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沈关于卞仲耘案与宋彬彬责任的一些梳理

Gowest · 发表于 2023-2-11 02:55:57

借着

的关于此事的回答，来讨论一下卞仲耘案以及宋彬彬责任的问题。

概述：

卞仲耘案这种个案的诸多细节乃至真相，很可能大概率是永远难以得知了。所以就诸多问题，本人也没有答案，只是提供一下各方说法和前人研究成果，让大家参考讨论一下卞仲耘案与宋彬彬的责任问题。同时关于具有代表性的卞仲耘案研究，也能帮助我们反思这种群体性暴力。

研究卞仲耘案的材料：

首先是王晶垚先生保存的资料，包括当年他收存的工作组的一些报告，当时现场拍摄的照片等等。其中有关于宋的，最重要的就是在1966年8月5日出事后，王晶垚找到了宋彬彬进行谈话，并对谈话内容进行了记录。这个记录被称为《宋彬彬的谈话纪要》不过宋彬彬后来是否认当时她与王晶垚有过对话。

此外还有后续王晶垚先生追问其他学生，教师的谈话记录。比较重要的是当时副校长胡志涛的《胡志涛谈话补记》，老师刘文连的《刘文连谈话记录》等。

此外应该还有一些看不到的材料，例如尸检报告。但尸检报告有可能失真，因为王回忆，当时那谁有要求把报告写成心脏病去世。

还有80年代王晶垚先生针对卞仲耘案，进行了起诉，包括要求追查凶手，控告伤害过卞仲耘的袁淑娥，关于起诉最终的判决书，调查资料等内容。

最后就是师大附中当时学生，教师后来的回忆。这些回忆构成了卞仲耘案的主要描述，但同时这些回忆也成为了一个大型的，多视角的“罗生门”

时间线：

在80年代王晶垚先生开始起诉卞仲耘案的相关责任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起诉的人中是不包含宋彬彬的。

90年代，学者王友琴接触到了王晶垚手中的一些资料，并由此开始了她的卞仲耘案研究，也是王友琴的文章中反复提及宋彬彬这个名字，建立了宋彬彬当时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领导，因而对红卫兵的暴力应当付主要责任，王友琴还将85与818之间建立了逻辑。

2000年代，包括叶维丽，刘进，宋彬彬等五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谈话内容，其中以叶维丽的《卞仲耘之死》最具代表性，文章反驳了王友琴文章中的诸多内容，还提出了诸如宋彬彬曾参与救治卞仲耘等观点。

2006年，在王晶垚先生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中，明确表示：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后双方及各自支持者都打过文字仗，直到2014年宋彬彬道歉，然后王晶垚先生发表声明，表示不接受宋的虚伪道歉。此事基本告一终了，此后双方都没有再继续争论或者发表新的研究内容。

正文：

先要强调一点，无论是王晶垚先生本人，还是王友琴，或是纪录片，各种回忆中，都没有说过宋彬彬亲手打过卞仲耘案。所以宋直接动手打死了卞仲耘这个说法纯粹是以讹传讹。研究者没人信这个。

所以宋是否动手打了人这个观点就不讨论了。

1.批斗，殴打卞仲耘的时候，宋是否在场？

宋彬彬自述：

发生了因本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导致卞仲耘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领导，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那天下午，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我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刘进、我和几个原来学代会、核心小组的同学赶快跑到操场，看到卞仲耘校长等五个校领导被学生押着游街，他们有的拿着簸箕，有的头上扣着纸篓，脸上身上都很脏。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她们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不是不让斗“黑帮”，但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她们不说话了，我们让围观的同学散开后，就回东二楼了。后来，低年级同学又来告诉我们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后操场聚了不少同学，校领导被人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挑不动就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那些监管校领导的学生，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筐那么大，他们的确抬不动。看她们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就离开了。

同为五人组的刘进说法：

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其中初三的一个同学近年回忆说，8月5日下午，她和几个同学在东楼原来总务处的办公室睡觉，石油附中一男生来找她，一进屋就说：“你们女校的学生怎么比男生还厉害，正在操场打人呢！”她听后赶快跑去找我们。听她一说，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那些同学没有再表示异议，我们让大家都散开，看到许多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我们也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呆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宋彬彬的谈话纪要》：

