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犹在生——从胡杰纪录片新作《我虽死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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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独立纪录片工作者胡杰扛着摄影机，走进四十年前的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就在这里开始了《我虽死去》的拍摄。

《我虽死去》以记录王晶垚老人的回忆为主线，借助其他当事人口述，图片、文字资料和实物等旁证，讲述了王晶垚老人的妻子——前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折磨致死的往事。

卞仲耘死时五十岁，卒于1966年8月5日。然而《我虽死去》告诉我们，一切远远不始于这个日期，同时，也不该且不能仅毕于这个日期。


    没有动工的纪念馆

四十年前的夏天，一个普通的早晨。王晶垚醒来，看到自文革伊始便饱受批斗的妻子正站在床头注视着他。也许出于某种预感，他们不约而同地伸出手，默默地握了一下。

这一握便成诀别。当日晚九时，王晶垚接到学校通知，马上带领三个孩子赶去邮电医院。当长女王学随即赶去与他们会合后，一家人看到的是卞仲耘伤痕累累的尸体。医院出示的死亡书为“死因不明”。

在影片中，卞仲耘的前同事、现年已九十岁的林莽老人回忆了他当日所目击种种：下午二时，卞仲耘等五位学校领导跪在操场大台上，开始接受批斗；随后，在全副武装（军装，钉头皮带，钉有钉子的短棍，牛皮靴）的红卫兵看押下游行，游行时脸涂黑墨，手提簸箕，并喊口号，声音稍小便遭棒打脚揣，挨打最多的卞仲耘被踢倒在地，被骂装死，又遭群踢直到红卫兵疲倦；红卫兵休息时，卞仲耘等人接受劳动改造，内容为搬砖挑土运砂子；最后卞仲耘被带至宿舍被勒令清扫厕所，未及开始卞仲耘便已倒地不起，随之再次被骂装死并淋冷水。

林莽在片中口述，他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时她“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卞仲耘最后死在她工作了十七年的校园中，“身上盖满大字报，大字报上压着一把大竹扫帚”。

妻子惨死的第二天，王晶垚购买了一部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尸体的照片、家中四处可见的大字报的照片和遗体火化时焚尸炉中冒出的一缕青烟。回忆起四十年前的那一天，王晶垚说，他曾劝妻子离开北京，而卞仲耘回答：“我是清白的”。她去学校之前，仔细地洗净了自己的身体。四十年后的今天，通过胡杰的镜头，卞仲耘身上的血迹仍历历在目：“一具中年女尸，凌乱的灰发，浮肿的面庞，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残留着溢出物，右肩和上臂布满扎伤血痕，双腿大面积淤伤，双腿和两足浮肿[1]”。

在文革中死亡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是“1”。接踵而来的是卞仲耘夫妇的好友，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职员刘克林，1966年8月6日跳楼自杀。饱受迫害的林莽与其老母试图触电自杀，未遂。影片中王晶垚提到的女三中校长沙坪和八中党总支书记华锦，分别于1966年8月19日和20日被毒打致死。

还有《我虽死去》片尾长达五分钟的““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

年逾八旬的王晶垚在《我虽死去》中说：“我这四十年来，我是在帮着扛着十字架，我现在还扛着……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文革结束至今，他一直试图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卞仲耘申诉，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直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今未立案。

2007年12月22日，王晶垚在《观察》上发表《给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强烈抗议校方将“知名校友”的称号授予卞仲耘之死的主要责任人。

王晶垚说，他要在自己的骨灰盒上写下“生于梦想，死于梦想”。

出现在《我虽死去》中的照片、血衣、停在三点四十分被打坏了的钢制手表、徽章、信件、大字报等遗物，王晶垚老人说，他要献给“中国文革纪念馆”。

在现实中，这是一个尚未也不知何时能够动工的纪念馆。


    记录震撼的人

《我虽死去》是独立纪录片工作者胡杰第二部文革题材的影片。与第一部《寻找林昭的灵魂》命运相似，至今未经允许正式发行。

从画家走上纪录片工作者的路，胡杰自道，出于十分偶然的契机。他说：“活动的影像比固定画面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加符合我的表达诉求”。其实，在这个缓慢而不乏痛楚的过程中，胡杰从一名注重个体感触的艺术家转换为饱含责任感的“纪录片劳作者、悲悯而平等的记录者[2]”，其本身也堪为纪录片题材之一。从贴近底层劳动人民的《远山》，《在海边》到充满人文关怀的《平原上的歌声》和《媒婆》，直到关注文革的《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我虽死去》，胡杰的视角始终深沉而极少评判。在题材选择上，胡杰既没有刻意回避也没有刻意突出，正如他在《远山》拍摄手记中所说：“我不是在记录苦难。不是。我只是在记录震撼。”

