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晓宏 | 徐晓宏：“政治中国”的文化再造与“文化中国”的政治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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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国”的文化再造与“文化中国”的政治再造

作者：徐晓宏
来源：时间社THIS

缅怀晓宏

编者按：2023年12月12日，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在美国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时年45岁。徐晓宏是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中国研究领域极具天赋的学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2000年以后出国求学一代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时间社的主要发起人与领导者之一。为了弘扬他的学术遗产，时间社同仁将在中英文学术界组织和推动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在公号的“缅怀晓宏”专题发布晓宏的文章和学术同仁的缅怀文章。

2021年10月3日，来自中外高校的十一位学者在线上展开了一场名为“何为中国？中国何为？”的跨学科学术讨论。会后，九位学者整理、改写了发言稿，经丁雄飞编辑，发表在《上海书评》，篇名为“历史中国的形成、构建与方法意义”（参见后文“原文链接”）。

在讨论中，晓宏以《“政治中国”的文化再造和“文化中国”的政治再造》为题发言。这篇简短的发言，体现了他将社会变迁置于历史之中、进行启发式比较的分析特色，并说明了文化对于重塑政治经济体制的“扳道工”作用。因为字数限制及其它因素，《上海书评》对晓宏的发言稿做了部分删节。此次，我们根据他的发言原稿，并在尽可能保持稿件原貌的基础上修订、发布。

我的着眼点是所谓“政治中国”、“文化中国”以及“经济中国”的历史关联。我们都知道，“文化中国”这个概念一度非常流行，它是杜维明等人提出的，用来同“政治中国”甚至“经济中国”作区分。“文化中国”对于新儒家人士来讲，就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一个文化疆域。它不同于“经济中国”——以华人为主的经济高度互联的区域，比如我们时常听到某公司大中华区的说法，它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甚至也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人聚居区域。这两者又都跟“政治中国”有所不同。“政治中国”，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疆域，或者说以此为主。人们在区分这三个中国概念的时候，通常是以空间为基础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些区域，并不在所谓以儒家为基础的文化中国这个空间里。同样，文化中国的一些区域，也不在政治中国的疆域里。

而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从时间上来讨论“政治中国”、“文化中国”和“经济中国”的关系。我们需要去追问作为政治体的“政治中国”，和所谓的“文化中国”（即儒家文化，以及“和谐”、社会稳定等观念）和“经济中国”（即崇尚经济发展、民生主义，对非官方的政治有强烈的排斥感）是怎样在历史上关联和重叠起来的。换句话说，它们的重叠不是天然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吊诡的是，“文化中国”同作为实体的“政治中国”的趋近，恰恰和“经济中国”涌现并取代作为历史的“政治中国”这个过程是高度重合的。
如果回顾中国现代史，我们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前，政治的变革始终是中国现代史非常核心的命题，这些政治变革，体现在一波一波的革命运动中，一直到文革达到了顶峰。这和改革开放之后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在汪晖等学者笔下去政治化的中国非常不同。这个不同，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非常大的断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断裂，它又是怎样和所谓的“文化中国”衔接起来的？举个例子，在我们很多读者成长的过程中，鲁迅可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他可以说是革命中国的文学代表。而今天，鲁迅在中小学课本里面的比例大幅度降低，而官方更倾向于用儒家的形象、孔子学院等作为这个经济中国、和谐中国的代表。中国现代史的这个变化，即从政治中国到经济中国的这个时间上的变化，文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想在这里追问的问题。

我自己的研究非常关注的是，这个政治中国到经济中国的变化，是如何肇始于文革本身的过程、作为文革自身政治逻辑的反作用力而产生出来的。特别是到1968、1969年之后，中国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很多政治上的冷感和大众化的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心理。这个是造成文革后期，特别是70年代末对毛主义意识形态的抛弃的最关键的大众心理基础。但简单来说，从政治中国到经济中国的这个变化，涉及到从文革大众政治运动以及运动解体后社会思潮的变迁，这中间政治的意涵怎样变化，经济的意涵怎样变化，为什么最后会出现一个去政治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局面？为什么邓小平在1980年会说，“经济发展是我们最大的政治”？这个过程又建立在文革是所谓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这样一个叙事之上。当然现在很多学者的研究认为崩溃的说法是夸大其词。但不论如何，关于文革早期对于经济的冲击，以及后期所谓的大锅饭等文革叙事，构成了这个经济中国的意识形态基础。除了这些国内层面的意识形态变化、也即文化再造外，这一变化的过程到底还和国际大环境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今天想讨论的问题。



