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格晟 周恩来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历史的讲话（1972.6.10-12）

Gowest

周总理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六次路线斗争历史”的讲话

一九七二、六、十

《传抄稿》



周总理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六次路线斗争历史”的讲话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

胡炜同志传达记录稿

1972.6.10



[录入注：六月十日的讲话：]

关于我党的十次路线斗争，我讲新民主主义时期六次，这些斗争我参加了，犯过错误，我要把真象、关键和历史背景多讲一些，延安整风时，接触了这一问题、检讨了，但今天在座的，特别是年轻的不大知道，今天在批林整风中讲讲斗争情况，可以帮助大家提高认识。

对于我党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党十次路线斗争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概括的这一真理。我党五十年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并战胜他们的历史。这几次斗争我都参加了，犯过错误、重大错误，我可以讲得清楚一些。我不是讲个别错误，讲重大领导错误。延安整风我检查了一周，有了初步认识，为什么讲初步呢？认识是逐步加深的，提高的。如果一切都认识好了，那还有什么继续改造？我们批林整风、批陈整风一样，那时他们作了检讨，现在问题揭开了，批判别人要想到自己，毛主席说：“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毛主席就是这样作的，他最严于解剖自己，我们学习这一点不太容易。毛主席过去与我讲过，一个共产党员要担负领导工作，就要认真读几本书，要通过工作实践，认真地作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才有可能把工作搞好。我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读了四五年的书，受过资产[资反]路线的教育，后又跑到外国去镀金，到法国[去学习，]未进学校，看书看报看得很杂，运动的影响在法国加入了党，当时中国党员没有参加外国组织生活，我们自己组织一个中国少年党，以后上海中共中央通知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党各[个?]人未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没有作过工人运动，更没有作过农民运动。回国后，在广州搞了一点，主要是搞学校的统战工作，一开始就高高在上，在黄埔军校为政治部主任。参加军队在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当党代表主要搞宣传工作。那军队不是我党独立自主搞的，蒋介石原把我们插[于?]手他的军队，他口头上唱高调，喊国际共产主义万岁，把儿子送往苏联，骨子里是反共的。这情况说明，我入党后，基本[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本功很差，不具备作领导工作的条件，我回来后，就在广东[录入注：时广东区委]相当省委，所以犯了重大错误。

(一)

首先说说陈独秀的机会主义，1924-1927年，大革命初中期，我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当时主席有两篇著名文章，一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3年[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党领导了工人农民运动，组成了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推动了北伐大革命的蓬勃发展，群众运动都是我们党领导的，省港、二七大罢工都是我们领导的，工人运动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均有很大发展。国民党的左派不发动群众，只搞上层，右派专搞分裂，我党应按马列主义原则，搞群众运动，但认识上有很大[区别和]分歧，主席的思想是要我们与国民党合作，要把它改[造]成工人农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革命要由我党领导，这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他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这个力量，无产阶级起来了，尽管人数少（当时只有一[二?]百多万人）但是有组织、有觉悟、有了自己先锋队共产党，是完全可以领导的，我们应该依靠这个力量，组织国民党左派，由我们起领导作用。“左”的方面是张国焘，他反对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他说：“工人阶级不应该参加国民党，要参加仅少数几个人就行了。”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中国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前途、转变，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是路线）。

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可以成功的，光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有土耳其的凯末尔（他利用土耳其与希腊的战争在苏联援助下，取得了成功）。主席明确指出，革命要分两步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批判了“左”的倾向，同时指出民主革命要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完成第一步既向第二步转变，反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不是革命的转变论）。陈独秀的思想是抄西方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十九世纪的，他脑子里封资修的东西很多，有西方的、有日本的。主席说过，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在民主革命阶段，有党的领导，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路线斗争的基本内容。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错误的资产阶级路线，不是一帆风顺的，回憶以往千辛万苦，胜利得来很不容易，主席主张当时国共合作分清敌我，独立自主，坚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主席等亲自参加了工人、农民、学生和统一战线运动，他当过兵，有各方面的经验、实践，受过各方面的锻炼。主席在学生时期，就注意锻炼自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表现了主席少年时期的壮志凌云，表现气概，主席领导的[过?]工会工作，办了许多工人夜校，主要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许多干部都是讲习所的学生（如方志敏、王首道、韦拔群、××）。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与毛主席的领导有很大关系，主席特别注意组织武装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认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当时国民党内设了农民部，部长是谭平山，而我党却无此机构，陈独秀出身于封建家庭，根本不重视农民，从右的方面反对农民，张国焘从“左”的方面反对农民，是托洛茨基那一套，当时农民运动如此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但我党的工作跟不上。它同样是领导权问题。陈独秀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主席说了他的历史地位、作用，肯定陈在党成立之前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当时北大有二派，一派接近胡适（如罗家伦、傅斯年），另一部分接近陈独秀，苏联十月革命后，听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列宁派了维经斯基（第三国际）到北京来，找到了陈炯明，说陈是支持新文化的，在北方找到了吴佩孚，说他是保护劳工的，吴是镇压二七大罢工的刽子手，但陈在1923年写文章说“[注:此处疑似脱漏。陈独秀《革命与反革命》说吴佩孚“但是他讨伐段祺瑞安福部、张作霖交通系，都是革命的行动；因为段祺瑞、张作霖、安福部、交通系这班卖国的反动派失去政权，是给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能够得着政治上发展的机会”，《反动政局与各党派》说“洛派军人诸君！你们在打倒安福部段祺瑞打倒张作霖交通系的行为上，不但是爱国者，而且是一种革命的行动”。]我党过去上当，很多领导不会作阶级分析。陈炯明在前期还有一点民主思想，吴佩孚是地地道々的军阀，连苏加诺都赶不上。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没有参加，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一大”代表十二人，坏了四人，牺牲四人，病死二人，只剩二人，一是主席，二是董老。主席很尊重历史，陈是总书记，这是历史肯定的。但也仅仅如此。

