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ADAGE 劳改农场回忆(1-4)

Gowest

劳改农场回忆

(1)

“我们家是劳改农场的。”

对方立刻扬起了眉毛，疑惑、震动、警惕…

必须进一步解释了。

“我们是管劳改的。比方把你爸抓起来，判了刑，就要送到我们那里，归我们管！”

中国的劳改农场，作为监狱的特别形式，对大多数人来讲, 是非常神秘的。这些年，拜互联网便利之赐，网上已经有不少回忆录出现了。作者包括国家干部、服刑人员、两者的子弟等等。更为人周知的是丛维熙、张贤亮等劳改过的文人的著作。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当今国家副主席李某人也是劳改农场出身的。

1952年，华东局公安部命令在江苏苏北建设劳改农场，父亲奉命从福建押解人犯前往。几年后，母亲也调往民生农场，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在这种比较神秘的环境里生长了。后来，地理空间上，从华东沿海到了西北高原；时间跨度上，从幼儿到了青年。我应该对这个环境有不少认识的积累，但细细一想，也没有什么系统的东西。凤毛鳞爪，给历史的拼图塞进几片吧。

先说在苏北的民生农场吧。那时四、五岁，有了不少记忆。对于开始识字的我来说，农场的名字很好记，跟墨水瓶上的字是一样的 （民生牌蓝黑墨水）。

我们家是三大队。住的砖房，两家共一个厨房。西边有一个大粮库。晚上在那里演电影。下雨后，粮库门前的砖缝里会有很多泡胀了的黄豆冒出来。往场部走的道路两旁的树上挂满了桑葚，一边走一边摘着吃，小嘴连脸都是紫紫的。道路两旁是笔直的灌溉渠道，陡陡地挖下去，在小孩眼里显得很深。曾经在那里捞出过一个自杀的犯人，惨白惨白的脸，好象涂了粉一样。正要从大人腿下钻进去细看时，让我妈一把拽走了。

我们在机耕队的拖拉机和五铧犁上爬上爬下地玩。从轮式拖拉机的大后轮的人字纹爬上驾驶椅，是个本事。夏天在门口纳凉吃西瓜的时候，有个小螃蟹从渠道里爬出来，咬了弟弟的脚。大田里种的是黄豆和玉米，还有棉花和麻。秋天的夜里，康拜因在地里收割的时候，大灯耀眼地探照，非常威风。黄豆上长一种蚕形的肉虫，绿色的很肥硕。烤了以后会膨化成油条一样的结构，很香。麻籽是黑的，炒熟了加盐，也很香。这两种东西，我都吃过。现在想想，应该是那些刑满就业人员的子女，比较大的孩子弄好给我吃的。

虽说生活在劳改农场，直接接触犯人的机会却几乎没有。因为服刑的犯人都关在“大院”（监房）里，出工由干部带领，武装押送的。记得那时坐马车去附近镇上，大桥上都有解放军站岗，要看大人的工作证。我们去镇上照相，吃炒面条，买新的汉语拼音的《看图识字》， 还有《小朋友》画报。画报里那个车灯是眼睛的小汽车，掉到沟里的样子，真是可爱。

专政的概念是潜移默化形成的。我很清楚地记得，一次看见几个犯人在篮球场上打麦子，一个家伙，匆匆往嘴里塞了几口刚脱了粒的麦子。我过去拉着解放军的手，“叔叔，他偷吃麦子！”。解放军提枪过去，训斥。那时候，部队还是戴船形帽的时候。我去营房玩，他们有电台。叔叔们把耳机套在我的小脑袋上，里面是叽里咕噜的高频信号。叔叔说：“听见了吧？你爸和你妈在家里打架呢！” 突然机器上的灯开始闪烁，他们赶快把我撂下来，开始工作。

南面的大队，好像有很多女的， 应该是上海的劳教吧。看完电影她们结伴往回走，唱歌，大概是越剧。吴侬细语，很好听。月光皎洁，铺在大道上，铺在渠水上。音乐中的她们像仙女一样。

