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我所经历的“二月镇反”（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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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 我所经历的“二月镇反”（上）

我所经历的“二月镇反”



王  锐


文革四川“二月镇反”始于1967年2月中下旬，高潮期在3月。当时四川全省不管造反派，还是坊间，都习惯将那次局势突变称为“三月黑风”。

笔者身为造反派，不是“二月镇反”的直接受害者，却是亲历者和目击者。其间一些经历，可堪一记。


直升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撒传单


我所在的四川自贡市，当年驻军仅有一个市武装部，除一个公安中队一所陆军医院外，没有正式驻军。武装部主要领导人，却公开支持市内造反派。

进入2月份，驻军就对造反派有了一些行动。有天，街上大字报栏突然贴出醒目标语和大字报：“强烈支持市武装部逮捕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自贡分团坏头头×××、×××！”才知道头天晚上驻军展开了捕人行动。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是全国合同工造反派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后因曾得到江青肯定一度名扬天下。江青那个讲话我也看到过，并深有触动，因为我当时就是一个没转正的“合同工”。幸亏我当时总体上比较保守，没有离开单位去介入形形色色合同工造反组织（多少都与“全红总”有牵涉），这首次逮捕造反派，我纯是旁观者。

2月中旬，全市已是造反派天下。有天，在市内一家国营盐厂当车间统计员的父亲回家（父母均在该盐厂不每晚回家），在饭桌上谈到一个消息，让我深觉意外。

父亲说，有人从成都带回来的消息，毛号召“军队支左”后，省城造反派曾结队到成都军区，结果吃了闭门羹。而“产业军”到成都军区，受敲锣打鼓欢迎。

“成都军区怎么会支持产业军呢？”这是我和父亲脑子里的共同疑问。

“产业军”是成都有名“保字号”组织。我心里疑惑，也怀疑父亲消息不确。其时通讯交通差，自贡市虽与成都重庆一样为省辖市，但消息闭塞，比成渝两地差太远。我虽造反团勤务员，对省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8·26”围攻成都军区这类重大事件，基本无知。

记得是2月中旬一天（后获知是2月18日），我正在市卫生局院子里，突然天上响起飞机轰鸣声，而且响声巨大。院子外面有人在喊：“直升飞机，直升飞机！”

那时光临自贡这种地方的飞机极少，何况是直升飞机。巷子里又响起叫喊声：

“快看，撒传单！直升飞机在撒传单！”

院子里的人都涌出去，包括楼上住的“重庆8·15驻自贡联络站”的人。当年的市卫生局，在牛氏巷的一幢民国小洋楼內。楼上原是卫生党委机关及“局长室”，地板及楼梯全木质且高档。年前10月，被“8·15”学生强占做了“驻自贡联络站”。

我随人一起往巷子上头跑，一气跑到解放路小学（现解放路中学）门口。那里较空旷，地势又高。抬头望去，一架军用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无数纸片如同“天女散花”，随风飘飞洒落。这场景，仅电影中见过。以我经历，是第一次，也唯一一次。

市民轰动了。高声大喊，纷抢传单。我动作还算迅速，抢到一张。小16开印刷纸，略黄，纸质不太好。传单内容正是四川“文革”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央军委2·17信件”。我至今收藏有一份当年飞机散下的传单原件，全文照录于下：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負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应革命群众的请求，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捕捉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要罪犯的行动，是正确的，你们应给予支持。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内极少数严重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是军队内部的亊，请你们不要介入，不要干预。请你们自觉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最高统帅毛主席所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不要围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渉军人行动的自由，以利于部队执行国防战备任务和保卫四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一定能够作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中共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看这份传单，才知道了省城发生的冲击成都军区事件。当时完全没意识到，这封语气用词也不太严厉的“公开信”（对“兵团”和川大“8·26”甚至还称“同志”），会产生那么大的作用。它直接敲响了全川造反派的“丧钟”，揭开了“二月镇反”序幕。

后来，我研究这段史实得知，其时不仅是自贡市，全川各主要地市，军方都派出飞机撒传单。两天之内，共投放了80万份传单。作出派军用直升机撒传单这种前所未有重大决策的，是其时主持成都军区的副司令员韦杰。


