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不应遗忘的一段北大校史

bluesky

陈奉孝

  今年是北大建校110周年。我参加了北大100周年校庆，今年因事未能参加。在百年校庆上，我看到校方编写的校史中，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把57年和89年那两段十分重要的校史有意掩盖了。现在根据我的记忆，把57年那段校史补上。当然，我不可能写的全面，甚至也可能有错讹之处，特别在时间顺序上，希望更多的校友做出补充和指正。
    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许多同学都劝我写一写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那一段历史，说实在话，我本不想写，如果我想写的话早就写了。二十多年的监狱劳改生活，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经受过，人们常说“九死一生”，而我却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我是真正死里逃生侥幸活着出来的，对于过去的伤痛，我宁可忘却。再说我已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更不想再惹什么麻烦给老婆孩子带来不幸。可是大家都劝我说，你应该写，因为你是当年那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掌握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你如果不写，随着我们大家年事已高，将来想写恐怕也写不成了，这段历史恐怕就要被淹没。因此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史料。
    我看过不少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有一些不免搀杂着对个人的美化和掩盖，明眼人看来，对其历史的真实性会打折扣，因此要我写，我就只能按照它的历史原貌来写，不夸大、不美化、不掩盖。但由于事隔久远，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学和朋友，对文中的错误给予指正，遗漏的重要之处给予补充。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五点左右，在大饭厅东门右侧贴出了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第一张大字报，无标题，内容是“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因为正值开饭前夕，许多同学都围着看。我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回宿舍约集了张景中、杨路、张世林等人写了另一张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六项主张。这一下炸了。因为是开饭时间，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不少人是端着饭碗边吃边看。由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全是政治性的，后来这些人被打成右派那就是必然的了。
    这张大字报只是一颗火星，大爆炸是在第二天，即五月十九日早晨。十八日夜里，北大校院就骚动了，我住的二十八楼许多房间灯都亮着，同学们在热烈地辩论，我一方面参加辩论，一方面不时地到校院里观察动静，我发现校院里一群群同学都在议论这件事，往常第三阅览室挤得满满的 ，有的同学为了早占一个座位，开饭前就把书包提前放下，可今天晚上竟有差不多一半座位空着。第二天十九日大家到大饭厅开饭时，发现在东门左侧又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目叫“是时候了!”作者署名沈泽宜，张元勋。这首诗充满激情，号召人们是时候了，去参加战斗，向“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发起猛攻。看的人很多，无不叫好，说张，沈二人是才子。这张大字报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级巨浪，北大沸腾了，因此我们把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叫作“五.一九”民主运动。这首诗现已被选进了“当代文学”里。
    当天下午，物理系四年级同学谭天荣又贴出一张令人惊疑的大字报“一株毒草”。一九五六年共产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在鸣放中难免有毒草出现，怎么办？把毒草锄掉当作肥料就是了。它的内容是从哲学上来批判“三害”的，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谭平时酷爱哲学，读过黑格尔，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当时有人找他辩论，他能背出大段的原文，并指出在哪本书的哪一页，这的确使不少人惊叹不已。这张大字报不仅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也引起了不少老教授的兴趣。当然，作为一名学生，他的知识是有限的，其论点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其论椐更不一定是无懈可击的，虽然如此，这张大字报却显露了一个青年学生的才华。
    相隔一两天，哲学系又冒出了两个大右派龙英华和叶予胜。特别是龙英华，他跟谭天荣一样，也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三害”产生的根源并进行批判的，立论之严紧似乎比谭天荣的文章更具说服力，故人称“小小考茨基”。不久物理系又冒出了三个大右派：一个是沈迪克，化名谈谈，贴出大字报批判北大党委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仲强，贴出大字报，名为“自由主义者宣言”，对共产党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批判，提倡思想自由。另一个是刘奇弟。他在大饭厅南门贴出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取名为“为胡风招幡，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并付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暗；忠臣血洒地鬼哭神号”，要求为胡风平反（当时谣传胡已死在天津监狱里）。这还了得！“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钦定的，现在竟然有人敢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这不是向毛泽东挑战吗？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毫无疑问，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反右后期，刘奇弟就是为此而被捕的。与此同时，西语系又搞一个“三害控诉会“，组织者是贺永增和一位助教周铎，控诉人是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同学顾文选。顾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他也被打成反革命，还受到了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分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名义上是控诉“三害”，实际上是揭露公安系统的残暴。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后来他的这次发言，“百花学社”为他出了专文，取名就叫“一个人的遭遇”。为胡风招幡和控诉会后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刘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的小号里，顾文选被捕后判五徒刑，刑满后他逃到北朝鲜，被引渡回来，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物理系的女右派李雪琴参加过这次宣判大会。
