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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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

作者：牛军
来源：明德史馆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旨在探讨导致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和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飞跃性发展的主要内容、动力和过程。以往的一些研究认为，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领导人都是在全球战略层面思考亚洲地区问题的，本文的研究并不否定这个基本判断。不过，大量新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外交档案证明，毛泽东等对亚洲地区问题的思考和此时期他们针对该地区一些问题制订的政策等，有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含义。从后来的发展看，中国处理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实践为中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和空间，中国因此建构起新的国家身份和认同。尤其是对中国外交影响重大的是这种变化加强了中国领导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他们渴望更加迅速地克服与外部世界交往中的战略性缺失和获得更强大的世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对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苏结盟、中美对抗和主要事件，对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亚洲政策缺少深入的探讨。冷战、中苏关系与中美对抗、亚洲地区国际体系的变动和中国的内部事务等等因素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等，固然是中国亚洲政策得以发生的基本背景，也是探讨中国亚洲政策的基本结构。本文试图在这个结构中勾画出中国亚洲政策缘起的轮廓和线索，国内外新外交档案的发现则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条件和动力。

本文将对中国亚洲政策的研究置于“中间地带”这个概念之下，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在1946年8月提出的，他习惯性地用形象的语言描述当时地缘政治和世界政治中正在展开的关键变化，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非欧洲大国的兴起及欧洲衰落之后，美苏之间的地缘空间中的那些政治力量大致都可以用“中间的”来概括，并将对世界政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1954年夏季，中国的亚洲外交进入一个十分活跃的新时期，当时毛泽东重新使用这个概念概括他对世界政治的观察和解释对外政策的调整，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到一个连贯的论述逻辑，故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历史文献重新界定“中间地带”思想的内涵和长期影响。本文论述涉及的东亚和南亚地区并不是毛泽东用“中间地带”概括的全部地区，将这两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那里是中国当时在苏联阵营之外展开外交活动的主要空间。

一、“中间地带”: 一种新认同的缘起

20世纪初，中国兴起的政治思潮和革命运动都证明，关注中华民族之命运的所有精英基本达成了共识，即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是否能自觉和坚决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其代表者为孙中山的名言:“当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共领导人同样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同世界的联系甚至还要更紧密、更具体。这主要表现为他们笃信，中国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演变尽管极为复杂，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是苏联与各国共产党的命运紧密相关，“反苏”必然“反共”，而“和苏”就会“和共”。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共领导人对国共关系变化的每次判断，都将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状态及美英法等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作为重要的依据。

抗战结束后，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的政策是反苏反共，国民政府则是“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这种将国共之争视为美苏之争的看法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共与苏联是连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二是中共中央因此需要同苏联协调政策，中共的政策要适应苏联的对华政策。不过到1946年3月东北内战爆发之际，中共领导人的看法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他们当时不再认为中国的形势发展同美苏关系有那么紧密的联系，中共有必要根据新的现实来决定战略和对外政策。从1946年初起，毛泽东就在寻找机会在东北同国民党军队打一场大战以确立中共在东北的地位。3月间，毛泽东下决心不惜通过战争来控制北满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不过党内也有人担心东北大打有可能引起全面内战，甚至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这时丘吉尔刚刚发表富尔顿演讲，有关美英苏再度爆发冲突的国际舆论沸沸扬扬。中共中央因此确实需要解释，世界形势的变化到底对中共的战略将有何种影响，以及中共的政策与美苏关系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

针对上述疑问，毛泽东在4月写了一个简短的文件表达他对世界形势的一些新看法。看来他并不十分有把握，所以文件当时仅限部分领导人中传阅。他说苏联同美英法之间的关系是妥协为主，尽管目前妥协还不会很多。更重要的是大国之间的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同美英法“做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特别是苏联同美英法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换言之，中共中央不必为了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而不断对国民政府做出让步。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等对冷战与中国革命运动关系的认识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信号。

全面内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开始用“中间地带”这种话语进一步阐述他的上述看法。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毛泽东首次使用“中间地带”来概括他对世界政治的新观察，此后不久又据此对世界政治作了与众不同的系统阐述。他当时描绘了一幅这样的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图景: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即“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在毛泽东看来，“中间地带”有两重属性。从地缘角度看，那片地方处于美苏之间而且“极其辽阔”;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里的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两类，它们中的每一类都力量不足，但加在一起则数量极为庞大。毛泽东认为，3月以来美国进行反苏宣传是在释放烟幕，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所以，只有“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扩张，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战争。根据这个逻辑，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就是美国到处侵略扩张和“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美国的斗争，“美苏之争”自然也就不是中心、也不是最重要的了。