我们后来到高一去调查。这个广播有个稿。本来想开会斗她（指卞仲耘仲耘），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而当时高三一班学生刘沂伦回忆有这样的描述：

当时我看见宋彬彬在我们旁边，也拉住一个女孩子的胳膊说不要打人。我那个时候对宋彬彬印象很深，因为文革前她是学生会干部，工作组时期她也是学生干部，另外，宋彬彬是个很好接触的同学，你和她在一起没有高下之分的感觉，所以大家都喜欢和她说话聊天，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也很容易就认识了。

叶维丽最早的《卞仲耘之死》则提及了当时核心学生群体的行动：

这里需要考察一下前面提到的“核心学生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在做些什么。据××讲，在游斗校领导时，她们正在一间屋子里开会，而讨论的议题是：工作组撤走后，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有学生进来报告说，人打得太过火了，于是有几个人出去“劝阻”过激的行为。而再次有人闯进来报告时，带来的消息则是“卞仲耘快要不行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些出身不那么好的学生也参与了打人，但主要动手的是革干和革军子女。能够以暴力惩罚“阶级敌人”是那些出身“红五类”家庭学生的特权，而正是这些学生在文革前被视为革命的接班人，受到校领导的特殊关爱。

备注：XX应为刘进

以上内容是提及宋当时是后来赶到第一现场，并且做了劝阻的回忆，资料。而对当时现场描述较为详细的，主要是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卞仲耘》和当时一名学生：伏生的回忆《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老师林莽《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等文章，都没有提及宋有没有在现场。

而明确提及宋当时在现场围观参与的，是当时一个学生陶洛诵的回忆：

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2.当时师大女附中存不存在一个领导权力机构？

这个问题是叶维丽引入的，它所针对的是王友琴在之前构建的逻辑。

王友琴的描述：

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工作组在7月13日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以及新建立的红卫兵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学生委员使用工作组使用过的办公室，也掌有学校的中心广播室（各教室都有一个相联的喇叭）的钥匙。她们也是红卫兵的领导人。
教导主任梅树民说，8月5日上午，“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来通知，下午要“斗争”他们这些“黑帮”。大约下午一点多时（当时的学生没有手表），高中一年级三班的红卫兵开始行动，去学校东边的小操场“揪”（文革用词）副校长胡志涛。
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尧。王晶尧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7人名字的纸片。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红卫兵领导人。

在王友琴的描述中，由工作组建立的革委会，在工作组撤离后，是学校的权力当局和控制者。而在8月5日，组织批斗会的，也是这个组织。而宋彬彬是这个组织的副主任，也是红卫兵的领导人。

宋彬彬应当为卞仲耘案负主要责任，正是通过这个逻辑建立的。

叶维丽的描述：

王女士的说法是，7月底工作组被撤销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又说，卞仲耘死后的当晚，“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她的丈夫王晶垚。即是说，王认为工作组撤走后存在着一个立即接管学校的“权力当局”，这个权力当局由红卫兵组织和革命师生代表会共同组成。
根据我的调查和当年的记忆，7月底突然撤销工作组后的一段时间里，女附中陷入混乱、失序和相当无政府的状态，并不存在王女士所说的那样一个权力当局。这个问题是我和王友琴的一个重要分歧。
但说女附中完全“没人管了”，似乎也不尽然。这里需要提及由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卞仲耘死前在医院的抢救、死后向上级报告及第二天向全校公布消息，都是由代表会负责人员做的，可见事情到了一定的地步，还是得由代表会出面张罗维持。但工作组撤离后代表会的身份变得尴尬，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否则就没有必要在8月8号，由代表会学生成员中的基本骨干发起，成立了一个叫“筹委会”的机构。改名换姓就是为了脱离和工作组的关系，“重打鼓、另开张”，“名正言顺 ”地管理学校事务。
因此，我的看法是，8月5号时的师生代表会，由于它的权力来源“工作组”轰然倒台，使它“名分”不清，“余威”犹存，更像一个“维持会”或“留守处”。据我了解，此时有一些学生（“反工作组”的学生）已不承认它的权威；代表会的个别原负责人，也认为自己因追随工作组而“犯了错误”，不再任事。
女附中也正处于一种情绪亢奋、极度混乱的状态。与两个月前校领导垮台时的情形相比，这时已秩序大乱。唯一可以被称作是的权力机构的是“革命师生代表会”，它是工作组进校时成立的，主要成员是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工作组一撤，这个机构权威性大受影响，其中有两个学生成员已宣布退出，因为她们觉得自己和工作组一道犯了错误。