    再就是化学系的李燕生，李本人非常喜爱文学，尤其能背诵大量的古诗词。他模仿“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改写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唯唯诺诺到处是，未名湖畔使人愁”的诗贴在了山墙上，别人的大字报想盖也盖不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看过这首诗的人，包括中文系的一些老先生，都认为李有点“偏才”。当夜李还用埽把沾着石灰水在好几条马路上写了“民主路”、“自由路”，等。北大党委有点慌了，开始组织反击.但党委书记江隆基毕竟是一位忠厚仁者，他主张用辩论说理的方法批判某些同学的右派言行，很不得力。还有一点需要提一提的，当时各系的党组织继续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头脑比较冷静的同学感到有点不对头，躲在一边当观潮派，还有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怕影响毕业考试和毕业分配，也不愿卷进这场运动中去。动员他们给党提意见，他们也不提，但架不住党、团组织一再动员，结果有人上当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了意见，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数力系四年级的李力同学就是其中一个。李力当时是班长，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即将毕业的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等待落实政策，遇见了李力，他对我说：“你，谭天荣，张元勋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该，谁叫你们当时闹的那么欢呢！我又不想提什么意见，是大家硬把我选上的，倒霉透了！”像李力这样的右派大量存在。
    谭天荣继续贴他的“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并贴出了“退团声明”，他成了全校的焦点人物。
    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到现在，各系的右派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大家互不认识，互不通气的，其观点也五花八门，乱糟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当把各系的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西语系的贺永增，东语系的谭金水，数力系四的赵清，中文系的王国乡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为此我们便分头到各系与各系的右派联系，最后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庙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是晚上开的，参加的人有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和我。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坚持取名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当时我并不同意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口气太大，再说我们这些人除你谭天荣读过较多的哲学著作外，其他人对哲学知之甚少。但谭天荣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大家也就迁就他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贴出了海报，宣布召开“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成立大会。会是大约在晚七点在一个阶梯教室召开的，参加的人很多，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会上很多同学不同意“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字，于是张景中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因为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的，这正合我意。我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一致赞同，就这样鼓掌通过了。会议并没有搞什么组织章程之类的东西，只决定今后大家要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刊物，但怎么办，取什么名字，都没有定下来。会后决定把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拉进来，因为他们二人因写了“是时候了！”那首诗，在全校影响很大，又有文才，于是我就亲自去找张元勋联系。张，沈二人原想自己独立山头，但也感到力量单薄，又加上我的劝说，就同意了。我们又在我住的宿舍开了一次联系会，参加的除我外有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予胜、袁橹林（经济系同学，是装了一条假腿的荣军，调干生）、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大家讨论决定，组织的名字还叫“百花学社”，办的刊物取名为“广场”。这个名字是张元勋起的，他说，“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当时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一个是北大的红楼，是学生宿舍，另一个就是北大的民主广场，它是当时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现在北大团委和学生会办了一个刊物叫“红楼”，我们就办一个刊物叫“广场”，对着干。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把“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机关刊物。选举谭天荣为“百花学社”的社长，成立了秘书股，组织股，宣传股，总务股等。选我为“秘书长”并兼管组织股和总务股，宣传股由张元勋，张景中等人负责，同时决定了当前的两大任务：加强宣传和出版刊物“广场”。“广场”的主编是张元勋，副主编是沈泽宜、王国乡，编委有崔德甫、叶予胜、张志华（已故）等人。“广场的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传统，提倡学术自由，不论右派的文章和反右派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平的都登。第二天正式发表了“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我的同班同学钱如平代写的，因为他的毛笔字写的很好。宣言的详细内容已记不清了，主要是宣布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加强宣传方面，当时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加强与北京各大学的联系。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我等人都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右派进行了联系，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联系的主要人是石油学院的周乐甫（现名周振礼），北师大的严景旭和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家坐阵，负责接待外校来访的右派，我住的宿舍实际上成了“百花学社”的总部。
