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杰：“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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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

林杰

今年2月27日《报刊文摘》刊载《文革"笔杆子"关锋的人生结局》一文提到“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有好几位朋友来电问我：该文是否符合实际。我坦率地说：那篇文章是作者信口说的。当时《红旗》有三篇同“揪军内一小撮”有关的社论是我起草的。由于陈伯达推卸责任，我因此被关押了十三年。乘此机会，据实谈谈我所知"揪军内一小撮"问题的提出及严重斗争。

(一)"揪军内一小撮"的实质

何为“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的实质就是反军，就是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毛主席一直反对冲击人民军队。因此，当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性媒体中一出现，他就指出这是"反军""乱军"，并在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发了"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强调指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特为《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亲笔加写了一条："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强调：“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并指出以上规定"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二)"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

“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1967年1月关锋、王力等按林彪指示起草的军队内部文件：《军报宣传方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揪军内一小撮”辞条说："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军报宣传方针》最早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所说的四人是关锋、王力和胡痴、唐平铸。当时王、关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宣传小组成员。该文件全名为《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又称《军报宣传要点》。该文件起草后，排印稿上署名的就是上述四个人，由《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亲笔在这个文件上签名上报全军文革和林副主席。林彪在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但该《文摘》却说，关锋把"宣传要点”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审批。此说无据。江青不管军报，军报的‘宣传要点’既然是据林彪指示起草的，起草后理应送主管军队的林彪审批。军报宣传要点既是军报总编胡痴签名，只能上报林彪，不应由关锋报送给不管军队的江青审批。更加荒谬的是阎长贵写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党史博览》2006年第6期)。阎文凭空说："这份《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却直接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又由她嘱，立即报送林彪。军报代理总编辑胡×代写：‘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林彪不仅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还批示‘完全同意'”我曾问阎："此事是你亲见亲闻?"阎答："不。我当时还不是江青秘书。"那就是说，此事出于阎的编造。按照阎的说法，军报总编胡×成了江青的秘书．而林彪也成了唯江青之命是从的傀儡!林彪“完全同意"的批示似乎是遵江青之命。这既不合逻辑，更不合事实。尤其荒诞的是，阎据此作出结论说：

"这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谁证明江青完全同意批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怎能作出"不容置疑"的结论?"不容置疑”的根据是什么?林彪在《军报宣传方针》上批示："完全同意"，这已载于《中国历史大辞典》，而阎说江青在《军报宣传要点》上批示“完全同意”，则毫无根据，是属于阎的编造。阎编造了假证据，给江青加上“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这真的不能怀疑吗?最近阎又写文章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江青确实非常残忍。”这同样没有根据。“都知道”“江青非常残忍”，你都调查过吗?不要因为江青判了死缓，你就不根据事实，什么罪都往她头上戴。

从华国锋下令逮捕江青以来，无论是公检法公布的材料，还是个人揭发的材料，都没有关于江青在《军报宣传方针》”上批示“完全同意”的证据。“不容置疑”，小民百姓置疑你怎么处置？用法律制裁，还是用黑势力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三)第一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林彪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

阎文说：“1967年1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又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主管军报。”“关锋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摘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问题方针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于1月10日上送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条就说：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紧接着，阎文说：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王力、关锋这里说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吧。”（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上面这段话．很重要。王力、关锋等四人根据林彪1967年1月8日在军委常委会上关于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写了《军报宣传方针》，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军内一小撮”，于1月10日上送全军文革并林副主席。在这里阎长贵有意隐瞒《军报宣传方针》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这一重要事实，这是不对的。要追究“揪军内一小撮“第一次的出现。不可不说，“揪军内一小撮”第一次出现于王力、关锋等写的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的《军报宣传方针》。既然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则“军内一小撮”的第一次提出应由林彪负责，而不能由文件的起草者关锋等四人或其他人负责。阎长贵隐瞒林彪批准同意《军报宣传方针》的责饪。却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诬陷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提出的。阎长贵用《军报宣传方针》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这句话来替林彪开脱。阎长贵自己不得不承认《通知》和《宣传方针》不同的地方在于：《通知》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而《军报宣传方针》明确独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既然彼此不同，就不能把彼此混同，指鹿为马。这是逻辑、更是事实所不允许。

