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女附中54级高二（二）班 班集体的故事（1、2）

Gowest

班集体的故事一：暖流
发布时间：2004年12月09日 10:48 作者：北师大女附中54级高二（二）班

1952年秋，我们从初中升入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高中。1954年，我们高二（二）班被命名为奥斯特罗夫斯基班，共有40多名同学，年龄相仿。和当时全国的青少年的精神面貌差不多，大家有理想，有追求；崇拜英雄，学习英雄；关心集体，乐于奉献；活泼，乐观。我们非常幸运地在这个班集体中生活了三年。有些事情永远驻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一）早晨


    没有谁的委派，没有事先的约定，每天，在大家没到齐之前，总会有几位同学老早就来到教室，打开门窗，擦玻璃，擦每一个人的课桌椅，老师的讲台，把教室内的边边角角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把保温桶灌满开水。同学们走进教室感到明亮清新，心情舒畅极了。于是第二天就会有人来的更早，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班分为住校生和走读生，起初，这些事往往是走读生做的，因为她们早餐时间可以自己定，可以来的很早。后来住校生也不甘心只是享受他人的奉献。我也曾试图第一个进食堂，可惜，赶到教室时我并不是第一个。（康泠）


（二）纸条


    高三开始了，大家都在操心升大学的事，而我体检时却发现双耳重听，右眼黄斑性病变，视力只有0.04，考大学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当时的苏联专家说我的眼睛在20岁以后会发展成双眼视力低下，阅读困难。我灰心极了，整天闷闷无语，同学们渐渐知道了我的心事，轮流找我谈心，鼓励我选择适合的专业考大学。有人还给我写纸条：“路是人走出来的！” 还有一张纸条的标题是《以英雄的名义》，要我想想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如何生活的，提醒我不要当懦夫，不要背叛英雄。我被这样的警示震住了，晚上睡不着，偷偷地哭了起来，继而感到惭愧。真想找到她好好谈谈，但是落款写着：“信任你的朋友！”没写姓名。（康泠）


（三）真诚


    凝视久违的旧照片，忆起中学时代激情澎湃的岁月——奥斯特罗夫斯基班的情景，学习英雄精神的小溪在我心中流淌着，流淌着。五十个年头过去了，我们霜白的两鬓呈现着爱的积淀。这个勤奋，进取，纯真，友爱的班集体滋润、激励、涵养了我的一生。作为奥斯特罗夫斯基班的一员，我感到自豪。老师们的辛勤汗水哺育着每个学子的心灵，爱祖国，爱人民，爱学校，爱集体的团队精神鼓舞、温暖着每个同学。我因多年耳朵有病常到医院看病耽误功课，学习优秀的张兆庆同学主动、热情、耐心地给我补课，抄好笔记，至今难忘。周六到奋今家一起温习功课，同塌而眠，畅谈人生、理想和未来。我们还有互助共勉的活动，不记名的互相赠言，折射着同学间的真诚。我曾收到的一条赠言是“你需要有一种钢铁的细胞”。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原来在老区生活，因种种原因未能好好学习，十分珍惜现在的学习环境，把埋头苦学当成第一要务。但在受到耳病的干扰时又有消极情绪，弱化了对意志的自觉培养。赠言时时提醒着我。（姜哲平）


（四）同窗情意


    上高中了我被分到（二）班虽然很新鲜，但班上有十几个是初中的同学，由其他班编进来的也有一半是认识的，倒也不陌生。唯一陌生和深感困惑的是学习知识上难度加大了很多，尤其是代数太抽象了，简直听不懂，我自上学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种烦恼。课上听不懂，做作业就困难，每天要熬到半夜，头疼失眠，第二天又听不好课，周而复始从而健康成了问题。

    可能不只我一人如此，团支部号召大家锻炼身体，下午课后跑步，打球。冬天学校泼了冰场，滑冰就太好玩了，也就缓解了紧张的神经，更为重要的是同学间互助友爱。经常帮助我的是茹渠芳和姜舜华，初中时我们并不认识。我们仨的家离得很近，都在学校北侧，常常约好了一起回家，一起上学，很快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俩学习都是拔尖的，我有问题就找她们，得到她们耐心和毫无保留的帮助，而且都是经她们消化好的知识，似乎更容易吸收，更容易明白接受。她们耐心友善，丝毫没有嫌弃我这个笨家伙。我在年龄上比她们大两三岁，但她们对我没有一丁点儿的鄙视，见到我总是笑眯眯的，我内心非常敬佩和感谢她们，至今时时地想起她们。（庄秀端）


（五） 上大学


    友谊的支持使我迈进了大学的大门。

    高中三年级第二学期开始，班上同学都在考虑选择大学和专业。任廷娴，王澍秋和我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复习功课，讨论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还建议学什么专业更适合对方的特长。我经多方考虑准备报考航空学院。