三弟、四弟相继出世了。请的保姆是刑满就业人员的家属。祥林嫂似的垂手站着。弟弟的小名也随着她的乡音，“阿x，阿x“ 地叫着。她有两个儿子，叫姚宝民和姚宝生。我去他们家看过。他们父亲的相片，戴着礼貌，叼着烟斗，跟电影里的特务一模一样。

”我们要走了， 青海。”
“有海的地方，那是青岛。“姚宝生对我说。

走的那天，东西和人都装上了车。母亲给保姆留下几件衣服，还有一些碗盘…… “祥林嫂” 手上还有一本撕了一大半的日历（1959）， 站在我家门前， 一直目送我们离去。 这是我对民生农场的最后记忆了。1965年，因为海防形势，苏北的劳改农场都迁到洪泽湖去了。七十年代，我因公出差，曾经路过滨海县，在县公共汽车站，看到了那些儿时的地名，七套、八坎、大有舍…. 眼前仿佛又看见那波光粼粼的渠水，听见那飒飒作响的芦苇，嘴里浮出桑葚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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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2）

塘格木农场，现在是渐为人知了。一是1990年那场大地震，如果没有举国震惊，肯定是举省震惊了。二是文革后，魏京生、蒯大富、许建军等等当代政治生活的敏感人物都在那里服刑。这三么… 莫不是因为《我从雪山走来》一文中的“我”成长于斯？（博君一笑！）至少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小说写塘格木了（丁晓禾，《算账》， 新华出版社， 2009）。

1961年，我家从都秀分场，东哲分场，辗转最后到塘格木场部的时候，住在北山的草窑洞里。就是把麦草扎成小桶粗的长长的草把子，拱形地搭在依山挖出的坑洼之上，抹上泥土，形成的连排住宅。这几排窑洞的顶上，就是长长深深的壕沟，连接着三四座碉堡。这是建场之初，看押犯人警戒用的。那时一片荒漠，只有划地为牢。可见创业条件之艰苦。等我们到场部的时候，农场已经颇具规模了，试验队这边连树林都种活了。后边的“战壕”，往往让我们当厕所用了。

山后是病号队的大院子。我们在那个大下坡玩“咕噜车”。是用四个什么农具的辅助小轮子绑在一起做成的小车子，从山顶自由地遛下去。其实挺危险的，摔过好多次。病号队门口，总有三四个没腿的犯人在那里晒太阳。屁股底下一块方方的木台，手里也是木块，撑起上半身移动。这些都是逃跑时，冻僵在野地里，万幸没被狼吃掉，救回来截肢保住命的。“君不见， 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青海省劳改局的老人里，有从延安时期就管犯人的。海南、海西这些劳改农场的选址，直是万无一失。

家从北山草窑洞，搬到老场部之后，有一天，院子里卸下来一车私人物品，有呢子大衣，皮鞋，钢笔，笔记本，皮箱，锅，… 还有三大本非常漂亮精美的集邮簿。大约是死亡劳教人员的财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集邮簿。管教科很快把东西清理走了。院子里落下几本《知识就是力量》的杂志，落在我手里。认认真真似懂非懂地读了。

读网，“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拘留的人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内地一些省将大批劳改、劳教人员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三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 2014年第4期）。 我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了。

院子的角落里，住着两个年轻人。房间不大，土炕中间是个大木箱，两人铺盖各占一边。他们就爬在木箱上画图。年长的姓沈，年轻的叫朱儒春。如果没记错得话，他是四川水利学校送来的劳教。屋里有一些唐诗。他俩在交流赏析“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的诗句。朱用两个茶缸倒着冻冰的茶水，问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来回倒，冰就会融化的道理。老沈突然仰面朝天，长吁一声“老婆啊-----”。我们笑了。后来，爸妈不许我过去玩。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消失的。是回内地了，还是去了水库工地。

直到1980年，全国的劳改农场对服刑期满的犯人，都是采取“多留少放”的政策。青海更是如此。刑满就业人员，仍然是在另册里，只是没有了武装押送。所以，竟有一些就业人员，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后来我二弟，子承父业，也当司法干警做管教工作时，居然还管着当年父亲从内地带上来的人。他对这些人很有些优待了，这是后话。