阎长贵还说：王力、关锋在《军报宣传方针》中“明确地独立提出”“军内一小撮”，“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何谓“创造性”?就是前人所没有的“创造发明”。今天阎长贵还把“揪军内一小撮”当作是一种“创造发明”。这样说来，“揪军内一小撮”口号，不应受批判，倒应该受表彰。毛主席认为“揪军一小撮”是反军，是“毁我长城”，严厉加以批评。而阎长贵却认为是“创造性”，阎长贵完全背离毛主席的指示。阎长贵和王力一样，实际上肯定“揪军内一小撮”，千方百计为“揪军内一小撮”辩护。

（四)王力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文摘上的文章说林彪批示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后， “这个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也不符合实际。《军报宣传方针》经林彪批示同意后，没有下发全国。“宣传方针”没有经毛主帝批准，是不能下发全国的。《军提宣传方针》，经林彪批准后，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接着，1月1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社论说：“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冲破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报社论如此卖力地执行林彪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鼓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而置中共中央的”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于不顾。社论贯彻的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军报宣传方针》。“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军报宣传方针》和军报社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王力及其附和者却说，“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毛主席主持写的《五·一六通知》”。这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五·一六通知》根本没有“揪军内一小撮”。

王力在中央给武汉市军民的《一封信》中，背着毛主席偷加“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毛主席发现后，受到严厉的批判。在事实面前，王力表面上承认无话可说，但不思悔改，反而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六通知》的这—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即《军报宣传方针》)呢?(《王力反思录》第292页)

阎长贵鹦鹉学舌。他照王力的说法，也抄录了《五·一六通知》上的这些话，下结论说：“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不，阎的这个结论只能是“妄言”。因为通知明确说要“批判揭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并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可是王、阎睁眼说瞎话，断言：“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王力则进一步说，毛主席说的“是”一批”，这比“揪军内一小撮”说得更厉害”!白纸黑字，毛主席明明说的是批判混进党、政、军、文化界中的代表人物，而王力歪曲为“揪军内一批”。认为这是两个相同的口号。王力为了掩盖林彪和自己的罪责，竞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无忌惮地歪曲《五·一六通知》。在这里，人们不禁会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七·二0”事件时，武汉军民就已贴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

阎长贵对毛主席进行污蔑之后，在客观事实面前，不得不说：“当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没有‘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话。”这句话，像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在阎长贵的脸上，同样狠狠地打在王力的脸上。一切反对历史事实、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要受到客观事实的无情惩罚。前面我们已指出，阎长贵不得不承认：“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事实就是选样，不能不承认。

奉劝阎长贵先生，不要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不要以为毛主席死了，马列主义不行了，就跟着谢韬之流打起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黑旗，污蔑毛主席。希望你好好想想。鲁迅说：“唯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未来”。这是真理，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五)“揪军内一小撮”见于中央理论性刊物《红旗》

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是1967年《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八·一社论”。文摘报上的文章说“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这也不对。实际情况是：7月中旬，关锋在新疆驻京办事处，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小组会议，布置纪念建军节的宣传工作，参加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后来中央正式发了《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七·二0事件还未发生。会上关锋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有《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可证。我回到《红旗》，向编辑部的社论评论组作了传达。决定社论由《红旗》社论评论小组成员卢之超起草。卢起草后给我看，我不大满意，转给关锋看，他看了觉得不行。他叫我负责起草。我起草后，题名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即送关锋审改。这时，七·二0事件已发生。关在审改时，加了一大段话，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军口号，就送陈伯达批发。关增加的原文如下：“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枇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枇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红旗》1967年第12期)

“揪军内一小撮”显然是根据《军报宣传方针》。在党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是第一次。社论没呈请毛主席审批，关锋有责任，陈伯达责任更大。

王力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王力反思录》第1015页)

这个问题，叶永烈在《王力风波始末》第143—144页有记载。他说：“林杰起草好社论之后，关锋看了，大体上满意。关锋又加了几段。关于‘揪军内一小撮’，是关锋在修改社论时加上去的。我在访问关锋时问他为什么在修改社论时要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这一段内容？关锋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欢迎谢富治、王力的百万人大会上就讲，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从那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成为全国报刊上最常见的政治口号。作为《红旗》杂志庆祝建军节的社论，理所当然要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内容。”

关锋在这里说的很明白，他在社论中加上“揪军内一小撮”，是因为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而不是像王力、阎长贵那样，说毛主席的《5·16通知》有“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这一点关锋和王力不同。他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把责任推给毛主席，这是值得肯定的。

