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 大饥荒遗事（1-3）

Gowest

大饥荒遗事(一)
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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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如梭，大饥荒转眼间就是四十二年了，往事在脑海里有时候如烟如
雾，有时候却仿佛发生在昨霄，还是那样鲜活，特别在静夜里，不时象春潮
一般，涌上心头。

　　一九五九年秋天，我从小学升入家附近一所初级中学，也许因为入学考
试成绩不错，编班后就被班主任陈星镜老师指定为“班主席” (那时还不叫
班长) ，因为我年纪小，身体还没有发育，后来学校的白校长也注意到我的
“小”，所以以后常被他戏称为“小班主席”。


　　一、倒叙小学档案

　　我表面上看起来好学生一个，学习努力，似乎也很遵守纪律，但其实是
最不听话的学生，在小学的倒数一年才争取入了少先队，小学时几乎每学期
末的评语上都有：“学习努力，注意遵守纪律，希克服骄傲情绪”，在没有
入队以前，评语后面还有一条：“争取早日加入少先队”。原因是那时的课
程对我的脑力来讲，常常显得太浅，所以上课时常常习惯于自己先把书翻一
遍，大致理解了，就自个儿玩别的去，有时为了掩饰自己的“自留地”活动，
还常常举手，向老师提些超出课堂内容深度的怪问题，弄得老师哭也不是，
笑也不是，不知道我究竟是坏还是好？我记得连续几期，我的语文数学成绩
都是双百分，而且又是学校业余无线电活动与航模活动的积极分子，我的毛
笔字还经常被学校拿到区里展览，也许就是这些成绩养成了我骄傲自大的毛
病。

　　毛病中最严重的是与班干部们对着干，一批班上的调皮捣蛋者总是围在
我的身旁，和班干部们过不去。 放学回家的路上， 总有几个大个子作我的
“保镖”，所以小学几年打架时我从未吃过苦头，哪个敢惹我，我只要一吩
咐，马上有打架能手上去帮我的忙。自然，要作“领袖”也得付出代价，代
价是，那些调皮娃娃常无偿地抄我的作业，我的“慷慨”赢得了调皮孩子堆
里的威望，被取别名为“剑侠”。还有一个实用性的原因是，那时放学回家
要组成自学小组做当天布置下来的作业，分头在一些同学家会聚，我的家是
其中之一，原来是我家堂屋比较大，又是在一个幽静的小院里。最特别的是，
小院的出口要经过一个很大的茶园兼戏园，必须穿过戏院才能进我家所在的
小院，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学习小组的成员总是理直气壮地对守戏院门的
说，我们是去里面院子里复习功课的！进去以后，往往半个小时就把作业做
完了，然后跑出来观赏外面演的曲艺剧、清音、评书一类节目，想一下：免
费看节目，何乐不为？所以分组时，谁都争着到我这组来，我自然是组长大
人，尽管我在班上长久以来，两袖清风，无任何官职，也不在“党”。

　　到四年级时，几个“马弁”耸踊我申请入“党”，说是经常被前班、队
干部在老师面前汇报受气，我有资格进去制止他们的阴谋。我其实平常很不
屑和那些“官”们为伍，也许是人家叫我剑侠，叫久了就觉得得照着剑侠的
样子办，窦尔敦哪有自投官府的道理？后来想通了，进去就进去吧，于是我
规规矩矩表现了几个星期，入了组织，成了“体制内的反对派”。进去后不
久，即被队里反对派和中间派成员拥为“学习委员”，升官速度惊人。


　　二、种渡荒菜，打“猪草”

　　官拜班主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陈老师指示下，召集新莅任的班干部
们布置每周劳动课的种菜任务。

　　原来，在我进入初中前，经济生活已经显得很吃紧了，猪肉已经定量，
粮食也定了量，但大家都没有料到形势恶化的速度超过了大人们的估计。在
这之前，从1953年到1957年这段时期，虽然政治风浪冲击着社会，但对小学
生来讲，如果家里大人没有被“笼”起的话，感觉还不算大。街市一如往昔，
戏园子里面的笙歌响彻中夜，满街的小贩卖着各式小吃，有脆花生、废片、
夏天的梨，冬天的红橘，1955-1957年几年的秋天，红橘甚至被卖到1分钱一
斤地步还没人要，街面上常常看见一堆一堆的烂橘子，花生1分钱一大堆，
有些调皮的孩子有时晚上乘小贩不注意，突然“噗”地一声把小贩卖花生的
油灯吹熄，然后乘乱打劫，把小贩的花生抓他一把。

　　但是，自从1957年起供应就不太好了，听家里大人偷偷说是搞“统购统
销”造成的。1957年的春节，第一次出现了彻夜排队买肉，后来1958，1959
年的春节肉也限了量。

　　这次布置的种菜任务是学校为各年级各班划片包干，每周班上的人要去
一次耕种。我班分配的土地在火车北站外面，靠近铁路路基，大约有两百平
方米的一块地。第一次去菜地劳动，由陈老师带队，我们学校离目的地很远，
要走很久。到了劳动地点以后，发现原来已经栽了红薯和厚皮菜 (美国中国
店叫奶油白菜，比较小，家乡的厚皮菜很大，肉厚，产量高，是困难时期标
准的“渡荒菜”)，我们的任务是除草，把一些土刨松一下，外兼施一下肥。

　　因为这是第一次参加集体劳动，大家都很兴奋，尽管班上男生都还没有
发育成熟，对大体力劳动不习惯。班上几个女生倒是长得高高的，特别是坐
在我后面的薛惠君小姐，高高的个子，红润的脸庞，据说她父亲在西藏军区
工作，家里条件好，她劳动很卖力，从脸型到健美的角度上讲，当为本班第
一株花，前几天由于逃学，陈老师叫我组织过对她的“批判”，可是我却天
生对不遵守纪律的同学有亲近感，所以把批判会当成了谈心会，后来薛小姐
对我很感激，有那么点意思在里面，但我那时哪想到那里去呢。

　　后来又去了几次，刨出地里的红薯，把长好的厚皮菜拔起来运回学校，
算是劳动任务完成了。

　　以后，我们的劳动地转到文殊院边，离学校较近，这样劳动了一学期。

　　第二年的劳动课不再去专门的劳动地了，而是叫“打猪草”，打猪草就
是从上午开始(从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学校的劳动课改为两周整整一天)，
背着一个背兜，随便学生跑多远，只要学生背上装满一背兜菜下午回校向老
师交差就行了。学校自然养着几口猪。起初，大家老老实实地找真正的猪草
打，但是，真正能用作猪草的野生植物并不多，经常完不成任务，还气咻咻
地跑一天。完不成任务，自然劳动课的成绩不佳。后来逐渐在打猪草的活动
里相互取经，得出了窍门，原来是去偷农民种在地里的蔬菜。偷蔬菜也偷出
了水平，并不弯腰去摘菜，而是每人手里拿一根长竹竿，竹竿的顶部绑一只
锋利的小刀，看见地里有菜，只要把手中竹竿一甩，就象挥马鞭一样，刹时
间一颗白菜被竹竿头的刀削下，然后也不弯腰拾，只用竹竿的小刀插进菜里，
一回手，菜便进背兜了。说起来惭愧，这种行为是公然偷窃，但当时并不这
样想，原因是没有任何学生把偷的菜拿回家，全交给学校。我曾注意过，学
校收集“猪草”的地方堆了满满一地的蔬菜，除了喂猪以外，剩下的肯定被
学校教职员工瓜分了。

　　学校对这种“打猪草”是睁只眼闭只眼，原因就是刚才说的。所以经常
有学生被农民抓了，把背兜没收，学校就派一个老师去交涉，也不批评学生。
对于教师分猪草的事，学生也很谅解，原来教师的定量是是十八斤，学生的
定量是二十四斤，学生知道教师饿饭饿得更惨，所以也不怪教师拿猪草充饥。


　　三、十年大庆，跃进街

　　当了班领导后自然“特权”开始有了，第一桩事是被学校当局遴选去南
郊公园，作为优秀少先队代表和“苏联专家”聚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洋人。
我和另一班干部吴联苏(刚好他名字就取得含有中苏友好之意)在一个星期日
在南郊公园和苏联专家们见了面。苏联专家有男有女，温文尔雅，对参加会
面的中国少年很热情友好。我们那时刚修俄语课没有几天，舌头的“弹音”
还来不及弹得转，咀巴里只能冒出几个“达娃利西”、“达什维达尼亚”、
“哈那索”这样简单的词汇，便匆匆派上用场，但有一句却事先通知背得溜
熟，就是：