陈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激进派，从来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陈叫我党向西山会议让步（国民党右派反对“一大”的国共合作、三大政策），当时参加国民党的我党党员，不以左派自居[不与左派合作?]，面目[而且?]未暴露，由于我党向右派让步，使蒋介石敢于作反共尝试，我们党放弃了作国民党左派军队的工作。当时有八路军，各军要求我党派人去作政治工作，当党的代表，我们把力量放到一军去了（即蒋介石在的那个军）。“三·二〇”事件后，蒋把我们赶出来。那时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既然赶出来，能否派到其他军队里去呢？我同意，但讨论时未通过。后来李济琛（四军军长）要人，才把叶挺派了去，这是我们党唯一掌握的北伐军中的所向无敌的军队。我没有执行毛主席到各军队建立军队工作的指示，当时我没有坚持，如果坚持是可以通过的。主席是要党领导的工农军队，陈独秀则什么都不要。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三·二〇”事件，即中山舰事件。该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蒋介石耍了阴谋，说该舰要暴动，把舰长逮捕，把部队里的共产党员全部赶走。“3·20”事件后，陈独秀还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蒋自黄埔以来未作过对革命不利的事情，大肆吹捧蒋介石。5月15日国民党二中全会搞了“整理党务案”，主席反对（主席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但在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又作了让步，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暗杀。整理党务案有四条，一是共产党员在各级领导中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二是不能当部长；三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交出全部名单；四是共产党[给党]员的指示要通过两党联席会（当时国民党许多基层是我们给他搞起来的）。联席会主席是张静江，是右派，我党反对这个提案。但陈独秀派了张国焘[张国焘执行陈独秀指示]说明党员同意。（他是协议会代表团主席）。当时何香凝责问蒋介石，谁指示杀害廖仲恺，胡汉民搞到哪里去了，柳亚子等带头鼓掌。但我党不管，使国民党左派很孤立。主席主张反对，但讲话没有人听。

1924年第一次北伐，黄埔军校镇压了陈炯明搞的商团暴动。北伐时期，陈独秀来信反对北伐，说只能防御，不能进攻。理由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实际上北伐军一出动，群众立即起来，有的地方军队未到，就把反动派搞掉了。他始终坚持资产阶级的领导，说资产阶级的革命当然是资产阶级领导。陈反对土地革命，当时国际七次会议指出，要搞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在党中央讨论时争论很厉害，陈不赞成土地革命，连减租减息都不赞成，更不赞成发枪。当时实际上两广、湖南农民活动起来与地主斗，争夺地主的枪。

1927年7月27日[注:4月27日]，我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口号提得的左得很，就是不赞成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陈是讲让汪精卫参加会议[陈先讲话，汪精卫参加会议讲话]。“五大”主席指示加强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工农，建立工农政权等正确方针，但不能通过。1927年上海发动了三次暴动，夺了军阀一个旅的枪，有5-6千枝。当时国际代表说：“罢工为什么不上街，不夺枪？”我说行吗？夺取武器如何搞，不知道！去请示陈，陈也不答复。当时确实不知道如何干，蒋介石到上海就把最反动的刘峙部队调往闸北与我对峙，4月5日发表了陈独秀、汪精卫宣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辩护，为蒋介石发动政变欺骗全党、全国人民。宣言发表后，国民党说汪精卫投降共产党了，他一气跑到武汉，陈也去了。汪精卫当时冒充左派，说是国民党改组派，蒋介石看刘峙与我对峙搞不下去了，就改变手法，调白崇禧的部队去，要与我谈判。当时我们没有经验，代表是我与顾顺章，他利用与我们谈判之际，缴了工人武器，当时我才29岁，确实不知如何搞法。问题不在犯错误，而在不会总结经验。汪精卫、陈独秀到武汉后，蒋介石在上海搞“4·12”惨案，南京路上血流成河，在广州搞“4·15”惨案，（李济琛当时到我家在广州），在我家的几位同志均被抓，牺牲了。蔡畅同志因在后院幸免。5月21日，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许克祥在长沙解散工会，逮捕了工会负责人。当时湖南主张去镇压许克祥，可以组织十万人，包围长沙。当时国际代表是个印度人[罗易]，指挥陈独秀不能打。国际八次会议有个决议，要共产党参加政府当部长，武装工农，掌握武器，不能听国民党那一套，印度人首先把决议送给汪精卫，国民党作了准备，而我们却停止了反击。

六月11日，陈搞了十条，实际上是向国民党全面投降。在会上，陈一再不让主席发言，任弼时写了条子，要求让主席讲话，陈将条子撕碎，丢在地上，踏上几脚。在陈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指引下，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就是所谓“宁汉合作”。刘少奇当时去武汉与陈合流，下令解散武装，国民党实行清党，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工农群众实行血腥镇压，这时五万党员只存下八千，二百八十万工会会员，只剩下三万人，广大农民也遭到血腥镇压。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转入地下。主席总结这一深刻经验时指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不依靠工农，只依靠国民党，结果，帝国主义通过地主和豪绅、买办，伸出千百双手首先把蒋介石拉过去，后来把汪精卫拉过去了，使革命陷于失败，但陈却认为资产阶级胜利了，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要准备二次革命。陈1929年联合刘仁静、彭述之组织了81人的托陈取消派，当时我们组织上也有点缺点，“八·七”会议未让他参加，但也不能因此反党。陈以右派起家，刘仁静是托派，见过托洛茨基。1929年8月5日，陈写信给中央要取消——10月5日党写信劝他，他不听，1929年10月开除其出党。他们在12月于上海发表声明，叫“八十一人宣言”，反对国际，反对斯大林，反对中国革命，这是不太革命的一段。[这是大革命的一段？]

(二)

1927年到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是在汉口召开的，党坚决纠正了、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撤销了他们的职务，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主席参加了，瞿秋白主持会议，陈独秀未到，会议还批判了李维汉，他是坚决贯彻陈独秀路线的，“马日事变”他是湖南省委书记，中央局有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张太雷等。