这一期《红旗》还有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是根据关锋的指示为支持“七·二0事件”由我写的。文中的“党内、军内一小撮”，是完全按经王力篡改的中央给武汉市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上的提法写的，题目是关锋定的。

7月底，关锋指示我在《红旗》上，转载7月22日《解放军报》红尖兵(林立果)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关锋还指示我，转载同日《解放军报》吹捧红尖兵文章的评论员(关锋)写的：《推荐一篇好文章》。林立果和评论员文章都提到要“揪军内一小撮”。

关于《红旗》社论问题，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有个错误的说法。他说：“这个社论是林杰口述，几个人笔录整理的，社论内容的渊源来自林立果的要反对军队的走资派的言论。”邓力群当时根本不知道社论的写作，他所根据的是道听途说，牛头不对马嘴。社论内容的根本问题是“揪军内一小撮”。纪念“八·一”社论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内容为关锋所加。而另一篇社论，我根据的是经王力篡改过的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此事我过去交代过。这次我写的社论同林立果的反对军队走资派言论无关。邓力群歪曲事实，给我横加罪名。

《红旗》“八·一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后，8月10日左右，我听到社会传说毛主席严厉批评“八·一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乱军’，是‘毁我长城”。大约8月13日，总理在人大会堂也说：“这期《红旗》有错误．但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冲《红旗》”毛主席批评之后，林彪即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划掉“军内一小撮”并批示：“不用，退林彪同志。”大约也在此时，我听到消息：“叶群叫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别人加进去的。”(陈再道：《武汉“七·二0事件”始末》)

虽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与我无关，但社论毕竟是我写的。毛主席批评《红旗》“八·一社论”后，我感到有些紧张，便正式问关锋，主席对社论到底怎样批评的。关说，主席说：“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冲击军队。军队不能乱。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不能指挥军队。“党内一小撮”包括了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另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提了。我听了关的传达后，建议再写一篇社论以弥补十二期社论的错误。经陈伯达和关锋同意后，我又写了一篇《红旗》社论。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军内一小撮”，要拥护军队。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解放军不能乱。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苏修最可靠的力量。陈伯达审批时，把题目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社论这个提法同“揪军内一小撮”是对立的。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出，次日刊于《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没有公开对《红旗》“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作自我批评，更缺乏对“揪军内一小撮”进行深刻批判。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八·一社论”以中央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很大；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批发是关锋与陈伯达的责任。对《红旗》社论进行自我批判，应由陈、关决定。我虽有责任，但无权越俎代庖。

(六)王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王力的一个恶劣手法，就是编造毛主席的话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王力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王力反思录》第1014页)阎长贵也附和王力的观点说：毛主席说“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他也不会说这样的话。毛主席只说：‘揪军内一小撮’是完全错误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的。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在1967年9月30日的的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会后，9月1日，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北京市革委套会议上，江青讲话说：“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我们只提党内一小撮，因为不管党、政、军各个战线，都是党领导。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到处揪什么‘老谭’，到处揪‘陈再道’”“这祥打乱我们的军队，是自毁长城。”总理和康生等也都赞同江青的这个讲话。他们都没有说，提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8月22日，总理在接见广州代表时也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周恩来年谱》弟18l页)为什么毛主席不说，“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呢?因为毛主席早己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乱军，就是“毁我长城”。中央文件也早已指出“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因此，根本不是不策略问题。说这个口号是策略错误，实际上是替“揪军内一小撮”辩护。这暴露了王力实际主张揪军内一小撮的狐狸尾巴，也暴露了阎长贵不懂“揪军内一小撮”错误的实质。

王力歪曲和恶毒攻击军委八条。八条是林彪提出，经毛主席、总理和徐向前等反复讨论研究决定的。王力却断言：“八条命令是林彪口授的。”(《王力反思录》第855页)八条的初稿只有七条，根本没有第五条，即没有“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这一条是毛主席亲自加写的。这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主席《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批语和修改》一文，讲得很清楚。第五条为毛主席亲笔所加，而且先后改了两次。王力故意向读者隐瞒这一事实，为林彪贴金。

