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1967年:自贡造反派狱中集体绝食事件始末(上、下）

Gowest

▲ 蜀光中学

1967年:自贡造反派狱中集体绝食事件始末（上）



王 锐





1967年四川著名的“二月镇反”中，短短一个多月时间（2月中旬至3月底），全川各地有近10万造反派被捕入狱（《四川当代史》）。其间，被捕造反派在狱中组织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绝食事件”，震动各方。两次“绝食事件”,分別发生在成都市和自贡市。其中，成都规模和声势影响最大，狱中绝食者有上千人之多，且惊动了中央高层。自贡市规模稍小，也有两百多人（市中区看守所被押造反派全部参与）。不过，自贡造反派狱中绝食最早。自贡造反派绝食事件已经结束，成都造反派绝食事件还未开始。



    如此大规模狱中“绝食事件”，在共和国监狱史上，可说绝无仅有。可惜至今为止，见不到任何史料或文献记载，仅存于民间记忆，或有关部门尚未解密的档案中。本文仅谈自贡市造反派绝食事件。



自贡“镇反”更迟但势头凶猛



自中央军委“2，17”信件发布后，由成都军区主导的“镇反”行动，在四川全省大规模展开。自贡市因自贡军方（市武装部）开始“支左”起，就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所以自贡“镇反”行动开展得较迟。



为应付上级压力，2月19日深夜，自贡驻军及市公安局按成都军区命令，拘捕了“川大八·二六”在自贡的“中南海哨兵”勤务员2人。2月21日，在驻军配合下，市公安局“临时领导小组”按照成都军区命令,抓捕“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自贡分团”勤务员5人（“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都被中央军委“2，17”信件点了名）。2月22日，又将中央点名的“全红总”，其自贡分团主要勤务员10人抓捕入狱。



不过，对本市主要造反派，市武装部（与军分区平级）李宗白为首的领导层，迟迟不肯下手。成都军区大为不满，决定采取断然措施。3月5日，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带部队（军分区独立团）进驻自贡，接管了“支左”大权。刘尚武在市委原公园招待所建立“指挥部”，主持“支左”及“镇反”事宜。自贡市武装部失去了对全市文革局势的控制。



3月8日凌晨，军方开始了镇压自贡造反派的第一次大逮捕。共调动了两个连的兵力，另出动150多名公安干警，及保守组织“五军一兵”人员配合行动，包围了自贡张化厂、机二厂、自来水厂、省一司、大安联络站等，逮捕了全市知名造反派勤务员佘仁礼、严子康、郝荣华、洪宝善等14人。


▲ 张家坝全景

抓捕行动中，在所谓“在自贡闭着眼睛抓也不错，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思想指导下，除按预定名单抓捕外，竟将在水厂暂时住宿的中学生陈××，以及“九一二造反司令部”普通人员潘××等二人，以及“大安联络站”同王本一睡在一间房子的张××共四人也一并抓捕。内江军分区司令部负责人王小珠夸奖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超额完成了任务。”

3月9日，自贡驻军发布主要內容为“镇反”的《告全市人民书》。同日，成都军区来电，宣布李宗白“停职反省”。


▲  1967年3月中旬，自贡“镇反”高潮期当局印发的，揭发控诉造反派“罪行”的传单。其时，整个自贡市，能印刷这种铅印传单的，只有市新华印刷厂，且官方控制甚严。所以这类传单的印发，不是个人或某些群众组织可以做到的。这是为军方主导的对造反派大镇反，制造舆论。

3月10日下午，内江军分区司令员陈××专来自贡，与副司令刘尚武一起召开市武装部全体干部大会。宣布成都军区××的电报命令。“命令”称：“以李宗白为首的一小撮人，在文化大革命支左工作中，对外支持右派，对内封锁消息，对抗军区命令，决定李宗伯停职反省，张崇亮、李声辉、方锡九、高凤和、刘映兰学习坦白交待，下掉背袋武器。”当场把支持造反派的市武装副部长李宗伯，政工科副科长张崇亮拘押，并送内江异地关押。其余四人打成“反革命”“右派”，软禁在自贡。部长赵斌则被责令“戴罪立功”专门抓“生产”。

3月11日，军方在公安机关配合下，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当晚，刘尚武从内江带来的副手，内江公安处副处长刘梅村现场督阵指挥，组织大批人员，在驻军配合下，包围川南电业局，抓捕电业系统工人造反组织“红电工”等勤务员及积极分子22名。


▲  面向公众尤其是广大学生红卫兵对镇反的质疑和不满，驻军当局用《答来访学生》这种形式回答质疑。并表明将继续“镇反”的强硬态度。

同日，公安局革委会以“帮助造反派整风”为名，派公安干警通知工人造反组织“硬骨头总团”及“捍卫团总部”勤务员，在工人文化宫及自贡饭店楼上“开会”。将这些勤务员骗来预定地点后，突然包围会场，当场将勤务员等15人抓捕。同日，还逮捕自贡最有影响的工人造反组织“八一战斗总团”勤务员周光文、陈永发等3人。

