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很快他又遭遇到另一场风波。8月18日，晓宏微信告诉我，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第二轮评审的一篇文章被拒稿了。熟悉学术发表规则的人都知道，一篇文章如果获得R&R（revise and resubmit，修改和重投），那么在第二轮评审获得接受的概率远大于第一轮。所以他本对这篇文章被接受抱有很高的期望。晓宏在电话中跟我说：“我很难过。”我不知如何安慰他。他接着说：“我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晓宏执教的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在美国首屈一指。五年没有发表，让一个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青年学者压力有多大，不言而喻。两个月后，他更心仪的另一篇文章，也是他英文书稿的核心——“The Great Separation”——被同一本期刊拒稿。10月14日，他发微信我告诉我这个消息，并说：“下午大哭了一场。好几年没哭了，癌症确诊都没有。Feeling so tired of this game.”四天之后，他按计划再次住院，次日做了长达十二小时的腹腔手术。我们当然是为了学术理想而努力，但理想主义者也不能回避现实问题。晓宏曾经是我们这代人的学术明星：尚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求学时（2013），他就在最顶尖的《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发表论文，并获得多个奖项。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社会学的青年领军人物，发表压力却如巨石压胸。
事实上，这种压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才得以缓解。2023年11月25日——美国感恩节周末——晓宏发了自己最后一条朋友圈：“感恩”，除了感谢世界各地朋友对他的支持，配图则是一篇文章被期刊《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接受的截图。这篇文章，正是他之前被《美国社会学杂志》二审所拒的文章。两个多礼拜后，晓宏病情急剧恶化。他于2023年12月12日病逝于安娜堡一间临终关怀医院，终年四十五岁。
换言之，在专业化和大数据的时代，比较历史社会学对于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知识，更是智识上的英雄主义。我们也不满足于只将现成的（特别是自己导师的）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而是要自己去创造新理论，写出大叙事，比肩甚至超越导师的成就：“做我们的老师，而不是他们的（中国）学生”，是我们的共同抱负。支撑晓宏抱负的不仅有雄心（ambition），也有意志（stalwartness）。在我和晓宏刚认识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已经相当成熟，各种准备更为充分，英文写作也渐入佳境。他的两位导师，菲利普·戈尔斯基（Philip Gorski）和朱莉娅·亚当斯（Julia Adams）是历史社会学第三波“文化转向”的领军人物，耶鲁社会学系更是文化研究的重镇，所以晓宏也处于这波的潮头浪尖。在我们这代2000年之后出国求学、以定性和历史研究为主的中国社会学者中，晓宏成为第一个，并且是在博士毕业前就在顶尖英文期刊上发表代表作的，而我们其他人的类似发表则往往要到博士毕业后。晓宏曾跟我讲述此文经历多轮匿名评审，而他又是怎样不折不挠地修改、完善的。几番打磨下来，从理论到叙事，无不臻于完美。晓宏去世前几个月，我们曾聊起迈克尔·沃尔泽1965年的著作《圣徒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中译名为“清教徒的革命”）。清教徒是英国革命，乃至现代史上激进政治的源头。晓宏说，他的文章正是受到这本不太为历史社会学者注意的史学著作启发。晓宏出色地构建了中层社会机制来解释这种关联，并在叙事上大开大合、舒展自如。