▲ 中央军委2.17传单原件。后来揭示，这个信件是当时成都军区负责人在当地弄的。仅仅电话中告知了当时在军委的叶xx，毛，林均不知。且信件落款为2月17日，其实13或14曰已在军区印刷厂开印了。当时老旧的印刷设备，80万份传单整整印了几天几夜。主要是为开展镇反才弄出这个2.17信件。最后中央定性为冒用中央军委名义，彻底否定了这个信件，成都军区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均被追责。





独立团进驻自贡



“2·17信件”发出的当天，成都即开始捕人。所捕对象开始是“2·17信件”中提及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造反团”及其与之联系密切的造反组织。不久，打击范围扩大，连一般造反组织成员也捕。

自贡不是这次“2·17信件”事发地，看了传单，我和多数市民的本能反应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8·26’这次可能遭了，但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没料事态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自贡捕人比省城晚，3月上旬开始。被捕者先是全市一些名声响亮且势大的造反团头头和骨干，清一色属市民称为“老造反”那些人。还有就是本人或家庭有明显“历史问题”那类。再后来，扩大到一般成员。

但最大的变化在于驻军身份的变化。各类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自贡部队”名义发布的“公告”、“通令”、“告全市人民书”等，张贴于大街小巷。但这时的驻军，已不是当初的自贡市武装部，而是从相邻的内江调过来军区独立团（受成都军区指挥），来自贡主导“镇反”。原来的“自贡驻军”负责人李宗伯等，也成了“镇反”对象。自贡武装部已被其接管并改组。

大约是3月中旬，一个下午，军方发出通知，让全市机关干部在市委大礼堂听驻军首长报告。我虽合同工，也享受了“机关干部”待遇。千人大礼堂座无虚席，气氛却紧张。礼堂大门口及台上两边，均有持枪士兵值守。真正“枪杆子下的报告”。作报告者，正是从内江军分区来的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

从台下远远望去，刘尚武一身戒装，身材魁梧，微胖，微黑，标准军人形象。目光威严，讲话口气很厉害，甚至粗鲁。那天报告，概括一句话，就是“镇反动员”。

这位刘司令员，报告中历数造反派种种“反革命行为”。记得最清楚的一个细节是，在历数“罪行”时，提到，自贡居然还有什么“硬骨头战斗团”。接下来，刘司令拍着讲台，发着怒朝台下的上千市级机关干部咆哮：

“什么硬骨头？我看你就是软骨头、贼骨头！我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把你这些反革命分子的骨头，通通砸碎砸烂！砸成他妈的碎骨头、烂骨头！”

实在说，这番杀气腾腾的话，听得在座者胆战心惊（不管是不是造反派）。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刘尚武这几句话说完，会场静默片刻，不知谁领头，全场竟爆发掌声，且经久不息。

多少年来，忆那情景，我总在心里琢磨掌声从何而起。刘某极出格，不管带表演性质还是真实内心状态，为何竟能获全场掌声，而且“经久不息”？看来，人性实在有点不可知。

据我所知，台下上千机关干部，其中不乏老资格。我所在的卫生局一副局长，就是1934年参军经历过长征老红军，一样坐台下听他怒骂。刘某那旁若无人，唯我独尊拍桌子咆哮，让人不免想起电影中见过的旧军阀（而且是小军阀，不入流那种）。

然而，历史发展实在出人意料。仅仅一两个月，局势大变，这位曾经趾高气扬，指挥军警疯狂捕人抓人的刘副司令员，灰溜溜带着独立团部队离开自贡。

但这还不是结尾。后来，清算“二月镇反”问题，刘被检查。但自贡造反派和公众仍然不依。改组后的成都军区领导人最终同意，让刘尚武回自贡，“向自贡人民作检查”。


    ▲ 4月中旬局势大变后，带军队来自贡主持镇反的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遭到自贡学生造反派穷追猛打。