“八条”是为落实毛主席的军队要支左的指示而制定的。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王力攻击“八条”说：“这个八条是主动采取专政措施。后来普遍对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人采取专政措施，取缔、抓人。这些严重后果，徐向前回忆录不回忆，历史学家也不写，这是严重问题。部队可以宣布谁是反革命姐识，可以抓，可以开枪、镇压。’(《王力反思录》第856页)八条是说：军队“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并没有说“部队可以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可以抓人，可以开枪，镇压。”王力肆意歪曲军委八条，进行反军反革命煽动。王力还指责徐向前等对八条的肯定。他说：“徐向前回忆录以及历史学家把八条说得那么好，恐怕不合适。” 因为八条“总的前提不对，加之许多概念不清楚。”(《王九反思录》第860页》)

(七)不可饶恕的王力反军阴谋

7月24曰，林彪送给主席一份由陈伯达起草(王力、关锋参与)的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简称《一封信》)请毛主席审批。这天毛主席还收到武汉军区党委关于。“七·二0事件”的电报。主席先以中央名义亲自写了《中央关于“七·二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复电认为，陈再道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认真改了“仍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的行列。”意思很明显．陈再道不是军内一小撮，不是叛逆，不要打倒，这是毛主席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一封信》却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实指陈再道等)，是军内一小撮“叛逆”，要严办。毛主席对林彪同意的陈伯达写的《一封信》批示说：“退林彪同志酌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3页)。毛主席不同意批发《一封信》，而且在“退”字下特加了看重号，重点是退。显然《一封信》和毛主席亲拟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是对立的。可是，林彪和陈伯达坚持错误意见，竟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7月27日向全国下发《一封信》。同一天，林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更严重的是文件下发前一天，即7月 26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这个经王力篡改过的文件发出以后，时在上海的毛主席看见了很生气。他让姚文元告诉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军内一小撮者的责任。陈伯达立即叫王力、关锋把原稿找出来查看。王、关叫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找来原稿，关看后急忙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却心无愧疚，叫王广宇不要大惊小怪。陈伯达只得将此事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震怒地说：“那就要问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毛主席对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如此震怒，说明王力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绝不是提法不策略的问题。

1967年8月30日下午，由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扩大会。张春桥、姚文元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杨成武、吴法宪也参加了，叶群借口有病未参加。会议专门批评王力和关锋。由康生发言揭发王力。第一个问题就是“毁我长城”，批评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中私加“军内一小撮”。第二个问题是“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第三个问题是执行“三降一灭”路线。会议结束时，总理问王力有什么话要说。因为人证物证俱在，王力哭着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从此王力被隔离审查，离开文革。关锋也因在《红旗》八·一社论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受隔离审查。陈伯达在会后却卑鄙地从关锋手中抄走由他签发的《红旗》社论原稿，以掩盖自己的罪责。

2007年10月23日，我为此访问了原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他肯定中央文件上的“军内”二字确是王力所加。2007年11月6日，他又寄来他写的《“七·二0”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反应》一文。文中回忆了当时他奉命追查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上擅加“军内”二字的那份稿件的情况。关锋生前也曾告我，“军内”二字为王力所加，并形象地说了主席知道王力擅加“军内”二字后的愤怒口气。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也肯定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一事。

尽管纪念建军节时，《一封信》和两报一刊社论都仍提“揪军内一小撮”，但杨成武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根本不提“揪军内一小撮”。他是按毛主席指示回京主持招待会并讲话的。显然，不提“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一贯的指示。

在毛主席、周总理等去世后，王力在《反思录》中根本否认此事。他把自己参加起草《军报宣传方针》，在武汉鼓动揪军内一小撮，参与陈伯达主持的《一封信》的写作，特别是擅加“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活动，一字不提，竟厚颜无耻地宣称：“王力不知道有‘军内一小撮’这个词。”(《王力反思录》第291页)。他说自己所以被打倒，是“江青向毛主席告了恶状，说七·二0事件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王力的了。”毛主席“相信了”此话。毛泽东忌讳王力威信超过自己，说“要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借故把王力打倒(《王力反思录》第2 1 4页)。王力不仅把自己的罪过推得干干净净，而且倒打一耙。王力擅加“军内”二字铁证如山。亲见者有关锋、王广宇等，揭发此事的有关锋、王广宇和穆欣等。我在秦城监狱受审时，也曾听到专案组“5·16”大组组长陈伟说：“在中央文件上加军内一小撮的是王八七。”人证物证俱在，这是赖不掉的。