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方向是对的。但未去农村发动群众，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还是以城市为中心，依靠外援，这[是]基本的政策错误。我是前委书记，我是负主要责任。“八七”会议前，瞿秋白、张太雷要我酝酿起义，去做动员和组织工作。当时动员的力量有叶挺第十军[注:第十一军]，贺龙的两个师（共产党员周逸群在该部工作），当时我们讨论，起义还是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搞土地革命，反对分裂，这是三个口号，口号是正确的。但起义后，到底如何怎么搞，大家都不知道。国际代表有影响，（说到广州、海口，苏联派船接应，给武器）但主要是我们自己，当时想法要占领海口，苏联援助这一点是错误的，这是在大方向正确下的路线政策错误，大方向对，路线政策错了，同样要失败。当时部队情况很复杂，叶挺有两个师，他兼一个师，周士第兼一个师，起义后这个师跑了[注：似应为蔡廷楷的师，后为19路军]，贺龙的两个师很杂，朱德当时是南昌公安局长兼警备团团长。准备起义时，中央派张国焘来，他反对起义，但又不好公开讲，他说，不要忙，把张发奎争取过来再说，张国焘要到庐山找张发奎，我们与他争论很久，决定不能等，马上起义，起义后，南下中打垮国民党一个师，自己伤亡也不小。如就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可以补给，安排伤员[注:《周恩来传》引的记录稿有：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乌，那就很好嘛，靠近闽赣边嘛。当时没有这个思想]，当时贺龙是一个付指挥，叶挺很年青，打仗勇敢，但考虑不周。贺龙是个土匪出身，思想离我们很远，一路上耽误了很长时间。起义部队到潮汕，国民党薛岳部队赶到了，在圩坝打了一仗，未获胜。即是当时胜利了，以后还要失败的，路线错了。这时又派了张太雷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要领导起义的负责同志都离开部队，只留给我一人。这时广东陈济棠部队来了，把起义部队打乱了，好容易收容了一部分，带到海陆丰，另一部分留在圩[三河?]坝，由朱德同志领导。到海陆丰的千余人，朱德同志带的有千余人，转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历史的面貌要恢复过来，朱德同志在这里有一功，朱德同志在路上作了许多统战工作，他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认识不少云南军阀，得到了范石生的帮助。“九大”时我讲了有一句话，讲错了，讲林彪是光荣代表，首功是朱德同志，林彪是跟上去的，在井冈山林彪打仗还是可以的，在井冈山，他搞掉了袁文才、王佐，国民党进攻时，他弃山逃跑了[注:搞袁王、逃跑的，实际似应为彭德怀]。九大时把林彪的功说多了，说过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错了允许改，包括跟林彪陷得很深的，也是犯了错误允许改，也包括刘结挺、张西挺。另一部分以后在澎湃的领导下参加海陆丰暴动也失败了[，部队到海陆丰时，我已离开了，贺龙部队垮的垮，散的散]。本来到海陆丰的部队与广州暴动相结合，力量也不少[，但是]执行盲动路线也失败了。“八七”会议后，主席亲自领导秋收暴动，建立红军，建立根据地，在井冈山点起工农根据地的星星之火，主席亲自领导建立地方党，搞土地革命，建立政权，建设部队，搞农村包围城市，执行了一系列正确政策。

武汉警卫团去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因南昌起义的部队已走[已搞起来了，他们只好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他们南下去井冈山，在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各地起义部队都搞起来了。[赣]东北方志敏、江西陈正人、曾山，闽西张鼎丞，湘鄂赣傅秋涛，湘鄂西段德昌，湖南周逸群。贺龙在南昌失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湘鄂西、洪湖地区，鄂豫皖许继慎、曾希圣[注:应为曾中生]，广东也起来了不少，海陆丰、惠阳、海南岛。广东失败了，当时李立三，是广东书记，他在香港指挥失败了。广西韦拔群，四川王维舟在川东。陕西是刘志丹，先在关中，以后到陕北。陕西真正的头头是刘志丹（他是黄埔军校学生，很朴素，能接近群众），不是高岗。1930到31年，各地均粉碎了国民党的围攻，特别是江西毛主席亲自领导粉碎了一、二、三次围剿，出现了革命高潮，在当时还是局部高潮（他讲了一段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未记），一直到七届二中全会，主席做了结论。从193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农村，在乡村集聚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凡是执行主席这个路线的就胜利。有人说有枪，有地，[但是路线不对就要丢掉，]凡是违背的就失败，人枪也都丢了。这期间出现过三次的“左”的路线。第一是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但“左”的倾向未很好克服。“左”的[倾向、]情绪发展了。十一月在上海召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瞿秋白说：“革命形势一直高涨”（实际是低潮）。瞿的思想直到六大还在坚持。（当时斯大林找他谈话说：“海里潮水一直高涨不是把大陆也淹没了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瞿提出不间断革命，要毕其功于一役。当时口号要搞苏维埃，方针是暴动夺取城市，还是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左”倾路线第一次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理论上是托洛茨基，他们把革命形势、性质道路都搞错了。瞿的盲动路线时间不长，27年冬到28年春半年，共产国际九次扩大会议批判了盲动路线。当时国际有两个代表，在广州的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专讲暴动，我们叫他“暴动毛子”，此人后来变成托派。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英勇一段，张太雷、叶剑英、聂荣臻都参加了。当时革命处于低潮，起义是完全正确的。国民党疯狂镇压。不能束手等死。起义是完全正确的，起义后迅速转到农村就好了，结果在广州市里[城市搞]苏维埃被国民党四面八方的军队镇压下去了。早一点离开就损失小一点，广大群众很积极、很英勇，但是我们没有领导好，盲动主义路线使很多地方失败了，国际发现了这一情况，让我去纠正，我与李立三争论很久，最后，把恽代英保留下来了。李立三又派他去上海当区委书记，很快暴露而被捕牺牲。还有些地方中不成熟也搞暴动，于都?失败了。（江浙冀）河北玉田有个于立之[于方舟?]牺牲了。城市工人罢工也失败了。干部群众的牺牲很大。盲动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搞惩办主义，主席也受到攻[打]击，撤销了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我是会后离开上海，受到严重警告处分，我当时只感到不对，未从理论上、路线上来认识。瞿秋白被捕后叛变自首，写《多余的话》说他参加革命是偶然的。他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出身于封建家庭。当时以记者的身份到苏联采访，写了二本书，一本是《赤都心史》，一本是《饿乡纪程》，对列宁和斯大林的苏维埃国家有很多诽谤。23年陈独秀把他带回国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鲁迅在上海和他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他是有警惕的。鲁迅出版了他的一些著作，尽是翻译，但他自己的著作未给出版。

