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骥良 近访邓林

Gowest

近访邓林
作者：  发布日期：2009.08.24  阅读数量：62次
近访邓林


　　采访画家邓林之前，一位画界朋友鼓励我说：“放心去吧!在北京画院，‘胖姐’这人口碑可好了，待人热情，没有一点架子。”当我见到这位和蔼可亲的女画家，和她谈了三言两语之后，意识到朋友的话千真万确。在画院，对于年轻人来说，“胖姐”似乎成了邓林的爱称。


　　　  生未逢时，托孤赤岸

　　1941年9月，在河北省涉县赤岸村，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一个女婴呱呱坠地。这个女婴就是邓林，是邓小平和卓琳1939年结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名字是卓琳起的，原名叫邓琳，是父姓母名的综合。后来她嫌写起来麻烦，就自作主张去掉了王字旁。真是生不逢时，邓林刚刚吃了7天妈妈的乳汁，就赶上了日寇对赤岸村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师部要和部队一起转移，进太行山与敌人周旋。婴儿怎么办？邓小平坚定地说了两个字：“留下。”战争，只能让亲情远远走开，邓林被寄养在村里一户铁匠家，卓琳把婴儿放在土坑上，含着泪走出铁匠家门。那几年华北大旱，赤地千里，老百姓的生活苦透了。那户铁匠家的日子也很艰难，家里已经有了四五个孩子，八路军每月按时给小邓林送去粮食，可是喂到邓林嘴里能有多少呢？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邓林浑身是病，身体弱得走都走不稳，只能一个人呆呆坐在角落里。两年之后的1943年秋天，妈妈卓琳来接她了。卓琳看到女儿孤零零地坐在破椅子上，苍蝇在她脸上乱叮，她连用手赶的力气都没有。看着女儿瘦成这个样子，看着女儿脸上身上被蚊子叮的成串的大包，卓琳的眼泪险些流出来。面对这个陌生的“阿姨”，小邓林有些不知所措了，因为从她记事起，还没有人这样关心、爱护过她。那位“阿姨”竟让邓林叫她妈妈，别看邓林只有两岁，她模模糊糊明白妈妈就意味着关心和爱护，自己太需要关心和爱护了。她鼓起勇气喊出了第一声妈妈，这是邓林两年来发自内心的呼唤。卓琳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儿，战争，意味着军人的牺牲，自己家的牺牲的确太多了。

　　卓琳决定把女儿送到延安去。对于生活在战火硝烟中的儿童来说，延安称得上是天堂，是个乐园。小邓林坐在马背上的摇篮里，穿过一道道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战争使她懂得了和平的珍贵

　　邓林从延安保育院再次回到父母亲身边，已是1949年的事情了。那时家里已经有了弟弟邓朴方和妹妹邓楠。在她童年的记忆里，爸爸总是一天到晚不着家，妈妈太累、太忙、太辛苦了。既要照顾好3个幼小的孩子，又不能影响党的工作。邓林清楚地记得，在昏黄的油灯下，妈妈总是一边抱着妹妹邓楠，一边写着什么或读着什么。小油灯下映出了妈妈伏案的身影，也清晰地映在了小邓林的记忆里。她主动帮妈妈哄弟弟妹妹，她心里明白，妈妈太累了。

　　每天天不亮，妈妈就借助小油灯或蜡烛的光亮收拾书籍和文件，把孩子们的棉衣、棉裤烤得暖暖和和。紧接着就做饭，再把孩子们一个一个从甜梦中叫醒，匆匆吃过早饭就随队伍出发了。妈妈什么时候才能休息？怎么总也看不见妈妈睡觉呀？邓林感到很奇怪，因为她常常一觉醒来，看到妈妈不是在小油灯下读文件，就是借助烛光给他们缝补衣服。“妈妈的好学上进和吃苦耐劳，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由于幼年严重的营养不良，邓林始终体弱多病。嘴里还长了瘤子，这瘤子很奇特，动手术割了它，它还会长出来，反复性很大，整整缠绕了她10年，直到她上了初中，这怪病才没有复发。1949年3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因为那里医疗条件较好，赴西柏坡开会的父亲为了给女儿看病，顺便把她带了去。在那里，她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伯伯和许许多多听说过但没有见过面的伯伯叔叔。她爸爸在大会上的发言，受到了与会同志的普遍欢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在发言中强调“一切按辩证法办事”的科