11月17日（十三年前的这天我和晓宏在芝加哥初遇），陈爽、和文凯、苏阳、王娟、王颖曜、王元崇、严飞等来参加SSHA年会的老师在我家聚会，大家正式讨论募捐事宜。此外，龙彦、张颖、张泰苏、刘礼红等教授也是募捐活动的早期发起人，通过微信或电话保持着密切沟通。大家很快就捐款的方案、步骤和范围达成了共识，并委托我说服陈朗，与她保持沟通。我们主要做了两次捐款动员。在感恩节周末（11月23日起），我们通过口口相传来动员，很快获得了晓宏夫妇在耶鲁、新加坡、香港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回应；留美华人社会学者也纷纷响应，疫情期间在线结识但未谋面的多位学界朋友亦闻讯而动。大家慷慨解囊，并给晓宏夫妇发去关心的消息。第二个周末（12月3日起），我们主要以脸书为平台做了网络动员，世界各地超过六百名朋友或同仁在两天内施以援手。与此同时，晓宏所在的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也组织了系内同事募捐活动。大家团结起来支持的速度和强度令晓宏夫妇，也令我们所有组织者感动。11月23日感恩节当晚，晓宏就给我发微信：“今晚忍着疼痛去同事家吃Thanksgiving dinner。刚刚进门回家。就看到这封信。然后，陈朗刚告诉我，已经收到很多朋友的慷慨解囊了，顿时，高兴和感恩的泪水交加！请代我们谢谢大家！”次日，陈朗在捐款网页上发信感谢大家：“We were really surprised by how fast you acted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the message reached. We are deeply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and feeling empowered by your love.”（我们对你们的迅速行动以及信息所及的范围感到非常惊讶。你们的慷慨让我们深受感动；你们的爱让我们感到满怀力量。）在他发表的最后一篇中文文章中，晓宏说社会学的自由主义的“终极方向是建设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行动的社会”。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礼拜，他应该会为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行动的社会”而感到欣慰吧。知识界团结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可能是“智识上的世界主义”（intellectual cosmopolitanism）。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晓宏最突出的精神气质之一。这种精神气质使晓宏能够超越那些曾经滋养过他思想与灵魂的伟大文化、学术传统，开放地拥抱从其他传统中培养出来的学者。即使大家在会场初次相逢，也往往能像认识很久的朋友，敞开心扉，真诚交流。这种开放，不但面向有海外求学经历的朋友，也面向身在国内但愿意放眼外看的学者。如果说北京大学、圣母大学和耶鲁大学培育了晓宏的深厚学养和思想底蕴，那么亚洲和美国多所大学任教的经历，则铸就了他“智识上的世界主义”的精神气质。这次，他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也给予了“世界主义”的慷慨回馈。大家都希望与命运赛跑，帮助挽救晓宏的生命……
战友，是他对我的期望；而知己（soulmate），则是我对他的定位。“知我者，二三子。”我何尝不知道他希望多跟我交流。这让我想到了萨特和波伏瓦的晚年谈话。两人是五十年的战友和知己，在萨特生命的最后十年，波伏瓦不但记录了他的日程行述，还跟他做了长时间的对谈。萨特去世后，波伏瓦完成了《向萨特告别》（Adieux: A Farewell to Sartre）一书。一段史诗级的关系，需要这样史诗级的追忆。但在当时，和晓宏谈话依然是次要的事情：他要去德州治疗，而我则忙着组织募捐等事宜，所以未曾在他精力充沛的状态下进行长时间录音对话。我们从学友变成战友/知己只有五年时间，大概是从2018年8月在耶鲁的一次会议开始。那几年，北美一批年轻的历史社会学家组织了一个兴趣小组，定期相聚，主要围绕批判实在主义（critical realism）阅读、讨论比较历史方法论的著作，进而完成一篇自己的作品，最终将在2024年结集出版。晓宏一开始就是这个小组的核心人物，而我则应邀参加了2018年暑假的耶鲁会议。当时，晓宏刚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转会到香港岭南大学。我们聊得特别投机，从心路历程到熟人八卦，无话不欢。
