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再论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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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作者：萧冬连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来源：0307研究动态
原版发表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摘要：本文是笔者对拙著《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主要观点的简要说明，同时回应学者们提出的意见，进一步阐述了笔者的观点。本文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了一个逻辑梳理，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转向改革开放。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无论怎么定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已经相去甚远。笔者认为，路径的选择是受多重因素制约的，包括观念的、历史的、制度的、国际环境的以及个人因素，等等。应当对历史的复杂性抱持一种敬畏，做冷静和理性的分析，而不是做简单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本文的意义在于，着重于发掘历史自身的逻辑，分析每一次路径转向的内外因素，为学界的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一个讨论平台。

关键词：社会主义路径选择；新民主主义；苏联模式；改革开放


中国当代史有多重面相。笔者2014年出版的《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一书，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了一个逻辑梳理，并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这五次选择是：实行新民主主义（1949～1953年）；仿效苏联模式（1953～1956年）；追寻赶超之路（1956～1962年）；发动“继续革命”（1962～1976年）；转向改革开放（1977年至今）。

初稿成书后，约稿单位曾邀请党史、国史界几位著名学者做了一次座谈，得到总体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有学者觉得提五次选择过细了，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分为前后两个过程。其实，笔者在书中已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五次选择实际上呈现出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过，提五次选择也是从历史中来的，因为前30年的路并不是径直走下来的，而是经历了多次重要转向。有学者觉得，笔者这个分析框架还是党史、国史传统的框架。其他人则认为，这不失为一个稳妥的办法，要完全另搞一套很可能弄巧成拙。（见书后附录）对这个问题，笔者持谨慎态度，认为在陈述事实时不能离开当时的语境，硬要重构一套新的话语体系，离真实的历史不会更近反而是更远。

笔者的学术态度是把问题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来考察，着重于发掘历史自身的逻辑，了解当时人是怎么想的，面对怎样的情景，做出那样的选择；而不是做简单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拒绝用某种既成框架来框定历史。不是没有反思，但反思的前提是还原，首先弄清楚它是什么、为什么，然后才谈得上评判它的得失，评判得失也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鉴于此，笔者的分析始终贴着史料走，收敛过度解读的冲动，力求每一判断背后都以可靠史料作支撑。在写这本小书时，搜集和阅读的资料不下几千份，包括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尽管限于篇幅很少回应，但始终持一个对话姿态。笔者的分析着重于理念，同时顾及政治生态包括权力斗争，但不认同用功利与权斗的观点来解释一切。历史学者追求客观中立，但真正做到不容易，每个人难免有自己的价值和情感取向。当代史研究最大优势在于有现场感，有许多亲历者，但最难之处也在这里，很难避免各自情感的带入。更何况当下中国已经价值多元，不同史观对历史的解读大相径庭。然而，过多地带入个人情感，难免误导自己进而误导读者。

本文简要说明笔者的主要观点，并对学界的不同意见做一点回应。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四个问题：（1）中共何以放弃原本认真考虑过的新民主主义，急于仿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2）在觉察苏联模式的弊端并尝试走中国自己的路之后，为什么引导出一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3）对“大跃进”的调整和总结为什么没能引出改革，却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归之路?（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是哪些社会力量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改革何以走得这么远?

一、从实行新民主主义转向仿效苏联模式

在相当长时间内，很少有人谈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过搞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的设想。改革开放以后，新民主主义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人们看到，现在许多做法，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给予私人企业以合法地位，正是当年新民主主义要做的事情。在一些高层官员内心，并非没有“社会主义搞早了”的想法。不过，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后人的想法，而是当时人的普遍观念。如果回到历史，笔者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民主主义很难持久，提早结束反而符合其自身逻辑，无论这种选择对以后的发展是否有利。这里说的不是所谓历史必然性，而是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内在张力及其发展逻辑。

首先应当说，当年设想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不应只把它看成是一个策略性口号。一般认为，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抗战时期，其标志是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这有其特定背景。抗战胜利前后，共产党有过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建立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建国的设想。“联合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期望的理想结局，但和平建国是当时的民心所望。基于时局和力量对比，这是近期可以去争取的目标。如果联合政府的目标能够实现，社会革命的任务推延到比较遥远的下一阶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很快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和平建国成为泡影。依章百家的看法，至此“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其实已开始瓦解”。不过我们看到，中共在即将夺取全国胜利谋划成立新中国时，并没有放弃新民主主义的口号。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它确立为自己的建国纲领，随后郑重地写进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在起草《共同纲领》时，中共领导人甚至没有接受一些民主人士的建议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这当然有兑现对民主党派承诺的考虑，但更为根本的考虑是，希望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下，依靠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条件。依当时人的普遍认识，社会主义必须以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为基础，即使达到苏联过渡前工业产值占42.1%的水平，中国需要15年或更长时间。联想到俄国十月革命后走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弯路，中共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念和政纲，对于新政权来说是幸运的，至少抑制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这种思想在一个以农民出身为主体的中共党内有广泛的基础，并且不断地冒出来。