党的“六大”。1928年6月27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毛主席说应该指出“六大”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提出了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批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也批了瞿的盲动路线，公布了十大纲领，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未指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及农村的重要性和其他方面。“六大”以后的中央领导始终没有消除“左”的倾向，向忠发（六大几个知识分子争吵不休，说找个工人书记）是总书记，李立三是候补常委，李与刘少奇勾结，他们一起在安源工作过，向忠发先回国。刘少奇从华北回到上海散布很多谣言，我回来后调查过此事，中央有责任，很多刘少奇自己有责任。当时蔡和森是“六大”常委，他利用蔡到莫斯科去把李搞成常委，在这时期发生了右的错误，即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的悲观主义情绪，不是林彪一个人，也反映在国际上，“六大”后回国，国际的布哈林、陶里亚蒂找我谈话，说农村不行，朱、毛已暴露了，最好要他们离开，不然最后连一只老母鸡都没有了。我回来后，按这个精神给毛主席写信，主席不同意，说我要离开可以，可以叫恽代英同志来换我。（中央二月来信）



六月十一日讲话：

昨天忘了讲一件事，现补充一下，大家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后。当时红军开了七、八、九次代表大会[就出现了问题，是毛主席领导还是换一个人]，朱德、陈毅商量要把毛主席换成朱德来领导，他们把意见拿给支部讨论，在来讨论之前，先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朱、陈都犯了错误，朱德更重一点。此时林彪一直支持主席的，他有一功，以后陈毅到中央汇报，我与陈毅谈了几次，中央意见是仍由毛主席领导，批评四军极端民主化倾向，领导人不要支部讨论，我问陈毅你能代表主席吗？陈说，我不行。陈毅同志把毛主席请[回来，林彪60年把军委扩大会议叫恢复古田会议，决议是主席起草]的，但与古田会议又不能并列，古田会议不仅适用于军队，也适用于地方，毛主席在1929年2月召开古田会议，问题解决了。1930年2月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虽然林彪支持了主席，但他的思想认识不坚定，主席批评教育他，这说明支持过的并不一定真支持，反对过主席的也不一定一直反对，错了可以改嘛！主席之所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也就是这个道理。

(三)

李立三路线，1930年6月到9月，四个月，六月十一日由李立三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6月前在上海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那时李立三就宣传他的观点，要各地同志传达，说明李立三很能吹。革命形势，当时主席指出是国民党开始[走]下坡[路]，革命[形势]开始上升，因为当时军阀发生混乱，红军得到发展、开辟了[中央苏区]，李说全国高潮已来到了，马上全国行动，否认革命的长期性。李认为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革命高潮已形成。要打九江、长沙、宜昌，切断长江，会师武汉。七月，红三军团偶而打下了长沙，李高兴得不得了，更加大放厥词，八月政治局会议，李说打下武汉就是全国胜利的开始，不仅推动中国革命，而且可以推动世界革命，革命可以马上转变，以后国际批评这是极“左”，二是他心虚，要依靠世界革命是托派的观点，我们要有一国胜利的信心，列宁斯大林都是如此提的，李立三是土教条，当时国际代表在上海不同意他，康文友（翻译）说[国际]不同意他的提法，他说打下了武汉与国际算账！那时我不在家（在莫斯科），李把党团工会都取消了，合并为行动委员会，这样出现蛮干。在各中心城市暴动，使刚刚恢复起来的力量再一次遭到失败[损失]。主席说这是不顾主客观条件，不愿作艰苦工作，充满了幻想，只想大干。李三路线时间短，但恶果不少，把城市刚恢复的工作破坏了，干部工人受到很大打击。当然党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很坚决很英勇，但在错误指挥下受到了很大损失。向忠发玩过船，当个码头工人，文化很低，一切听李立三的。在下面做了很多坏事的[是]李维汉，向忠发还兼上海书记，下边不同意，又叫李维汉当上海书记，他搞李立三那一套，以后又到莫斯科变成教条主义，多次反复证明[此人]他是不好的，我们应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点，党内各种思潮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领导好，工作作风[作的?]好，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当然各地也有反对李立三路线的，如贺昌，恽代英(是很杰出的同志，主席很器重他)，关向应等。

六月国际听了我口头汇报，在一起研究了李立三路线，6月11日决议对他批评是很温和的，未提出其路线性质，希他改正。瞿秋白与我一起回来，九月到上海开了三中全会，纠正了他的错误，在三中全会上，说中央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后来国际看到了他12月的讲话，才指出李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三中全会犯了温[调]和主义，我是犯了温[调]和[主义]错误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瞿秋白主持的，我作的报告。三中全会后，送李立三去莫斯科学习，李立三把[在]南昌起义很胆怯，在广州搞盲动[蛮干]，瞿秋白掌权后，他窃据常委又搞盲动。他的老婆是苏联人。此人有很大嫌疑，李很可能通过其老婆与苏修特务有关，我与康老几次叫他与老婆离婚，他坚决不听，解放后一直犯错误。主席是一直教育他、挽救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自绝于党，自杀了。在一二军团，主席不同意李立三路线，三军团周逸群说服了彭德怀，四军团攻武汉，十军团攻九江[注:此说似有错误，周逸群并不在三军团，十军团当时还没成立]，均遭受很大的损失。以后党团恢复，行动委员会撤销了。在此期间，苏区由毛主席领导，农村和红军不仅没有遭到损失，反而有很大发展。当时李立三路线为了打城市，把所有武装力量，农村的一支枪都收集起来，这是极端错误的，废弃小的[山地?]游击战争，一支枪也要集中在红军手里，主席很早就指示过这样不对，人民游击战争和红军是左右手，否则是独臂将军。根据地对作战来说是武装人民，敌人视为畏途的主要这一点。

