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致何蜀函

阿陀

叶曙明：致何蜀函

                                       

何兄：

你好。文章拜读了。收益甚大，以前对重庆文革毫无了解，现在算有一个粗略的印象了。同时也从文中看到各地文革的发展，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让人觉得好象有一只无形之手在安排一切似的。比方说红卫兵的兴起，群众组织的出现，好象没有当局的安排，但却惊人的相似。

对文章我实在谈不出什么意见，只能把看的过程中想到的一些东西随手记下来，供你参考。

原文：1月24日至26日，重庆造反派50多个群众组织，在按照毛泽东指示“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五十四军支持下，组成以五十四军代表为首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

2月8日，“一·二四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五十四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常委12人（以后增加到21人），除军队代表二人（五十四军刘润泉与重庆军分区马骏容）和革命领导干部一人（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徐正身）外，其他名额分配给以下群众组织。

在此之前，我还看过你的另一篇文章《文革中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结合两篇文章说说我的看法。1967年初的夺权，实际上是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上海模式，一种是广州模式，还有一种是黑龙江模式。上海模式是比较为人们所熟悉的，而广州模式则是指造反派夺权，派监督小组监督省委，但省委依然保留和继续工作。

可以肯定，周恩来是倾向于广州模式的。广州是1月22日夺权，周在1月24日分别打电话给参与夺权的造反派和省军区领导，肯定了广州的夺权，要求造反派做好两件事，一是搞好大联合，二是与军区取得联系。1月25周恩来在北京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时，也提出夺权只能夺文革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广州模式。直到1月28日周接见浙江造反派时，对怎么夺权提出了“五条建议”，也说夺权是夺文革领导权，夺对生产、业务的监督权。并没有提到军队在夺权中的作用。

然而，在上海与广州模式之外，还有一个黑龙江模式。即造反派组织、省委内部“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与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所谓的三结合夺权。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肯定了黑龙江模式。

看了你的文章之后，我觉得四川似乎是属于黑龙江模式的。如果把这三种模式摆出来加以比较，整个脉络（包括中央内部对此的分歧）可能会更加清晰，读者更容易把握。

原文：“一月夺权”并未带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面貌，反而导致社会大动乱和生产急剧下降，这必然使长期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毛泽东认定是有阶级敌人在破坏，因此从1月28日颁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八条）到一系列报刊社论文章中都反复出现了“镇压反革命”的提法。

我觉得此处的提法似可商榷。2、3月对造反派的镇压（所谓镇反）的原因，似乎不能归之于毛泽东觉得夺权之后社会动乱和生产下降，因为这二者似乎都不在毛泽东当时的考虑范围之内。2、3月镇反，我认为军队起了主要的作用，是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第一炮。从1月23日，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黑龙江模式（该模式最突出之处，就在于军队起了重要作用）被肯定、颁布《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军委八条，整个发展一步一步都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军队介入。但到了5、6月以后，镇反又被否定，很多军区都作了检讨，包括广州军区，从而又导致了7、8月的炮轰军区，揪带枪的刘邓陶等风潮。

所以，我觉得如果把镇反与军队介入文革联系起来看，比较能够说明真实情况，以及让人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后来炮轰军队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