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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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汝信
来源：《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
    今年，适逢林彪冥辰一百周年。这位曾经是毛泽东一人之下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在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中突然离奇陨落，距今亦已整整三分之一个世纪。这意味著林彪已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当代”人物，不期然间，已进入了“现代”历史的范畴。人类的天性是健忘的，更何况当今中国，是一个正处在社会迅速转型期内、步履匆匆的国度，林彪，以及围绕著林彪身边发生过的一切，早已淡出了绝大多数国人的视野。

　　然而，在海内外的现代史学界，在那些曾经被文革狂潮所猛烈冲击而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人们心目中，林彪及“林彪事件”，依然是他们关注的热点所在。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相当一部分亲历者、研究者对三十多年来一成不变的官方说词的强烈质疑；其二，对执着的研究者甚至亲历者而言，林彪本人及“林彪事件”仍旧是未曾彻底解开的谜团，这一谜团有足够强的吸引力，磁石般吸引着他们对“林彪密码”孜孜不倦的求解。

　　本文旨在客观地回顾刚刚过去了的二十一世纪头几年，即2000年至2006年这七年间海内外林彪研究的进展。对研究现状的说明力求全面，既包括了亲历者的陈述，亦包括了研究者的探索，自然，亦就涵盖了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惟目力所限，沧海遗珠，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诚然，在这一时期，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依然匮乏，但仍取得了某些重大的、阶段性的成果，与此同时，不少问题、疑点尚待解决，意见分歧仍然存在，讨论还在继续。

　　一、研究成果概说


　　（一）专著、专集

　　本节所列书目，全部在中国大陆境外出版。

1、赤男、明晓等：《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赤男，即萧思科，时为现役的军队纪实文学作家，《中华儿女》编辑部副主任（特邀）。明晓，即高德明，参加过空军“两案”审理工作、已退役的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原部长。本书代表了官方的主要观点。

2、明晓、赤男：《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原拟书名为《短命“太子”林立果》，雏形为1980年代初高德明参与对空军“小舰队”成员审理过程中，个人趁机搜集的大量内部材料整理加工而成。书稿初始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辗转到了《中华儿女》手上后，经萧思科参与文字修订，再经有关官方部门审查批准，在境外成书。与《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为“中华儿女秘史系列”的姊妹篇，同样以境外出版物的面目维护了官方对“林彪事件”的定性。

3、辛子陵：《林彪正传》（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所谓“正传”，实为章回小说体野史，一些中央文件的摘录和作者自己编造的人物对话的东拼西凑的混合物。此类野史本不应列入学术研究成果之列，惟因个别大陆学者引用了该书没有出处的文字作为学术性论文的材料来源，故存目。

4、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该书实为内容不同的上下篇两册书。上篇为经再整理的张云生回忆录，篇名与书名同；下篇为张云生女儿张丛坤所著《林彪秘书走出毛家湾之后》。

　　张云生1981年4月离职休养后著有《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1988年7月由北京春秋出版社出版。《“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是《毛家湾纪实》的扩充修改版。据作者称，新版回忆录之新，在于把“文革”中的一系列闹剧都归因于“病”，林彪行为举止上的一系列“怪”，是严重病态的表现，〔1〕至于内容方面的扩充修改是否成功，见仁见智。《林彪秘书走出毛家湾之后》则通过大量的第一手素材，记述了林办众秘书在“九一三事件”后近四年的审查经过，以及日后的生活际遇。

5、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集结于本书的海内外专家、学者有关林彪及林彪事件有异于官方立场的文章，大部分原散见于互联网上的各电子媒体、网站，阅读起来颇为不便。本书主编丁凯文是海外文革史研究者，有意将这一类文章搜集起来，系统地分门别类，成为一本海内外首次以学术研究面貌出现的研究林彪事件的专集。丁凯文在回答多维记者所问决定选入文章是根据什么样的考虑时答称：“完全是从学术上着眼，这些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立论严谨，分析详实，实事求是。”“我本人在选择这些文章时也是极为谨慎，凡涉及野史、演义者一律不予考虑。尽可能严谨，毕竟是我们这本书的生命线啊。”〔2〕

6、吴润生：《林彪与文化大革命》（纽约：明镜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吴润生，自由撰稿人。本书的编排不以时间为序，而是围绕几个专题集中加以讨论，即：“林彪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林彪与江青”、“林彪与张春桥”、“林彪与‘九一三’事件”、“林彪的人生悲剧”。本书与严谨的学术著作的标准，应还相差颇大一段距离。

7、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这是明镜出版社两年之内出版的第三本有关林彪事件的书籍。

　　本书上下两册，共五大部三十一章：即第一部谁识庐山真面目；第二部五七—工程；第三部人民大会堂；第四部北戴河之夜；第五部温都尔汗。全书描述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至1971年9月13日“九一三事件”一年间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全过程。从体例的角度而言，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述，更多地应视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作者似乎是将史学论著与纪实文学作一揉合性的尝试，使本书既有史学论著方面的某些表征（如全书加有注释以尽量使其言之有据），但行文笔触又多具有文学描写的感性色彩。围绕林彪事件，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出了三十二个问题，并根据自己的调查和思考角度去加以回答，细读本书，无论我们对她的答案同意与否，无疑都会受到不少的启发。

　　（二）涉及林彪问题的其他著述、回忆录

　　本节所列书目，部分出版于中国大陆境内，部分出版于境外。

1、王海：《我的战斗生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王海在1980年代曾任军委空军司令员。1971年，他是空军司令部军训部第二部长。在该回忆录中，他述说了“九一三事件”数天后，根据周恩来指示，由他本人牵头组织一个专家班子，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研究的经过。〔3〕

2、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王海在其回忆录中称孙一先是中国驻蒙大使馆武官，〔4〕而据孙自己说，他在1971年是驻蒙使馆二等秘书。孙自称未到蒙古之前长期在对外文委工作，但奇怪的是，1980年代他却以军人身份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5〕此外，本书作者对于驻蒙苏军、蒙军的情况相当熟悉，能在书中一一道来，这就令人觉得他的真实背景并非那么简单。本书有迄今为止关于坠机现场勘察的最详尽的第一手材料，并附有坠机现场示意图。虽然坠机原因的分析根据的还是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但比王海的回忆具体详尽得多。

3、丁盛口述、金光整理：《丁盛回忆录》（自印本，2001年2月）。金光将丁盛关于其生平历史的录音全部变成文字稿，之后，由丁盛亲自校改增删，自印成书。丁盛生前对本书的署名和分发均作了安排。丁盛在本书中回忆了到广州军区以后几年间与林彪接触过的情况，否认广州南湖的工程是为林彪修的，否认广州军区知道“林彪南逃”。

4、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是在文革前及文革初期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中共意识形态思想库主要笔杆子，自称掌握著不少别人不知道的第一手材料。书中的“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写于1991年，主要记载了作者在文革第一年的经历，内中有不少处是对林彪的批评，对邓小平的吹捧，而批林又大多是将林彪与江青捆绑在一起批，客观性成疑。〔6〕

5、谭云鹤：《见证历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谭云鹤1948年春由东北局调到时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处当政务秘书，1949年初调回地方工作。本回忆录第二十五章标题即为“给林彪当秘书”，分1、我不愿意去当秘书；2、那时的林彪；3、辽沈决战内情；4、平津战役；5、回东北局五节，记述了作者在林彪身边十个月的所见所闻，尚为客观。

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本书作者曾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在大陆曾参与编写《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等。本书涉及林彪的主要有两章，即第五章周旋在文革营垒的内斗之中，第六章林彪之死的致命一击。高文谦对林彪的评价负面。〔7〕

