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 徐有威：三线建设时期文化备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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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时期文化备战研究

作者：张杨 徐有威
来源：小三线今昔


摘   要：文化备战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备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分布在一线地区的文化机构通过建立后方备战基地、搬迁重要文化资源等方式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文化备战内涵丰富、所涉领域众多，举凡有助于凝聚国家认同、传承民族文脉的资源，如文物档案、图书印刷、电影广播、高校科研机构等，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备战活动。文化备战贯穿整个三线建设时期，并在1965年（越战升级）和1969年（珍宝岛事件）前后形成高潮，作为战争状态下不生产战略资源的领域，充分反映了三线建设的备战属性。虽然以“后见之明”，战争并未爆发，但文化备战所体现出的中国应对地缘政治危机的态度，或许也成为遏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三线建设；文化备战；档案；图书；高校内迁

本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六期  #历史学研究  栏目
作者简介：张杨，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 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录概览

一 档案备战
二 图书转移
三 高校内迁
结　　语

三线建设是指自1964年起，由中共中央主导，历时三个五年计划，在我国内陆腹地开展的以基础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为重点的大规模建设活动。同时，各省区在自己的战略后方建设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小三线。三线建设作为中国应对国际冷战格局而开展的国家工程，兼具国防备战与工业平衡布局的双重属性，对当代中国历史和当今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线建设时期的备战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工厂内迁，而且涵盖了国家的各个层面，即邓小平要求的“各行各业都要在三线搞成一套”。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战争状态下交战双方争夺的重要资源，目前学界关于三线建设时期文化备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内迁，其他领域甚少涉及，且既存研究多关注高校内迁后的在地化影响，而对备战与内迁的内在关联叙述较少。基于此，本文以档案、图书和高校三个领域为例，梳理学界关注较少的三线建设时期文化备战情形，以求进一步丰富呈现三线建设的多重面相。

一、档案备战

档案是在历史中形成并遗留下来的以文字、图表、声像等为载体的人类活动最原始的记录，档案因承载了大量历史和现实信息，对安全性要求较高，需要防止战争等突发事件造成破坏。事实上，我国的档案备战工作与周边安全局势密切相关。1962年初，蒋介石集团“为窜犯沿海地区进行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中共中央要求“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的军民，更要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东南各省的档案、文物随即进入备战状态，如作为对台前线的汕头，便在平远、五华、兴宁等县建立后方库房，将重要的档案、文物内迁。

1964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10月14日国家档案局提出“档案也要搞三线”，同时传达了李富春、杨尚昆的指示：“档案工作要有‘三线’精神，要认真研究，有所安排，否则，将来要犯错误。”随着美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全国各地区、各行业都进入了备战状态。纵观此时期的档案备战工作，大致有如下两方面内容：一、档案的鉴定、清理；二、档案后库建设与档案转运。

档案的鉴定、清理是档案备战的重要环节。新中国成立后各机关积存的现行档案，以及革命历史档案、旧政权档案和撤销机关档案数量庞大，鉴定、清理一方面是为了保管、利用便利，另一方面也是为突发情况下重要档案能够及时转运。1964年9月国家档案局提出按照“平时工作着眼于战时，战时工作促进平时”的精神在两年内完成档案的清理鉴定工作。越南战事升级后，1965年4月国家档案局在华东各省市档案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清理、鉴定档案的工作，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在如果不加快速度改变这个被动状态，不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一旦发生突然事变是无法应付的。”

根据1964年10月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机关文书档案保管期限参考表》，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长期和定期（十五年以下）三种：“凡是记述和反映本机关主要职能活动的，在国家进行政治斗争、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中需要长远利用的档案，应该定为永久保管；凡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本机关进行工作、总结经验需要查考的档案，应该定为长期保管；凡是只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本机关工作需要查考的档案，本表定为定期保管。”国家档案局要求鉴定、清理工作要抓好永久保管的档案和销毁的档案两端：“一线地区需要销毁的档案（建国以来的），为使不落入敌手，可及时销毁”，长期的档案“在可能转移走的时候应尽量转走，只有处在千钧一发的情况下才可以处理，使其不落入敌人之手”。此后，全国档案的鉴定、清理工作不断加速。

虽然各省档案馆大多于1965—1966年将档案鉴定、清理完毕，不过，珍宝岛事件后，我国备战形势骤然升级，档案工作再度紧张。1969年10月，全国各地再次对档案开展大规模的鉴定、清理：“清理的原则是‘清、精、轻’，要求档案人员在战争爆发后能‘背得起，走得动’，有的地方大规模销毁档案。”此次销毁档案数量极大，“商业部共销毁档案470麻袋，黑龙江档案馆销毁档案10万多卷，广州市档案馆清掉了全部档案的93.6%，有的地区和机关销毁的档案更高达95%，湖南全省剔出销毁的档案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档案鉴定、清理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挑选重要档案以备战时转运，转运则需要安全的目的地和保存场所。邓绍兴称：“为了适应战备形势，确保档案安全，要按照‘狡兔三窟’的思想，把档案分别保存在几个地方。”三线建设时期按照“两套制”的原则和备战的要求，各地档案馆大都建立起战时储存档案的后方库房。

