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 《红色中华散记》附录2

Gowest

附录二
（美）埃德加·斯诺

　　人物小传(二)
　　(1968年发表)
　　1960年，毛泽东告诉笔者，蒋介石开始反革命时共产党员原有约五万人，“大屠杀”后只剩了约一万人。到1960年，这一万人陆续死得只剩下了大约八百人。毛说，归根结蒂，中国是靠这八百人管了多年而且还要管好多年。这八百人中大约四分之一是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①。在最高层，由其中的数十人组成党中央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到1968年，他们大部分还是《红星照耀中国》当中介绍过的那些男男女女②。
　　在提供下列人物材料时，并不是按照是否收录或材料多少来说明该人在党内的相应地位，而是为了帮助读者继续了解一些已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介绍过的人物尔后的经历。最知名者按其党内用名的英文译名字母的顺序排列。有些人物小传的新增加的细节是本人向笔者谈的第一手材料，最初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未曾收录，是从《红色中华散记》中摘转过来的。下列的许多人物材料已被好几部人物辞典刊用，其中有名的有《当代中国人物大辞典》(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纽约版)。
　　瓦西里·布留赫尔将军(Vasili Bluecher)别名加仑(Galin)，1925—1927年国民党的首席苏联军事顾问，回俄国后被处决或死于西伯利亚囚禁地。
　　米海尔·马可维奇·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1927年回俄后主编《莫斯科每日新闻》。在斯大林患偏执狂的晚年，鲍被流放并死于囚犯营。赫鲁晓夫领导时为他“恢复了名誉”。
　　张学良 1898年生于满洲辽宁。尽管蒋介石总司令正式对他进行了审判并予“赦免”，但还是把他当作犯人亲自看押，从1936年起直到今天。蒋逃往台湾时还把张带着。据报道，张在1963年获得了极其有限的离家“行动自由”。张少帅至今(1968年)未能公布他所知道的西安事变经过。有报道说他在台湾专心于学术研究，已成为研究明史的首屈一指的权威。
　　张国焘 1934—1936年间同毛泽东争当党的领袖，是毛最重要的对手。1897年出生于江西吉水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1916—192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即成为学生领袖，在北大期间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而毛泽东也是受此二人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张是中国共产党十二位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一建党即进入中央委员会，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他协助组建了华北铁路工人联合会，在1923年举行了大罢工，有八十名会员被处决。中共五大改组时，张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继续领导组织委员会。
　　张参加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之后在苏联住了三年。1931年回上海后再次进入政治局，被派往领导长江以北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并当选为中华全国苏维埃两位副主席之一，由毛泽东任主席。张的管辖势力范围是在鄂豫皖边区开辟的游击根据地，他在那里任红军的总政委。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就是徐向前，他手下的一员大将是徐海东。(1932年)被迫放弃华中后，他移驻川陕边区。1934年他又被国民党军队驱赶到四川西部。
　　红军两支主力部队于1935午6月长征途中会合。毛率领南方集团，张率领从长江以北撤下来的各路部队。他们两人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较量。张及其支持者拒绝承认1935年在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决定的毛的“主席”最高领导地位。张反对毛进军陕西的战略方针，想同国民党谋求妥协，实现和平。他还坚持认为毛违反了国际“路线”，遵义会议是非法的，因此必须重新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让毛下台。据张国焘声称，毛已三次受到中央委员会的申斥和被中央开除(约翰·E·鲁《毛泽东在反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8～9页)。继《红星照耀中国》中已表述过的事件之后，张分裂了红军，在毛率领第一方面军去陕西时将他的部队(第四方面军)留驻川西地区并将朱德扣押(?)起来。一年之后，他在多方的巨大压力下才被迫北上。在过黄河时他那路纵队几乎全军覆没。张和徐向前仅以身阿免，辗转到了延安，而将打散的部队交由李先念指挥。
　　1937年，张在中央委虽会延安会议上受到“批判”。他于1938年离开红色地区投奔汉口的国民党。他在《敬告国人书》中把国民党奉为“最革命之政党”，蒋介石则是“唯一之领袖”。他随之被开除出党。
　　1949年后，张在香港过流亡生活，毛泽东将张的全家送去同他团聚。有关毛张斗争的详情，请阅《红色中华散记》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眼下(1968年)已安排出版英文版的张国焘自传。
　　张鼎丞 中共福建重要领导人，1897年出生于福建永安县清沙(译音)一个贫农家庭。1966年8月再次被选入中央书记处，当时他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红卫兵实行“红卫兵、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三结合”，改组福建省政府，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领导人，但张显然仍在掌权。
　　张是小学教师，1926年参加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回到家乡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于1928年领导了清沙暴动。之后任闽西苏维埃主席，1930年进入中央委员会，在反李立三的斗争中支持毛泽东。长征期间他留在福建，和后来组建新四军的陈毅和粟裕会合。从1940年到1944年，他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教。1948—1949年在陈毅手下任华东人民解放军和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1949年任福建省委书记；1951年任福建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1949—1954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1953年兼任党的华东局成员。1954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6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69年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陈赓 湖南湘乡人，生于1904年，死于1961年，黄埔(1925年)毕业生，1926年在俄国学习，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他毕生历尽艰险，最终当上了大将(1955年)，去世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他在1936年同笔者长谈，讲了他的毕生经历，生动地说明蒋介石力图争取红军指挥员中的黄埔生。关于陈赓自己的经历，请参阅前文。
　　陈伯达 因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他由 1962年继续当选政治局委员，并由第二十三位跃居第五位而为举世瞩目。他还是负责红卫兵思想教育的政府副总理，党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主编。他只是在1937年到延安遇见毛泽东并担任其“政治秘书”和文字书记员之后，地位才逐步上升。
　　陈1904年生于福建惠安县，在厦门、广东上了小学和中学，后来担任军阀张贞的秘书。据说他在1925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共产国际举办的中山大学学习，一直在俄国住到1930年，但他似乎在这一阶段紧张的党内斗争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1930年他到北京的中国大学任教，改名陈其美，同时用真名写劝人爱国的文章。虽然陈后来声称他在中国大学暴露过他的身份，却在那里几乎是平安无事。《举国怒吼》(The Roar of the Nation)(1963年北京版)断言：“陈伯达，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人之一，也在中国大学任教……他讲授的周朝末年哲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该书作者还说，“反动派”几次想对他“下毒手”而未能得逞，后来以他讲话带福建口音(原文如此)为由，想把他从中国大学赶走，但又未奏效。它没有提供有关陈在刘少奇领导地下党时1935年学潮中的作用的细节。事实上，陈从俄国回来后的头七年当中，他从事的党的活动极少透露。
　　日本人占领北京(1937年7月)之后，陈取道去了延安。他在党校教课，并在陆定一领导的中央宣传部搞研究工作。他原本是搞理论的人，毫无作战经验，然而他的文章以及熟悉俄国党的历史，受到了毛的赏识。
　　1942年，陈以共产党战争时期报纸《新华日报》编辑的身份去过重庆短暂时间，但1943年又回到延安中宣部工作，这使得他和毛过往甚密。就在那一阶段(1937—1947年)，毛泽东写出了他的主要理论、历史和军事著作。陈是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随时帮毛出点子的。这时毛的领袖地位和他1937年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遭到了王明攻击，这导致毛在 1942年发动了“整风”运动。党断然拒绝王明观点的文章均出自陈的手笔。
　　1945年，陈在辅助毛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当选为八大中央委员。1946年他首次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露面。到1949年前后，他成了陆定一之下中宣部第一副部长，1955—1956年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对于他这样一个1937年前在党内实际上是无名小卒的人来说，可谓青云直上。
　　毛1949—1950年初次访问莫斯科时，陈陪同前往，毛、斯会谈时可能由他担任译员。毛1957年去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作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讲话，陈又随行。
　　在莫斯科培养的中国留学生当中，陈是少数几个避免卷入巴维尔·米夫或者有些由苏联指挥的中国党领导人(即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明目张胆的阴谋活动的人中的一个。那些人在1935年之前(见博古、王明等条)同毛泽东进行了激烈交锋。他们犯了错误，在三十年代把陈排除在他们的圈子以外，于是毛就有相当理由加以信任，把他当成忠诚的弟子和政治上的博斯韦尔③，而这正中陈的下怀，他在很大程度上确也实现了这一愿望。
　　除毛一人而外，陈伯达发表的哲学、政治和党史的书籍可以说比任何中共显要人物都多。在1937—1938年间，他写了关于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的文章。四十年代他写了《论十年内战(1927—1936)》和《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试释》，这些都是和毛作了反复商榷才定稿的。1949年和1952年，他写了两本颂扬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小册子，以适应中共最大限度地依靠斯大林时期的策略需要。但是他在中国赖以登龙之作，当数他的题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文章，以及题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的书(均作于1951年)。他还是《毛泽东思想》的编辑。1958年他担任《红旗》杂志的主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他在党史界是决定一切的。
　　他在(1966年)陶铸倒台之后取代陆定一，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撤职，陈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宣部长，他也就成了文化部的总头目。他在政治局的名次仅次于毛、林彪和周恩来，作为毛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笔杆子，他负责在官方的报刊上对选定的清洗对象发动攻势。在许多用来为清洗开路的大字报上出现的关于党内斗争历史极少为外界所知的尖端材料，包括对他的上级陆定一、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攻击，大概主要是由陈向乳臭未干的红卫兵提供的。陈还主要负责汇编风行全球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以及一大套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战文章，用小册子形式(于1966—1967年)，以多种文字发行。
　　1966年，官方的新华通讯社称陈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人，他的最亲密的合谋者之一就是第—副组长江青(毛泽东夫人)，江还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化顾问。到1968年前后，原来由政治局委员掌握的行政权力的残余部分，随着毛同这些人一刀两断，眼看要由陈来接班了，然而他在党的军队的老干部当中缺乏威信。在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陈被选进了政治局。
　　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除李大钊之外，陈是1919—1927年间较之其他任何文化和政治领袖对激进青年更有影响的人物。他同李大钊一起，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而毛主义的大厦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陈1879年出生于安徽怀宁的一个富有的官僚家庭，攻读过经书，领导过大革命，(1942年)去世时是一位杂文作家和古汉语研究者。
　　1915年，陈独秀因为创刊并主编当时最负盛名的《新青年》杂志，尔后被聘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新青年》在1917年发动了一场激烈而影响深远的语言和文字改革，它也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喉舌。陈独秀因为参加五四运动而被当局监禁三个月，此后，他辞掉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职务去上海(1920年)，组织布及全国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他和李大钊一起，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创始领导人之一。关于1927年7月以后，他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的评论，参见《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1968年英文版)第4篇第5节注释①；第6节注释③。讨论陈独秀问题，现在可以从许多渠道取得补充材料。包括他本人的著作；也可看他的传记。尤其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以及伊萨克斯、许瓦茨等的有关著作和《中华民国传记辞典》(1921—1965年)。
　　陈毅 名不虚传的军事英雄，1958年起任中国的外交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1901年生于四川乐至县，陈的父亲是一位地区行政官。他在成都受中学教育，并在当地美国人开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学会了打篮球。在获得了奖学金到北京一所法语补习学校学习一年之后赴法勤工俭学，(在1919—1921年间)一边做工(装卸驳船、洗碗和在米什林厂、克勒佐厂当工人)，一边在一所职业学校和格勒诺布尔的一所工业专科学校读书，他在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它后来并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他和另外几名团员，因在里昂的法中学院举行静坐罢课而被驱逐出法国。他回到四川以后加入军阀杨森的参谋部。1923年在北京参加国民党。1923年他以共青团员身份转为中共党员。他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两年(1923—1925年)之后，接着到广州黄埔军校，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政治教官。
　　在(1926年)北伐战争中，他被分配到叶挺部任参谋工作，参加了南昌起义。他随贺龙、叶挺撤退到汕头后，又随朱德撤至赣南。1928年初同朱德一起上了井冈山。他先担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1929年起任第13师师长。1930年，在毛同李立三领导的中央争论时他站在毛的一边，并同彭德怀一起，平定了参与富田事件的党内反毛势力。在长征期间，陈同项英一起留在后方，指挥江西红军的后卫部队，从1934年到1937年，艰苦奋战，救亡图存。大规模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准许南方的赤色残余分子重新集结，编成由叶挺和项英指挥的新四军。它迅猛发展。蒋委员长深为惊恐，竭力要把它全部赶到日本占领地区去。1941年1月，部分新四军遭到国民党的伏击，项英被杀害，叶挺负伤被俘。在粟裕、谭震林和张鼎丞率部支援下，陈收集残部，被毛泽东任命为新四军代军长，不久，刘少奇去他那里任政治委员。
　　到1945年前后，新四军已从日本人手中开辟出了一大块领土，建立了最大一支华中共产党军队。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日本投降和叶挺去世后，陈在1946年担任新四军全线指挥，改名华东人民解放军。1947年内战再起，陈毅所部在1948年6月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攻占了河南省会开封。之后不久，成立包括刘伯承、粟裕、谭震林以及邓小平总政委在内的“总前委”，陈任总指挥。在11月的淮海战役里，陈给了蒋介石的主力以决定性挫败，致使国民党丢掉华东。编为第三野战军的陈毅所部进占了南京、上海和长江以南的浙江和福建省。
　　胜利后，陈毅连续或同时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及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4年通过宪法和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他首次被选入政治局。从1949年起，外交部长一直由周恩来总理兼任，1958年后由陈毅接任此职。与此同时，陈卸去了上海市长职务。
　　1961年陈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印尼，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1963年2月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缅甸和柬埔寨三国；代表中国出席了肯尼亚独立日庆典；陪同周恩来作了1963—1964年的非洲十国之行；并代表中国参加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1965年，为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访问了雅加达。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1966年8月)，他保住了在政治局和政府职务的地位，但仍不能免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攻击。他们贴出了指控他的大字报，说他不让红卫兵进外交部的大门，到各办公室去搜查具有反动思想或修正主义思想表现的人和事。外交部屡遭攻击，陈派往国外的外交人员被指控为在穿戴饮食、文化活动等方面采用腐朽的资产阶级习俗，包括看裸体女人电影和酗酒。许多人被召回北京进行审问。然而在1967年的国庆典礼上，陈毅的大名赫然位于政治局委员名单的前列。
　　到了1968年，陈遭到了红卫兵的猛烈攻击。在1969年4月举行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毅元帅虽然仍当选为中央委员，但被从政治局里给清除了出来。
　　陈的第一位夫人1934年死于江西，第二位夫人张茜原先是一位小学教员。
　　陈云(廖程云) 从1934年起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66年再度选入政治局，尽管他和刘少奇长期共事过，红卫兵又对他进行了许多口头攻击，但在1967年的官方报刊上，对他仍有赞誉之词。