尽管可以说，这时学生领导组织基本瘫痪了，但在学校仍然存在一个核心学生群体，它包括原革命师生代表会中一些成员及其他学生积极分子。在工作组离开之后他们在大多数学生中还有残余的威信，也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权力机构出来取代它。8月8日，也就在卞仲耘仲耘死后3日，“筹委会”成立了，这标志着革命师生代表会的正式结束。也就是说，8月5日正是女附中权力机构的过渡和相对真空时期。说工作组突然撤离之后学校就已经有了完全的权力机构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存在着一个极度混乱的特殊时期，这正是卞仲耘死亡事件发生的背景。
文革开始以来，宋彬彬确实是主要的学生积极分子之一。但如果一定要在文革初期的女附中找出一个学生“头儿”，这个头儿应该是刘进，不是宋彬彬。“第一张大字报”是刘进发起写的，宋彬彬与另一个学生参与签名；在师生代表会里，主席是刘进，宋是四个副主席之一（而并非像王女士所说的，“主任”是工作组长，“宋彬彬等”为“副主任”）。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文革初期骨干学生群体里，宋彬彬比刘进更重要。不提刘进，只提宋彬彬，对于熟悉当年女附中情况的人来说，是有些奇怪的。
但认真一想，又并不奇怪。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是“八一八”改写了“八五”，也改写了文革初期以来的女附中历史。

叶维丽的描述中，她认为这个代表会已经丧失了一部分权威，还有一定影响力，但是称不上权力当局。师大女附中当时处于一个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叶维丽指出，无论是代表会，还是在骨干学生群体中，刘进比宋彬彬重要，还是主席，跳过刘进，只谈宋彬彬是不合理的。

而当时与卞仲耘一同被批斗的副校长胡志涛在后来写的文章《“八五”祭》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晚上，我爱人看见我身上被抽打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我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

这个描述也提到了学校没有人管。

而后续对于叶维丽的反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敏一鸿的《追究卞仲耘仲耘惨案真凶》

全校有统一组织指挥、不是权力真空
目前争论焦点之一是七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到八月五日，学校是否权力真空？这关系到卞仲耘之死是学生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发冲动之举，还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凶杀，也关系到宋彬彬是否负有责任。
　　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取分最高的女子中学，聚集了很多中国政要、统战对象和高级知识分子之女。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红五类」同学进了我家门。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说完转身离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恐怖气氛使「黑五类」人人自危。
　　八月四日上午，我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当中摆着几排椅子，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坐在椅子上。九个「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几个出身不红不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让她们看批斗「黑五类」，她们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董 × × 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被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董说。「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原来那不是她的生父。董分辨不清，站进我们这排。随后，「红五类」头头的郑重宣布，让我们知道全班同学都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被命令继续低头。听到齐唱响起「对联」歌。接着，二十个正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于是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 × ×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了一会儿。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八月四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我们班这样的批斗会。黄 ×× 的出现，表明班级的行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指挥。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

还有一些零星的反驳，例如郎钧因为宋彬彬曾提及革委会三个字，所以断定当时学校有权力当局此类。

而王晶垚先生保留的资料中，有第二天的广播内容记录：

67.4.23.（日）9:30 宋家
宋淮云谈：
8.6.上午文革广播，大概是刘进讲的，说：
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如果这个广播属实，并且真是刘进讲的，那既然能说出按XXX处理这种话，那师生代表会至少还是留有一定权力的。