▲ 自贡市工人文化宫

3月19日晚，刘尚武坐阵“公园指挥所”，得力亲信现场指挥，调动军警及“五军一兵”二万余人，层层包围蜀光中学。封锁各路口，强砸市内最有实力和具号召力的学生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将“毛泽东主义公社”兼该团主要勤务员孙科明逮捕。并强行“集训”邬家贵等2人。“红卫兵战斗军”在市区大街写出了“枪毙孙科明”等巨幅标语。


▲  蜀光中学网络资料图，图中人物与本文无关



3月24日，分别在区属厂矿、学校和街道召开大大小小的“公捕大会”，被镇压的有自井“红色小教”造反团、高山井街运输队“群运兵团”、东新寺街修缮社“捍卫团高建分团”、东街理发社“反修战斗团十分团”、车辆社“捍卫团锋芒战斗队”等27个单位的28个造反团队勤务员80人，其中抓捕29人，强行集训51人。



同日，还公开镇压了全市银行系统造反派。计有建设银行“坚持真理”战斗团、人民银行“银鹰”战斗队等勤务员8人被捕、2人被强行集训。仅仅一天内,即抓捕造反派90人，自贡地区“镇反”运动达到高潮 。



3月25日，“镇反”运动指向农村，计将大安区人委“真理”战斗团，团结公社贫下中农“冲锋”战斗团、爱和公社贫下中农“红流”造反团、“风暴”战斗团、新民公社贫下中农“八一”二分团、胜利公社“坚强”兵团等勤务员23人抓进监狱。



同日，经“郊区镇反领导小组”三天的“突击”准备，深夜，军方和公安局革委，调动大批干警配合郊区分局大规模镇压郊区所属沿滩、仲权、黄市、永安等公社和场镇的40个造反组织，逮捕丁德华等56人，拘留李安平等39名，分别关押于郊区公安分局和沿滩粮站。一天内，即抓捕拘留造反派120人。是自贡市“镇反”开始以来，捕人最多的一天。



3月29日，王小珠向公安局革委会传达中央3月26日“暂停抓人”的通知。不过，他一方面传达贯彻，另一方面却指使公安局革委继续镇压抓捕造反派，说：“以前批的，还要执行”。当天，在贡井地区召开“公捕大会”，贡井区医院、贡井小教等9个组织的22人被抓捕。同日，还公开镇压了市二人民医院“攻坚”二分团，抓捕和集训该团勤务员等4人。


▲  这封驻军当局《给全市学生的公开信》，发布于3月30日，其中提出，在4月10日前没返校的学生，将被开除。这是对那些因对“镇反”不满而离校，对当局变相抵制的学生的公开威胁和警告。可惜三天后，《人民日报》4月2日社论发表，给了驻军当局迎头一棒。

3月30日，刘尚武等不执行中央“停止抓人”的指示，当天上午，在公安局内召开所谓“公捕大会”，拘捕“红色公安”战士3人，职工1人，第三次镇压公安机关内部造反派。并发布“镇压公安机关内部反革命活动”的《布告》。

3月31日，在川剧院召开“公捕大会”，镇压卫校、文工团、川剧院等造反组织，抓捕5人，强行集训2人。又抓捕油毡厂、贡井车辆社造反2人。

当日下午，中央又再急电通知四川各地立即停止抓人。“接电之时起，不论批准的或未批准的都一律不准再抓”。全市抓捕行动才暂停。      


▲  “二月镇反”被中央彻底否定后，根据中央及成都军区指示，主政的自贡市武装部，于1967年7月30日发布了这份《平反公告》，为镇反中全部被捕造反派人员（包括拘留及强制留审），共计1000余人。这份名单极完整详尽。其中除知名造反派头头外，不乏知名人士。如打成胡风分子的知名学者谢韬夫人卢玉，著名作家沈从文大儿子沈虎雏，延安老干部唐尧勋（丁兰的丈夫，丁兰在延安中央医院曾为毛泽东江青之女李纳接生，后来还受到毛泽东宴请）及其女儿唐北安等。

截至3月31日止，短短20来天，全市共抓捕、强行集训1017人（著名作家沈从文之子沈虎雏“三线建设”时內迁来自贡，文革造反任自贡长征机床厂二号勤务员，亦被捕）。此外，口头宣布为“反革命”而警告的100余人，已批准抓捕集训而未执行者尚有100余人。其时，自贡全市城市人口仅30来万，加上农村，不足60万。


造反派狱中的反抗与斗争


这次“二月镇反”中被捕的造反派，通通是以“反革命”入狱的，属于“政治犯”。－般来说，“政治犯”无论在看守所，还是在正规监狱，均会遭受看管最严酷，各方待遇最差，囚犯中地位最低的处置。