然而应当注意，当年毛泽东等领导人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新民主主义是起点而不是终点。从众多资料看，中共领导人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过渡条件的：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即工业化发展阶段；二是人民是否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前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是一个确定的指标，是人为难以移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后者带有随机性，取决于力量对比和执政党的动员能力。这种过渡条件的二元视角，对后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存废有着重要影响。

事实上，与1945年中共七大报告比较，1949年初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纲已经有了重要变化。新民主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主要是两条：一是保护私有产权，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二是利用市场机制。但是必须清楚，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静态的

而是动态的，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因此不只是强调共同发展，而更加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消长，强调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对私人资本主义是有限制地利用，同时指出个体农民的方向是社会化。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对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强调比以前更突出了。他提出“民主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矛盾”的提出，就埋下了放弃新民主主义的伏笔。我们看到，在各级领导层，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想法有相当的基础。周恩来说，一些同志“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总是“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这种“急于转变”的情绪不断地冒出来。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理想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即使不是1953年，也不能设想那一代革命者有耐心等待几十年，在他们有生之年见不到社会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存废的问题上，最终取决于毛泽东的意向。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完整表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就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逻辑前提的二元论。虽然毛泽东说过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话，但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何以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真正对毛泽东的选择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估计，相对于这一终极目标，一切阶段性政策都具有策略性。具体说，有三重因素推动毛泽东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

第一，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担忧。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两个情况，使毛泽东觉得，新民主主义搞长了可能不利于向社会主义发展。一个是在农村，各级领导机构无不关注土改后出现的新的分化现象。与此相联系，在是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租佃、是否允许自由借贷和雇工，尤其在是否允许中共党员雇工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根据当年的资料，所谓老区农民的分化，大量的是“中农化”而不是“富农化”，多数土改前的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这本来正是土改的成果。然而领导机关不是欣喜而是担忧。令他们忧心忡忡的，主要不是产生了多少新富农，而是如果农民尝到了个人发家致富的甜头，“习惯了新民主主义秩序”，就不想社会主义了。担心党员干部个人发家致富了，将失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力量。党内这种倾向正契合毛泽东本人的想法。一个是在城市，1951年底、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了两个认识：一是加深了对共产党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二是强化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负面印象。这场运动使毛泽东下定了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决心。1952年6月，毛泽东下面这段批示正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五反”运动的文件上做出的：“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个批示首次透露出毛泽东“从现在起”进行转变的想法。

第二，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考虑。因朝鲜战争而强化的安全考虑和苏联工业化援助的到来，是促使决策者推行“一化三改造”整体部署的重要因素，这或许是更直接的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从苏联援建156个项目起步的。1953年5月15日，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协议在莫斯科签订，6月15日毛泽东即在党内完整表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说明毛泽东是把工业化和三大改造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1929年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首先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而是加速工业化的一个制度安排。从逻辑上说，赶超型工业化必然是国家主导的，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当然，从今天的经验看，即使优先发展重工业，也不一定需要消灭一切私有经济。可以国家集中搞重工业，民间资本发展轻工业。当时一些资本家就是这样想的，党内也有人认同这种想法。但陈云首先反对，他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毛泽东批评党内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他的解决办法是提早向社会主义过渡，消灭一切私有制，把全国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纳入集中计划，投资于国家选定的工业化项目。

第三，力量对比的变化。经过3年的准备，大陆全部解放，经济得以恢复、新区土改完成、基层政权全面建立、朝鲜战局也趋于稳定。与1949年面对诸多敌人不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新政权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在经济结构上，从国民政府接手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事实上就初步确立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恢复经济建立了如下制度：（1）统制外贸，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和保护性关税等制度。（2）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全国财经，建立起中央集中管理体制的雏形。（3）通过接管国民党“四行二局一库”，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1952年底，率先完成私人钱庄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资金统一配置。（4）统一调度重要物资。1952年，政府统一调度的物资已达55种，包括重要工业生产资料和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5）国家统筹安排就业。这些制度性架构的建立，都在强化经济的计划性和国有经济力量。到1952年底，国家垄断了金融、统制了对外贸易、掌握了包括铁路和矿山等在内的经济命脉，半数以上的私人工商业已经纳入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中共领导人原来没有想到的。特别是“五反”运动后，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这使得全面推行计划经济几乎不会遇到什么障碍。