　　“CCP(念弹音，苏联的俄文缩写) 依 KNP(俄文的中国缩写) 哈诺什一
耶 德儿鲁(念弹音)什雅!”(苏联和中国是好朋友！)

　　有一对苏联专家夫妇同我和吴联苏一起在刘湘墓前合影，也记下了我俩
的地址，我后来还天真地盼他们把照片寄来，照片终于没有来。

　　几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苏联当局撤走在华专家前的最后一次告别活动。

　　快到国庆十周年了，好几天前我们就盼着快点来，会有多热闹哇！从小
学开始，每年的“五一”，“十一”，大人小孩都在天还没亮前四点过就起
床了，起床后到单位、学校归口参加游行，一般都要游行到十一点过才回家，
下午和晚上参加各公园里的游园活动。

　　今年的十一国庆节很特别，因为老师通知这是“十周年纪念”，一定要
好好庆祝一番，我们几个伙伴还商量到那天去公园里玩通宵。

　　就在国庆节还没有到来的五天前，陈老师通知我参加在成都军区北校场
里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对四川各界的接见活动。 1959年9月25日，我校
少先队和青年团代表十多个走路进了北校场军区大院，络驿进去的各界代表
大约有一万多，大家都坐在军区操场草坪上，操场前面有一座临时搭起的看
台，上面就坐着刘主席、朱委员长以及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军区的方面
大员。北校场本是清朝四川总督的阅兵场，抗战以后，曾作为中央军校校址，
1949年12月，蒋介石飞蓉督战期间，就住在北校场，由于四川军阀的叛变，
兵围北校场，蒋差一点在此处被抓，最后在枪炮声中从这里仓惶逃走。

　　我坐的位置离主席台很远，看不清楚台上人的面孔，幸好大会组织者后
来组织了群众游行，陆续通过主席台，我才看清楚了刘少奇和朱德的样子。
只记得刘少奇面带微笑，向群众挥着手，面容瘦瘦的；朱德给我留下的映象
很深，紫唐色，宽宽的面庞。

　　后来国庆那天，外面宣传栏上帖的报纸套红印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
照片，这是第一次把刘少奇突出到这么显著的地位，在此之前，各单位预先
传达了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在前台抓国家大事的内部文件。

　　骡马寺街、后子门大街直通“皇城”，这个被四川人误认为刘备的皇城，
其实是明朝的蜀王宫，因为它有一个城楼，很象北京天安门，解放后，又把
解放前门前的三桥南街撤除成了一个广场，就是今天的“人民南路广场”，
所以那时的成都人都称其为“小天安门广场”。现在，十年大庆就要来了，
刘主席被移交了一部分权利，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四川党政大员怎
么不想朋比攀附一下，这种攀附的最佳写照就落到后子门、骡马寺两条街上
了。

　　原来，这两条街解放后十年里，基本上没有动过土木，现在，为了让刘
主席、朱委员长看看四川新貌，早在刘朱驾临成都的前夕，当局在一两天之
内放了一个“卫星”，把这两条大街修得富丽堂皇！

　　如果你那时从这两条街的街面上散步，或者乘车顺着街驰过，你会惊讶
于这两条街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高楼林立”，商店鳞次节比，很现代化。
但若你绕到侧街往这两条街的高楼一望，便望出了破绽。

　　原来，所有高楼都是由一张张木板做的墙构成，墙上煞有介事地还做有
窗子，窗子还带有玻璃，涂上了崭新的油漆，正对着大街。墙的后面当然必
须有支架支持着，比好莱坞的摄影棚还要简陋，但效果不见得比好莱坞的差，
而且更省料，现实意义也更强。

　　我不知道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最后参观过这两条街的“新貌”没有？
反正我们国庆那天游行经过时，欣赏了这个火红年代的创造性杰作，记得当
时无论大人少年都啧啧称是，没有一个人去理解这个杰作稍微深入一点的意
义。

　　第二年的国庆节期间，奇怪的是这两条街的“高楼”还在，居然还能经
得住风雨，只不过所有的油彩都被雨打风吹去了，更无人问。

　　这两条街被当时的人称为“跃进街”。


　　四、超声波

　　国庆过了不久，超声波热来了。

　　有一天，年级通知开各班主要干部会议，会议由一位老师宣布上级的紧
急指示精神，指示说，我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叫住“超声
波发生器”，办法是用一只约一尺左右长竹筒，一端带节封死，然后把竹节
处用刀划出一道口，这道口必须与竹筒内部通，再在口上安上一个钢制刀片
就行了。这样就成了超声波发声器，可以用它来淘米、洗衣服、洗菜，效率
大大的高，为了向各班干部说清楚怎样制造和它的效率，当场有老师锯下一
段竹筒，迅速做成一支超声波发生器，然后大家随着一位教物理的老师来到
水池边，水池边临时放着一只水桶，桶里一飘着一条脏手绢，该老师把竹筒
穿进一根通自来水的橡皮管，打开水管，于是水就从橡皮管通到竹筒，再在
竹节处的细缝间冲出来，据教导，当水冲过细缝上的钢片处，使钢片产生振
动，钢片的固有振动频率是超声的，于是超声波的奇迹便出现了。

　　那老师把超声波发生器对着桶里泡在水中的手绢，水从超声波发生器里
冲出来，被挤成一片片状水柱，自然力量很大，冲得手绢在桶里团团打转，
冲了半天，把手绢从水里取出来看时，似乎还是原先的干净程度，可是周围
的老师都说，冲得好干净啊！

　　于是，主持会议的老师要各班干部回家分头招集住校外的同学连夜赶制
超声波发生器。因为是土法上马，一时找不到钢片，结果大部分钢片都用铁
片来代替，至于到底产生超声波没有，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全班一收集，装满了一箩筐，敲锣打鼓地去向领导报喜，后来超
声波热完了后，我偶然走过学校一间储藏室，发现室里堆了大半屋的竹筒。

　　几天以后，各单位雷厉风行，无论是学校蒸饭的灶的蒸汽出口，还是我
家外面茶馆里烧水的灶上都装满了超声波发生器，据说用超声波发生器蒸的
米饭要比不用的营养成分高，涨饭。

　　超声波这玩意儿麻不了我，因为我订的《无线电》杂志上有一期专门介
绍了真正的超声波发生器如何做。办法当然很科学，是用一只大功率真空管
产生振荡，在LC回路里安排振荡频率正好在超声的频率范围，这里的产生电
感L的线圈则绕在镍线扎在一起的柱上，由于镍线柱的固有机械频率正好等
于电振荡波频率的大小，于是电振荡就激励了镍柱的机械振动。这种超声波
发生器的最好用处就是用来快速洗机械表的油腻。

　　我虽然知道土法超声波是假的，可不敢说。


　　五、叶蛋白，小球藻

　　到了1959年年底时，乌云满天，形势变得严重起来了。

　　快要过元旦了，丝毫没有过节的气氛，因为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配接猪
肉，没有猪肉，二十七斤(1959年时青年学生的定量是二十七斤，一般居民
是二十四斤，第二年学生减为二十四斤，居民先减为二十一斤，再减到十八
斤)粮就显得不够了，因为肚子里没有了油水，感到特别馋，每天不到一斤
的定量装在肚里似乎空空如也，这顿饭刚吃完就想到下顿。

　　学校又有上级通知传达了。

　　通知说：为了增强群众特别是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的体力，战胜自然灾
害的困难，要各级领导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特别指示要因地制宜，生产更多
的象“小球藻”，“叶蛋白”这样的高营养粮食代用品。通知强调：经我国
科学家的研究，“小球藻”和“叶蛋白”含有极其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
糖类。还说：它们的营养超过猪肉与牛奶若干倍。通知最后要求：要注意保
密！严防把制造小球藻的技术泄漏给帝国主义反动派。

　　老师解释说，叶蛋白就是普通无毒的树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
缺粮，就发明了它，其实营养价值很高。小球藻虽然也是外国科学家发现的，
但他们的提取很昂贵，至今还不能做到实用，而我们却能使它成为廉价的宝
物。