不过，文革中这批被捕被囚的造反派，属于一批特殊的“反革命”政治犯。第一,他们认为自己是奉旨造反，是在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甚至是在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承认自已是“反革命”。其次，这批人又属于有一定政治信仰，有组织，且造反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政治斗争经验的群体。因此，入狱之后，造反派都与狱方及当局进行了不因同程度的反抗和斗争。这种反抗和斗争，在开展了“绝食”的成都市和自贡市，表现得尤为典型。在“绝食”之前，被囚的造反派就以各种方式反抗当局。


以下这份材料，是当年自贡市公安机关一份《审案工作简报》的摘录，题为《在押犯邓遂夫书写反动信件被及时揭发打击》。原存于公安局內部档案中，造反派获释并重新崛起掌权后，公安局內部造反派“红色公安造反司令部”将这些档案翻找出来，作为当局“镇反”迫害造反派战士的“罪证”，公之于众。


▲  被造反派公之于众的当年市公安局编印的《审案工作简报》之一。其中详细记录了被关押的造反派人员郑遂夫等狱中抗争情况。原载1967年11月出刋的小报《盐都炮声》第22期。



四月二日查获拘留人犯邓遂夫（原文工团“敢死队”勤务员）写给×××的一封信。信中恶毒攻击诬蔑我伟大的镇反运动，疯狂叫嚣变天复辟，妄图通过写信与外面挂勾，培植反革命势力，继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这封信是邓在三月二十日写在一条内裤上，企图叫同仓犯人×××，叫××将来带出去。现将反动信内容摘要简报如下：

“……对于最近发生的一切，这没关系，中央在‘公安六条’的第六条上对此早有防范：‘党政军事机关及公安工作人员，凡歪曲上述规定（即前五条），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混水摸鱼迫害革命群众者，决没好下场！！历史的车轮是决不会倒转的！……

××，最好能有一个人到北京去一趟。不过不去也没啥，反正他们这样搞寿命不长，最迟×个月以后便可见分晓。……这封信最好别毁掉，必要时以我的名义摘抄一些作大字报贴出去。……”

邓犯还在人犯中一再进行煽动。最近对同仓犯人颜××策动说“在这里面好好坚持斗争，……以后出去等斗争形势好转，战斗军是会垮台的。这次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四月一日中午，邓犯公开对抗管理人员，背地骂“这个×××，没得一点无产阶级感情，你进来还不是一样的”。煽动其它犯人“我们不是专政对象，如果我们承认别人应该对我们严格管制，就是投降”。一号晚上，邓见管理人员制止其它犯人违犯监规行为时，乘机大声煽动说×××打人，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另一个仓的犯人×××呼应叫喊说：“你们这样打人就是不对”企图起哄闹事……

根据邓犯坚持反动立场煽动闹事、叫嚣变天复辟的严重破坏，我们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立即在人犯中进行了揭露，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邓犯拟整理材料报捕。据此情况，进一步加强了看守、狱政，继续深入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载自贡市工代会主办《盐都炮声》第22期，1967年11月9日）

这份《审案工作简报》中提到的，“我们坚决采取了专政措施”，看似轻描淡写一句话。实际情况是，这个邓遂夫（市文工团创作员）吃足了苦头。当天就被上了“背铐”，夜里弄去提审遭到拷打。邓坚持不认罪，又被上了脚镣。

关于邓遂夫先生，这里不妨多说几句。其当年及以后，都算得上当地知识文化界的“风云人物”。1966年9月初，他是第一个将反市委大字报贴上街头的机关干部（市文工团创作员属干部编制），也是全市最早的造反派。获释后，作为“笔杆子”，入市革筹政工组，一度出任官报《红自贡报》主编。文革后，成“三种人”被清查。后来，从单位辞职，在闹市开了家“芹溪书店”（他十分崇拜曹雪芹）。当时正是“理论热”，“文学热”时期，书店生意很红火了两年，文化界都传说，他成了“先冨起来”那类。没料，突然又被捕入狱。警方从其店里及家中査获数十套港版《金瓶梅》。邓的二次入狱，全市知识文化界相当震动，多有文化人找市委高层为之呼吁奔走。那时八十年代，市委书记是后来做了成都市长的刁金祥先生，对文化人尚看重。他出面过问下，邓遂夫先生关押一阵获释，没有入刑。后来，遂夫先生出走海南深圳闯荡。又去北京发展，最后成了颇有知名度的“红学家”。发表了不小有见地的“红学”论文不说，近年还出版了《草根红学杂俎》等专著。尤其是，其潜心校阅修订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大获好评。已连续出了多版，近年几乎每年一个新版本。笔者1970年代末，就与遂夫先生相识为文友，近年彼此皆返乡，也多有交道。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对文革往事，他一直不愿多谈，也从没写过一篇回忆文革经历的文章（包括口述）。