    林希翎是调干生，第一次来北大看大字报是她在部队的战友刘丙彝领来的。第二次是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中文系同学领来的，当时我还不知到（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林来北大有两个目的，一是看北大的大字报，二是找刘奇弟谈关于胡风的问题，因为林也认为胡风问题是搞错了，应该平反。她回人大就公开发表演说，批评苏联斯大林的错误和我国左的文艺政策，在人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人大不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收的全是保送的调干生，是专门为国家培养干部的，因此当时的人大实际上是一个左派“卫道士”（当时的语言）的大本营。林希翎本人也是由部队调干保送到人大读书的。那时她已新闻系毕业并当过一段“中国青年报”的实习记者，又回到人大读法律系的研究生。从革命阵营里培养长大的一位女战士居然站出来公开批评苏联老大哥和党的文艺政策，自然会引起中共领导的重视。林第三次来北大是我和李燕生，王国乡等人以“百花学社”的名义请来的。当时我们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林希翎登台发表演讲，内容与她在人大的演讲一样，会场十分热烈，也有人上台与她辩论，台下人山人海，影响极大，林讲完话，许多同学让她签名。当时还被照了像，后来国家还专门出了一个反右运动的纪录片，其中就有林希翎和谭天荣等人的形像，所以后来林希翎成了家喻户晓的学生中的头号大右派，至今仍然活在世上没有改正的右派只有林希翎一人。林的签名是程海果，提起林希翎的名字，人人都知道，但知道她的真名的人并不多，林希翎是她的笔名，为此我专门去访问过她，了解到她的身世是很悲惨的。
    西语系的讲师黄继忠老师也带领一部分学生去清华“点火”，黄老师本人并不是“百花学社”成员，去的学生有“百花学社”的。
    第二·组织人去北京市委情愿（由张元勋带领），质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态度非常强硬，他说“人民日报”是我们共产党的报纸，登什么我们说了算，你们想让我们的报纸宣传你们的错误言论，那是妄想！并威胁说，如果你们要上街，那你们自便，但后果你们自负！
    第三·组织人去“人民日报”社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也是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是张元勋带领几个人去的，当时遭到了围攻。
    第四·组织“百花学社”的成员利用同学关系，把北大整风中出现的大字报油印、抄写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为此山东大学的孙广义和陈琦（二人都是我中学的同学）都受了牵连，后来均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十多年。
    第五·组织人去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介绍北大整风运动的经验，是我组织的，但我未去，大家让我在家坐阵，去的人是谭天荣，张景中，刘奇弟等人，路费是由我给筹措的。
    第六·组织人去与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许南亭去了民主建国会，因为他是民建秘书长许汉三的儿子，也是民建主委章乃器的义子。我去了“九三”和民盟。我们去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在经济方面支持我们一下，开始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们，但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也没有支持我们一分钱，后来一开始反右，我们再去找他们时，他们都回避了，令我们非常失望。
    第七·以“百花学社”为一方，以北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的主题很分散，其中有关于“三害”产生的根源问题，有如何继乘“五。四”精神，继续发扬民主的问题，还有应该不应该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问题。当时我参加了并发了言，谭天荣、龙英华、张景中等都发了言。团委书记石幼姗，还有其他人参加了，学生会主席胡启立没有参加，不久他就调到全国学联去了，任全国学联主席。
    第八·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参加了哲学系的一次辩论会，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主要是龙英华跟他们系的那些“卫道士”们进行辩论，我只是带领“百花学社”的部分成员去助阵的。
    另外，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那就是关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被美国特工搞到手后，西方各大报纸都登了出来，这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冲击极大。中国共产党当时失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北大有苏联，东欧的留学生，还有英文报纸，这个报告的某些内容早已在北大流传开了。四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报告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走下坡路的开始，也是五七年我国那场政治运动的诱因之一。
    数学系年青助教任大熊从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有这份报告，因为文章比较长，由任大熊，陶懋颀和我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整风运动开始后，认识了林希翎，她说她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机要秘书，可以弄出来看看。后来她真的把这份报告拿给我们看了，我们将它与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准备以“广场”特刊发表，后来反右开始，“广场”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这份报告始终也没刊印出来。当然后来中苏两党决裂，中国报纸也全文登载了这份报告。不过这件事成了任，陶，林和我的一大罪状。林的男友以泻密罪被判七年徒刑，任大熊被判无期，文革中在山西太原监狱被杀害，陶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磨难。
    关于出版“广场”的问题，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主编张元勋和副主编沈泽宜负责审稿，王国乡和崔德甫负责组稿，但由于张，沈二人忙于搞街头演讲，参加辩论会，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王国乡和崔德甫来干的，而文章多半是由赵清，谭金水，林树果，张锡琨，李雪琴等人分头从大字报上抄下来的，交给王国乡，由王国乡选定稿件后交给我去负责出版。张元勋设计了封面并写了发刊词，王国乡写了“五ž一九”民主运动回顾，还有“是时候了！”，王书瑶的一篇文章“权力的高度集中是危险的”,江文写的“论人事档案制度”，陈爱文写的“论社会主义”等等。除“是时候了！”这首号角诗外，王国乡的那篇文章是很有分量的，文章论述了“五ž一九”民主运动是“五ž四”运动的继续，是四九年建国后群众民主运动的萌芽。今天看来，当时写的东西虽不乏稚气，但对今后推进我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幸好我还保留一本，九四年林希翎由法国回来找我，说她要在反右四十周年时出版一本关于五七年整风反右的书，我就把这本仅存的资料给了她，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未见她的书出来。另外需要说明的，这本“广场”实际上是李燕生保存下来的，七九年右派改正平反后，他给了我。