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三人在延安枣园开会。当时由负责宣传工作的陆定一做记录，这表明他们是打算宣传这次会议中提出的观点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概要地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他说现在世界分成了三块地方即美国、苏联和美苏之间，其中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中共革命因此而“与世界有紧密的联系”。他还估计，未来的发展很可能是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样，反正就不可能是美苏矛盾占据世界政治的中心。经过在这个小范围达成共识后，毛泽东指示陆定一专门写一篇文章阐述上述新见解。

陆定一很快完成了初稿。该稿经毛泽东两次批阅，以及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等阅后表示同意，于翌年1月4日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该文集中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的核心，即“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人民与美国反动派的矛盾，是英美矛盾和中美矛盾”，那种关于世界政治中“美苏矛盾是主要的”等观点，则是“中外反动派的武断宣传”。在这样的论述逻辑中，中国革命在世界政治中地位大大上升，属于决定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一部分。中共中央因此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中共推行更为激进的政策符合世界政治的大潮流。

毫无疑问，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思想首先是为了中共战略转变的需要，既然中共中央选择了战争解决问题，就必须回答同战后一个时期以来的情况相比，世界政治的新特点是什么，以及中共的战略选择同世界政治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描述其实是很实用的，他对世界政治的本质的论述远不能说是准确和完整的，但的确满足了中共战略转变的实际需要，而且这些论述还是把握住了一个实质性问题，即中共可以走自己的路，因为不论美国和苏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和对抗达到何种程度，它们实际上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介入国共内战。

不过从更长远的影响看，需要指出，“中间地带”思想中包含着一种新的认同的萌芽，其核心是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在内的民族和革命运动有着比大国政治更为重大的影响和意义。根据陆定一文章的论述，正在形成一个“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它包括“美国的人民，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等“十几万万人的极其巨大的队伍”，这“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新的一页”。文章没说苏联是这个“世界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尽管肯定了它会给予“同情和支援”;中国则与苏联不一样，“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运动，是这一段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一部分”，中共应该“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革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大幅上升，他说“打破了德国，来了英法左倾，打破了日本，来了中国革命”。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苏联一样。后来的发展证明，这种新认同既然萌发，便不可避免地开始影响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判断，以及影响后来中国对亚洲的政策。那个地区是“中间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主要的地缘政治舞台。

之所以说“中间地带”思想中包含的只是一种新认同的萌芽，是因为“中间地带”思想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就延续了一年时间。到1947年9月，欧洲九国情报局会议召开以后，“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在毛泽东的话语系统中一度消失了。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及它立即公开宣布世界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借此公开宣布它将担当起世界反美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指出，当前各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错误倾向是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美国集团的力量。各国共产党只要不怕美国的战争恫吓和讹诈，就可以挫败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任何计划。这一论述显然非常有利于中共中央的战略决定和克服中共党内的“恐美”思想或倾向。所以，自从共产党情报局的《宣言》发表以后，中共中央很快接受苏联的观点，宣布世界已经划分为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以及苏联是和平民主阵营的领导者，等等。毛泽东还充分发挥《宣言》对世界形势的论述，宣称全世界反美力量超过了美国及其阵营的力量，以及中共“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不过，毛泽东此时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分析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在“中间地带”思想中，中国革命是处于世界政治中心的，虽然还不是唯一的中心。情报局《宣言》则断言，世界政治的中心仍然是在美苏之间，美苏之争的中心还是在欧洲。《宣言》几乎没有涉及中国革命和中共，而中共也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在苏联看来，中共算不算共产党都还是个疑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立即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的论述是有选择性的和很实用的，尽管他们知道“中间地带”在地缘和国际政治两方面的确切含义是无法同“两大阵营”协调起来的。