（四）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

立三路线失败后，白区党里思想很混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国际得到了李立三“八月”讲话，指出其反国际路线，国际这一指示我们不知道，王明首先从国际代表米夫那里知道了这个指示，他未报告中央，那时即用小道在各地组织传达，批评李立三反国际，批评三中全会调和，当时许多人对立三不满，当然其中是从右的角度出发，另一种情况是罗章龙为代表的右派（中央委员，搞工运的），此人一贯极右倾，陈独秀时跟陈，他对当时[形]势很悲观，认为形势又回到了“八七”会议以前，对革命丧失了信心。罗利用部分同志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挑拨离间，分裂党的活动。公开拥护托派政治主张，咒骂红军和根据地，叫嚷立刻停止中央全会职权，改组政治局，欢迎陈独秀回来领导。他勾结一伙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下而上，党团工均成立第二套班子进行分裂活动，还派人到各地串联活动，他势力不大，人数不多，分裂活动基本上没搞成。当时我就怀疑，为什么中央21个同志在旅社开会（李求实[录入注：李伟森]、林育南……）很快被敌人逮捕杀害，而罗章龙一派没有人被捕[注:此说似不合实情，被捕的21人是支持罗章龙、何孟雄的]。有一本书《红色舞台》内中写了不少材料，是属内部情况。重庆解放时从敌伪档案中搞出来的，那上面写的是王明、罗章龙的匿名信向敌人告密的。前后只搞了一个月，但反映了党内的一种右倾思潮。[主席指出党犯了错误应以正确态度去处理，用错误反对错误就会分裂。罗章龙代表了这样右的倾向，用错误反对错误。]毛主席说：“罗[章龙]当时反对中央很厉害，否定中央一无是处，就他正确，另立中央，结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四中全会，我们去请罗章龙、[何]孟雄参加，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中国代表）、王明反对，以后派了二个工人同志参加，这证明米夫与王明有联系有勾结。四中全会补选了中央委员，只补了王明一派的，没有补罗一方面较好同志，四中全会开除了罗章龙出党。

（五）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1930年9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博古、张闻天[录入注：洛甫]等人陆续回国。王明一回来（他们当时均非中央委员）就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改组中央。在四中全会以前王明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当时叫《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四中全会上夺了权，形成更加系统、更加完整、更加理论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路线时期，我陷得很深，抗战后王明回国，在武汉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我又犯了严重错误。四中全会后，中央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号召拥护国际路线，实际上是要拥护王明路线，对调和主义，对立三路线错误的人进行无情打击。向忠发名义上是书记，但实权掌握在王明手里。四中全会后，把中山大学回来的所谓“二十八个半”派到各地方去夺权，正如毛主席说的“钦差大臣”满天飞。二十八个半也有个别好的，如王稼祥，他是王明派到苏区去夺权的，他到苏区后，在宁都会议上，他是反对罢主席官的，在遵义会议上是支持主席的，王稼祥这时是有功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三和一少”的代表，其实他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真正搞的是王力（中联部副部长）。当时在莫斯科开会，茅盾为团长，我们发言，胡[志明？]当时就反对。回来后，刘少奇、邓小平支持这一发言。1962年批评刘少奇时，也批评他的“三和一少”。王稼祥是较好的，至于他与同志们的关系不大好，这是次要的。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夺了权的。任弼时和我被派到了苏区中央局当书记，都是坚决拥护和支持王明路线的。主席正确路线被代替了。我支持王明路线，犯了很大的罪行，夏曦派到了湘鄂西，也夺了权，原先邓中夏在湘鄂西，他是较好的[注:邓似乎也执行立三路线，几乎把二军团搞垮]，鄂豫皖是张国焘、陈昌浩、张琴秋（陈的老婆）。赣东北是曾洪易，白区北方陈原道，广东何凯丰，这二十八个半留在白区的几乎都成了叛徒，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在上海工作很不顺利，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顾是政治局常委），中央派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来，后在武汉被捕，他立即要见蒋介石，为蒋介石献策，说可以把共产党一网打尽，共产党情况我都知道。此电报落在在国民党那儿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手里，连夜报告了中央。上海中央连夜搬家，避免了损失。向忠发实际上是流氓无产者，吃喝嫖赌都干，还包了一个妓女，被捕后很快叛变，还不如包来的那个妓女有骨气。当时组织了上海五人临时中央，有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被捕后叛变），王明为什么不是临时中央成员呢？因为他怕死，王明看见形势紧张，与米夫勾结去国际当代表，既掌握[实]权，又不危险。1933年临时中央在上海蹲不住了，搬到苏区，全部[立即?]夺了主席的权，从上到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31年5月四中全会的中央通过一个“目前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与立三路线一样，号召到处打城市，暴动。同样在形势、任务、道路上作了错误的分析，更系统更完整。我于31年中旬到达瑞金，当时五军团起义过来（66军董振堂、赵博生），即宁都暴动，我在道中听到这一消息，1932年1月28日发生了淞沪战争。1933年春临时党中央搬到苏区，康生到苏联与王明一起同为驻国际代表，康生与王明共事期间发现王有问题，王明当时在莫斯科中国党之间进行阴谋活动，要选他为书记。国际七次大会上，康生是第一个起来反对王明的，延安整风中也是康生把王明的小册子找给主席看的。四中全会后，江西主力红军，鄂豫皖红军粉碎了围剿，全国出现了抗日高潮。我在去苏区以前，在上海参加过一次临时中央碰头会，这个会在“1·28”事件后，本来应该利用抗日形势的高潮，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主席意见，在新形势面前应该联合一切抗日势力与军队，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成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推进抗日革命高潮。王明是极“左”的，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要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提出资产阶级最危险，完全是无的放矢。当时日本报纸别有用心地宣传红军的胜利，阴谋拉拢蒋介石，要国民党不[要]抗日，集中力量围剿共产党，我党也未给予揭露，四中全会中，中央认为日[本]占领东北就是要进攻苏联，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进攻中心城市，起草一个文件，即“日本占领东北的决议”，内容就是上面那些。王明路线是最“左”倾的空谈。我在中央局的时候很短，我在苏区执行的完全是王明路线，并用经验主义的词句加以补充，这些文件曾被刘少奇利用，王明的文件批评刘少奇右倾，也被利用，打扮他自己是正确的，刘实际上是真正的右倾。