　　叶蛋白的具体做法很简单，就是采摘普通树上的树叶，磨成粉做成馍就
行了。1959年岁末的一天，姐姐和一群他们小组的男女同学会聚我家，实验
做叶蛋白馍。他们很聪明，并不用普通小叶树的叶片来做，那样不知道要采
摘多少树叶才行，因为大城市里树木并不是很多的。他们采的是芭蕉叶和芭
蕉树干，那玩意儿成都很多，我家旁边院子里就有一棵，高大参天，取之不
尽。他们小组七、八个人收集了很多芭蕉茎、叶，就在院子里挑灯夜战，准
备明天向学校献礼。

　　我开始时很好奇，帮助姐姐他们把芭蕉切成小粒，又看着他们用院里的
石磨把芭蕉粒推成浆，后来上下眼皮打仗，实在支持不住，就上床睡了，睡
梦中被姐姐叫醒，塞了一个芭蕉馍馍给我，叫我尝尝他们的实验成果。我幌
忽之间咬了一口芭蕉馍馍，觉得很粗糙，难以下咽，就翻身睡去。

　　说真的，如果饿了一两天，芭蕉馍充饥还是很管用的，后来我还吃过不
少，陆续吃到城里的芭蕉树被砍光为止。

　　学校在元旦前夕，为了贯彻上级党委文件精神，鼓励生产自救，举行了
一个粮食代用品展览。展出的都是教职员工们的各项杰作，主要是由芭蕉或
别的无毒植物的根、茎、叶做成的食物。在一张铺满白布的大桌上最显著地
放着的，却是食堂炊事员的发明创造，这是我记忆中，炊事员第一次骄傲地
走上社会最受尊敬的第一线，以后他们还要风光两年。

　　炊事员们做的代用品馍特别大，比方一个芭蕉馍馍就有今天美国超市里
的土司面包那么大，而且碧绿可爱，诱人食欲，比较起来，教师们做的食品
则又小又黑，可怜巴巴地躲在展览桌的边缘地带。炊事员们还发明了几样不
用传统面筋或豆筋做成的“代用鱼肉”， 其中， 我最记忆深刻的是取名为
“苏联回锅肉”的菜肴。大家也许知道，回锅肉是大众川菜里最解馋的猪肉
菜之一，这是因为这道荤菜需用半肥半瘦的猪肉做成。现在的苏联回锅肉则
是用厚皮菜模仿回锅肉的作料，以大量的郫县蚕豆瓣酱烹制出来，色彩红亮，
令人分泌唾液。

　　所谓小球藻，其实就是普通池塘里生长的绿色藻类之一，以前默默无闻，
没有人去注意它，只不过现在喜逢盛世，黄袍加身，被学校机关的领导请进
了专门为它修建的水泥池中养起来。现在，学校里的生物教师可有活干了，
又是向同学们讲解它的营养价值之高，又是成日里游走在水泥池边，观察和
分析小球藻的生长状况。校工每日还需向池中浇上几桶人尿，以便让小球藻
能绿幽幽地茁壮成长。指示中的关怀是这样落实的：每顿中餐将这些连藻带
尿的营养液倒一些在学生们的蒸饭盒里。

　　虽然依据指示的精神，小球藻的营养应远高于叶蛋白，可是我却感到叶
蛋白更实在，能够解决一下饥饿，不象小球藻那么虚无。不过，说不定小球
藻在骨子里给咱们青少年（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到的）壮了元气，增强了抵
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未可知也。

(作者供本馆专稿，2001年5月31日)

http://www.yhcw.net/famine/Reports/yuren02a.html

Gowest

六、食堂风雨

　　公共食堂是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产物，本来只在农村地区开花，可是
在1958年城市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却派上了用场。原来，大炼钢铁运动中，
很多家庭的男女家长都没日没夜地奋战在小高炉第一线，即使是家庭妇女，
也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集中在某些大院里用土高炉炼钢或者小炉“煨”
钢。煨钢者，用一陶罐装上任何铁制品，里面再放些草木灰，放在小炉中闷
炼是也。据说煨过的铁就变成了钢，至于这种钢是否有价值，则又另当别论，
反正往上面报数，完成指标就行了。这样，家里定时开饭就成了问题，特别
是孩子多的家庭更麻烦，所以街道食堂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城市里遍地生根。

　　过了58年，虽然大炼钢铁不再搞了，然而街道食堂却延续下去，成了三
年困难时期一个人民生活的重要场景。我一直寻思，为什么大炼钢铁下马以
后，人民不回家做饭？有人说是习惯于食堂的方便，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为
什么困难时期以后又回到自家的灶台？有人说是政府强制解散的，不回灶台
莫非天天去饭馆吃饭？这话也有一定道理，但为什么又不在单位食堂吃饭？
至少有食堂的单位不在少数，而有家庭的人在单位吃饭毕竟是少数。

　　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道理。原来是三年期间，父母的定量少于初中到
高中青少年的定量，在家里搭伙，饭量怎么个分配？父母是心疼子女在发育
期需要多点补结，但子女同样也心疼父母劳累需要多点补结。何况，在饥饿
的情况下，有时就照顾不了那么多，以后一节里，我将要讲个这样的反例出
来。

　　在食堂搭伙的最大好处就在，凭饭票进餐，一点不含糊，没有那么多拉
拉扯扯的事情钻出来。每个月父母把粮票和钱支给子女，让他们各自选择食
堂搭伙就不管了，然后自己想法在二十一斤或者十八斤定量上面精打细算，
不就得啦。

　　初中的第一学年，我都在学校食堂搭伙。这种搭伙是固定量的，也就是
不能随便买多买少，菜也是固定分配的。八个人一桌，每桌每日午晚一个统
一的盆子，就是普通洗脸盆(后来改成铝制大方盒)。每天开饭时，一般八个
人到齐肃立如仪，每日轮到其中之一用一个自制竹刀(有点象西餐的餐刀)，
将盆里蒸好的干饭等分为八个扇形(每个扇形角度为45度)，然后，在盆下放
一光滑支柱，由分饭人按任意方向旋转饭盆，当盆停止下来时，大家就按你
所对准的那牙扇形取用。这种方式算是比较公平的，这是因为划饭人不可能
精确做到8等分360度，而且划线也不可能是直线，尤其是圆心最不好精确决
定。有些桌干脆来个“豪爽”法，那就是每天由八人中一人在分饭完毕后，
自由选择某牙饭，选择好了以后，从他开始，顺序也就决定了，这样做的结
果使得八人在八天之内轮流过把瘾，出现争吵的情况倒也不多。

　　问题不能单看表面，实际情况总是比理论上的复杂得多。分饭时变数最
大的是那把竹刀很可能不是垂直着划的，这就是说，纵然表面精确做到八等
分圆，然而刀一下去，谁知道下面的情况是啥样儿的？运气不好时叉出来的
饭牙就成了上面宽宽的，下面却向中间靠拢，变得很窄。当然，如果是按大
家决定的游戏规则，你也只能自认今天倒霉。但是，倘若出现食堂这盆饭的
水过多，蒸得太软，而这又是大家当日的偏好，以为水多饭涨好填肚皮，问
题就发生了，这时候会出现动手快的人在挖取他那牙饭时，旁边相邻牙的半
稀状的饭倒塌到他那牙中，争吵以至于打架往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

　　我因为当班干部，有时不免下课后还要整理一下教室，或者召开一个小
会，结果每每到食桌上时，发现我那一牙饭特别窄，我也不太管它，当班干
部嘛，总得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1960年开始以后，定量减少了，分饭问题变的很敏感，出现了很多有趣
的花絮。变化最大的是，往往到上午第四节课时肚内空虚，饿得上不进课，
这是因为不仅定量减少，而且用红薯代替米饭，红薯是五比一折合大米定量，
然而还是不能折合到大米的热量，因此更容易引起饥饿感。坐在靠窗边的人
总是盯着窗外操场那端打钟的看门老头(那时还不是电铃打钟)，只要发现那
老头从屋里出来，就知道他老要去敲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钟了，这时候，观察
者便迅速向每日值日喊起立的同学打个手势，碰到调皮捣蛋的值日生，就会
在敲钟前突然高叫：“起立”，等老师还没有回个神来时，全体学生在站起
来的瞬间已经把饭盒碗勺准备妥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行礼，然后抢出课
堂，复以百米快跑冲进食堂，你要是动作慢点，弄不好到食堂时人家已经开
始分饭了，谁也不会保证你那一牙饭(中含大量红薯)是不是标准大小的。