革命民族主义的激扬是这个时期中共战略思考的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同样也是毛泽东“中间地带”思想的一股源头活水。二战胜利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再次蓬勃兴起，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诉求，就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实际情况是在中共的政治动员中，民族主义的确被证明是最行之有效的法宝之一，特别能在革命队伍中激起昂扬的斗志、献身的热情与无所畏惧的勇气。这个时期中共革命民族主义在追求民族解放这一点上与以往并无不同，同其他政治集团相比本质上也无不同，它的突出特点是在于针对列强在东亚以《雅尔塔秘密协定》为基础构建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冲撞直至根本性的革命与颠覆。这一特点在抗战刚结束时就表现出来，“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则是第一次用中国话语进行理论化的尝试。

伴随着中共的战略转折，中共的革命民族主义进入新的高潮。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军队转入战略进攻后的部署。这次会议决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布接受情报局《宣言》的观点。不过，毛泽东的很多讲话内容与其说是在迎合苏联对世界政治图景的新描述，不如说是在继续为中共的战略做论证。会议期间的讨论反映出党的领导层存在不同的意见，与会干部中有人认为，仍然存在爆发大的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等等。毛泽东则有针对性的重申了他在1946年4月那个短文件中提出的观点，特别是批评一些中共干部“谈帝国主义就好像谈虎色变”。他说那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多年与帝国主义斗争，遭受失败，故精神有些害怕”。特别是他指出“恐美”在苏联也有，“喜欢美国罐头，喜欢美国纸烟，对伟大的现实看不起，这就是由于战争受了创伤，精神上未获解放，怕纸老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热衷走议会道路而导致革命力量遭受挫折。毛泽东还流露出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的赞赏。他以南共领导人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期间强硬批判美国为例，暗示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的发言有些软弱。对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运动是首要的，他无非是要使中共指战员获得一次精神解放，但他对南共的赞扬和对苏共的暗指显然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苏南关系破裂后他一度被怀疑为是中国的“铁托”。更重要的是，中共革命所包含的革命民族主义诉求使毛泽东在涉及中国世界地位的问题上不可能同苏联始终保持一致。

二、“东亚革命中心”: “一边倒”中的地区政策定位

论述“中间地带”思想的缘起及它与“两大阵营”理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要否认后者对中国外交的历史性影响。本文要做的是将焦点从中苏结盟与中美对抗等等转向“一边倒”对中国亚洲政策的影响。这个影响的核心就是在建国伊始，毛泽东等把即将承担亚洲革命中心的重任确定为亚洲政策的重要目标。

有关中苏同盟的研究聚焦于1949年2月初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对中苏结盟的意义时，几乎都忽略了后者向中共中央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即斯大林有意让中共担当起东亚革命运动的领头羊。此后一直到毛泽东建国后访问莫斯科的历次双方高层交往中，这一直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话题，其结果对中国亚洲政策的影响巨大。苏联对外政策转上冷战轨道之后，斯大林试图更积极地推动亚洲的革命运动，苏联有关部门开始在亚洲寻找合适的代表。他们最初并不很关注中共的地位，这同斯大林对中国局势的估计有关。这种情况持续到1948年春天，中国内战局势的急剧变化、苏联与中共在东北关系的发展，以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电报联系等等，导致斯大林决定让中共承担亚洲革命中心的重任。

米高扬向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地转达了斯大林的上述意图。他在强调中国革命的亚洲意义时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必谦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具有历史意义，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代表苏共中央建议中共“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并询问“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是否有可能。毛泽东当时表示同意并说要争取“尽早成立”。他说“我们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联系紧密些，同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然后双方还谈到具体的步骤，毛泽东表示希望在中共军队占领华南并等局势稳定后再讨论。此后，毛泽东的确同斯大林探讨过组建共产党东亚国家局。这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导致的一个重大的事态，其关键是使中共领导人相信他们从此要承担起东亚革命运动中心的历史责任。

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领导人之间至少谈论过中共在东亚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这时是相当谨慎的，这同他的主要思考是一致的，因为他刚刚告诫说“务必使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时很明确地说，中国革命是20世纪可比肩于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不过他不赞成王明说他的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提出了这样几个理由: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域宽阔，这样定义好像“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第二，如果有的国家不听中国的，“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第三，“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毛泽东这时还是谦虚的，不过他列举的理由中并没有完全否认中国革命在亚洲地区将拥有首要地位的内在逻辑。