　　关于《“571工程”纪要》，高文谦认为，是林彪授意林立果搞的，以“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来捍卫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林彪是否看过这份东西，不过，文中的主要思想显然是出自林彪”。关于谋杀毛泽东的企图，高也认为，“这个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下”。上述关于林彪的论断，高文谦并没有拿出真凭实据，更多的，只是一种臆测。而且，日后高文谦对“林彪事件”的观点也有所改变，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程晓农主编，美国，普林斯顿）2004年第4期上发表的《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复“司马公”先生》中说到：“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是‘文革’中最大的疑案，至今悬而未决。这一方面是因为事件本身扑朔迷离，事出突然，堂堂的‘副统帅’竟然在一夜之间仓皇出走，成为死在异国他乡的‘卖国贼’；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官方给事件的定性至今还维持当年的说法，出于政治需要，让林彪和江青两人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背黑锅。其中加给林彪的罪名，无论是‘抢班夺权’，还是谋反叛逃，都有很多不实之处，或缺少证据，存在许多漏洞和疑点，主要结论难以成立。”

7、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本书涉及林彪的是第六章“内乱爆发”，第七章“囹圄岁月”，内中提及文革初期因与军区司令员杨勇在工作上有过争吵，受到毛泽东、林彪的批评。林彪批评杨、廖不向他反映北京军区的情况，对他搞封镇。廖称：“对毛主席、林彪的批评，大家在讨论时都表示又感激、又震动。”“对于林彪关于‘搞封锁’的批评，军区党委实在检查不出有什么疏漏。我们仍然表示，应当诚恳接受，做出书面检查，今后改正错误，及时上报情况。”〔8〕廖还提及1966年9月后林彪借王尚荣问题削去贺龙的“羽翼”。其实，对王停职一事，目前尚未有任何材料证明林彪牵涉其中，而林彪是否真的说过对贺“要削其羽翼”？他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对谁说过这句话，廖没有说明，亦无从考证。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本书为中共官修的毛泽东传记之建国后部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逄先知、金冲及任主编。据编者声称，本书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建国后的文稿、讲话和谈话记录，中共中央文件和有关会议记录，同毛有过直接接触者的回忆录和对他们访问的记录。本书第三十八章为“林彪事件”。虽然“九一三事件”过去了三十年，本书仍然全面地沿袭了1971年以来官方的立场和观点而未有丝毫改变。立场使然，编者虽有占据研究材料的便利条件，但公布的是这些材料的全貌抑或仅是对其有利的某些部分，值得怀疑。

9、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吴德的口述，由朱元石等访谈、整理，这项工作始于1993年，两年之后，吴德病逝。本书关于林彪事件的一节“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吴德在世时曾以单篇文章形式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刊登过。

　　类似口述史，一方面有著丰富生动的别人无可替代的个人经历的描述，另一方面却也有口述者个体视角上的局限性。以本书来说，整理者进行访谈时，吴德已是年届八十的老者，且吴时时处处均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失实的成分恐怕难以避免，需要用其他旁证材料核对，才能判断其真确性。

10、李晨：《世纪风铃——当代中国重大事件解密》（台北：天箭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第一版）。据本书的作者简介称：李晨，1950年代生于北京一个高级干部家庭，曾出国留学，现回国经商。本书关于整个文革历史进程的叙述与其他文革史籍相较未有多少特别之处，唯一出彩的地方，是刊载了林立衡（林豆豆）当年关于9月12日晚至9月13日凌晨北戴河林彪住处发生的事情经过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该信着重讲述了林立衡向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人员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著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的详细过程。这封信，当事人证实是真实的，〔9〕但流传出来的渠道不得而知。此后，这一极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经电子媒体广泛传播。

11、徐景贤：《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6月第一版）。徐景贤，文革前为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据称，从1992年至2002年，作者用了十年时间写成这部由多篇独立文章组成的回忆录，又自诩“我所写下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是亲见、亲闻”，惟徐的文革思维根深蒂固，实不必对该回忆录的史料真实性抱什么希望。本书涉及林彪的有多篇，泰半以猎奇手法哗众取宠：“叶群林立果上海‘选美’内幕”、“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谁？”等等。

　　以“毛泽东与林彪决裂的关键”为例，徐声称：“从叶群的话来分析，林彪有一个盘算：只有设国家主席，他自己才是担任这一国家元首职务的最为适当的人选。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已辞去此职，肯定不会再重新复任。如果林彪出面提议由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大家当然赞成，而毛泽东定然会谦让；这一谦让，国家主席的头衔就会顺理成章地落到林彪头上”，〔10〕由此观之，这位曾经是上海市第三把手的论政水平，实在贻笑大方。

12、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3月第一版）。

　　陈伯达长期跟随毛泽东，却在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被毛抛弃，后被指为与林彪沆瀣一气的同一“集团”中人。陈晚年常与与儿子对谈，陈晓农仔细回忆了父亲的谈话，并搜集了相关的史料文献作为佐证，编纂了这部书。〔11〕

　　本书涉及林彪问题的主要是第六章“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中的第13节九大前后，第15节九届二中全会之谜和第19节“林陈联盟”之说驳议。陈伯达的谈话虽然有时只是涉及一些事件的片断，但因他毕竟曾是当时的中央核心成员，所以，他的谈话对于了解某些事情的真相仍不可或缺。如陈晓农问：既然毛泽东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提出设国家主席呢？陈伯达说：“哪里有这回事？什么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12〕

13、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吴法宪是林彪的老部下，亦是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林彪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他逝世后两年在香港出版的这部回忆录，资料颇为丰富，应可视为近年来关于林彪事件的最重要著述。涉及建国后林彪问题的主要是下卷其中五章：第十章“文革”的前奏、第十一章风风雨雨闹“文革”、第十二章九大前后、第十三章九届二中全会和第十四章“庐山会议没有完”。

　　本书推翻了“九一三事件”后作者本人在专案组的高压威逼之下所作的假证词，这些假证词一直以来被官方反复引用作为指证林彪的材料，如关于叶群设国家主席一事的谈话。吴法宪如今在本书中澄清道：“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13〕吴的类似回忆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三）平面媒体上的单篇回忆录、论文

　　本节所指平面媒体，除极个别外，主要为中国大陆境内的报刊杂志。在此等媒体上所发表的文章，为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所审核认可，观点不免受到一定范围的限制和约束，大多为老生常谈，有新意者当属凤毛麟角。此类首发于平面媒体上的文章，而后又多被境内外电子媒体所转载。

　　狭义的“林彪事件”，特指“九一三事件”。中国大陆报刊杂志近年所发表有关该事件的回忆录性质文章，以康庭梓数量为最。康是空34师的飞行员，林彪乘坐的256号专机第二副驾驶。9月13日当晚与其他4名机组成员被有意拉下未上飞机。他的文章以256号专机起飞前后的事件经过为主要内容，多首发于《中华儿女》、《文史精华》两杂志，也有见于《航空知识》及《纵横》杂志。2000年第8期《文史精华》发表了康的《林彪座机副驾驶谈三叉戟256号黑匣子》，此前，《中华儿女》1999年第4期发表了他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此后，《文史精华》2000年至2006年还发表过他的多篇文章：《“林彪座机”机组人员的定性》、《林彪座机是被“禁空令”逼走的吗？》、《林彪座机副驾驶细说九一三坠机》、《“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中华儿女》在2001年后发表过他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九一三”之夜的空军指挥所》，《航空知识》2002年第2、3、4期连载了他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这些文章的内容部分有重复。此外，《纵横》于2003年第4期发表了他的（笔名木辛）《913事件中的专机师指挥所》。据悉，康手头上现还有一部38万字的书稿《亲历“913”事件——“林彪座机”副驾驶自述》，未及出版。