3.组织召开斗争会的是谁？

王友琴在1986年就写过一篇《女性的野蛮》，此文就提到了斗争会开始前的情况：

8 月。曾领导了中学运动一个多月的工作组撤走了。控制学校局势的是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的“阶级路线”是一副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由某个学生的“老子”身份决定是否接纳其参加组织。但由於对工作组的看法不同，红卫兵又分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
。。。。。。。。
操场上聚拢了很多闻声而来的学生，把五个“黑帮”围了起来。

王友琴在这里的说法与后面其他一些人的描述大致相同，高一三班是发起者。不过后来，她在《文革受难者卞仲耘》中的描述有所不同：

教导主任梅树民说，8月5日上午，“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来通知，下午要“斗争”他们这些“黑帮”。大约下午一点多时（当时的学生没有手表），高中一年级三班的红卫兵开始行动，去学校东边的小操场“揪”（文革用词）副校长胡志涛。

在这里组织者是革委会，高一学生是参与者。

而叶维丽的描述则为：

目击者多认为首先动手打人的是高一某班的学生。师生代表会主席及核心学生群体的重要成员××（高三学生）后来回忆说，师生代表会那天本来并没有开斗争会的计划，也没有学生来找她要求开这样的会。由于当时师生代表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和其他核心学生群体的人是有可能在事先没有得到要斗校领导的信息的。当然如果有人告知她们，她们对于游斗“黑帮分子”也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在工作组撤走后，在北京的中学中一般都把批斗校领导当成当时“斗争的大方向”。
高一3班在那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当年女附中很多人都知道的。我在调查中，访问了班主任艾老师和若干位原高一3班学生，她（他）们都非常坦率地说到这个基本事实。老实说，对那天斗人时，谁格外活跃，大家也都心中有数。事过多年后，艾老师仍然不理解，一个文革前“不起眼”的班级怎么会在文革后突然疯狂。
我的遗憾是，没能找到当年的“活跃分子”，直接和她们交谈，了解她们当时的心态和今天的想法。据说，多年来高一3班从未有过全班聚会，一些人的踪迹已难以找寻。
在提及八五事件发起人时，王女士仅用“高一年级的红卫兵”做为主语。很难想象，作为高一3班的一员，王女士不知道她同班同学的关键作用。在当时和后来，王女士都有其他班级的人所没有的优势，来了解批斗校领导的活动到底是如何策划发起的，谁是主要的组织者，以及她们事先是否知会师生代表会。今天，所有这些重要信息都已模糊不清（据原师生代表会的负责人说，她们事先并不知道。其实，她们即使知道，也只能支持学生自发的“革命行动”）。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王女士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如果王女士明明清楚是本班同学发起的，但出于种种原因希望模糊淡化这一事实，我可以理解。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王女士总在突出和强调宋彬彬的作用？这是我下一个问题。

叶维丽的描述中，这次斗争会的组织者和领头人都是高一三班的学生。

而上文引用过的，王晶垚保存的《宋彬彬的谈话纪要》也提到了：

我们后来到高一去调查。这个广播有个稿。本来想开会斗她（指卞仲耘），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刘沂伦回忆有这样的描述：

正聊着天，我们就听见东边礼堂里有嚷嚷的声音传来，嚷嚷什么虽然听不清，但是那个时代不用听清也知道是在开批斗会，肯定是批斗校长老师了。因为无领导无组织，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今天有这个批斗会，就互相问：谁组织的？有同学说好像都是高一的小孩，不认识。知道某位同学是高一的但是不认识，这在学校里很正常。
在旁边驱赶吆喝的学生我一个都不认识，显然都不是高三或者中五（试验）年级的，有些孩子很小，看上去就是初一初二的孩子。

而《胡志涛的谈话补记》也提及了这次斗争会中，有高一三班领了一些初中生的情况：

胡是由高一三班××领着一批学生监督我们去刷、洗、搬运厕所的厚盖板。胡一次只搬得动两块，××硬叫一次搬四块，边搬边打。我说：“××，叫我搬就搬，不要打。” ××说：“不许叫我”，还是打。后来红卫兵集合去开会（红卫兵成立会）。×即把胡交给一批初一初二的学监督。