在刘少奇7月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本人亲自说明希望中共成为东亚革命运动的中心。他明显地突出了东亚和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向刘少奇描述了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断从西方向东移动的历史过程，即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世界革命从欧洲“移到东方”即俄罗斯，“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他说中共有“很高的地位”，因此“责任更大了”。会谈中，随同刘少奇访苏的高岗提出中共参加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不同，一是“中国是一个长期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同东欧的不同。他建议组织一个“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因为“在东亚各国有许多情形是和中国相同的”，即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东亚是有普遍意义的，苏联也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可以推断，斯大林这些评价会极大地强化中共领导人对东亚地区革命的认同和责任感，他们看来是乐于接受这种使命的，尽管他们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还不准备采取重大的行动。当时，至少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已经开始从东亚革命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刘少奇当时专门就东亚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给斯大林写过一个报告，他直言不讳地说，报告中的建议是“根据中国的经验”。

建国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公开宣布愿意承担亚洲革命领导者的义务。建国仅45天，亚洲和澳洲工会会议就在北京召开了。刘少奇担任这个会议主席团的主席并致开幕词，他豪迈地宣布，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有普遍性的，即“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的道路”。他在会议期间还发表讲话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就意味着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也就大大地加重了”，“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而且“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刘少奇的两篇讲话逻辑清晰，显示了中共领导人的地区认同、角色理解和对支援地区革命的相当明确的义务感。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同斯大林讨论了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的局势，中苏决定结盟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10天后，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有关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这种时间上的连接至少表明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涉及亚洲的问题达成了某种共识。刘少奇在这个指示中写到: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共应给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等“兄弟般的帮助”，“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表现出“冷淡和骄傲”。这是“一边倒”严重影响中国处理亚洲事务的认知与态度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中国领导人愿意承担东亚革命中心的重任。

以往的研究都忽略了“一边倒”对中国领导人理解何为外交的直接影响。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建国后的外交任务“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友谊”;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国家机器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的对外功能就是“联合各兄弟国家，联合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反对敌视新中国的国家。比较毛泽东访苏期间中国领导人分别处理同越南和印度建交问题是有意义的，这两个案例对于解读“一边倒”的影响相当典型。

新中国成立不久，越共中央即派遣李班、阮德瑞秘密访华，争取军事援助和恢复中越两党高层直接联系。中共中央当时希望越共能协助阻止国民党军队败逃到越南境内，并考虑向越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双方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12月24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电告云南局势时说，越共代表明确提出希望中国提供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并要求互相给予外交承认。他告诉毛泽东，政治局开会认为在法国没有承认中国之前，与“胡志明建立外交关系是可以的，利多害少”。至于“害”是什么，电文中没说，只是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当天即回电要求刘少奇转告越共，“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公开来华，中方“予以公开欢迎”。刘少奇接电后即通知越方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来北京”，不过他明确提出“应秘密地来到中国，不应公开”。此后，双方很快就建交问题达成一致。1月15日，越共中央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承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周恩来3天后回电，宣布与胡志明的共和国建交。19日，《人民日报》以《东方民族解放斗争的新胜利:祝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为题发表社论高调予以肯定。胡志明则已经踏上亲赴北京求援的旅途。

1月25日，胡志明到达武汉。直到这时，刘少奇才从中南局的来电中知道，到访的越南“负责任的”代表竟然是胡志明本人。他感到兹事体大，因为这毕竟是要接待第一位国家元首。他立即指示中南局只在党内表示秘密欢迎，善加款待后“周密护送来京”。第二天他即电询毛泽东，对胡志明本人来访，北京是否要公开欢迎?毛泽东复电表达了极大的热情。他要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等都应前往车站迎接，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并希望胡志明能等他和周恩来回京后举行“峰会”。28日，刘少奇转达胡志明的一封电报，后者提出打算秘密访问莫斯科。这样做的好处对胡志明是显而易见的，他可以一举实现中越“峰会”和苏越“峰会”。

1月30日，胡志明到达北京。北京的领导人并没有公开到火车站热烈迎接，刘少奇只派杨尚昆到车站接人，以便继续保密。当天晚上，刘少奇设宴招待胡志明并随后举行了会谈。胡志明对他想要获得的援助是富有想象力的，他甚至提出要得到飞机等等。刘少奇表示愿意满足越方大部分要求，具体方案要同毛泽东商量后确定。会谈后，刘少奇打电报告诉毛泽东，胡志明是光脚走了17天才进入中国，知道如去莫斯科往返要个把月，便打算取消这个行程，而且为见到毛泽东而在北京等一个月亦“认为不可能”，那样会耽误革命工作。毛泽东立即回电力邀胡志明访苏，他说斯大林经劝说已同意立刻接待胡。为了能使胡志明顺利成行，毛泽东说服了斯大林派飞机到北京接驾。