这里谈到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的看法。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政策坚持的时间最长。1953年，毛泽东批评了三个提法，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是确保私有财产。随后又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和“四大自由”。其实这些口号和政策都是依据了新民主主义政纲。这说明党内许多重要领导人包括刘少奇没有完全跟上毛泽东的节奏。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刘少奇的思想前后是有变化的。二是刘少奇并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毛泽东“说服了”。我们知道，苏联全盘集体化之前在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路线之争，但在中共党内有认识分歧而没有正面争论，历史上没有形成一条所谓刘少奇路线。原因在于当时党内所有人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搞社会主义就是走苏联的道路，当时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分歧只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和步骤。刘少奇1954年9月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讲：“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当年学苏联并非屈于外部压力，而是自觉的。客观地说，学苏联有得益的一面，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是从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开始的，由此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体制很快暴露出问题，加上1956年苏共二十大第一次把苏联的内幕揭露出来，才引出改革的话题。

二、从思考改革转向追寻赶超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破除了斯大林神话和苏联神话，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毛泽东关于经济改革的思考，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其中5个问题讲经济关系。如何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是毛泽东思考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但鉴于苏联的教训，他提出适当调整投资比例，较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适当兼顾民生改善。毛泽东还提出，“二五”期间适当放慢国防工业步子，降低军事费用以加快经济建设；利用好沿海优势，办好沿海工业。这两大方针关涉对未来战争的估计，表明此时对国际局势持一种谨慎乐观的判断，毛泽东估计可以争取到12年左右的休战期来搞国内建设。毛泽东提出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两个问题涉及体制问题。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地方适当分权。他特别提到美国制度中的分权特色，说“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中共八大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有所深化。背景是：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新问题。陈云认为，资本主义大范围内不合理，小范围内合理；社会主义大范围内合理，小范围内有不合理之处。要使两个方面都合理，就应当在国家市场指导下允许自由市场存在，没有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陈云在八大会上提出了一个“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总体设想，即国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个体经营为补充；按计划生产为主，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补充。这是一种改良型计划体制的构想，即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情况下，允许少量非公有经济存在。陈云的主张在八大决议里有所反映。从文献看，体制问题成为八大讨论的一个热点，不少发言都涉及经济体制问题。八大后毛泽东也有“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说法。当然，当时的思考并没有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只是希望为这种模式增加一些灵活性。

扩大民主的尝试直接基于对斯大林问题的反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动一场“百花运动”，动员知识界展开学术争鸣。在体制上也做了某些改革尝试，在国家体制上提出两项措施：一是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周恩来把这视为对“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的借鉴。二是试行行政体制改革，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力，实行中央与地方相互监督。中共八大在党的体制上也做了两项改革：一是将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二是设立中央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意在加强集体领导。有一段时间，毛、刘、周等人对美国政治都流露出少有的开放心态，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当然从来没有设想过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在吸取斯大林教训上，看起来毛泽东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在国外引起很大反响，甚至引起赫鲁晓夫的担忧，其实他们都没有理解毛泽东。

然而，这种探索被“波匈事件”与随后国内反右派斗争打断了，而且转了向。据薄一波回忆：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仅在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毛泽东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阶级斗争的警惕，不过当时估计，中国的反革命不多了，刮不起匈牙利那样的“七级台风”。“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人认为，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完全是毛泽东亲自伏设的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另有研究者依据史料说明，毛此时还没有形成“引蛇出洞”的策略。整风是真想解决党内“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从史料出发，笔者认同后一种分析。不过需要补充一点，毛泽东始终是留有后手的。他鼓动“大鸣大放”，等于放了一把火，结果烧出了他划定的边界，于是掉转方向，“后手”变“先手”，从整风转向反右。1957年的政治演进就是如此。反右的直接后果是中断了扩大民主的尝试，重新回到阶级斗争轨道。1956年关于引入市场因素和少量自由经济的改革设想也被彻底抛弃，而且走上了消灭一切私有制残余和公有制不断升级的相反轨道。

从1956年到1958年，在思考方向和路径选择上有一个重大转向。不过毛泽东的一个根本想法并没有改变，这就是追寻赶超之路。还在苏共二十大之前，毛泽东就谋划如何把合作化高潮的势头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内部影像资料中知道，早在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就提出了赶上美国的宏大目标。有一段时间，毛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话题，甚至说如果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苏联问题的暴露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和赶超意识，希望中国可以比苏联走得更快更好。如果不拘泥于词句，那么早在1955年底就开始酝酿和发动一场“跃进”了。1956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各行业出现了浓厚的“跃进”气氛，只是由于周恩来等人提出反冒进，这种“跃进”气氛受到暂时抑制。1957年底，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给毛泽东的赶超战略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持。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竞赛”之后，苏联、东欧出现了一股赶超西方的浪潮。1957年9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15年赶超美国，毛泽东旋即提出中国15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超英赶美”遂成为发动“大跃进”的动员口号。毛泽东公开的口号是赶超英国，实际瞄准的目标是美国与苏联。他在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自然，最终是要超越美苏的。在某种意义上说，1958年的“大跃进”是1956年初被暂时抑制的“跃进”的延时发动。1958年的体制下放也延续了1956年的思路，但把一个合理的命题推到了极端。下放权力、调动积极性，正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对刻板的计划并不满意，但并没有导出对市场的兴趣，他的《论十大关系》讲了五大经济关系，唯独没有讲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并不是疏忽。他的思路是中央向地方适当分权，更多地发挥地方积极性，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最大限度地动员民力来突破计划的平衡和填补资金的缺口，创造高速度。“大跃进”就是这个发展思路的一次大试验。毛泽东还从反右运动找到了一种新形式，就是用“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发动“大跃进”，他自信地认为这可能是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不同的“另一种方法”。