学的、实事求是的主张，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

　　在刘邓大军挥师大西南的日子里，巴山蜀水的奇绝秀色，陶冶了小姑娘的心灵；那奇异的植物，深深触动了她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博学多才的妈妈，从不放过教育孩子们的机会，让她认识了敢于傲雪的梅花，啼血的杜鹃以及许许多多的植物。当时的她就悄悄把自己的理想告诉了妈妈，长大了，她一定要当一名画家，一定要把这些奇花异卉都画下来。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她的理想真的实现了。

　　重庆解放后，邓家总算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卓琳是个闲不住的人，她看到随军的干部子女们找不到一所合适的学校可上，心里好像着了火，“再也不能耽误孩子们的学业了，新中国还需要他们建设呀!”她在部队驻地因陋就简筹建起一所人民小学。她亲自出任校长，既抓招生，又找教师，还要主持校务工作。教师一时找不齐，她索性自己上讲台，一下子教几个不同的年级。随着毛毛和质方的相继出世，卓琳更忙得团团转了，刚刚给孩子喂了奶，马上又走上讲台，邓林和弟弟朴方成了妈妈的学生。

　　战争终于结束了，邓林说：“我是在烽火硝烟中懂事的，学会了许多和平年代看来十分特殊的本领，比如怎么躲飞机，因为我无数次目睹了敌机轰炸的情景，目睹了妈妈带我们在敌机轰炸时怎样疏散、隐蔽。后来我经常做噩梦，总梦见敌机来轰炸，梦见我协助妈妈疏散、隐蔽弟弟妹妹的情景。直到全家迁入北京，这样的梦才逐渐消失。这是战争馈赠给我的特殊礼物，使我进一步理解了和平的弥足珍贵”。


　　师从“右派"步入艺术殿堂

　　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邓林印象最深是父母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后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要求的标准越来越高。1952年，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全家人也跟着到了北京。邓林进了八一小学，这是一所实行供给制的干部子弟小学，纪律非常严明，是准军事化的寄宿制学校，只有到了周末，学生们才能回家。她和弟弟进人小学后，父母对他们“约法三章”：“不许搞特殊化，生活向低标准同学看齐，不许打着父母的旗号办自己的事，不许随便向陌生人透露自己干部子弟身份。”由于父母的严格要求，邓林从小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每次周末回家，除路费外，妈妈总要多给她几毛钱作为零用，可她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全给弟弟妹妹们买了山楂片、瓜子之类的零食。因为她心里明白，弟弟妹妹们还小，妈妈不会给他们零用钱，家里也不会给他们准备这些小食品。弟弟妹妹们稍大后，妈妈便把零用钱分配到每个人名下。邓林的那一份，全被她用来买画片和书签。那些印有齐白石写意画的书签和小画片，磁石般的吸引了她。齐白石的画构图精巧，用笔简练，寥寥数笔，就能使笔下的生命活灵活现。美术课上，她看到伍修权的女儿画画得挺棒，真是羡慕极了。她把她想学画画的愿望和决心，悄悄地告诉了妈妈。

　　邓林对文学也很迷恋。特别爱读小说，尤其是爱读战争题材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读了一遍又一遍，直读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意志和爱情故事，使掩卷后的她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家里那套《莎士比亚全集》，她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书页的边都翻卷了。家里的空气是民主的，孩子们读什么书，妈妈一般不去干涉，反而鼓励他们独立思考，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学生时代的邓林，兴趣十分广泛。由于她家住在怀仁堂旁边，经常能看上好戏。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邓林对戏剧特感兴趣。她不但喜欢家乡的川剧，连京剧、昆曲也十分喜欢。每每看完一出戏，她总要在家人面前认真地评论一番。她从来不怕说错，因为父母在孩子们中间提倡争论，鼓励他们提出与家长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观点。