因此，所有在塘格木农场小学上过学的，就没有不知道老牛和老马的。老牛（牛炳田）判刑前在河南家乡当过校长，写一手好毛笔字。现在负责食堂拉水和烧火，还有按时给上下课打铃。老马要炒菜了就吆喝：“老牛， 烧大火！” 老牛身上总是一股好象不刷牙的葱臭味。没事就翻来覆去地读《三国演义》和《水浒》。老马山东人，当过保长。觉得挺委屈，说“我这个保长给八路干了多少事啊!” 听说他们很上了年纪后，才回到家乡。

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个当干部的叔叔，后来自己也变成犯人，而后刑满就业的。

年青的史叔叔，在都秀分场时受我父母委托，带我去西宁看病。我还把他的一个塑料杯子弄丢了。那时塑料产品刚出现，那种软软的塑料杯子，捏着跟橡皮一样的。他很心疼。后来不知怎么就给弄劳教去了。

严大鼻子叔叔，海军下来的。在东哲分场是父母的同事。后来干了比强奸妇女还恶心的事，给劳教了。后来，我做追逃工作时，似乎看到过他的材料（因为小时候不知道大人名字），反映他跑回东海舰队司令部去上访去了。

场部招待所的容耀良，广东人，是父亲在都秀分场的同事。据说是用赶大车的马鞭两鞭子，把一个劳教给抽死了， 判了刑。后来，在招待所干活，扫地生火发被子。慢条斯理，温温绵绵地，很难想象原先还是那么火爆。大队干部来场部办事住店，他送来暖水瓶，接过原来同事的烟，点着，简短几句寒暄，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继续干活。

后来，我小学中学同学好朋友的父亲也摊上大事了。犯人每年冬训，干部要下监房指导。他在热炕上舒舒服服地听收音机睡着了，外面牢头狱霸率众把帮教对象给打死了。正是赶上政策检查，加上死者家属很有背景，所以张叔叔在劫难逃，给判了不少年，送曲沟农场服刑。好在大家都是干部，就是服刑也不会受太大的罪。后来我在西宁还碰到过，穿得干干净净地在一个劳改工厂看大门。好的结局是，最后最后，还是洗脱了干系，住进南滩干休所养老去了。


（2）

塘格木农场，现在是渐为人知了。一是1990年那场大地震，如果没有举国震惊，肯定是举省震惊了。二是文革后，魏京生、蒯大富、许建军等等当代政治生活的敏感人物都在那里服刑。这三么… 莫不是因为《我从雪山走来》一文中的“我”成长于斯？（博君一笑！）至少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小说写塘格木了（丁晓禾，《算账》， 新华出版社， 2009）。

1961年，我家从都秀分场，东哲分场，辗转最后到塘格木场部的时候，住在北山的草窑洞里。就是把麦草扎成小桶粗的长长的草把子，拱形地搭在依山挖出的坑洼之上，抹上泥土，形成的连排住宅。这几排窑洞的顶上，就是长长深深的壕沟，连接着三四座碉堡。这是建场之初，看押犯人警戒用的。那时一片荒漠，只有划地为牢。可见创业条件之艰苦。等我们到场部的时候，农场已经颇具规模了，试验队这边连树林都种活了。后边的“战壕”，往往让我们当厕所用了。

山后是病号队的大院子。我们在那个大下坡玩“咕噜车”。是用四个什么农具的辅助小轮子绑在一起做成的小车子，从山顶自由地遛下去。其实挺危险的，摔过好多次。病号队门口，总有三四个没腿的犯人在那里晒太阳。屁股底下一块方方的木台，手里也是木块，撑起上半身移动。这些都是逃跑时，冻僵在野地里，万幸没被狼吃掉，救回来截肢保住命的。“君不见， 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青海省劳改局的老人里，有从延安时期就管犯人的。海南、海西这些劳改农场的选址，直是万无一失。

