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一本书的高华

Gowest

在中国社会进入到泛娱乐时代之后，浮躁之风弥漫于社会各个层面，连一向被认为宁静的学界，也不例外，“量为先、质为次”的学风，也成为社会浮躁之风的助力，真正下潜的学者少得可怜。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就是这“少得可怜”中的一个。

题目说“一本书的高华”，不是相对“量为先、质为次”的学风刻意抬高他，也不是说他只写了一本书——与现在“著作等身”的学者比，他是著作“少得可怜”的一个，而只是指出一个事实：这个当今党史学界最著名的专家之一，的的确确因为一本书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威名。

由书识人

初读高华，是2001年元旦。首先读到的是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读罢，震撼无以言说，冷不丁冒出的是辛弃疾《西江月·遣兴》的词句：“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高华这本书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印证。

高华？我先后做编辑的《炎黄春秋》和《百年潮》都是刊登中共党史人物和事件的刊物，在这七八年的编辑生涯中，竟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与高华熟悉起来，谈起当年的感受，他笑呵呵地说：也不能怪你，在“红太阳”出版以前，我虽然发表过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但那都是在学术圈内的刊物上，在圈外还是没有影响的。

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大致保留着同样的阅读习惯：一旦一个作者走进你的视野，他就不会轻易走出去，日后他的作品就成了你寻找的目标。读过“红太阳”后，我经常搜寻署名为“高华”的文章来读，寻找高华的有关信息。亦步亦趋之际，也了解到高华的研究领域：一路从民国到共和国，从左翼文化到领袖人物，从一个历史事件的点，到一个历史断代的面。触类旁通，他所做的不仅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同时包含着对当下和未来的关照。

回到《炎黄春秋》杂志社后，我几次与高华联系，希望他能为我们写点稿子，却始终没能与他通上话。2006年3月2日，我接到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邀请函，邀请我到中心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学者。邀请人是中心的助理主任熊景明，她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中心有许多学者来过，现在高华就在。我当即发邮件索取高华的E-mail。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高华的邮件：“熊景明老师把你的信给我看了，我很希望你早点来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老师和我几次谈起你，我这学期在中大历史系客座，平时就 在中心看资料。”

渐渐熟悉起来后，他不仅允诺给我写稿子（2006年3月20日即给我发来他为胡伯威《青春·北大》写的序言：《“思想”的累与痛》一文），还愿意在我赴港的申请表上担任“推荐学者”。2006年4月10日到港与他见面时，我们仿佛已经是老朋友了。

同好高华和我都抽烟。在香港那个既禁烟又禁酒的地方，我们这个不良嗜好可谓众矢之的。高华说，他住在雅礼宾馆，公共场所不能吸烟，只能在宿舍抽，为了吸烟不妨碍他人，他用布条将宿舍的门堵上，可隔壁一名高鼻子的外国学者还是提出抗议，只不过抗议的方式有些特别：趁高华不在时，在他门上贴一字条：“如果你不吸烟，会更好。”高华说，这样一来在宿舍也不好吸烟了。

在中心查阅资料时，烟瘾上来我们俩就一同到楼下；参加学者聚会的饭局，就一同到餐厅外吞云吐雾。我倒是庆幸自己与高华有同样的嗜好，因为这样的时间很多，与他的交谈也大多是这个时候进行的。

交谈的话题，首先是他的“红太阳”一书。我说，从你书中的后记看，从文革期间你注意到“延安整风”这个词，到2000年这本书出版，你是三十年磨一剑。高华说，人这一辈子所走的路，与年少时候的读书有很大的关系。我在后记中追溯了自己的读书历程。古人说，读书使人明智，那是指你会读书的时候。年少时读书，倒是让人困惑的时候多。等你有机会或有能力弄懂的时候，这些困惑就会一个个冒出来。就以延安整风来说，我是“文革”期间读到一些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一些“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子后，注意到延安整风运动的。1978年上大学后，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材料。看的越多，困惑也越多。解开这个困惑就成为一个需求。这个过程又有十多年，直到1991年开始动笔。写作过程又是七八年。

我问，你知道这本书在海内外的反响吗？他答，知道一点，不过我不大关心。我倒更关心每年的版税。因为我买房子的贷款，每年就靠这本书的版税来支付。这回答让我们俩开心大笑起来。高华很关心我的研究。我告诉他，我来香港主要想利用中心的资料，补充修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始末》一书。我说，你在“红太阳”一书中，也谈到了丁玲等文人在延安时的作为，对我启发很大。