　　那时的课桌抽屉里装的是玻璃瓶，里面泡着咸菜。还有一些小瓶，里面
装的是用菜油炒的盐，因为食油定量也减少，减少到每人四两，食堂收一半，
可想而知，做出来的菜是如何少油寡味，剩下二两的最佳处理当然是变成油
炒盐粒，可以灵活地往菜里添加，有时也忍不住倒碗开水，下少量的油炒盐
进去，喝起来还有滋有味呢。

　　饥饿是每天的事，一个办法是猛喝水涨肚子。那时候，我班掀起了下课
打扑克一种玩法，叫住“信不信？”，或者叫“吹牛”，用两三付牌在一起，
靠猜对方手中牌的是什么来玩，只要把手中牌甩干净就了事，最后有牌的罚
水一杯，有的输得连喝若干杯，涨得肚子咕咕叫，一个上午不知要跑多少次
厕所。

　　经常传来食堂某炊事员靠偷盗学生的定量吃得肥头大耳的消息，有时也
惩办个别违法乱纪的炊事员，但炊事员的地位在社会上颇高。我班一个漂亮
的小家碧玉后来休学嫁了一个街道食堂的炊事员，这事发生在1960年下半学
期。

　　说实话，我班女生的漂亮度在全校大概数第一，薛小姐自然是头把手，
不过她都在家里搭餐，可能因为她那军官父亲能给家里大量接济，所以和其
他女生打交道比较少。其他几个漂亮女生中，休学的有好几个，除了那个嫁
老炊的外，还有嫁到新疆和陕西去的，听说这两个地方都比四川好。

　　炊事员最讨厌的劣迹是对上巴结，弄虚作假。1960年下学期里发生了一
起事情。

　　有一天，学校的广告栏突然帖出红榜，上面介绍为了响应教育局的号召，
老师们纷纷自减定量，为国家节约粮食。红纸下面是各老师签名，名字后面
是自报减到多少，一般是从十八斤减到十六斤，唯有教体育课的干老师只减
了一斤定量，减成了十七斤。而最赫然在目的是，白校长居然在自己签名的
后面写上十二斤！教导主任陈老师跟在他后面，大概不敢掩盖白校长壮举的
光辉，在自己名字下写的是十四斤。

　　十二斤！怎么活啊？白校长名如其质，白白净净的，文质彬彬一个书生，
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党组织。他的记忆力极强，能够见一个人面，知道那人的
名字后，过目不忘；作起报告来，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公认是本区教育部
门理论上第一把手。可是，白校长体质再弱，也不至于每月只能消耗十二斤
吧？陈主任体质比他还差，弱不经风的样子，冬天一双手伸出来，尽是红肿
的冻疮，他都只减到十四斤，白校长总比他的营养需要更多吧？

　　后来几个去食堂帮厨的学生揭穿了这个秘密。

　　他们发现，白校长在食堂蒸的饭盒里，二两米饭比四两米饭还多，上面
还漂着熟菜油，香喷喷的，原来如此！

　　后来，又传出干老师忍不住饥饿，跑到食堂里偷红薯，被炊事员抓了，
学校老师还开会批判教育他的事。干老师其实是个很豪爽和蔼的人，原来是
省体委的运动员，年纪大了，下放到学校教体育课，他块头高大，还要每天
教体育课大量损耗能量，如何能忍受每月十七斤的定量？

　　鉴于食堂丑事不断，炊事员多吃多占的事儿不时发生，大家对学校食堂
的公正产生了疑问，于是纷纷到街道食堂去搭伙。当然，天下乌鸦一般黑，
哪里的食堂都贪污，哪里的食堂炊事员都不能保证不会多吃多占。但是，在
外面食堂搭伙的最大好处就在，至少不会为每顿分饭而紧张，还有就是附近
食堂不少，大家互相换饭菜票，今天一伙去这家食堂，明天又吆喝着去另一
家食堂，还经常通消息，说这会儿哪家食堂的饭够量点，于是大家又一窝蜂
到那家食堂就餐。

　　所以午饭时分，你会看见一泼一泼的学生在大街上晃，手里拿着碗，衣
服的左方包里总插着一只勺，这只勺的勺口向外。勺多是木制的，大多是学
生业余的工艺制作，间或有个把金属勺。

　　我的就是金属的，是父亲在厂里压模压出来的，还镀了一层象镜子一样
闪闪发光的银，很多同学想用多达五斤的饭票换，我不干。


　　七、下乡支农

　　1960年的五月间，我校师生倾巢出动，去东郊大面公社支农。

　　大面公社在成都东门到龙泉驿的中途，大约离成都三十里，公社行政单
位设在成渝公路上的大面铺镇，我们却是去远离公路的一个大队干活。大面
公社靠近龙泉驿近，是川西平原的边缘地带，公社范围内是平原和红土丘陵
相间，比起其他川西平原上的温、郫、崇、新、灌等县来说，条件差了些，
但比起川中的安岳、乐至来说，又算天堂了。

　　这是我第一次下乡支农的锻练，以后每年都要去，一直到读大学因为准
备参加“四清运动”才终止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一起，结果四清没有去，大
学期间就只支过一次农。反而在毕业工作后，先在军垦农场劳动了十个月，
分配去地质队，大队部自己心血来潮，要和驻地附近的农村搞关系，先后去
支过几次，但都时间不长，不过三、四天时间。

　　在学校就不同了，每年得有半个月时间，从第一次起就知道支农确实是
锻练人，不把你累得半死不活不算数，盼星星盼月亮地掐着指头算哪天回城。


　　可是当我第一次和老师同学打着背包，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公路上时，心
里全然没有吃苦的概念，反而心情为之一振，新鲜的郊外空气也平添许多新
鲜感。

　　陈星镜老师走在队伍最前面，她身材苗条，个子高挑，那时年龄大约才
三十出头，有一股女英雄的气慨。据说她解放初期曾参加剿匪，深入匪巢，
所以班上的调皮鬼都有点怕她。后来的一次家访中，她和母亲谈得很投机，
原来她们在55年前后单位靠近，母亲的邮局和她当时工作的银行靠在一起，
有时有业务往来。

　　剩下的就是一个班一个年级的长长的队伍。走了半天，终于到达了目的
地。目的地在一个仓库，仓库外面是用三合土打成的一块大晒坝，是用来晒
谷物的。

　　走饿了，就等着开饭。第一顿饭是大米稀粥，内有大量的厚皮菜和一些
红薯，这些菜和大米、红薯都是学校食堂用大板车从城里拉来的。我们当时
还没有意识到为什么米菜要从城里拉来，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知道内中的
机关了。

　　从第二天起便下地干活，不象后来经济逐渐好转后去干插秧，挑粪等重
体力劳动，而是仅仅让我们去地里抢收。走进田里，看不见一个农民，田里
是乱七八糟的蔬菜，田坎上是稀稀拉拉的黄豆杆，四川农村人多地少，土地
是尽量使用，于是连田坎和边角都用上了，一般在早春时种上黄豆，到夏天
时收获。后来几天还去抢收过冬小麦和其他作物。

　　因为年龄小，干不到一小时就累了，特别是顿顿都是厚皮菜稀粥，吃过
了没多久，肚里就空空的不能坚持劳动下去，于是便坐在地上长时间歇气。
有几个调皮鬼竟然把地里拔出来的菜叶往咀里塞，我倒没有这样做，一个原
因是当个干部，得带好头。不过说真的，那时的学生相当守纪律，最多刨点
地里的东西来充饥而已。实际上每天最多干四个小时就不能再干了，因为最
后阶段两眼昏花，身子飘飘的，如云里雾里，哪还能继续干下去呢？

　　参加劳动第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嘈杂的声音吵醒，原来是三个小偷
被捉。我们三个年级几个班的男女学生住在一间大仓库，男生住一边，女生
住另一边，中间被带来的器物、粮菜隔开。我从地铺爬起来一看，十几只手
电筒光对着三个小偷，被几个大个子学生捆住，后来教体育的干老师也来了。
我走上前去瞧，原来这三个小偷瘦得皮包骨，居然敢跑进仓库在那么多地铺
之间穿行，大概在黑暗中不慎踏着了某个睡在地铺上的学生，才被发现的。
后来队里的几个干部也来了，痛骂那三个小偷一顿，被他们带走了。