　　陈190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1924年加入中共时是排字工人，他擅长组织工会，在江西苏区(1931—1934年)时组织手工业工人。1935年在遵义支持毛泽东，反对原来的政治局领导，之后，担任党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后被派往莫斯科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7—8月)的代表。他向大会报告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也许正因此毛才(第一次)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陈同王明和康生在1937年一起回国，他在延安很快就采取拥毛立场。他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和刘少奇的《怎样做一个好党员》④，都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学习材料，目的是要用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取代进口的教条(到1967年，刘少奇的书已被北京谴责为“毒草”)。
　　陈擅长经济和财政工作(1940—1945年)，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他是和林彪一起被派往中国东北为夺取政权进行准备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从1949年起，他一直担任主管重工业、财政、国家计划和工会组织的职务。1954年出任副总理。
　　陈和刘少奇一样，是具有长期的城市工人阶级组织工作实际经验的中共极少数人当中的一个。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在政治局统治集团中由第五位下降到第十一位，这表明，否定集中指导的经济和企业计划管理方针，大概就是打破党内技术官僚某些大权的运动的组成部分。红卫兵指控这些技术官僚推行“经济主义”——意即按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搞物质刺激——确切地说，推行“利别尔曼主义”。陈于1969年被贬出政治局，但保留了中央委员的位置。
　　江青 毛泽东的第三任夫人(不包括幼时定亲而未成婚的那次)，从1966年起突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文化裁决者的角色而执掌巨大的权力。她的真名叫李纯青(云鹤)，1912年生于山东泰安，就在中国“五岳”之一的泰山脚下。
　　江青父母是中产阶级后代，家境不丰，在她孩提时就分居了，但她母亲设法让她在济南上完了小学。后来她考上省立戏曲学校，靠公费上学。校长赵太侔，后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江青在那里当过图书馆员，并遇见了在1935—1937年间成为华北学生“造反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俞启威(参见黄敬)。俞的妹妹俞珊嫁给赵太侔时，已经是成名的歌手和演员。江青通过赵结识了俞氏兄妹。俞氏兄妹的叔叔俞大维是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还有一个姑夫曾昭伦是原教育部次长。江青遇见俞启威时，俞是青岛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宣传部长。
　　江青于1933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同年，俞启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处死刑，但他那有权有势的叔叔俞大维在1934年把他营救出狱。这一情况是笔者于1935年在北京初次见到当时叫俞大卫的俞启威亲口告诉我的。他当时任中共华北地下党宣传部长，用名黄敬，是参加和部分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北大学生的主要共产党顾问。
　　江青于1934年回到济南，嫁给了一个艺名唐纳的演员。他们一起在初创的上海电影界工作。江青取名蓝苹(蓝色的苹果)扮演角色。他们在1937年离婚。江青同另一位女演员(此人后来嫁给李德)去了重庆，她在重庆参加爱国戏剧工作。她克服艰险，长途跋涉，设法到了红都延安。江青1938年到延安后进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培训为前线服务的文工团。江青正是在鲁艺遇见毛泽东的。
　　在这之前一年，在毛的要求下，由中共中央成立特别法庭决定，毛同贺子珍离了婚。
　　笔者1939年在延安见到江青时，她身材苗条，年轻美貌，刚嫁给毛几个月，打得一手好桥牌，烧一手好菜。她给毛生下了二女，到1967年时据报道她们均已结婚。
　　在1964年以前，除了以毛夫人的身份露面外，她极少参加政治活动。从那次发动文革的中央全会(1966年8月)以后，她的重要的、崭新的和独立的作用才充分显示出来。她出人意料地被宣布为“第一副组长”，按官方的提法，陈伯达是“中央委员会文革小组长”。在八月全会后举行的汽车列队游行时，江青站在第一辆车周恩来的旁边。
　　直到1967年党的理论喉舌《红旗》杂志(陈伯达主编)，发表了江青在1964年7月对文艺工作者的谈话，这一切才真相大白。《红旗》宣称，这一讲话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嗣后的各种材料，都把这誉为江青遵照毛泽东的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化指导方针，发出了改写歌剧、戏曲、芭蕾舞和交响乐的“指示”，目的是要突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和资产阶级无赖恶棍。
　　《红旗》杂志还宣称，毛夫人领导的对吴晗写的《海瑞罢官》一戏的“揭露”，指出它的资产阶级反动性，是对毛泽东借古讽今的赤裸裸的攻击，就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它硬说彭真、刘少奇等“修正主义分子”在他们自己和吴晗一起被清洗之前，力图反扑，接管在萌芽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旗》报道说，正是江青受林彪元帅委托，1966年2月在军队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完全得逞。直到1966年5月毛写的通知用中共中央名义下达后，才最后把他们清除掉。这个通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随之展开的对“反毛分子”的大清洗。
　　作为毛的副手，江青成了军队的文化顾问。在歌剧、戏曲、电影和音乐界的作家和艺术家当中，她是判定是否符合无产阶级文艺标准的太上皇。许多人被强制接受思想改造，另外好多人——包括整个剧团——则被编进了军队。随着江青和红卫兵下定决心，千方百计要用新型的人民英雄取代“旧习惯、旧思想、旧文化”，在那一个时期，传统历史题材和形式的戏剧实际上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在1969年党的九大上，江青当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是除林彪夫人之外唯一得到这种荣誉的女性。
　　蒋经国 蒋介石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蒋介石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后，同宋美龄结了婚。蒋经国在1968年已有效地控制了台湾的军政大权，一般认为他将继承蒋介石掌管受到美国保护的台湾政权。他1909年出生于浙江奉化。他1927年去俄国以前一直由家庭垫师进行教育。他1927年从共产国际的中山大学毕业，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中国分裂后，他留在俄国，学习军事和政治科学。他反对王明，因而受到多次流放的惩治，后来任工厂厂长工作。1937年，斯大林亲自批准让他回中国，他同父亲重新言归于好并加入了国民党。抗战时期他父亲给了他一份江西的差使，主要任务就是镇压赤色分子。他同他的俄国妻子一起参加了基督教卫理公会派。1949年随其父逃往台湾。他是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蒋纬国是他的过继兄弟，是蒋介石的义子。蒋纬国的父亲是右翼国民党领袖戴季陶，母亲是日本人。
　　周恩来 党内曾用名少山。他在1936年对我谈他自己的情况时讲得很简要，没有如实说明他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和他九死一生以及安然度过政治风浪的充满戏剧性的经历。1928年他访问俄国，在中共六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之后留在俄国入中山大学接受专门的思想灌输，同时接受某些军事训练，这时他已成为党内最高领袖的候选人。打这以后，周本来似乎唾手可得，但他从来没有向这方面伸过手。
　　1929年回到上海后，他支持总书记向忠发和操纵向的李立三。1930年时，周作为中共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他原本可以领导对李立三的攻击，但却让王明发了难。在上海这头，在外国人统治的公共租界这一庇护所里，周继续同李立三共事，直到李1930年11月奉召去莫斯科，要他检查他的(也是共产国际的)城市起义失败的责任。1931年1月份，巴维尔·米夫(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耍手腕把周撇在一边，让王明控制了政治局。直到这时，周才真正和李立三决裂，公开认了错，请求党“谴责我的错误”。周被留在上海政治局内，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就在那年他被新领导派往江西，接替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在这一岗位上，他从事把有王明(在莫斯科)作后台的，来自上海新政治局总书记博古的遥控，同毛泽东在农村地区战斗的共产党人中间的实际统治，加以调和折中的重要任务(毛当时是苏维埃“主席”，但只是政治局及其中央分局的一名委员)。
　　1932年周担任朱德所部的政治委员，这时他在江西的威望开始超过毛。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就深得诸如林彪、左权、聂荣臻、李达、叶剑英、肖劲光、徐向前和陈赓等学员和教官的信任。作为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他已是一位战斗英雄。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有机会接触了斯大林，并和王明、博古集团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毛自己重要的湖南人阵营中，他组织旅法青年知识分子，创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早就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如今他主管党在江西的思想灌输工作，又扩大了他在最新的军队干部中的影响。大概正是周这种无与伦比地同各种派别能保持最广泛的联系，使他担当起了在各派力量之间进行调停和平衡的角色，而不是在一场核心领导的斗争中用只有对这一或那一派实行暴力压制的办法去拼命争夺个人的领导权。
　　甚至在1934年，当博古和洛甫把毛开除出政治局，由周担任整个红军的总政委的时候，他还是想方设法不同朱德和毛泽东最后决裂。1935年1月作为转折点的遵义会议批判博古和洛甫的领导时，周恩来顺利地实现了把权力过渡到由毛泽东任主席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手里。从那时起，周一直对毛的领袖地位矢志不渝。
　　红军到达西北以后，周越来越多地担任主要外交家的角色。他同张学良元帅谈判停战协定。从而导致不久就发生的西安事变，周最终利用这一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在抗日战争中，周率领中共代表团常驻蒋介石政府，先从南京迁往汉口，然后又迁往重庆。1939年，周经蒋同意在莫斯科过了六个月⑤。他回到延安，然后又去重庆领导驻那里的八路军(共军)代表团，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他对非党的知识分子礼贤下士，同西方外交人士广为结交，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本人和延安的威信。与此同时，周还领导着仍未取得合法地位的党的南方局。
　　国共两党关系大大恶化后，周于1943年返回延安。但 1944年又奉派往重庆，谈判成立联合政府的条件。这一谈判归于失败，1945年周和毛赴重庆参加美国大使派特里克·赫尔利将军主持的停战谈判同样遭到了失败。(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党的第七次大会上，周作了一个长篇报告，被选进了政治局五人书记处，当选为党的副主席和最高的军事委员会成员。接着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由乔治·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国共和平谈判，直到1946年全面内战再起方才撤离。回抵延安后，他同毛在最高指挥部并肩工作。1949年攻陷北京后，周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机构，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50年，他参加了毛同斯大林的莫斯科会谈，签订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2年他参加关于收回俄国租借地的谈判；1953年他倡议了朝鲜停战谈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组织政府时，周又同时担任政府总理(从1954年起)和外交部长(1954—1958年)。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赢得了对中国的国际问题立场的普遍赞扬。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他起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印度和缅甸的赞助发起下，成了会议宣布的短命的亚非团结的政纲。同年，他倡导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为和平解决分歧提供了希望。1955年和1956年他广泛访问了亚洲国家，进一步改善了中国在前殖民地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在欧洲，当莫斯科同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严重争执时，周亲自作了干预(1957年)，由于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引起苏联政策“解冻”之后恢复了“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而立了一功。
　　1958年，周辞去外交部长职务，由陈毅元帅接任，但在一触即发的台湾危机中，还是由周宣布中国愿意恢复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才转危为安。随后两年中，周同好些邻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朝着和平共处的目标又迈出了新的步伐。有着重大意义的是，他却未能同印度解决边界争端，为之(在1962年)打了一场短暂的战争。这和中苏合作破裂不无关系，早在1960年中苏不和已见端倪，在1962年肯尼迪同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对阵时再次暴露。这时中国的外交转取强硬方针。随着旧的集团四分五裂，中国咄咄逼人，硬要各国共产党在中苏之间作出选择。周贯彻执行了中共关于独力支持许多国家中的革命战争的路线，将竞争共处踩在脚下，高喊决不同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
　　直到写作本文时，尚无公开材料足以证明周曾参加过不同意毛对苏联的赫鲁晓夫及其后任发动愈来愈激烈的思想意识战争的反对派。对中国而言，这场争论的后果之一就是外交上处于僵死状态，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党扬弃毛的绝不同美苏两家和解的政策。1964年和1965年，周恩来先后出访亚洲残存的友好国家和非洲新国家，最后以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达到高潮，标志了中国外交成就的新顶峰。1966年，随着美越战争的加剧，同时又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一概示威声讨，结果只能是整个断绝了这一阶段中国的外交活动——就连所谓中国在第三世界最有涵养的一些朋友也给疏远了。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进一步肯定了周总理在党的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在这以后，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稳定连续性的中心人物，更是大大加重了肩负的重任。在检阅红卫兵游行时，他举手致礼，站在毛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下首。除此而外，他只是成天忙于拼凑行政机构，竭力防止党的官僚机关分崩离析，酿成灾难。总的来说，火车、飞机、汽车继续在运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继续在工作，到写作本文止，全面内战并没有使中国重新回到原先的四分五裂和无政府状态，全要归功于周的不倦的努力。达就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法完全控制党的机构，它企图从政治上摧毁其主要目标“中国赫鲁晓夫”——指的是宪法规定的国家首脑刘少奇主席——及其在中央的支持者，但未能全部实现。中国的舆论动向正在发生变化，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都认为，正是周恩来(这位常被称为“中间人物”的人)在1967年8月一群暴徒围攻和火烧了英国代办处，打了英国代办之后，据报他下令红卫兵“回家不许上街”。
　　到1968年，不管怎么说，情况看来依然如故，在中国，除毛一人而外，谁也没有像周那样在党内外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尊敬。情况看来也很清楚，在毛还健在时，周决不会取而代之。在(1969年)党的九大上，周被选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位列第三，毛居第一位，毛正式指定的接班人居第二位。
　　朱德 1886年12月18日生于四川仪陇县，祖籍广东。他兄弟姐妹共十三人。他1927年在井冈山创建红军时就担任总司令，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正如他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所讲的那样(见《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56年纽约版)，朱德饱经风霜和斗志昂扬的一生，就是一部具有丰富的社会学和历史学重要价值的文献。然而在1936年，实际上没有出版过关于朱德的准确材料。笔者的采访笔记是从同朱德并肩作战多年的同志处采集得来。共产党人相互之间有一个特点，彼此对私人生活的了解，都含糊不清而且来自道听途说。举例来说，有人对笔者讲，朱德家里是“有钱的地主”。实际上他父亲是个一贫如洗的农民；朱德9岁时过继给富裕的伯父，伯父供他上学。
　　朱德于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在柏林受周恩来的影响。从1927年起，他和毛泽东形影不离，犹如毛的“第三条臂膀”，只有一年例外，这一年他被张国焘——据他对史沫特莱讲——用“暴力”扣留在中国西部。要是没有朱德的忠贞不渝和舍己为人的全力支持，真难以想象毛会在他开展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特殊革命模式中平步青云，名就功成。
　　从1950年到1956年，朱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6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他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第一名元帅。直到1966年他一直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委由毛和各位副主席组成。
　　朱德生活简朴，体健惊人，八旬高龄还打篮球，篮球是他在四川基督教青年会学会的，爱好运动项目，在军队中很得人心。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朱从政治局常委下降为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他和毕生的战友贺龙一起遭到了学生娃红卫兵的攻击。然而在1967年的国庆大会上，他出现在主席台上毛的身边，官方把他列为仅次于政治局常委第一名政治局委员。1969年他再次被选入政治局。
　　瞿秋白 中共第二任总书记，1889年生于江苏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1935年按蒋介石的手令予以处决。他在他写的《多余的话》中，把他担任短暂的领袖说成是演了一出错误的喜剧，是一次“历史的误会”；他认为自己是一块文人的料，天性不适宜搞政治。
　　瞿的父亲遗弃了妻子和六个孩子。瞿的母亲受过教育，她教瞿秋白写诗。他当过小学教师，帮助全家勉强糊口。他17岁那年母亲自尽身死。1916年瞿想进北京国立大学读书但缴不起学费。于是他进了不收学费的俄语学校(1916—1919年)，他在这所学校里开始学习革命的政治。1920年他作为北京《晨报》记者前往俄国。他写的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报道汇编成书，成了当时的畅销书。他于1922年加入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在共产国际开办的中山大学学习兼授课。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发现”了瞿秋白，让他担任自己的翻译兼秘书。陈把瞿带回国内，他在广州同时任中共中央委员(1923年)和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1925年他到上海大学任教，参加了“五·卅”事件。
