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瞿秋白“叛徒”的帽子是怎样摘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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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叛徒”的帽子是怎样摘掉的

作者：徐庆全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在《温济泽诞辰110周年了》一文中，我说到温老对瞿秋白的感情，也说到他编辑瞿秋白文集的事情，有读者希望我谈谈瞿秋白平反的事情。

瞿秋白平反，的确很不容易。这过程，温老给我讲过；陆定一老也跟我讲过。后来，我又认识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她讲了她所经历的那一面。我还鼓励她写出来，在我刊上发表了。我综合我了解的情况，再根据史料，简单地梳理一下平反的过程。

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

瞿秋白，1927年八七会议后接替陈独秀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是陈独秀之后第二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

1934年红军长征时，瞿秋白没有被列入带走的领导人名单。他几次要求随军走，但被漠视，只好留在必定要沦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瞿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部队俘获，关入上杭监狱。



“八七”会议时的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杀害于福建长汀。和所有的英雄一样，他死的英勇悲壮。当年目睹这一悲壮场面的人这样描述说：他从容镇定地走出长汀的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

说到这一场景，温济泽老每次都很激动。他说：《国际歌》的第一个译本就是瞿秋白的。他喝着酒，唱着这首歌，然后步入刑场，这场面多伟大啊。

的确，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诡秘却让他很长时间背着“叛徒”的罪名。何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惹祸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按照中共建党以来对党员纯而又纯的要求——在敌人面前，要么大义凛然地成为英雄，要么苟且偷生地成为叛徒，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

1935年，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摘编发表了《多余的话》；两年后，《逸经》半月刊又全文发表。中共方面对此的态度是，不相信。抗战初期，有人曾问中共有关人士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原稿，中共方面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

因为断定是伪造的，所以不相信；可是，《多余的话》已经发表，有人居然拿出原稿来卖，而且瞿秋白的文风也为熟知他的人所熟悉。诸如此类，也让有些人认为，断定《多余的话》为伪造不见得就那么靠得住，心存疑虑。

因为不相信，在瞿秋白就义10年后，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5年，在纪念瞿秋白就义20周年之际，中央决定将他的遗体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6月18日，在遗骨迁葬仪式上，陆定一作《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内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但是，因为心存疑虑，在给予瞿秋白上述评价的同时，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1950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是党的领导人，他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书中，但是，中央却有指示：只出版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

而且，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曾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短短的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而是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在档案馆里找到的。虽然档案材料并没有揭示出不收入这篇序言的原因，但对《多余的话》心存疑虑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释。



1954年，中组部调查瞿秋白被害经过

到了1960年代，伴随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形势，对《多余的话》也由心存疑虑而承认有其事实了。

陆定一晚年回忆说：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问陆买不买。陆仍认为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稍后，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在在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是晚节“不忠”。瞿秋白就逐渐不被人提起了。而到了是非颠倒的那十年，《多余的话》就被污蔑为瞿秋白“叛徒”的铁证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砸毁了。

平反的曲折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79年，《历史研究》刊出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这是第一次对瞿秋白从学术上进行公开评价的文章。这篇文章当年影响很大，我就听历史学界的前辈说过，他们读到这篇文章的震撼。

1979年2月1日，陆定一专门给“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下一封信。信中说：“说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曾见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根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谢富治人品很坏，当林彪、‘四人帮’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变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这是在党内首先倡议为瞿秋白平反。

　　同时，陆定一对前来看望他的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说，你赶快给党中央写信，请求给你父亲平反。瞿独伊按照陆定一的指示，直接写信给中央，要求为瞿秋白平反。中纪委为此成立瞿秋白案复查组，五人专门做案件的调查工作，对外称八组。

　1979年4月，瞿秋白的妹妹瞿轶群，也从居住地杭州写信给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再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这一年，瞿轶群80岁了。



瞿秋白、杨之华和女儿独伊1929年摄于莫斯科

1979年5月20日，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信上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5月22日，胡耀邦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5月29日对该件批示：“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

“八组”（“瞿秋白问题复查组”）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基本上厘清了冤案的来龙去脉。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

在此之前，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不过，在2月29日第三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到如何评价瞿秋白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周扬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瞿的一生。第二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中纪委八组负责人及瞿和亲属瞿独伊等人，在八宝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残基前，敬献了中组部送的花圈和亲友献的鲜花。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重新肯定了他光辉的一生，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

1985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给胡乔木和中央书记处送上一份《关于召开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的请示》。请示中说，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50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秋白同志虽作了一些平反工作，但未能通过比较庄重的形式对他的一生重新作出正确的评价澄清历史是非。为此，我们建议中央于今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一次一二百人的小型纪念会，以追怀秋白同志一生的光辉业绩，发现先驱者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革命情怀”。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




中央有这样的安排，与瞿秋白有关的中央和地方部门也安排了纪念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会、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常州市委决定，在瞿秋白故乡江苏常州市联合举办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瞿秋白学术讨论会”。

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批准，瞿秋白少年时代的旧居——江苏常州城西“瞿氏宗祠”，碑为“瞿秋白纪念馆”。

国务院文化部文物局决定，在瞿秋白就义地福建长汀县修建瞿秋白烈士纪念塔、瞿秋白囚室和瞿秋白事迹陈列室,并拨款25万元。纪念塔碑由陆定一亲笔题写，准备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正式揭幕开放。

中国现代文学馆和瞿秋白纪念馆联合举办的“瞿秋白生平事迹”展览。年内,出版界也将有瞿秋白的著作、或有关瞿秋白的书籍、图片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1985年6月18日中央如期在北京召开“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出席并讲话。他说：“我们隆重地进行这些纪念活动,就是为了如实地确定秋白同志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正确地评价他革命的一生,扫除在他生前身后横加给他的一切诬陷的灰尘,恢复和发扬秋白同志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早期领导人的光辉。”

在此前后，上述各项纪念活动也如期举行。

至此，瞿秋白“叛徒”的帽子才以“比较庄重的形式”予以摘掉。

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七卷《政治理论编》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199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才有了我在《温济泽诞辰110周年了》描述的那一幕：温老坐着轮椅出席大会。他说：“瞿秋白的名字在我心里铭刻了七十年，像点燃的长明灯鼓舞我干了七十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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