大概是当年6月，刘押回自贡批判那天，我也有幸在场。与在市委礼堂作报告模样相比，刘司令判若两人。他身穿军便服，没有军帽、领章之类，低头呆呆站在那里，神情沮丧，人也仿佛变得矮小了许多。仅仅三两个月，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自贡造反派仍未平心中怒火，小报文章及广播台，继续指名道姓羞辱堂堂的刘副司令员：“刘尚武，两个多月前，你可想到你会有今天？”

这件事，给我最深感触就是，一个人无论处在何种得意情形，都不可太过张狂忘形。





进入市生产指挥部农村工作组“避风”



独立团驻军进驻后，市内形势越来越紧张。当初设于闹市区十字口广场（“文革”时更名“英雄口”），市内最高建筑“自贡饭店”顶楼上的“炮打司令部广播台”，是市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所设。一直以来，成了市民普遍关注时局“风向标”。不久，被驻军当局封闭接管，每天例行播音的高音喇叭，突然安静了下来，让市民一时似乎还难以适应。

相对应的却是，“自贡饭店”大楼街对面的市二轻局仅四层的办公楼，顶楼是个大平台。独立团进驻后，即在二轻局大楼平台上设了武装岗哨，昼夜值守。所有从十字口广场（“文革”以来，从街头辩论到一些大会均在此举行）经过的行人，稍抬头，即可望见那些持枪武装士兵，正监视着大街。行人车辆一举一动，都在武装士兵注视之中。


▲  十字口广场是自贡文革以来，全市举行重大活动的最主要场所。无论官方，还是群众组织的大辩论，大集会，大批斗，都在这里举行。但3月驻军开始镇反后，十字口广场顿时变得冷冷清清

▲  当时全市最高建筑自贡饭店顶楼是红卫兵司部设的“炮打司令部广播台”。对面轻工局平台上，镇反时每天多名持枪士兵值守，昼夜监视十字口、正街，几缪沟井动静。当时还没有建图片中的十字口大桥。




这有点类似监狱看守所和劳改场地，让人周身很不自在。行人在那种处境下，只想匆匆低头走过，让自己尽快离开士兵监视。生怕有什么不当，遭到那些士兵开枪。每天我去卫生局上下班，走过那街口，都是如此心理。那平时总是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全市唯一的街头小广场，那一阵行人稀少，顿显冷清。

我当时是局里造反派团的“二号勤务员”，虽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摆样子，也从来没一点恶行或出格，但毕竟是造反派，而且做了“勤务员”，大势如此，心里自感压力。

三月初，正好有一个通知下来，市里成立了“生产指挥部”，准备往农村派“工作组”，督促眼下春耕生产。要求卫生局派一名干部参加。得此消息，我当即向主事的“一号勤务员”提出，我愿意下乡。他想了想，竟然同意了。由此，我不仅在非常时期暂离原单位是非地，到乡下逍遥一个多月，而且，有了充当工作组成员的一番颇值回忆的经历。

第二天，我就去“市生产指挥部”报到。生产指挥部就设在市人委（市政府）办公楼，与卫生局仅一巷之隔。后来才知晓，这个市生产指挥部，是军方按成都军区负责人的指示建立的，专门负责当前“春耕生产”。对外表明，军方主政后，不仅搞“镇反”，也抓生产，尤其农村眼下的春耕。其时，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3月7日，又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生产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都强调了“春耕生产”。


不过，以我在这个“市生产指挥部”一个多月的经历，军方建这个机构作这种安排，仅仅是对上做做样子，根本没当回事。其重中之重，仍在持续大规模捕人“镇反”。

这个市生产指挥部，由一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国××负责，好像军方有三两个人象征性参加。像我这样，从各市级机关抽调的机关干部，也就四五十个人样子，比起其时动员组织成千上万人夜以继日，轰轰烈烈搞“镇反”，小指头也算不上。而且，关键在于，这个“生产指挥部”除了派人下乡了解春耕情况，回来汇报外，没有任何一点实际权力。