    我在家里是老大，下面还有六个弟弟妹妹，家庭生活困难。我上大学的决定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他要求我尽快参加工作以便帮他养家。母亲却支持我上大学，她说：“上大学你可以申请助学金，家里的困难我可设法解决。” 为此，父母二人闹了一场，我不知所措，痛苦难熬。

    到了学校就向任、王二人泣诉我的志向和难处。她们劝解之余更多的是支持我上大学继续深造。那天是周末，下午没课，任廷娴把我拉到她住校的宿舍里，找一张回家同学的床叫我睡下，我一觉醒来，她已离校回家，给我留下字条和一点钱，叫我收下她节余的生活费准备考学之用，还说我上大学之后她也会节省开支来帮我。在母亲和这种友谊的支持下，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走进了北京航空学院的大门。

    大学学习期间任和王两位中学时代的朋友还经常给我经济上的帮助，友谊的力量鼓舞着我完成了五年大学学业。大学时代的我，生活靠国家助学金，日用零花靠亲友支援。在五十年代那种条件下培养的我是一个奥斯特罗夫斯基模式的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知识分子，直到今天市场经济浪潮下我也仍然如此。这决不是自我表白，也不是自认清高，我认为一个多姿多彩的社会总不会是人人只认钱而无贡献思想的社会。当今时代也是在提倡“贡献”“爱心、”“回报社会”的呀。（冯亚男）


（六）第一件新衬衫


    我有四个姐姐，我穿的衣服都是捡剩儿，十五、六岁还没穿过专为我做的衣裳。当时兴穿“卓娅衫”——就是前苏联英雄卓娅照相时穿的那种小圆翻领，胸前有很多褶的衬衫，小姑娘们穿上很好看。张玉庄同学家人会制衣，经常换新装，很羡慕。我从家里要了一块白布，交给阎玮玺同学，两天后她带来了崭新的卓娅衫，我穿上正合适。她说衬衫是她自己裁减和缝制的，我当时还不信，2003年我们班聚会时我确认那件衬衫是她自己做的——这是我第一次穿新衣的过程。

    阎玮玺心灵手巧，当时她和冯玉秀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像，画得很好。作文课上，胡平老师说：“《杜布洛维娜来了》这篇作文阎玮玺写得很好，但最后一笔不恰当，什么“我真不愿意离开她，她的身上是多么香啊！” 这样会产生一个错觉，好像你不愿意离开她不是因为她的伟大或什么，只是因为香……” 我想,玮玺还记得吧? （张树琪）


（七）团支书


    高二时，在上化学实验课，大家聚精会神地分组做实验，忽听得一个同学喊“火！” 寻声望去，坏了，一盏酒精灯引燃了桌上的东西，火苗呼呼地往上窜，大家有点不知所措。这时只见团支书康泠迅速脱下棉袄，一下子把愈烧愈旺的火盖住了。火扑灭了，实验室器材没受损失，同学们惊慌的心也定下来。但康泠的棉袄烧了一个大洞，她什么也没有说。这就是带领我们这个英雄班集体的团支部书记。她给我们树立了临危不惧，牺牲小我，关心集体的好榜样。（阎玮玺）


（八）团结友爱


    上高三时，我的身体不好，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住得离学校又远。为了让我安心坚持学习不掉队，团支部为我向学校申请了助学金。

    同学们都很关心我，尤其是张兆庆同学还特意让我在她家住了些日子。她家就在学校对面的胡同里。她的妈妈天天给我做好吃的，给我增加营养，使我的健康很快就有了好转。张妈妈对我的关怀照顾我永生难忘。我生活在一个多么团结友爱温暖的集体啊！有难大家帮，有乐大家享，集体关怀我，我也要为集体多做好事。（阎玮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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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集体的故事二：传奇
发布时间：2004年12月10日 09:10 作者：北师大女附中54级高二（二）班

（一） 朴实无华的老班长——高启申


    高启申于1949年12月9日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作为师大女附中高一（二）班班长，她参与组织了我们申请命名为“奥斯特洛夫斯基英雄班”的全过程，引领着我们团结友爱、奋发上进。1954年我们班获此殊荣。1955年高中毕业后她被保送就读于北师大地理系。

    1959年毕业后的数十年间，因极左路线影响，她背着沉重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包袱，从大城市被发配到中、小城市，最后到农村，成为一名公社中学教师。她毫无怨言，勤勤恳恳地培养农村孩子们成长，尽职尽责。直至“拨乱返正”，改革开放，她回到了天津市，并于1983年实现了她的政治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的老伴因脑溢血而半身不遂，卧床十载，她守护至今，爱心不减。（李湘林）


( 二 ) 三个大高个儿的传奇经历


    我们班三位大高个儿姑娘孟雅, 宋泛(又名李琳), 金国士, 都是从老解放区过来的。她们纯朴、豪爽、善良，受保尔精神影响，在高中毕业前夕约定了将来到祖国西部去奉献青春。