▲  已成红学家的郑遂夫近年出版的红学新著《草根红学杂俎》。


《人民日报》社论让形势逆转

然而就在4月2日，早晨6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当天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  《人民日报》1967年4月2日社论的发表，促成全川局势大反转。自贡造反派狱中集体大绝食事件的爆发，正是见到了该社论及中央解决安徽问题决定的手抄本。



上午，学生造反组织自贡一中“十·一八”、自贡六中“钢枪战斗团”，不顾“镇反”高压，首先结队上街，举行游行，欢呼《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社论的发表。学生沿途高呼口号，数以万计的市民夹道观看。



同日 ，文工团“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大无畏队”写出大幅标语：“誓与毛泽东主义公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镇反”以来的局面，出现了逆转趋势。



市公安局革委急忙向“公园指挥所”及驻军负责人刘尚武等报告，并请示下步举措。驻军及公安局紧急研究，当天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①在被关押的造反派中，清理一些出身好，年轻而“罪恶”不大的人员，转送“集训队”，“消毒”后，以所谓“宽大处理”释放。

②“集训队”现押人员，绝大部分于以“宽大处理”为名释放。但释放时要人人表态“认罪”。

③“公园指挥所”负责调查整理所谓右派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的组织材料，上报审批；公安局革委会负责整理所谓“反动”组织，“八一战斗团”、“硬骨头战斗团”、“盐场工人捍卫团”材料上报。

④确定公安局革委会委员，副局长张××率领15名公安干部，到“五云村看守所”加强“审讯”工作（被捕的造反派均关押于此）。



当天，驻军“公园指挥所”和公安局革委会，在市召开各科室、分局头头会议。王小珠在会上讲：“人民日报的社论牵涉公安局不大，而自贡市对学生的涉及也不大。干部思想是有波及，是自然的。虽然有的该抓的抓了，但也有该抓而没有抓的。社会上有的组织蠢蠢欲动，值得注意。我们的态度应该鲜明，该硬的要硬。”



4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传到了自贡。其中有关于不准随便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相关内容。当天，市武装部一些军人，在武装部大门口（闹市大街），贴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的标语，受到了造反派和市民的欢迎和高度评价。群众在这张标语上批满了：“坚决和市人民武装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词句。



在中央相关精神的压力下，刘尚武为首的驻军及公安局革委会，被迫开始有选择地释放被捕的造反派。但所放极为有限。而保守组织散布“这次镇反，成绩是主要的”的舆论。



4月5，“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造反派学生，写出了“还我战友孙科明”等大幅标语，向当局示威挑战。



4月6日，首都红代会南下“长缨”战斗队重新杀回自贡，支援造反派。一连两天，南下“长缨”战斗队、“红成”反复辟兵团，以及“毛泽东主义公社”等造反派学生同刘尚武为首驻军负责人谈判。并提出必须把市中心广场“自贡饭店”顶楼上设的“炮打司令部广播台”，退还给毛泽东主义公社。



同日，大街上贴满了《历史将宣判邓遂夫无罪》的大字报，和“还我炮打司令部广播台！”等巨幅标语。



深夜，市公安局革委会紧急派出副主任梁××及办公室负责人张××前往北京，以向公安部反映“镇反”情况为名，以图打探了解中央态度。



4月7日 ，市公安局革委会召集各厂矿保卫科长在市局开会，继续逐级统一“镇反是正确的”口径。没料，一个突发事件完全打乱了驻军及当局的部署。



当天中午十二时许，“盐场工人捍卫团”造反派人员，通过看守所狱警中，某些同情支持造反派的“红色公安”人员这种特殊渠道，利用给在押犯送生活用品的机会，私下把抄有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等文件的纸片，藏在肥皂里、水鞋，以及牙膏中，带进了监狱。并交到了造反派“囚犯”手上。

（未完待续）




注：原载《昨天》2014年第8期，文题略有改动。后收入“文革研究丛书”《亲历者的责任》一书，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题图、插图：传单报纸书籍照片由作者提供，其余图片来源于网络。


https://freewechat.com/a/MzIzODgxODUxNw==/2247484304/1

Gowest

1967年:自贡造反派狱中集体绝食事件始末（下）

王锐

狱中造反派发动绝食

狱中造反派战士，当即互相传看转告。很快，整个看守所被关押的造反派，都知道了这些消息。

关于这次绝食事件的起因和大致经过，也有一份当年公安局的《审案工作简报》，作了较详记载。这份《看守所发生在押犯闹事的情况》“简报”写道：

我市看守所关押文化大革命中逮捕的现行反革命犯二百一十四名，于四月七日中午发生闹事事件。事件发生前，人犯即非常注意窥测外面形势，六日晚发现二大仓二、三小仓的犯人坐起听街上的广播，……人犯吴纪昌煽动说：“我们快出去了，出去后就上街游行”。吴犯还问武装：“你知不知道外面在游行”？“毛主席最近发表了什么新指示？”七日上午发现人犯赖兴诚（学鲁迅总团物资局分团勤务员）乘放风之际进行串连活动。