主席在王明路线期间写了十篇文章，尖锐地批评王明（十篇收在毛选的一篇是《反对本本主义》[注:“九篇文章”即《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王明是要打中心城市。首先提出在湘豫皖先打下一、二中心城市。我去江西不久即要坚持打赣州，不听主席劝告，未打下来失败了，[失败后怎么办，提出红军主力到闽浙赣边区发展，彭德怀反对，只好暂时停止，]只好暂时分兵，主席带一、一五军团在[东]下漳州到闽浙赣扩大影响，扩大了红军，扩大了苏区，彭带三军团到赣西毫无收获而回，说明王明路线在个别红军领导人中发生了影响，首先是彭德怀（李立三路线他也是积极支持的）、贺龙。主席后来和我们讲，李立三你们也不认识，怎么他的东西一来就奉为圣旨。四中全会的中央反对中央苏区的正确的土改政策（平分土地）。王明路线污蔑主席是“富农政策”，要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形左实右的作法，当时我在上海，任弼时去苏区，我指出他要有明确的阶级政策，最充分地发动群众，1931年11月苏区党代表大会任弼时主持，决议攻击主席路线是富农政策，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了一套极“左”路线和政策，造成严重成[恶]果，苏区、白区严重对立。

四中全会以后根据根据地肃反扩大化，把主席路线说成是[右倾]错误，特别在苏区搞王明路线，肃反工作，搞重点领导神秘化，搞逼供[信]，与主席的党委领导，少抓少杀的群众路线完全对立，最凶的是湘鄂西，夏曦在那里要搞的段德昌同志就这样被整死了（他是真正的领导，是很优秀的同志）。五军团暴动过来的两个非党人士在宁都暴动中起了决定作用，当时外面有些挑拨，李克农[?]向我报告，我扣住了，同意逮捕，这两个人在以后搞死了，要恢复名誉，错误的政治路线带来了错误的组织路线。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在宁都会议篡夺了主席的军权，成了红军的总政委，鼓吹宁都会议为红军发展开辟了道路，虽[有些]是任弼时搞的[注：有推卸之嫌，任弼时宁都会议也反主席，但之前支持主席]，但[如]我坚决反对是可以反对掉的（当时我在前方时我是书记，任是代理书记），还有项英等，这是1932年8月，[主席临走时，我去主席那里，]主席[说：前方如有急需可以来电报，我也可以回]来，主席不仅政治、军事路线正确，主席的组织纪律性也可在全国全世界引为模范，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被迫长征，均是夺了毛主席的军权所致。

四次围剿打了胜仗是主席思想的战略战术的影响，当时毛泽浦[覃?]有一封信说，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还是按毛泽东办的，并不是王明路线的胜利。1933年春，临时中央[搬到?]控制苏区，国际派了李德（李在德国旧军队当过旅长）[注:实际只是士兵，当过师长、旅长的似为当时正牌顾问弗雷德（李德其实是此人的技术助手）]来，李即将红军领导权收到临时中央，由临时中央直接指挥红军。

博古、李德从指挥作战开始，从不集中兵力，总是分散兵力，特别是福建事变，本来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反而看成是敌人。陈明枢、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成立政府，反对蒋介石，蒋从江西调兵，从我们正面走过去，我置之不理，如果我们联合反蒋，形势可以大为不同。五次围剿时，他们搞单纯防御，御敌于大门之外，怕打烂坛坛罐罐。主席要打到敌人后方去（到苏、浙、皖敌人[心脏]后方去），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以后，主席又提出出兵湖南，调动敌人，又未被采纳。34年才出去了一个师到浙皖，太晚了，太少了，牵不动敌人了，结果军事保守主义变成了军事逃跑主义，让敌人集中兵力进攻苏区，内线作战，消灭敌人困难时，就应打出去，（解放战争47年的外线作战，刘、邓、陈，谢打出去了，很快改变了形势。当时我们一出去蒋介石感到很危险，通过苏联大使馆要与我们谈判，我们未理他），从战役战术上看，由于未集中兵力，很多战役。放过了，打周[浑元?]一个师，没有歼灭，就是兵力不集中的缘故。执行李德战术最坚决的是彭德怀。其次是林彪，他写“短促出兵”[论短促突击]。彭德怀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可见他们对彭的重视。当时中央赋予李德全权，我是总政委，未反对如此做，未向中央提出意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也未向主席请教过一次，我真是无地自容，使红区、白区遭受了严重损失的是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军事上是我，王明路线把大批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如福建的罗明、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大存。湘鄂西的邓中夏、鄂豫皖的曾中生、许继慎，陕北的刘志丹。31年1月五中全会未让主席参加，我也漠然置之，这是王明路线最高峰，也是王明路线下坡路的开始（苏联廿大时主席当时说是修正主义走下坡路的时候了），王明路线是极“左”，理论上也是个托洛茨基，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注:在《周恩来军事文集》第4卷中此处是“毛主席说，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这是简单的总结的话。”异文不一一标注]，事实上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以后，洛甫、朱德、我均认识了错误，这样在遵义会议撤了博古的职务，撤了李德的指挥权，确立了毛主席的指挥权，在惊涛骇浪中扭转了革命的航向，34年从于都出发，35年1月到达遵义，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实际上从黎平就酝酿了，当时博古[林彪?]并不积极，遵义开了会，主席作了报告，首先纠正了军事路线，组织上是部分改组。[主席的思想作法，问题要逐步解决。]

长征途中，国民党围追堵截，搞不好[会]全军覆没。首先解放军事，许多人是思想上想的到，长征后三个月，红军损失，只剩下几万人，洛甫要撤博古，实际上他[自己]想当书记，主席找我商量，我说不同意他当，主席说他想当就当吧，结果他一当就当了十年，主席的这种作法是为了减少障碍，集中力量对付敌人[注:在《周恩来军事文集》第4卷中是“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说过：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九届二中全会上只提陈伯达，并不是主席未看到林彪的问题，当时主席讲了对林采取保的态度，一步步的来，[学习]前后这一段历史，要懂得每个时期要团结最多的人，解决主要问题。遵义会议林彪态度暧昧，彭德怀发牢骚讲怪话，困难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顾全大局，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出发遇到敌人一个据点，大家意见一致，主张打击，扫除障碍。主席不同意，说可以绕过去，但尊重大家的意见，没马上决定，夜晚主席提着小马灯到我处，说服了正写进攻命令的我，要我晚发命令，以后又找大家开会，说服了大家。以后主席提出搞集体指挥，成立了主席、我、王稼祥的指挥小组[注:在《周恩来军事文集》第4卷中是“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我的错误这么大、这么重，本来无法指挥红军了，主席团结我、教育我嘛！洛甫当了总书记，但未参加军事指挥，他很不满意，他今天到一军团，明天到三军团与彭、林发牢骚，讲怪话，散布不满情绪。说拖来拖去要拖垮，所以到会理，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写信要撤毛、周、王的领导，这个会问题会理会议解决了，主席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懂得什么”[注:记录稿中为“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见《周恩来传》引用]，林检讨了，口服心不服，这是他到陕北后，要去陕南打游击的原因。