1967年9月，毛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后回到北京。王海容去看望毛主席，想知道毛主席对“揪军内一小撮”和王力“八·七”讲话的态度。当时林彪、陈伯达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毛主席只念了唐人罗隐的两句诗作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念完，没有作具体解释，就下逐客令：“我要休息了，你回去吧!”毛主席对林彪的不满，9月20日，他在武汉对军区和省的领导的讲话时有所透露，他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毛泽东传》第1498页) 毛主席引罗隐诗，暗示林彪和陈伯达等在武汉问题上坚持要打倒陈再道，鼓动“揪军内一小撮”和他不同力。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和武汉问题的处理意见。毛主席1967年7月25日亲拟的《中央关于武汉“七·二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同林彪1967年7月27日下发的经王力篡改过的《一封信》有重大不同。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北京由林彪主持工作。内部大量印发宣传中央的《一封信》，而不积极宣传毛主席写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王力写的《反思录》，阎长贵写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实质和来龙去脉》，时毛主席的复电，都闭口不说，这是封锁毛主席的声音。1967年9月7日，毛主席《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说：“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并叫戚“告知关、王二同志”。称王为同志，是希望王力深刻反思，改正错误，是对王力的最后挽救。王力拒不承认错误，反而对毛主席进行猖狂攻击，自走绝路。

(八)王力到底是什么人?

“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大体经三个阶段。1967年1月10日，林彪批准了王力等四人写的《军报宣传方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接着《解放军报》于12日和14日相继发表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主席发出《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亲自加写了一条：“不许冲击军队问题”。这是斗争的第一阶段。

1967年《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关锋在社论中增写。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毛主席见了，指出是“反军”、“毁我长城”，并告中央文革小组：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林彪闻信，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把“军内一小撮”划掉，批退林彪。当时毛主席没有追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如果不再提这个反军口号，问题可能就此结束。这是斗争的第二阶段。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1967年7月26日，王力明知冒犯党纪国法，竟在被毛主席批退的中央《一封信》中，偷偷加上“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此文件发出之后．人们以为这是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广播电台．大肆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队。北京红卫兵提出了第三次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十万火急跑到全国去揪。8月底，北京出现了以红代会名义发到福建前线的一份电报：“北京来电，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到福建抓军内一小撮，现在先来一千，其余随后来。”陈伯达看到这份电报后，大骂红卫兵“荒谬”。瞎闹”。(《陈伯达等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么大的事，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问题根本不在红卫兵，而在于王力篡改中央《一封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造成很大混乱，形势严峻。幸好问题被毛主席所觉察，并查明了擅加者是王力。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同时把他隔离审查。

王力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说自己是无罪的羔羊，他引王光美的话作证。“王光美同志对我讲：“你作了替罪羊。搞这么乱，是要找一个人作替罪羊的。"(《王力反思录》第1023页)王力是无罪羔羊?!王力违抗中央指示和军委命令，同毛主席对着干，造成全国冲击军队的严重形势，党纪国法所难容。因此，毛主席把王力清除出中央文革。要替王力平反，只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王力就是这样的人。他所以明知故犯，在中央文件中加上“反军”口号。目的就是搞乱军队，搞垮“文化革命”进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在《反思录》中就是这么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小生产为社会基础的、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县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群众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王力反思录》第1152页)王力竭力煽动对毛主席、对“文革”的阶级仇恨，这种仇恨由来己久。

如果还要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可看1992年9月10日，王力请“温家宝同志转报小平同志、泽民同志、尚昆同志”的《和平统一台湾的新思路和新策略》。在所谓的“新思路和新策略”中，王力恶毒攻击、污蔑毛主席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而提出要遵照企图永远霸占台湾的前美帝国主义头子杜勒斯的侵略条件；中国主动“宣布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不能强求台湾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老皇历”；“分久必合，舍欠必分”，“世界地图不断在重新画制”。“我们的政策，必须要有大胆的突破。” (叶永烈：《王力风波始末》第280"-282页)。王力所贩卖的“新思路、新策略”比李登辉1995年在美国所宣扬的汉奸卖国谬论更彻底，更无耻。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一个中国”，这是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也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原则。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原则，决不能后退。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谬论。破坏祖国统一团结的言行，是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是同十三亿中国人民为敌的无耻叫嚣，大陆和台湾人民坚决不能答应。1894年甲午战争后，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割弃台湾给日本侵略者，卓越的爱国英雄丘逢甲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今日重读，正义的激情，令人肃然起敬；爱国之雄风，仍然鼓舞着海峡两岸十三亿同胞。再看王力汉奸卖国谬论，与丘逢甲的爱国诗篇，作一比较：一为巍巍昆仑，享誉千古；一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