而伏生的回忆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操场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 (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 的学生拿着大棒，押着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

4.当时学校存不存在成组织的红卫兵，并且由这些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

王友琴的描述：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得到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连”。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同时担任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二是可以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和老师。
卞仲耘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4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45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 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在“斗争会”期间，高三的一名红卫兵负责人还曾经到初二（四）班的教室观看。当时别的班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殴打和侮辱事情。

《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中则也有类似的记录：

７月下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红卫兵掌权。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而叶维丽的描述则是：

我调查的结果是，7月31号，女附中成立了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的组织，主要由“反工作组”的高中学生组成。8月5号那天打人没有她们的事。“主义兵”始终是少数派，从未在学校掌过权。
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8月5号已经存在。这两个红卫兵是有明显区别的，作为当年女附中的学生，王女士不应将二者混淆。
需要指出的是，在血统论无比猖獗的8月份，“革命”是要有资格的。发起斗争校领导的学生应以“红五类”干部子女为主，红卫兵在女附中出现后，她们很有可能是红卫兵，但八五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身份发起斗争校领导的。

而刘进在谈话中则表示：

我和宋彬彬没有发起、成立过叫“红卫兵”的组织。我俩7月5日亲耳听到那谁的父亲关于制止红卫兵等非法学生组织成立的谈话，工作组撤走后，我们一直为自己的错误而苦闷、迷茫，不可能摇身一变，就去带头组织“红卫兵”。
关于“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叶维丽问过我多次，我始终说不上来。近几年就这个问题，我几乎是见谁问谁，至今无一人能说出红卫兵成立的准确时间，但大多记得8月5日那天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一些老师的记忆也证明了这一点。2006年，张静芬老师（卞校长遇难后秘密给王先生写信的人）曾对我说，当时她看到围着校领导打人的是不足一个班的学生，在大操场和后院大约都是二三十人，没有戴红袖章，那时还没有成立红卫兵。

而刘沂伦的回忆为:

学校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梁二同她们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学，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当时管她们叫“主义兵”。
除此之外，8月初的几天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学生组织，我没有印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范围，比如某班级的同学组织一个什么“战斗队”，至于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我没有印象。我自认为是红卫兵，好像还是在“8.18”天安门广场大会前后，以后我才开始热衷于做袖章，到处乱跑，以红卫兵自居去参加关于“对联”的辩论，看其他学校的大字报，看大学里的批斗会。师大女附中除“主义兵”之外的大多数红卫兵应该和我差不多，自认为是红卫兵，但是也没有什么组织程序，也没有谁是领袖，只要自己出身是所谓“红五类”就可以自认为红卫兵。如果有一天被人揭发说你父亲有问题，被打倒了，那你就不能自称“红卫兵”了。
　　一般情况下，如果正式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都会贴出一张大字报，给自己的组织起个名称，就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战斗队”，还有后来大学里的什么“井冈山”，“公社”之类的，不会没有任何名称的。但是师大女附中在那个夏秋季除了“主义兵”，我不记得还有全校性的组织。“8.18”之后“红卫兵”们热衷于辩论对联，抄家斗黑五类，也有人在学校里批斗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但是做这些事不需要“有领导有组织”，那时候的时髦话语是“自己闹革命”，几个出身好的同学就可以结伴去“闹革命”，根本不需要谁来批准。

而那谁的书中是这样写的：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

而陶洛诵的回忆是这样的：

于我而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还有‘打倒黑五类子弟！’‘打倒资产阶级狗崽子！’等等。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为英雄。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

我们上面引用的《胡志涛谈话补记》也有这样一句话：

后来红卫兵集合去开会（红卫兵成立会）。×即把胡交给一批初一初二的学监督。

可以看到，在王友琴和校史的记录中，存在一个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并且这个组织由组成筹备会的几个核心学生领导。