　　《中华儿女》2000年除在境外为高德明、萧思科出版了《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两书外，在大陆境内《中华儿女》分多期刊载了高德明的文章：《将林立果“天才化”的造型内幕》、《从绝望走向疯狂的林立果》、《林立果在“913”前的六个昼夜》，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的《“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

　　《中华儿女》2003年除在境外出版了张丛＿的《林彪秘书走出毛家湾之后》一书外，2002年至2003年间还在境内《中华儿女》分多期连载了她的《父亲张云生在“913”后的日子里》。

2000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境内发表的涉及林彪问题的回忆录类文章还有：

　　宋德金：《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北京：《百年潮》2000年第9期）。
　　阎铭：《我的父亲与“一号号令”》（济南：《老照片》2002年8月第24辑）。
　　谭云鹤：《辽沈、平津战役时我给林彪当秘书》（上）（下）（北京：《军事历史》2003年第3、4期）。
　　张金明：《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谈井冈山时期的林彪》（郑州：《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
　　田炳信：《王中远：他把林彪父子埋葬在温都尔汗》（广州：《新快报》2004年9月15日）。
　　吕学文：《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石家庄：《文史精华》2005年第4期）。
　　吕学文、王松山：《随卫林彪重上井岗山》（贵阳：《文史天地》第2005年9期）。
　　吕学文、王松山：《亲历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上海：《档案春秋》2005年第10期）。
　　罗舜初：《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北京：《百年潮》2005年第3期）。
2000年以后涉及林彪问题的论文类文章：
　　周敬青：《解开林彪是否被挟持之谜：兼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有关记述》（北京：《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钟兆云、苏钊：《林彪在古田会议前后》（郑州：《党史博览》2000年第7期）。
　　彭红英、余世诚：《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林彪的几次分歧》（郑州：《党史博览》2000年第9期）。
　　林源：《“文革”中的“林彪现象”论析》（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9期）。
　　钟兆云：《开国三将帅之间的一桩公案》（郑州：《党史博览》2001年第2期）。
　　郝俊卿：《关于“林彪一号令”及其他》（北京：《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
　　刘志男：《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11月第8卷第6期）。
　　彭红英、余世诚：《关于林彪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
　　黄瑶：《对辽沈战役中两个有争议问题的看法》（北京：《军事历史》2003年第2期）。
　　杨林生：《论罗荣桓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林彪的分歧与斗争》（衡阳：《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
　　朱建堂：《毛泽东对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兼论毛泽东、林彪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决战问题的分歧》（武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彭厚文：《“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何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6期）。
　　周敬青：《毛泽东对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和废黜》（上）（中）（下）（合肥：《党史纵览》2003年第11期，2004年第1、2期）。
　　汪幸福：《林彪代表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郑州：《党史博览》2004年第3期）。
　　张聿温：《“文革”中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与裂痕》（郑州：《党史博览》2004年第4期）。
　　何云峰：《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长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期）。
　　厚而实：《林彪为何逃》（沈阳：《党史纵横》2004年第9期）。
　　李曙新：《“文革”时期党内正义力量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三次思想交锋述评》（南昌：《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年第2期）。
　　刘明钢：《林彪何以坚持设国家主席》（武汉：《党史天地》2005年第3期）。
　　孙焕英：《历史将揭开林彪案件的更深层面》（北京：《民主与法制》2005年第3期）。
　　汪幸福：《林彪进军东北第一仗》（郑州：《党史博览》2005年第9期）。
　　彭红英、余世诚：《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矛盾和冲突》（北京：《海事大观》2006年第2期）。
　　蒋健：《抗战期间林彪从苏联回国之后》（石家庄：《文史精华》2006年第6期）。
　　何云峰：《“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长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9期）。

　　海外中文平面媒体近年关于林彪问题的论文类文章，首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程晓农主编，普林斯顿）2001年第1期首发的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该文称：“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即1969年才在‘文化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出现了分裂。林彪及其追随者在会议上的一些活动后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两个意见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和理论纲领。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政治纲领’？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已公开的有关材料剖析这一事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既定结论的看法”。这些看法包括：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设国家主席”无关；“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大陆学者类似这样有份量的争鸣性文章，在境内平面媒体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

　　《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再首发了王年一、何蜀、陈昭的《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该文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是毛泽东主动地想方设法引蛇出洞，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副上绝路”的部署。另有高华的《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10月号），该文对林彪评价负面，在立论与史料应用的客观性方面甚有值得商榷之处。

　　（四）电子媒体上有关林彪问题的文章与讨论

　　在中国大陆境内电子媒体（这里主要指互联网）上发表言论的自由度比平面媒体要高得多。境外电子媒体更没有思想、言论的束缚。故而，近年在电子媒体上有关林彪问题的文章及因此引发的讨论，往往呈现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与大陆境内平面媒体上的近乎舆论一律大有云泥之别。

　　本世纪头几年互联网上有关林彪问题的讨论，本节仅举较有影响的数例。

　　《枫华园》（www．fhy．net）是由一批海外学子在1993年创办的中文电子杂志。2001年10月以后，该杂志首发了几篇讨论“九一三事件”的文章，在海内外引起注意。2001年10月2日出版的《枫华园》特刊第32期，发表了陈晓宁的《质疑林彪“913”事件》，文章认为：256号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起火；空中爆炸起火原因是在温都尔汗附近上空被驻蒙苏军导弹击中所致；飞机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当代中国研究》的电子版（www．chinayj．net）于2001年第1期与纸质杂志同时首发了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该电子版2004年第2期再首发了王年一、何蜀、陈昭的《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同年，王年一、何蜀、陈昭于2004年2月29日在《观察》网站上又发表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指出：综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表现，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近年，众多网站的政治、历史、军事、人物专栏，都不同程度地收集了有关林彪的专题材料，开展过有关林彪问题的专题讨论。其中资料归集数量比较多、质量比较高的，当推《华夏文摘》的“网上文革博物馆”（museums．cnd．org）、《浴火凤凰》（www．yhfh．net）［2005年已关闭］及《林彪军队文革》（www．linbiao．org），而吸引了众多网友参与、互动性讨论最为热烈的，当为《强国军事纵横》（www．jsqg．cn）。

　　网上文革博物馆1996年春由《华夏文摘》编辑部建立，收集有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以《华夏文摘》增刊的形式分期在网上发表。其中自2000年有关文革中林彪问题的文章有五十多篇，除转载了上述王年一、何蜀、陈昭及陈晓宁的文章外，还有如王年一、何蜀合著的《汪东兴回忆录读后感》，王年一的《全景式的大曝光——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序》，何蜀的《对林彪几次天安门讲话的一点考证》、丁凯文的《也谈林彪九一三事件——评萧思科〈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辩析》、《〈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得失谈》，千秋的《倾听历史的声音——千秋评林彪事件》，阎长贵的《“缔造”和“指挥”的风波》，华飞的《“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陈小雅的《清理历史的垃圾桶——重审林彪罪案的几个问题》、《林彪的罪名及其变迁》，舒云的《黄吴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我没有参加政变会议——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访谈录》、《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我不是“资敌罪”——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史学的《谁掌握了破解林案的钥匙》、《客观、历史、正确地看待林彪事件——兼论林彪事件的历史地位》、《林彪当年最多只是“政治流亡”》、《孙一先代办没有说出的秘密》，陈伦和的《也谈〈林彪‘小舰队’成员近况〉——当事人陈伦和自述》，康庭梓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刘晓波的《林彪对毛泽东的背叛》，陈益南的《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心远的《推倒加在林彪头上的不实罪名——林彪研究专家丁凯文答问》，黄琨《历史不是案——专访吴法宪女儿金秋教授》，朱学渊的《一堆糊涂虫说林彪》，云衡的《难得糊涂，呼唤清醒——评朱学渊先生〈一堆糊涂虫说林彪〉》，余汝信的《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释》、《“913”前后的空34师》、《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吴法宪回忆录〉述评》。以研究林彪问题为己任的《林彪军队文革》网站，建立于2005年。版主射天狼在开坛辞中称：“林彪早已成为了历史人物，文革也成为历史学家们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而且有关围绕这一课题的研究将会历久而不衰，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本坛的开办，就是希望将林彪、军队与文革的关系作为一个集中讨论的题目，使重点得到突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以史为鉴方能知兴衰，亦能认清历史的潮流。”该网站设立了峥嵘岁月、913亲历者言、林彪事件、军队与文革等数个专栏及部分作者文集，已成为目前海外研究林彪、军队与文革历史的重要阵地。

