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平：关于撰写人民史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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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撰写人民史的几点思考


作者：周一平
发表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
来源：0307研究动态

摘要：西方国家出版了不少人民史著作，中国的通史型的人民史著作却难产，这值得反思。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用群众史观指导写历史；不能站在精英、英雄的立场上，用精英史观、英雄史观指导写历史。

关键词：群众史观，英雄史观，人民史



西方国家出版了不少人民史著作，中国的通史型的人民史著作却难产，这是值得深思的。

一

早在1874年，英国史学家J.R.格林(1837-1883)就出版了《英国人民简史》,以后又修订为4卷本《英国人民史》出版。这是英国第一次把人民群众当做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来写，而那些国王和达官贵人都不过是些愚昧自私的蠢物。《英国人民史》在英国产生极大影响，对中国学者也产生影响，对梁启超民史观的形成就有影响。以后又有A.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1938年初版，后多次修订再版（中译本有谢琏造等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莫尔顿及其著作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形成的先导。此后，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18世纪英国下层民众的道德经济》(1971)等，也是英国人民史的代表作，前者并被认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之作”，“缔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理论支柱”。汤普森说：“历史不是纸上的文字，不是国王和首相们的活动记录，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历史是普通人民或者说我们的人民的汗水、鲜血、眼泪和他们的胜利。”R.H.希尔顿《1381年的农民起义》(1966)、《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1975)等，也是英国人民史的代表作。希尔顿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承认的主要成果的特征在于我们写作了‘从下面着眼’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把历史研究的侧重点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及其制度转向劳动大众，无论是农民、工匠还是无产阶级。不过，统治阶级并没有被忽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社会史学，其研究对象正是以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经验等为主体来取代往常研究完全集中于“精英人物和精英政治”活动的倾向，把注意力转向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个体经历。

美国也已有几部《美国人民史》出版。1883年，麦克马斯特出版了《美国人民史》第一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H.阿普特克写的12卷本《美国人民史》（其中第一卷《殖民地时期》,由全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当时(1959)的美国学者评价道：“阿普特克的著作的最大优点之一，是他在掌握人民群众反对剥削者的许多斗争这方面的令人信服的态度。美洲殖民地的历史充满着这类阶级斗争，这些斗争在普遍流行的历史书中一般地不是被歪曲真相就是被错误表述。然而，阿普特克（正确地）论述了黑人奴隶的起义，印第安人反对土地偷窃者的不断战争，白种工人（契约奴和自由工）的多次罢工及其他反抗斗争，穷苦农民反抗苛酷地主、高利贷者、税收骗子等等的斗争……”1980年又一位美国学者H.津恩出版了《美国人民史》,1995年出版了修订本。这部著作也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把曾经被颠倒书写的历史颠倒过来。P.S.方纳也是美国写人民史的著名史学家。他从1935年起，即向资产阶级史学挑战。他认为，资产阶级史学不讲人民群众，不讲工人阶级。他决心要把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对美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写出来。1947年他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出版，到他1986年去世时，该书已出版第6卷。此外，他的著作还有《我们，另外的人民》《劳工和美国革命》《妇女和劳工运动：从殖民地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黑人史：从非洲到棉花王国的出现》等等。他一生出版了一百多本书，其中一半以上是有关工人运动的。此外，被称为“美国的汤普森”的H.古特曼在美国工人阶级史和非裔美国人奴隶制史的研究中也成就卓著，他1963年发表的《寻求权力的工人》,否定了传统劳工史把工会领袖置于优先地位的做法；他注重研究普通工人的日常生活和斗争，使“劳工史”变成了工人大众的历史，强调是工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工会领袖创造了他们的世界。

西方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兴起，它的大众研究取向以及微观研究取向，大大推动了人民史的研究，涌现了不少佳作。如法国当代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1974)、《蒙塔尤》(1975)等。《朗格多克的农民》于2009年被《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评为近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一。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派史学的主题之一是写“人民史”。1949年《民族事务月刊》特刊发表《人民的历史》,S.雷森在导言《重新占领》中强调：“人民不得不重新赢回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劳动成果还有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要“恢复劳动人民以往斗争的历史”。加拿大写人民史的著名学者是C.彭特兰(1914-1978),他的代表作有：《1843年拉钦罢工》(1948)、《1897—1919年西部加拿大劳工运动》(1973)及逝世后被整理发表的《1650—1850年加拿大的劳工和资本》(1981)等。其中《1650—1850年加拿大的劳工和资本》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著作”。