　　第二天，几个同学告诉我，这三个“小偷”其实是生产队的农民，饿得
实在支持不下去，听说城里学堂带了粮食来，就想来偷点走，没想到粮食那
么难偷。我这才幌然大悟为什么学校要自己带粮菜下乡，因为农民的仓库早
已空空如也，要不，我们怎么能够住进去呢？

　　接连几天，每当我们学生吃完早饭，整队去各块田里干活时，都看见有
农民倒在路边，有些似乎还是活着的，有些象是死过一些时辰了。带队老师
叫我们别靠近，说是死了的尸体要传染病。这些倒在地上的人都瘦得皮包谷，
眼窝深陷，样子很吓人。

　　这一带是成都远郊客家人的聚居区，但周围非客家老乡并不知道他们是
客家人，只知道他们是从广东来填四川的，把他们叫住“土广东”，我们年
级支农的那个大队却不是客家队。

　　最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田里从未见着一个农民，有时一个队里干部和老
师一起来交待任务以后便匆匆走了，有时只有老师来交待任务。不但在我们
劳动的田里看不见农民，而且一望过去，全是光光的田土，没有一个人。可
是，每当到大仓库就餐时，农民出来了，呆呆地围上来看我们哗哗地喝着菜
粥。

　　就这样在饥饿中劳动了半个月，盼着回城的一天终于到了。疲蔽不堪的
队伍往回城方向行进，再也不象来时的精神。不过，中间几架板车里却装满
了地里刨出来的好东西。


　　八、艰难岁月(上)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到1961年上半年为止的一年时间里，是大饥荒最
困难的的时候。在1960年里，全年中除春节时配接了一斤猪肉以外，其他时
间都没有配接任何肉类，学生的食粮定量从27斤减至24斤，大人的定量从24
斤减为21斤，再减为18斤，在食堂里除了一份蔬菜(主要是厚皮菜)以外，买
不着更多的菜，家家户户都勒紧了裤腰带渡日，饥饿的恐慌威胁着每一个晓
事的人。

　　1960年下半年中的一天，四川当局突然宣布：

　　四川省全省通用各种粮票一律作废！

　　这条消息犹如平地一声惊雷，震得家家的饭碗嘎嘎直响。

　　原来，中国人民从古代开始，就有一种节约的习惯。中国这块地方自古
以来兵荒马乱特别多，谨慎渡日的家庭从来都是用一分，攥一分。解放前，
大城市里有点钱的人家，总是把钱存在银行里，舍不得花。再早，则存在钱
庄里。即使不懂现代储蓄的人，对钱庄不放心的人，也是把银宝、金条子埋
在地下，目的都是为未来可能的灾难作准备。在农村，地主粮户家，除了藏
金银钱钞以外，就是把粮谷储藏起来备荒。

　　我有一个同事，他的父亲是川西坝子上一个思想极端保守的下中农，集
体化时不知道费了多少干部们的口舌，他硬是不进合作社。他就坚持一条，
人越凑得多，偷尖耍滑的也就越多。以至于从互助组到低级社，再到高级社，
人家地里红旗一遍，干得热火朝天，只剩他家那块土改时分的土地孤零零地
夹在社会主义集体化新农田之中，他都巍然不为所动。不止如此，他还是一
个农村中的先知先觉者。早在1957年秋收时候，他便动员家里包括我那同事
在内的三只虎，将家里一间屋偷偷挖出一个大地窖，把那年丰收的粮谷藏在
里面。第二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上面再也没有耐心象以前集体化
时候那样苦口婆心地给他做思想动员工作，现在是一刀切，不参加也得参加，
土地一律归公，他不得不成了社员。他又敏锐地看到，大锅饭日子不会长，
所以他尽量让儿女们去饱餐食堂的大锅饭，把身子骨养扎实，地窖里的货绝
对不能动。再过一年，大饥荒真的来了，他的窖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
为了谨慎，他家总是半夜时分偷偷加餐，吃得来神不知鬼不觉，可是他家三
个儿子胖乎乎的样子却包不住秘密，幸好他的老大老二出去读书，只有一个
老三在家，他逢人宣传他和他婆娘就是饿死，也要把粮食留给老三活下来，
倒也逃过了左邻右舍如鹰隼一般的眼睛。我那同事后来在重大读计算机系，
他哥也在省内一大学读书，他于196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国防科委某所，
以后调地质部和我共事六年。这位同事简直对他那老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他
说，没有他的父亲，他们家不但绝对会象邻居那样饿死几个摆起，而且绝对
不可能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来(他哥俩从专区高中定期回家取粮)，后来老太爷
以方圆几十里内唯一有两子登科而在当地农村享有极高的声望。

　　所以，从1959年上半年粮食出现紧张开始，甚至从1958年开始(如我家)，
几乎四川城镇居民能够有条件的，都尽量在已经不够吃的基础上再省一把，
把粮票存起来，那时的省粮票是每月去粮站换来，然后用粮票去食堂搭伙，
或者去餐馆买饭。全国粮票需要因公出差外省的证明方可在粮站换得。不过，
在饭馆买饭时，常有汇换出全国粮票的，但每家保持的全国粮票并不多。到
底平均每家存了多少省粮票是个谜，就连我家父母存了多少省粮票，我至今
都没有底，他们那时不告诉我们，过了大饥荒以后又认为是对不起子女的失
策之举，也拒绝告诉我们兄弟俩。

　　只记得宣布省粮票作废那天，我的双亲气得在家里直跺脚，小声痛骂政
府，但不敢大声张扬，象挨了一记闷棒。可是我家院子里对面的朱老头就没
我父母那样谨慎了，朱老头解放初期在监牢里坐了几年，57年才放出来在家
养病，很神经质的一个人，那几天每天都看见他坐在太师椅上，放声痛骂政
府的失信于民，大家肚里都憋着一把火，也没人告发他老人家，他可能以烂
为烂，破罐子破甩，反正坐过监狱，半条命在身，随便政府怎样去处置了。

　　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宣布省粮票作废的理由
是：为杜绝省粮票的黑市交易。说有大批投机倒把份子乘国家经济困难，以
粮票作交易，妄图破坏秩序，给人民生活制造困难，说许多投机倒把份子手
中屯结了很多粮票，所以作废这以前的老粮票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即时
的！

　　事隔四十一年，我今天用颤抖着的手指打字时，还忍不住愤怒，政府就
是这样无耻地从人民的口里夺走那么一点勒紧裤腰带的可怜的存货。有多少
家人因为大笔省粮票的突然丧失而痛哭流涕，如果这些节省起来的粮票不被
作废，它们在未来的十几个月里对战胜饥饿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李井泉后来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时，几乎没有人替他说好话，大概就
是这个原因。李井泉自己在文革中也家破人亡，他在北航读书的儿子被打死，
他的妻子也被斗死，他活过了文革结束，却被邓小平拒绝他回川养老的请求，
最后郁郁死在北京。

(作者供本馆专稿，2001年5月31日)

http://www.yhcw.net/famine/Reports/yuren02b.html

Gowest

九、艰难岁月(下)

　　每当我想起弟弟在那个艰难岁月里那一天，捧着一个铝锅，哗哗地喝着
里面的清如水一般的稀粥，就不住地心痛，弟弟那年读小学三年级，憨厚的
样子，处处跟着我，我们兄弟俩的友谊很深。一家人在那个时候只能各顾各
了，仅管父母兄弟姊妹经常在饭票上帮忙调剂，但也只是调剂而已。

　　大范围的水肿开始普遍地出现了，其现象的特征是，脸部显得有些“胖”
，但有些不是很明显，所以那时的人经常在早上起床时，对着镜子用指头按
一下额头，看按下去的一个小窝是不是半天不弹回来，假如一时不弹回来，
那就说明你光荣地加入水肿大军了。严重的情况是皮肤开始发黄，成为所谓
“黄疸”性肝炎，一个班总有几个人有黄疸发现，除非严重者之外，都和大
家一起上课和玩耍，结果这种肝炎通过传染，流传得很广泛。

　　我还好，居然没有水肿发生。家里父母都有水肿出现，尤其是母亲，水
肿得很厉害，不但脸是肿的，而且小腿也是肿的，弟弟也有轻微水肿。可喜
的是，家里没有一个人得黄疸病。