王明路线斗到35年，4年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红军由30万剩下3万，党员由30万战[减]到3万。主席总结王明路线说：“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



六月十二日讲：

（六）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分裂主义路线

遵义会议后，我是按主席方针路线来做的。1935年6月，中央红军行进到了川西[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一、四方面军会师，这是在困难的时候，阶级兄弟的会师，全党全军都非常激动，只有张国焘、陈昌浩不太高兴，会师后，我与张国焘见面时，他问我一方面军的实力，我告诉他约有3万人，他的脸色立刻变了，态度也变了，可见张国焘这个[人是以]势力[为标准的]，解放北京时，从敌伪档案中发现张1925年被捕自首。

当时不知道，我告诉他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路线，他挑拨说：“军事路线错了，政治路线还不错”，两军会师在河口开了会议，决定红军合力北上，但张却主张向川西、西康边区，少数民族地区逃跑，张还提出要增补中央委员，主席说可以提出，可以研究，要告中央全会通过，以后讨论总政委谁当。主席与我商量，恐怕是张当好，张就当了总政委。张胆子非常小，他对胡宗南畏之如虎，红军到了毛儿盖，我写了进攻[注:松潘]命令（他改为佯攻），现在档案还在，（周用黑字，张用红字）。1943年我见了胡宗南，说到那时情况，胡说：“当时我们很困难，如果你们一进攻，我们非垮不可。”张叛变党，[他还是找的胡宗南。]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对张的右倾进行教育帮助，决定中央分左、右纵队北上，右纵队是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加四方面军一部分，左路军纵队是四方面军主力加五军团，当右路军进驻巴西，左路军进驻沙坝，张又继续反对北上，他命令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的部队撤回，当时主席考虑到要尽快北上，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军委纵队先走，让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留下，以后张分裂中央，朱、刘起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作用，朱德同志在此事有一功，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张与陈昌浩等截击，叶剑英（四方面军参谋长）见电报后，立即报告主席，主席以出去看地形为名，脱离险境，宣布领一、三军团北上，叶的这个行动主席常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在此立了一功，张下令追击一方面军，要四方[面]军回[队]头，那时四方面军的一个军官学校跟中央北上，头头是李德，要[他]回头，彭德怀要打，被主席说服制止了，以后陈昌浩知道主席走了，要[下]命令追赶，被徐向前制止了，徐说“不能干，哪有红军打红军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心、军心都要团结，不要分裂的，二方面军36年开始长征，36年7月在甘孜[，而二、四方面军]会师（因张命四方面军搬到天[全]芦山。1936年张国焘成立伪中央，以后在天芦山呆不住向西逃跑，四方面军反对中央未能成功，在二方面军推动下，二、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7月到达甘孜后又命令四方[面]军进攻青海、新疆，口号是打通国际路线，就是西进黄河时，被国民党军队所阻，张本人过去，张回到陕甘宁地区，渡河西进，队伍在河西走廊遭到马回子[“四马”]骑兵的袭击围截，几乎全军覆灭，最后一队在高台，只有李先念同志带了六、七百人，到了新疆，当时中央通过第三国际[派]代表陈云同志到新疆来接应，在河西走廊失散的同志后来又通过各种途径回到陕北，在各次战斗中英勇战斗，接受了新的考验。1937年4月，中央在延安开了会议，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在批判张国焘右倾错误路线时，发生了左的扩大化，甚至出现绑人的现象，搞得最凶的是罗瑞卿、刘亚楼、林彪也是这样，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办。主席发现了立即制止，亲自到监狱里去放人，许世友同志就是毛主席亲自放出来了。以后有的同志向主席反映，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被重用，主席立即组织调查，属实宣佈纠正，指出对一、二、四方面军干部使用要一视同仁，以后中央还专门发了决定，主席的思想、方针、政策，团结了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1938年，张国焘逃跑时，只能一个人走，带一个警卫员，跟他到了武汉，他要警卫员把枪交给国民党，警卫员不干，他一个人走了。当年的张国焘借祭黄陵，[跑到西安找]到胡宗南那里去了，胡派人送他到武汉，当时我在武汉，到处找他，找到后来又跑了，他找到蒋介石，与特务挂钩，中央[才]正式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主席还把他的老婆和孩子送去。解放后，张国焘要回来，主席说回来如何安排，还是不回来的好，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主席说，“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就是指一、二、四方面军。不是现在的海、陆、空三军，《万水千山》专写一方面军，主席严厉批评，现在批林批孔要接受这个教训，要教育一切犯错误的人。主席讲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动派[反党?]路线的综合。主席还讲，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斗争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是能发展成为小宗派活动。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必须引起干部对两面派的注意。主席又讲张国焘向党闹独立性，直到当了叛徒，实际上也是王明。