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莫属。这个模式具有双重赶超的意义：一是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二是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不过与“大跃进”酝酿已久不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不是事先设计的，它是“大跃进”的伴生物。在1957～1958年冬春的农田水利建设中，一些跨村的工程建设遇到了社与社之间的矛盾，以及面临劳力和资金方面的困难，于是一些地方自发地把小社合并成大社，试图以此解决资源瓶颈。1958年4月，中央政治局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各地把小社适当合并为大社，随后许多省出现并社热潮。1958年8月和12月，毛泽东曾两次说到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他说他“没有想过1958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过搞公共食堂”。这反映了一部分事实，但如果没有中央的大力提倡，不可能出现一个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当各地出现并大社、办公共食堂等“新事物”时，在高层引发出一片乌托邦狂热，把它看作共产主义的新因素。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议宣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列出了全国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表：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年。这时毛泽东似乎认为，中国有可能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

“大跃进”的失控与当年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1957反右派斗争彻底堵塞了党外人士的建言之路，1958年对“反冒进”领导人的严厉批评，以及在党内开展的一系列运动，使党内不同意见也难表达了。与此相伴随的是个人崇拜的升级。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公开声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有两句“名言”：“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毛泽东传》作者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在这种气氛下谁都不敢说，包括陈云这样地位的人都不说话。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及此后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党内气氛更趋紧张。陈云在1962年说，当时党内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敢全抛一片心”。如果说1958年乌托邦热情起了某种作用，那么1959年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的继续“大跃进”，就只能靠强制。以政治斗争压制各种不同意见，结果是个人意志左右全局，无论进退都倚仗于一人决断。真正的危险不在因缺乏经验而犯错，而在于因阻塞批评而丧失纠错的能力。

当然，把“大跃进”的错误归于一人也不符合事实。1980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这话不只是要为毛泽东开脱责任。在1958年，中共领导人太渴望出现奇迹了，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来形容当前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干部都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贡献了他们的“想象力”。特别是几十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地位极为重要。1956年毛泽东说过：“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出于邀功或避责等不同动机，往往把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生出各种奇思妙想。“放卫星”、办食堂、军事化、撤村并户、男女分住，消灭家庭等等做法，都是干部们“创造”出来的。当时许多领导人与毛泽东一样对共产主义抱着炽热的憧憬。譬如刘少奇，整个夏天都在讲一个主题就是“共产主义”，对各地出现的公共食堂、供给制、托儿所、幸福院、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半工半读等新事物抱有极大热情，认为这都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雏形。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是人民公社，“看来基本道路解决了”。“大跃进”期间，省委书记们不只是受毛泽东想法的支配，他们同时也影响着毛泽东，甚至走到了毛泽东的前面。1959年初当毛泽东开始考虑退却的时候，吴芝圃等人还鼓动着要搞一个《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核心是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柯庆施说：“大家心里都想早一点搞（共产主义）才好。”直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刘少奇还和毛泽东一样，以很大兴趣谈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只有当大饥荒降临时，党内许多高层领导干部才冷静下来。

三、从全面调整转向“继续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对“大跃进”的调整和总结，有没有走上改革的机会?从当时的情况看，由调整引发改革的可能性极小。1961～1962年虽然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如大规模压缩工业和基建规模，下放2000多万城镇职工和人口等。但是从思考的角度看，没有达到1956年的深度，更没有提出市场取向的改革话题。为什么呢?部分原因在于，这场危机的发生不是因为实行了计划经济，恰恰是因为破坏了计划经济。因此，调整就是要修复计划体制，向中央集权回归，所有1958年下放给地方的权力统统收回。这是当时挽救危机唯一可能采用的办法，但并没有走出计划经济“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它带来一个社会性后果是，更加严格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当然，调整即使难以引向改革，也没有理由引向阶级斗争。1962年以后，之所以从全面调整急速转向，重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笔者以为与两件大事有关，一是“大跃进”失败引出的党内分歧，二是冷战背景下的中苏分裂。

党内的分歧实质是什么?就是在大饥荒面前，党内许多高层领导干部已经从1958年那种狂热情绪中冷却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这个常识理性就像田家英感慨的“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社会主义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因为有这个认识，所以很多人认为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包括包产到户。这个问题触及了毛所允许的底线，他认为党内许多人在暂时困难面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对中央一线产生严重不信任。