与此同时，晓宏还担心着他的研究进度和文章发表。他不想在漫长的治疗中虚度时日，2022年10月第二次手术后就决定继续高强度研究和写作。2023年3月，他驱车去芝加哥大学“帝国工作坊”报告文章，这是他患病以来第一次远行做报告。晓宏跟我微信交流时提起：“打算adapt to the new normal”（适应新常态）。我虽心疼，但也深知他的决心和意志。2023年8月，ASA年会在费城召开——这是晓宏最后一次参加线下学术会议。其间我和晓宏吃了三次饭，他虽然饮食方面尚有禁忌，但兴致甚高，谈话中又见昔日风采，且对未来颇有规划。周日早晨，我去听了晓宏的报告（正是被AJS二审拒稿的那篇文章）。跟往常一样，我问了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他则报以微笑回答。我想，那个熟悉的晓宏又回来了。
2023年8月费城ASA会议晓宏作学术报告
晓宏在学术上的负重耕耘，在他生命最后阶段迎来开花结果。2023年，他坚持修改发表了三篇英文文章，并完成另外两篇长文。单单这（将要）发表的三篇文章，就足以奠定他在比较历史社会学、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流学者地位。晓宏发表在《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的文章，是与其耶鲁师兄、社会理论中生代翘楚艾萨克·里德（Isaac Reed）合作完成的。此文结合文化分析和实用主义社会学（pragmatist sociology），对历史时间做了新的分类，也对“政治现代性的社会学”有所贡献。在英文社会学界，鲜有华裔学者的理论工作得到广泛认可。晓宏此作使其跻身于寥寥数人之列。《理论与社会》将刊的文章是晓宏与几位经济学家合作的成果，也是他唯一的定量文章。与大部分定量史文章不同，这篇文章在理论阐发方面用力尤深，试图整合国家理论、地方精英理论和文化分析，再用地方志数据检验理论模型，并辅之以历史叙事的案例研究。换言之，这是一篇融社会理论、定量分析和历史叙事于一体的鸿篇巨制。最后，晓宏也为前述文集《实证主义之后：历史社会学比较的新路径》（After Positivism: New Approaches to Comparis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贡献了一章。此书是斯考切波1984年主编的文集之后，四十年来第一部由历史社会学者集体撰写的方法论文集。晓宏的文章无疑是其中最出彩的两三章之一。其立论新颖，从宏观现象学的角度阐发了比较研究对于格物致知的独特价值，从而促进历史社会学者实现方法论自觉以创造新知识。此文改写自他2017年的中文文章，其网络版也广为传播，深受好评。在晓宏逝世之后，两位编者以及所有作者都一致同意，将此书献给晓宏。考虑到迄今为止尚无华人学者在英文比较历史方法论有所建树，晓宏的文章亦将添补此空白。毫不夸张地说，晓宏在论文发表这条战线的搏斗取得了最终胜利。除了未来得及完成专著，晓宏实现了他的学术“抱负”，这也是他对“好的”历史社会学的所有想象。但他最终倒在了跟癌症搏斗的这条战线上。所以我必须讲出这个事实：晓宏是为学术殉道而亡的圣徒。圣徒，正如沃尔泽所言，通常是宗教上、政治上抑或学术上的反叛者：他们旨在破坏旧秩序，创造新格局，往往惊世骇俗。圣徒坚毅卓绝，负重前行，虽千万人吾往矣。圣徒也常为理想殉道，被现实压垮，牺牲了自己的肉身，甚至牺牲了亲人的利益。晓宏执着于高远的学术理想，但却不见容于现实的学术分工格局和发表体制。身患重病，他也不改其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在生命末期终如黄钟大吕，发出震耳宏音，而他的早早离去，更让人久久难平。
这不禁又让我想到波伏瓦与她童年和少女时期的密友扎扎（Zaza）的故事。不是萨特，而是扎扎的友谊和鼓励让波伏瓦变成世人所熟知的“战斗的海狸”。天性自由不羁的扎扎与礼法和疾病抗争：她与梅洛-庞蒂的爱情受她的家庭束缚，最终导致她抑郁成疾，不治而亡，年仅二十一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相信她的死就是我为自己的自由付出的代价。”波伏瓦在其四卷本回忆录第一卷《端方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1959）中说。事实上，波伏瓦早在1955年就完成了一部小说《难舍难分》（Inseparable）来追忆两人的友情，虽然此书直到2021年才得以出版。小说的献词写道：“如果今晚我眼中有泪，那是因为你已经离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我是仍然活着的那个吗？”晓宏之逝，对于我等生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告别 SEPARATION