中央各部委的后方库房大都选址在大三线地区，各省的后方库房则选址在本省小三线地区，后方库房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布局于山区。1969年中央档案馆将所藏外交部档案转移至大三线的四川灌县。据担负档案转运工作的张国强回忆：“这里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平坝，面积不足二平方公里，中间有条小河，营区四周都有铁丝网。……十分隐蔽，山外一公里处，根本看不到山内的真面目。”1969年上海市在安徽太平县建设的皖南后库完工，又借用海运局在安徽岳西县的库房建设皖北后库，不过“在‘深挖洞’思潮的影响下，考虑到两个后库存在诸多不利因素，……（1970年）档案部门着手选址建造洞库”，在距皖南后库20公里的安徽旌德县一个毗邻上海小三线工厂的地方建造皖南洞库，同时在安徽岳西县的大山里建造皖北洞库。

大规模的档案转移则发生在珍宝岛事变之后。1969年10月15日，按照中共中央备战疏散的精神，李先念、纪登奎与李德生将《关于政府机关档案备战措施的报告》报送周恩来并中共中央，要求将永久或长期保存的、干部档案和保卫档案、机密统计资料、基建工程、生产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图纸、资料运到后方档案库。黑龙江省档案馆于1969年10月2日动员全体干部，将4万卷永久档案清理包装，“由省战备办公室工交组调集15辆战备汽车运输档案”，10月4日晨3时转运至尚志县红卫机械厂临时档案战备后库。

档案转移过程极端保密。据赵泉源回忆，上海市档案转移到皖南后库时，“一律存放在铁皮的战备箱内。箱子外面还要用稻草绳全面包扎好”，1969年11月用两辆卡车把上百箱档案运出，“每辆车上还有两名解放军战士持枪押运。我们有关人员也每一车上有一人随车同行。领导再三强调保证档案安全，明确档案在人在、人在档案在的要求”。转移至后库和洞库的档案大多于改革开放后运回原馆保存，一些后库和洞库至今仍作为战备档案库使用。

二、图书转移

图书是知识、文化、科技、信息的载体，承担着传承人类文明的功能。因此，保证战争状态下的图书安全成为抢救民族文化、传承文脉的关键举措。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的藏书机构和珍贵图书纷纷转移至内地，成为文化备战的重要一环。

三线建设之初，部分图书馆即在后方设立战备书库，并着手内迁珍贵图书。与档案后库选址类似，各省的战备书库建在本省山区，如广东省政府在粤北山区连平县元善镇原九连山林场场部设立了连平战备书库，“书库距县城2公里，大院高墙环绕，嫉卦�15000平方米，公开代号为‘连平县105信箱’”。自1966年起，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将古籍善本、民国文献、科技文献和内部资料等52814册运至此地，直至1984年运回广州。中央各机关的战备书库多建在大三线地区，如1965年7月，中科院图书馆馆长范新三等人前往西宁、兰州、西安考察，为三线藏书基地选址，最终选定成都和西宁，“截止到1966年1月，已将西、俄、日文复份期刊2800多种，西、俄文图书复份7200种，储备外文期刊复份691种，满铁资料39000多种和线装善本书、地方志8000多种，合计120余吨分别运往西宁和成都备战基地”。

与档案后库多为新建的战备库房不同，战备书库大多利用后方已有建筑作为临时藏书地点。如辽宁省选择寺庙作为战备书库。陕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以乡村学校作为战备书库。1969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奉命“将当时认为较有价值的馆藏图书下架装箱，运往山西省临汾市刘村镇的刘村中学保存，并派专人看守”，“九一三”事件后迁回北京。

三线建设时期最大规模的图书转移，是中国版本图书馆第二书库由甘肃兰州迁至湖北丹江口。作为中国版本图书馆备份的第二书库本就是国家的战备书库，新中国成立初期建在距离兰州70余公里的山沟中，由甘肃省图书馆代管。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西北成为对苏前线，书库安全受到威胁，1975年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国家出版局决定将其搬迁至丹江口。曾任中国版本图书馆第二书库党委书记的祁炳奎回忆，选择丹江口的原因有三：“一、当时形势比较紧张，要求尽快迁移；二、这里原是文化部干校所在地，有国家出版局现成的房子，而且紧靠文字605厂；三、丹江口是三线地区，符合战备要求。”湖北省出版局的刘清澜与国家版本图书馆的刘龙彦负责图书转运，“请605厂加工了几百个钢书架和许多书柜”，“甘肃省图书馆派人把八节车皮的图书由兰州押运到了丹江口。……八个车皮的图书，需要大量人力和车辆转运到书库。这个繁重的任务，全由605厂承担”。1983年中国版本图书馆第二书库撤销，藏书大部分运至北京出版学院图书馆。