　　《强国军事纵横》网站建立于2004年。至2006年12月止，拥有注册会员五千多名，主题总数七千多个，回帖总数二十六万多个。未可否认，个别讨论延伸开来多少有些跑题，惟论争热烈程度于此还是可见一斑。

　　电视是电子媒体重要的一种。带中资背景、在香港注册、节目可在中国大陆落地的《凤凰卫视》，近年做过三期有关林彪事件的节目，一为2004年7月间分两次播出的鲁豫访问吴法宪夫人陈绥圻；二为2004年12月鲁豫主持的《林彪坠机之谜》；三为2005年7月请康庭梓讲述“九一三事件”当晚的经历——《那一夜惊心动魄》，节目播出后，在海内外引起颇大反响。


二、研究专题概说

　　新世纪以来，林彪研究在其广度和深度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下专题的讨论较为集中、热烈，有一些新的见解及新的突破：

　　（一）战争年代的林彪

　　新世纪以来有关战争年代林彪的著述虽然不多，惟著述者在立论上大多已较客观公允。研究者方面，彭红英、余世诚列举了林彪与毛泽东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几次分歧，较为客观地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林彪的几次分歧，我们认为可作如下评说：林彪并非‘一贯紧跟’毛泽东，也不是‘一贯反对’毛泽东。其分歧多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没有伤害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反使他们愈加契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14〕黄瑶对广为流传的辽沈战役中林彪背着罗荣桓发出回师长春电报一事，根据当时林彪秘书谭云鹤的回忆及《阵中日记》的记载作了辩析，否定了这一说法。〔15〕

　　谭云鹤回忆了1948年中军委令东野南下攻击锦州和北宁线时，林彪打锦州决心一度动摇，是因为“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后在罗荣桓提议下，给中央重发电报主张仍攻锦州，与中央意见再度一致的详细过程。谭还述及林彪口授电报的一般程序，以及对林彪近身的观察：“林彪的生活和警卫不归我管，但我从王本口里和我日常接触到的，觉得那时林彪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很少听说他要穿什么，吃什么，房子冷了、热了。那时他的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是个共产党员，技术上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16〕

　　罗舜初自1940年代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三纵政委，四野四十军政委、军长，军委海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中将军衔。他的《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是经后人整理、于他逝世二十四年后发表的。该文对林彪有褒有贬，褒多于贬，由于罗舜初不被视为“林彪集团”中人，他的“褒”就显得有点儿令人注目。〔17〕

　　《吴法宪回忆录》对东北战场林彪功绩的肯定，尚不及李建国的《辽沈战役研究》。如东北易帅、林彪出任东北局第一把手，吴回忆录仅一笔带过，而《辽沈战役研究》则对此有多处精辟、独到的评价和分析。〔18〕

　　可惜的是，类似《辽沈战役研究》这样对战争年代的林彪有一定深度的理性分析和评价的著述，在本世纪头几年再未出现过。

　　（二）林彪与“罗瑞卿事件”

　　近年，由官方编纂的著述仍坚持认为，文革前夕发生的罗瑞卿事件，是林彪诬陷的结果，指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飞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19〕

　　有论者不同意以上说法。该匿名论者认为：“在解释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打倒罗瑞卿原因时，均将其归为林、罗工作上的冲突，林彪担心罗瑞卿取而代之。而毛泽东似乎是无辜的，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他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毛，而不是刘，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此为大谬也。尽管，林彪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由叶群以林办主任身份代表林在会上做相关发言。”〔20〕

　　以上署名“佚名”的论者所言，较官方说法更符合逻辑，更言之有理，并非一般不了解内情者所能编造。“佚名”者想必有其可靠的消息来源，可能因某种原因未愿透露。惟要令研究者及后来人更心服口服，公布其资料来源应为上着。

　　（三）林彪“五一八讲话”

　　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官方言论调子依旧。如《毛泽东传（1949－1976）》声称：“十八日，林彪在会上讲话，骇人听闻地讲了一篇‘政变经’。林彪的这篇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使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狂热更加泛滥起来。”〔21〕

　　王力的回忆则较为客观：“十八日林彪讲话，讲政变经，这已经有全文，就不多说了。我们事先知道叶群到科学院等单位搜集中国历史上关于政变的资料。林彪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毛主席多次讲要防止在我国发生反革命政变。毛主席也同意了，划了圈，但毛主席背后说他不那么赞成。是跟江青说的。”〔22〕

　　余汝信著文详细罗列了林彪“五一八讲话”前后大半年时间（即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没有睡好觉”而在“上层”采取了“防止反革命政变”措施，包括：一、更换中办领导人；二、整肃军事系统高层；三、加强广播事业局安全警卫；四、成立首都工作组，扩编北京卫戍区；五、撤销公安部队番号。余汝信认为，以上措施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是：“其一，‘防止反革命政变’是在毛泽东本人督导下所做的一篇‘文章’。是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防修反修思维的具体实践。其二，‘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23〕

　　戚本禹2003年12月与余汝信谈及林彪“五一八讲话”时称：林彪“五一八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讲了很多历史上官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24〕

　　（四）文革发动阶段的毛、林关系

　　目前，官方言论仍称，“九一三事件”后次年才公布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表明了在文革发动阶段毛对林彪的疑虑，所以，信中将林彪称为“我的朋友”，而且，信中毛称他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个“别人”指的也是林彪。〔25〕

　　大陆学者何云峰则指出：“‘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著一些文献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再度变得模糊不清。”〔26〕

　　何云峰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文献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关于毛致江青的信，何云峰认为：毛对林讲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为毛所不安的，是林关于毛是天才的提法（不仅是跟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过马、列的天才），为此，毛专门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借此提醒林在宣传上不要搞得太过头，这本身就说明毛对林是信任的，另信中一句“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不仅不足以说明毛对林的怀疑，反而说明了毛对林的信任，认为林这样做虽然有点过头，但心是好心，只是出于“打鬼”的需要而采用的权宜之计罢了。何云峰称：根据这两个文献材料断言毛泽东在文革发动阶段对林彪已有怀疑，其实是一种误读。

　　关于毛致江青的信真伪问题，陈小雅认为，这封信存在重大“破绽”，在指出可置疑之处后，陈小雅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确曾有过‘给江青的一封信’，但这封信不是1972年发表的《给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一封‘公开信’。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给江青的信作为‘宿主’，一是因为他们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问题上，他们都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27〕