而叶维丽，刘进，刘沂伦的回忆中，在8月5日之前没有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

那谁和陶洛诵的描述，则是在7月份学校就有了红卫兵。

而胡志涛则提及，8月5日，有召开一个红卫兵成立会。而其他人的回忆中没有提及这个成立会。

另要注意一点，那就是红卫兵和红卫兵组织是两回事，出身比较好，自己闹革命的学生完全可以自称为红卫兵，这与建立组织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有红卫兵，但没有红卫兵组织，乃至全校级的组织是有可能的。

5.卞仲耘后续送医，抢救情况。以及宋彬彬有没有参与抢救卞仲耘

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宋彬彬的谈话纪要》：

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仲耘）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我（宋彬彬）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先说拉到卫生所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

这个谈话纪要中，宋彬彬自己没有提及她参与抢救。

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刘文连谈话记录》

人（指卞仲耘）送到医院以后，医院门口就由革委会的学生把门了。
。。。。。。后来才听说，送到门口，学生不让出校门，说她装死，不让送。人一直放在小操场，我们跑过去看时，她身上盖着一张白纸。这时，学生们害怕了，说，我们不管了。这时，我、陈云南、王桂莲等人就给卞洗脸，眼里都是泥，眼球已经不能动了。嘴里在吐气，吸气少。王桂莲拿来她的衬衫、裙子，准备替她换，已经没法换了。学生怕这样子送医院影响不好，所以才不让送。叫刘医生来看。刘医生来已经摸不出脉了。说我看不了，学生还骂他。。。。。。

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另一份：《师大女附中工人王永海谈话记录》

卞校长不知怎么被带到宿舍楼去劳动的？过了不久（个把小时？），有三四个学生站在学生宿舍门口喊我们，喊我们：“你们把大便（卞）拉走！”我们都怕挨打，哪敢不应。
我们拉到东楼总务处门口。我们进去一看，楼道、总务处挤满了人。总务处里，郭主任（郭建华）、刘医生等人都在。（问：李校长（李天翼）在不在？含糊其词地说没看见。），我们问怎么办？没人敢负责。刘医生只是说送医院，但是没人出头送。没人负责，我们两个人怎能送去医院？我们就把人拉到东楼后面院子里我们住的房子前商量，学生觉着人躺在车子上看着寒碜（意即难看），就叫我们用写大字报的白纸盖起来。我们就跑进屋子里，不敢再出来。后来有的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回家，我们说，不认识地方。他们说，你们不会问？有的学生反对往家里送，大概感觉那样推着车子在街上走着不好。这样，人就躺在院子里没人管。
大约过了一两小时，才看见邮电医院大个儿的徐大夫来了。有的老师还给卞校长洗了脸，因为脸上不像样子了。后来，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临走时，听有人说：拿一件雨衣来，用雨衣把人盖起来，从东楼东北面新开的大门抬到对门的邮电医院去的。

而当时一个老师林莽的回忆《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这次却是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门。刚进正门，却看见卞仲耘仰身躺在正门台阶上。红卫兵勒令我和先到那儿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车。我刚抬起她的双脚，围观的女红卫兵们朝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嘲笑一个活着的右派，抬一个将死的走资派吗？我受不了这样的嘲弄，我也不忍目睹卞仲耘临死之前的惨状。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老卞呀！我真不忍看到你这样的悲惨的结局！”于是，我愤然放下她的双脚，大声说：“我决不抬！”即转身走开。红卫兵追上我，骂了一句：“妈的！”用穿着军靴的脚踢了我一下。

胡志涛的《“八五”祭》

一辆平板车推过来，在我的身旁停下。“你看！”我一看，车上盖满了大字报，上面还压着一把大竹扫帚。“你把它掀开！”我用双手拿下扫帚，又一层层地揭开大字报纸。“老卞！”我几乎叫出声来。她的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已没有反映，嘴巴张着，呼噜呼噜地吐着粗气，两只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了一条条伤痕。我用手摸摸，滚烫滚烫。我忘记了自己的伤痛，也忘记了自已的处境，急忙向周围的学生呼求：“她的瞳孔已经扩散了，快！快！赶紧送医院抢救！”平时，她们是我倾注满腔心血培育的学生，朝夕相处，亲如家人，但现在她们却完全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智，凶神恶煞似的向我吼叫：“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我被她们推搡着关进了办公室。