　　水肿几乎百分之九十在成年人中发生，而且原来身体愈好的，愈容易得
水肿病。水肿在青少年中发生的几率大约是百分之五十左右，其原因之一可
能是青少年的粮食定量高些，或者生命力强一些。黄疸患者处处可见，经常
听说，某某得黄疸病死了，我想，这大概就是城市地区由于营养严重不良而
造成的慢性“饿死”，至于这期间倒底因黄疸而死的数字是多少？我没有概
念。

　　饥饿使大部分家庭保持团结，相依为命，想尽一切办法渡过难关，其中
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利用灾害程度相对不严重的远方亲戚帮忙，这个方法在
1960年并未大规模进行，也许因为那时候的人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以来的
运动的恐吓，胆子小，不敢随便出外“串联”。翻过1960年以后，饥荒持续
下去，水肿日渐泛滥，使人们把政治上的考虑放到了第二位，才开始偷偷摸
摸地走亲串戚。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到1962年底止，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生
活第一次出现了解放以来的松动(下节将谈到)。

　　父亲利用机会，乘火车去远方采购红薯，有好几次他都是半夜回家，把
手提包打开，哗！一大提包的红薯。有时候也带来糠麸，所谓糠麸，就是米
壳的外面一层，以前是猪和鸡饲料的添加物，自60年开始，成为报上大张其
鼓宣传的宝贝，说营养如何如何之高，说是医治水肿病的最佳食物。后来在
定量里开始少量(一斤)配接，开初只是配接给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的，各级
人大、政协委员也按级别适当配接。

　　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搞到几十斤菠菜回来，那是一个星期日，父亲
特意邀请他的一个哥们，厂里一个工人师傅到我家吃菠菜。菠菜用清水煮了
整整一大锅，没有油，蘸点辣椒盐水就吃，那天的原则是每人尽肚子塞。由
于四川菠菜草酸很重，特别涩口，我那天吃得过多，口里后来不断流清口水，
最后忍不住呕吐了，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喜欢吃菠菜。

　　上面号召屋前屋后大种篦麻。篦麻子含有很多油脂，是很好的油料作物，
能有条件种的，要向单位上缴。我们院子比较大，有些空地，春天的时候，
我在院里种了两株，秋天时有所收获。篦麻子是一种很漂亮的的种子，有花
生那么大，脆而硬的外壳，外壳特别好看，分布着黑斑点，很艺术的样子。
谁知道那年秋天的时候，学校并没有过问收集篦麻子的事。

　　有同学告诉我，炒来吃的篦麻子很香，叫我不妨试试。于是我就把收获
的篦麻子在锅里炒了一下，拨开壳吃到咀里，初初一尝，的确很香，再多吃
一些，头就有一种闷昏的感觉。据说篦麻油有微毒，不宜吃多，不过我还是
把炒好的篦麻带在身边，偶然吃点，把它当成零食，因为已经两年多没吃过
零食了。有时也把它分些给好朋友吃。

　　其他代用食品，如芭蕉的茎、叶也吃过，后来城里不常见到了。总的讲
来，在四川，我算幸运的了，我后来一位在泸州的大学同学李XX告诉我，他
曾在大饥荒里吃过白膳泥，白膳泥就是一种高岭土，是用来烧制瓷器的材料，
他说他因为吃白膳泥，拉不出大便，要人帮他掏。

　　在饥饿面前，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表现出团结一致，互相照顾的，我的一
位同学XXX的家庭就是另外的例子。

　　XXX现在是四川省艺术界很风光的头面人物了，想当年他家的龙门阵真
是摆不胜摆，据说他家每次开饭时，他祖母、母亲、他哥和他本人总是斤斤
计较，甚至经常酿成抢夺饭桌上红薯的闹剧，成为同学们在饥饿岁月里轻松
的花絮。

　　从学校出门有一条必经之路，是条小街(现已坼除)，在这条街上有一间
铺面，里面开着一所老式铁匠铺。这家铁匠铺的个体所有者姓宣，大家叫他
宣铁匠。因为是老式铁匠铺，所以铺面屋里正中是一坐炉子带烟囱通上屋顶，
宣铁匠就在炉边打铁，同时也用他的工作炉子煮饭。最滑稽的是，几乎每顿
饭不是吵架就是打架。我们中午下课后走到铁匠铺门口，总会欣赏到一场喜
剧。

　　原来，宣铁匠家儿女众多，家里靠他一人挣钱，他老婆是个家庭妇女没
工作。宣铁匠是使大气力的，而当时并没有政策要特别照顾使大气力的人，
他的定量和一般成人一样，自然远远不够他的消耗。宣家几个儿女都在家里
用餐，我想，宣铁匠即使有钱，也不会让众多的儿女去食堂搭伙的，他只能
在儿女的定量上打算盘，于是喜剧就在这上面发生了。宣家总是煮一大锅红
薯菜叶米饭，然后自己动手，在锅里挖取自己的数量。宣本人常常在吃饭时
显示自己的父权和夫权，挖取其中最多的量来吃，可是，无论是他的老婆，
还是他的儿女们都不服从他的权威，于是，每当他的黑手(他打铁的手)中的
勺子伸进锅里时，他老婆孩子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有工具就用工具，没有工
具就直接用手来抓，三下两下，锅里的东西就荡然无存，来晚一步的就只有
痛哭。还经常在挖取食物时发生抢夺，于是吵架，打人便随之发生。常常看
见宣先生手拿勺子冲出铺面打人，他太太则以嚎哭博取街坊的同情，所以他
家门口常常围着一圈人看热闹，甚至有时他家尚未开饭时，就有人围在他的
铁匠铺外，等着欣赏即将发生的好戏。

　　别以为只有宣家才会发生不幸的抢夺食物事件，抢夺事件可以随时发生。
有一次，我在一个街道食堂打了四两饭，边在街上走边拿着一本书看，猛然
间一只黑手伸到我的饭盒里，等我回过神来，四两干饭(蒸成方块状)已不翼
而飞，才看见一个满身漆黑的乞丐叨走了我的饭，飞也似地跑了。有些乞丐
故意把一身搞得肮脏不堪，手又黑还带得有痰，蹲在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
守株待兔，总有人在街道食堂打了饭在路上走，如果不注意，他就从角落里
猛扑过来，叼走你碗里的饭，叼走后并不逃跑，而是塞在脏咀里一部分，捏
在黑手里另一部分，站在你面前任你去打，任你去抢回饭团，你总不会去抢
回那已经沾满了污垢和痰迹的饭团再吃，你打他手也会打脏。你能做的事大
概是骂他，和隔着距离吐他一脸的唾液，而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增加了
他攫取下一次猎物的武器的光泽。

　　饥饿，考验着人的意志，也考验着人的良心。


　　十、饥饿里的小阳春

　　也许是党和政府在大饥荒面前忙于抗灾，也许是他们觉得用适当的在基
层对政治管理和文化上进行放松，可以降低人民因饥饿和因饥饿导致的死亡
而对政府的怨恨，这种怨恨到1961年时已经开始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暗暗地滋
长起来，同时社会上也悄悄地在流传台湾蒋党试图窜犯大陆的消息，从1961
年开始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生活第一次出现了自解放以来的宽松气氛。


　　有一天，我的同学吴XX和他的哥哥吴XX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使用特制的
天线，用矿石收音机收听到台湾和美国之音的广播。

　　我从小学二年级起，就是业余无线电制作爱好者，我从小对科技活动就
抱有极大的兴趣，学校里的科技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一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
候，还作为年纪最小的成员，参加了市少年之家的无线电小组。我最初的无
线电制作是从矿石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的矿石收音机可以说连耳机 (高阻
抗听筒) ，到电容器都要自己制作，甚至要自己用铅和硫磺制作检波器的方
铅矿晶体。到了小学五年级时，我已经能制作二管(两只真空管)再生放大式
中波收音机，并曾因做了一架小功率超短波发射的遥控街灯模型而得过全国
业余无线电制作的小学奖。也因此做了放大能力强的再生式单管机而无意中
收听到美国之音的短波无线电广播，我们当时都把能收听到“敌台”作为检
验自己收音机的灵敏度的手段。然而，这对当时的大人说来，是件非常危险
的事，父亲经常提醒我注意不可乱收听电台，他的一位同事就曾因为收听敌
台不慎而被判刑坐牢的。父亲的提醒在我们几个(都是来自不同学校)的爱好
者朋友那里被当成了耳边风，因为，这不是我们去收听的问题，只要收音机
的灵敏度足够高，就能收听到敌台。不过，我们几个朋友都仅仅作为一种好
奇，并没有把里面的宣传当成一回事，也就没有进行危险的消息扩散。