    1955年高中毕业，孟雅放弃了学医的兴趣，就读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61年毕业，被分配到新疆某基地进行原子弹试验研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吃的是棉子油，喝的是冰山雪水，大家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任务，然而她的亲人却在工作中牺牲了。

    宋泛在南京医专毕业后志愿支援边疆建设，在天山南部喀什地区和莎车县卫生局工作达22年之久。她学会了维吾尔语，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乡级卫生院，防治地方病、传染病、多发病，普及新接生法，培训卫生员…… 历经艰险，克服了许多困难，为新疆百姓的健康幸福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金国士于1959年在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昆虫研究所。1961年她实践了中学时的诺言，志愿支边，请调到祖国的西南，到中科院云南昆明植物所工作，专攻橡胶害虫防治，后又调到四川泸州，最后在河南新乡落户。她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农民，帮助他们防虫、消灭病虫害，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农民们爱戴这位无私奉献的专家，送给她“神老婆”的美名。

    我们班上的这三位姑娘履行了诺言，成为我们的无名英雄。（李湘林）


（三） 金项链


    我入中学的第一个社会工作是学校的壁报委员，第一篇稿子是“庄秀端献出了金项链”。这样写道：“美帝在仁川登陆了，面对侵略者我们怒火燃烧在胸膛，可是一个小姑娘怎么能上战场呢？庄秀端把母亲给她的金项链捐献了出来，用它变成子弹，消灭敌人，保家卫国……”

    我那时并不认识秀端，后来才发现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粉红脸上黑黑的大眼睛占了四分之一，温柔的声音像是一个可爱的猫咪，后来上高中我们同班了。

    不管过多少年，包括2003年的见面，一看见她我就想起那个项链，并注意地望着她。现在我真的明白了，那项链其实一直挂在她的胸前，它一度升华，带着母爱护佑着战士，一度变成子弹去消灭侵略者，而它的光彩却永远留在小姑娘的项间——这是时代精神的纪念。善解人意的上帝凝固了她的年龄，当我们六十岁时，她还停留在十六岁，胸前闪着依旧的光彩。（张树琪）


园丁篇



（一） 精神食粮


    争取命名“奥斯特洛夫斯基班”的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手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反复阅读，然后座谈心得体会。我家经济困难，不敢向家长要钱买书，只好利用周日休息时站在新华书店去看, 站累了就蹲下看。遗憾的是，我还没看多少页这本书就不在书架上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没想到喜从天降，班主任梅树民老师把一本崭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到了我手中，一股暖流顿时充满了我的全身，梅老师给我送来了精神食粮，我怎能忘记？我收获的这份精神财富至今流淌在我的血液中。（冯亚男）


（二） 梅树民老师


    梅老师是我1952年的班主任，当时他刚毕业。梅老师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微黑的脸上两排洁白的牙齿，一头浓密的头发。他老成持重，不苟言笑。可是有谁记得他在第一次班会上出的是什么节目？

    梅老师唱的是一首黄土高坡上小伙子求爱的小调，原词是“人介（家）都说咱们俩人号（好）/阿弥陀佛天知道/第一次到你家你不在/你妈妈给了我两锅盖/第二次到你家你不在/你爹爹给了我两烟袋/……”梅老师改成：第一次我班上来你们都在/清洁大扫除作呀作起来/第二次我班上来你们都在/读书看报没人把我睬/ 当然，又唱了第三句，我记不得了，反正是没人睬。最后他有气无力地唱道：“阿弥陀佛只有天知道……”那时我刚刚听了一首叫“悲怆”的曲子，正不懂什么叫“悲怆”，忽然明白大概就是这意思吧！

    慢慢地我发现，梅老师讲课可真叫棒，内容、语调、速度都绝对是严格训练过的。他的声调有时激昂，加上杏眼圆睁[对女人的形容词，不妥]，手势助兴，一听就是重点。平稳之处如丝丝细雨，润物无声，很快让人熟记课的内容。讲台上游刃有余，转过身来咯嗒一声，粉笔着路，随之响起的是下课铃声。后来梅先生作了校长，很是了得。但我心中的梅先生永远是那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张树琪）


（三）画圆


    几何李老师来了，她面对黑板抡起胳膊画了一个圆，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怎么比圆规画的还圆？”“圆心在那里呢？是在黑板上？不，是肩膀轴儿？不，是穿过肩膀轴垂直黑板的一条线。”胳膊一抡画起了一个锥形，……那么老师和黑板的距离，手臂长短和圆的大小一定有个什么数学式吧……于是我开始走神儿了，发呆，后面的课也没有听见。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无理要求，小学中学的老师不要太卓越，太美丽，学生中不乏我这样的歪才，在惊愕赞美之余就会浮想联翩，误了课程。不是吗？芭蕾舞演员都好瞪着眼，冰冷着脸，就是怕这个。（张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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