　　老卞是和我共同战斗过二十年的老战友，我不能让她就这样地死去。我要管要管！可我自己还被关在屋里，门外学生监视着，我怎么管？我的心在燃烧，血在翻滚。我一次次站起来向窗外看望，一次次被监视我的学生制止：“黑帮！你老实点，不许你看！”

　　已是黄昏了，太阳的光照依然很强。我从屋里往外偷看，那辆平板车还停在那里，没人过问。那群对我施加拷打的学生都四散得无影无踪了。我再次向站在门外监视我的两个学生恳求：“请你们赶快把她送往医院抢救吧！”其中一个回答：“不用你管！”是啊！自从工作组进校后，我早已失去了校长的职权，我已成了被人任意抽打的“专政对象”，我能管什么呢？……

　　夜幕渐渐地落下来了，我看看肿胀的手腕上那只被污水模糊了的手表，时针正指在七点上。窗外有人走动。不一会儿，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以上诸多描述，虽然在很多地方有所出入，但大体脉络相似。描述的是卞仲耘从倒下到送往医院这段时间（大概时间为4点到7点。）而卞仲耘被送往医院，是老师还是校工还是医生，难以判断。但这里都没有出现宋彬彬等人，自然在这个时间段也就没有抢救一说。

另4点倒下这个时间出自冯敬兰的回忆，但她的那篇文章过于失真，文中描述为胡志涛将卞仲耘送到医院的。因此时间应该是4点到5点多这个区间。

叶维丽在《卞仲耘之死》中也认为这段时间宋等人没有参与抢救：

教职员中没有人敢站出来为校领导说话。一位老师后来说，在那种气氛下如果有人敢这么做，也会遭到与校领导同样的命运。文革开始后老师们差不多都遭到来自学生的程度不等的批判。暴力行为一起，多数老师都胆颤心惊，一心想伺机逃离。有几个留下来的人后来帮助把卞送到了医院。

而关于抢救说，刘进的描述为：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这个版本中宋彬彬等人是参与了把人送到医院这个过程的。

而刘沂伦的回忆是：

太阳快落山时，有人告诉我们卞仲耘晕倒在后操场那儿。
我们到后操场去，在后门（朝北的一个门）附近看见卞仲耘瘫在一个平板车上，其状况只可用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
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同学和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从北门进来，男医生比较年轻，我印象里还带着眼镜（这一点不敢百分之百确定），女护士看上去有三十来岁，比医生年长一些，背着一个药箱，就是那时很常见的皮药箱，一个白色圆形里画着红十字；同学中我记住的有宋彬彬和朱忠丹，朱忠丹是跟着宋彬彬等人一起去医院的。她们从学校后门进来后，宋彬彬等人和大夫说话，朱忠丹在一边悄声告诉我：在医院里找急救医生时，大夫一听说是抢救被批斗的走资派“黑帮”，还不愿意来，宋彬彬和他们争论说解放军抓了俘虏还给治病，这才来了两个人。
　　那个年轻的男大夫一看昏死者的样子，鼻子眉毛立刻全挤到一堆去了，口中念念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还有救吗？”宋彬彬说：“那你也得想法抢救，不能看着她死呀。”（这两句对话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女护士立即蹲下打开药箱，取出酒精棉给卞仲耘擦拭胳膊打强心针，用了很多酒精棉才从那肮脏的胳膊上开辟出一小块清洁地。我印象里打了两针强心剂都没有见效，卞校长还是昏迷不醒，医生说不行了，送医院去吧。同学找来工友，让他打水清洗一下，然后拉到医院去了。
　　把卞校长送到医院时，朱忠丹，李××和王丽莎有没有跟去医院我记不得了，我没有去，我在学校又呆了一会儿，听说医院传来消息，卞校长死了。