胡志明于2月6日抵达莫斯科，访问期间他有机会被斯大林接见，从披露的会谈内容看，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因为斯大林已经将援越抗法的重任交给中国，毛泽东也已经毅然承担起这个重任。2月16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胡志明借参加宴会的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越共也与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斯大林除了高度赞扬胡志明很有智慧，其他未置可否。不过不管怎样，越南已经被带到苏联阵营之中。

在同一时间，毛泽东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处理与印度建交问题。建国前后，中国领导人将刚独立不久的印度视为国际反动势力的一部分。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印度政府被定义为“反动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合作者”。对印度的这种负面评价因当时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而愈加强化。1949年12月16日，缅甸政府致电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莫斯科打电报告诉周恩来，要求对方“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相关问题，他说“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而谈判则是为了保证“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毛泽东的复电既有对缅甸政府的阶级定性，也包括了要求对方派代表谈判的真正目的。21日，周恩来在回电中表示很同意毛泽东的主张，通过先谈判再建交来“取得主动”，“并可在谈判中适(原文如此)宕时间”。他当天即复函缅甸政府要求举行建交谈判。此后不久，印度政府亦表达建交意愿，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照此办理。

1950年1月17日，刘少奇电告毛泽东，尼赫鲁本日发来一电表示，唯有同意两国已经建交并采取实际步骤“才能进行有效谈判”，即先建交后再谈判。此后，刘少奇就此事再电毛泽东，提出对印度来电的答复方式，并认为处理方式会涉及同英国的关系。20日凌晨1时，毛泽东电告刘少奇同意给印度的答复，但对英国的答复“应当拖一下”。显然是因为对刘少奇转达的外交部一些人的看法不满意，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他们“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因为“主动权完全握在我们手中”。他当天晚些时候又发给刘少奇一封电报，专门解释要求与印度等国家谈判建交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谈判无非是“出些难题拖延时日，表示我并非急于要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附属国建立外交关系，相反地倒证明这些国家是在急于要钻进来”。他还认为，拖住它们的好处是“同时也可使美帝国主义集团推迟其钻进来的时日”。毛泽东将这些国家主动提出与中国建交等看作是想要“钻进来”，既然将印度定义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也就适用于中印建交。在中国政府举行的一些活动中，也特意不邀请印度代表参加，以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区隔。中国于4月1日同印度正式建交，导致中国很快做出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在解放军已着手准备向西藏进军。

此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先后做出了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的决定，它们无疑是中国亚洲政策形成过程中有长久影响的事件，对此已有不少专门的研究成果，故不赘述。当毛泽东在中南海同时指挥志愿军对联合国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和越南人民军对法军发起边界战役时，可以想象他心中多少会有“亚洲革命中心”的感觉。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经验在亚洲具有普适性的信念在很长时间里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亚洲政策。

三、重返“中间地带”

从建国直到1955年4月亚非会议召开，与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是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这种近乎停滞的发展状况固然同美国的遏制政策有关，另外也是因为影响中国同亚洲新兴国家关系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包括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边界领土争端、华人华侨等，而且中国领导人当时完全没有同这些国家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他们既没有到过那些国家，也没有直接接触过那里的领导人。不过也有必要指出，“不承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政策被继续贯彻和中国领导人对外交本质的理解等，是至关重要的“内因”。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调整对外政策、美国军事遏制造成的安全形势严重恶化，以及国内实施“一五计划”等重大事态的发展，推动中国亚洲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朝鲜停战则是重要的契机。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和中国领导人将关注转向国内事务后，他们已经在思考对亚洲新兴国家的政策。当时，中国除了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同美国对抗之外，对外关系需要有新的发展领域，首先就是发展与周边亚洲国家的关系。诚如他们最初交往所获之心得，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修改了此前对“国际统一战线”的一贯阐述。他说区别不同国家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而不是国家的阶级属性，他还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问题:“外交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他的回答是“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在今天看来是简单明了的结论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在苏联阵营国家之间，执政党间的党际关系是决定性，通行的国家关系准则被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并不能被运用于与其他类型的国家关系中，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即使是在苏联阵营国家之间它也是不可持续的。中国领导人有必要为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相处找出行得通并被广泛接受的原则。