　　1927年瞿参加了反陈独秀集团，认为陈应对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负完全责任。在南昌起义之后，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华中地区幸存的中共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会议谴责了陈独秀，选举瞿秋白为总书记。新的领导听从罗明纳兹(斯大林的代表)的摆布，号召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以迅速惨败而告终。
　　1928年夏，瞿二度来到莫斯科，在中共六大作了报告。他被认为应负“左倾机会主义”之责，由向忠发接替他担任总书记。他留在莫斯科写论战文章，出席了为时很短的在巴黎和柏林召开的共产党会议。他还设计了雪瑞尔(Cyrillic)汉语拼音法，后来被俄国人采用了。
　　在瞿同张国焘结成反对巴维尔·米夫统治的“统一战线”之后，据说是米夫竭力把瞿逐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的。瞿于1930年末回国。之后好多年，他一直是实际上的地下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他用化名写了大批文章，鲁迅一直保护着他，在上海法租界给他觅了几处安全藏身的地方。他翻译了数不清的俄文作品，他提倡“为人民服务”而写作。1931年，瞿在党内获得平反，在第一届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教育人民委员，但他无法从上海脱身(此职由徐特立兼任)。1934年1月，他进入江西苏区，在毛泽东任主席的苏维埃政府担任教育和文化部长(委员)。
　　长征开始时，瞿因患病留下未走。在企图去上海途中被国民党部队于1935年初截获。他在6月被处决。过了二十年，才把他的遗骸埋葬在北京的革命烈士公墓。人们把他当成英雄烈士。北京出版了四卷他的文艺作品集，但没有出版他的政治著作或者他在狱中写的遗书《多余的话》。欲知对瞿的详细论述，请参阅T·A·夏所编《瞿秋白的自传体文章》，载于《中国季刊》(伦敦出版，1966年1—3月号)。1966年，红卫兵加以攻击，把瞿列为“叛徒”，1968年，官方报刊诬蔑他是资产阶级势力。
　　方志敏 在1935年被俘就义前一直是江西省委领导人和农民游击战争的组织者。1927年任国共两党的江西省委书记。他支持毛的“农民路线”(1927年陈独秀和中共加以拒绝)，在江西的秋收起义中领导了第一支农民队伍。他在井冈山同毛和朱德会合，后来在重要的古田会议上支持毛的纲领，毛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建设红军的基本法规，其中包括高度重视地方赤卫队。他在长征以前的整个时期始终坚信毛的观点。他同后卫部队一起留在江西(参见陈毅、粟裕等条)，被国民党俘获。1935年他被装在一个竹笼子里游乡，然后被斩首。
　　贺龙 本文涉及他的生平大都来自传闻，事实上他的一生较此更为超群绝伦。1896年(清朝期间)生于湖南桑植县，父亲是军官，在毛泽东着手组织农民武装起义之前至少十年，贺龙就已经这样干了。他的“土匪”名声由来已久。早在他还是个16岁的青年时，由于无钱上学，食不果腹，就下乎杀了一个政府官吏，聚结了一帮绿林好汉。到他21岁那年，他手下已有一万九千人，占了八个县。有三个省的造反分子团结在他周围，自称农民军。由于他们人多势众，政府军只好一律予以赦免和资遣。贺龙获得自由，南下长沙，投奔孙中山。
　　1920年，贺辖有一旅国民军。1926年担任国民党第20军军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叶挺、朱德一起在1927年8月1日举行南昌武装暴动。起义失败后他逃到上海，接着又进入湘赣地区重新为朱、毛招兵买马。从1927年起他一直是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但到1945年才当上中央委员。1969年他被免去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职务。
　　在1935—1936年的毛张之争中，贺龙的二方面军拒不支持张国焘，这对张的最后失败起了决定作用。在整个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内战当中，他都担任野战军司令，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作为内阁成员(体委主任)和副总理，他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保住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但据报1967年即开始在大字报上受到温和的攻击，说他同情罗瑞卿。
　　贺子珍 毛的第二任夫人(不算毛未完婚的幼年亲事)，是江西一个地主的女儿。在1930年加入共产党和嫁给毛之前是一个教师。1937年，贺子珍正式控告延安的一名女译员吴广薇(“吴莉莉”)(译音)勾引得毛变了心。毛否认这一指控并提出离婚，中共中央成立的特别法庭判决离婚。吴小姐和贺子珍都被赶出延安。贺子珍和毛在江西生过两个孩子，长征开始时留了下来交给红色农民抚养。战后再也没有找到这两个孩子的下落。在陕西时贺子珍又和毛生下一女。我1939年在延安时有人告诉我说，贺子珍已经带着她的孩子去俄国居住。
　　夏曦 毛在1918年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参加了毛组织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直到1967年他一直是高级的中央委员，1969年被黜⑥。
　　向忠发 (1928—1931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大抵是当李立三及其后台、斯大林驻华代表罗明纳兹的傀儡。向在与共产国际六大同时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取代瞿秋白担任总书记。
　　上海工人阶级出身，中文半文盲，在俄国共产国际的中山大学受过训。为了打破中共政治局中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相持不下的僵局，共产国际选中了他。向充当头面人物，背后是罗明纳兹支持这一阶段的立三和国际路线。在斯大林的控制下，共产国际这时刚作出决议，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分崩离析，因此连社会民主党人都不能与之妥协，共产党要起来领导即将到来的伟大革命高潮。
　　当主张在红军配合进攻下举行城市起义的立三路线失败时，李立三在1931年1月的党中央全会上受到了批判。向忠发只是在低声下气地检讨了错误之后，才被保留在政治局。国际的巴维尔·米夫成了中央政治局幕后新的掌权者。当李立三领导发起一次反对米夫统治的斗争时，米夫设法把他召回了莫斯科。就在此时，李立三的追随者顾顺章向国民党警方告发了向忠发的住址。向在6月间被捕并被处决后，王明成了总书记。顾顺章一家人全被暗杀，国民党警方报称乃系中共政治局进行的报复性凶杀。不管是真是假，这一报告使中共在上海工会中的影响破坏无遗，因为工会是跟顾跑的。
　　萧劲光 1902年生于湖南长沙，1967年时中国十二名军事领导人之一。萧是一个中产阶级子弟，曾就读于湖南师范学校(毛的母校)。他在1920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到达俄国，进了共产国际举办的中山大学，成为中大中共支部的成员。1924年回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兼学员。(1926年)参加了北伐，1927年大屠杀后又去俄国(红军陆军学院)学习，直至1930年。回国后即进入江西苏区，任第7军团长。
　　萧从未参加“留俄学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团体。1933年他拥护所谓的“罗明路线”，在党内斗争中采取了亲毛立场，谭震林、邓小平、邓子恢以及毛的弟弟毛泽覃也都支持这一立场。萧同他们因对抗政治局的指示而受到了党纪处分。萧在1936年告诉笔者，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推翻了毛和朱德决定要在1934年间奉行的战略方针，导致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共战役获得胜利(本书前一部分已收有萧劲光的自传)。
　　长征以后，萧参加了1935年东征山西，因在山西募到了八千人志愿参军而受到赞扬。他担任林彪的副司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功勋卓著。1955年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从1945年起任中央委员，从1954年起任人大常委委员(随着林彪在1966年上升到政治局第二号人物)，萧成了权力极大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的候补委员。1969年他虽未再次被选入政治局，但保住了中央委员的地位。他妻子是俄国人。
　　萧华 1914年生，1967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向人民解放军和红卫兵灌输毛泽东思想。
　　他出生于江西兴国的一个贫农家庭。他在1936年对笔者说，他“完全是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培育起来的”。他从15岁起就是军队(从井冈山起)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开始长征时他才20岁，两年后已是第1军团第2师的政治委员。1946年任冀察辽军区司令员，1948年任兵团领导人。1945年任中共中央委员，1956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1961年任党的军委副秘书长，1963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近四十年来一直是忠诚的毛主义者，在文革中他仍然是军委委员，是军方老资格战斗共产党人中“最年青者之一”。1967年时他是军委委员并政治局候补委员。1968年他成了文革领导人尖锐攻击的受害者，1969年即被从中央委员会中黜免。
　　谢富治 1966年被选进政治局(任候补委员)，接替罗瑞卿任公安部长。他作为“中央文革领导人”之一，成了清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1899年生于湖南，三十年代初参加鄂豫皖苏区游击队，据说大部分是在军队受的教育。1938年他在陈赓手下当副旅长。他参加了(1940年)“百团大战”，在陈赓的部队发展至兵团规模时，他屡建战功。谢富治从1949年起一直担任西南军区的领导职务，包括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当时陈赓任军区司令(1950—1953年)。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内务部长(1949年)，1956年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1953年后专门从事公安、司法和政治组织工作。他妻子王婷珂(译音)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成员。谢安然度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1969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徐海东 中日战争爆发时任八路军旅长。1939年他率部越过日军战线在山东组织游击队，到1944年已扩展到河南、湖北他过去的落脚地。由于负伤致残，从1945年起一直被派担任后方工作。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7年以来偶尔坐着轮椅在公开场合露面，然而1969年他仍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徐向前 从1937年起任八路军师长，1939年率部越过日军前线在山西开辟了游击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1946—1949年)，他攻克了山西省会太原。194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55年被任命为军队十大元帅之一。1966年他首次进入政治局，并任最高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67年1月他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文革小组组长，归新任命的总参谋长杨成武领导。这样看来，他过去同张国焘共事所造成的政治上的障碍似已全被克服。
　　徐1902年出生于山西五台一个地主家庭，受过师范教育；1924年上了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曾和彭湃一起在海陆丰苏区工作过，之后在上海搞地下工作。1930年他在安徽组建游击队，升任到军长之职。1931年徐打了一个大胜仗，打败了蒋介石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在长江以北地区，在他的政治首长张国焘的领导之下，他的才智为创建第四方面军作出了贡献。1933年他们被迫败退西进，开辟了四川苏区，四方面军在这里到1935年同南方的红军在懋功会合为止，迅速发展(到10万人?)。由于张毛之争未能在毛儿盖达成一致意见，两路大军分道扬镳，徐同张国焘、朱德等人留在西康，毛向陕西开进(1935年)。一年之后(1936年12月)，徐部方才北上，跟毛同行，但在打算过黄河时遭到伏击。红四方面军惨遭失败，徐、张二人到达保安时十分狼狈。北路纵队被攻击分割，只剩下李先念指挥的两个人。在1937年的陕西中央会议上，徐向前被免于追究张国焘在四川“反党”的政治责任(参见《红色中华散记》)。1969年他离开政治局，但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徐冰 文在革期间遭到攻击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徐1902年生于河南，家庭富有，因而得以去德国攻读经济学。他在柏林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后同中共合并转党。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举办的中山大学学习(1925—1927年)后，回国从事地下工作。笔者在1935年见他时，他在北京当大学教授。他在中国东北流亡军队同红军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导致了两者结成统一战线。1949年任北京市副市长，同年起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67年红卫兵小报谴责他在1936年(?)批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在反共声明上签字(以求在抗战前夕获释)。还指控他在刘少奇手下在北方局工作期间在党内“包庇叛徒”。他夫人张晓梅是老共产党员，任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早在九大前两人即被撤消一切职务。
　　徐特立 毛赞之为“最敬爱的老师”。187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民家庭，上完小学后进了师范学校，之后教书，同时自修数学。在参加了1911年推翻帝制政府的革命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协同杨昌济不使毛泽东被开除学籍。他在43岁那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小组，一面在巴黎和里昂上大学，一面用业余时间当厨师。他参与了“占领”法中协会的一帮学生(其中有陈毅、李立三、蔡和森)，并和他们一起被押送出境。回湖南后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最后在1927年被吸收入党。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撤退到汕头，最后逃到上海。他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举办的中山大学学习了两年(1928—1930年)，回国后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人民委员)，此职除瞿秋白任过一段时间外一直由他担任。他以57岁高龄参加长征，是年龄最大的一位。1954年起任全国人大代表，他在政治和文化的广阔领域里一直很活跃，在中共中央名列第十五位。他死于1967年。
　　黄敬(俞启威或俞大卫) 1949年天津第一任共产党市长，在中共党内，以1935—1937年华北学生运动的“英雄”而名闻全国。华北学运的领导人在经过十年血腥镇压之后帮助党在青年当中恢复了影响。
　　原籍浙江，1911年生，出身于一个大名鼎鼎的资产阶级家庭：叔叔俞大维，曾任国民党的国防部长，还有一个舅舅在北京当过教育次长。黄敬在(青岛)山东大学读书时，任地下党的宣传部长。他在青岛遇见江青，江在黄敬被捕和判处死刑前夕加入了党(1933年)。俞大维救了黄敬的命；黄获释后去了北京，再次在宣传部工作。不过这次他深居简出，在12月9日学生示威游行之前藏在由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
　　那时，所有的爱国团体(更不用说激进组织)都遭到国民党宪兵的严厉镇压。好几百名学生因进行抗日活动而被逮捕；校园里到处是密探。警察甚至保护领日本津贴的傀儡游行，拥护日本使用武力和金钱收买，策划成立北京傀儡政权。唯一例外是燕京大学，犹如沙漠中的绿洲，因为它是美国人出钱办的教会学校，校园内相对说来还有一定的自由。燕大之所以不受国民党宪兵的侵犯，根本原因是这里的教师享有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在享有这一权利的外国人当中，恰好就有笔者在内，还有燕大校长和创办人、后来当上美国驻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大使的司徒雷登博士。
　　1935年，黄敬和学生代表们参加了燕京大学学生会在12月8日晚在燕大召集的秘密会议。他们制订了在第二天上街举行群众游行的大胆的战略计划。这次游行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后迫使(国民党)停止镇压抗日爱国活动，同时结束了中共在城市中的孤立状态。
　　北大这所全国的最高学府本来没有学生会的组织，但一二·九运动使它得以恢复起来，黄敬(姚依林，黄华等)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人迅速帮助北大等校组织了学生会，接连不断地开展抗议活动。这场宣传运动从北京传遍全国。要求抗战，要求对民众进行政治和军事动员等等，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促使抗日战争的各项认真的准备工作势在必行。
　　黄敬于1937年去延安进党校学习。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书记的要职。到1949年他担任天津市的市委书记。黄由于青年时代历尽艰辛，身患重病，已成半残，于1958年过早地去世了。他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的遗孀范瑾在文革中被攻击和撤职前任北京市副市长和中央委员的要职。
　　黄华 王汝梅在党内的用名，1912年生于江苏一个书香门第。他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担任领导角色，成为全国青年的组织者，并在共产党的外交部登上重要岗位，担任大使和谈判代表。笔者1934年在燕京(基督教)大学结识王汝梅。王在燕京的造反派学生中甚为活跃，在当时非法的爱国抗日团体中颇有名气。他在193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36年入党。笔者作西北中国之行时，曾邀王同行，在我们这一路上，王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等领导人。后来他留下参加工作，(1938年)在汉口做青年组织工作，吸收了许多青年学生志愿人员，其中有龚澎和她姐姐龚普生，姐妹二人都成了外交部的官员。
　　(1939—1945年)在延安和重庆外事处任职，(1945—1947年)在国共调处谈判中任新闻处长，(1949年)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1952年)负责上海外籍居民事务，在周恩来培养的青年外交谈判人员中，数他才华出众。(1952年)他在朝鲜停战谈判的最后阶段进行艰苦的工作，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任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54—1956年)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1956—1959年)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1960—1965年)出任中国首任驻加纳大使。他同加纳、刚果谈判缔结了好多贸易、技术和文化合作条约和协定。在北京全面召回驻外人员后，他仍在开罗供职，是1969年前越南和柬埔寨以西唯一的大使级中共人士。
　　任弼时 1904年生于湖南湘阴县，在长沙上的学，1920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1922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在中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193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进入湘赣苏区，在贺龙部队担任军委书记，兼任政治委员。任弼时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反对博古。在长征途中，贺龙和任弼时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1945年再次被选入政治局，在国共第二次内战中他同毛泽东一起留在延安。他于1950年因心脏病逝世。
　　康生 原名赵容，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跃居政治局常委之职，在毛以下排第六位。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党的监委头头，而且是官方所说的“中央文革领导人”之一。从延安时代起，康生就标榜自己完全拥护毛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思想。