　　因为我的这段小学无线电光荣的经历 ， 受到班上进了初中才开始成为
“初段”无线电爱好者的崇拜，所以吴家两兄弟自然把他们的重大科研成果
向我作了透露。其实，那时我已经在试作扩音器和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了，
但我仍然对他们的低档科研成果兴趣盎然。

　　原来，1962年以前，中国广播波段(中波)里的电台并不多，除北京、上
海等直辖市以外，一般的省会城市也就只有一个省台(或两个省台)和一个市
台，五十年代末期尚无中央台的转播台，中央台的节目都是由省市台安排一
定的时间转播，因此，整个中波度盘范围内很“寂静”，这是因为无线电中
波调幅信号发射的衰减很大，当地人如果使用中波接收，就只能收到本地一
两个电台的播音。用再生式单管机通过正反馈放大，在天线 (一般用蛛网式
天线) 足够高的情况下，可以接收到中央台的中波广播，也可以接收到美国
之音和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的广播，但有干扰 (那时干扰台强度
不大，很容易通过仔细调谐或者在半夜时分干扰结束后收到) 。当然，使用
短波接收，干扰基本上不起作用。但是，我还没有听说过用矿石收音机能收
听到敌台的事，我只知道我一位爱好者朋友用矿石机收到过中央台的信号，
但他架了一根很高的L式天线才收到的。 我去听过，耳机里的声音如蚊子一
般。

　　现在，吴家兄弟居然用矿石机收听到美国之音了！他们原来请教过我如
何用矿石机收听北京中央台的节目， 我曾向他们作了两点建议： 一是使用
“脱胎”线圈以提高Q值因素；二是将天线尽量加高， 结果，他们的天线从
二楼屋顶上伸出了一丈多高，而且还别出心裁地用了两架天线接收信号。除
了用脱胎线圈增加灵敏度以外，他们还在选择性上下了功夫，以便能较精确
地拨开干扰信号(由于干扰信号的频率并不很吻合地和敌台频率重合在一起，
如果调谐的分辨率足够高，是可摆开一点干扰的，但若分辨率不好，就会出
现电台的频宽(注)在度盘上占了较宽的范围)。

　　吴家兄弟纯粹是为了好奇 (大概也因为比我玩单管机时的年龄大，理解
敌台的宣传能力强) ，后来经常到学校透露他们收到的“消息”，也没人向
上面汇报他们。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秘密收听敌台的人实际上不少，但却没有被揭发，
如果早两年，或者晚两年，这种现象是很容易引起公安机关警惕和打击的。

　　从农村里传来的消息说有人在骂毛主席了，但还没有构成对毛泽东威信
的足够损害。不过，从我今天来回忆，毛泽东那时的威信并不象两年后搞阶
级路线和学雷锋，学毛选那样被提到吓人的高度，或者说那时我们更多的是
在爱党，而不是在爱毛主席一个人，所以有人骂他，在我们少年看来，并不
完全等于骂党，也就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

　　班上的组织纪律性有所恶化，许多人公开逃学，却未受到处分，还有男
女生退学的现象发生。早在第二学年，班主任陈老师就自己调出了学校，随
着她的调走，我的班主席职务也被新来的班主任朱幼庸老师免去，因为她觉
得由于我和班上的落后学生裹得太紧，使班上正气不伸。她整顿了班的领导
班子，让我当了个校学生会代表，来个明升暗降，而把一个外班调来的年龄
很大的团员刘虎城扶为班主席。然而，她的整顿对班上纪律的恢复丝毫无补，
而且进一步恶化，这倒不是由于我在组织抵抗运动，而是由于饥饿的持续和
社会风气的散漫化。

　　卖淫的现象出现了，比起今天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只是暗娼而
已，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酒楼、歌厅一类供娼妓方便活动的场所。社会上流
传在成都当时最热闹的街道--春熙路，如果有皮条指引，两个面饼就可交换
一次嫖娼。

　　报纸内容变得好看了，成都晚报从61年起，每周连载李(吉力)人先生的
续写和改版的《大波》，吸引着爱好文学同学的兴趣。戏剧也开始出现了解
冻征象，例如演出了川剧《王汤元打鬼》这类轻松的鬼戏和成都京剧团的连
场《三侠五义》。

　　但最引起大家热烈反映的，还是解放后第一次公映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
电影，其中，吴楚帆、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夜夜盼郎归》等成了收
缩着的肚皮的最好放松。

　　到了1962年初，气氛更加放松，歌剧电影《刘三姐》和《柯山红日》的
电影歌曲成了班上女孩子们下课后的低吟小唱，同时，市井小民则轻浮地哼
着《夜夜盼郎归》里的主体歌：“妾送郎一呀嘛一杯酒。。。”

　　我家院子外面是一个大茶园，我每天回家必经茶园。从有一天开始，看
见有人摆了一台手摇留声机在一张茶桌上，向那桌的茶客收钱，每收一次钱，
放一张唱片，内容大约是解放前流行的蘼蘼之声，也有已停止播放的鸣放以
前的情歌或抒情歌曲，比如《草原情歌》等，这些优美的音乐使人们多少暂
时忘记了饥饿。

　　在许多街道的角落，一些旧社会留传过来的书籍摆在地上公开出售，这
在这段时间之前和之后是不会出现的。我搭伙的一个街道食堂外面就有这样
的地摊，我中午常常驻足下来翻其中的书，也就在这样的机会下，使我开始
接触到解放前或者清朝出版的线装古代笔记和笔记小说并从此对它们发生了
兴趣，我还买过如《萤窗异草》之类线装书。

　　“小阳春”政治小解冻大约持续了两年时间。

　　注：调幅声信号是一个主频率正负5KC的钟状信号，如果选择性不好，
就是调谐质量不好，就会出现超过这个10KC的带宽，结果在此主频信号的其
他信号就会重叠上来，影响收听。不过，广播波段虽然不象短波的频带范围
大，却固定了各电台主频，使之相互不重叠，而那时各地电台很少，是很容
易安排频率分得很远的。但是，对于干扰台，它是有意做来干扰的，因此就
重叠了“敌台”主频信号，然而，往往不是很精确地一样(而且敌台随时略
微地改变主频率)。

　　使用再生式收音机的好处， 可以通过适当调节正反馈量， 将频宽压缩
(这将会损害声音质量) ，这时的选择性很敏锐，很容易调偏干扰。( chirp
“鸟叫声”调节)


　　十一、退潮

　　从1961年年中开始，大饥荒开始退潮。

　　1961年上半学期快要结束时，各单位开始传达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学
校也不例外，其中的要点还被政治教师在政治课上向学生讲明。我记得那学
期快要期终时，我端了把椅子专门到学校一个偏僻的地方去死记硬背政治老
师给我们布置的期末考试要点。那时的学生要想在政治课得高分，唯一的办
法就是考试来临时临时抱佛脚，死背政治复习大纲。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政治课要求的一个轮廓。这个轮廓就是，要坚定不移
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即所谓“八字方针”，
并指出，我国农村由于受到罕见的自然灾害 (当时还未向基层正式传达与苏
联闹翻的事) ，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党中央已经采取措施，克服严重的自然
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减产损失。这些措施就是：

　　解散公共食堂，恢复人民公社社员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

　　这三条就是所谓“三自”，至于后来批判的“一包”，即“包产到户”，
并未在正式文件里传达，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有包产到户这回事，事实上，四
川根本就没有执行过包产到户这一条。

　　伴随着学习这三条措施以外，还特别在理论上澄清一个三面红旗时期对
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分配原则是各取所需”
，现在强调是“按需分配”，换句话说，五八年公共食堂的尽量撑饱肚子乱
吃是就是中了各取所需的毒。

　　文件的传达事实上向人民解释了所谓自然灾害其实就是人祸，就是由于
各级领导从下到上好大喜功，搞浮夸，搞共产风的结果，所以现在要讲“八
字方针”，讲科学种田，讲按照各人的劳动所获分配劳动成果。

　　到了61年底，再次传达了人民公社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央决
定，当时我并不懂这个决定的含义，一直到高中快毕业时，一位政治知识比
较丰富的同学偷偷告诉我，这实际上是把人民公社降级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措施。