让我没有料到的是，高华对我的这个研究兴趣盎然。他追溯了自己对丁玲命运关注的历程：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 “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

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内的许多“五四”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1970年，我又从一本旧刊《文艺报》上读到《再批判》和随刊登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此前读到的造反派编印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类小册子上明确写道：《再批判》为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亲笔所写。

1978年，我考入大学，虽然学的是历史，但对丁玲其人其事和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一直抱有兴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还长期订阅一份《新文学史料》。丁玲复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魉世界》等，我几乎都曾找来翻看，我还买了丁玲的文集、自传、游记和有关她的几种传记及研究论著，包括大陆、海外和国外学者写的不同版本。

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当我读了一大堆丁玲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个左翼作家，为什么会被打成 “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为什么“ 革命” 会和她一直“过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样，对“革命”做出反思？等等。

若干年后我再看丁玲，竟然发现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高华的一番话， 让我非常惭愧。我的书只是采取“ 纪事本末体”的方式，希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根本没有提升到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上。我立即恳求他抽出时间看我的书稿，并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给予教诲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他一边看一边在吞云吐雾的时候把他的意见提供给我。就这样，在高华的指导下，我重新进行了修改。从香港回北京后，高华仍然通过邮件多次指导。当我觉得可以拿出来给他审阅时，我同时提出请他作序。一如既往，他爽快地答应了。

在书进入发排阶段后， 高华发来了一万多字的序言《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权力与政治》。他以丁玲的命运和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为切口，寻找出“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这一命题。

在高华看来，革命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他们的利益、心理、情感要求，知识分子却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最高代表——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知识分子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平等”，对敬仰和服从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

革命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注定了知识分子以悲怆结局的命运。丁玲一生的经历，她命运的起落沉浮，伴随着高华冷峻的叙述，慢慢展露出带着政治印痕的生命形态。这种生命形态成为解剖其他知识分子命运的参照。高华往往能从一个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过程，揭示隐匿在其后的历史普遍发展逻辑，从单一个体的命运的起伏，勾勒出一代人的生存轨迹。他的序言，就这样地从丁玲个体的命运出发，勾勒出中共党史大背景下一代文人的命运。

在书的后记中，我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老师得知我的研究后，以渊博的学识助我，以兄长般的宽厚鼓励我，书稿完成后，他在百忙中通读全书并作序为之添彩。”这是我的由衷之言。关于《革命年代》200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新史学丛书”第二辑中，收录了高华的论文集，书名为《革命年代》。尽管大多的文章以前看过，但在拿到书后还是一口气读完，并情不自禁地写了书评。

《革命年代》收录了高华近20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全书共分五辑，前两辑主要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后三辑主要研究延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民国政府的南京十年，还是中共在延安的新话语体系，以及19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看似都是一个个“点”，但细读起来，都是历史的横断面。“革命”成为这多个横断面的连缀词。

在高华看来，“这些问题发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

他所做的只是对那个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考与追索。这种思考和追索，最后串成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大主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一条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两条路径差异甚大，目标却是共同的，就是追求建立一个现代化民族独立的国家。

同样的目标，同样是“以革命的名义”，国共两党的结局大相径庭。高华的思考，把读者带入历史深处的隧道。在《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一文中，高华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被称之为“火红的年代”的话语体系入手，上溯至苏联革命话语体系与毛泽东革命话语体系的关联，考察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而伴随着这套革命话语体系的建立，中共“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毛泽东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为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以及此后的“继续革命”，种种历史现象，都可以从这种思考中得到启迪。

从一定意义上说，高华这一代人也是“革命年代”的产儿，是吮吸着革命的红色血液畸形成长的一代人。有论者评说，当大多数人都只在通过当下体验生活时，真正的思考者却能超脱自身的不幸与苦难，在知识积累和命运变迁中形成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具备现实洞见力与穿透力。从这个意义而言，高华提供的是一种深刻的认知。同时，他无功利的回望姿态也凸显出了当下日益稀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因为稀缺，“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也曾与他迎面相撞。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说自己一直是“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并试图引导读者与其一起游走。河流水面如镜时，是蒙太奇般纠结着的历史与现实的幕布；水面波涛汹涌时，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鉴往知今。

如此，“革命”一词，顺理成章地由历史走入当下并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不论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告诫，还是加缪的“美丽不能创造革命，然而总有一天，革命将需要美丽”的向往，“以革命的名义”总是与血泪、痛苦、死亡和激情与理想相伴随。与李泽厚式的“告别革命”的呐喊相比，高华仍如流水般的平和：“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