有的学者指出：西方史学界，“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社会史研究几经变化。然而，社会史学不论经历多少范式，它以民为本的基本特性连绵不绝。社会史学的研究对象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人民大众，变化的只不过是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理论、方法、视角和资料……”

反观中国，清末，梁启超首先倡导写“民史”，但他并没有写出“民史”。在中华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过曹松叶《中华人民史》。这本“人民史”，原名为“中华民族的留痕”，共63章200余页，从先秦写到民国的北伐，基本上是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其中的章节有：第三章：桀纣亡国的故事；第五章：从武王封建到幽王被杀；第九章：始皇的政策和反动；第十二章：武帝的扩张领土；第十五章：王莽的复古失败；第十六章：光武的表彰气节……

从章节目录中就可以看出，该书还是以帝王为主来写，算不上是“人民史”。而且第三十六章“蒙古的侵略——汉族第一次的亡国”；第四十四章“满洲的兴起和并吞中国——汉族第二次的亡国”，反映的是大汉族主义思想，不是民族平等思想，也算不上是中华民族的“人民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只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三卷。此书分六编：地理编、社会编、创造编、制度编、学艺编、人物编。其中创造编分：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比较强调了劳动人民的作用。而人物编分：政治：赵武灵王、李斯、萧何、诸葛亮……林则徐。军事：孙武、吴起……努尔哈赤。英杰：苏武、张骞……秋瑾。哲学：老聃、庄周……康有为、严复。教育：孔丘……张之洞。医学：扁鹊……李时珍……王清任。科学：张衡……华蘅芳。工技：李冰……黄道婆、潘季驯。字学：许慎……孙诒让。文学：屈原……曹雪芹。史学：司马迁……章学诚。文献学：刘向……纪昀。宗教：法显……鉴真。书法：王羲之……何绍基。绘画：顾恺之……原济、华喦（yán）。主要还是记述了精英人物，黄道婆这样的劳动人民绝无仅有。这部人民史的人民性强多了，但还不能算是完全写人民群众的人民史，基本上还是一部精英史。

张舜徽1980年发表《编述〈中华人民通史〉的初步设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呼吁编写人民史并开始实践，这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呼吁、实践似乎并未引起响应。1986年，澳大利亚史学家罗惠敏对田汝康说：“有关清朝末年的革命家、思想家，你们已有了不少研究，但对当时老百姓在想些什么，却触及甚少。”这无疑是对中国当代史学的一种批评。受到外国学者的鞭策，田汝康也发出“将普通人写入史书”的呼吁，强调：“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只限于一些杰出人物、上层人物、这个‘家’、那个‘家’，还应该研究一个时代的普通人、平民百姓。”田汝康的呼吁也未引起响应。这是很遗憾的，也是值得深思的。以至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史》。很多《通史》,如张舜徽批评的“仍然是王朝体系”。就是中共党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书（包括中国工、农运动史书）,写领袖人物、写高层活动仍然是主要内容，人民大众的事迹、活动、声音、思想反映、体现很少。如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写毛泽东逝世道：根据医疗抢救记录，9月8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四肢发凉”。9月9日0时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0时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时10分，毛泽东“心跳停止”。中国的二十四史写皇帝死也没有这么细。说明作者的心思、关注点全在领袖人物上。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已深入人心，如电影、电视剧，有写精英人物的，如写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而更多的是写普通百姓的，如电影《十月围城》突出的是李玉堂、李重光父子等普通百姓，而不是突出孙中山。但当代中国的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完全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还没有完全把关注点、重点放在普通百姓、小人物（已有一些口述史的书关注了普通百姓、小人物）,还没有重视推出着眼于底层、基层的《中国人民史》。美国学者S.C.皮尔森曾感叹：不明白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不注意研究“人民”的历史、“人民”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没有像样的“人民史”著作出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把群众路线当法宝的党，不重视写人民史，写历史或多或少缺乏人民观念、群众观念，这自然会让人觉得是一件奇怪的事，这值得反思、警醒。