　　早在1960年中，中央就提出了全民动员瓜菜代的指示，但是，城市居民
并没有实时响应，要说响应的话，早就在搞粮食代用品了(见第四节)，真正
去种地，也是一些学校在搞(见第二节)，到了1961年，由于政策的放宽和饥
饿的威胁，许多工厂、单位纷纷让职工自行在空地上种植瓜菜。

　　这时候，父亲在他车间的空地上开了一块土地，种上了扁豆、厚皮菜和
红薯，星期天，我和弟弟常去父亲的工厂帮忙种菜。

　　扁豆是一种高产作物，四川叫住鹅咪豆，它能够在仲夏成熟，不断开花，
一直可采摘到秋天。我们在父亲工厂的空地上种了很多棵，还搭了竹杆做的
架子，让鹅咪豆顺着架子爬上屋顶。后来每个星期，父亲都会采摘一大包菜
豆回家，我们就用鹅咪豆和面皮一起煮成一大锅烩面，饱餐一顿。

　　61年底，粮食的供应稍有好转，还配给了据说是加拿大购买的小麦粉，
开始配给了少许红沙糖， 据说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堂里开始有了一种叫住
“三合泥”的新食品，就是用红薯粉，红沙糖，还有伊拉克进口的蜜枣做的
甜食。翻过那年，街上的自由市场开始恢复得有些规模了。还在61年下半年，
街上就出现了胡萝卜一类蔬菜在卖，只是太贵，大约一块钱一斤，以那时的
平均家庭收入来看，还是相当昂贵的。有时看见一两个衣冠楚楚的人，好象
是演员一类，边走边啃着一根胡萝卜，殊为可笑。

　　62年初的街道集市繁荣得很快，许多街头巷尾被小业主支起了炉台，炉
台上放着一口大锅，锅里热腾腾地冒着气，里面煮着红烧肉，只是肉块很少，
几乎全是红白萝卜块，一只中碗要卖五块钱，后来逐步降到一块钱一碗。

　　随着经济的恢复，领导经济恢复的刘少奇的威望在群众中逐渐提高。传
达文件时的教师开始提到了刘少奇的领导工作，群众里流传一句话，“三天
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意思是说，毛泽东的理论水平只差刘少奇三天了！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毛泽东再不急起直追的话，刘少奇真要超过他了。


　　十二、余波

　　我于1962年秋季，进入了本市一间重点高中读书，我刚进入高中时，是
三年困难时期里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这一年的三月，周恩来、陈毅
在广州接见知识分子代表们时，表示向知识分子鞠躬和道歉，并说过去党的
工作有失误，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还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照顾得
不够。同时，对党内的右派份子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也作了甄别。

　　1962年的秋季高考，是建国后政治审查放得最开的一次， 这一次高考，
基本上分数挂帅，许多出身不好，成绩优秀的学生都进入了大学，我后来读
研究生时的同学大部分都是62级的大学生。同时还传达了邓小平、陈毅等人
对高校食堂质量提高的讲话，以后直到1966年，高校食堂的伙食都搞得相当
好，有些富裕省份的大学食堂到了63年以后，甚至让学生敞开肚皮吃。

　　刘少奇威信提高的一条特征就是， 许多学生在学毛选时 同时拿着一本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看，很多学生觉得，读《修养》要比读毛著思想收
获大一点。

　　然而，正当政治经济形势开始缓和的时候，1962年春天，在学校里传达
中苏论战，并组织学生学习即时发表的一篇又一篇的《九评》，即“ X评苏
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这里，X从1到9。 记得白校长给大家作报告时，旁
征博引。听得下面入了神。我当时听反修报告时心里很犯疑，因为早在1956
年读小学时，父亲和母亲在家里谈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我虽
然啥也不懂，却记进去了。第二年的音乐课上，当音乐老师鄢老师在教大家
唱一首新歌，歌词里有颂扬斯大林的句子，鬼使神差，我忽然从位子上站起
来说了一句：“斯大林犯了错误！”鄢老师圆睁怒眼，大声地训斥我反动，
并追问我是从哪里听来的？其实，父亲他们在家里讨论的内容，无非是从人
民日报上转载的苏共中央二十大的报告，我感到受了委曲，嗫嚅着不知如何
回答鄢老师，后来鄢老师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但我很崇拜父亲，相信他说
的话是对的，心里一直认为赫鲁晓夫不错，斯大林是个坏蛋。现在白校长泡
沫横飞，按照上面给他的材料，把赫鲁晓夫说得一无是处；把斯大林说成是
虽然犯了错误，但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我心里很不以为然。

　　到了1963年，又开始在学校单位讲阶级路线，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同时搞了个学雷锋运动。这种学雷锋，给我们这些只钻功课，不关心政治的
学生很大的压力，因为班上的团组织和争取入团的积极份子成天以学雷锋为
学雷锋，处处在大庭广众下表现自己的学雷锋，做好事。每天一大早，这伙
人就到班上抢着做清洁，下课后还耀武扬威地搞什么帮街上拉大板车的人拖
一把的行动，当然，上焉者俱“火线入团”。

　　然后，报上开始把大饥荒的原因定性为由于美帝苏修卡我们的脖子，外
加特大自然灾害。后来还加上了也因为农村里的地富反坏份子配合帝修反的
反华活动，在农村里搞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把我们的干部拉下水，搞“多
吃多占”，加重了我们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困难。也就从1963年以后，开始
了“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大学雷锋的高潮里，学毛著自然成了关键之关键，因为雷锋就是学毛
著的标兵，雷锋就是因为学了毛著才从阶级仇民族恨的立场上懂得了为全人
类解放事业奋斗的道理，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的好战士，所
以光做好人好事是不行的。从学雷锋运动起，毛泽东向刘少奇反攻，夺回了
思想阵地。

　　毛泽东穷寇急追，把中国社会的政治空气搞得火药味越来越浓。1961--
1962期间的小阳春早就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政治控制的严冬。到处在抓阶
级斗争，打击帝修反的“和平演变”，这个演变的一个表现就是，阶级敌人
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和无产阶级激烈地争夺阵地，其中，通过让其子女上大学
学习和毕业后工作，打入我们的科技文教战线。为此，必须杜绝他们的这条
门道。从1964年开始，高校录取的学生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学校政治
工作人员到处内查外调毕业学生的父母档案，并以此为根据，结合学生的政
治表现，即靠不靠拢党团组织来决定学生是否可以被录取，高考名存实亡，
1964和1965两届只有极少数出身差的学生进入大学的殿堂。落榜的考生包括
了在高考里成绩优秀的黑五类子女以及虽非黑五类，但父母有严重历史问题
的考生。

　　除了在高考里歧视出身不好的子女，也在学校里抓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
在我的高中，就抓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反革命小
集团”不过是几个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在课外自组了业余文学爱好的诗社，
其中一个绝顶聪明者之父被镇压，校方即以此为证据，指控他们是反动家庭
的孝子贤孙，妄图为反动父母的被镇压鸣冤叫屈。我也受到了批判，批判联
系到父亲的“历史问题”和我本人的“白专道路”，后来我毕业以后，我的
班主任，一个政治教员，还以他抓阶级路线抓得好，光荣地被选为市里的优
秀政治教师，并在全市中学巡回作报告，我自然是他报告里的典型反面事例
之一。

　　从1963年到1965年的高度紧张的政治控制和迫害，加剧了1966年文化大
革命爆发后的反政治迫害的狂潮。

　　毛泽东被神化了，但神化还不够，刘少奇还在，困难时期吹捧刘少奇挽
救了经济的大小官员还在，这口气咽不下去，而且即使咽下去，我百年之后，
很难保证刘少奇或刘少奇的党徒不会象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清算我。

　　于是，伟大统帅把他的战略布署再一次安排好，让刘少奇们做梦也想不
到的是，这回主席要亲自出马，带领下层小鬼打除了阎王以外的所有阴曹地
府里的大小判官，包括他们的杂役--各种夜叉了。

　　可悲的是，几年后的文革中，这些小鬼都忘记了，是在谁的领导下造成
的大饥荒？又是在谁的领导下扭转了大饥荒局势？

(作者供本馆专稿，2001年5月31日)

http://www.yhcw.net/famine/Reports/yuren02c.html

Gowest

亦可见此：https://www.juoaa.com/JiDa/JDforum/messages/1673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