（七）王明投降主义路线

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剩下了两万五千人，加上陕北红军[共]三万人，但是更加坚强了，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以这个骨干[力量]推动了抗日战争高潮的发展，抗日战争[开始]后，张逃跑了。王明带着投降主义路线从莫斯科回来（37年11月），他搞了一个[两个“一切”，]“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一切服从蒋介石，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军事一切搞正规战、阵地战，一切依靠国民党，毛主席多次指示，在与资产阶级破裂时要防止左倾，在与资产阶级联合时要防止右倾，这个问题搞得不好，党就犯[路线]错误，但是我对主席这个指示领会不够。尽管在遵义[会议]后，尽管是在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时]表现不错的人，由于路线觉悟不高，立场没有转变过来，在陕北新的争论又起来了。当时争论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东征与否，另一个是联蒋抗日。洛甫、稼祥又犯了错误，我当时也是站在对立面，主席当时主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西安事变时，张主张杀蒋，主席说服了他。“七七”事变后，在洛川会议上，主席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各族人民抗战，不能依靠国民党政府。这是[时]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人——彭德怀、博古、王明等在洛川战略方针上争论得很厉害，他们反对主席的游击战，主席发了很多的电报，批判他。彭德怀在太原军政会议上搞了小册子，反对主席打游击战的方针。我当时在太原，我也同意了太原军政会议上的意见。刘少奇是反对彭德怀的意见的，他是别有用心的，这是从他的右倾立场出发。主席在《太原、上海失陷后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卢沟桥事变后的主要倾向，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是转到右倾方面。主席教导全党不要再犯错误。不要忘了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对主席指示我当时并未深刻领会，王明搞了两个“一切”，我与他到武汉，又成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支持者。王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如出一辙，但只处在外[局?]部地区，主席中央多次批评纠正，最后在六中全会上进行批判（38年10月），基本上解决。当时也未提高[到]路线高度，那时候只能解决到这个程度。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主席多次文章中作了阐述，根本问题是谁领导谁，谁影响谁。根本问题是这个问题。王明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说是共产国际的。当时王稼祥带回的文件均无此提法。季米特洛夫当时对王稼祥讲，要他转告王明，承认毛主席是领袖，不要搞独立王国。王明回来后大搞独立王国。1937年11月29日，王明在政治报告中传达国际“两个一切”，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12月25日，王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宣言”，提出了自己的投降十六大纲领，与洛川会议十大纲领相对抗。他还发表一篇“抗日救国时局的关键”投降主义文章。他以中央名义，擅自在武汉发表三月政治局总结（毛主席做了报告，他做了付报告），这是付报告的改头换面，在《新华日报》和倾向党的刊物《群众》上发表，给敌人明显看出他与毛主席不一致，以后，又未经中央以陈周秦的名义发表“保卫武汉和第三阶段抗战的意见”，这个意见[完全]是空谈，发表后放过了很多有利时机，王还未经中央，以长江局和各个局发生工作关系，这些我都同意。王明到武汉，我把长江局书记让给他，这是党纪所不容许的。王明还以陈周秦名义致电毛洛康，称兄道弟，要求毛主席到西安开会，遭中央严厉批评，他才被迫到延安开会，更为严重的是，毛主席《论持久战》在长江局刊物上没有及时发表。

第二次王明路线经毛主席及时纠正，危害不如第一次大，但它的影响决不限于长江局范围。当时彭德怀、项英、彭真、郭洪涛都听了他从国际回来的传达，到各地贯彻执行，影响很大，党的六中全会基本上控制[纠正?]了，但文件没有写，当时情况也不允许在全党[深入]讨论，所以其流毒在东南有项英不执行中央命令造成的“皖南事变”。敌人七层包围新四军，郭项跑了，饶漱石命令叶挺去谈判，叶一去就被抓，关了8年，叶挺在这一点表现是好的，他一出狱就要毛主席接受为党员，中央批准了，回延安时，飞机失事牺牲。在华北彭德怀搞了百团大战，山东也遭了损失。我真正认识到王明二次路线是1943年延安整风时才开始，那时才懂得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那时我入党21年，前20年连世界观都不知道，年轻人犯错误，应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没有毛主席路线、主席政策，我们这些人很难挽救[注:史云《一场继续还是中止文革的角力》引用说:“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惩前些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能有今日？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得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载《国际冷战史研究 第1辑》]。王明路线[时间]最长，可王明不承认他的错误。七大前我与康生一起与王明谈了多次，“八大”主席亲自做工作，叫他当中央委员，可他叛党叛国，在苏联当特务，不断写文章污蔑我们，揭露王明十分必要，用今天话讲，我是上王明贼船的，王明标榜他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山大学他就同米夫勾结，搞宗派。四届全会篡党夺权，情况一紧张，他们先后跑到莫斯科，临时中央搬到苏区，中央上海局书记是盛忠亮、李竹声（均叛徒，是二十八个半的）上海党就被搞完了，康生到苏区后，才知道米夫是坏人，被斯大林查清、清除了，尽管他们是执行国际的，但也不能否认季米特洛夫的两次交待。1939到1940年，我在苏联治病，苏共中央[管组织]的马季洛夫曾向我把党内的人事问题写了个名单，第一是主席，我回来后向主席汇报了。此人后来到过东北，王明在苏区与他[写信]很密切，关于党内人事问题，马是不[?]会与王谈的[，他们策划过]。

我所以成为王明路线的俘虏，除了开始所说的原因外，还由于我读书不多，[陷于]经验事务主义，脱离群众，这样才能解释，王明四中全会[夺权，我为什么那么软弱，进苏区]后[为什么那么自信，三中全会后]，那时上海中央机关很混乱，王明在上海提出一个人叫黄第洪当军委主席，[我]发现他叛变了，王明不信，后来我拿出证据给他看，他才算了。到苏区后情况变了，为什么不改正呢？思想改造不好，怕丢官，宁都会议抢了人家官，特别是宁都会议后，毛主席临走时的教导，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去请教过一次，今天想起来仍非常难受。长征到陕北很谨慎，但由于世界观没改造好，二次王明路线我的毛病又暴露出来了。但遇到敌我问题，我就比较清醒。在武汉有一批叛徒，请王明、博古吃饭，我最后去，我开始不知道，一看见叛徒就走了，博古也走了，王明与叛徒照了像，我通过关系把底片找到了。我的思想改造是从延安整风开始的，行动的改变是40年莫斯科回来开始的，但在43年回延安后，经过西安又犯了错误，当时发表了“评中国的命运”，是以陈伯达的名义发表的，但是主席审查过的，我在延安叫暂缓发表，到延安后受到主席的批评。我在历史上犯过许多严重错误，但感到的欣慰的是在主席教育挽救下，还是紧跟毛主席。今年七十多岁，还能保持革命朝气。我知道自己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只能当一个辛勤的助手，不能当好助手。我现在仍然有很多毛病，没有认真读书，不会搞调查研究，作风上还有事务主义和经验主义（说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经验主义的一段），关于历史决议中有两处错误，一是瞿秋白，当时不知道他是叛徒，一是说刘少奇是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当时也是不了解他的问题，其它还是可以看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要和敌人斗争到底，为人民服务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要活到老学到老，以后见我不要问累不累，要问我是否读了几本书。[注:《周恩来传》引周的讲话提纲中有：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不把错误向同志们交待，特别是向后代同志讲清楚，就是对党不忠。

<完>

一九七二、十一 录于西嶽下



[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经验主义的部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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