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定发 “文革”纪事

Gowest

“文革”纪事
1966年开始，我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面之广，参与人之多，影响之大，世上绝无仅有，后称之为一场灾难与“浩劫”。我在这一时期，正当青年，于学海里遨游，可谓“风华正茂”。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充满着许多憧憬和梦幻的我，无一例外，被卷进了波澜壮阔的洪流中。那时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我尚未出道，不够资格成为这一类人物，恰好血气方刚，被发动起来充当“革命小将”，向“资产阶级路线”猛烈开火则正当时宜。我们是“文革”参与者，为“革命力量”一分子，但又是受害者，有书不能读，浪费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有事不能干，并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江南老师受到错误批斗

1965年夏，我在老城初中毕业，顺利地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松滋一中高中部。那个年月，经济困难，文化不发达，教育受局限，能到松滋县的最高学府读书，似乎踏上了进入大学殿堂的一步重要阶梯。得到通知，我心中窃喜，同龄人羡慕，乡亲们高兴，村里又出了个“小秀才”。我家里人都感到自豪，尤其是父母亲很满意。可令人犯愁的是，读高中要一笔费用。这钱哪里来?我却不谙事理，觉得那是大人的事。父亲当然不会因钱让我失学，想办法凑齐了学费，积极为我上学作准备。

开学的前一天，父亲挑着行囊与我一道上路了。学校所在的县城新江口镇离老城有四十多里路程，没有交通工具，靠双腿步行。这次挑着的木箱是父亲曾经上水利工地使用过的，呈低立柜式，挺宽大。为交我使用，父亲又用黑油漆重新刷了一遍，样子很新。我背了一些简单的学习用具，跟在父亲后面走着，很是风光。

入学之后，我被分在高一(三)班，班主任陈发祥，是一位物理老师。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学习生活愉快，学校也颇平静。

1966年上学期，我们有了一些异样的感觉。我在学校阅览室的大报纸上看到刊登的大块政评文章，其中有评《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及评论《燕山夜话》的，这倒不是自己有什么敏锐的政治嗅觉，只是感到不同寻常。后来才知道，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中央发出“5.16”通知，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来到松滋，波及到我们学校。松滋县委派来了以法院院长为组长的工作组，到我校开展文化革命的发动工作。小会到大会，层层动员学习，一场急风暴雨式的运动开始了。

我们学生对一些政治活动很朦胧，就象“雾里看花”，跟着别人凑热闹。那时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我简单地认为，是“牛鬼蛇神”，当然要清扫，是“资产阶级反动的东西”，应该要除掉。在那些日子里，与我们学生的“革命行动”联系得最紧密的就是抄写大字报了。写大字报就是革命行动，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就是横扫“牛鬼蛇神”，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作为“革命小将”毫不例外地参与其中。我从小喜爱写毛笔字，且有一定的基础，十分擅长抄写大字报并乐此不疲。开始，同学们只是将大字报贴在黑板报和墙壁上，哪里知道，几百名学生发动起来，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墙上贴满了，就贴到树杆上，用石块压在道路两旁(只留一条行人路径)，一时间，学校全被大字报覆盖着，成了白色的海洋。学生们心潮澎湃，群情激奋，革命潮流滚滚而来。

学校是封、资、修流行的“重灾区”，学校领导是“走资派”，有些老师是“牛鬼蛇神”，他们当然是文化革命的重点对象。当时学校受批判的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我班的语文老师江南。其实，我们对他的“问题”并不了解，只是人云亦云罢了。我们从一些大字报上的内容得知，他曾写过几篇小说，“含沙射影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文人”，那些小说是“大毒草”，应当毫不留情地批判，还要批得他体无完肤，再踏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从此，江南老师遭到一场厄运。