而叶维丽的描述则是：

据我了解，这份名单是李松文老师写的，他竖着写了七个人的名字。阅读竖排字的通常顺序是从右到左（而非王女士的从左到右）。名单中第一名是李老师本人，也是七人中唯一的教师，最后一名是宋彬彬。六个学生中，三名高二学生，三名高三学生。当时的情况是，8月5号傍晚7点多钟卞校长终于被送到邮电医院，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李松文老师和其他几位教师、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和其他一些学生，都参与了送卞仲耘入院的过程。到了医院后，起初院方不愿救治，要求出示学校证明，因一时无法做到，而时间不等人，李松文老师签名作为担保，并征得学生同意，写下了在场他认识的六个人的姓名，共同承担责任，这样医院才进行了抢救。
在该怎么看刘进、宋彬彬她们这些师生代表会主要骨干在“八五”当天表现的问题上，我反复想过。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看，不应该不顾历史的制约去苛求，同时也不能大而化之，而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况在8月初极端混乱的状态下。
我觉得刘进、宋彬彬她们那天参与将卞校长送进医院，坚持要医院抢救，并和李松文老师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定。她们在卞仲耘去世后连夜向上级汇报，也是负责任的态度。在问题方面，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劝阻无力，反应迟缓。“劝阻无力”是指在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她们曾几次出面干预，但在客观效果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她们是不可能质疑斗争校领导的“革命行动”的，只能说说“斗争是可以的，不要打人”之类的话。吴德在他的口述回忆中说，有一位市委大学部的干部遭到学生围攻殴打，去解围的人对学生说，要打死他先打死我，这样才把人救下来。这种用抗命的方式来阻止打人的做法，在绝大多数斗争会上是没有出现的，没在女附中发生毫不奇怪。遇到当天那种场面，不要说是中学生，就是成年人，没有相当的政治经验和担当精神，也是不可能力挽狂澜的。
我说的“反应迟缓”，指的是对卞仲耘的抢救行动迟缓。当然，根据卞倒下时的情形，就算及时送医院也很可能是回天无力了，但这是另外的问题。我的估计是，卞大约在4点多钟倒下，大约7点左右把她送到近在咫尺的邮电医院，这中间有至少两个小时左右的耽搁。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时间的耽搁？我在署名“白芳”的文章中也问了这个问题。工作组倒台后，师生代表会是个“妾身不明”的机构，在阻止打人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当时疯狂革命的氛围中，她们说话“理不直，气不壮”，劝阻无力完全可以理解。但一旦事发，在救人的问题上，恐怕只有她们能出面了，你不管没人管了。耽搁了两个小时左右才送医院，不能不说是“反应迟缓”。
我倾向相信刘进说的，你们在听到人（卞）躺在垃圾车里奄奄一息的消息时，马上就行动了。但卞校长在后院躺了两个小时之久，为什么你们那么迟才接到消息？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长时间的耽搁至少反映了人们的恐惧、退缩和对生命的漠视，因为当时很多人都看见了卞仲耘的惨状。

叶维丽没有经历此事，她得知的内容是通过采访和询问得到的。所以她的描述是建立在刘进所言为真的基础上，大概为4点多人倒下，7点刘进才得知消息，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在医院刘进，宋彬彬等人做担保，让医生抢救卞仲耘。

七人签名的字条问题

最后提及一下七人签名的字条。在上面叶维丽描述抢救中，这样写这个字条：

据我了解，这份名单是李松文老师写的，他竖着写了七个人的名字。阅读竖排字的通常顺序是从右到左（而非王女士的从左到右）。名单中第一名是李老师本人，也是七人中唯一的教师，最后一名是宋彬彬。
这份名单后来到了王晶垚先生手中。看起来，王先生对它的记忆有误差。事隔多年，有误差不奇怪。作为研究者，王女士应调查核实，起码该找找健在的李松文老师。

而王友琴这样提及这个字条：

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垚。王晶垚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7人名字的纸片。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红卫兵领导人。

这段描述应当是从王晶垚先生那里获知的。

这个字条为什么写，真实原因只能推测了。至于是该从左到右念，还是从右到左念，宋彬彬在第一还是第七，这个字条原件我附在下面，读者自己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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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沈 关于卞仲耘案与宋彬彬责任的一些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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