七日中午十二时过，三大仓一小仓就以“全体革命同志”名义递出纸条稿“毛主席的声音已经传来了，我们不是反革命”。提出要退还收去的私人东西，准许抽烟，增加放风。二大仓四小仓内便议论“怎样进行斗争”，随即发现三大仓一小仓出来两名犯人，声称“交材料”，直撞管理人员办公室，见办公室无人又折回，武装制止时就乘机说“我们没有罪”。二大仓有犯人接着叫喊：“找公安局负责的来，把事情给我们搞清楚，我们没有罪，无故把我们弄来，手续材料啥都没有”。（《盐都炮声》第22期，1967年11月9日）


▲ 当年公安局编的《审案工作简报》详细记载了这次造反派狱中绝食事件发起过程。原载《盐都炮声》小报第22期，1967年11月出刋。

从官方的这个“简报”看，这次自贡造反派集体绝食事件，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囚于该看守所“二大仓”的赖兴诚、吴吉昌等。

赖兴诚是市物资局造反派勤务员，吴吉昌是市“交通兵团”勤务员。赖兴诚后来在造反派重新掌权后，地位知名度都不太高，吴吉昌却成了市工代会主要头头之一，最后进了四川省革委会常委会，成了自贡全市唯一的省革委常委。

在全监造反派开始起哄后，赖兴诚吴吉昌等即以“二大仓全体革命派”名义，句向狱方提出了三点“强烈要求”：

一，要求读四月一日的中共中央文件；

二，读人民日报社论及四月二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三，每个监 房派三名代表到公安局谈判。

其他各大仓被关押造反派立即呼应，写出一些类似的纸条。同时，情绪激烈地长时间呼口号、唱歌。

下午四时左右,一、二、三、四大仓的造反派鼓掌通过了“五条纪律”。并提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接受看守所、公安局的所谓审讯”。有造反派发出号召：“我们造反派的同志，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其后，由赖兴诚提出，通过一项决议，提出，“看守所必须在五时正以前作出明确答复，到时如不明确答复，我们从今晚开始绝食”。

这时，市检察院检察长杨青山得到消息，赶来看守所。杨青山与看守所领导出面，针对闹事情况，正面进行教育，重申“监规纪律”。有的人马上反驳：“你是站在反动立场说话！”又质问：“杨检察长，是检察后逮捕，还是先逮捕后检察”？杨无言以对。

……气焰非常嚣张，不听制止。对已决定释放的孙科明、周光文、吴纪昌三名都被其他犯人阻止拒绝出来。下午六时集体绝食。

七日晚九时，看守所围墙外面发现一群学生给里面喊话呼口号“向你们致敬”，搞里应外合，又发现一群学生及两名捍卫团的在密谈，有学生在看守所门口打听“孙科明放没有放”等情况。晚九时半在继续哄闹中，发现监内传读中共中央四月一日的五点指示（可能是今天家属送衣物来夹带进去的），有的写成纸条互相传递，有的叫喊“把非法逮捕我们的拘留、逮捕证、所谓提审我们的材料、检举材料、黑名单、黑材料及我们写的思想回报，不准转移，不准复制，不准烧毁，全部交给本人，如若违背必定追究。”犯人邓遂夫带头呼口号“坚持斗争就一定胜利，绝食到底就是胜利”，并呼“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等口号，又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歌，有的叫喊“头可断，血可流”，并叫喊“叫看守所长出来表态”，“看守所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邓遂夫提出给毛主席发电报，电报稿互相传阅修改，而且要把电报稿拿到街上去贴。七日从午后一直闹到晚十时过，约定八日晨继续闹。

上述由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坏分子为首有组织的反革命闹事事件严重破坏了看守所正常秩序，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后我们立即向市局、××首长及省厅七处作了回报，并根据领导指示，正反复对在押人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讲明党的政策，指出闹事是违反监规、破坏法纪的，揭穿敌人阴谋，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做好看守管理工作。同时按照中央指示的五点意见，不应捕的速即清放。对组织煽动闹事的首恶分子，在平息事件、查证属实后,应依法严惩。（同上“简报”,载《盐都炮声》第22期，1967年11月9日）

狱中造反派这番举动，大出狱方及公安局革委会意料。紧急商量后，一方面全面升级警戒，加强兵力警力部署，强化整个看守所的警戒，以及对各囚室的监控。防止狱中造反派“暴狱”，或狱外造反派“刧囚”。狱方及公安局革委会坚持原有立场，不对狱中造反派提出的要求作公开答复。还在监狱中安置专用广播，不断宣读“监规”等，发出威胁性警告，对闹事造反派施压。


另一方面，又以“在押现行反革命发生闹事事件”，急报驻军“公园指挥所”。


“公园指挥所”此时亦无更多办法,只是指令市公安局革委，向狱中造反派连续发出一、二、三次所谓“反革命闹事警告”。



《给看守所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封公开信》

绝食斗争起事后，狱中造反派知道自己眼下已无退路，必须硬着头皮坚持到底，争取让事情出现某些松动，甚至迎来整个彻底性转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绝食”失败，将遭到狱方，以及主持“镇反”的军方和公安当局异常严厉的报复镇压。