《悲悯而平等的记录者：胡杰》中写道：“全国范围内以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为职业的不过数十人，虽然他们的作品并非完美……但他们所呈现出的影像却是他人无法也无力触及的，那不但是对一段生活和一段历史的真实的纪录，更是对创作者的人格及其意志的考验。”诚如斯言。作为最不受市场影响的影音艺术形式，纪录片在给予创作者更大的非功利空间的同时，也要求他们有更为强韧的承受力。究其根本，一部优秀的纪录片所需不是技术，而是作者的品质与胸怀。在很多人承受不住巨大的现实压力而放弃的时候胡杰仍在坚持，我辈有幸。

为就此文，笔者在互联网上搜索“胡杰纪录片”、“胡杰我虽死去”等词条，绝大多数链接无法打开。

《我虽死去》本拟在2007年4月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上播放，不知何故在播放之前，整个影像展被腰斩。

1993年,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在苏丹北部边界的灌木丛中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即将饿毙的苏丹女孩》。按下快门之后，他赶走秃鹰，看着女孩离开，然后坐在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1994年，那张照片荣获普利策最佳新闻摄影奖。凯文·卡特在两个月后自杀身亡。

“追求真实的人，只有去死。”凯文·卡特如是说。

胡杰说，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他曾经难以忍耐，以至于半夜惊醒，泪流满面。

——但愿这些血泪凝就的震撼能让更多的人试图去触摸真相，哪怕真相永远遥不可及。


    你已死去 何人承载

王容芬曾这样写：“《我虽死去》中有被打死的校长，却没有打她的学生的镜头。铁证如山，言之凿凿，凶手却自始至终不露面……那一代人阙如，无论作为凶手反省，还是作为目击者作证，没有人出镜，是这部杰出影片明显的缺憾。”

没有人出镜，也许，起码不仅仅是这部影片的缺憾，而是这个时代的缺憾。卞仲耘死于乱棒之下，没有人知道是谁打出了致命的一击，因而在这场集体谋杀中，所有的凶手都声称自己无罪——甚至，没有人认为自己有被拷问的必要。

《我虽死去》中，王晶垚老人仅提出了一名卞仲耘惨死的直接负责人：袁淑娥。片中没有镜头。而另一名重要人物宋彬彬则在胡杰插入的史料镜头中出现，观众们可以看到她在天安门上为毛泽东带上红卫兵像章，接受毛的鼓励：“要武嘛。”

实际上，当时的北师大附中堪称“皇家”女中。所有红卫兵都是未满或刚满十八岁的花季少女。她们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家世煊赫。四十年后的今天，她们想必正是社会中坚。不知她们其中会有多少人能够看到这部影片，又有多少人能在那些笔迹分明的大字报中认出自己的手笔：

——“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中四三。”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就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扒你的狗皮，砍你的狗头！告诉你，现在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你他妈的敢动劳动人民一根毫毛，我们就宰了你！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等等等等。

这些词章被王晶垚老师记录在终将褪色的照片中，又被胡杰记录在终将退磁的磁带中。在四十年后携手话哀荣的校友会上，无人过问。而那些围殴女校长至死的花季少女们如今也该早为人母，当她们回首青春之时，但愿如胡杰所言：“阳光绝不灿烂”。

宽恕虚设，忏悔等不来。所有的罪被归于疯狂的时代，可怕的集体主义煽动和庞大的独裁者皮袍下压榨出的小小的个体的恶；当凶手已被习惯性地形而上化，被害者只能对永远缺席的被告控诉，证据确凿，审判无期。

比自认纯洁的法官和检察官，以及集体犬儒的证人席更可怕的是，太多的人正在挤向原告席，以被利用和被压榨的姿态向历史撒娇。

毋庸再问，是的，丧钟就是为你而鸣，鲜血就是为你而流。没人能够自称无罪，哪怕他们死时我还未生。当德国总理跪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中华民族仍高傲地站立着，面对自己。而现在，如同所有的光荣与梦想一样，这悲痛与沉重的苦杯也已然满溢，需要每个人都伸出干净的双手来，分一杯饮。

28/03/08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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