就在我们支持晓宏之际，他的治疗再次传来坏消息。11月30日，晓宏在脸书留言：因为某些健康指标不达标（胆红素升高），他在德州的新药试验在最后一刻被中止了。晓宏和陈朗飞回安娜堡，需要先接受化疗——而化疗，早在两个月前就宣布对他无效了。12月3日那周，我从陈朗处获知晓宏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的讯息。我们打算学期结束后就去看他。12月4日周一，我告诉陈朗我决定本周就去，陈朗给我回信息：“晓宏很期待你来。”12月5日下午两点，我给晓宏打电话，像往常一样，我鼓励他：“晓宏，你得挺住啊。”可这次他与往常不一样了。他用疲惫的声音回答我：“张杨，这次挺不住了。”12月7日，陈朗发微信给我和龙彦：“给你们个headsup：晓宏醒着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说话有点不清楚，嗓音很弱。大夫说weeks not months。你们看到他会非常难过的。”
12月8日周五，也就是美国大部分高校秋季学期最后一天，我和龙彦、苏阳、蔺乐、严飞等几位社会学者先后飞到安娜堡（王颖曜次日下午飞来），与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者曾毓坤汇合，去看望刚刚搬到临终关怀医院的晓宏。周六上午，我们来到医院，先与陈朗见面——大家都是初见——而晓宏还在病房睡觉。我们也见到了晓宏的同事与好友罗毅（Roi Livne）。巧合的是，罗毅的研究题目就包括临终关怀。他不但在过去几周悉心照料晓宏，而且也与晓宏作了充分的思想交流。罗毅的脸上总是充满笑容，他和晓宏的女儿之间有着近乎父女一样的信任和亲密，这都让我们感动而欣慰。过了一会儿，陈朗把晓宏从病房推到了大厅。他瘦削、憔悴，与一月前视频所见已全然不同。我们尽管想象过他的样子，但还是异常难受，泪水忍不住往外涌。晓宏神智尚清醒，他认出了每一个人，招呼大家坐下，我们聊起往事。蔺乐说他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芝加哥SSHA会议，晓宏报告完后，我站起来与他大声辩论，旁若无人，来往数个回合。这时坐在轮椅上的晓宏突然幽幽插话：“那个panel是在星期天上午，没有多少人来。”我想，他是多么眷恋跟我们每个人在一起讨论、争吵的时光啊。因为晓宏每次清醒时间不到半小时，陈朗建议我们听他说。我坐在晓宏轮椅左手边的椅子，右手轻抚着他干瘦的左手，等他开口。他心心念念的是他的遗作：The Great Separation（《大分离》）。这部著作有着堪比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的企图心。虽然书稿还没有完成，但已经有了一篇近百页的长文。他希望此文与他已经发表的两篇文章一起出版（Xu 2017；Xu and Reed 2023），形成一部专著。他委托了两位同事（包括罗毅）和我来一起负责此事。我感到任务艰巨，但也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接着，晓宏开始谈他的学术理念和思考。看他已经病入膏肓，还对学术如此痴情，我眼泪夺眶而出。
周日，晓宏的精力又降，话语更少。我们来到医院，在他清醒的时候轮流陪他。下午，晓宏的导师戈尔斯基夫妇从芝加哥驱车来到安娜堡。晓宏看到他们的时候，眼睛一亮。师徒二人相拥，在病房中聊了一会儿。夜幕降临之际，我们与晓宏轻声作别，大家都明白这是真正的生离死别——the great separation。
晓宏是两天后走的。他走得安详、平和，没有疼痛。他最后几周看到世界各地朋友对他的关爱，深感欣慰；他临终前与自己的挚爱、女儿、恩师和好友一一作别；大剂量的止痛药物让他免于疼痛折磨；他的信仰令他平和。美东12月12日上午十点十一分，陈朗给龙彦和我发微信：“他刚刚走了……Very peaceful.”就像波伏瓦对她母亲辞世前六周生活的记载：安详辞世（A Very Easy Death）。六十年前，波伏瓦母亲跌倒送医后，检查出晚期癌症，手术也未能挽救其生命，1963年12月4日辞世，享年七十八岁。
这么多未完的对话、未写的著作、未竟的事业，叫我们生者如何能够淡然处之（take it easy）？是的，这是我们的天人永隔（separation），但我们的思想将永不分离（inseparable）。就像扎扎之于波伏瓦，晓宏让我，让我们很多人，体验到行动的价值和反叛的魅力，激励我们去追求思想独立和自由，带着我们拥抱智识的世界主义，以及嘱托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行动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晓宏与我们不可分割，永在一起。他还在不停照亮我们前行的步伐——或者，漂泊的步伐。对于生者而言，写作是最好的怀念，也是最好的抚慰；集体写作更是。于是，我和晓宏的好友黄湘接续完成了这首小诗。
发表于 2024-1-19 07:5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