    要出版刊物最大的问题是钱。钱从那里来？大家都是穷学生。首先是“百花学社”的成员捐献，当时谭天荣和我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我把自己的衣服，箱子，棉大衣，被子统统都拿到海淀老虎洞卖了，最后我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怎么办？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募捐。张元勋在大饭厅前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横幅“救救孩子！”，号召同学们捐款。同学们捐款很踊跃，大约捐了一万元左右。捐钱最多的是生物系的樊启祥同学，因为他是华侨同学，经济条件比较好。钱全由我保管，我用一个小箱子锁着，就放在我的床头上。每个捐款人都有名单，也由我保存，反右白热化后，为了怕祸及捐款者，我把名单烧了。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方励之教授名声大噪，我回忆起来了，当时他还向我捐过十元钱。
    关于捐钱，不能不提到马寅初老校长和化学系的傅鹰老教授。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琨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
    张元勋设计好了“广场”的封面，找人制好了版，又与崔德甫等人联系好了“工人日报”印刷厂（当时在六铺炕），买了一百令新闻纸，计划出一万册，在校内外卖。稿件和纸张交给“工人日报”印刷厂，他们答应一个星期后取，可是等一个星期后张元勋等人去取时，却遭到了围攻，稿件和纸张全部被扣压，说你们是在放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鬼。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工人说话了！”，接着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我们并不甘心，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研究决定自己油印。可剩下的钱不多了，就是在这时我把自己的衣物全卖了，凑了一点钱，买了少量的大白纸和一部手推式油印机（是孙传仪同学去买的），在我的房间里开始了油印。参加油印的除我外，主要有赵清、林树果、李燕生、肇恒标、谭金水、张锡琨等人，连物理系的两个女右派李雪琴和朱志英好像也参加了。有人负责刻蜡板，有人负责油印装订，连续干了三，四个昼夜没睡觉，一共印了五百份。由于匆匆忙忙，刻板和油印的质量都很差，有些字印的还不清楚。除了“百花学社”的成员人手一册外，其余的部分拿到大马路上去散发，不一会就被抢光了（后来才知道，其中不少是北大党委派人去收的）。在散发的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这就是“广场”从诞生到停刊的大致情况。
    反右在步步深入，北大右派的活动也没有停止。贺永增告诉我，由于江隆基领导反右不力，彭真曾到北大秘密坐阵指挥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把陆平调来了。
    陆平在北大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七月初在大饭厅开的一次全校大会上。他在会上向右派分子发出警告：“右派分子要悬崖勒马，否则矛盾性质就要变质！”他正讲着话，不知谁把大饭厅的一个暖水瓶不小心弄倒了，“砰”的一声响，有人叫喊说右派分子放炸弹，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针对陆平的讲话，第二天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如此伎俩”，内容是对全校右派说的，保守派的凶像露出来了，他们可能要采取镇压措施抓人了，并说我们决不后退，要让民主的烈火把保守派烧尽等等。在整个运动中以我自己的名字写的大字报就三张，一张是“如此伎俩”，另一张是反右后期，右派分子都遭到了围攻，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我的声明”，企图将“北花学社”其他成员的“罪责”都拦到我自己身上，好掩护他们过关。还有一张是早些时候写的“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这三张大字报情绪过于偏激，因此仅就这三张大字报将我打成右派，在当时看来那是定而不可移的 。
    在整个运动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系的右派之间搞联络和组织活动，不像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张景中，杨路、龙英华等人公开出头露面较多，也正因为如此，我被称作“阴谋家”，谭天荣被称作“野心家”。“阴谋家”也好，“野心家”也好，对于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毛孩子，这恐怕有点太“奉承”了罢。谭天荣、张元勋、张景中、龙英华等人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攻，大会小会接受批判，而我却没有，仅在年级里开了一次批判会，是党总支书记张世龙主持的，在会上我态度顽固，拒不检讨，会就开不下去了，此后再也没有理我，我知道这不是好事，我预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捕。谭天荣也拒不检讨，还贴了最后一张大字报“第四株毒草”，右派分子被纷纷监视了起来。校院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有的带教职工的红牌校徽，有的带学生的白牌校徽，贺永增告诉我，这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派进来的，并说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他建议应该撤退，保存实力，于是我便秘密召集张元勋、贺永增、赵清、谭金水等人晚上在未名湖畔的树林里开了个小会，决定“百花学社”解散，第二天贴出了宣布解散的通告，此后“百花学社”再没有任何集体活动，联系都是采取单线的形式。记得后来我与赵清、谭金水等人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与张元勋，李亚白在香山一个小饭馆里开了另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都是如何“过关”的问题。
    在强大的反右攻势下，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右派分子大都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做了检讨。沈泽宜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检讨，并宣布跟张元勋绝交。反右斗争也由辩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由君子动口不动手变成了推推搡搡，按头弯腰（当然还没有后来文革期间的“喷气式”），由说理批判变成了人身攻击。有一部分右派的检讨是假的，想蒙混过关，但大部分人的检讨还是真的，但不管是真检讨还是假检讨，都过不了关，有的人十遍八遍检讨还是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当时拒不检讨的只有刘奇弟，谭天荣，闫仲强和我，后来听说还有梁世辉，我们这些被称为“死硬分子”，尤其是我，在仅有的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上，我不但不检讨，反而强调“百花学社”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估计自己可能被捕，因此从这时开始，我筹划逃跑。
    这期间发生了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予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这简直是胡闹！这非但帮助不了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郑也不是“百花学社”的成员。这两件事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郑瑞超当天夜里就被捕了，听说是他又到另一个大学去贴同样的小字报被当场抓住的。钱如平贴完他那张大字报后跑回他老家浙江去了，可是因为“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他抄写的，从笔迹上迅速破了案，从浙江老家抓了回来。郑，钱二人都是开全校大会宣布被捕的，后来郑被判刑六年，钱被判刑五年。借着这两件事北大党委把反右运动推向了顶峰。另外，右派营垒里也确实有那么一两个人品行不端，这正好成了被攻击的口实，这使我感到又气愤又难过。