毛泽东并非否定调整的必要，事实上，人民公社体制的退却是他亲自组织的。1960年底到1962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在人民公社政策体制上退了四步：第一步，有限度地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市场。第二步，大大缩小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第三步，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第四步，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毛泽东从“大跃进”的失败中是得到了一些教训的。至少有两条，一是认识到所有制过渡不能那么急，二是搞经济建设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毛泽东的退却不是放弃总路线，而是通过调整制定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来完善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制度。

然而，多数中央常委与毛泽东的想法拉开了距离。部分原因是下农村调查让他们对农民正在经历的大饥荒有了切肤之痛。1961年，毛泽东倡导全党搞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调查运动，虽然了解真实情况并不要如此兴师动众，但这种方式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思想的转弯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直接走到农民中间去，面对受灾百姓，内心产生了强烈愧疚感，这可能是他们倾向于采取现实主义政策的情感来源。相比较而言，毛泽东本人仍然只听汇报，并没有这种切身的感受。这种距离首先反映到七千人大会上。大家都说要总结经验教训，刘少奇的态度比较坚决，要求“错误要摆开讲”。然而，七千人大会并没有做到“摆开来讲”。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三面红旗”问题，一个是彭德怀问题，这就决定了七千人大会的反思十分有限，实际上是一锅夹生饭。不是说大会没有议论和质疑，对“三面红旗”，可以说是“议论纷纷”，对几年来过火的党内斗争的批评更多。分歧更发生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赞同调整，但底线是不能触动1958年以来的路线。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和所采取的全面退却的举措触动了这个大前提，引起毛泽东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出现了“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和“三和一少”路线。而其中所谓“单干风”即包产到户问题是引发毛反击的直接导火线。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毛泽东的底线，但农民强烈要求再退一步，搞包产到户。1962年上半年，有更多的高级干部由反对包产到户转向支持包产到户。事实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一线同志多数赞同包产到户，作为帮助农民渡过灾荒的权宜之策，其中陈云和邓子恢态度最明确。毛泽东十分恼怒，认定“分田单干”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警告说：“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点名批评田家英、邓子恢，没有点陈云的名。其实毛泽东的批评所指不只是他们，包括处在一线的中央常委，尤其是刘少奇。7月上旬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毛泽东当面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问题提到两条道路的高度，许多人感到震撼，杨尚昆在日记中说：“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刘少奇迅即转向，在北戴河会议上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过重，刘说：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么想，不能有其他想法。

20世纪60年代，没有什么能像中苏大论战那样对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发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原因复杂。对外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两党关系不平等带来的屈辱感，两个毗邻大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地位的争夺，以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鲜明个性，都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因素。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绝不可轻视，所有上述公开争辩的或隐藏在背后的因素，也都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中共批评苏共“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背后隐含着两国在对外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但在理论上，中方固守“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逻辑，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世界革命的观点，不能不说是对时代的误判。中苏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还在追寻一种“一大二公”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形态，而苏联东欧开始寻找一种改革的道路，在计划经济中间引入某种市场机制。这一进一退的历史势差，就使意识形态的争论难以妥协，中国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批评中国是教条主义。撇开细节不说，这场大论战实质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激辩。20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当年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然而，在当时并不如此轻松。反修论战是被看作“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的头等大事来对待的。形成了全党同仇敌忾的政治氛围。在中苏论战中，跟中共走的并不多。除了坚定的阿尔巴尼亚、骑墙的越南、朝鲜和居中调停的罗马尼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德、法、意、英、西等共产党都站在苏共一方，批判中共。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身上。当然，前提是中共自己不变修。问题的严峻性在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给出了近乎宿命的结论：不注意会出，注意也会出，而且已经出了。为了“反修防修”，“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是符合逻辑的延伸。

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毛泽东的动机和目标。“文化大革命”公开宣称的目标是“反修防修”，许多人对此持强烈质疑态度，断定所谓“反修防修”不过是一套说辞，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打倒刘少奇，清洗政治对手，夺回失落的权力，并以此来掩盖“大跃进”犯下的大错，避免斯大林死后被清算的结局。这是典型的权力斗争解释，但它不具有完全解释力。仅仅为了夺回权力，毛泽东为什么要冒全国大乱的风险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何以要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体制打烂重建?笔者赞同另一种说法，毛的动机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首先，肯定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从“四清”运动转向“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毛、刘冲突。按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引起他对刘少奇的“警惕”是在1964年底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到1965年，毛泽东对于“四清”运动基本失去了兴趣，认为这些运动不能解决全局的问题，尤其是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不过“文化大革命”不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么简单，他要清理的是一大批人，是一个派别，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改造这个党。其次，也不能否认毛泽东有对官僚化特权化的担忧。与以往革命的对象不同，所谓“继续革命”除了传统的“敌人”外，主要是针对共产党自身的，也就是林彪说的“文化大革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反官僚化反特权也是“文化大革命”最有号召力的说辞。笔者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毛泽东在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政治上强调一元化领导，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容忍这种体制不可避免的后果。官僚化趋势正是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但在他看来，官僚主义不是体制内生的东西，而是受外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所以他要诉诸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从新中国成立时起发动了一系列运动，从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1960年的整社运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搞了一系列的党内运动，结果是伤人无数，却无法根除官僚主义的痼疾。最后，“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没有提出一个建设性的纲领，但从他的几次谈话和指示中大体可以看出，他的理想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这与人民公社化时期是一脉相承的。不过一则“文化大革命”始终没有实现“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二则鉴于大饥荒的教训，毛泽东深知“资产阶级法权”只能限制无法取消，不敢贸然在制度上有大动作。因此，“文化大革命”展现给世人的是“破”而非“立”。但它所宣传的无等级社会模式曾经吸引了无数人的狂热追求。