二

西方的学者为什么能写出人民史，为什么会批评中国学者不写人民史？至少那些写人民史的学者，人民史观、群众史观或多或少主导着他的写作，而排除了英雄史观、精英史观。

勒华拉杜里说：“我是天主教徒，但在历史研究上，我是唯物论者”。“我和老马克思主义者走得有些近”。可以说，勒华拉杜里写人民史是有唯物史观即人民史观、群众史观的主导因素的。

E.P.汤普森1956年退出了英国共产党，但到苏联解体以后的1992年仍然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说：“我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极大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我的理论语汇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于这一传统”。

在美国的史学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少，如方纳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我确实不是共产党员，但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因为我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史学家在美国是少数。但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很多，很多人在他们认为合理的范围内吸收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美国历史协会主席B.贝林在1981年底向历史协会作的致辞中说：“我们认为，历史极大地受到基本经济结构或‘物质’结构，以及人们对此所作出的反应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如果教条地认为，仅凭这些力量和这些反应就足以解释人类事务的进程，那么我们很少有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表明唯物史观在美国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反对教条主义的唯物史观。

此外，在美国，因为人与人平等、主权在民的价值观深入人心，英雄史观、精英史观是没有市场的。一般美国人对精英/非精英的说法都会非常反感。美国人不接受“精英”比“一般人”优越的说法。美国人一点也不崇敬或崇拜成为政要的精英，反而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防备，一有机会就对他们报以嘲讽和挖苦，只要看看每天报纸上的漫画就知道了。美国人、美国的史学家比较少地受英雄史观、精英史观的影响，在潜意识中没有英雄史观、精英史观的位置，其重要原因之一大概得益于人与人平等、主权在民的价值观深入人心。这大概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现象。

在当代中国对写“人民史”的忽视、漠视，应该说与英雄史观、精英史观的影响仍然存在，甚至顽固地存在不无关系。

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也承认：本书充斥着旧式史学的影子，那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国家治理者身上，而较少或很少反映历史的本体——人民大众。为什么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英雄史观”的俘虏呢？凡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都如此，这不能不反映出我们潜意识中的“精英”情结。这就是说，有些学者的潜意识中仍存在着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它们仍在发挥作用，甚至是重要作用。

正因为潜意识中仍存在着英雄史观、精英史观，所以有的学者不仅在叙史中以英雄、精英为中心，在理论研究中也公开鼓吹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如有的学者曾提出：从前的历史创造者只能是居于历史主导地位的历代剥削阶级统治者，他们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历史的进程如何，只能取决于统治者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和运用。战争的胜负、经济的繁荣与衰落、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都是由统治者的行为来决定的。人民群众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怎么能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呢？人民在那个时代不是主人，也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革命的时代，人民群众仍然是历史的制造者而不是创造者。那么谁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呢？是革命的领袖和领袖集团。革命领袖们和人民群众组成了新社会的创造力量，但是在革命发展的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革命领袖而不是人民群众。革命的失败，责任在领袖而不是群众。中国革命中三次“左”倾错误的责任只能由革命领袖负责。同样，在遵义会议的关键时刻，显然毛泽东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是毛泽东真正起到了历史创造者的作用，他挽救了中国革命。说毛泽东创造了历史，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是毫不夸张的。（笔者按：遵义会议如果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左”倾路线，毛泽东路线能占上风吗？毛泽东路线占上风是不是群众心所向、军心所向决定的？革命没有人民群众支持、参与，革命脱离人民群众，只有几个领袖摇旗呐喊，能成功吗？脱离了人民群众的人还能成为领袖吗？)