　　康约于1903年生于山东一个士绅家庭。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4— 1925年)，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起义(1926—1927年)，后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被派往莫斯科，之后除在1933年回过上海几天外，一直由共产国际雇用，在王明的领导下工作，直到1937年同王明、陈云一起回国。笔者在1936年9月初次会见这三位时，他们都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学。康于1938年被选进中央书记处，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受过批评，在他进行了自我改造之后，接替李维汉担任党校校长。他同抗大校长林彪密切协作，同党内“形式主义”和洋教条主义的化身王明一刀两断。
　　康在七大(1945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组织委员会的工作，(1949—1954年)领导中共山东省委，(1956年)再次被选进政治局(候补委员)。(1957年)在党向“右派分子”发起反击时他打头阵，(1962年)在邓小平、彭真领导下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1963—1965年间他参加了几次重大的、由刘少奇或是邓小平领导的、同来北京谋求中苏两党和解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的“路线”会谈。赫鲁晓夫下台后，他在1964年随周恩来去莫斯科进行会谈(半途中断了)。1965年他伙同陈伯达对“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和邓小平发起进攻。1969年4月康生在九大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五人的常务委员会中名列第五。只要他还在政治局，看来就不大可能同苏联和解。
　　高岗 1954年大清党的主要目标，当时指控他搞“军阀主义”，要把东北变成他的“独立王国”。他在失宠受辱之下，愤而自杀。1891年生于陕西横山县，同刘志丹一起创建了陕西的党，他的独处一隅的红色根据地成了红军长征结束时的庇护所。家庭出身地主，在西安的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同刘志丹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起在1927年领导农民起义，并从此在陕甘宁地区坚持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他作为由林彪、李富春、陈云、肖劲光等人组成的党委领导人进入满洲，开辟群众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最后取得了1946年人民解放军的胜利。1945年选入政治局，1949年任整个满洲的政治委员，1950年任党的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1953年被免去在满洲的所有职务，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饶漱石任高的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高饶于1954年作为“反党联盟”被解除职务时，最强有力的指控人是刘少奇。还有五个省长和若干大区的党和军队头目被革职。高岗自杀后，饶漱石下落不明，据外国报道分析，高岗也许背后有斯大林支持，想推翻毛泽东，在满洲建立卫星国。
　　古大存 1903年生于江西。他参加组建红11军(1928年)，进行了长征，在抗日和国内战争中担任负责工作。1967年他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中共中央委员和广东省副省长。
　　李井泉 四川、贵州、云南这一广大地区长达十年的党内头号掌权人物，该区拥有近一亿居民，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边民，有通向西藏、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的通道。在文革期间，这些省份中的毛派红卫兵和党委之间冲突频繁，据报大都是以李为目标的。1967年4月，官方报刊宣布李被撤换。李(约于1905年)生于江西会昌县一个农民家庭，是毛在广州(1924—1925年)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之一。他参加组织了农民暴动，在江西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在彭德怀领导的部队担任政治委员。在长征中，两路红军分裂后，李在朱德和张国焘的部队里干了一年。两路红军在西北重新会师后，李在蒙古边境地区指挥部队，开展游击战争(1937—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四川担任领导职务，进而发展到掌管不同一般的独立大区。1956年再次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进入政治局，1961年被任命为党的西南局第一书记。要不是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撑腰，李井泉在四川这样一个重要地区是很难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如此之久的。邓是四川人，对四川特别关心。到1966年8月，毛显然无法不让李再次进入政治局，但在红卫兵选择了邓小平作为主要目标之后，李就威风扫地了。在毛派分子接管了贵州省委，谴责省委旧领导人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以后，据说红卫兵的大字报上提出要把李井泉处死。1967年5月，北京的官方报刊谴责李是“西南地区头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他对“成都流血惨案”(镇压毛派红卫兵)负责。1967年北京宣布已将李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69年4月党的九大李未被选为中央委员。
　　李富春 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同1956年(一中全会)的位置相同(名列第十位)。据报道，他同那些主张物质刺激，反对思想领先的“经济主义者”关系密切。毛的终身好友之一，湖南同乡，李1900年生于长沙，在长沙上学，加入北京中法教育会举办的勤工俭学团，于1918年赴法。1921年，他同周恩来、李立三、罗迈(李维汉)、蔡和森等一起在法国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即转党。他在巴黎的施奈德兵工厂和一家汽车工厂做工，法国工人最早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李于1924年离开法国，在俄国学习了六个月，之后回到中国，于1924年即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广州任党的政训部长，在北伐战争中任刘伯承的第6军政治部主任。国共分裂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27—1933年)。他参加了长征，笔者在1936年见到他时，他任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参见《红色中华散记》)。他在延安政府中历任要职(1940—1945年任财政部副部长)，1945年被派往满洲，同以高岗为首的党委一起，从事组织经济及其有关工作。1956年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的主要职责仍然是财经工作。他1950年任重工业部部长。1954年高岗被革职后，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到写作本文时一直担任该职。1956年再度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参加过多次国内外党的会议，尤以有关经济问题的会议为多，签订了许多贸易协定，还签订了中朝同盟条约(1961年)。1966年李富春和夫人蔡畅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李本人遭到大字报攻击，说他反对大跃进的新经济方针。可与此相矛盾的是，李富春却在1967年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1969年九大时李被贬出政治局，但保留了中央委员。
　　李先念 1905年生于湖北黄安县一个工人家庭，本人成份木匠徒工。1966年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报刊上经常把他作为文革领导人中突出人物来提。
　　李在北伐战争打到汉口时参加革命，不久(1927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由湖北农民起义时一支赤卫队游击队领导人，提升到徐向前手下一支正规红军的司令员，随张国焘、徐向前向西部撤退。他1935年在毛儿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毛张之争中，他因为党的纪律要求他服从直接上级，和桀骜不驯的张国焘留在一道。一年之后，毛抵达陕西，张国焘移军北上。张的主力在西安附近遭敌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这时李先念的第30军改称西路军企图开往新疆，但遭到极其重大的伤亡。李于1937年设法到了延安，进抗大学习了一年。1938年他奉派去湖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起初只有几支步枪和农民中的几个老朋友，到1941年时他就创建了一支六万人的大军。在内战中他担任野战军司令员。胜利以后他一直是他的家乡省份湖北省的军政首长。1956年被选入党中央政治局，之后他领导了同阿尔巴尼亚、几内亚、马里、坦桑尼亚、加纳、北朝鲜、北越等国的双边会议，签订了条约和贸易协定，并率代表团去这些国家和东欧访问。1962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1966年保住了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1969年丢掉了政治局委员，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
　　李雪峰 1907年生于山西，同彭真同乡，他于1966年接替彭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这一关键岗位，因为北京市委成员中有不少是中央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高级行政官员。
　　李雪峰约于1926年入党，在早期的农民起义中是刘志丹的部下，(1934年缺席)当选为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在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工作时(1935—1939年)，在1935年红军东征山西中起到积极作用。四十年代他在晋察冀和中原局担任政委和党委书记职务。1949年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长，之后1949—1952年间在华中和华南担任党务部门的负责工作。195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七十一名)。从全国人大一开始(1955年)他就一直是主席团成员。1963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1966年进入政治局(实际上的北京市市长)，主要负责组织红卫兵游行和下达党的文化大革命指示。1969年他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李克农 1963年去世前一直在外交部工作，任外交部副部长。
　　李立三 1945年在中共内部恢复名誉，1966年8月文革正式发动之前仍然是中央委员，写作本文时据分析可能还保留此职。
　　李1896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地主家庭；他真名叫李隆郅。中学毕业后(1914年)去北京加入了中法教育会举办的勤工俭学团，学习法语。1918年抵法。他同其他中国学生(周恩来等)一起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合并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后被派往江西安源，同刘少奇一起搞组织矿工的工作，毛泽东也在安源积极活动。1923年他在上海着手组织职工会，1924年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同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同年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5年他和刘少奇在上海领导了五卅工人运动。
　　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当选为工会国际委员会的委员。1926年回上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周恩来一起准备1927年的上海起义。1927年7月，在同陈独秀的政治局领导破裂之后，(经斯大林指示批准)他同周恩来等人组织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出席了政治局八七紧急会议，在选举瞿秋白接替陈独秀担任中央总书记上起了关键作用。
　　1930年11月在莫斯科受国际“审判”后即被免去政治局职务，之后一直留在莫斯科(大概不是本人自愿)外文出版社搞翻译和编辑工作。1936年他被当作托派逮捕，1938年获释，恢复了工作。在毛的支持下(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他恢复了党籍，并在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十六位)。同年离莫斯科去满洲，参加林彪一伙，担任政治顾问。1948年，在哈尔滨召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李致开幕词，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当选为中华全总第一副主席兼干部学校校长，直到1953年犯“主观主义错误”被撤职时为止。在此期间他还担任过许多其他重要职务，较知名的有劳动部长和中央工交部长(1949—1954年)，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李检讨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名列第八十九位)。1962年任过短期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李一直充当毛“宽大为怀”的象征。在文革当中，李虽然未担任重要职务，但也未被攻击为“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没有翻他的老帐把他搞臭。
　　李的原配夫人王秀珍原是中共中央妇女部领导人，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从此下落不明。李在莫斯科居住期间娶了一位俄国人。
　　李达 在1927年大镇压中脱党但未进行反革命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共产党的合作者姿态露面，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1966年在文革中遭到猛烈攻击，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其实他担负的职务大都是象征性的，并无政治权力。
　　李大钊 在他被用绞刑结束的相对来说是短暂的一生(1888—1927年)中，成为他那个时代唯一具有激进政治影响的最重要的中国人。他是第一位有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又是第一位传播可以称之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报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长时，给了毛泽东一份差事，首先要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真研究。要说没有李大钊就没有毛泽东，也许是言过其实，但在李大钊的著作中，可以若隐若现地看到一些毛的思想中的主要特征，毛把这些思想付诸实施。作为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他给中国少数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和受到俄国革命决定性影响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搭了桥。莫里斯·梅斯纳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的一生及其著作作了引人入胜的论述，欲对中国革命和毛主义思想作进一步全面了解者实属不可不读。
　　李德 奥托·布劳恩在中国党内的用名，约生于1896年。他在1964年5月27日柏林(东德)出版的《新德意志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公开表明，他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德国共产党人。“李德”大概是在1932年底到达上海。他曾在1933年初来北京拜访笔者，当时他的身份是德国新闻记者，用名奥托·斯妥恩。在保安的时候，他的身份是明确的，但他从不提起自己的真实姓名，但他确曾谈起他在南美和西班牙当革命代理人时所担负的工作。1928年他在德国被捕，据报道“被判死刑”，但他逃脱出来到了莫斯科。他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后来在莫斯科又进一步受了些军事训练。布劳恩在上海地下党的军事顾问委员会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共产国际代表之后，于1933年进入江西，他搭乘一条小木船，藏在货物底下一连好多天，才偷偷到达红色地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位尊望重，在1933—1934年间的军事实践大都由他负责，他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遵义会议后，他变成毛的下级，担任顾问。李德于1939年搭乘俄国飞机离开延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飞机去延安就这么一次。他一直在莫斯科，直到1945年随苏联红军开进柏林。《新德意志报》称他为“教授”和中国问题专家。他在1964年写的《毛在替谁说话?》一文，在中苏论战中完全支持莫斯科。
　　李宗仁 曾率领广西军队取得国民党军队抗日战争中少数胜利之一。他在1947年“当选”为中国副总统。蒋“总统”(1949年)逃往台湾前辞职下野，李将军接任国民政府总统。当蒋介石重新在台湾登上总统宝座时，李即退休去美国。他在1965年回到北京，同毛泽东言归于好，并谴责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
　　林彪 1966年官方宣布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在似乎主宰一切的中央常委中以仅在毛一人以下的身份露面，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一般公认，有朝一日毛逝世以后，林就是当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已经实际上取代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但到写作本文时迄未建立明确的接班路线。
　　林彪生于1908年。1936年，他在陕西保安对笔者讲了他早年生活的详细情况，已收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第三篇第四节)。
　　蒋总司令于1934年把反叛分子逐出江西时，林彪率领长征的突围部队。1935年，他在贵州遵义为毛出任最高指挥助过一臂之力。他在山西和陕西打过多次胜仗(1935—1936年)，1936年12月参加过攻占延安。抗日战争中，他指挥红军(改称八路军)在山西北部的先遣队。他的115师给予入侵的日军以迎头痛击，首次证明了中国军队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可以战胜现代化的军队。他在1938年身负重伤，在俄国疗养了大约两年。回国后一度在重庆的“联络总部”和周恩来共事，之后担任延安的党校副校长，毛任该校校长。
　　林在1946年担任东北共军的总司令。毛泽东现在著名的爆发内战后的作战“总方针”，就是1946年给林彪的信(1969年北京一家官方刊物把粉碎彭真、刘少奇妄图对抗毛的指示归功于林)。不到一年，林彪就围歼了蒋的精锐部队。满洲胜利之后，林彪又围困了华北的蒋军，北京向他不战而降。
　　1950年7月，林彪被选进政治局。1950年11月中国干涉朝鲜战争之初，林彪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反攻，把麦克阿瑟总部打了个措手不及。林彪使用“人海战术”，打得美军和联合国军几乎全军覆没。他从朝鲜回国，大概是由于患病，又去俄国休养了一段时间⑦。彭德怀元帅接替了他。他在1950年担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1965年被提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1956年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59年，中国党围绕着对今后苏联的政策发生了激烈争论。彭和林之间在争论中显然夹杂着日益尖锐的个人成份。而毛则是争论的总后台。就在这场意识形态争论正在进行中间，尼基塔·赫鲁晓夫毁约，不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彭德怀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由林彪接任。林彪进行了旨在“非俄化”的改革。批判了“职业军官队伍”的思想，废除了军衔的称呼和标记，取消了专业军官的特权，恢复了延安时代兵农工学四位一体的模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高于一切的意识形态教材。