我想问的就是：在七十年代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中，有什么样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如何影响了这个政治中国到经济中国的变化？我们试想一下，在革命时期的中国、毛时期的中国，要办孔子学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换言之，新儒家所谓的“文化中国”是个被拒绝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是个政治的中国，一个有政治使命的中国，是和那种比较本质化的理解中国的方式相脱钩的。那么，是到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去接受这些（早先被拒绝的）东西的呢？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让一个比较保守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和谐社会锁定了中国的自我认识，而不再是那个要革命的、改天换地的、拒绝传统的、批判封建的自我认识？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这里面，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如何在与国际社会的接触、特别是与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接触过程中转变对自身的认识。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就是退居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扮演了一个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作用。

在讲这一点之前，我想先讲一个英国的故事。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英国，是个比较保守的国家，是讲究审慎的政治美德的国家，是一个艾德蒙·伯克给我们定义的英国。它跟那个革命的、动荡的、激烈的法国截然不同。但是我们回到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英国在欧洲人的印象里，是个很乱很不稳定的国度。这种印象也体现在对英国国民性不靠谱的刻板印象中。这个国家一会儿内战，一会儿复辟，一会儿又有新的折腾。所以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跟英国人打交道都要小心，因为他们的承诺都不一定可靠，过阵子可能又换了新的国王或者班子。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英国在欧洲的口碑就像我们中国在二十世纪前七十多年：英国是个不断变化、不甚稳定的地方。那么，英国怎么会变成那个伯克笔下的保守英国呢？

我有位研究英国历史的同事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外交关系的变化在这里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是不受法国这个当时欧洲最强国的承认的，因为法国支持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并且与革命后的英国交恶多年。而光荣革命后英国的激进政治也一直不断，并不像伯克说的那样是一场保守和审慎政治的革命——这一点现在已被很多学者论证过。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承认伦敦的英国政府，而承认流亡的詹姆士党政府，就像美国承认的是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

但这之后有一个有意思的变化：1710年，主政了20余年的辉格党也即是激进派倒台了，保守派的托利党转而上台。托利党就想跟法国人和谈。其中作为国务卿的博林布鲁克子爵（Henry St John, 1st Viscount Bolingbroke）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他是十八世纪初英国历史非常核心的人物。他代表托利党的新政府去跟法国人谈，表示跟法国人一样讨厌辉格党，现在托利党上台了可以改弦更张，希望路易十四的政府给予外交承认。因为他贵族出身，是保守派，又在法国住过很长时间，精通法语，深谙法国宫廷礼仪，博林布鲁克成功地赢得了路易十四的信任。当时有一个小故事。他初次与路易十四面谈之后，路易十四说，你看上去跟我见过的对岸来的人都不太一样，英国佬都不太喜欢他们的国王。博林布鲁克就很机敏地回答道：“他们就像一个已婚男人，不喜欢自己的太太，却喜欢邻居的太太。”他以这种半玩笑半荤腔的方式奉承了路易十四，让他大喜又侧目，因为以这种机敏、斗嘴而又间接展现男子气概的方式来奉承对方，充分展现了他深谙法国宫廷的文化。


博林布鲁克子爵（1678-1751）

在他的主导下，英法签订了乌特勒支条约，法国终于承认了托利党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可是，很快托利党又下台了，但是班师回朝的辉格党也承认了这个合约，并且很快就接受了法国承认下的新格局和新的自我认识，一个保守的形象。这对于英国后来的国内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十八世纪慢慢形成了那个相对保守和稳定、自生自发秩序的英国，也就是艾德蒙·伯克的英国，而脱离了英国在十八世纪初之前的那个形象和印象。

那个故事可以激发我们去思考，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拥抱那些我们在革命中国中拒斥的符号和象征，甚至把它们变成代表中国“本质”的东西？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当尼克松访华、中美开始接近的时候，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呈现的那些作为传统文化的相关符号被美国人移植到革命中国；与此同时，“中华民国”在针对文革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氛围下制造的那些中国形象，也开始被中国大陆慢慢内化。这个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对“中国”所要包括的文化符号的新认知：原来中国是要包括长城，西安，杭州，包括大熊猫，包括孔子的，而不是批林批孔的。

所以，这个过程中，“中华民国”就像流亡的詹姆士党政府那样，对于“政治中国”的自我认知转变扮演了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作用。而其中穿梭于其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和决策顾问们，可能扮演了博林布鲁克那样的角色。这里需要顺便说一句的是，博林布鲁克在辉格党班师回朝后，竟然加入了流亡的詹姆士党政府，并参与了很快被辉格党政府镇压的一次詹姆士党起义。他之后的人生依然在英伦海峡两岸多姿多彩。

在政治中国向经济中国的转化过程中，经济中国什么时候作为一个母题出现？这个母题和“文化中国”在两岸的交接，又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可以促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初新儒家的思潮又开始流入，并开始重新叙述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那个革命的中国，政治的中国，那个起码是在口号上强调自下而上动员的中国，就被淡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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