    表面上我虽然态度强硬，拒不检讨，但说老实话，内心里也感到惶恐和灰心。我感到惶恐和灰心的是，第一。右派掀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争民主运动，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要知道，当时冒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学生中的佼佼者，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学生中的“精英分子”；第二。我感到自己空有一腔热情，但理论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右派，包括社会上民主党派中的所谓“大右派”，虽然都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提出了批评，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也不管提批评意见的真实动机如何，却没有一个人能从理论上系统地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当然，现在分析起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恐怕也不可能。
    我想出国去学习，想去南斯拉夫或英国。当时我天真地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想去英国，因为听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最自由的国家，还听说当时国际上成立了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对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进行援助。这个组织在香港，伦敦，东京都有，想读书他们也会提供帮助。被捕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而当时我并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
    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站岗，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英国代办处，同样如此。外国驻华使馆门前都有中国警察把门，设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要想进去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你想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也打不进去 ，因为电话都必须由设在门口的警察岗楼往里转，随便一个中国老百姓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他是不给转的。因为我是在八月份开始这样做的，公安部门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只要你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 。我被捕后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人大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都是因为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陆正被判十二年，何铁生被判十五年。后来我又去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它不在东郊民巷，而是在后圆恩寺一条小胡同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是贺永增(贺是老北京人)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着告诉我的。离大使馆门口打约三十米左右的拐角处，有一棵大槐树，我是爬树翻墙进去的。我向他们说明来意，要求他们把我弄出国去，并主动向他们提供了方法，能否把我装进一只大木箱里带出去，因为外交人员的行李是不检查的。他们笑了，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可能为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去承担外交风险的。当时我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幼稚！不过他们对我表示很同情，因为当时我的名字已上了报纸，最后他们把我和一个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用车送了出来，如果我自己单独出来，肯定会被捕的。
    三次尝试失败，我就决定冒险越境。可是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仅够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钱，我想我可以从塘沽新港下海游到外国船上去，于是我就买了一个救生圈，把一些油印的大字报、“广场”和学生证，用蜡纸包好系在腰里，准备到了塘沽后，我就找机会下海。
    九月份天气已经凉了，我身上只穿一件单衣（这是我唯一的衣服），刘奇弟给了我一件线衣穿上，但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要到那里去，然后找到谭天荣，把我仅剩的几元钱菜票给了他，因为他那时太困难了，总是吃米饭泡酱油，小饭厅的酱油是不要钱的 。我告诉他我要走了。他说，这太危险了。我说，没有办法，只有这样，不然早晚我会被捕的，知道我要逃跑的只有谭天荣一人，时间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十多天前贺永增就告诉我说，你长尾巴了。一点也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我走到那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条带眼镜的人离我不远，我从谭天荣宿舍出来向南校门走去，那人总离我二，三十米距离跟着我。为了甩掉他，我乘卅二路车先进了北京动物园，他也进去，我左转右转也总甩不掉他。出动物园乘一零一无轨电车我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跟我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我有点紧张。到了天津我出了站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去，他大步走。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又跑回了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有买票我就挤了上去（五十年代，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每天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一辆开往东北的火车），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我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正在我张望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两个人来，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把我扭到了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我：“黑灯瞎火（那天正好断电）你在码头上转来转去打算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他嘿嘿一笑，下令“搜他身上！”因为我腰里系着些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这下坏了！