▲  中共中央致全国贫下中农和农村于部公开信传单原件。在各地成立生产委员会，派人下乡督促春耕生产，正是依据这个精神。





我们这批人报到集中后，由这位国书记（好像还有军方代表）召集开了一次会，然后就分组分派下乡地点名单。我被分配到与内江地区相邻的胜利公社。

同我一组的是个女孩，年龄比我稍大一点，短发，稍矮稍胖，眼睛很亮。名字我已经忘了，好像是从市轻工局一个下属单位抽调来的。分组后的第二天，我们这些人都分头下到公社。



（未完待续）



2011年6月自贡“危楼书屋”

2015年12月改毕



题图、插图：传单、文件、报纸照片由作者提供，其余老照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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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二月镇反”（下）



王  锐





“世外桃源”般的乡下日子



胜利公社驻地距市区大约20来公里，正在自贡通内江的国道公路旁边。可是当时不通公交车，也无客车可达。到公社驻地，只能先坐公交车到距市区10余公里的大山铺。剩下的那10公里左右的路程，只能沿公路步行。正常速度，得走两个小时。

那时的下派工作组，讲的是“三同”，即与农村干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那次，劳动免了（下大队和生产队田间地头跑路是免不了的），“同吃同住”，却是必须的。

虽是“文革”高潮混乱时期，公社领导班子好像还能正常运作。对我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虽知属于“不明世事”那种，但有着“市里工作组”这种身份，还是尊重，接待也很热情。住宿，安排两间有门有窗，还算过得去的屋子，有单人木床及简单家俱，而且各住单间，不与他人同住。在当年农村，算是很优待了。吃饭，则在公社食堂，自买饭菜票，享受公社干部待遇。

只是，个人得带被盖、床单、脸盆，包括茶盅等用品。无车。我与那女孩是如何将这些东西搬到公社，工作组结束又如何扛回市区，已全无一点记忆。依稀有点印象的就是，每个星期六下午，吃过中午饭，我和那女孩就相约，从公社驻地沿那条国道，一路步行两个小时，抵达大山铺场镇车站等候班车。好不容易等来一趟公交车，再花几十分钟回到市区。星期天下午或是星期一早上，再如是公交车加两小时步行，返公社驻地。

乡下的日子悠闲而单调。我们这工作组，基本没带任务和指令，除了集中时的那次布置，以及最后的一次总结汇报外，印象中，没让我们这些下乡人员返市指挥部作回报，或是新布置交待什么工作。所有使命，大致就是督促下面春耕工作并将底下情况带上来。如此而已。所以说，这个市里派出的工作组，实际上是可有可无。下面好像也没把我们当好大回事。只不过有什么会议或研究布置点事情，客气请我们到场参加而已。

有时，也例行让我俩发表点意见。我能讲出点什么？就说没有。那女孩见我不讲，更是说没有。

那个公社驻地，虽在公路边上，但处于自贡市大山铺和内江的凌家场两个场镇中间，各距10公里左右，真正是“前不挨村，后不挨店”。附近连最小那种商店、饭馆都没有一家。天气好时，有农民背一捆甘蔗到大院门前坝子里卖，算是唯一可购商品。

公社机关是一个大农家院子，皆青瓦平房，当年最常见的那种老式混砖楼房也没一栋。真正“一穷二白”到家了。空闲时没有电视电影可看不说，连报纸也难见一份。有线广播好像有，但其时是非常时期，似乎也没听到过什么广播。

公社干部，下班后有家的回家。家不在当地或是离家较远不便回家者，吃住均在那个大院里，也难见有什么消遣娱乐活动。如今流行天下，四处开花的麻将，在“文革”前就不常见，“文革”开始就被视为“四旧”给禁止了。

唯一消闲打发时光的，就是于公路或田间小路散步，看看春意盎然的田园风光。更多时候，是回到自己房里，关起门读一点自己带来的闲书。我不知道同来那女孩喜不喜欢读书，言谈中，似乎不像对书籍尤其是文学作品感兴趣者。由此，我也就不知道，每天回到她那房间里（尤其夜晚），她个人究竟在干点什么，如何打发那般漫长寂寞无趣时光的？

