这是因为做贼心虚，因为正是在这个“要害”问题上，触动了他们的灵魂深处，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形。“要害”之所以为“要害”，就在于此。所以谁要是揭露《海瑞罢官》问题的“要害”，就不能不引起他们这一伙人的刻骨仇恨。所以他们就异乎常态地使出了种种卑劣的手段，挣扎到底，对抗到底。

　　但是，无论邓拓也好，李琪也好，也无论他们为吴晗献脱身之计也好，掩盖马脚也好，或者搞假批判、真包庇也好，都没有达到目的，都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

　　李琪在这个黑店里是演的什么脚色？

　　现在，“三家村”这个黑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形已经暴露出来了。人们自然会问，李现在这个黑店里究竟是演的什么脚色？

　　第一，李琪在这篇文章中散播的毒素很多，但作为这篇文章的中心意图，不过是千方百计地掩盖《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问题的实质，也就是千方百计地在“要害”问题上打掩护。为什么李琪在“罢官”这个“要害”问题上这样敏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替吴晗的“自我批评”打掩护呢？这说明李琪在这个黑店里是参与“要害”，与闻机要的脚色。

　　第二，李琪在这篇文章中大搞假批判真包庇的骗局，完全同邓拓唱一个调子，甚至采取花样翻新的手法替吴晗辩护。

　　例如，李琪在文章中特别以吴晗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为例，渲染“以后吴晗同志继续搜集史料”，“在新版《朱元璋传》的序言中”作了自我批评，说吴晗“早已改正了这个错误”。照李琪的说法，吴晗简直成了一个具有“科学”“严格”的治学态度的人，是个知过必改的好人。显然，他是企图用这种方法，要人们去相信吴晗的这个假检讨、真进攻的“自我批评”。

　　多年以来，吴晗俨然以史学界“权威”自居，打着学术的旗号，在那里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就是他在历史研究和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散布的种种谬论，包括他的新版《朱元璋传》在内，都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李琪为了要人们相信吴晗的假检讨，说“我举彭莹玉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再在这个问题上批评吴晗同志”。确实，李琪的这些说法，不是“批评吴晗”，而是为了表扬吴晗，为了在读者中证明吴晗是个知过必改的好人，达到掩护包庇的目的。

　　又如，吴晗污蔑马克思主义把阶级社会的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片面性，还要加上生产斗争。显然，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恶毒攻击。而李琪却说什么“其用意就是要用生产斗争来冲淡阶级斗争”。这是他的以大化小的种种手法之一。

　　再如，吴晗狂热地吹嘘封建官吏况钟，说什么况钟走了，　“苏州的天又黑了，风气又变了，官吏们又重新做坏事了，百姓又吃苦头了”。对于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李琪却说成只是“缺乏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个人作用”而已。李琪在文章中，就是这样地为吴晗辩解开脱，大事化小，化到最后仅仅是思想方法片面，“要在历史上找出‘完整的人物’”而已。

　　如此等等。李琪为了替吴晗打掩护，为什么竟这样地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异乎常态地使出种种卑鄙的手法呢？这一切，说明李琪是“三家村”这套掩护退却的阴谋诡计的忠实执行者。

　　第三，当《海瑞罢官》批判开始以后，李琪和邓拓一样，曾经利用职权，到处组织座谈，做报告，找人谈话……散布反动言论。邓拓曾经散布说：“吴晗这几年写了这么多文章，作了这么多报告，难道就没一点正确的东西；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一定全对。”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李琪，也跟着说：“对清官海瑞要一分为二，对吴晗也要一分为二。”可见，他们替吴晗打掩护的具体手法也是商量好了的。

　　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三家村”这伙人的特点。在这里，他们是打着“一分为二”的招牌反对“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在阶级社会里，一分为二首先是阶级斗争，是阶级分析。即首先是农民和地主、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分为二；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一分为二。李琪所说“对清官海瑞要一分为二”，是要把剥削阶级的“官”分到劳动人民方面来；所说“对吴晗也要一分为二”，是要取消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线，把吴晗说成好人。他是把人民内部正确和错误的一分为二，套在敌人的头上，从而混淆敌我界线。所以这不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而是彻头彻尾的阶级调和论，是彻头彻尾的“合二而一”论。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二而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把革命和反革命“合二而一”，以便掩盖他们这一伙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李琪还这样积极活动，这样积极地大放毒草呢？这就说明，李琪是这个黑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的一名大积极分子。

　　就是说，李琪是参与“要害”的成员，是他们搞掩护退却计划的忠实执行者，是这个黑店中的一名大积极分子。#3是“放松”了，还是“加紧”了？

　　奇怪的是，《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中，却说自己只是“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完全是瞎话，是说谎。我们单就《北京日报》表演的这一套假批判真包庇的三部曲来看，就可以说明，他们决没有“放松”阶级斗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加紧”了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首先，单就你们发表的邓拓化名向阳生批判吴晗的文章来说，也没有丝毫“放松”。比如，邓拓在这篇文章中还说：　“目前的情况是，有一部分人思想上有片面性，有的采取过火的态度否定一切；或者反过来以接受遗产为借口，实际上连糟粕也被当做了精华。”我们倒要问问邓拓，你们所说的“采取过火态度否定一切”的那“一部分人”究竟是谁？这“一部分人”究竟在什么问题上“采取过火态度否定一切”？不错，我们对于你们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等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是必须否定一切、彻底批判的。邓拓在这里所谓的“片面性”，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污蔑，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猖狂进攻。就是说，邓拓在掩护吴晗退却的时候，还不断地放出一支又一支的回马枪，这是“放松”了吗？

　　其次，在李琪的文章中，在批判吴晗的幌子下，还继续宣扬帝王将相，污蔑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他一方面继续宣扬帝王将相，另一面恶毒地给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扣上“庸俗化”的帽子。就是说，李琪掩护吴晗退却的时候，也同样地大施回马枪。你们是这样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哪里有什么“放松”呢？

　　从《海瑞罢官》问题开展讨论以后，你们对于你们从前放出的大量毒草不仅不作丝毫自我批评，而且对于正确的批判顽强抵抗，并且有组织有计划地发表邓拓、李琪的文章，妄图搞乱文化革命的阵线，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滑过去，将来好东山再起。你们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就是加紧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阶级斗争，对于这种阶级斗争，你们何尝有丝毫“放松”呢！正如高炬和何明等同志的文章所指出的，你们这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直到这个时候，你们还在“加紧”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阶级斗争，你们哪里有什么“放松”呢！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没有“放松”，而是步步“加紧”的。那么，我们对一切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能够“放松”吗？当然不能。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切牛鬼蛇神，你不打，他不倒。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坚决同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正如姚文元同志《评“三家村”》的文章中所说的：“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部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也正如戚本禹同志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中所说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一切已出笼，未出笼的，台上、台下的牛鬼蛇神在这样伟大力量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