家从北山草窑洞，搬到老场部之后，有一天，院子里卸下来一车私人物品，有呢子大衣，皮鞋，钢笔，笔记本，皮箱，锅，… 还有三大本非常漂亮精美的集邮簿。大约是死亡劳教人员的财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集邮簿。管教科很快把东西清理走了。院子里落下几本《知识就是力量》的杂志，落在我手里。认认真真似懂非懂地读了。

读网，“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拘留的人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内地一些省将大批劳改、劳教人员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三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 2014年第4期）。 我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了。

院子的角落里，住着两个年轻人。房间不大，土炕中间是个大木箱，两人铺盖各占一边。他们就爬在木箱上画图。年长的姓沈，年轻的叫朱儒春。如果没记错得话，他是四川水利学校送来的劳教。屋里有一些唐诗。他俩在交流赏析“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的诗句。朱用两个茶缸倒着冻冰的茶水，问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来回倒，冰就会融化的道理。老沈突然仰面朝天，长吁一声“老婆啊-----”。我们笑了。后来，爸妈不许我过去玩。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消失的。是回内地了，还是去了水库工地。

直到1980年，全国的劳改农场对服刑期满的犯人，都是采取“多留少放”的政策。青海更是如此。刑满就业人员，仍然是在另册里，只是没有了武装押送。所以，竟有一些就业人员，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后来我二弟，子承父业，也当司法干警做管教工作时，居然还管着当年父亲从内地带上来的人。他对这些人很有些优待了，这是后话。

因此，所有在塘格木农场小学上过学的，就没有不知道老牛和老马的。老牛（牛炳田）判刑前在河南家乡当过校长，写一手好毛笔字。现在负责食堂拉水和烧火，还有按时给上下课打铃。老马要炒菜了就吆喝：“老牛， 烧大火！” 老牛身上总是一股好象不刷牙的葱臭味。没事就翻来覆去地读《三国演义》和《水浒》。老马山东人，当过保长。觉得挺委屈，说“我这个保长给八路干了多少事啊!” 听说他们很上了年纪后，才回到家乡。

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个当干部的叔叔，后来自己也变成犯人，而后刑满就业的。

年青的史叔叔，在都秀分场时受我父母委托，带我去西宁看病。我还把他的一个塑料杯子弄丢了。那时塑料产品刚出现，那种软软的塑料杯子，捏着跟橡皮一样的。他很心疼。后来不知怎么就给弄劳教去了。

严大鼻子叔叔，海军下来的。在东哲分场是父母的同事。后来干了比强奸妇女还恶心的事，给劳教了。后来，我做追逃工作时，似乎看到过他的材料（因为小时候不知道大人名字），反映他跑回东海舰队司令部去上访去了。

场部招待所的容耀良，广东人，是父亲在都秀分场的同事。据说是用赶大车的马鞭两鞭子，把一个劳教给抽死了， 判了刑。后来，在招待所干活，扫地生火发被子。慢条斯理，温温绵绵地，很难想象原先还是那么火爆。大队干部来场部办事住店，他送来暖水瓶，接过原来同事的烟，点着，简短几句寒暄，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继续干活。

后来，我小学中学同学好朋友的父亲也摊上大事了。犯人每年冬训，干部要下监房指导。他在热炕上舒舒服服地听收音机睡着了，外面牢头狱霸率众把帮教对象给打死了。正是赶上政策检查，加上死者家属很有背景，所以张叔叔在劫难逃，给判了不少年，送曲沟农场服刑。好在大家都是干部，就是服刑也不会受太大的罪。后来我在西宁还碰到过，穿得干干净净地在一个劳改工厂看大门。好的结局是，最后最后，还是洗脱了干系，住进南滩干休所养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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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3）
离开劳改系统前，我一直在浩门农场。不同于海南、海西的农场，这里是祁连山下的农业区，跟附近的农村、工矿、城镇比邻而居。现在青海旅游炒得很热的门源油菜花海，那大片的都是农场的油菜田啊。副业一队榨的菜籽油，有油以来，就一直是外贸收购，出口日本的。