第二个问题是，中央领导集体能不能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笔者感觉这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呢?因为从当时党内状况看，这个问题提不出来。中共高层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隐约形成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更加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主张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另一种思路把发展置于平等目标之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刘少奇代表了第一种思路，毛泽东代表了第二种思路。然而这并不是一贯的状况，每当毛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刘少奇在内所有人都放弃原有主张，追赶毛的步伐。对毛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在党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人都有很高威望，但没有人可与毛泽东比肩而立，没有任何人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能力，更没有这种力量。从另一角度说，刘、周、邓等人是否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自觉，也是大可怀疑的。“反修防修”是举国头等大事，这在全党是有高度共识的。在毛泽东导演的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两场大戏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扮演了仅次于毛本人的重要角色。邓小平说，自己在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是中苏谈判的中方团长，并主持撰写“九评”。虽然思想主要来自毛，但没有根据说邓与“九评”观点有抵牾。刘少奇是国际“反修”国内“防修”“两面都管”。最难解释的是刘在1964年下半年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运动的做法何以如此“左”，似乎并不是完全为了“迎合毛”。“文化大革命”以反修防修相号召，任何人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只是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各自有不同看法，周恩来把“文化大革命”看成城乡社教运动的自然延续，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彭真也这样理解。如果没有毛的干预，刘少奇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又一次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中引起党内高层强烈反弹的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而是“打倒一切”的做法。

第三个问题是，群众为什么狂热地参与到“文化大革命”中来。“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没有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及其“造反夺权”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现在有“两个文革”说法，一个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党内的权力斗争；一个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趁机“造反”，反对共产党。这后一种说法笔者认为找不到充足的根据。如果说在全国六七亿人口有那么一些人想趁机造反也是难免的，但它绝不是主流。主流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人民对于用巴黎公社原则来革新社会制度是充满幻想的，认为打倒了“走资派”，就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这并不是否认“文化大革命”前积累了各种矛盾，特别是群众对干部的官僚特权化的不满，借着这个机会集中发泄出来。不过客观地说，“文化大革命”前积累的矛盾远没有达到激起“造反”的程度。“文化大革命”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有现实的一方面，也有虚拟的一方面。就是因为长期的阶级斗争和平等主义观念的植入而被放大了，激发出一种莫名的仇恨和愤怒。还有一类矛盾，即各级权力机构内部的权力之争，借助于上层的政治动员开展自己的权力斗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获得动力的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前的外部环境和社会体制也赋予了群众动员的条件。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体制，使政治上的竞争成为向上流动唯一可能的途径，因而政治运动从来不缺乏“积极分子”，历次运动都造就了大批运动“积极分子”。

四、从“文化大革命”转向改革开放

从“文化大革命”转向改革是一次带有根本性质的路径转向。这个转向是如何实现的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笔者要说的是，改革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改革的因子已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伏下了。一般认为，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其实“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性斗争和诡谲的党内权争，“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1971年“九一三事件”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1976年清明节前后，被称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同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它是一次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背后却是指向“文化大革命”的。参加抗议的主力正是全程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借地下读书活动讨论时政，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入末路，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不只是年轻人，还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改造“旧政府”，但治理国家别无选择，还得靠老干部。事实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是由“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操办的，虽然不见得是同一些人。林彪事件后，更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然而，这批人不可能如毛泽东所愿接受“文化大革命”路线，正确对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毛泽东很清楚，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在当时形势允许的限度内纠错“文化大革命”、扭转颓势的一次努力。

现在人们把中国改革的起点划在1978年，这有以人画线的味道。笔者认为，对于改革来说，1976年甚至比1978年更重要。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改革的机会已经出现。这里涉及如何认识华国锋。华国锋主政期间出现的“两个凡是”广受诟病，但平心而论，他毕竟是一位务实领导人，对搞经济建设比搞阶级斗争更有兴趣。我们看到，从1977年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大规模引进，派人出国考察，批准开办特区，说明华对发展经济的急切心情，以及对改革开放的积极态度。这也从侧面说明，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来的那批领导人，也都急于想摆脱“文化大革命”后遗症。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后果：一个是伤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都伤害了。第二个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于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做一种深刻的反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在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中，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正是由于这场舆论战，突破了许多重大禁区，推动了1979年后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的和身份上的解放，在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松绑作用。1979年以后，思想解放引向对历史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10月关于历史问题的4000人讨论中达到了高峰，最后形成了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毛泽东思想做重新诠释，实质是要以“发展主义”取代“阶级斗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这为改革预留了试验空间。