首先是中印关系的发展为中国调整亚洲政策注入了重要的动力。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西藏局势逐步稳定，中印之间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随之凸显，双方不断就印度在西藏一些地方驻军、印度外交人员的特权等进行具体交涉。1953年9月2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提出双方就中印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三天后，印度外交秘书面交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一份备忘录，提出“尽快商讨所有待决问题”，认为过去的经验证明，“零星考虑个别问题不能引导向圆满解决”。10月3日，赖嘉文再次向袁仲贤面交一份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乘最早的机会”解决两国在西藏地方面临的问题。15日，周恩来复函尼赫鲁，正式表示希望两国于12月在北京举行谈判。他在信中提出中印关系的基础是“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印度在西藏地方的特权必须终止，但印度在那里的具体利益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23日，尼赫鲁复函表示同意举行谈判并同意周恩来在复函中提出的三点“新的基础”。

12月末，中印谈判如期在北京举行。31日，周恩来会见印度谈判代表团。他提出双方应该按照“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从中印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和后来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看，周恩来当时系统地提出这么多的原则是有相当强的针对性的，这也印证了处理中印关系对于中国外交的典型意义。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了一项协定，在“序文”中包括了周恩来的上述建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完整地载入外交文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不能说是偶然，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说，中国领导人必须将革命意识形态同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进行某种程度的切割，才能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至于成为不能取信于人的华丽空谈。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他们有比较自觉的国家领导人的角色意识，而这种角色意识需要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逐步构建。

此后不久发生的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日内瓦会议，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非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中除了苏联、朝鲜和越南的代表，其他人都将周恩来当作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常委。同样，当周恩来等人作为国家外交代表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他们也必须要用国家和国家利益这类话语思考和解释中国的政策和行为，否则就难以同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进行基本的外交交往。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对印度的访问在中国亚洲政策转变过程中有特殊的意义，尽管这次访问的起因是尼赫鲁的反复邀请。5月23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赖嘉文会见正在日内瓦开会的周恩来，他在会谈一开始便说尼赫鲁邀请周恩来在回国途中访问新德里。周恩来当时未置可否，他第二天在向北京汇报此次会谈内容时提到尼赫鲁发出邀请，不过这个内容被列在这个很长报告的第四项，只用了两句话知会北京而已，未作任何评论和建议。他的注意力都放在解决印支停战问题了。6月13日，梅农再次当面向周恩来发出邀请，他说周恩来哪怕是“路过印度小住，一天也可以”。周恩来告诉他“现在很难答复”。这段对话被列在报告给北京的会谈记录中，不长也不突出，周恩来也没有向北京表达任何意见。不过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接受尼赫鲁的访印邀请。

北京的领导人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中思考中印关系和周恩来是否访问印度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后不久，外交部曾经就如何评价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金等亚洲五国总理会议提交专门的研究报告，认为五国总理都赞成印度支那停战，而且他们提出的停战方案同中国的主张很接近，特别是印度、印尼、缅甸等在中国关切的地区安全问题上，与中国有重要的共同点，即都反对美国在亚洲建立军事同盟体系。6月12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有关周恩来是否访问印度的建议，它被包括在一份有关争取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综合性报告中。该报告提出，周恩来访印取决于中央是否下决心积极发展同印度这类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因为印度、缅甸等有可能在访问中提出“复杂的边界问题”，而这短期内“还不可能解决”。但是，错过这次时机对中国设想中的签订“亚洲和平公约”计划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所以关键是能否确定“积极争取这些国家的方针”。

毛泽东、刘少奇等看过报告后很快做出肯定的答复，刘少奇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示他接受尼赫鲁的邀请。17日，周恩来告中共中央他决定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前往新德里。后来因为缅甸总理吴努也发出邀请，他的行程中又增加了对仰光的一天访问。从周恩来给北京的报告内容看，他设想这次访问的目的主要是在解决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同尼赫鲁交换看法并争取达成共识，具体地说就是为缔结“亚洲和平公约”做准备，打击美国组织东南亚条约的计划，以及实现印支停战。