　　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期间，为了治病，她去了苏联。在那里她参观了多家著名的艺术博物馆，有缘接触到与中国写意水墨画截然不同的油画，列宾、达·芬奇、伦伯朗等绘画大师的作品，给了她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师们油画作晶的表现形式和深刻的内容，再一次震撼了她的心灵。

　　按邓林自己的说法，她应该算个“杂家”。除绘画外，她还迷恋于唱歌。要上高中了，她跑去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说：“既然你这么喜欢唱歌，那就去学音乐吧!”邓林便报考了音乐学院附中，一开始她学的是声乐，可老师却认为她的口型和嗓子不适宜搞专业，她后又改为学扬琴，从幼年到高中，邓林一直体弱多病，药瓶子、药罐子总不离手，吃了药又极易犯困，扬琴也没有学成。后再度改学音乐理论，正在这时，母亲得知薄一波的女儿正在向画家汪慎生学画，她猛然想起了女儿希望学画的愿望，便主动带了女儿，走进了当时还是大右派的汪先生的家门。从此，邓林正式向汪先生拜师学艺，这一步，奠定了她从事专业创作的基础。她自幼就喜欢画画，爱随心所欲地涂抹两笔，也算多少有点基础。和汪先生学画，首先学的是小写意，邓林学得很快。对那些枯燥的音乐理论，她早已感到了厌倦。在音乐学院附中仅仅学习了一年半，她就转入了美院附中。如今成了画家的邓林，无限感激汪先生，是他把她领进了绘画艺术的大门。在那场血雨腥风的浩劫中，为了保护汪先生授课时的画稿，她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她把画稿和一些杂物混在一起，这些画稿才幸免于难。


　　女儿眼里的父亲

　　在邓林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只知道埋头工作的人，根本无暇顾及到孩子们的学习。但期中、期末孩子们的成绩册，他看得很仔细，哪个孩子功课好，他总是给予口头鼓励。当年的邓林体弱多病，几次休学，又加上经常缺课，所以成绩平平，赶不上弟弟朴方和妹妹邓楠。由于父母都非常务实，他们希望孩子们学理工，唯有邓林与理工无缘，他们也并不干涉，而是尊重了女儿自己的选择。

　　在生活上，父亲对孩子们的要求，可比在学习上要求高得多，也严得多。他从来不允许孩子们坐他的车，这 点邓林记得特清楚。因为她和弟弟朴方在八一小学上学时，无论是上学，还是周末回家，一律挤公共汽车。其实当时的邓林也很想让爸爸派小车接送他们，因为当时学校里确实有一些同学是坐小车来上学的，爸爸的要求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国家为我配车是为了让我工作用的，而不是为了让你们享受用的。”他让孩子们挤公共汽车，一是为了使孩子们得到锻炼，二是可以从孩子们口中了解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在穿着上，父亲以身作则，对邓林和其他孩子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她仍然记忆犹新。50年代初期，父亲的工资是400多元，母亲100多元，当时邓家大小十

几口人，家里也不富裕。邓林和弟弟妹妹们都穿打补丁的衣服，但看着父亲的内衣上也打着补丁，他们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在女儿的眼中，父亲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无论他工作多忙，他总要抽出时间来和家人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邓林还清楚地记得，她家搬进中南海以后，父亲经常带他们在园中散步，给他们讲这座皇家园林的历史，讲时代的变迁和人民的事业。他带着孩子们爬景山，还和儿女们进行爬山比赛呢。当时的景山没有对外开放，山顶上还架着大炮。站在五龙亭上，邓林俯视金碧辉煌的故宫，内心里发出“故宫真雄伟、壮观”的赞叹。碰上星期日或节假日，父亲还会约上几个老朋友，带上儿女们去香山观赏红叶，去颐和园泛舟，或是去野外郊游、野餐。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那么快乐、天真，和在工作中的专注和严肃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在我即将结束这次采访时，邓林告诉我，妹妹邓榕正在赶写《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下卷，不久的将来，这本书就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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