　　1965年，林发表了一篇论不发达国家革命的长篇论文，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该文把亚非拉穷国“新生力量”比作“世界的农村”，而把西方的富国比作“世界的城市”。按照毛泽东思想，这些“城市”最终将由“农村地区”的革命加以包围。林并没有许愿中国将替别国打仗，而是要它们主要依靠“自力更生”。1966年，中国党刊把林的这一命题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1956年起，林一直是领导全党的中央七名常委之一，在1966年的大动乱中，林又以保证军队支持毛泽东的姿态出现。在有名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全国性整肃运动中，100万名担任各级军事指挥职务的共产党员成了决定性的意识形态力量。林彪虽仍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成员，看来在毛一旦百年之后将由他来掌握中国的命运。1969年的新党章称他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刘晓 1911年生于湖南郴县，他在1936年对笔者说他家是个“中等地主”。他父亲曾留学日本两年，不信宗教。刘晓 5岁即启蒙。他在郴州府美国基督教新教会开办的中学上学，学了英语，当了基督教徒。毕业后他去上海升学。他在途中结识了一位激进的中国基督教牧师，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他在1926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上海暴动。随后他被派往长江以北教书并做组织工作。他们的学校遭到了进攻，他逃回上海，在法租界被逮捕，坐了三年牢。1931年一出狱即去江西苏区，于1932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这一时期详见《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的《刘晓的故事》)。
　　刘参加过长征，1936年时任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一直在军队的总政治部工作，专门负责他当过省委书记的上海和江苏的地下工作。194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55—1963年)任驻苏大使，并同东欧和其他共产党有所接触。1963年起任外交部副部长，1964年参加过周恩来同苏加诺总统的上海会谈。1966年再次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并在文革领导人中名列前茅。1967年他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刘伯承 人称“独眼龙”，1892年生于四川，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后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1967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权力极大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他父亲是沿街卖唱艺人，省吃俭用供他儿子上了私塾读经书，但刘伯承选考了成都一所军校，在川军中获得了官职，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他在作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加入中共后，他在1927年南昌起义中任参谋长；起义失败后他逃到莫斯科，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到1930年，回国后即赴江西，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在长征中，他率领部分前卫部队，抗战(1937—1945年)开始后任八路军129师师长。他把游击队遍布于华北和华中各地，随后指挥中原野战军，与陈毅部协同作战(1948年)，决定性地打败了长江以北地区的国民党军。1945年首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起进政治局，在1966—1967年的党内生死斗争中，他理所当然是毛泽东和林彪在人民解放军中的重要支持者，但他却没有担负什么显要的职务。当然，他已年届75岁。1969年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刘少奇 到1967年他虽仍为合法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但已成了“中国赫鲁晓夫”，成了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重要目标。
　　刘1898年生于湖南宁乡，同毛泽东的家乡很近，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和毛同学。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同毛讲述的情况相仿，受影响而变成激进派。1920年，他协助毛在湖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被选派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山大学学习并在中大加入了中共旅莫支部。他在1922年回国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他把长江流域的工人组织起来，并在湘赣边界的安源成功地领导了煤矿工人的大罢工。1927年，一些煤矿工人加入了毛泽东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但是，毛派的报刊在1967年首次对刘横加攻击，指控刘在领导安源工会时推行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从而编造了他修正主义思想四十年一贯制的历史。)
　　1925年，刘在广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他协助组织上海各工会(1925—1926年)举行了总罢工，还组织了湖北总工会。从1927年起从事组织工会的地下工作，他身为中央委员但与领导人李立三和王明意见分歧。他在1932年进入江西苏区，任博古领导的政治局的委员。刘参加了1934年从江西的撤退，但未进行长征。他奉派前往华北白区力图恢复被破坏的地下党，将总部设立在北京、天津二地。1937年又回到延安中央，1941年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在党(1942—1943年)进行整风(他在整风中拥护毛反对王明)之后，刘少奇成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左右一切的人物。
　　抗战期间，刘领导中原局，并在华北和满洲游击区的中央分局中居最高领导地位。在抗战期间吸收的几百万新党员中，许多人是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接受训练的。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1945—1966年)，在毛于1945年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时，由他代理党的主席。在1945年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提出论断，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新贡献，稍后又宣称毛的“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意义”。他被公认为党的第二号人物，他的著作(特别是《怎样做一个好党员》和《论党内斗争》)，在党内视同法规，其地位仅次于的毛著作(到1967年止)。1949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至1959年任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1959年，毛辞去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刘少奇接了他的班。1961年毛公开表明，刘是他选中的党内最高领袖接班人。
　　1966年，毛在从公众场合销声匿迹好长一个时期——据推测是因为身患重病，进行疗养——之后再一露面，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发动了一次党内大清洗。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之后，刘在政治局的名次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取代了刘少奇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成为新组建的名为红卫兵的青年突击队副司令，毛是司令。红卫兵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反对官僚分子”。作为中国国家最高机构的主要执政官，刘少奇个人被认为应对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封建主义复辟负责，还要对国家机器中的官僚主义以及对走向“修正主义”、“经济主义”(把物质刺激置于精神鼓励之上)和放松阶级斗争、放松反资本主义思想灌输的危险倾向负责。1967年，毛派报刊把刘写的书谴责为反革命作品，把他叫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被攻击为用派遣怀有敌意的工作组来试图控制运动的办法，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中包括由他夫人领导的北大工作组)。红卫兵的大字报指控他参与了旨在推翻毛的1966年二月兵变。虽然他名义上仍是国家主席，但从此再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
　　刘的第一位夫人在1983年内战中被国民党杀害。他的第二位夫人是王光美。
　　洛甫(张闻天) 从1935年起到1945年名义上担任政治局总书记(1945年这一职位被取消)，但1936年笔者在保安同他会谈时，他却把毛说成党的主要权威发言人。1942年党针对王明和其他苏联培养的成员进行整风之后，他在党内的权力急速下降。
　　洛甫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唯一对美国掌握第一手知识的一个。1900年生于江苏，父亲是(满清政府的)一位学官，后来经商致富，因而有钱供儿子读完南京的工业专科学校。洛甫接着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一年(1921年)。他回中国后在学校教书，当报纸编辑，译述西方经典作品，和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结识，由陈云发展入党，并曾在共产国际的中山大学学习(1926—1930年)。在中大接受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巴维尔·米夫的影响。洛甫在中共六大上被选进中央(1928年于莫斯科)，1931年回上海，任政治局委员，主管组织委员会。作为米夫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洛甫反对过毛泽东的“农民路线”和在江西的领导。
　　洛甫在1945年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俄国大使(1949—1955年)，但在中苏分裂后他的地位不断下降。1966年被逐出政治局。1967年，文革报刊攻击他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盟友，1969年未被再次选为中央委员。
　　罗瑞卿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1966年初下台。红卫兵大字报指控他参与二月兵变(同彭真、刘少奇等人一起)，在说得煞有介事的未遂政变中妄图夺取毛泽东的党内最高权力。
　　罗瑞卿于1906年出生于四川一个士绅家庭，和四川同乡朱德关系密切，朱是毛在共产党夺取政权整个斗争中的军事股肱。罗是苏联资助的广州黄埔军校毕业生，1926年加入中共，在叶挺手下担任政治军官，跟随朱、毛上井冈山。有段时间(1932—1934年?)他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秘密警察和保卫技术，并一度上过共产国际设在巴黎的特别党务学校。长征途中任保卫局局长，1936年笔者在保安见到他时任红军大学教员。此后，罗即一直负责各种保卫部门的工作和情报工作，直到(1949—1959年)担任公安部长和公安军司令。194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61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归邓小平领导，195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红卫兵大字报指控他同彭真等人阴谋夺毛的权。据报他自杀未遂。在 1967年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和邓小平、陆定一一起被挂着自我辱骂的牌子游行示众，但是根本不打算正式加以审判。他在1969年未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
　　罗荣桓 1902年生于湖南衡山，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在江西苏区红军政治部门工作。从1932年起到整个长征途中任林彪的第1军团政治委员，之后又在抗日战争、国内战争(1948—1949年)和朝鲜战争(1950年)中当过林彪部队的政委。1955年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1960年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罗荣桓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军队的警卫部队，直至1963年去世。
　　罗炳辉 1943年在作战中牺牲。
　　陆定一 190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上海交通大学毕业，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曾在俄国学习(1924—1928年)，但未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合作。他在1966年被撤消党内一切职务，定为反毛分子头目彭真的同伙。在这之前已升任到党政治局委员之职。到1966年时他还是国务院副总理。作为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经常充当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发言人。他编写过许多官方报刊文章，同时负责文化教育部门。1966年，陆定一被谴责为在报刊和教育工作中推行右倾“反党”和修正主义“黑线”。他被清除出政治局，由陶铸接任，但陶自己也不久即被搞掉。1967年，官方报刊指控陆在1962年同彭真合谋，想让毛完全退休。1969年他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据悉迄未被开除党籍。
　　马海德 美国人，原名乔治·哈特姆，1910年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父亲是叙利亚移民。他在日内瓦大学修完医学课程之后即到上海开业。1936年他志愿去红色区域服务。哈特姆医生和笔者一道进入共产党地区，但他请求笔者在回去后写文章记叙此行时不要提起此事。对这一段经历，以及哈特姆医生自述的尔后的经历，均收录在《大河彼岸》一书内。
　　毛岸青 杨开慧生的毛的次子，(大约1921年)生于长沙，他母亲被捕时由友人们收留藏匿。他和他哥哥一起被送往上海，转道赴俄，他在俄国上学，据报道学成了工程师。他回中国后从事俄语译员工作，并翻译了一些教材。毛在1965年曾说，毛岸青和江青生的两个女儿是他幸存下来的不多几个孩子。当笔者问起毛关于他儿子是工程师的有关报道时，毛回答说，他不晓得“他们”在俄国教他学的什么，对岸青未能在中国受教育这一点流露了不满。
　　毛岸英 杨开慧生的毛的长子，1920年生。他在1930年随母亲一同在长沙被捕，他母亲被处决。他获释后由逃出长沙的其他亲人收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学习。1948年回中国，先在陕西一个公社里劳动了几个月，后入高级党校学习。在出兵朝鲜时，他是首批赴朝的中国人之一，1950年10月25日牺牲时他指挥一个师。
　　毛泽民 毛泽东和毛泽覃之弟，早年即随二兄加入了党，1923年同毛和刘少奇一起在湖南工人组织中工作。毛在1925年任国民党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副所长时，毛泽民是讲习所的学员。他参加过北伐战争，跟毛上了井冈山，参加了江西苏区的斗争并进行了长征。在保安和延安时，他在林祖涵手下任财政经济部副部长。1938年，他奉派去新疆省当盛世才将军的财政顾问，当时盛奉行亲共路线。当盛转变立场发动反共清洗时，毛泽民被捕入狱，在1942年遇害。
　　毛泽覃 1925年同他两个兄弟一起搞组织工会工作。他在江西苏维埃时期，擅长“建设经济”。在1933—1934年间，当时政治局推行“拒敌于国门之外”和打阵地战的战略方针，他因为赞同(毛泽东的)依靠游击战术而被批判为同情“罗明路线”。长征开始时，他受托保管“国库金”。他在1935年阵亡。毛泽东收养和抚育他的和毛泽民的儿女。
　　毛泽东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记述了毛所说的他到43岁前的经历。我就他本人、党的历史和他个人领导经历向他提了许多问题。关于个人的问题只是用作参考提纲；谈到了许多回顾和前瞻，并随我的追问而旁及众多各类事情。我对我的笔记作了广泛的整理，然后把草稿交给吴亮平，由他全部译成中文。毛作了审阅、修改、调整、充实和压缩。再由吴亮平和我把文稿译成英文然后再次译成中文。毛拿出定稿后吴先生和我据以写成最后的英文本。
　　我在1936年底从西北一返回北京，立即写出了一部分采访笔记。1937年初，我把我给报刊杂志写的报道(共约二十二篇)交给几位教授，他们把这些文章译出，(半合法地)编成集子加以出版，题为《中国西北印象记》。1937年7月，我又给这几位教授一份《红星照耀中国》的全本手稿，他们把它秘密送去上海(这时日本人已经占领北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翻译班子以保证尽快出版。他们都是救国会的爱国人士，我给予他们翻译权，出版所得交中国红十字会使用。他们使用的书名是《西行漫记》。这是同毛的访谈唯一的权威中文译本。
　　后来，《红星照耀中国》中的各个章节和传记被人剽窃，用英文和中文印成小册子。其中一本是1938年用广州“真理书局”牌号印行的，取名《毛泽东自传》，删去了我自己的插话、提问和议论。1949年，这家书局在香港重印了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说是“由埃德加·斯诺笔录”和“唐祖成(译音)校订和注释”，对此人我毫无所知。这本1949年的英文版小册子附有数量众多的中文注释，看来是为了辅导读者读懂原文。对中文的人名、术语，有些注对了，有些注错了，“注释”者又加上了不少错误(唐先生解释说，中文里“脚踩”就是“践踏”，“桃”者“梨”也，“战斗性”也就是“战斗力”，如此等等)。
　　少数美国学者显然把广州版的剽窃本信以为真，把《毛泽东自传》等中译文当成和《红星照耀中国》无关的新材料。
　　1960年我在北京时，毛泽东亲口给我讲，他从未写过“自传”，他给我讲过的一生经历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在他的正式著作中投有这类文章。毛还说他不想写什么自传。
　　长征结束时，红军的全部档案都装在毛住的窑洞中的两只白铁皮箱子里。他给我讲的细节，全凭记忆，可没有人能记住一切，丝毫不差。不管无意(或有意)删略，他还是弄错了一些人名、日期。还有，他一口南方(湖南)方言，把“湖”说成“扶”，“十”和“四”不分等等。许多现在中国有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当时都不为人知。我没有把每个人名用中文记录下来。结果，到要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在北京远距红区的情况下，即使得到熟谙政治的中国人帮助，我还是时常无法拼对人名。凭借现有的研究著作，我才得以纠正一些错误，但书中一定还会有谬误。
　　除了对正文或注释中作了少许更正外，我对毛本人的回忆原封未动，但对毛讲述的一些重大事件，我力图加以发挥，突出重点。这里的一些有关毛的同事和敌手的人物小传，也可能有助于说明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了便于读者一目了然，下面再简要地叙述一下到1968年止毛一生中的若干重大事件。
　　西安事变(1936年)后，毛把他的总部迁往延安。1937年1月，毛担任抗大(抗日大学)校长，这是那个过渡时期的一个关键岗位。这一年他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接着在第二年又写了《论持久战》。(据他在1960年对我说)，这三篇著作在出版之前，都是他在抗大讲的课，政治局和中央委员都听了这些课。在1937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上，确认了毛的党中央主席领袖地位。同时要犯有“右倾”错误和违背政治局决定的张国焘在会上检查错误。他只是表面上这样做了，第二年他就自愿离开红区去为蒋介石效劳。随着他的出走，直到1966—1967年某些党内矛盾公开暴露之前，实际上再没有人能公然对毛的至高无上地位进行挑战。
　　在1939—1949年十年间，毛又写了许多政治论文，并发展了他的军事思想，好些都是他在由他担任校长的抗大和党校的讲课，加以发挥而成。毛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和政治局主席。他写了《论联合政府》一文后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1945年8月)，但未能在那里实现他的这一理想。1946年6月内战再起，毛出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任总指挥。⑧1947年国民党攻占延安，毛撤退到陕西山区，同周恩来、任弼时、陈毅、彭德怀等共商战事，接着在1948年收复了延安和整个西北地区。