还有的学者曾提出一种“新的英雄历史观”，说：按照信息哲学的观点，创造即是给出新的、综合的信息（包括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选择。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是信息量不断增殖的过程。谁为信息量的增殖做出了贡献，谁就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这些创造者是人类中的少数。人类的多数是行为的模仿者、学习者、重复者，是传统因循者，并不是创造者（笔者按：模仿、学习、重复中也可以有创造。在重复的量变中会产生质变。科学实验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的重复，每一次都会有新发现、新进展，最终的成功是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新发现、新进展的集大成）。历史的真面目是：创造者创造历史，英雄创造历史！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用“人民”这一汪洋大海淹没了真正创造者的功绩，用平均主义的快刀削去了英雄高耸的头颅，是历史科学中的“吃大锅饭”。给“人民”这一具笼统的偶像戴上“创造者”的桂冠，这一命题并不比“上帝是历史的创造者”更真实（笔者按：创造者、英雄也往往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

有的学者提出了“群英史观——群众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同时强调：“英雄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还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否证（否定）群众史观的6条理由。

尽管以上这些看法并非是主流，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批评，但反映出了一些学者潜意识中的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可以说，有的学者口头上会说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潜意识中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有的学者可能还是共产党员，但并不比国外非共产党员的学者更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为什么中国有的学者潜意识中的英雄史观、精英史观仍然存在，甚至顽固地存在？

一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太深。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封建专制、君主专制社会，是基于英雄主义、精英主义之上的专制主义社会，是英雄专制、精英专制的社会，是个人崇拜弥漫的社会。个人崇拜的对象就是统治者、领袖、英雄、精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但却没有能扫除个人崇拜，没有能扫除领袖说了算、长官说了算的封建传统观念，以至遭受“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英雄史观、精英史观还有市场，并在潜意识中扎根，就不足为怪了。足见扫除封建主义影响仍是重要任务。

二是由于制度安排还不完善。比如抑制、扫除领袖说了算、长官说了算的制度还不完善。比如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社会实践还不完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社会主体、权力主体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社会成员缺乏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直观感受。有些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地方事务，并非是群众说了算，而是官员说了算。有些官员的工作考核评价、职级的升迁并非主要取决于群众的评价，而是取决于“上级”的评价。好像绝大多数情况下，“群众”的作用有限，无足轻重。甚至群众还被“矮化”“妖魔化”“抽象化”。在某些方面、某些地方，干群关系、官民关系往往变成上下关系、尊卑关系，不是民“主”官“仆”，而是官“主”民“仆”。于是有的人看到的是领袖、精英权力大、作用大，而人民群众的权力小、作用小，于是有人主张精英政治，不主张民众政治。至今还有人说中国实行群众民主政治还没有基础，应实行精英民主政治。说“精英民主政治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形式”。不仅鼓吹精英政治的文章连篇累牍，甚至连小学教材也渗透了精英史观。在人民民主不完善、不发达的社会，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往往会被忽视甚至被剥夺，没有政治话语权的人民群众被忽视、被无视、被鄙视是自然的，群众史观、人民史观被抛弃是自然的，精英史观、英雄史观盛行是自然的。足见完善人民民主制度是很重要的。


三

要写人民史必须端正历史观。必须全面准确把握人民史观、群众史观。

人民史观、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是：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者说主体性力量。在以往、现今、未来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是主体性力量；在以往、现今、未来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社会领域、每一个社会活动中，人民群众也是主体性力量。同时也不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表面上看，人人都在创造历史，精英、英雄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着历史，共同推动着历史发展。但矛盾的两个方面或诸方面是有主次之分的，精英、英雄与人民群众哪个是主要创造者、推动者？人民群众是主要创造者、推动者。因为精英、英雄大多出自、起自人民群众，甚至精英、英雄大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精英、英雄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支持、拥护是成不了大事、成不了精英、英雄的。只讲精英、英雄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共同推动历史发展，不讲人民群众是主要创造者、推动者，就有局限性、片面性，缺乏科学性。认为英雄创造历史，英雄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就颠倒了主次，更片面了。

写历史、写人民史，都要写人民群众，写精英、英雄，但写何者为主？以何者为本？群众史观的看法是以写人民群众为主为本，要多写人民群众，而不应以写精英、英雄为主为本，这样才能写出较为真实、合乎历史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被人民群众认同的历史书。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把劳动群众看作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历史主体，坚信历史研究只有从这种最基层的力量入手才能揭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发现历史的规律。