那家伙笑了：“你不是小偷，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之陈奉孝啊！想逃跑是不是？”，我不吭声，我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天黑没有电灯，码头上有很多露天仓库，我在那里转悠，他们可能认为我打算偷东西或搞什么破坏，所以才抓我的，未成想抓的竟然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大右派！他们立即跟北京市检察院通了电话，用打字机现打的逮捕证，要我签字，我不签，不多会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押上车，里面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我的那条“尾巴”。当夜吉普车飞快地开到了北京市草岚子看守所，时间大约是半夜两点左右。以上就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以及我在这一运动中的活动的大致情况。以上所述完全是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写出来的，没有半点粉饰和掩盖。当然，因为时隔久远，一个人的记忆力再好，也难免有出入，希望当年参与这一运动的同学，发现我记叙不对的地方，予以更正。我被捕后有关北大后一段反右的情况就不知到了。后来陆陆续续听说，留校监督劳动的右派，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希望有过这段经历的同学，把这一段历史续上。
    七九年我的“反革命”罪平了反。从七九年七月到八零年七月整整一年时间，我住在北大朗润圆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一间大屋子里住着十多个等待改正的右派，大多数是陆续来，陆续走的，其中张元勋、张景中、赵清、林树果、叶予胜、张亚航、王英超等人都在那里住过。物理系一位姓黄的同学（名字记不起来了），他在劳教中被化学毒物弄瞎了眼，要求北大给治，北大可能是因为费用太高，迟迟不答应，到我离开时，他还在招待所住着，他的情况最惨。
    住招待所时听他们说，当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枪毙了。第一个是哲学系的黄宗奇（？），他是五八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令，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持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的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文革”时期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完好无损，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第二个被枪毙的是西语系的顾文选。听李雪琴说，顾原判五年，六二年刑满后跑到了北朝鲜，后被引渡回来开宣判大会枪毙的，李雪琴参加了那次大会。他为什么往北朝鲜跑呢？我猜想，六零年中苏交恶后，北朝鲜有亲华派和亲苏派，金日成是亲华的 ，有那么一段时间金日成不大露面，顾可能做了错误的判断，冒死逃出了监狱，却又自投罗网，白送了一条性命。六二至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我那时正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与苏联仅隔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要跑过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跑过去，结果像顾一样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第三个被枪毙的是中文系的林昭。听张元勋讲，林昭原本不是右派，她与张元勋有一段恋情，张被打成右派后，团组织叫她与张断绝关系，她不但不与张断绝关系，而且多次为张鸣不平，就这样一步步升级成了右派，进而成了“反革命”。她坚贞不屈，受尽折磨，最后被逼疯了。六八被枪毙前，张还冒充是她的未婚夫前去探过监，结果张回到就业的劳改农场后被关了禁闭。这次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见到了同班同学于邵，他说林昭的墓就在苏州，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捐钱为为她修的墓。他每年的清明节都到林昭的墓前看。于邵和林昭只是同乡，不像张元勋与林还有一段恋情，他能每年清明节去林昭墓祭奠一下，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林昭的墓前看看的。（05年我与于邵、张世林、张景中、蒋星耀去祭拜了林昭墓）。
    第四个被枪毙的是化学系的张锡琨。文革期间他一直被关在四川一处劳教队里，听张的妹妹张锡铮于八六年在青岛亲口对我说，她去劳教队了解情况时，劳教队的管教干部对她说，张锡琨是在劳教队里企图组织逃跑被枪毙的，时间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六年底。当时我问张锡铮，锡琨后来平反没有？她说没有。我又问为什么不争取平反？她说，一是那个劳教队坚持不给平反，二是怕这事再折腾起来会影响孩子们，因为孩子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刘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我知道刘奇弟原本就有肺结核病，劳改队那种严酷的环境他是活不出来的。听别人说他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疾病加冻饿而死。这样的小号我在兴凯湖农场就被关了五个月.小号的高一米，宽八十公分，长一米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也伸不直腿，底下仅铺着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或稀粥吃，身上还带着脚镣手铐，像我这样能活着出来的，确实算是“命大”。贺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监狱里自杀了。
    关于“三两八”我附带插上两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的粮食定量都非常低，不少人得浮肿病饿死了，监狱劳改队的情况能好吗？据说有一位北京监狱的法医研究出来一项结果，如果一个人不干活，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改为三两八。对于那些在监狱劳改队里又犯了错误关禁闭的犯人，每天就给他三两八的苞米面吃，有人居然被关了一年多没有饿死，我看该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不过当年被关过小号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名叫孙得高的犯人，他是烈士遗孤，山东莱阳人，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活埋了，解放后他当了海军，是海军少尉。五十年代初，全国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形成了学跳舞的热潮。孙得高那时驻地旅大市，学跳舞入了迷，并交了个女朋友，这当然要花钱，他那点军饷是不够的，于是便向战友借钱，借了又不还，有一次一位战友当着他的女朋友的面问他要钱，他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把人家打了，结果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砸了，这下不得了，被军法处判了三年徒刑。他更不服了，继续闹，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北京监狱。他觉得我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为这点小事就判我的徒刑，越是想不通就越闹，结果加刑到十五年，这下他认为完了，闹的更厉害，并且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干部是要被判死刑的，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的遗孤，给他加刑到死缓，将他关进小号里，一关就是三个月。他受不了了，要求跟监狱长谈话，监狱长问他：“孙得高！你服不服？”，他说：“我服了，我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没有低过头，共产党把我饿怕了。”放出来他真成了皮包骨头了。