　　戚本禹在答余汝信有关外间对该信真实性的质疑时则称：“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分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28〕

　　其实，何云峰未有讲清问题的实质，这可能是囿于大陆的现实条件所致。通观毛致江信全文的风格，可以相信它是真的。官方1972年内部公布它的目的，是用以表明毛早就对林有非凡的洞察力，但适得其反的是，它给明白人看出了毛对林既暂时利用又加以防范的阴暗心态，是毛出于政治需要一定要利用林，而绝非林要利用毛。

　　（五）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的过程

　　有关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的历史过程，大陆学者彭厚文认为：“众所周知，‘文革’前毛泽东对外宣布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对接班人的考虑上，并不像对外宣布的那样简单。‘文革’前，毛泽东除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外，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没有把刘少奇看成惟一的固定的接班人；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视野的，除了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林彪。而且，到了‘文革’发生前一二年，刘少奇甚至还被毛泽东摒除在接班人的范围之外，接班人人选只剩下邓小平和林彪。而在邓和林之间，毛泽东又更倾向于选择林彪。”〔28〕

　　高文谦则描述了1966年8月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时的一些具体情节：“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下决定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进行部署。随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29〕

　　（六）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实表现

　　王年一、何蜀、陈昭著文认为：综观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实表现，林其实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30〕

　　王年一等认为：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初，林彪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样，也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对“文革”究竟如何搞法，也是完全不清楚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指毛对林、周、邓、刘四人的策略是“联林、拉周、整邓、倒刘”，林彪不过是被毛泽东“联”过去当了被借助的“钟馗”而已。

　　至于林彪成为观潮派、逍遥派的原因，王年一等认为有两个，一个是林彪的病，凭林的聪明和敏感，他不会不明白，毛选他这样的病人来做“接班人”，决不会象宣传上说的那样是因为他“高举”、“紧跟”，而只不过是便于一时的利用；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接班人”地位的恐惧，明哲保身，既可免毛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脱，在政治上不负责任。

　　（七）林彪与“九大”政治报告

　　林彪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政治报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后来被指责为“鼓吹唯生产力论”。

　　林彪与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的关系，陈晓农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31〕

　　有关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陈伯达被指为“鼓吹唯生产力论”，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陈反击为“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的激烈争论、冲突过程，陈晓农引用了王文耀、王保春在2003年3月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一文，该文称：毛对陈“不能按期交出报告稿”，可能延误九大的召开表示不满，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根据王文耀、王保春的文章，陈伯达的报告起草完后，没有给任何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定了。陈晓农说，陈伯达在同张春桥争论时，没有援引过任何“林副主席指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也说明林彪对起草九大报告没有表示过具体意见。

　　关于林彪同“九大”政治报告的关系，张云生称，叶群对他说：“老夫子的稿子，‘中央文革’不想再讨论。因为主席对张、姚的稿子已经亲自作了修改，说明主席对它已经基本认可了。但是老夫子还是不甘心，他坚持将它印出，托我劝首长好好看一看。说是首长看，实际上还得靠你们去讲，我是同情老夫子的，只能说首长已经看过他的稿子，这是给他的一点安慰。但是，你们给首长讲的时候，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止首长的脑子一热，又对老夫子的东西发生了兴趣。”〔32〕

　　张云生说，林彪最初想搞个“平行作业”，准备一个“九大”上用的“条子”，但在毛泽东亲自过问政治报告的起草后，林最后决定不搞了。对张、姚写的东西，林彪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对陈伯达的稿子，林彪虽不想知道它里面写了什么，却让张在“拉条子”时把它当作参考的素材。

　　张云生以上说法与陈晓农的说法略有不同。陈说陈伯达的稿子“没有给任何一个领导人看过”，张云生说陈伯达的稿子已印出交林办，林彪虽没有“看”过也不想知道它里面写了什么，但却让秘书看且将其当作参考素材。

　　（八）林彪与“第一个号令”

　　早于1980年代末，中国大陆学者苏采青即著文澄清：所谓林彪“第一个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到外地以及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或基层单位这两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33〕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亦较客观地介绍了“第一个号令”，作出了该“号令”并非阴谋活动的结论。

　　惟近年部分官方出版物，如官方编纂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仍老调重弹“阴谋论”，称“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34〕

　　张云生修改后重新发表的回忆录，专辟了一章即第十七章谈“第一个号令”问题，可视为有关此事的第一手材料。有关林彪指示的标题及向毛泽东报告一事，张云生说：“这个电话稿，我以‘首长让给黄总长去电话’作标题，将它的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擅自加上了一个所谓‘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这样的题目，使它成为后来‘批林’的众矢之的。叶群与我约好，‘两个小时’以后在我将林彪的‘六条’传给黄永胜的同时，她负责将‘六条’内容报告正在武汉的毛主席。按叶群平时一贯注重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不会比我晚。”〔35〕

　　当年“第一个号令”的记录、整理、执行者——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的儿子阎铭，2002年著文对阎经手“第一个号令”作了详细说明。〔36〕阎仲川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到隔离审查，时间长达七年零六个月，1979年4月解除监管，1982年，一位总参领导才代表组织向阎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笼统地称阎在总部及此前在广州“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只字未提“一号号令”，阎随即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2002年6月22日，阎仲川病逝。

　　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迟泽厚，2003年亦曾著长文，对“第一个号令”发出前前后后的经过作了客观、理性的叙述。〔37〕

　　（九）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等与张春桥等的斗争经过，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陈伯达作为参加会议的一个关键人物，对此有专门的回忆。关于林彪的讲话，陈伯达说：“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出来后，大会开了。原定的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忽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草里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38〕

　　作为当事人，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大量的篇幅、专设一章描述了九届二中全会上与张春桥的斗争。斗争开始时，张春桥似乎一度居于下风，据叶群对吴法宪说，林彪在8月23日开幕式前，与毛泽东谈话，提及了吴法宪与张春桥在称天才、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问题上的争论，毛同意林“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吴法宪说，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39〕

　　毛泽东是否如吴法宪所言事先知道并同意林彪讲话的“大体内容”？学术界是有分歧的。惟会议上吴等对张春桥的不点名攻击，却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吴等未讲究策略，操之过急，引起江青、张春桥的极大反弹。更重要的是，军人们当时决未有料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的关爱之情，甚于对林彪的所谓“战友”之情！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如此这般对庐山的这场斗争进行了总结：“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40〕

　　（十）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所谓“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集团”主要罪名之一。官方《毛泽东传（1949—1976）》仍然坚称：“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41〕

　　王年一、何蜀2001年著文对官方的论调提出了不同看法。该文称：中共党内高层有关“设国家主席”有不同意见，林彪并不是唯一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人；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以至毛“龙颜大怒”，并非源自于“设国家主席”问题，而是与会上许多人批评了江青集团有关；“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毛泽东有关不设国家主席的言论不但算不上“英明指示”，而且完全不讲道理，十分霸蛮。“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次较为充分的暴露。”　〔42〕

　　对于毛泽东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的官方说词，陈伯达在回忆时坚决加以否定：“哪里有这回事？什么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43〕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及了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态度：“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说一说林彪的意见和态度。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44〕

　　关于国家主席设立与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当年8月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着重谈及了汪东兴在此问题上初始的态度，及“913”后吴交待叶群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句话的由来：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45〕

　　吴法宪说，他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时至今日，倒是可以查证得到的。“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可见于当年大量印发的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央专案组编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吴法宪亲笔交代的影印件原文为：“（二）七？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在“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九个字下边，吴法宪确实加了“·”的重点符号。〔46〕