天不公

2007年4月25日，我接到熊景明的邮件：“高华怀疑肝癌，有幸在例行体检时发现，他今天就往上海中山医院求诊。”我感到震惊。此后，朋友间的邮件，高华的病情成为必说的话题。萧公秦教授写于2007年4月30日的一封邮件，在朋友中广为流传，他不但为朋友传递了高华的病情，更传达了学界对高华的一片心声。为此，我把这封邮件转录如下：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去中山医院三号楼探视高华。我骑摩托到那里也只有十五分钟。他昨天刚动手术。有点疲倦，脸色有潮红。有点热度,是手术后的自然现象，相信几天后会好一点。他家人中没有患过癌症的，父母七八十了，都健在，他九二年患过几个月的乙型肝炎。这可能是致癌的最重要原因，可能嗜烟也有一定关系。他说从此要把烟真正地戒了。他没有任何关于患病的自我感觉，这说明还处于亚临床期。

查了一下网上资料，肝癌被称为癌王，一旦进入临床期，那就只有两个月了(孙中山就是如此)，好在他自己警惕性高，及早查了出来。我前天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他笑了，笑得与过去我们听到的一样，也许是这几天他的第一次笑。今天小刘（高华的夫人刘韶洪）告诉我说，他为了我的这句话很感谢我。小刘送我出来时，我对小刘说，这是我的真心话，中国没有人比高华把中共历史人物看得如此透彻。他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他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来。我说，这方面他绝对是天才，小刘说我过奖了，我说我三十年来见到过多少教授，但我从来没有称别人是天才过。其实，他有时与我谈的看法中，有许多比“红太阳”里写的更精彩，我总是提醒他让学生把他的话录下来，他都没有足够重视，真担心这些精彩的东西很可能有许多不再能变成铅字了，一想这些，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不会在他面前谈这些。他仍然充满自信，反复地说，发现得早，入院得早，手术进行得早， 而且是全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他还告诉我，黄菊就是在这个医院做介入法的。我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他也可能要求不高， 只希望上天给他五年时间，当然更长也更好，这是我的判断，因为我说你写东西五年后再说吧，他听了后没有回答，也许他觉得五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未来。谈话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这个姿态语言也许无意中表明他进入人生战斗的决心。谈了四十分钟左右，我发现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辞。

2007年，高华的病还是“疑似”阶段，但朋友们都揪心。我的朋友李乔（ 著名学者， 《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是肝癌患者，经过治疗后，恢复得非常好，朋友们都为他庆幸。我特意让李乔给高华电话，让俩人在电话中交流治疗的经验。李乔很热情地建议高华，到北京武警总医院来治疗，并允诺愿意利用一切关系为高华来京治疗提供帮助。李乔与高华素未谋面，他这样倾心，自然怀有与萧公秦“中国不能没有你”一样的心态。

8月20日，高华给我发来邮件“我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6月上旬到中旬，都在上海作介入治疗，7月中，我又去上海中山医院，经CT检查，发现肿瘤已被封包住，医生又说不需再做,待这月底去复查，几次检查，验血都是正常的，问题在CT，请向李乔问好!北京武警总医院肯定是最好的，但医生要我先不考虑，先看我复查和康复的情况再说，现在我的身体还比较稳定，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前不久全家还应朋友之邀去云南避暑一阵，由头就是庆贺熊老师荣休。”

高华病情稳定的消息，令人惊喜。更惊喜的是，他11月29日竟然到北京来了。在来京之前，他给我邮件，告知了这次北京之行的原因。11月30日，我赶到他所下榻的国宾酒店。从外表上看不出他的病。他依然关心学界、关心思想界的事情。他告诉我，想利用在北京这段时间见见朋友。我说，你想见谁，我帮你通知，我当司机，饭局也由我安排。

从那时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高华的病情时好时坏，一直牵动着朋友们的心。很多人都有萧公秦教授一样，希望能够把高华比“红太阳”更精彩的看法留下来。2010年12月15日，我和熊景明一起到四川大邑参加《看历史》杂志的一个活动。本来，高华也担任这次活动的评委，也应该莅临会议。他没有来，他的病情成为朋友们关心的一个话题。景明在主持会议时，特意向大家报告了有关高华两个消息：1.高华病情稳定；2.“红太阳”一书即将在内地出版。

高华

1954年生，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1971年到1978年曾做过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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