写人民群众，写精英、英雄，以什么历史观来写？可以用英雄史观、精英史观指导写人民群众，写精英、英雄，也可以用人民史观、群众史观指导写人民群众，写精英、英雄。用英雄史观、精英史观指导，会突出精英、英雄，贬低人民群众；用人民史观、群众史观指导会突出人民群众，同时给精英、英雄适当的恰如其分的肯定。写历史可以写精英、英雄，但写历史不能用精英史观、英雄史观来指导。

写精英、英雄，不能一概说就是精英史观、英雄史观，在群众史观的指导下写精英、英雄，不能说体现了精英史观、英雄史观。群众史观不否认精英、英雄的作用，但这不能说群众史观中包含着精英史观、英雄史观。

主张人民群众与精英、英雄并重，人民史观、群众史观与精英史观、英雄史观并重，主张写历史既要用人民史观、群众史观指导，也要用精英史观、英雄史观指导，这实际上是否认人民群众的主导作用，否认唯物史观、群众史观的主导作用，是写不出真实、合乎历史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被人民群众认同的历史书。

要写人民史必须端正立场。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写精英、英雄，写人民群众，是站在精英上、英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写？站在精英、英雄立场上或者统治者立场上，写精英、英雄、统治者，写人民群众，与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写精英、英雄、统治者，写人民群众，视角、观点、写法、内容是不同的。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中国二十四史编写的视角、观点、写法、内容，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通史的编写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新中国成立前与后，写法也有不同，1954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中谈到:修订本增加了一些新观点，其中第一个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本书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把旧类型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否定了”。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写的中国通史与二十四史的视角、观点、写法、内容不一样？因为立场不同，因为历史观不同。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写的中国通史是不是完全把劳动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来写了，还值得研究。

为什么要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写历史？不只是因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书写的最终裁定者。少数人、某一部分人认同、满意的而人民群众不认同、不满意的历史记述、历史书，总会被人民群众否定、淘汰。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曾被写成是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得到某一部分人认同，但最终都被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人民群众不认同，认同的只是少数人。

此外，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克服历史研究的相对主义，反映历史的真实。西方历史哲学家提出了历史真理观的主体间性概念，认为真实性源自于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认同。认同若是局限在不同主体各自隶属的小范围内部，相对主义便不可避免。不断寻求更大范围的主体间性正是一种克服相对主义的不懈努力。即小范围内的认同，只具有相对的真实性、真理性，要克服相对主义，就必须追求大范围的认同。而人民群众的认同是最大主体间性的认同。如果说小团体、小群体认同的真实性、真理性只是相对的，那么人民群众认同的真实性、真理性就基本克服了相对性。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才能从史实的真实走向史学的真实，实现对历史真实、历史真理的客观认识和反映，从而使书写的历史书获得最大范围认同、最大范围流传、最长期流传的价值。如果站在精英、英雄少数人的立场上写历史，不去追求人民群众的认同，那就顶多只有相对的一时的真实性、真理性，不会有大范围流传、长期流传的价值，最终会被否定、淘汰。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执政者不顾民意一意孤行，编写的历史书不被人民群众认同，也就意味着这个执政者的执政地位不被认同。台湾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执政被台湾人民群众否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民进党执意要按照“台独”意识形态、按照“去中国化”的观念修改历史教科书，这引起台湾大部分人民群众的反对。这表明，编写历史，追求人民群众的认同，不只是个学术问题，也会成为政治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由人民群众来叙述历史，或者由代表人民群众的人、反映人民群众看法、心声、意志的人，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说话、看问题的人，来叙述历史，这样才会写出真正的人民史，写出真实的历史。不代表人民群众的人，只代表、反映少数人、某一部分人利益、意志的人，不会写人民史，也写不出真正的人民史，写不出真实的历史，他们写的书是要被人民群众扔进垃圾箱的。

希望有更多的人做写“人民史”的有心人，希望有更多方面支持写“人民史”。希望早日推出着眼于底层的《中国人民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史》,早日推出一些民族人民史、区域人民史、社区人民史、行业人民史，早日推出一些专题人民史，诸如人民创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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