此时的狱中造反派，不仅团结一致，以死相搏，而且充分展示了“文革”以来，在实践中领悟学到的政治智慧和斗争策略，他们对狱方干警，实行了分化瓦解策略和政治“攻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狱中造反派中的“笔杆子”，当场草就了一篇《给看守所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封公开信》，向狱方人员反复宣读，施行“反攻心”。


▲ 被捕造反派头头在公捕大会上被批斗场景。这些造反派头头后来成了这次狱中绝食事件的组织者和中坚骨干。



草拟这封《公开信》的，是市鸿化厂的一位名呌邓尓谦的造反派，他是该厂的技术员。1958年高中毕业，入当时的自贡化专（后并入泸州化专）。本来中央规定不在中学生中抓右派，但李井泉却于1958年在四川中学生中大抓右派补课。邓尓谦先生因之成“內控右派”。“文革”初，因此被打成“黑邦”,进而奋起造反。在那册有名的《五八劫》中，收有邓尓谦先生写得很不错的相关回忆文章。今年春节的一次朋友聚会中，得知邓尓谦先生竟然还保存着，当年狱中写的这封《公开信》原稿，且愿意提供笔者一录。这里原文照录：



广播送来了毛主席的声音，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的阳光照进了铁窗，高墙外传来了革命群众激昂的呼喊。自贡市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重新燃起了熊熊烈火！英雄的自贡革命造反派重新站起来了，监狱内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歪曲革命的‘三结合’方针，歪曲党对犯错误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政策，抓着革命造反派在前进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扶植‘保字号’组织，对我英雄的革命造反派实行反攻倒祘。把成百上千的革命群众抓进监狱，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歪曲中央指示，践踏《十六条》。企图使轰轰烈烈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夭折！

   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疯狂的反扑，加速了他们的灭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他们彻底垮台的日子，已经到来了！旧账未还，又欠新账。这一笔笔账，非祘不可！

铁窗关不住真理的声音，铁镣吓不倒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斗争的反复深深地教育我们：如果不坚决紧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伟大的祖国就会改变颜色，千万人就将被投入监狱。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根子、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坐牢只是对我们真正革命造反者的锻炼和考验。这是我们无尚的光荣！我们坚信毛泽东思想一定胜利！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定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胜利进行到底！

    监外的革命形势正在起着急剧的变化，一场更伟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看守所的全体工作人员也必将在这场革命大转折中接受考验。你们中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和我们一起不畏强暴，英勇捍卫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抵制和反对资产阶段反动路线，为伟大的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我们也知道你们中间的大多数是受蒙蔽者。对我们进行迫害的罪魁祸首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希望你们，赶快擦亮眼睛、辩明真伪，倒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不然你们将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在这里我们要警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走狗：必须立即停止对我们的迫害，悬崖勒马、将功赎罪！否则逃不脱革命人民的审判！

    我们是真正受迫害的革命者。我们对人民的专政机关从来就是尊重的。我们还将继续遵守看守所的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坚决和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中的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将一如既往和监狱中的真正的犯罪份子划清界限。协助你们对他们实行坚决的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红旗》五期社论指出：目前摆在全国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切不可糊涂起来。宜将剩勇追穹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两个阶级、两种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正进入白炽化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更要牢记毛主席这一教导！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无！

   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自贡革命造反派！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造反派停止绝食  狱方着手放人


4月8日，五云村监狱中革命造反派战士的绝食斗争仍在进行，革委派出大批警员，采取各种方式和各种手段进行干扰打压、引诱等，以图让狱中造反派停止绝食。

中午，狱中被押的周光文、吴吉昌、丁德华、孙科明4位造反派头头，和被关押在内江的李宗伯、张崇亮，被中央点名通知上北京。消息传开，造反派大受鼓舞。

周光文等造反派代表上北京的现实，以及中央三令五申“停止捕人”的指示，对驻军负责人及公安局革委会很大震动和压力。压力之下，只得答应立即着手清放被抓捕造反派人员。

由此，已进入第三天的造反派狱中“绝食事件”方告停止。

但市公安局革委对此“绝食事件”如此了结并不甘心，仍指派侦察科长温××深入监狱，想利用和依靠关押的刑事犯等，调查绝食的“幕后人”，试图以后算帐。不过，因局势发展太快，公安局革委这些人自身难保，所谓调查“幕后”，所谓秋后算帐，亦不了了之。

4月10日,南下“长缨”战斗队发出与自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五军一兵”血战到底的《宣战书》。

4月11日，公安局革委会头头去“公园指挥所”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尚武主持。王小珠传达了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的“六条规定”，提出“先轻后重，先易后难，先女后男”的释放被捕、被拘的造反派的“原则”。