浩门农场，是刑满就业职工为主的劳改单位，只有一两个犯人大队。离服刑的氛围远一些，这些就业职工的公民意识似乎也强一些。所以，副业二队干部食堂的炊事员（吴X）亲热地跟我拉老乡，他是连江的海盗。这里颇有几个人物。特别是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刑满就业人员，张扬得很。副业二队的缝纫车间，十来台缝纫机整天忙碌。总裁缝（李XX），据说是青海省第一把剪刀，原来在西宁西大街百货公司的呢绒柜台部。附近厂矿的人求他做衣服的，都是口称师傅，双手点烟的姿势。他老爱跟我吹，当年给苏联专家夫人量衣服时，把人家大奶奶拨拉过来拨拉过去的事。另一个是扬州剃头师傅(徐XX)，手艺多好，我不好说， 反正自己头梳得油光水滑的。下了班，就提溜个小工具包，跑到附近铜矿给人理发挣外快去了。还有油坊、酒坊里的几位大拿，也不得了。但最传奇的是个电工（梅XX），广东人，我在那几年居然没见过他。因为他一直在跑。抓回几次，跑几次。跟“打不死的吴清华”似的。最后一次从广东边防抓回来，是在房间里又用水泥预制板搭了个小屋关里面。最后还是又瞅空子跑了。那次追缉的时候，我们半夜上山，我后来累晕过去，摔倒在地，额头至今还有一道小疤痕。后来，听说他到底成功地偷渡到香港了。

工作中，还接触了青沪机床厂的就业职工。那些人就更牛逼了。上海迁来的劳改厂子。在城市工厂车间服刑的条件，比牧区农场大田的犯人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单说劳保工作服就比农场的黑棉袄破棉裤强出百倍。再加上上海人会打扮，他们当年在西宁社会上迷惑了不少女青年。他们技术是好， 四车间在文革备战期间还奉命造过自动步枪， 王XX跟我吹打了多少多少子弹。上海劳改单位的干部，好像政策性要强许多， 而这些就业人员的公民意识更厉害。敢跟管教干部吵架、写大字报；还因为人大代表选举的事情，集体闹过事。这在青海劳改农场的秩序里，都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

说到劳改秩序，就不得不提到严打后，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送上来的先后几大批青年犯人的故事。（我已离开，这些故事都是听来的）。

押到青海之后，已经觉得很委屈了。还要从西宁再往牧区劳改农场走，真受不了啦。出发那天，骚动起来。几十辆大巴排队等着（大巴唉，比我们那时条件好多了），拒绝上车。更有甚者，跑到车顶上，大喊大叫“劳改犯万岁”的。押解的包团长急了，站到机枪边，准备伺候。最后改造处的干部好歹把事态压了下来。如果打死在警戒线内，真会有点麻烦。要说独立师的部队，干这事，绝对干净利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早上, 青沪机床厂的一个犯人，爬到高高的烟囱上，坐在上面叫板要与干部对话。劳改局军管会的军代表命令三分钟内必须下来，否则就地击毙！那厮居然回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随即枪响，应声而栽, 从烟囱里秃噜下去了。

再说这批分到各农场的青年犯人，普遍抗拒改造，不出工。我弟他们那里，据说是多日劝说无效后，动员了几十个年青干部和工人，带上口罩墨镜，再用围巾蒙面，手提镐把，冲进监房劈头盖脑地一顿胖揍。最后，这帮鼻青脸肿的，才终于加入了大田干活的行列。但是，

（此处引述网文，绿洲遗老，“我在劳改农场二十年”，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42822-1.shtml， 讲的是那批人在德令哈农场的故事）：

“可是这些新调来的犯人的绝大多数是刑事犯，年轻又好逸恶劳，还讲吃讲穿，远没有当年的反革命犯好管。所以这些犯人一来就闹出了好多事情，而有的事还非常地不好。

首先是不好好劳动，出工不干活或干活就胡来。你安排平地，他可以不分高低的在一个地方乱挖一气，地不但越平越不平，还弄出许多大坑小坑；你安排除杂草，一开始不认识，他便草苗不分地乱扯。后来又偷懒，总干不好。这就辛苦了管生产的队长和生产员，你总是要跟在这些年轻犯的后面，检查纠正。