江南老师原名胡学来，解放初期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50年代未，他调至松滋一中任教，任过多年的语文教研组组长。他给我们当一年级语文老师，尽管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中等身材，面色和善，语调轻细而富有感染力，分析课文循循善诱，黑板书写流畅而含有风骨。江南老师喜爱写作，利用工作之余，搞小说创作是他的一大乐事。他的卧室是一个单间，又兼写作室。不论是炎天暑热，还是寒冬腊月，他都笔耕不辍。夏天蚊虫多，他索性将两腿伸进一只装有半桶水的木桶里，既凉快，又防蚊虫。他写有《沿着一根电线走》、《奇文共欣赏》等作品，而受批最狠的就是《沿》文。文中他将松滋县委办公楼的机关大门描述出来，人民群众到县委机关办事，必须“登上一级一级的台阶”。学生在大字报中，批评他“丑化共产党”，“将县委领导写成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这样“严重分裂了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沿着一根电线走》，就是跟着资产阶级路线走，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路线!江南的小说就是“罪证”，有罪就得挨批挨斗。因此，全校师生的大批判的火力集中对准了江南。那时是革命的调子唱得越亮越好，帽子戴得越高越好，批斗的火力越猛越好。大字报贴满了江南老师宿舍门两边的墙壁，甚至封住了他的寝室大门。有个学生觉得还不够功夫，干脆用草绳将大字报捆绑在他的腰间，看起来似一位穿着白色铠甲的“武士”，样子十分滑稽。几个学生叫他周游校区，低头认罪。江南老师的眼神有些凝滞，面色略黄，不知不觉地听着学生摆布。

就是这样，“文革”初期的江南老师被折腾个够!8月份，他又被关进“牛棚”，到了第二年上半年，“牛棚”被撤，江南老师回到了学校，才算松了一口气，但组织对他也未下任何结论，那些事不了了之。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不再是“坏人”，成了好人。后来，他被抽调到《汉语词典》编写组，参与编辑工作。再后来，他被调入荆州师范学院，重新走上三尺讲台，为学生讲授中国先秦文学。

徒步走到北京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其一是范围广。有灵魂的人都得被触及，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和观潮派，凡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和影响。其二是动作大。“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革命不可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那样雅致，而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要发动如此大的运动，没有舆论宣传不行，没有群众基础不行，没有人民军队的保护和支持不行。“十六条”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用大字报、大辨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狠狠地批斗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既然青少年都成了“革命者”，而且要勇敢地向前闯进，就得要有伟大英明的指挥员，这个指挥员就是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于是，当时的中国出现了自8月18开始，至11月26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先后8次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的盛举，被接见者达一千万人之多。同时，全国掀起革命师生大串连的热潮。我作为有血性的青年学生，理所当然地被卷入到这股洪流中去，经历了终生难忘的大串连活动。

参加串连活动，既没有县委的特意指派，也没有学校领导的具体安排，而是自发组队而行。当时大连市海运学院的学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徒步走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引起社会关注，于是许多师生效仿，徒步串连活动兴起。在这个背景下，松滋一中内一个个徒步串连队相继成立，人数不等，最多有30多人。有的走向毛泽东故居韶山，有的走向北京，有的则走向井岗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不管到何地，长征队的共同目标就是点文化革命之火，取文化革命之经，将毛主席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我所参加的长征串连队有9人，其中老师2名(物理老师何定昆和化学实验老师杜尚国)。这个队是以学校书写宣传组成员为基础组成的。文革初期，学校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将校内书写能力较强的学生组织起来，在墙壁上用油漆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口号，称之为“红画”。我们队组建后，制定出步行北上的路线，明确队纪队风。我担任后勤工作，各人将钱和粮票交给我统一管理，沿途需要经费统一开支。我们按照红军当年革命斗争的样式，制作了一面鲜艳的红旗，上面绣着黄色的毛体“长征队”3个字。同时用灰色的布每人缝制一套红军服装和八角帽，上装缝上红色领章，下肢打上绑腿。尽管人少，我们着装整齐，雄赳赳、气昂昂，走起路来真还有红军的派头。1966年11月8日下午，我们告别家乡，一个个怀着炽热的心，迈上了徒步北京的征程。我们当天晚上到达沙道观镇，宿营于天主教堂的一楼大厅里，在这里度过了离开松滋县城的第一夜。中秋时节已过，晚上稍觉凉意，饭后大家谈笑风声，挤睡在一起，兴致极高。当年我未满17岁，第一次离别亲人，要走几千里路程，既有憧憬，又觉得生分，然而绝无孤独恐惧之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同时心中有一股革命思潮在涌动，文化革命轰轰烈烈，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看着宽敞的大厅和高高的天花板，心里想了许多，后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后，用过早餐，7点钟按时出发了。这一天我们渡过了长江，晚上在荆州城过了一夜后，第三天继续北上。我们高举红旗，精神抖擞，不顾疲劳，尽管脚底磨起了水泡，也没有一人叫苦。这一天我们步行102里路，晚上到达襄阳地区宜城县住宿。一路上，食宿不用担忧，各地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各站服务员态度热情，食宿免费，基本上不用花钱。那时因条件所限，路过师生人数众多，没有丰盛的食物，也没有松软的床铺，但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一点苦味。五天后，我们走出湖北，进入河南境内。河南的生活习惯与松滋家乡大相径庭，主食为小米和高梁面，不见一粒大米饭，连小麦面粉也难吃上。另外就是红薯白菜汤，就着主食下咽。红色的高梁面和黄色的玉米面分层做成馒头，红黄相间，样式精美。小米窝窝头比较干爽，咬上一口，粉未就会从嘴角边落下来，因此吃时必须用一只手接着，以免造成浪费。河南气候干燥少雨，用水缺乏，洗漱简便。有时我们到达接待站时间晚了，又饥又渴，而接待站剩下的饭食不够或用水紧缺，我们只好忍着，待工作人员给我们备齐后，匆匆地填饱肚子。接着洗脸泡脚，水少，就两人共一盆。我们做一下简单的卫生后倒头便睡，一会儿都呼呼地睡着了。