    大名鼎鼎的谭天荣却是比较幸运的，他虽然经受了多年的劳教，但“文革”一开始，他便被遣送回了老家湘潭接受群众专政。不少当年的右派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第二次迫害，而谭天荣回老家却被保护起来了。谭对我说，当时在他老家不论公社还是大队，掌权的都是他本家，给他在山坳里找了一间茅屋躲了起来，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便在茅屋里搞学问，七八年平反后，他便陆续发表论文，现在已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了。杨路，王国乡和王书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张景中的情况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他被劳教二十多年，去过新疆，但在劳教期间，劳动之余他继续思考钻研数学，七九年平反后与杨路联名陆续在学报上发表大量论文，张，杨二人现已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张景中还成了中科院院士，十五大的党代表。杨路则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算是当年北大右派的骄傲吧！
    还应当提一提的是林希翎。不知为什么，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忽然想到了林希翎，问她现在那里？工作人员说她还在监狱里。毛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工作人员说大约还有半年。毛又说让她出来吧！就这样她被提前半年释放了。回到老家被安排在一家工厂里监督劳动，并在官方“拉郎配”下与一名比她小十岁的人结了婚。七八年右派开始改正平反，为了说明反右派只是“扩大化”了，而不是全错了，林的右派问题没有改正，她成了活在世上唯一一个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八五年经胡耀邦批准，她去了法国，因为她的父亲在法国。她是带着她的八十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孩子一起去的，临走前她与丈夫离了婚，并给她的丈夫（现在应该说是前夫）在香港一家船务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她已入了法国籍，是法籍华人自由作家。
    林去法国后，台湾的海外组织曾多次拉拢她加入，她都拒绝了。林的父亲是亲台湾国民党的，她与她的父亲不和，后来她的父亲去了美国。她出去后，台湾当局曾邀请她去台湾访问过一次并请她发表讲话，当然是希望她讲一些关于大陆共产党的坏话，她不但没讲，反而对台湾的时局进行了抨击，为此回法国时，途经美国遭人暗算，出了车祸，撞断了四条肋骨，以上情况都是九四年她回国与我相见时亲自对我讲的。她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小儿子九六年刚考上大学便加入了邪教自杀了，她发誓要与邪教周旋到底，可能因此她本打算于一九九七年整风反右四十周年之际出版一本纪念整风反右的书，至今也未出来。
    林希翎是第一个提出“权大还是法大”向官僚特权挑战的人，仅此一点，就应该在历史上用重彩书写一笔。五七年我邀请她到北大“百花学社”发表演讲时，她讲的主题之一就关于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我被捕后对当年那场整风反右运动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
    第一·用毛泽东他老先生的说法，那次来势凶猛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在共产党号召反右时，为什么就那么不堪一击，一夜之间就溃不成军土崩瓦解了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当时还处于建国初期，虽然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种种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首先，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与建国前相比，确实大大提高了，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至少大多数工人在当时的宣传影响下是这样认为的），农民虽然对当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但从整体上来说，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比建国前还是好多了，工人农民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因此既然党中央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推翻共产党”，大多数工人农民当然反对。当时报纸上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都是断章取义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可能了解事实真相，共产党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这一点毫不奇怪。举例来说，当年全国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全国头号大右派葛佩琦扬言要“杀共产党”的话，工人农民能同意吗？但葛佩琦的话完全是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歪曲了的。实际情况是这样，葛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是北大理学院学生自治会的主席，陈忠经是北大文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二人都是地下党，“一二.九”运动的领导成员。后来葛被派遣打入了国民党部队任少将参谋，由于种种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一直没有恢复党籍，在人民大学任物理讲师。五五年他回老家平度探亲，发现由于共产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得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春天要靠吃地瓜干，地瓜叶度春荒。五七年整风期间他在人民大学开会时发言说，共产党是靠农民打下来的天下，现在工人上了九重天，而农民仍然吃不饱穿不暖，水能载舟也能复舟，当年农民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如今共产党把天下打下来了，却忘了农民，农民照样会起来杀共产党的。以上这些话掐头去尾变成了“葛佩琦要杀共产党”。幸好葛佩琦发言的原稿记录虽经文革的大混乱，仍然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的档案里存着，八零年为葛佩琦平反时都翻腾出来了。那时他住在北京交道口九十六号，他的申诉材料是他口述我帮助整理的，因为他的视力已经不行了。我帮他把材料整理好，大院里有好几个热心的年轻人帮他抄写了几十份。葛不仅右派问题改正了，而且恢复了党籍，是陈忠经、章文晋和另外别人出的证明材料，证明他当年是被党派迁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