经济改革是危机“倒逼”的。不可否定，20世纪50年代以来，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还有一些社会成就也不应忽视。但中国长期走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路子，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干部深感愧疚和焦虑，城市中工资、住房、就业等许多民生问题都具有“爆炸性”。邓小平、陈云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负责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陈云在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所有领导人都表露出一种急切心情，想办法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最初的改革如放宽农村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企业自主权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发展非国有经济以缓解就业压力等等，都是应对危机的举措。

在高层酝酿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个新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就是大批官员出国考察。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这次出国考察，使中共高层官员大开眼界，也引起了思想震动。20年间，当中国关起门来搞运动的时候，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人们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这使中共高层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邓小平说，“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另一方面也得到一种信心，德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都是在十几年时间内实现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在未来23年实现现代化?当时日本、西欧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双重考虑，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争相要借钱给中国。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中国的现代化不需要从头摸起，可以“把世界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广泛议论了改革开放问题。从文献记录看，在要不要改革问题上，高层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争论。当时大家都希望尽快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可以认为，如果没有出国考察感受到的压力和得到的启示，达成共识会困难得多。

当然，启动改革是一回事，改革能走多远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然而通过改革实行市场化转型，鲜有成功的先例。改革之所以很难突破，除了既成利益格局的阻力，关键在于意识形态障碍。传统的社会主义有三大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第二是坚持计划经济，第三是坚持按劳分配。换句话说存在三个“戒律”：一不能搞私有产权，二不能搞市场经济，三不能搞雇工剥削。这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中国80年代的分歧大部分也是意识形态之争。

这些信条是怎样被逐步打破的呢?这与中国的改革路径有关。首先，最初理解的改革是有限的，以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界的认知程度，改革之初不可能提出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试探着来。正因为目标具有模糊性，也就容易取得共识。我们设想一下，如果1978年就有人提出搞市场经济，允许私有制大发展，在党内百分之百通不过。其次，邓小平的策略是绕开意识形态争论，鼓励和支持大胆试验，以有利于发展，为改革提供正当性，以改革的成效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中国没有采取任何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微观层面进行不断的试验，在宏观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双轨过渡的方式，整个1980年代对国企改革做了许多探索，但回避了私有化的敏感话题。改革率先在农村、乡镇企业、城乡个体私人经济和对外开放等“体制外”领域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逐渐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计划体制之外形成了很大一块市场经济，这就造成一种竞争态势，倒逼国有部门改革。因此有人认为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渐进式改革，不如说是“体制外先行”的改革。渐进式改革尽管不是一个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模式，可以分散风险，减少阻力，同时给执政党、干部队伍和普通民众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最后，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走这么远，有一个大背景，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开放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又推动了改革。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奇迹”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当然，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

五、路径的选择受多种因素制约

路径的选择是受多重因素制约的，包括观念的、历史的、制度的、国际环境的以及个人因素，等等。应当对历史的复杂性抱持一种敬畏，做冷静和理性的分析。

个人作用及其局限影响路径选择。当代史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人们把改革开放前称为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后称为邓小平时代。这样说，在特定意义上是可以的。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最高决策者的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在几个转折关头，毛的个人意志都左右着中国的政治走向。然而，历史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事情的发展也不是依一个人意志而行的。我们看到，“大跃进”以失败告终，“文化大革命”以悲剧收场。可见历史的力量是巨大的。历史有可为之事，有不可为之事，不可为而为之必将带来灾难。笔者相信恩格斯说的，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各种方向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中国当代史也当如是观。如果真的只有一种方向的力量，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党内分歧和斗争了。极而言之，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对历史的塑造，当然，不是平摊责任。笔者说每个人都参与了形塑历史，不单指高层，还包括普罗大众。举例说，我们过去考察农村变革只关注高层政策，在一般人的看法中，农民只是被动的顺应者和承受者，他们的行为无足轻重，不足以影响历史进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无论是集体化运动狂飙式兴起，还是它决堤式终结，都有来自底层的原因，集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行为模式。而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政策意志与农民意愿之间经历了几次重大较量，最终在1980年代最高决策层顺应了农民意愿。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狂热的个人崇拜，也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因，并不完全拜宣传所赐。