　　1949年，毛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为在北京建立的(各阶级)临时人民政府奠定了基调，他担任主席。1949年底，他作了莫斯科之行(这是他初次出国)，他同周恩来参加了三十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1950年签订。朝鲜战争(毛在朝战中的地位迄未披露)后，通过了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担任国家主席和元首。在中共八大(1956年)上，毛再次当选为党中央和政治局主席；这样，他就集国家最高首脑和党的领袖于一身了。
　　1957年，毛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大会，签订了六十四国共产党工人党宣言。毛在莫斯科发表了一个宣布共产主义世界处于战略优势的讲话，提出当今已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转折点”。赫鲁晓夫对毛的“转折点”论默不作声，加以反对——这时他的冷战“解冻”论已充分发挥——这标志了中苏联合反对美帝国主义终结的开始，到1960年就变成了公开分裂。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按照毛提出的《土地法大纲》进行了土地革命，通过分配土地、互助合作和基本实现集体化等各个阶段改造农业。大企业收归国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改造，把小企业由私有制合并到完全国有制和改为国营。毛主持的中央对实现全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革命化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并开始实行国家计划。1957年，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该文承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阶级矛盾继续存在)开启了昙花一现的“百花齐放”阶段，允许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目的是要揭露党内外对“民主专政”的不满。随即对“右派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清洗。
　　紧跟着“整风”而来的是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对有争议的大跃进进行的某些试验(例如后院炼钢)后来承认是错误的。人民公社在城市里很快就废弃了，但在农村还在形式上坚持办下去。赫鲁晓夫嘲笑大跃进和公社化是“冒险主义”，把中国的粮食危机和(1959—1962年)“灾年”归之于毛的异想天开。
　　在1959年8月中央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撤职。大家知道，这是因为他反对毛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政治挂帅”(同“经济主义”或实用主义相对立)，并力求弥合中苏破裂。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把刘少奇主席作为攻击目标的第二年，毛派的报刊才对那一段党内危机和党内分裂修补不佳的内情有所透露。也只是到这时才真相大白，毛在1959年底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继任并非出于自愿。显然，对毛的权力和政策作些调整，毛在党中央失去威信，都是对彭元帅去职(由林彪接任)的一种补偿措施。
　　伴随林彪在军队中推行平等主义改革和在农村以及青年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来的1963年和1964年的中国部分经济复苏，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和要有一场新的党内斗争。也许用词不很妥切，斗争的双方是党内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派，或者就是革命的正统派和政界的技术官僚派。争论的中心是究竟应由党的机器驾驭毛的个人崇拜还是由毛来驾驭党的机器。实用主义者在国内外均被视为修正毛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毛主席对斯大林身后叫做“赫鲁晓夫主义”的苏联理论毫不妥协。(1964年10月)原子弹的试验成功被毛主义分子宣扬为“自力更生”的成果，1967年中国的氢弹又同样说成是毛思想的产物。1965年，出现了对毛大赞大颂、顶礼膜拜的群众游行，以及对修正主义分子发动全面反攻即将来临的种种迹象。毫无疑问，美国武装干涉越南也为这场权力之争火上添油，这场斗争在1966年全面公开了。
　　毛利用这些情况，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设法通过决议，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利用这一形势来攻击那些投票赞成发动文革的许多领导人，这是自相矛盾的。很明显，这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一个集团企图策划政变，目的是让毛实际下台或者把对毛的个人崇拜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才召开这次全会的。卷入这一事件的人当中有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非汉族副总理、蒙古族领导人乌兰夫；中国西南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李井泉；前国防部长彭德怀；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党中央华北局首脑、政治局名次靠前的委员彭真市长；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还有后来均被定为由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毛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主席、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副总理和政治局常委作后台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后来发展成为集中力量打击文革决议的主要目标刘少奇和邓小平。然而就中央委员会会议本身而论，尽管刘邓威信扫地，但他们的支持者人多势众，完全有力量把他们再选进政治局。
　　很明显，毛虽在中央委员会中拥有足够力量来使其批准开展文化大革命，但却无法发起对主要是由刘、邓建立起来的党政官僚行政机构的正面攻击，名正言顺地搞掉刘主席。因而只有改用动员和唆使几百万党外的青年人和红卫兵，以解放军做后盾，来推翻掌握地区实权的重要反毛官僚(“修正主义分子”)。在1966年情况已很清楚，刘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中的文革头号目标。但直到1967年8月，(由“革命造反派从修正主义分子手中夺过来的”)毛派报刊才给刘戴上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公开指控他和他的同伙勾结彭德怀元帅的具体罪行。
　　现在发表的1959年中央决定摘要透露，彭德怀、洛甫等人受到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包庇”，他们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恶毒攻击”毛的“总路线”，把它叫做“左倾冒险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按照彭的说法，大跃进是“脑袋发热”，“发高烧”，人民公社“搞早了”，“摘糟了”。彭被罢官之后，刘又亲自出来大声疾呼这不利于党的团结，重复彭的一些批评，并把经济危机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被指控说曾对干部们讲过这样的话，农民需要的是增加自留地，放宽自由市场。小企业需要的是减少集中，给予它们更多为消费者需求而生产的自由。他们(在1960年后)在这方面已多少有所得益。还说全国现在需要的是“来自人民和党内的反面意见”。而这一条也确由红卫兵做到了——不过是公开反对主张物质刺激的刘少奇，而不是反对强调服务动机、阶级斗争和革命光荣的毛泽东。
　　也是直到如今才透露出来，彭德怀曾秘密上书八万余言，进一步阐明他的批评意见，在军队和党中央领导中作了散发。在参加十一中全会的人当中，这本八万言书大概都被仔细阅读。一等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彭的意见一定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远远超越了彭显然拥有安全庇护所和众多同情者的四川省。经过红卫兵一年多来不断增加压力(对此毛坚持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有部分人根本不听这一意见)，刘少奇和邓小平显然都没有交出令人满意的错误“检讨书”。还有彭德怀和别的许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了解也都没有交。
　　甚至在一旦发生中美战争的情况下，毛也不会在思想意识和国家利益上向俄国妥协以换取支持，而刘少奇等人就很可能力求这么干。毛也不会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力量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威信——他把这看成决然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确实不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要摧毁那些并未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党内官僚势力。它竭力把那一部分权力夺过来，交给那些只听毛的话的人和生产者(特别是青年)，交给只听毛的话的党员和交给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只要由林彪指挥就行——的军队。实行这种新的“三结合”，在现有领导班子中除献身于毛的人而外都要被清除或降级使用，从而由新的统治体系——至少要淘汰原来党培养的接班人当中的一部分——出来实际控制生产手段和行政机构。会不会做到这一步呢?会不会又像大跃进那样，宣布大功告成，暗暗偃旗息鼓，调整力量，以利来日再战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委员会遭到了猛烈清洗，直到1969年4月才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在原来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得以保住他们的位置。毛理所当然地再度当选主席。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上，毛泽东在各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有人踩着农民的脊梁登上权力宝座，反过来又把他们踩在脚下；毛却竭力让他们永远直起腰来。他是梦想家、导师、战士、政治家、思想家、诗人、自我主义者、革命的破坏者同时又是创造者。毛领导了一场运动，使四分之一的人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灾难深重的农民组织成强大的现代军队，统一了长期四分五裂的帝国；提供了一个根据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愿望形成的思想体系；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科学技术人员并使人民群众掌握了文化知识；打下了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使震撼世界的核力量得以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恢复了中国的自尊，以及全世界对中国的尊敬或者畏惧；为世界上敢于起来造反的穷人和受压迫的人树立了自力更生的范例。毫不足怪，对于那些想要修正他那套获胜公式的人，毛是寸步不让的。
　　对毛而言，随着他已年届75岁高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是最后一场斗争了。但毛的主义已经比毛本人更为高大，即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未能把修正主义镇压下去，修正主义也无法使毛泽东一生的巨大影响永远泯灭。
　　巴维尔·米夫 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罗明纳兹参与西尔绰夫的反斯大林活动事发后，斯大林委派米夫去接替罗的职务。早在1925年米夫就在共产国际的中国委员会工作；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时，曾在1927年协助清除中大的托洛茨基派中国学生。1929年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接管共产国际的中国处，把厄尔·白劳德从共产国际的远东部撤了下来。他是中大后来派回中国接管中共中央领导的那批学生的保护人。毛在1935年上台后米夫的势力减弱了，但他继续在共产国际服务直到1938年。后来他担任苏联太平洋关系学部会议机关刊物《太平洋》的副总编。
　　聂鹤亭 1908年生于安徽阜阳一个小地主家庭。小学毕业后，他在安远县的汉美中学学习了一年，后在两年制的安远师范学校毕业。因参加革命学生活动受牵连，他拒捕逃往南昌，进了该地的一所军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回安徽教了一年书并组织了党的秘密小组。1927年4月后，他参加了一次安徽的暴动，结果失败了。他参加了南昌和广州起义，后逃到香港。(1928—1929年)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进入江西。在任红军师长时负伤，不久伤愈，赶上了胜利攻占长沙，先后参加了江西历次战役。1935年任红军政治部副主任。在抗日战争中，他在山西和河北组织了大批游击队。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彭德怀下台后似即销声匿迹。他未被再次选进1969年的中央委员会。
　　聂荣臻 1967年还是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负责核计划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在1899年出生于四川重庆附近的一个富农家庭。他离开重庆中学参加1920年赴法的勤工俭学团。他部分时间在施奈德军火工厂做工，然后到比利时一所“工人学院”学了两年自然科学，接受了一些当电器工人的技术训练。他在法国结识了周恩来，在教李富春的法国教员指导下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会法语，并会一些德语和英语。1924年他在莫斯科红军军事学院学习了六个月，1925—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他曾参加南昌起义，当时任叶挺师的政委，参加了广州公社，从1931年起在江西红军政治部工作。他参加了长征，1936年任红军第1军团参谋长。在抗日战争中，他以在五台山区组织游击队而著名，解放战争以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之一。1966年作为正式委员进了政治局。1969年未进政治局，只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彭真 强有力的前北京市长，在中央委员名次中虽居二十九位，但在1966年从政治上垮台前他位居政治局第九名。彭因在刘少奇领导下在华北局工作过(1935—1939年)而在党内飞黄腾达。他们的亲密关系一直坚持到1966年刘主席成为红卫兵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要目标为止，当时他任北京市委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当邓小平的第一副手。
　　1899年出生于山西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在山西上师范学校，在校中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他逐步转变为激进派，1922年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马克思主义，协助组织铁路工人，一度在北京被捕入狱。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他1935年着手组织京津地区学生和教师之前一直没有发挥什么重要作用。1935年时刘少奇就在那里担任北方局书记(地下党)，柯庆施任第一副书记。他1937年去延安访问，先后奉派在山西和河北工作。从1939年起到1942年，他在延安党校任教，在林彪手下任副校长，专门负责“整风’理论的教育。194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同林彪去满洲，并在那里任陈云手下的东北局副书记，之后就一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1949—1966年)和北京市长(1951—1966年)。1956年再次当选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之下当第二把手。
　　彭真从1960年起开始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身份在国外露面，当时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批了毛泽东，鼓吹同美国和平共处，彭真予以驳斥。之后他多次领导各种代表团出国(1961—1963年)。这一差使在(1965年)印尼发表长篇讲话而到达最高峰，这个讲话对俄国作了严厉的谴责，后来林彪号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世界革命——《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其主要论点也都在这篇讲话中提出来了。
　　报刊和红卫兵大字报指控彭真策划反毛“二月(1966年)兵变”，但两年以后又公开宣布这些罪名不能成立。早在1966年春就撤消了他的一切职务，由李雪峰接替他任北京市委书记。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说他被害了或是自杀了。但在1967年4月有外国游客在离毛泽东住处一箭之遥的故宫中，还看到他(头顶半秃、中等身材、夹着个公文包)漫步走过庭院。官方北京报刊诬蔑彭是“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反党总头子”等，直到1967年底，但彭迄未拿出任何检讨。他的名字在1969年党代会上成了众人笑骂的题材。
　　彭湃 中共中央委员，他把穷苦农民看成革命的“主力军”，这一观点和毛泽东的主张极其相似。他在毛开辟井冈山苏区的同一个月(1928年11月)，在广东省边界领导建成了海陆丰苏区。海陆丰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破坏，彭湃在1929年被处决。参见《大河彼岸》。
　　彭德怀 在朱德手下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他胜利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1937—1945年)。在第二次国内战争中(1946—1949年)，彭担任西北边区副总司令，打败了进犯陕西的国民党军队。1950年，他接替林彪担任赴朝的中国“志愿军”司令，一直干到同联合国军停战。作为军队的元帅(1955年)、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在1960年前一直是实现中国武装力量现代化和现代军事工业基本建设时期人民解放军和苏联顾问的首席联络员。
　　1957—1959年间，中苏在意识形态和战略方针上分歧急剧恶化，彭显然主张不同俄国闹翻，以争取时间，积蓄力量。他认为中国还做不到“自行其是”。他反对毛的“自力更生”方针和在军队中进行倒退到延安的那种游击队训练。1959年9月，在党和军队首脑的命运攸关的会议上，彭被击败，被撤消一切职务。在继任者林彪的主持下，肃清了俄国的一切影响(参见《红色中华散记》、《大河彼岸》)。1967年，红卫兵和官方报刊指控彭是反革命分子，说他早在1959年就与刘少奇合谋反毛。1969年九大时再次受到谴责，之后彭即在党内销声匿迹。
　　薄一波 在党的统治集团中地位逐步上升，1956年当选政治局委员。1966年8月再度当选，但到1967年即遭到红卫兵攻击，罪名是赞同刘少奇主席的路线。他在1969年党的九大上没有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薄的真名叫薄树俊(译音)，1907年生于山西定襄，家庭出身地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北京被捕入狱。1936年获释，可能是经地方党领导人(刘少奇)批准、为了恢复他们的自由而准予写悔过书的共产党员之一——1967年徐冰即因此罪名而遭到攻击。在整个二次大战和二次内战(解放战争)期间，薄一直在华北游击区担任政治委员工作。从1951年起专门搞财政经济工作和国家计划工作，到1967年前一直掌握监督重大工业部门的大权。
　　博古(秦邦宪) 1946年死于飞机失事，但由于他曾任党的总书记，在1932年到1935年间是毛的主要敌手，要对毛在1945年断言的“整死的共产党员要比(打死的)敌人还多”的路线负责，因此，了解一些他的经历，对于了解党的历史仍有着重要意义。
　　秦邦宪1908年生，父亲是一位县知事，就他一个儿子。17岁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接着进入中共开办的上海大学，学习英语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往苏联，在共产国际的中山大学学习了四年，他和同班同学王明一样在中大精通了俄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1930年他作为米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回到中国，协助米夫和王明搞倒了李立三，把王明扶上台，名义上则还是由向忠发任总书记，1931年国民党处决了向忠发，王明随即接任总书记(时年24岁)，博古(时年23岁)任王明的第一副手。那年年底，王明返回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常任代表。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和政治局总书记。在“莫斯科指导的”和“土生土长的”两派马克思主义者为争取党内领导权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即在城市和农村何者在夺取政权中更为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博古代表城市路线派，毛泽东代表农村路线派。