那时的年轻人，本份而单纯，男女之间接触交往，礼貌而极有分寸。有时饭后无事，我俩也会掏零钱买点甘蔗，然后分一截给对方，两个人一边吃甘蔗，一边在公路上任意走走，随便聊点什么。那年，我22岁半，没有女朋友，也尚无恋爱经历。那女孩，可能比我稍大一岁，也未成家，有没有男朋友我不知道。从来不问，也未聊及这方面事情。但平时两人之间接触往来，很是坦然。起码在我，从未有过任何男女之情方面的念头，她对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防范之心。彼此都相处得很好，很放松随意。

一直到我们一个多月后分手各自回单位，我也不知道女孩在单位是干什么的，家住何处，家庭情形如何。她又是如何派到生产指挥部分配下乡？也不得而知。平时与她闲谈中，隐约感觉她好像也是“造反派”（起码造反派观点），是不是像我一样在“镇反”高压下想逃避现实，躲到乡下来求宁静？都不知道，也不方便过问。也真是奇怪，回归单位后这许多年，尽管同处一个城市，那么一个小地方，我再也没见过她。一次也没有。当年那一段有限相处时光，就此存留在记忆中，属于比较美好记忆那种。

那一个多月，城市里面四处散发着紧张和大祸临头的气息，驻军主导下的对造反派报复性镇压，大逮捕大批斗场景，似乎离我很远。真正是“眼不见，心不烦”。我平时连单位也不回，个人在乡下过着寂寞却安静的日子。那里没人管我，追查我是不是造反派。



卫生局科长被捕



乡下日子宁静悠闲让人心安。但心里面，对时局还是关心，尤其想从一些动态了解下步方向。周末回城，同家人聚一聚，以及同学朋友相逢一谈，所听到的，都是“镇反”加速，以及被压垮的“五军一兵”（市民对几大保守组织的简称）又重新抬头，那些人趾高气扬，为军方及公安逮捕镇压造反派当“线人”打手的消息。

有个星期天，我逛街，顺便走滨江路，沿釜溪河散心。远远看见两卡车迎面过来，车前立着几个人。其时春寒料峭，河边风大。我在想，这几个人还不怕冷，敢挺立车头吹寒风。

及至两卡车驶近，我才看清，车厢前方挺立着的几个人被绳索五花大绑，周围有持枪的士兵押着。原来是军方押送逮捕的造反派人员。


▲   网络资料图



卡车从身边飞驰而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卡车上被绑着那些人，甚至有种大义凛然样子。有点像电影中所见被捕共产党员形象，有为“革命理想”从容入狱，甚至从容赴刑场的气概。我想，当年被捕的多数造反派心中，可能正怀有如此心理。因为他们认定自己是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是在保卫“毛的革命路线”。虽“坐牢犹荣”，虽死更是“犹荣”。

军方捕人已从黑夜进行，转到白天公开行动，且招摇过市，说明“镇反”的规模声势，已达空前地步。有消息说，“五云村”（有名监狱）已人满为患，当局正在安排新的关人地点。

有个周末返家，终于见到了卫生局同事被捕的消息。也是从街头标语或大字报上获知的。下乡以来，我从未回过局里。也不知“镇反”大背景下，那些当过造反派的同事，是如何熬过来的。

被捕者姓兰，是卫生局医疗科科长，当时局机关唯一有大学文凭的干部。兰科长既不是局造反团头头，连一般成员也不是，他却是局干部中最先“揭竿而起”的“老造反”。

我是局造反团成员，知道兰科长虽为局内最早“老造反”，但造反团一直在排斥他，不让他参加。原因是，兰科长身上有“国民党少校军医”这种身份。局造反团为自保，力求“组织纯洁”，始终拒绝其加入。兰科长就成了游离于造反组织之外的“老造反”。

这位兰科长，时年40多岁，身材瘦高，脸型也瘦，白皙中带点红润，长年如此，不知是否喝酒的原故。感官上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门牙中有两颗暴牙，说话就很显眼。

兰科长管的那个科，是卫生局最主要的科，其似乎却没什么权力，因他不是党员，又有旧军医那种身份。他平时对人很和气，经常笑嘻嘻的，对我这个小小的合同工也不例外。他是安徽人或者江苏人，说话口音有时让人不太好懂。