历史因素对路径选择的影响显而易见。笔者赞成章百家的看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应当注意追溯它的历史来源。20世纪的连续性，尤其表现在革命问题上，“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革命的传统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影响极为深刻和持久，包括道德信念、战争经验、思维方式、工作作风等，例如“延安精神”肯定是维持新中国成立后廉洁政治和良好党群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成功经验也会发生时空错置，如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革命后的问题。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态和一系列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印记。不了解中国革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史。20世纪的另一种连续性，就是对国家现代化的追求。一位日本学者说，整个20世纪“始终有一个连绵不断、贯穿中国政治空间的深层底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问题仍然是近代中国问题，甚至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也可以从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中找到渊源。举例说，中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固然来自对苏联经验的仿效，但许多学者都提到计划经济的本土资源，认为中国采用计划经济制度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产业、制度和思想遗产对1949年以后有重要影响，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性。民族危亡之际，中国精英们都有一个强国梦，盼望中国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依当时的认识，似乎要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只有一条路，就是发展国营企业、实施计划经济。其大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西方的大萧条形成鲜明对照。主持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和钱昌照都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中国经济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二是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三是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很难说中共领导人是否受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50年代推行计划经济和赶超式工业化，不难得到社会各界的呼应。

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当下的，都是对历史大事件的回应，因而都可能是有局限性的，人类的认识不会止步于某一时点。今天的人们普遍认同了市场经济，这是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不成功的实践之后得出的认识。依迄今的人类经验，市场经济是不可替代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但市场经济也有多种模式，西方在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之间存在一种周期性钟摆现象。20世纪20年代末的全球性危机，使早期自由放任经济模式宣告终结，代之以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其核心是强调政府的全面干预。1973～1983年西方世界发生了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了众矢之的，以“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再度崛起。历史似乎已经宣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最终胜利，没有料到2007年夏季美国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反思资本主义”的声音。这场危机对世界带来的震荡远没有结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资本全球化引发的广泛而深刻的不平等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对我们是另一种警示，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绝不可无视社会公平正义，当然中国还有其特殊的问题。

国际因素对路径选择的影响不可忽视。离开了对中国所处国际背景的认知，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多次转向得到完整理解。即使是封闭年代也可清晰地看到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趋向的重大影响。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共深受苏联观念和模式的影响之外，所谓国际背景，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冷战，二是全球化。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之中。这种战后格局不仅制约了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而且对中国国内政治走向有着重要影响。后来的几次重大政治转轨都可以看到国际因素的影子。在1953年，被封锁禁运的国际环境，因朝鲜战争而强化的安全考虑和苏联工业化援助的到来，是促使决策者推行“一化三改造”整体部署的重要因素；1956年至1959年中国政治多次戏剧性地转向，更可以看到苏联东欧局势演变的直接影响；60年代的“反修防修”则直接导源于中苏分裂和论战。外部因素的引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的影响更大，如果说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封闭环境是中国加速选择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70年代末以后的开放环境，则成为推动中国一步一步趋向市场化的重要因素。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市场规则和制度；国际竞争的引入，倒逼国内企业转型；开放还提供了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资源和客观参照，引出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新想法。融入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也使中国面对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挑战，对于中国的路径选择将构成更大约束。

目标和理念在路径选择中起主导作用。章百家、王海光都谈到当代中国路径演进的随机性。章百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所走的具体路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未必有后人认定的那么大的作用，客观条件会像无形的手左右历史进程。王海光直接说，“历史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这里涉及目标和理念在历史演进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历史不会完全按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行进，想的是这样，结果却是那样，出现这种情况是常事，“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合作化运动的速度也超出当事者的预料。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文化大革命”一搞十年也完全不在毛泽东的预设之内，到了后期，“文化大革命”本身成了毛泽东需要竭力维护的首要目标。当然，也有出乎预料的正面结果，如中国的市场经济转轨，站在1970年代末的起点上，笔者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会走得这么远。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在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否定目标和理念在路径选择中的主导作用。谁都不会否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意识形态和目标感都十分强烈的政党，毛泽东时代尤其如此。诚然，任何一次路径转向都有当时的客观情况，但究竟选择哪种应对之策则取决于当事人的目标和理念。如果都是被客观形势牵着鼻子走，就不可能有1953年的总路线和“一化三改造”，不可能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不可能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人都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总是在一个任务完成之际，先人一步提出新的愿景，牵引人们追赶他的步伐。笔者认同韩钢的说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高层有两大目标是贯彻始终的，一是对工业化目标的追求；二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这也是美国学者施拉姆较早提到的。笔者想说，同时追求两大目标并不是没有矛盾的，领导层总要在意识形态目标与现实性目标之间做出权衡。二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问题，成为高层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说毛泽东对现代化不热心，尤其在1950年代。他相信二者可以相互配合和促进。但本质上说，他是把发展置于平等目标之下的，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越到后来越远离经济目标而着重意识形态斗争。由于路径选择脱离了中国现实，必然遇到社会的反弹甚至抵抗。毛泽东时代发动了无数次的运动，大都无关乎政权稳固，更多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为强制性的制度变革开辟道路。1979年以来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执政党的政策目标调整，把现代化目标置于首位。邓小平的发展观核心是发展，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由此引出改革开放的新路径，并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无论怎么定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已经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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