6月25—29日，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这是建国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非苏联阵营的亚洲国家，此前他们只去过莫斯科。周恩来分别同尼赫鲁和吴努签订了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印、缅领导人在声明中确认他们也同中国领导人一样，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亚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公报的重要价值是在于，它们使中国领导人相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中国在亚洲高举的一面旗帜，而拥有这面旗帜不仅对中国在这个地区追求的战略目标是有益的，而且对中国亚洲政策的转变十分重要。周恩来同尼赫鲁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后者说明，中国领导人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在推动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同亚洲新兴国家发展合作关系。

这次访问使周恩来更加乐观和自信。在日内瓦会议上和休会期间的外交活动使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对印、缅的访问则是锦上添花，他相信中国在亚洲的外交天高地广，大有可为。7月5日，周恩来在柳州结束了与越共中央的会谈，说服他们接受了积极争取印支停战的方针。这相当于克服了中国亚洲政策转变的最后障碍，他此前已经基本确定印支停战的关键就是越南方面是否下决心做出妥协，事实也是如此。第二天，周恩来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并于当晚到毛泽东处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汇报他的外交活动并讨论今后的对外政策。周恩来的汇报对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调整对外政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次与会者还包括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他们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印支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做出重大决定。

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对外政策。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日内瓦会议的情况、他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成果，以及他同越共中央会谈的情况，等等。他最后说“原想再关一年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有欲关不能之势!”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很高，而且苏联也希望中国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周恩来的介绍令与会者感到鼓舞。毛泽东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表示了肯定，而且对周恩来的建议深表赞成。他说“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因为“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就这样，“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时期结束了。用周恩来的话说:“前几年，我们说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现在经过初步整理，房子已经基本打扫干净了，因此可以请一些客人来。”

非常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重新用“中间地带”概括了他对世界政治的观察与结论。他说世界形势变化很大，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一方面苏联阵营团结的很好，另一方面则是世界的其他部分“四分五裂”。美国“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是利用反共的旗帜把它盟友的地盘“占领起来”，特别是在东方占领了诸如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等等很多国家。在他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同他在1946年夏季所阐述的一样，是借口反共来控制“中间地带”。他认为在他描述的世界政治图景中，中国“情况是很好的”，中国“走出去”发展的空间就是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而指导方针就是“和平共处”，“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第二天，毛泽东在政协常委会上就外交政策发表讲话。他说今后外交要全面发展了，而指导方针就是“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到此为止，中国领导人终于为他们调整对外政策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论述，其特点是通过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整合到传统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之中，从而大致协调了支持亚洲革命和发展亚洲外交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也是他们下决心改变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8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他再次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他以欧亚大陆为中心，把世界政治结构描述成按照地理状况分成的三个部分，美国所处的北美在欧亚大陆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剩下的都归于“中间地带”。“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它的真实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此后不久，毛泽东也这样提醒到访的尼赫鲁，他说美国反共“是以此为题目，另有其他的目的”。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于解释冷战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基本特征是有其合理性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解释建立在一个基本事实之上，即美国和苏联两个非欧洲大国的兴起及欧洲的衰落，冷战和诸多地缘和世界政治版图的勾画都缘起于这个变化。毛泽东认为，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那些国家大致都可以用“中间的”来概括，他的一系列分析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的概括之上。不过比较1946年8月提出的“中间地带”，毛泽东此次重提这个概念还是有巨大区别的。1946年夏季提出的那个“中间地带”中除了英国为代表的一些中等“资本主义国家”，其余成分是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和他们发动的革命运动。1954年夏季描述的“中间地带”中的主要行为体则包括各种各样的新兴民族国家和即将兴起的国家。至少中国领导人的目光聚焦在那些国家上，他们必须为处理同它们的关系找到指导原则，“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和“和平共处”等概念就这样合逻辑地出现了。

中国领导人在7月6日到8日的几次会议中所阐述的思想是中国外交的一次历史性转变的开端，在中国外交的演变过程中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随着日内瓦会议结束，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8月开始，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陆续接待了很多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一批批代表团。它们包括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和一大批苏联阵营国家的代表团，还有诸多来自亚洲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和各类型的政府、政党的代表团。在所有这些外交活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事必躬亲。从他们同来自亚洲、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政治人物的交往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开始与“两大阵营”并列;“和平”、“和平共处”等概念则高频率地出现，成为中国领导人阐述国际政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外交话语。与之相联系的则是重新命名亚洲新兴民族国家。