“文革”中，兰科长最早起来造反是有深层原因的。他平时不受信任，遭歧视，趁 “文革”起来出口气，大概算是远因。近因，却是“文革”之初干部排队时，据说他被排为“三类”。流传的说法，“批三斗四”，而且运动后期一定会“组织处理”。所以，如当年陈胜吴广处境一样，不反是死，起来造反也是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可以说这是“文革”中多数“老造反”的实际处境和心态。全卫生局正是这位兰科长首先举起“造反”大旗。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大都是随潮流的“骑墙派”，有些人更是“摘桃派”。

“文革”局势反复，大搞“镇反”，兰科长那种经历自然首先成了“镇反”对象。他不是任何造反团成员，也因有过“造反”经历而被捕。这种荒谬逻辑，在当时主持“镇反”的人看来，却很正常。而且就此可证，“造反派都是牛鬼蛇神，历史渣滓”这种认定。

他被释放后，在一次局干部学习会上，我听兰科长当众介绍过他那段经历。他是有意讲出来的，以图让不了解或是误解的人了解。

他说，当年大学毕业，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到的那家医院当一名医生。后来按级别套用军衔，评了个少校军医。如此而已。他始终是个医生，没介入政治，也未参加过国共战争，更未反对过共产党。算什么“历史反革命”？

他当场质问“三月黑风”中，与士兵公安一起来逮捕他的那两个卫生局同事（一人任机关战斗军军长，另一人任师长，都是“镇反”积极分子）说：

“那个时候我要找个饭碗吃饭呀，不找饭碗就要饿死。找个饭碗吃饭也有罪？就成了反革命？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

这位兰科长被捕后，在监狱中关了一个多月，直到4月底，大概是属于被捕造反派释放最晚那批之列。


▲中共中央关于文革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规定，俗称“公安六条”，此文件成了镇反的依据。尤其厉害的是第二条，即所谓“恶攻罪”（执行中扩大到批评或议论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算“恶毒攻击”），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即因“恶攻罪”蒙难。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4月30日或是5月1日，我已从乡下回到局里。那时，造反派全面复出。这天，接通知，各造反派去十字口广场集会。这是“二月镇反”后首次造反派全市大会，大家都兴致勃勃，心想造反派终于出了口气。

卫生局造反团，翻出被收缴的造反团大旗，由我高举（当时我算造反团唯一年轻人），10多个造反团战士去广场赴会。走在大街上正碰见刚出狱的兰科长笑嘻嘻迎面而来。惊喜之中，带着点“造反派终于又出头了”的心态，彼此亲热握手，问候一番才分手。

当然，由于他“国民党少校军医”那种身份，局机关造反团上下，始终对这位“老造反”兰科长保持着距离。不仅拒绝其加入，有时甚至还彼此闹出些不愉快。



亲历公社“镇反之夜”



从“2·17信件”以来，市里几个城区“镇反”搞得轰轰烈烈，但广大的乡下农村，似乎却风平浪静，让我感到像“世外桃源”。当时我心想，农村文革也没怎么闹，可能不会“镇反”吧。然而，事实是，我这种想法还是太过天真。

大概3月下旬，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公社大院里，突然通知让我和那女孩参加一个会议。开会地点在一间办公室。去了才知道，这是一次研究当晚在全公社展开“镇反”捕人的情况通报会，以及部署和实施方案的准备会。与会者大概就10来个人。

按理说，这是相当机密的事情。因为行动就定到当晚深夜开始，整个公社境内全面展开。离行动时间还有10来个小时，自然存在通风报信，走漏风声的可能。所以说，这应当是少数核心圈子才知晓，具有相当机密性质的会议。

也许是考虑到我们“市里派来的工作组”这种身份，竟然让我俩也列席了这种机密会议。我们去时，那些人都坐在那里（说不定已经开了一会）。可能是开会时见我们没在，主持会议的那位公社书记，觉得有些不妥，又派人通知我俩参加。

说是开会，其实整个过程，基本上就是那位驻公社的“公安特派员”，个人在唱“独角戏”。他大概才从区上或是市里回来，传达布置市里或区里展开的统一行动，于当晚展开捕人行动，逮捕公社造反派头头及骨干。