　　（十一）“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

2004年，王年一、何蜀、陈昭合著的《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在海内外引起颇大反响。文章引述了王年一1996年10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称：“‘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文章又说：“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著《晚年周恩来》中也用了这个‘逼’字，他赫然醒目地在小标题中用了‘把林彪逼上绝路’七个字，在正文中，这个‘逼’字又反复出现。真是不谋而合。”〔47〕

　　该文称，毛泽东是避着林彪南巡的。此次南巡共28天，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其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至此，事情已经没有转圆的余地，于是有了逼出来的“九一三”事件。

　　关于毛之南巡，丁凯文著文认为，毛泽东1970年8月的南巡与文革前夕在南方巡视隐居策划打倒刘少奇如出一辙。毛在南方接见各省市军队领导人时，将一年多前的庐山会议矛盾上纲上线到“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声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是反党政治纲领，“天才论”则是反党理论纲领。事实上，毛已将林放到自己的对立面，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48〕

　　千秋在论及庐山会议之后的毛林关系时称：“他（指林）哪像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啊？庐山会议后，基本上独坐家中消极抵抗，唯一主动的就是想找毛泽东谈心消除误解。而毛泽东呢？又掺沙子又甩石头又挖墙角，多有干劲啊！对林彪有意见当面不提，专程南下串联，背后嘀咕说尽林彪坏话。堂堂的主席，玩这种把戏，让人齿冷。这里面，谁光明正大，谁在搞阴谋诡计？谁要团结谁要分裂？还不明白吗？”〔49〕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则称：“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50〕

　　（十二）林彪对林立果的活动及《“571工程”纪要》是否知情？

　　官方《毛泽东传（1949—1976）》坚持认为，《“571工程”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51〕又称：“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52〕

　　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专门一节“管不了的林立果”中，透露了吴对到空军以后的林立果的不满：“现在回想起来，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著空军党委、背著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谜。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53〕吴法宪并没有提及林立果的活动与林彪有什么关系，更不用说得到林彪的支持了。

　　陈伦和1970年调入空军党办“调研小姐”任外文翻译，该小组内部戏称自己为“小舰队”。陈在“小舰队”期间从未见过林彪和叶群，他还回忆道：“虽然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欲谋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阴谋’或《“571工程”纪要》。我不知道当时庐山会议上毛与林已分道扬镳，也不知道什么‘选妃小组’、‘教导队’的事。我见到的他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象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时还督促我学马列，记得当时批陈（伯达）整风的要求发给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的书，叫我认真学习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54〕陈伦和的回忆表明初期的“调研小组”确是为掌握国外的军事、技术动态而成立，并不反毛。

　　陈晓宁著文集中反驳了当局指控林彪参与政变的各类证据，认为：“当局提供的这些所谓证据，要么本身就是错误的；要么仅靠这些证据还不能确凿无疑地得出林彪参与了政变的结论。仍然存在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被林立果、叶群利用的所谓的林彪参与政变计划的诸多证据，很可能是林立果、叶群打著林彪旗号编造出来的。所以，仅凭当局目前给出的那些证据，是不能充分地证定林彪参与政变的罪名的。”〔55〕

　　史学则对林彪与《“571工程”纪要》的关系甚至《“571工程”纪要》本身提出质疑：“历经30多年的反复查证，始终没有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集团‘主犯’，没有看到过这个‘政变纲领’，而且，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没有一个‘目击证人’。就连参加过‘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571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著的‘联合舰队’的成员，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的成员，竟也没有一个有看到这个‘571工程纪要’。”“历经30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著的，却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个‘纲领’。”〔56〕

　　据说，《‘571工程纪要’》是“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将军楼）由王兰义发现上交的。舒云称：“2006年有人访问过李维信（笔者按：应为李伟信）。李维信说：最后收拾将军楼没有烧东西，他也没有在桌上发现那个写有五七一工程的红色拉链本。这就奇了，最后离开的李维信说没有红色拉链本。而在他们离开后第一个进去的王义兰却是从将军楼发现的这个红色拉链本，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还有一个疑点：一般说，既然是草稿，就应该只有一份。要是按李维信的说法，《五七一工程纪要》应该在北戴河，为什么这个‘本子’却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的茶几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副本’？可是北戴河的所有文件都没有被带走，全留在了北戴河。为什么没有发现‘副本’呢？这说明，只有这一个‘本子’。那么，北戴河的‘本子’怎么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呢？而且“赤裸裸”地放在李维信精心善后的屋子里，这如何解释？”〔57〕

　　（十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官方《毛泽东传（1949—1976）》称：“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58〕

　　吴法宪回忆录中没有涉及“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内容。吴法宪连林立果调动飞机一事也不知情，更别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了。吴法宪夫人陈陈绥圻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则称：“林彪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一向很慎重。林彪假如真要搞政变，肯定要跟黄、吴、要、邱他们商量，当然他也估计黄、吴、李、邱不会同意，所以他也不跟他们商量，也可能的，究竟怎么一回事，林彪已经死了，我们也无从证实。但是他（原注：指林立果），也确实想把黄、吴、李、邱弄到广州去，那是王飞说的。”〔59〕

　　余汝信著文根据“两案”审判对江腾蛟、胡萍及“小舰队”成员的庭审结果称：“所谓‘小舰队’，指的就是空军中以王、周、于、刘为核心的一小群中青年军官。其核心成员的思想体系及行动纲领，已充分体现在由于新野执笔的《‘571工程’纪要》之中。以今日的视角去阅读《‘571工程’纪要》，无疑可以发现其超越同时代人的、锐利的批判精神！从目前披露的材料观之，林立果及王、周、于、刘反毛的目标是明确不过的，但囿于当时的政治氛围，他们给‘舰队’其他成员所灌输的，恐怕只能是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不满（甚至还未敢提毛的夫人江青）。真正知道谋划的最终目的和真实意图的，正如陈绥圻所判断：‘王飞应该算一个，周宇驰一个，于新野一个，刘沛丰一个，可能了就这么几个人，他们的范围很小’。”〔60〕

　　余汝信该文引述了时任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及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法的驳斥：“顾再三申明：不知道南逃，绝对不知道。林彪出行，一般只是两架飞机。七八架飞机，那么大的举动，那是超历史的，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可以用人格担保，我对此一点也不知情，不了解，没有人通知过我，也没有人打过电话。

　　至于大军区方面，《丁盛回忆录》披露了不少内情，丁盛所言：“我今天有责任说，我当时是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是司令，刘兴元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们都是政委、副政委，还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么想，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61〕

　　余汝信最后说：“《‘571工程’纪要》无疑出自于‘小舰队’之手。在《‘571工程’纪要》中，‘小舰队’视上海为行动基地。‘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是‘小舰队’核心成员非常仓促的临时决定，未及付诸行动便已夭折。从目前已公开的材料来看，‘小舰队’打著林彪的旗号，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林彪（以及叶群）事前知道‘小舰队’的计划，更不用说同意他们的计划了。根据现代法学‘疑罪从无’及‘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所谓‘林彪又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指控，不能成立。而更无任何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以及广州军区、广州军区空军的领导人知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62〕

　　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63〕和舒云《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64〕均称，“九一三事件”后张春桥等人曾逼迫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承认，9月12日零点在长沙接到林彪“南逃广州”的通知。由于卜占亚的伪证，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名变得扑朔迷离，几被坐实，至今未得澄清。