中国领导人在如何定义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在很长时间里都存在困惑。到1954年夏季，在中国外交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中国领导人开始用它们来称呼亚洲(后来加上非洲)新兴国家。这些概念大致分成三类，它们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认知的视角和逻辑。第一类是以地理文化为标准的，诸如“东方国家”、“亚洲国家”、“亚非国家”等等。第二类是以国家主权独立程度为标准的，如“独立自主”、“接近独立自主”等等。第三类是以同冷战“两大阵营”的关系为标准的，如“中间国家”、“中立国家”、“第三世界集团”国家等等。显然，当中国领导人决定改变对外政策时，他们已经在有意识地重新定义这些国家，以便为新政策找到合理的依据，以及建立起能够进行有利和有效交往的外交话语。重新定义亚洲新兴国家的性质和地位对中国外交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以这些定义为基石构建起来的话语系统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外交的一种新认同，即中国不仅拥有不同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身份，而且也不同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与尼赫鲁会谈做准备时决定，将“东方国家”的认同作为他的论述中心。在那次会谈中，毛泽东阐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亚洲新兴国家拥有三个“共同点”，即都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都是农业国、工业落后被人看不起，以及地理上都在东方、在亚洲。他分析了这些共同点的优势和劣势，并阐述了中国将做出何种努力，甚至告诉尼赫鲁中国打算开始研究原子弹。从此以后，“共同点”就成为中国领导人同后来所有到访的亚非国家领导人会谈的主题。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全体会议上所作补充之发言是一个经典之作，他将毛泽东的“认同”主题推向了一个高潮。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确信中国是一个具有上述本质和形象的国家，而且这种本质和形象是有价值的和积极的，是中国外交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

中国领导人在建构新的国家认同方面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这并不仅仅体现在为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大道，更重要的是这次认同建构的高潮同中国领导人的革命史观结合在一起，使中国人对自己具有这样特殊的身份坚信不疑，并充满自豪和自信。这在当时固然加强了中国同美国对抗的信心，后来则成为导致中苏分歧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领导人因为这种认同而在内心深处生发了一种在道义上比苏联更优越的感觉，他们相信中国在亚非(后来增加了“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先天地具有高于苏联的合法性。

新中国这次外交转变的高潮是中国参加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从1954年春季开始一直到1955年夏季，外交部的工作者们针对亚洲发生的如科伦坡会议、日内瓦会议、马尼拉会议、茂物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涉及的主要亚洲国家等等，做了大量和相当深入的调查和分析，认为亚非新兴国家的人民和各个阶层的人都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和反对西方;那里的“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其统治也不得不举起和平和中立的旗帜，反对美国扩张和在亚洲建立反华的军事同盟体系。这些报告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亚洲区域多边外交，更多地选择与亚洲国家合作，他们并相信能够通过亚非会议走到亚洲舞台的中心。在决定参加万隆会议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一如既往地扮演了领导核心与政策主要推动者的角色。这个时期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外交领域，这十分有利于中国亚洲政策的迅速形成。这以后，中国开始积极争取参加亚非会议并认真着手准备，直到周恩来登上万隆的讲台。中国通过参与并推动这次会议取得成功，极大地改善了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本人则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和影响力。

结论

以上论述表明，中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蕴含着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战略思维，并对此后的中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长远的重大影响。在他们看来，“中间地带”尤其是其中的亚洲地区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这里是中国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主要战略空间，是比中苏同盟更为持久的“落脚点”和“出发点”;这里有地缘安全方面的特殊重要性，是中国东南方向的安全缓冲地区之一，中国需要在这里狙击美国的扩张;这里也是中国在美苏两个阵营之外展开一场新的战略性竞争的舞台的一个主要部分，中国有可能在这里拥有足够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是领导地位。中国领导人将从这里开始在国际冷战格局中开辟新的外交战场，这在当时已见端倪。中国的亚洲政策转变是中国构建“中间地带”的努力的开端，它的确打开了一个重塑冷战并推动冷战全球化的独特而又影响巨大的进程，从那时起至后来很长时间(很有可能直到今天)，中国都试图将这里作为自己的主要外交舞台。

原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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