这位“公安特派员”平时在公社大院里，尤其食堂吃饭时经常见到。年轻，大概30来岁，身材偏瘦，基本着便装，不介绍还看不出那种公安警察的特殊身份。彼此不明底细，对我这个“市里下来的”，倒也还客气，碰见了，互相点个头，算是招呼，却没更多交道。

这天会上，这位驻社公安先是传达上级指令，说是这晚区里统一行动，农村各公社对造反派中的“反革命头头”和骨干实施抓捕。被捕对象名单，可能他们前期摸底就已经拟议好了，且已获上面批准或是商议过。第一批大概是10余人。

听了这位公安特派员的一番介绍，我才知道，这个胜利公社的造反团，好像是叫“坚强造反团”，全公社是一个总团，下面各大队有分团。总人数达1000多人。这数字叫我吃惊。1000多成员的造反团，若是放在市区，是很大一股势力。实在没想到农村里面，仅仅一个公社的造反派有如此之众！

这位公安特派员，在会上讲了捕人的各方布置准备，又望了望大家，说：

“虽然作了充分准备，但还是应当把情况往复杂方面想。毕竟，这个‘坚强’造反团，有一千多成员，如果一千多人闹起事，不让我们捕人，或是阻挠我们的逮捕行动，还是会有麻烦的。我们应当把困难设想得多些，有所准备。”

接下来，这位驻社公安讲了一番让我印象深刻的话，让我至今难忘。这些话，肯定不是他的发明，是传达上面精神。

他说：“下去逮捕人时，若是有人阻拦，哪个阻拦，就先捕哪个。如果当时我们的人手不够，现场捕不了，就将他的名字在心里记下来，这次逮捕行动结束后，来再捕。记住，不管有多少人想阻拦，都用眼睛看清楚了，心里记住就行了。哪怕他没有直接阻拦，但样子不满，想阻拦，或是说了什么不满的话。大家要通通都记下来，下来再找他算帐！”

这番话我当场听得清楚，心里也一直在琢磨。我相信这可能是就是专政机关一贯的策略，有些事，当场不露声色或不便露声色，但心里有本账，等会再“秋后算账”。而且，我相信这些原则手法，至今对付一些事件时，仍在继续使用。不过，这种“过后指认追罪”的手段，会不会伤及无辜？且被一些人利用，有意胡乱指认？

经过这个会议，我深深感到，表面上平静如常，被我视作世外桃源的乡下，其实也是暗流汹涌，颇藏凶险。只不过我等是局外人，又有“市工作组”这种外衣，一时感觉不到罢。

当晚，我等未被告知有什么安排，自己同这些被捕者一个不识，也不存在什么瓜葛，到时就照睡不误。

没料，半夜时分，响起了敲门声。我听出是与我同来的那女孩，在轻声喊我起来。

我匆匆穿上衣服开门。那女孩对我说：“×书记叫你也去一下。”

此刻正是深夜，春寒甚重。未及多想，我匆匆抓一件外衣披在身上，随女孩穿过院子，来到一间亮着灯光的大屋。



被捕者的“求情”被拒



我猜想，主持工作的×书记，大概觉得如此大事，市里来的工作组成员不在场，似乎不好，又临时叫醒我们，来现场亲历一下，看一看情况。

其时，已捕到了几个人。我一进屋，就看见大屋子一角，地上几个人五花大绑，跪着或是坐着缩成一团，随便丢在那里。

见我们进来，×书记望我点点头，招呼一声，说：“你们还是来一下好。”

我感觉他是带着善意。不过，我们确是什么也参与不了，只能呆在那里，充当“陪客”。

现场气氛有点紧张，也有点压抑。捕人者和被捕者都不说话，只是黙黙行动。那位30来岁公安特派员，才是今晚行动的主宰和实际指挥者，也一脸严肃，又很有使命感样子，与平时看见的他全然不同。