会上，刘尚武进一步布置：“已宣布取缔的组织，要抓紧进一步研究和调查整理，未取缔前作瓦解工作，明天把卷宗送来，搞好一个就送来一个。要防止假象，不能真真假假，防止陷害战斗军，思想工作要好好抓一抓。我们要有气魄，是反革命今天抓，明天也要抓。要敢于承担，要顶住歪风，防止那些人到处批判，还要准备冲击我们，准备他们静坐示威，准备挨批判。牛鬼蛇神在这个时候就要趁机跑出来，要认识到看谁是真正革命还是假的。”除自我打气外，继续把造反派称为“牛鬼蛇神”，试图采取各种手段对抗中央指示精神。

公安局回局后立即按此执行，将市属单位、企业保卫科一批干部集中公安局，配合整理所谓“反革命”资料。看守所开始“清放”被拘留中二十岁以下，所谓“罪恶”不大的造反派战士。不过，释放证明上仍然印有，“能够检查认识罪恶”，“教育释放”等词句。


▲ 自贡被捕造反派头头周光文，孙科明等4人，被中央点名上北京参加汇报。这事让狱内外造反派大受鼓舞。到京不久，周，孙等人即从北京向自贡写信，谈在京受中央首长接见情形。自贡造反派将来信抄成大字报，张贴于闹市街头，全市轰动。

4月13日  “反逆流兵团”发布《敦促自贡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投降书》。这份《敦促书》称：“你们的所谓的‘革命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就顽固站在自贡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的某些头头，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搞阶级报复，踏实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说，“自贡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的一小撮混蛋，你们听着，你们还不悬岩勒马，继续利令智昏，执迷不悟，继续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妄想一手遮天，决没有好下场！自贡市广大的革命派群众饶不了你们，全国亿万革命人民饶不了你们，不信就请拭目以待！”

同日，“反逆流兵团”还发布“001号命令”。《命令》称：“一、全国战士全力以赴，万炮重轰自贡市公安局‘革委会’，千手齐揪黑司令。二、全团战士坚决支持自贡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红色公安’的一切革命行动。三、全团战士必须警惕地注视着自贡市公安局‘革委会’和保守组织‘五军一兵’的动向，随时准备予以有力地回击。”

4月16日，自贡驻军终于转向认错，发布《重要声明》，承认“政治觉悟不高”，对文革“认识不够”，“犯了方向错误”。同时宣布，当初在“镇反”中对市内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定性，“一律作废”。

同日,“自贡市毛泽东主义公社”发布《关于“平反大会”的严正声明》。要求“立即全部释放”被捕被扣的造反派战士，同时，要求“认真地开大会，出通告为他们恢复名誉。并且重新派出宣传队到农村和工厂消毒”。

南下“反逆流”兵团也发布《严正声明》。指责驻军当日发布的《重要声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妄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蒙混过关，溜之大吉。《声明》还“警告刘××等一小撮人”，“必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向全市人民低头认罪”。

同日，公安局革委会几天来按照其所谓的“清放原则”，先后放出被强行集训、抓捕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七批，共217人。一律被其夜晚转送集训队，进行所谓“消毒”后才被释放。但是，大批的革命造反派仍被关在监狱中。


▲ 面对驻军及公安当局迟迟不肯放人，学生造反派强硬地发布了这份《敦促自贡市公安局革委会投降书》。此文标题及内容，明显模彷《毛选》中那篇《敦促杜聿明投降书》。需要注明的是，这个市公安局“革委会”，是驻军进驻市公安机关后，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也未经任何上级批准。所以并不具有合法性。镇反被否定，驻军撤走后，这个“革委会”即垮台，并被清算。

为此，市人民武装部，当天电话通知公安局革委会：“坚决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办事，除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另案处理外，对抓捕的革命造反派一律都要释放。放人时要派人作政治思想工作，代表×区向受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承认错误，由军区承担责任，向毛主席认错，向广大人民群众作检讨。”

市武装部还责成市公安局革委立即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并派专人亲临看守所，督促公安局革委释放造反派。自此，被抓捕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才大批释放出狱。公安局革委仍采用种种借口，拒不释放造反组织主要勤务员郝云华、熊文彬、杨光、洪宝善等50余人。

一直到4月29日，在市武装部支持下，公安造反派“红色公安”司令部人员，冲破公安局革委会及其支持者的重重阻碍，全部释放了尚关押在狱中的50余造反派战士。

造反派对“镇反”当事人的报复

被抓捕的造反派陆续释放出狱，从中央到全川，大势对造反派有利，对军方不利。在此背景下，自贡造反派对主持和参与“镇反”的当事者，进行了迅猛而有力的报复行动。

此时，自贡造反派对从內江来市主持“镇反”大计的“二刘”（即內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和內江公安处副处长刘梅村），可谓恨之入骨。报复的矛头，首先指向这两人。刘尚武有军人身份，况且手中尚有全副武装的军队，造反派暂时不敢造次。但对非现役军人的刘梅村，造反派就没那么客气了。