　　（十四）“九一三”之夜（1）

　　关于“九一三”之夜北京及北戴河、山海关机场的情况，上世纪末《中华儿女》杂志发表过原林彪警卫秘书、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及林彪专机组成员康庭梓的回忆，近年，又见有当事人吴法宪、林立衡及康庭梓更多的回忆，吴、林、康的回忆，均可视为北京、北戴河林彪住处及山海关机场三处事情经过的第一手材料。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称，9月12日夜间11时，周恩来突然来电话问是否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对此十分茫然，一无所知，经询问空34师，方知三叉戟专机被胡萍调到山海关，再询胡萍，胡解释是飞机改装后试飞，吴令立即飞回并复电周恩来，周指示，飞机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周为何如此紧张？他是否还知道了些什么而没有向吴透露？

　　为进一步追查专机调动问题，经周恩来同意，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吴法宪从城内空司直接去西郊机场，其实，周恩来此时已要控制“副统帅”的行动自由！

　　吴法宪回忆道：“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的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65〕

　　如果吴法宪的记忆无误，潘景寅的角色和立场却是值得深究的。否则，为什么他一边“满口答应”不起飞，一边最终还是起飞了呢？或许，事情本来很简单且令人容易理解——吴法宪的“命令”如何比得上在现场出现的活生生的“林副统帅”？况且，吴法宪在电话里也没有说明“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是谁的意思，毛泽东的？周恩来的？如林彪本人或叶群、林立果以林彪的名义命令起飞，潘景寅又能作何选择？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66〕

　　（十五）“九一三”之夜（2）

　　关于“九一三”当晚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应是可靠的依据。详情是从“9月12日下午5时左右”写起的，关于9月12日之前的情况，林立衡是否写有过其他材料，不知道。本材料对9月12日之前的情况只有小一段“我（指林立衡）从9月7日便分别找林彪的警卫参谋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因为林彪对李文普的信任超过了对叶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我让李文普注意观察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智清醒和人身安全。”〔67〕

　　刘吉纯曾对采访者称，9月7日晚上，林立衡对他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我说，怎么办，是否去报告？她问，向谁报告？我说，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她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68〕

　　林立衡不报告，刘吉纯也没有报告，林立衡告之的其他人有没有报告？北京是否对北戴河的动静就毫无所知还是另有耳目？林立衡称等几天再说，于是，就等出了个“九一三”！

　　林立衡在材料中表露的最大不满是，在林彪、叶群、林立果出走的过程中，8341部队没有采取有效的拦阻措施，而更重要的是，林立衡认为，“这一切事情”的背后似乎另有目的：“姜副大队长等人气愤地告诉我，他们在先行车上一直等张副团长的命令，由于没有接到命令，他们不但没有进行阻拦，反而给红旗车让了路，直到张宏的小车开来才一起在后面追赶红旗车，但那时已追不上了。”〔69〕

　　关于以后在研究者中引起很大争议的李文普的枪伤成因，林立衡说：“很快，我听到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后来听说是萧奇明中队长在大队部门口的哨位上用手枪朝汽车后面开了一枪，另一枪是李文普在离58号楼大队部门口约三十米处从红旗车上下来时枪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伤。作为外科医生，张清林当着8341部队卫生员的面亲自为李文普包扎了左臂伤口。”〔70〕

　　而李文普本人在上世纪末著文的说法则是：在开往山海关机场的林彪座驾上，“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李称他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便决心下车，大喊一声停车，司机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李立即开门下车，李转身朝58楼喊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李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李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71〕

　　以后官方的各种出版物都引用了李文普的“证据”，以认定林彪为“主动叛逃”。但民间研究者多为质疑李说的真实性。如李晨说：“反正汽车里的人全死了，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切都是‘死无对证’，连个‘旁证’都没有”，“‘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李文普一开始并没有揭发林彪在车里问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只是中央专案组将他单独关押，审讯时，他才迫于政治压力向纪登奎交代了这句‘关键性’的话，并改口说他的伤是林立果开枪打的。”〔72〕

　　（十六）256号专机坠毁原因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半左右，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专机坠毁的原因，是近年有关林彪事件讨论热点中的热点。

　　专机驾驶员潘景寅所扮演的角色与所持立场，是专机得以起飞的关键，也是至今悬而未决的一个疑团。康庭梓称：“午夜，时间的脚步刚跨入9月13日，潘景寅接到一个电话，然后马上用调度室电话通知海军场站要加油车。零时5分，潘景寅走出调度室，把睡在第三个房间的3位机械师叫起床”。康说，潘景寅自己不但不主动叫机组的其他5个人起床，而且，还阻止别人把他们叫醒。“有一点可以肯定，机组9人有走有留的局面是机长潘景寅直接造成的。问题是，潘景寅自己主动安排的，还是有人授意他这样做的呢？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寅是在听了别人的授意之后，积极主动安排的。向他授意的人很可能就是林立果。”〔73〕

　　康文引述了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接见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说的话：“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74〕康庭梓的“分析”和邓小平的“个人判断”，说到底也都是一种推测，看来，康是同意邓小平的“个人判断”，惟这一判断与康所述潘景寅的举动相悖。

　　民间研究者于此各有说法，王年一、陈昭称：一种观点是林立果做贼心虚，要求“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另一种说法来自张宁：林立果曾交代机场人员给飞机加满油，机上所有人员留机待命不准下机休息，但大部分人没有遵从；“还有第三种推测，那就是潘景寅等人可能领受了某种特别指令去完成一个‘伟大而神圣’的使命——必须使该机飞出国境，又必须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使它坠毁。潘景寅会不会为了减少牺牲而故意这样做呢？”〔75〕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是，缺乏了小心的求证。由于256号专机起飞后一直未与地面联络，飞机上的“黑匣子”（飞行事故记录仪）又下落不明，飞机坠毁原因缺乏直接证据。有别于官方渠道的分析，近年类似上述第三种推测的“阴谋说”和“苏联导弹击毁说”在部分民间研究者中流行。

　　“苏联导弹击毁说”以陈晓宁《质疑林彪“913”事件》为发端。陈晓宁该文得出的“9月12日夜林彪出走梗概”为“256飞机从苏、蒙边境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256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256飞机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并带著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256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著2。5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76〕继陈晓宁的文章之后，互联网上先后出现过的、持“苏联导弹击毁说”的文章有王年一、吴润生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77〕及京城孤魂的《是谁干掉了“256”专机？》。〔78〕

　　“阴谋说”似乎始于王年一、陈昭的《256号飞机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79〕该文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256号飞机空中起火呢？有人认为是被苏军导弹击中，也有人认为是被中国武器击中。除此之外，许多人（包括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该机在起飞前安放了爆炸物，在空中的适当时机被引爆，造成飞机在空中起火。”持类似观点的是近年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区区不才的《“不才”林彪913系列》，该系列文章认为256号专机急于带油进行野外降落，而且，从飞机起飞到此时刚好是2个小时，“原因只有一个，飞机上发生了万分紧急的情况，这个情况紧急到潘景寅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必须着陆，这个情况比带油降落、起火燃烧更危险”，因为中央早就洞悉了林彪一伙准备乘飞机外逃的阴谋，“而且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相关安排，林彪在逃亡途中机毁人亡就绝不可能是意外。”〔80〕

　　“苏联导弹击毁说”、“阴谋说”均为推测，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王海和孙一先的回忆录，则分别引述了“九一三事件”后由王海牵头组织的空军专家组关于256号专机坠毁原因的结论。〔81〕以目前持异议者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尚难推翻这一结论。

　　（十七）林彪的缺陷

　　吴润生承认，林彪是天才的军事家。惟“历史经验证明，凡军事家不宜从政，战争结束后就该退隐，如有新的战争发生方可东山再起。因为他们的血液中充满了军事家的基因，很难灌输进政治家的元素了。‘换血’的成功率极低极低，林彪同样未能超越这一规律。”〔82〕