二是赌博。坐牢监嘛，当然难过，度日如年。为了消磨那冬天的漫漫长夜，新犯人便赌，有时午休时在工地上也悄悄地赌。用卜克牌赌苏哈、推牌九。从输烟输糖开始，发展到输衣服、输日用品等，什么都输，没有就打。把一个监狱弄得乌烟瘴气。队上虽查得严，但赌博还是时有发生。
在三、四大队还出过这样的事。几个北京犯勾在一起，装病不出工，在监里大打出手，凡不听他们的话，不跟着他们闹腾的都要挨打。号子里的食堂本来都是以中队为单位分开的，他们不管，看那个灶的饭好就去那个灶吃。有一次，他们嫌生活差，还在监狱里闹事，敲着洗脸盆、吃饭缸子大闹，还把做饭的给打了。做饭的惹不起，只有向干部汇报。干部急了，便弄起几个来整。不想几个刚刚当干部的小娃娃（都是本场子弟）不知轻重，整过头了。把一个给弄残了，……。结果、小Ｃ四个都糟了，被判了一年到一年半。”

中国长久以来，就有地域歧视的不好习惯。没想到这个东西，在这批分别来自北京和上海的犯人中间，得到了畸形的放大。在我父亲的回忆录里， 这样记道：

“这个队的犯人大都是来自上海市，是当时打击社会上严重刑事犯罪的那批产物，这伙人年纪轻、恶习重、好吃懒做、油头滑脑。有的软硬不吃，是上海有名的社会渣滓，他们善于拉帮结伙，愿为朋友两肋插刀，有玩世不恭的思想，多数管教干部都对这伙人感到棘手，认为是块最难啃的石头。后来，根据生产需要，队里又插进了从北京调来的一批年轻犯人，这其中有不少是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看不起上海小瘪三，自恃清高，常用语言刺激上海犯人，有意进行挑衅。在发现了这个苗头后，我们及时加以教育，并采取以下有力措施….”

下面再抄一段德令哈农场的：

“还有就是犯人打架。收工之后的监里，就是犯人自己管犯人。除冬训之外，管教们很少进去。1978年就发生过一起打群架的事情。这是一起北京犯人和上海犯人之间发生的大规模群殴事件。大约有几十名犯人卷入了这次打群架。起因还是缘于赌博。在平时的赌博中，北方的老输，心里气不过，就想找机会报复上海犯人。要真打，北京犯人少，还是得吃亏。所以这邦北京人先将铁铣把弄短，然后放在棉衣内带进监狱。而且事先明确分工，三个人为一“战斗”小组，两个人抓着对方一个人，第三个人就用短木棍敲小腿。果然，初一开打，上海方人多还占有优势。不久，对方的敲腿术便显出优势来了，敲倒一个往边上一丢，再去对付第二个。很快就把上海犯人打得鬼哭狼号，抱头鼠窜。其它犯人也在一旁敲起脸盆起哄。事发后，大队进去了十多个人，才控制住事态，将打架的犯人驱散开。事后检查，伤了十多个，最严重的两个是被打坏了小腿骨。肇事者自然跑不掉，加刑的加刑，禁闭的禁闭。

但从此之后，加之政策变化，内地人犯就很少往青海调了。”

http://juoaa.com/JiDa/JDforum/messages/225751.html

Gowest

（4）

在劳改农场，犯人，劳教，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属于专政对象。由于留场就业的政策，农场里还有一个庞大的人群，就是这些就业人员的家属和子女。那些跟我们同龄的就业人员子女，由于生活条件的困苦（就业人员工资很低）和父辈原罪的笼罩，成长得非常艰难。他们中间不乏天分极高，品学兼优的；或者能歌善舞、出类拔萃的人。但是在劳改农场的那种专政的环境下，他们和国家干部子女之间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放学之后，极少有在一起玩的， 更别说到家里玩了。