白天，我们的任务是步行赶路，很少歇息。如果大家觉得很累，实在走不动了，就停住休整一下。我们全体人员相处很好，互相关照，步调统一。两位老师和蔼可亲，对学生很照顾，丝毫没有长者架子。何定昆老师身体魁梧，说话语调抑扬顿挫，有条不紊，很有儒雅风度，且有文艺天赋。杜尚国老师生性活跃，嗓音清亮，多才多艺。一路上，他俩不时给我们说天道地，领唱红歌。尤其是杜老师的歌唱得很动听，《长征组歌》、《红梅赞》等首首都会唱。他的歌声，留在了伏牛山谷，回响于中原大地，消除了疲劳，加快了我们在长征路上的步伐。我们一边走一边观看沿途的风光，兴致勃勃。河南省地处黄河中下游，大部在黄河以南，古属豫州，位于九州之中，因而有“中州”、“中原”之称。这里是古代“仰韶文化”的发源地，封建时代又是群雄角逐的战场。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河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始终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我们一路走在河南大地上，心里向着北京，又领略了中原之古韵，黄河之风情。

12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一行9人抵达郑州市。时间过半，路程过半，一切都在预计之中。郑州位于河南省中部，北临黄河，西依嵩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早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郑州已形成城市，西周时称管国。公元559年，南北朝的北周时定为郑州，素有“雄峙中枢、控制险要”之称。郑州还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1923年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就爆发在这里。我们到达郑州后，休息了两天，专程到市中心瞻仰了“二七”纪念塔，留下了集体合影照。

在郑州待了两天后，我们紧接着经花园口，渡黄河继续北上。在抗战时期，蒋介石为防御日寇南犯，将黄河花园口炸开，河水泛滥，哀鸿遍野。黄河边上，两位老师与我们一起回忆了这段痛心疾首的历史。黄河是一条咆哮的河，奔流的河，壮美的河，中国母亲之河。在中国历史上河两岸流传着太多太多的故事。有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而我们这次从位于长江中游的腹地，徒步来到黄河边上，跨过了黄河，并没有死心，还要继续往前走，千里迢迢，一直走到北京才肯罢休。过黄河，让我一生记忆深刻的是两件事：一是黄河河床宽泛。下了船，还要走望不尽的黄河滩，才能到达彼岸。二是验证了“跳进黄河洗不清”这句话。我在船上用茶杯舀了一满杯水，还未下船，杯底已沉淀了半杯黄沙。几千年来，劳动人民苦苦地治理这条大河，它既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又造成了无尽的灾难。现在，我从一杯黄河水中得到了领悟和诠释，好象在倾听它诉说沧桑。