    这场运动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当时的歪曲宣传，最后注定要失败那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从右派营垒来看，由于这场运动一开始完全是自发的，不论是民主党派的所谓“大右派”，还是大学生中的右派，基本上是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我曾经试图首先把北大的右派组织起来，进而与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但这太不自量了。不要说像我这样一个二十刚出头的毛孩子做不到这一点，在中国任何一个人想把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都是不可能的，至少到目前仍然是如此 。二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是依附于统治者的，为统治者工作，向统治者要饭吃。再加上中国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自以为是”的坏毛病，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支反对统治者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起一种“唤起民众”的作用，而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还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
    第三·如果对右派营垒中的每个人进行分析，虽然绝大多数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但有没有个别人是报着个人主义的目的参加进来的呢？我认为肯定是有的。在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恐怕已成定律。因此一旦压力来了，不少人便纷纷倒戈，违心检讨并出卖朋友以自保，回想起来我感到十分寒心，我不愿意再提这些人的名字。
    另外，毛泽东当年写过一篇“论联合政府”，文中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主张将来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倒向了共产党。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虽然民主党派的少数领导人也争取到了几个什么副主席，部长，副部长之类的职位，但大都有职无权，他们心中不满，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 。但要说当年的民主党派的某些大右派愚蠢到企图推翻共产党取而代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党掌握着几百万大军，他们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了了几个民主党派想借机推翻共产党取而代之，他们会傻到这种地步吗？后来陆续揭露出来的材料证实，当年所谓的“章、罗联盟”，“轮流坐庄”之类的罪名，完全是伟大领袖凭空想象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第四·关于“阳谋”之说。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很大的骚动。波兰首先发生了“波茨南事件”，十月份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恐怕也觉察到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毛病，为了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提出了一个口号，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纠正共产党的某些错误，开始的目的可能是好的，但没料到意见越提越多，越尖锐，最后龙颜震怒了。好！让你们提意见，你们就不知到说什么好了，简直“不识抬举”！你们想“造反”吗？有意见就让你们提个够，等你们提够了再收拾你们！恐怕从此以后才有了“引蛇出洞”、“阳谋”之说。其实“匈牙利事件”爆发的真正原因是反对苏联的占领，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发动那次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伤害了五六十万社会的精英，实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第五 对当年的那场运动应如何定性的问题。
    邓小平为当年受迫害的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了反（这期间胡耀邦功不可没，他是报着“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为当年的右派平反的），这当然是一件深得人心的大好事。但他仍然坚持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不过是“扩大化”了罢了。但是请问，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搞错了，都平了反，那还叫“扩大化”吗？如果说当年真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那么个案处理就是了，用得着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吗？完全没有必要！因此我认为应当对那场运动像对“文化大革命”一样，彻底否定，彻底平反，恢复其历史真面目。据说在邓逝世前，香港“明报”曾对邓榕有一个采访，说邓小平对当年反右运动伤害了五六十万知识分子以及对胡耀邦的下台这两件事一直感到内疚。这篇报道的真伪如何姑且莫论，但伤害了五六十万知识分子这是事实，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搞错了这是事实，既然如此，对那场反右运动不彻底平反是不应该的。“文革”当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都受了迫害，“文革”后他们掌了权，彻底否定了“文革”，而反右运动虽不是邓发动的，但当时他却是主要负责人，是不是这个原因，他不改对反右运动的定性呢？实际上，在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着毛泽东的影子。
    五七年的那场运动，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实际上是继“五.四”运动后的一场自发的民主运动。说它自发，那是因为它不像“一二.九”，“一二.一六”那样的运动，背后有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五七年的那场运动（“五.一九”民主运动）的目的，是要求共产党实行民主，兑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许下的诺言。据我所知，在那场运动中，并没有那个右派分子的言论违反了五四年的宪法。我这样讲正确与否，请历史学家们去评说好了。
    另外，应当说明的，拿今天的情况与当年相比，中国的确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目前我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状况离国际标准还相距甚远，了解当年历史情况的人大概都知到，如果以当年打右派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中国人的言论，那么除了幼儿圆的孩子和不会说话的哑巴，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恐怕统统都要被打成右派，包括目前那些“老左”们也不能幸免，这绝不是笑谈。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民主的道路恐怕是漫长的，但世界历史的大潮流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凡是真正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都应该为此而尽到自己应尽的力量，使我国早日进入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民主，昌盛的社会。新世纪的曙光已在前头，民主，自由的倩影已若隐若现，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日
    二00八年五月三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