不过到我们上中学时，大家都在西宁的劳改局子弟中学(仔细想想, 比例最多不到五分之一吧。助学金大部分都注入在他们这个群体)。脱离了农场的氛围，彼此似乎没有什么界限。教我装第一台矿石收音机的兄长，就是青海湖农场的就业职工子弟。同学里有这么一件轶事。国家干部子弟男，要娶就业职工子弟女， 两家还在同一个劳改农场。男方老爸雷霆震怒，“你让我们怎么见这个亲家！！！” 后来，他们过得还好吧。

文革中，为了解决就业职工子弟的工作问题，各农场成立了青年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过很快就把这批新生力量分配到机耕队、修配厂、商店、医院里去工作了。八十年代末，相当一批上述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子女，转成干部编制，成为穿着警服拿着警棒的司法干警。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命运果然很让人眼花缭乱的。

这时，劳改单位的警服发放范围已经很大了，连司机护士都配发。中国的制服发得太泛滥，从军警检法到城管保安，大盖帽也就失去了威慑力。这是另一个话题。只是警服太多，危害太大。1991年,吴弘达冒充公安人员溜到塘格木农场偷拍监狱，警服就是一名刑满就业人员提供的！

*******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策的变化，和劳动力的萎缩，青海省的劳改农场相继都撤销了。刑罚的执行回归到几个大监狱。一个时代结束了。

让我最后再抄网上可读到的几段，来结束这篇短文吧。最后三段，是我中学时代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同学的父亲的文字。

“六十年来，青海监狱事业创造了多个第一。海西州第一个邮电所，青海省第一个渔业公司、第一台拖拉机、第一个大型农场。六十年来，青海监狱事业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千里大调犯，不仅成为中国监狱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在世界监狱发展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公顷产1916斤、亩产2020斤的世界春小麦记录；青海香日德地区由一棵树发展成为百万株树，并形成防风固沙林带，都是青海省监狱系统创造出来的。六十年来，青海监狱系统为稳定边疆，发展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青海监狱系统在上世纪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推动了青海经济的发展。”

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86314668685.html

“历史首先需有心人记载下来，功过是非自有不同评价,青海劳改农场有许多功过细节可讨论，但从长远整体看，与新疆建设兵团一样，为中国西部开发，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特殊贡献，从干部、工人到囚徒，家属都牺牲了个人利益，可称民族功臣毫不为过，我相信终有一天，这一评价会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青海的押犯，就当时的国家形势来说，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和稳定社会治安都是必要的措施，这是特殊时期做出的特殊事件，也就是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做出贡献的。有些作品诋毁当时在青海押犯的政策，为犯人鸣不平。那管教干部呐，他们是贡献了青春、献子孙。把美好的理想、青春都献给了祖国的大西北的开发，献给了党的劳改事业。他们又跟谁去述说？”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42822-4.shtml

“青海xxx农场创建四十七年，历经艰难险阻，广大干部和工人为党的劳改事业忘我奋斗，默默奉献。在成功改造罪犯的同时将戈壁荒原改造成万顷良田，成为开发青海绿洲农业的先驱者。由于他们辛勤的耕耘, 才使农场生命之树常青，才使心血浇灌的果实香飘千里，才使高原“明珠”璀璨夺目。现在，xxx劳改农场已经移交给地方，成为安置移民的农业企业。虫蛹已经变成美丽的蝴蝶，但它昔日创业的经验和教训，或许是一份可供借鉴的财富。”

“当时，凡是参与建场的干部、工人和部队战士，对党的劳改事业无比忠诚，饱尝过寒冷、风沙、酷热与饥饿，流过汗，流过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即使在当时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失误，或者有某些错误，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对建场的功绩。

参加过农场建设的罪犯和劳教人员，虽然他们首先为了改造，但在改造自己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有他们一份对建场事业不可磨灭的功绩。”

http://www.njubj.com/portal.php?mod=view&aid=148

一切都留在了西部的记忆中。

（完）2015-08-28

http://juoaa.com/JiDa/JDforum/messages/2257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