过了黄河之后，北上的公路已贴近贯通南北的京广铁路线。道路非常宽阔，来往的车辆很多，我们随时可感觉到火车的震动及长鸣之音，真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我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向着北方，仿佛毛主席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在向我们招手，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剩下的路程中，我们忘记了疲劳和脚被磨破的痛苦，只有欢乐和幸福。不知不觉，终于在1967年元旦前赶到了北京，完成了长征任务，为我们的长途跋涉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感到惋惜和抱憾终生的是，毛泽东主席于11月25-26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第八次接见250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从此后再没有安排接见盛事，我们无缘目睹领袖的光辉形象和伟人风采。我们到北京后，驻扎在北京化工厂的职工宿舍区(鸭子嘴)，食宿同样免费。因天气寒冷，棉衣不多，我们致电松滋县委办公室，给我们电汇250元以作添置衣物之用。在京一月，我们先后到过一些大专院校，学习革命经验，处在革命氛围之中。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决定从11月21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同时指出：“对于已在进行徒步串连的少数革命师生(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中央和各地党政应主动地给以必要的便利。”鉴于此，我们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后，于1967年元月底，乘坐火车到达武汉，紧接着回到了松滋。

此次串连，我们自县城出发，步行到北京，时间50余日，纵向穿越3省，经过2个省会城市，15个地级市，30多个县城，行程3000余里。尽管没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但我们经受了一次锻炼和考验，在短暂的人生中不失为一次值得永远记忆的壮举。

伯父自杀后的日子

“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一切处于瘫痪状态。后来奉党中央、国务院指示，学生回到学校复课，重新走进课堂。可学校有的领导挨整，部分老师挨批，学生中多数人参加了组织，“革命心潮”难以平静，重振学业确有困难。进出学校，几番折腾，我们的学习热情亦灰飞烟灭，虽说是复课，但实际是在学校晃悠，学习空气凝成冰霜。各大专院校也不再招生了，原被录取者半途而返。一年后，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生从城市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农村户口的学生无处可去，一个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退避寒舍，各找生路”。或务农，或学艺，或当兵，各长本领，各顾前程。

我回到家乡老城区城东公社，不安于务农，虽不是学成归来，满腹经纶，但总算是个小知识分子。幸好我有一定书写技能，老城区的一些部门请我给他们搞“红画”，在墙壁上画毛主席像(类似于木刻人头像)，用油漆书写毛主席语录及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口号。一时间，还真有“用武之地”，并获得一定报酬。1968年11月，国家冬季征兵开始。我想机会来了，何不到解放军大熔炉去锤炼一番，或许有一条出路。靠写字吃饭不是长久之计，看不到光明前途。我避着父母到大队部，向民兵连长吕永中报了名。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体检上了，身体为“合格甲”。父母知道后，也没有阻拦。我们兄弟有三，去一个无妨。更没想到的是，我未随大部队到西南，而是留在本地当地方兵。区武装部长向玉卿找我谈话，说是从新兵中挑选出来的，身体好，文化程度是高中，作为干部苗子充实地方部队。我说：“不管到哪里去，能参军就行。”就这样，我顺利地应征入伍了。这是一条人生发展之路，我也看见了未来的希望。