　　长征结束时，博古仍然是政治局委员。1936年笔者见到他时任西北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1936年12月，他在西安事变中随周恩来去西安。1937年国共停战后，他担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宣传部长(1938—1940年)，后任延安《解放日报》主编。
　　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博古的名字又和王明联在了一起。他的影响日益下降，这从1945年他在中央委员会名列第四十四足以说明，他是在去世之前不久再度当选的。博古娶了也是莫斯科培养出来的刘群先为妻，后来又离了婚。生有子女七人。关于对他的采访以及他对笔者讲的自传，请参阅《红色中华散记》。
　　溥仪皇帝 1911年古老的清朝帝国覆亡、成立第一个共和国时退出帝位。这时他才5岁。军阀一度扶他复辟，事败后，他逃进了天津的日本租界。1934年他同日本军官一起离天津，这些日本军官把他安置在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当满洲国傀儡帝国的傀儡皇帝。1945年俄国人占领满洲时抓获了他。1950年他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手中，经过了长时间的“思想改造”，笔者1960年在北京会见他时他在植物研究所当了一名普通的花工。1965年他任文史馆研究员——整理他的帝国列祖的档案——并任政协委员。他已和他的几个后妃离了婚，最后由他自己挑选同一个护士结合。他还写了一本饶有兴味的自传《从皇帝到公民》，1965年北京版(《末代满族》，1967年纽约版)。
　　邵力子 浙江宁波人，珍珠港事变后主张国民党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之前他追随国民党。他协助组成了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1949年的政协代表了非共产党的反蒋“统一战线”团体和政党的联合，其中包括“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政协有六百六十二名代表出席(在共产党领导下)，正式通过了一项《共同纲领》和成立政协的《组织法》，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要举行普选，选举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然后向全国人大移交权力。然而政协依旧存在，代表非党人士。邵力子一直是政协的管事人之一。1967年，他以88岁高龄仍然屈居微小政府官职，并常在国家活动中露面。
　　宋庆龄(孙中山夫人) (1914年)在日本嫁给孙中山博士，是美国佐治亚州麦康市的威斯利安学院毕业生。(约于1895年)生于上海，是三姐妹中的老二，小妹宋美龄(蒋介石夫人)，老家原来在海南岛。孙博士逝世后，他的遗孀仍担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但继续对他的主义进行亲共产党的或者左的阐述，拒不接受蒋介石政府的官职。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妇女组织和儿童保育的领导职务。到1968年，她仍是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从人民共和国创立起她就担任此职。在刘少奇(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家主席)被搞臭后，宋庆龄偶或正式出面接见外国使节，但她从未代理国家元首。
　　粟裕 是1966年时还在世的、参加过“诞生红军”的南昌起义的不多几个将领之一。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时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在1959年罢官后他似乎也有些销声匿迹。1966年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党中央军委常委要职。
　　1909年生于福建，上过湖南第二师范学校，1926年在该校加入毛泽东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7年投入叶挺部队，他同约一千名党团员学兵，及时参加了南昌起义。两年后在红4军担任师长，到1932年任红10军参谋长。长征期间他留在后方，任方志敏的参谋长。方被俘遇害后，粟指挥部队。他的后卫部队后来同陈毅部队合并，于1937年被编为新四军之一部，粟任副司令。从此，他一直担任陈的副手，和陈共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止。除军职外粟裕还担任许多行政和政治职务。1969年再度当选中央委员，看来他的地位是牢固的。
　　孙铭九 1964年有报道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中将。
　　谭震林 1912年生，江西人。1956年起当政治局委员，是农业政策问题的专家，1966年受到红卫兵的攻击。从秋收起义(1927年)就一直跟毛泽东走，在江西时拥护毛的军事思想，反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参加过长征。在抗战时期担任过高级军政指挥职务。在第二次内战中，他是邓小平领导的前敌委员会成员。1966年时任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尽管红卫兵予以抨击，他在1967年还和毛一起公开露面，他为了救他的部属，结果自己成了清洗的受害人，但1969年又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陶铸 湖南人，1906年生，约于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后同李先念一起活跃在鄂豫皖苏区。在抗战和二次内战期间，他在各地部队中担任代表中央的负责工作，1949年后担任华南党的第一书记。196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南局第一书记。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从第九十五名中央委员一跃而为如会后公布的第四位政治局委员。他以负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到1966年11月，他就被贬为“实用主义者兼修正主义者”，回到南方默默无闻。从陈伯达的官方报刊对过去被当成青年教科书的陶铸的两本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攻击来看，他是过分强调了共产主义许诺的物质报酬，而对毛教导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重要意义讲得不够。也许比正式罪名更有重要意义的是，陈伯达接管了陶铸的宣传文化首脑的职务。
　　邓发 1946年4月死于飞机失事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叶挺和王若飞同机遇难。
　　邓小平 1954年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文革当中成为“党内走资派”的主要对象。1904年生于四川嘉汀(译音)。受完初始教育后参加勤工俭学团于1920年赴法。(1936年8月19日)笔者在陕西预旺堡见到他时，他说他在法国没有上学，只是在那里当了五年工人。他从法国工人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成了法国共产党的一名中国人党员，再转成中共党员。他在1925年取道俄国回国，在俄国“学习了几个月”。1926年，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访问莫斯科。邓参加了冯的司令部，在西安附近的三原冯开办的训练学校当校长。1927年在江西协助组织了一支农民军队。(国民党)反革命后，邓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到1929年。之后他在广西龙州组建了红7军。邓在1936年对笔者说：“龙州苏维埃同从1930年开始举行工农起义的安南 (越南)人有联系。法国飞机来炸过龙州，我们打下了一架。”法军和国民党军联合起来，摧毁了龙州的苏维埃运动和越南部队。但越南部队一直同中国游击队保持联系。邓带着红7军残部转战进入江西上了井冈山。他和他的部下改编为红8军，参加了1930年攻占长沙的战斗。1932年到1934年，在红军政治部工作，主编《红星报》。他在那时候支持“罗明路线”，即推行毛泽东主张的游击战略战术，反对现行政治局领导。1935年，他在遵义投票拥护毛出来领导中央政治局。
　　在长征中，邓小平曾任刘伯承的红12师副师长、政委。他在毛儿盖毛泽东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支持毛泽东。他随毛的纵队完成了长征。1936年他担任驻甘肃的聂荣臻的红1军团政治委员，当聂的副手。
　　1937年抗战初起，邓担任刘伯承指挥的129师的政治委员，他们共事十二年，人称刘邓大军。1943年，邓领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并进入中央书记处。在党的七大上(1945年于延安)担任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书记。回到部队同刘伯承一起后，他担任中原野战军最高参谋部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及刘伯承胜利进军四川的部队政委(1949年)。他在这些岗位上贯彻执行了毛的“总作战方针”，从而全部消灭了长江以北的所有国民党军队。之后邓担任党的西南局第一书记兼临时政府副主席(1950—1954年)。从1952年到1954年，担任财政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4年召开全国人大时，他担任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党的八大恢复了总书记一职(不过再不是党的主要领导)，邓当选此职。邓小平在国务院名列第三，每当周恩来出国就由他代理总理(1963年冬，1965年3月)。在1966年8月的中央全会上，邓再度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照旧名列第六，但不再担任党的副主席和总书记。到1966年12月，邓小平还和刘少奇陪同毛一起在主席台上出现，检阅红卫兵，但那次以后就在北京和各地的红卫兵大字报上成了主要打击对象。他们在全国党政机关中的追随者大都被指控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六个省市被红卫兵赶下了台(大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之下)。到1968年前后，毛已将刘邓的党的机器摧毁殆尽，1969年，邓的名字就从中央委员中给划掉了。
　　邓子恢 福建游击战争的元老，从1937年起一直在福建担任政治、文化和军事负责工作，在抗战和第二次内战中又都和福建关系密切。1893年生于福建龙岩，在厦门读中学，一度去日本留学(1916年)，教过书，于1925年加入国民党，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区时期，他同朱德和张鼎丞在一起，颇为活跃和有名。他经常担任重要职务主官的副手，不参与党内斗争，一直处于第二线，然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他在1966年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颖超 (周恩来夫人) 1956年在中央委员名单中名列第十九位，1966年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和战后一直作为妇女组织领袖从事活动。从1955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未发挥明显作用，然而在1969年又当选为中央委员。
　　1903年生于河南信阳，书香门第(母亲曾当过袁世凯的家庭塾师)。曾在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她因是激进学生曾于1919年一度被捕入狱。她同周恩来一起协助创办了觉悟社，和周等一起参加勤工俭学团赴法。在巴黎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4年回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和周结婚，(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是参加南昌起义的唯一女界领袖。她随周于1928年赴俄，又一同回国从事地下工作(1928——1931年)，直到进入江西苏区，主持中央妇女工作部。她是三十五位参加过长征的妇女之一，长征途中患肺结核，只好用担架抬着走。1937年在北京郊区疗养时，因日军占领北京而处境危险。笔者帮助她逃到了游击区。从1938年起，她一直在中国和国际妇女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经常随她丈夫出访。从学校时代起，周夫人就和她丈夫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她温文尔雅，待人以诚，而且出自爱国和革命热忱，这使她博得了全国人民乃至敌人的尊敬。
　　丁玲 1907年生于湖南，中国最有名的女作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学习，从1927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并和另一位名作家、于1929年加入中共的胡也频结了婚。丁玲于1931年入党。两人都是1929年在上海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的会员，一起在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胡是上海人力车工会领导人和中央委员，支持李立三，反对王明，他被国民党处决。丁玲却在1936年获释，同年去延安。她在延安从事写作和教课，写了几篇讽刺中共的文章，但这些文章都是赞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1950年她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
　　1957年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丁玲拒不承认她的“错误”；她被开除出中共，送到公社去进行思想改造。她的曾荣获斯大林奖金(1952年)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及其他著作均在中国被禁止出售。1960年笔者从权威人士方面获知，丁玲被清除出党，不是因为她的反党作品，而是她在1936年从南京出狱的情节。要了解早年的丁玲，请阅拙著《活的中国》(1937年纽约版)。
　　蔡和森 作为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他对毛的思想的影响，也许比任何人都大。蔡出身于湖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1920年首批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人之一，而且很可能是在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妹妹蔡畅陪同去欧洲。他在法国时经常同毛通信。回到中国后，蔡在1925—1927年间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他在1927年被捕并根据蒋介石的手令被处决时任党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夫人向警予和他是同乡，是留法时同蔡结婚的，是一位杰出的妇女领袖，于1928年被处决。
　　蔡畅 1906年生于湖南，蔡和森之妹，读过四书五经，程度超过一般女孩子的水平。同她丈夫李富春一起参加共青团旅法支部，1924年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是三十五位参加过长征的女同志之一，是1936年在前方的唯一女中央委员。1956年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内名列第十二位。从1956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民主妇联主席。1966年任红卫兵妇联附属组织的领导人并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8月后即不常出面。1969年她未进入中央委员会。
　　蔡树藩 1958年赴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终年仅53岁，去世前是工会领导人、中共中央委员。
　　左权 在爱国战争中阵亡。
　　董必武 比毛年长7岁，1967年时政治局委员中硕果仅存的两位建党创始人之一，另一位就是毛。
　　1886年生于湖北黄安县，书香门第大家庭出身，受四书五经教育，16岁考中秀才(儒生)。1911年汉口反清起义时加入共和军，成了孙中山同盟会会员。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逃往日本，在日本参加孙中山核心小组，在东京法律学院学习。从1917年到1920年，董执行孙交付的任务，但在他的思想上逐渐左倾。在此期间他在汉口教书，借以谋生。1921年，他在陈独秀和李汉俊的影响下作了上海之行，在上海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接着他在湖北协助成立了中共支部。
　　“两党联盟”后，董的桥梁作用举足轻重，因为他既是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元老，又是中共的老党员。1927年的反革命中，他的最亲密的同志李汉俊在汉口被捕并被处决。董本人幸免于难，假扮水手逃到上海。之后在俄国共产国际的中山大学学习了四年。他没有参加“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成了毛的坚决支持者，回国后直接去江西，担任新开设的中央党校校长，成了中山大学重要情况的提供人。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在1935年历史性的遵义会议上支持了毛泽东。长征结束后，他重新担任党校校长。从1936年起，他作为党内“年长的政治家”，一直担当中共外交顾问的角色。他在1937年协助周恩来进行南京第二次统一战线的谈判，1938—1945年间同周一起在中共重庆办事处工作。作为蒋介石政府设立的统一战线咨询机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员，董是出席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十人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共产党人。章汉夫(现外交部副部长)、陈家康担任董的英文秘书。
　　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中名列第七位，在马歇尔的调处下谈判成立联合政府时参加周恩来的代表团工作。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上董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5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可是，在1966年他却从政治局第八位降为第十二位。他是唯一拥有帝制时代学位的高级共产党人，他是已故的孙中山以及毛泽东的忠诚信徒，他受到中国各阶级的普遍尊敬。他周游列国，在国外共产党人士中享有重望。为人谦逊，无私和富有爱国心，董必武的严谨始终如一。他(出人意料地)于1969年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汪精卫 青年时当造反者，企图刺杀清政府摄政王恭亲王，但投掷的炸弹未能爆炸。他被赦免后成了英雄，后来又是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领袖地位的对手。1927年，在蒋介石破坏两党联盟后，他在汉口国民党左派政府同共产党人合作，组成联合政府。但隔了几个星期他也实行清共，他的政府也很快瓦解。1932年，汪再次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但同年又被蒋介石赶下台。1938年他一回到国民党又同蒋争吵起来。他接任日本人的南京傀儡政府行政院长一职之后，于1943年含耻身死。
　　王恩茂 约于1910年出生于江西永兴一个贫农家庭，1927年随父亲和两位兄弟参加红军，在中国共产党培育下成长，擢升至战斗部队司令员。从五十年代起统管西北的党、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王指挥广袤的新疆军区和与军队生产建设兵团有关的军事设施，企图在新疆进行文革大清洗的做法，据北京街上的大字报称，引起了流血冲突。尽管如此，还是发表了毛在首都1968年元旦招待会上同他亲切握手的照片。他出席了1969年的党的九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王光美(刘少奇夫人) 北京大学毕业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她遇见刘少奇时在当物理教员。她成了刘的第二位夫人。刘的第一个妻子在江西被杀害。刘夫人是全国妇联中央执行委员，从1964年起当上了人大代表。她在1964年陪她丈夫出国访问。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在北大领导妇女干部，但是后来大字报上攻击她力图保护党内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批判她珠光宝气，发式离奇。都说她女儿在红卫兵大会上批判她和刘。她显然和文革副组长毛夫人不和。在毛夫人过问的出版物上，对她尽是讽刺挖苦。
　　王明(陈绍禹) 1942年后在党内失去了一切影响，只是充当“反面教材”，用来代表党内犯过的重大领导错误，以及说明党内斗争和1960年中苏分裂所涉及的问题。他是巴维尔·米夫在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24岁就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并建成了一个在1931年到1935年间反对毛泽东的政治局。