他不停地进进出出，处理各种细节，不理睬待在一边的我们（最初看见我们那一刻是否打过招呼，我也没印象）。一切都在有条不紊，按他们先前拟订的方案进行着。

好像也没生什么意外。比如说遭遇阻拦和抵抗，该捕的人没有捕到等等，这些情况，似乎通通没有发生。

陆续又有被捕造反派被带进来，仍是五花大绑，丢在那个角落。这些被捕者，公安员、公社干部们可能是认识的，却没一人讲过点什么话。

似乎逐渐进入到逮捕行动的尾声。×书记及其他人（好像有区里派来的人）先后出去了。屋里仅剩我和那女孩，公安特派员。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细节，让我终生难忘。

因夜寒，我出门临时披了件风衣在身上。那风衣其实是我父亲的，米黄色，大半新旧。1965年末1966年初，我随局里干部到边远的荣边公社劳动，“改田改土”个多月，也带着这件风衣。既可遮雨避风，睡觉又可加在被盖上保暖御寒，用处很大。这次下乡就又带上了。

这种风衣装束，当年城市也很难见，何况在农村。一看就知道是从市里下来的。我又没说话，让不了解情况者看来，更像是主事的人。

就此，可能给当晚的被捕者造成错觉，认为我是上级专门派下来主持“镇反”抓人的。

在屋子里呆了一阵，我发觉角落里那几个被五花大绑着的被捕者中，有人拿眼睛一直在往我这里望。终于，在屋子里仅剩下我这几个人后，那人稍抬起身子，望望我，又望望那公安特派员，说了句：

“可不可以，把绳子给套松一点？”

那人见这边没有什么反应，又稍大点声音，补充一句：

“人都逮到这里来了嘛，要跑也跑不脱。捆得太紧了，手遭不住，可不可以捆松一点？”

说完这些话，又一直拿眼睛往我脸上望。看样子，真以为我是“关火”的，可以发话为他松点绑。

听见这话，我又羞愧又无奈。心里想说的是，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哪作得了主？又转念头道，其实我也是造反派，说不定到时候，自身也难保，哪里有资格为你松绑？

心里转着这些念头，却不敢有任何表示，装着什么也没听见。与我同来那女孩也是如此。那公安特派员也没做声，一直忙他自己的事。只不过，脸上似乎浮着不易察觉的一丝冷笑。那被捆着的造反派，见“求情”无望，也没再出声了。

这一幕，几十年来一直存在我记忆中。那番情景，每每让我感慨不已，也始终对那位不知名的“求情者”，心存一分歉意。

后来见文革小报上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年“二月镇反”被捕者遭遇，也确有手腕被捆得伤痕累累，甚至弄残的事情。那些士兵、公安，乃至民兵，及所谓“革命群众”，已将对方当“反革命”对待，确实很难让他们“手下留情”，所谓“人道主义”，更是奢望。

“二月大镇反”终于祸及农村。后来见到揭发材料，都是主持其事的成都军区负责人（主要是副司令员韦杰为首），意图将“镇反”扩大化，纵深化的结果。他当时在听取各地汇报并发布指示时，一再强调，前阶段“镇反”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发展不平衡。应向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地区，广大农村发展，把“落后地区”带动起来。

我所在的胜利公社，印象中好像就搞了这样一次全公社范围的大逮捕。估计按省市要求，和当地安排部署，应该还会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捕人行动。

可惜到4月初，随着中央对四川“镇反”问题的关注，全国“文革”局势再变。直接信号是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文件出台，以及《人民日报》4月2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发表。仅自贡市来说，4月初，被打压的造反派活动转入公开，整个局势迎来大逆转已成可能。自贡捕人举动，在3月底4月初被迫停止。否则，不管我所在的原单位卫生局，或是暂时去的胜利公社，将会有更多造反派被捕。会不会最终牵涉到我自己身上，也的确难说。


▲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发表，成了当时局势突变的里程碑。该社论在清早广播的当天，自贡造反派学生即结队上街游行，向主持镇反的军方示威。



局势变化以后，市生产指挥部自身也难保，匆匆将我们这些乡下工作组召回，集中听了一次汇报后遣散，各回原单位。

“二月镇反”或“三月黑风”，这时已落下帷幕，并逐步遭造反派清算。

2011年6月自贡“危楼书屋”

2015年12月改毕



（原载《昨天》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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