　　吴润生认为，作为军事家的林彪，为什么不宜从政？因为他对政治和政治家有天然的偏见。此外，林彪对理论不屑，没有理论水平；对儒学矛盾，没有“禅让”、“礼让”、“谦让”、“退让”、“忍让”精神。真正具备政治家全才的人物比较罕见，显然，林彪不是。吴润生还认为，林彪在“夫妻恩爱”、“儿女情长”方面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是葬送他政治前程的重要因素。

　　梁由之在《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83〕一文中谈及了林彪不少优点，也列举了林的一些缺陷：1、不知自忌。2、不够谨细。3、器量偏于狭窄。4、两面派。5、心不够黑，皮不够厚。

　　三、简短的结语

　　记不得是谁说过，历史象一幅油画，你离开越远，就看得越清。这句话，适用于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同样，也适用于林彪和“林彪事件”。

　　近年，随着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的相继出版，为林彪研究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一些久久悬而未决的事件真相，终于有了逐步还原其本来面目的可能。诚然，研究者一方面应为这些回忆性史料的出现感到高兴，惟另一方面，却应在使用这部分材料时有着科学、求实的态度，认识到回忆录作者所处位置和角度的局限，与其他史料多作对照、比较。

　　进入新世纪后，在对林彪、林彪事件的研究上，虽然研究面已有所扩阔，研究专题有所增加，研究质量也有所提高，但仍存在相当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在对林彪生平的研究上，相当部分的时段还是空白，至今，尚未有一个准确、详尽的林彪年谱出现；不少专题的研究，由于档案材料未能开放，仅局限于对仅有的一星半点公开材料表层性的反复“榨取”，难以进入深层次的挖掘；由于研究理论和方式的狭窄，制约了研究水准的进一步提高，以至所谓“林学”离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其实，“林学”尚待解决的课题是大量的，例如：对林彪军事学术思想尤其是中共建国后战略思想的研究，对林彪军事实践尤其是解放战争阶段军事实践的研究，对林彪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思想的研究，对林彪处世哲学、个性缺陷方面的研究，对中共建国后毛、林关系演变的研究，等等，更不用说诸如文革中的林彪真实一面，“九一三事件”真相，尚有大量仍未真正揭开之谜。

　　我们仍须努力！任何历史真相，总是难以完全、绝对地还原，惟经过努力，接近真相，将其基本面揭晓、还原，应该还是可能的。求索的前路艰辛而充满挑战，而这，恰恰正是解开“林彪密码”过程的引人入胜之处！（2007年3月）


注释：
〔1〕张云生、张丛坤著：《“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前言，页3－4。
〔2〕心远：《推倒加在林彪头上的不实罪名——林彪研究专家丁凯文答问》（纽约：《多维时报》2004年7月30日）。
〔3〕王海：《我的战斗生涯》，页224。
〔4〕同〔3〕书，页231。
〔5〕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页41，365。
〔6〕王力：《王力反思录》，页940，943。
〔7〕以上及以下引文，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275，321，329。
〔8〕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页262－263。
〔9〕2006年3月访问林立衡谈话记录。
〔10〕徐景贤：《十年一梦》，页193。
〔11〕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封底。
〔12〕同〔11〕书，页378。
〔13〕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页788。
〔14〕彭红英、余世诚：《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林彪的几次分歧》。
〔15〕黄瑶：《对辽沈战役中两个有争议问题的看法》，及见本书何海《近十年来
关于战争年代林彪的研究》。
〔16〕谭云鹤：《辽沈、平津战役时我给林彪当秘书》。
〔17〕罗舜初：《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
〔18〕李建国：《辽沈战役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页98，103，104。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页1399。
〔20〕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163）》，2003年2月10日）。
〔21〕同〔19〕书，页1412。
〔22〕同〔6〕书，页592－593。
〔23〕余汝信：《林彪“五一八”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电子杂志：《枫华园》总第436期，2004年2月6日）。
〔24〕〔28〕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电子杂志：《枫华园》总第432期，2004年1月9日）。
〔25〕同〔19〕书，页1421。
〔26〕何云峰：《“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
〔27〕陈小雅：《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真伪辨》，《重审林彪罪案》，页614－620。
〔28〕彭厚文：《“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何选择林彪为接班人？》。
〔29〕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130－131。
〔30〕本节内容详见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31〕同〔11〕书，页355－366。
〔32〕同〔1〕书，页467。
〔33〕苏采青：《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34〕同〔19〕书，页1564－1565。
〔35〕同〔1〕书，页568。
〔36〕阎铭：《我的父亲与“一号号令”》（济南：《老照片》第24辑，2002年8月）。
〔37〕迟泽厚：《“一号令”发出前后》，《重审林彪罪案》，页91－131。
〔38〕同〔11〕书，页373－374。
〔39〕同〔13〕书，页792－793。
〔40〕同〔13〕书，页822－823。
〔41〕同〔19〕书，页1567。
〔42〕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
〔43〕同〔11〕书，页378。
〔44〕〔45〕同〔13〕书，页777－778。
〔46〕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2］2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3日印发，页6－7。
〔47〕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48〕丁凯文：《毛泽东的南巡与倒林阴谋》，《重审林彪罪案》，页254－266。
〔49〕千秋：《倾听历史的声音——千秋评林彪事件》（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461）》，2005年10月18日）。
〔50〕同〔13〕书，页860－861。
〔51〕同〔19〕书，页1592－1593。
〔52〕同〔19〕书，页1599。
〔53〕同〔13〕书，页852。
〔54〕陈伦和：《也谈〈林彪“小舰队”成员近况〉——当事人陈伦和自述》（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531）》，2006年10月4日）。
〔55〕陈晓宁：《林彪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的罪名之证伪》，《重审林彪罪案》，页323。
〔56〕史学：《林案的玄机和蹊跷》（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427）》，2005年4月6日）。
〔57〕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页397－398。
〔58〕同〔19〕书，页1600－1601。
〔59〕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2004年7月17日。
〔60〕〔61〕〔62〕余汝信：《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释》（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478）》，2006年1月18日）。
〔63〕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477）》，2006年1月17日）。
〔64〕舒云：《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469）》2005年12月6日）。
〔65〕〔66〕同〔13〕书，页863－864。
〔67〕〔69〕〔70〕李晨：《世纪风铃》，页237－250。
〔68〕丁丑：《北戴河林彪驻地警卫人员刘吉纯口述——林彪出逃前夜》《林彪·军队·文革》网站，913亲历者言专栏。
〔71〕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2月总第108期，页18。
〔72〕李晨：《世纪风铃》，页254－255。
〔73〕〔74〕康庭梓：《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中华儿女》1999年第4期总第116期，页34－39。
〔75〕〔79〕王年一、陈昭：《256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重审林彪罪案》，页487－488。
〔76〕陈晓宁的《质疑林彪“913”事件》首发于2001年10月2日出版的电子杂志《枫华园》特刊总第32期，后刊载于2002年1月21日出版的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118）》，并收入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
〔77〕王年一、吴润生：《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118）》，2002年1月21日）。
〔78〕京城孤魂：《是谁干掉了“256”专机》，《强国军事纵横》网站，2005年1月17日。
〔80〕区区不才：《“不才”林彪9·13系列探微》，《林彪军队文革》网站，林彪事件专栏。
〔81〕见王海：《我的战斗生涯》页231－234，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275－278。
〔82〕吴润生：《林彪与文化大革命》，页280－310。
〔83〕梁由之：《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林彪·军队·文革》网站，军队与文革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