▲ 《盐都炮声》这文章，除了逐日叙写刘尚武在镇反中的一些言行外，在文末，指名道姓地调侃他：“刘尚武，两个月前，你可曾想到也有今天啊！”



4月16日，“自贡市毛泽东主义公社”和南下“反逆流”兵团发布《严正声明》的当天晚上，造反派闯入市公安局，找到刘梅村，将其揪到市工人文化宫，对这个被称为市公安局革委会“黑后台”的内江公安处处长作了第一次批斗。



4月18日,“毛泽东主义公社”造反学生，在市中心英雄口广场召开“打倒刘尚武誓师大会”，到会的造反派及群众达2万多人。这是自“镇反”以来，造反派第一次公开出面召开的万人大会。



4月19日晚上，市武装部在英雄口召开了“支左誓师大会”，到会七万多人，以造反派为主。此举表明市武装部再次以“自贡驻军”身份，重登自贡市“文革”舞台，并占据主导地位。会上，市武装部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支持造反派。



与此同时，声讨打倒刘尚武的舆论，越来越高。当天，“自贡市毛泽东主义公社”，以及南下“反逆流兵团”联合发布《关于打倒刘尚武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刘尚武败坏解放军声誉，罪恶滔天，为什么揪不得，为什么打倒不得！”



“毛泽东主义公社作战部”，还发布《紧急动员令》。该《动员令》要求公社所属各战斗团”，“动员一切力量奋起战斗，把双手沾满了自贡地区和内江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鲜血的刽子手刘尚武等一小撮人揪出来，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坚决打倒。”



当天出版的《公社之声》等6号，发表社论《打倒刘尚武！》。以及署名“南下‘反逆流’战士”的文章《向刘尚武宣战！》。



    4月20日，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等人，奉命被迫带部队撤离自贡。当晚，从北京传来了内江军分区司令员陈××被自贡市、内江造反派在京联合批判斗争的消息。



5月29日，以“红色公安造反司令部”为主，造反派在英雄口召开“批判三月黑风中镇压自贡造反派的刽子手刘梅村”大会，现场再次批斗刘梅村。



刘尚武虽躲回了内江军分区，但自贡造反派要将之揪回批斗的计划和努力，一直沒放松。6月２日，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受张国华政委、梁兴初司令员委托，接见自贡造反派“赴蓉代表小组”。



接见中，在自贡造反派强烈要求下，军区领导终于同意通知内江军分区司令员陈××，令副司令员刘尚武近期赴省，称“首长有事找他”。自贡造反派“揪刘”行动终获结果。



刘尚武于6月8日奉命来成都军区，即被安排与自贡造反派“赴蓉代表小组”人员“见面”。当即被自贡造反派扣留。两天后的6月10日，刘尚武被造反派带往自贡。


▲ 当年文革小报刋登的诗作《造反派揪回了刘尚武》，代表了广大造反派及多部市民当时的心情。原载《盐都炮声》。



6月12日，刘尚武在自贡市人民武装部作内部检查。他在检查中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并表示决心与“五军一兵”划清界限，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支持“毛泽东公社”、“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



同日，毛泽东主义公社“炮打司令部广播台”，转播了造反派现场录制的，刘尚武当天在市武装部所作检查的实况录音。并从当天起，连续几天制作“专题节目”播放此录音。



6月14日，被称为刘尚武“镇反帮凶”的原内江公安处副处长刘梅村，被自贡造反派第三次批斗，并遭游街。



6月17日，《公社之声》发表由“本报战士整理”的《刘尚武部份反动言论》。并同时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给刘尚武指出一条生路》。该文章指出：“对刘尚武一定要斗。我们通过七斗八斗，把他斗好，如果他一定要当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也毫不惋惜。刘某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同日，《盐都炮声》第3期，以“大事记”形式，发表题为《看，三月黑风中刘尚武的屠夫面目》的材料。逐日记载揭露刘在自贡“三月镇反”中的言行，并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粪土当年万户侯》。文章对其指名道：“刘尚武，两个月前，你可曾想到也有今天啊！”



6月18日，全市造反派数万人在市檀木林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控诉镇压自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刘尚武大会”。此前，造反派在闹市区张贴了批刘的《海报》。会上，刘尚武被安排作检査。表示“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被造反派认为检查很不深刻。造反派相继上台发言控诉痛批刘尚武。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至此，自贡造反派对“二刘”的报复清算，才暂告段落。至于参与“镇反”的市区公安及“五军一兵”各级头头和骨干，更是遭到很长时期的批斗和清算。



注：原载《昨天》2014年第8期，文题略有改动。后收入“文革研究丛书”《亲历者的责任》一书，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题图、插图：传单报纸书籍照片由作者提供，题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https://freewechat.com/a/MzIzODgxODUxNw==/22474843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