　　1907年生于安徽一个富裕士绅家庭，在武汉上中学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在1923年进入上海大学(为培养中共干部而建立)。1925年入党，在党内易名王明。(1925—1927年)被派去俄国，在共产国际开办的中山大学学习，回国时当出席武汉中共五大的巴维尔·米夫的译员(1927年7月)。国共分裂后随米夫回到俄国，米夫这时当上了中山大学校长。他同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1928年)上当米夫的译员，在米夫的扶植下当上了中大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国学生的领袖。他们起先是拥护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少数派。最重要的成员有和王明同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博古、洛甫、王稼祥、邓发、杨尚昆等人，王明本人(年方21岁)协助草拟国际发给中国的指示。
　　1930年，王明随共产国际驻中共首席代表米夫回到中国，协助米夫消除厄尔·白劳德的影响，并把白赶出中国，然后把李立三从政治局搞下台。在1931年1月在上海地下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为政治局总书记，但是米夫利用斯大林的威望，耍手腕让王明接替李立三的劳工部长职务和成为政治局的掌权人物。当年稍后向忠发被处决后，王明继任他的职务，并让博古、洛甫等控制政治局的关键部门，就在这一年，王明被召回莫斯科，在那里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常任代表。他作为米夫的传声筒发表了《两条路线》一文(1932年)，阐明了现行的国际路线。在中国，博古接任中共的总书记，他们两人通力合作，反对毛在农村苏区的“农民路线”领导。
　　1935年8月，为了适应莫斯科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希特勒统一战线的需要，王明号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纳粹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在中国中共原则上采纳了莫斯科的路线，但按照的是毛在遵义(1935年1月)已经以草案形式提出来的自己的解释。王明在1937年带着陈云、康生回国时，又一次同博古在政治局沆瀣一气。他在1937年12月题为《拯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中，提出要红军完全同国民党合并，反对毛的统一战线策略，即限制在保持中共对军队和根据地领土权的独立自主范围之内。这样就展开了这场持久斗争的最后一章。1940年，王明再次发表了他的《两条路线》(他的路线和毛的路线)。为修正毛关于主要依靠武装农民的思想，王明相反号召全党按照正统的俄国路线彻底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即无产阶级化)。对此，毛的回答是1942年的整风运动，使全党受到了“改造”，同毛泽东的思想保持一致。
　　1945年，毛签署并经中共七大通过的对党长期历史的回顾《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集中体现了党正式对王明进行的批判。这一文件认定，推行了三次反对毛的方针的幼稚的“左倾”路线，其中以王明、博古领导的那一次(1931— 1934年)最为严重。毛斥责了王的教条主义思想——基本论点是它把外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公式到中国来生搬硬套——使“共产党员遭到了比敌人造成的更大的损失”。
　　1951年，陈伯达登峰造极，写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文中把王明定性为“奴隶”思想和盲从外国教条，不顾中国的条件和(毛)依此进行的革命实践的原始典型人物，要全党代代加以牢记。尽管如此挨骂，王明在1956年仍然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位居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之末，这种嘲讽式的荣誉只能使他更加难堪。
　　王明的威信早在1936年就已一落千丈了，当时毛曾(对着笔者)嘲笑王明刊登在《国际通讯》上的报告是瞎说一通。笔者1939年在延安初次见到王明时，再也想不到他竟如此长期年轻(当时他才32岁)，他彬彬有礼，举止宜人，因长久从事案牍生活而长得又矮又圆。他比毛要矮一头，经过长征的人谈起他时他也是矮一截子。情况很清楚，王明已不再对毛构成威胁，但毛很乐于看到他对自己的事业公开表示拥护，使任何还想借助俄国的威望同他争党权的人毫无立足之地。据日本报刊1967年报道，王明早已返回俄国，到1968年，王明显然在勃列日涅夫进行的反毛攻击中充当主要顾问。1969年，他住在莫斯科的消息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王炳南 1967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最富有经验的外交家之一，从他在重庆(1938—1945年)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时起即崭露头角。
　　王炳南1906年生于陕西三原。他父亲是个有钱的地主，是杨虎城将军的拜把兄弟，杨把王收为义子，送他去德国培养，好回来当他的秘书。王在柏林的激进派学生中很是活跃，在那里结识了一个思想保守的德国人家的女儿，她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在1936年回中国担任杨虎城的秘书，也是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地下联络人。在抓获蒋介石前后他都在西安，而且他协助实施了抓蒋。笔者在1936年6月访问杨将军时，他担任译员。他在1937年访问延安时初次会见了毛，之后被派往上海和到重庆周恩来的八路军办事处(1938—1947年)。在国共两党在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调处下举行“和平谈判”时，他担任中共代表团的秘书(1945—1946年)。之后他在外交部历任重要职务，1954年任周恩来率领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1955—1964年任驻波兰大使期间，他充当中国驻欧洲的最高外交官，在从1955年起的美中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任中国首席代表，直到1964年回北京。他还参加过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并多次率领重要代表团，签订了中国和波兰、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之间的重要政治、经济和军事协定。1964年任陈毅手下的外交部副部长，他是中国关于德国和波兰事务最出色的专家。他和王安娜于1954年离了婚，两人均已再婚，他们的儿子仍居中国，是个工程师。
　　王首道 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贫农出身，但家里还是设法让他读完了小学。他由一个家境略为富裕的叔叔收养，供他上了中学，20岁时又进了一所国立农学院。由于受到陈独秀的《新青年》的影响，他转向激进主义，于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在广州进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毛泽东在当副所长，彭湃在当教员。王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土地革命原则”的教育。1926年他在家乡组织了农民协会。他们参加了(1927年的)秋收起义，开始没收和给穷人分配土地和浮财。起义失败后，王设法找到了毛泽东的游击队。(1930年)攻占长沙时他在彭德怀的部队当政工人员，他的妻子就在那里被敌人抓去和处决。长征结束后他参加了红军东征山西(1935年)，任新组建的第15军团政委。抗日战争中，王领导在湘赣边区组织的游击支队，王恩茂担任党的副首长。之后他就任湖南党政一把手(1949年)，从1945年起任中央委员，1958—1964年任国务院交通部长，从 1964年起任中共中南局书记。1966年调任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要职，并任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组员。他在1967年遭到攻击，1969年未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吴晗 中国民主同盟的非党知识分子领袖，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1965年11月，官方报刊批判他的剧本《海瑞罢官》，从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就在这个月，毛泽东夫人江青在上海一次讲话中“揭露”吴晗此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作品，这一讲话后来被称为发动文革的“战斗号令”。
　　吴晗1909年生于浙江义乌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因家中供不起他上国立(清华)大学，只好靠当家庭教师自给，直到1934年大学毕业。笔者在这一年初次见到他，当时他已是清华的一名讲师，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敢于冒坐牢危险去支持学生运动的教师之一。日本人占领北京(1937年)后，吴跑到云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学者，在知识界崭露头角，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他协助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徐冰、罗迈一起工作，和中共结成了统一战线。1949年后，他先后在北京市政府担任多种职务，例如任北京市八个副市长之一。吴以“民主人士”身份代表文化和友好团体多次去亚洲、非洲和东欧访问。他还兼任过清华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中华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国家级官员、世界和平理事会北京分会副会长。
　　对于吴晗在旨在贬低毛泽东的影响的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就算不是像1967年红卫兵大字报上说是要全部夺他的权，毛的看法也可从北京鼓楼展出的一幅巨型漫画中确切地显示出来。这幅漫画讽刺的是二十七名被控推行修正主义的党员领导人，他们组成一行人马，领头的是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陆后面快步小跑的就是吴晗，穿着一身帝制时代信使(衙门听差)的制服，队伍最后抬着两乘大轿，轿中坐着文化大革命所要网罗的大鱼、主要目标刘少奇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
　　吴晗作为历史学家擅长明史。他写的引起争议的剧本《海瑞罢官》刻划的是明朝一位官吏，敢于冒犯天颜，批评皇帝的一些政策的经历。这位官员被错误地罢了官，后来证明他是一位爱国者。吴晗的剧本发表于1961年，得到陆定一和北京市长彭真的支持。过了五年之后，毛主义的报刊才加以剖析揭露，说这出戏是攻击毛的：吴晗把海瑞比作1959年被毛“罢官”的彭德怀。
　　到了1967年，这出戏又说只不过是刘少奇为首的文化界“修正主义分子”和“那些走资派”抛出的许多“大毒草”的其中之一而已。没有什么事实更能说明西方的那些中国专家对共产党中国无知到如此地步的了，在这些作品遭到毛主义分子反击之前，他们谁也没有看出吴晗的剧本以及发表的一些同类性质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学作品所含有的重大政治意义。
　　伍修权 长期从事对苏关系方面的工作，同时充当同许多外国共产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在文革中以毛主义支持者而扬名。伍1909年生于湖北武昌。他曾在俄国共产国际的中山大学学习(1927—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当过教授。1949年后，他最富有戏剧性地以1950年北京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露面。他在联合国痛斥(长达两万字之多!)美国是朝鲜的“侵略者”。1956年中央委员中名列第六十二位，多次出使东欧和出席国际会议。1969年没再当上中央委员。
　　吴亮平 1906年生于浙江奉化一个商人家庭。1962年起进中央委员会，1967年任交通部部长。南洋(华侨)中学毕业，厦门大学和(上海)大夏大学肄业，参加过“五卅”惨案运动，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1929年)，在中大加入中共支部局。后来他去欧洲旅行。回上海后从事地下工作，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史》、《反杜林论》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他在上海坐过牢(1931— 1932年)，后来进入江西苏区，在林彪的政治部工作。他曾被错划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但他在江西拥护毛泽东，笔者1936年见到他时他担任毛的秘书，兼任军队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人员。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俄语，并会一些法语。
　　欲知访问的情况，参阅《红色中华散记》。
　　杨成武 1966年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取代罗瑞卿(被搞臭了的罗原是杨的上级)，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福建人，(1912年)生于农民家庭，17岁时参加游击队。他大部分是在党及其军队中受的教育，特别是在林彪的领导之下，在1932—1938年间边打仗边学习，从不间断。长征(他指挥一个团)之后杨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学习，笔者就在这时会见了他。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山西由聂荣臻领导，战绩卓著以至有个日军指挥官都写信对他表示祝贺。解放战争中他任晋察冀的一个兵团的副司令员，嗣后任京津卫戍区司令员兼政委直至1955年。1956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建立了中国的防空司令部及其党的组织。大跃进期间他曾下连当兵一年。1959年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和罗瑞卿多次共事直到罗下台由杨接替为止。杨在1969年的地位不明。
　　杨虎城 抗战期间投效蒋总司令，结果在重庆被软禁，(解放)战争将结束前被秘密处决。
　　杨开慧 湖南一家有钱有地的家庭出身。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极为尊敬的教师杨昌济的女儿。萧瑀在他的《毛泽东和我当过叫化子》(1959年纽约州锡拉丘兹版)这本真真假假的回忆录中，对杨开慧作了深情的刻画。毛是杨家的常客，在北京时常在杨家用餐。当时婚姻全由父母包办，新郎新娘只有等到订婚时才能见面(就像毛的第一次“婚事”那样)。杨昌济显然在女权问题上具有进步思想，他让女儿受高等教育，并让她同毛和自己一桌吃饭。在毛的影响下，杨开慧转向了激进主义——并在1920年同毛结婚。她当时25岁。她在1930年被捕后，宁死不屈，拒不同共产党和毛断绝关系。她在当年被处决。她同毛生有二子，毛岸青和毛岸英。
　　杨尚昆 1936年后在陕北历任中共中央书记、统战部部长(1937—1943年)，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43—1959年)，在1956年九十七名正式中央委员和九十六名候补委员中名列第四十二。但1966年杨被戴上了大两面派的帽子，被撤消了一切职务。
　　1903年出身于四川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杨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被派往莫斯科进共产国际举办的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大加入了中共支部局。他1927年随王明一同回国，被认为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长征结束后笔者会见他时，他担任红军政治部的代主任。1956—1966年期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时，尤其是在同苏联分裂以后，曾在同苏联和其他外国共产党的会谈中担任负责工作。1966年，他被指控利用这种机会搞反毛阴谋活动。红卫兵大字报煞有介事地声称他窃听毛的谈话。1967年4月，有报道说北京的“革命干部”要求把他同彭真、刘少奇、罗瑞卿等一起处死，到写作本文时为止他一直下落不明。
　　姚依林 任商业部长时，是国务院最年轻的成员。1916年出生于安徽一个破落资产阶级家庭，(据他说)家中不时靠“典卖”度日。在上海和北京读完中学，后考入清华大学，但1935年即离校投身革命活动。
　　笔者1935年和姚相识时，他是一位同黄敬和黄华密切共事的学生领袖。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后不久，他和二黄一起在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姚依林并未受过商业方面的专门训练，但在打游击时学会了如何管理战时经济。1950年他上过商业干部学校，1952年当上了商业部副部长，他在1959—1961年困难时期主要负责实行粮食配给的工作，成绩卓著。1960年在他44岁时被提升为商业部部长。
　　叶剑英 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1966年被提名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他身兼这些要职，反映了他资历较深，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时就已经当上了将军。1929年他还“在德国和法国学习戏剧”。
　　1897年出生于广东一个商人家庭，云南讲武堂毕业，在广东当过县长，1922年加入国民党，1923年在黄埔军校当教官。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北伐战争中指挥一个师。参加南昌和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俄国和欧洲去了两年。1930年回国后就一直和周恩来一起共事。他在江西苏区一度当过戏剧学校校长。
　　1934年周恩来接替朱德任军委主席时，叶当了军委委员，毛和朱德当时是反对派。周、叶同李德一起制订了撤离江西苏区的计划，后来发展成为长征。在(1935年)历史性的遵义会议之后，毛就任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叶在毛儿盖拥护毛反对张国焘。抗战期间，他(随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担任主要的军事联络人员(1938—1945年)，笔者经常向他进行采访(参见《红色中华散记》)。据说他先后争取了驻陕西的十六名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参加共产党。1946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49年任北京军管会主任兼北京市长，1949年到1955年间在华南担任党和军队的首长，他从1954年起兼任人大常委委员，1962年起任国防会议副主席。叶的夫人是曾宪植，留学日本的湖南人，长期任全国妇女组织的领导人。欲知一位美国将军对作为军事领袖的叶剑英的看法，请阅埃文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1940年纽约版)。叶写了许多论述毛的军事战略、军事思想和战役方面的权威著作。他在1966年再度当选中央委员，但未进政治局。
　　叶 挺 黄埔生，北伐(1926—1927年)期间担任国民党军第24师师长，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起义失败后，叶向汕头撤退，参加了1927年12月共产国际决定进行的灾难性的广州起义，后逃往香港。他有十年退出政界。1937年，叶被蒋介石委任收编赣闽湘边区残存的红军游击队，组成新四军。主力红军于1935年撤往西北时，这些游击队组成后卫，它们的领导人之一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1941年，蒋介石的部队伏击了新四军一部，杀害了项英，打伤和活捉了叶挺。叶于1946年获释后在去延安途中同邓发、博古等人同一飞机失事遇难。
　　①《大河彼岸》第331页。——原注
　　②即本书附录一《人物小传》(一)。——译者
　　③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十八世纪美国著名传记作者，以为美国大文豪萨缪尔·约翰生写传记而著名，此处借喻为忠实信徒。——译者
　　④即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2章第2—5节。—译者
　　⑤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经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于10月初到达莫斯科治疗摔伤，随行的有邓颖超、王稼祥、陈昌浩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于1940年8月26日返抵延安。——译者
　　⑥夏曦(1900—1936)于1936年任湘鄂西苏区领导工作时溺水而死。原文有误。——译者
　　⑦原文此处有误，林彪并未到过朝鲜战场。——译者
　　⑧指毛泽东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译者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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