1969年3月，我在荆州军分区教导队新兵连参训一个月后，被分到荆门县中队。荆门县建制于唐贞观21年(公元805年)，古城南五华里处有两座山，即东边荆门山和西边虎牙山，“峰峦对峙，上开下合，厥状如门”，故曰荆门。此地为中原通向巴蜀之要道，自古为兵家常争之地，时隔千年，荆门山主峰东宝岭尚存战壕掩体。这里有许多名胜古迹，初建于公元593年的东山宝塔(高33.3米)，落成于清乾隆19年的龙泉书院，还有“文明湖”、“象山四湖”等。荆门这里主产稻谷，为湖北粮仓。我在这个地方当兵，感觉很满意。同时，恰逢国家进入紧张的战备时期，大搞三线建设，焦枝铁路经过荆门，并设有县级站。江汉油田的管道通往荆门，这里建起了大炼油厂，称为“石油城”。后又建设一座为葛洲坝水利工程服务的大水泥厂。总之，当年荆门的建设工程很多，且规模大，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一方热土。“热血加热土”，产生不竭的动力，可大显一番身手，我禁对不住豪情万丈。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荆门只有四个月，我的前程之舟遇到了弯道暗流，如晴天霹雳，骇浪惊涛，险些连人带舟撞个粉碎。原来在家乡处于被清理对象的曾担任过伪职的伯父含冤投水自杀了。信息传来，无限忠于共产党的解放军战士的我，将信件老实地交给了中队指导员。从此，我被推进了阶级斗争的漩涡之中，一直翻卷了四个春秋。我毫不认输地与命运抗争，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希望起死回生。然而，“文革”极左思潮无情地冲击着一个无助的青年战士。任你无限忠诚，任你踌躇满志，任你甘洒热血，那都无济于事，终究败下阵来。

我的伯父关万湖，又名小山，生于1918年。我父亲有兄弟4人，他为长子，在贫困饥馑中早早地担起了家庭之责。那年月战事不断，常抓壮丁，国民党军队需要补员。男儿上前线打仗，自古就有，象父亲弟兄几个，哪能幸免?为了不让几个弟弟去受兵役之苦，作为老大的伯父被迫进了国民党运输军粮的后勤米站，当了一名为期短暂的职员。这就是“文革”中被造反派们揪住不放的“伪职”。后来清理阶级队伍，对解放军战士沾有“历史污点”的人是丝毫不会放过的，宁可左，不能右，上纲上线，不遗余力。后来又说伯父参加了国民党，为其一分子，历史很不清白，需要老实交待，低头认罪。于是乎，伯父所在的老城区桃岭公社的造反派们隔三差五地将伯父传唤到审讯室，威逼施压，要他交出国民党证件，写出一份份交待材料来。世界被红色笼罩着，身单力薄的伯父哪里受得住那个阵势，精神的摧残，身体的折磨，他彻底崩溃了，对一切都绝望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不知不觉地在昏暗中跌撞前行于熟悉的乡间小路，步履沉重。他走到离自家三华里的草湖边，抱起一块石头，咬牙跳进了湖里，再也没有起来。家人和亲属们强忍着悲痛，含着泪水寻找了两天，在湖里找到了伯父已僵硬的遗体。伯父的自杀，给家人和亲属留下了不尽的遗恨和迷惘，我被笼罩上无限的阴影。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处在荆门这的我，被一盆刺骨的冷水劈头浇下，人凉了，心也冷了。并非自我堕落，裹足不前，而是有口难辨，无力回天。我入伍后直接担任队部文书，成为骨干。至7月份，仅4个月，就填写入党志愿书，准备加入先进分子的行列。我根红苗正，身体健康，有文化，被选为军队干部的后备对象。然而，就是因为伯父之死，入党审批被市人武部党委压下来了。我很忠心，仍然努力工作。一年后，被借调到荆州军分区政治部报道组从事通讯写作。组里有3名成员，主要任务是采访部队里的典型人物，予以报道。我们在《湖北日报》驻荆州记者站站长陈平(后任报社群工部长)的指导下，时常会同地方党委宣传部的同行们到荆州地区所属各县(市)调查采访。那时，我写出了很多稿件，被上级报刊、电台采用。党组织见我工作热情不减，又填写第二次入党志愿书，但在纯而又纯的部队，不容许有历史污点，还是因伯父之死，审批时仍未获通过。党组织为我而惋惜，试图越过这一“政治障碍”。后又安排我到《湖北日报》社参加学习培训，以提高写作能力。荆门县人武部部长谢国安(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正确对待，不能因此而影响工作。目睹战友们的提拔升迁，我心里充满困惑和惆怅。四年的军旅生涯，四年的拼搏奋斗，没有带来什么结果。最后，我提出退伍请求。在我脱下军装的前夕，党组织的决策者们给了我 “离别礼物”——入党获准了。

哲人说：“绝望里面有希望。”一旦绝望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往希望那条路上推着走，希望不是人家给你的，都是从绝望中看到的。我退伍回到家乡，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我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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