与中国版本图书馆第二书库的整体转移不同，三线建设时期大多数图书馆仅转移比较珍贵的书刊。1964年上海市图书馆成立珍贵书刊备战装箱小组，该小组任务为：“将馆藏革命文献、重要报刊、珍贵古籍，分三类分别加以装箱，以备随时转移到安全地区。”1969—1970年上海市图书馆分两次将一、二类珍贵图书、报刊装箱转移到安徽岳西后库，共857箱15万余册。1966年5月26日，北京图书馆根据文化部指示，“组织力量将特级和一级善本全部装箱，后又将二级善本及一些复本装箱，为备战运到甘肃省图书馆保存”。

三线建设时期各级党政机构和文化部门对珍贵图书的转运十分重视，尤以辽宁省图书馆管理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为甚。1965年中共中央发出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后，辽宁省图书馆即选择凌源县宋杖子公社的万祥寺作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战备库房，并委托凌源县文化局负责修缮。然而在装箱过程中，“发现部分图书出现水渍、破损等情况”，辽宁省图书馆组织20余人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逐册、逐页对《四库全书》进行彻底清查”，并将检查记录汇编为十五册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检查纪要》。辽宁省文化厅认为该省处于国防一线且环境不利保存，遂向文化部提出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移交西北地区图书馆收藏。1966年文化部回复：“经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商量结果，他们已指定由甘肃图书馆收藏。关于交接手续，请你厅径与甘肃省文化局联系办理。”1966年4月14日，甘肃省文化局向文化部建议，由辽宁省文化厅把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到兰州办理交接手续。翌日文化部回复：“这部图书是国宝，为了减少该书在装箱、拆箱中受到损坏（特别是装书的楠木匣很脆，易于损坏），以在辽宁省图书馆办理点交为好。”

因时间仓促，甘肃省没有现成的专门书库可用，在接到收藏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务后，该省文化局“组织了一个考察选址小组，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对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靖远法泉寺等地进行了全面考察，后经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和寺院全部拨归甘肃省图书馆使用，作为《四库全书》临时存放之处”。1966年9月10日，甘肃省图书馆派出接收小组到达沈阳，经过近一个月的对照、清点、检查，共接收文溯阁《四库全书》36315册、（钦定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5020册等珍贵古籍963箱。据参与交接的甘肃省图书馆余贤杰回忆：“国庆节后，在沈阳铁路局的精心安排和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于10月7日开始启运，共装了3节车皮。辽宁省图书馆派员二人与我们甘肃省图书馆的五人共同押运。……最终于10月13日安全抵达兰州。14日，兰州军区派出军用卡车27辆将《四库全书》运抵战备书库。”

连城鲁土司衙门因交通不便，距离兰州过远，成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临时保存地。1967年甘肃省文化局重新为文溯阁《四库全书》库房选址，“考察了兰州、天水等地，本着‘靠山隐蔽、少占土地’原则，综合考虑当地政治环境、自然条件、气候温度和交通道路等诸多因素，最终选定距离兰州60多公里的榆中县甘草店一个秘密之处，为新的备战书库地址”。甘草店战备书库占地30亩，建筑面积24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分为地上、地下两层，平时存放于地上，战时使用升降设备可迅速转入地下。1971年6月建成后，文溯阁《四库全书》搬运至此，直至2005年运回兰州。

三线建设时期数量巨大的图书转移虽然保存了珍贵的孤本、善本，防止其在运动中被损毁，但也有因图书与原有收藏机构分离而受损严重的情况。如珍宝岛事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一部内迁重庆，占用西南师范学院校址。西南师范学院则迁至重庆梁平，其“留在重庆市新建的图书馆馆舍六层书库内的全部设备遭到严重破坏，中外文书刊总共损失了16万多册……图书馆调拨到中文系的3万册图书几乎全部流失”。

迁移至战备书库的图书大多封箱保存在后方，不过也有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案例。1966年中科院技术情报研究所“为落实三线情报工作建设的指示精神，重庆分所在重庆郊区建立了战备书库，为西南的三线建设、军工项目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提供大量的服务”，包括为深入山区的三线工厂提供情报资料，为攀枝花钒钛矿藏开采提供专题情报服务，为长江水力资源调查和三峡大坝提供咨询研究等。因此，三线建设时期的图书转移促进了我国文化资源地域分布的平衡，为西部地区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高校内迁

三线建设时期促进高校内迁的因素有两个：第一，随着大量工矿企业或内迁、或新建、或扩建，三线地区的科教力量不能满足工业发展所需；第二，高等院校集中于东部沿海和大城市，不利备战。

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人就落实毛泽东对总参作战部提交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批示，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称：“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次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汇报时指出：“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迟搬不如早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共同研究后，确定1965年从一线迁往三线53个科教项目：自然科学研究机构32个、勘察设计单位8个、高等学校10个、文教系统的工厂3个。

三线建设时期高校迁移主要集中于1964—1966年三线建设初期和1969—1971年备战疏散期（亦是三线建设第二个高潮期）。高校迁移的方式有整体搬迁和专业搬迁两种模式：整体搬迁即学校的师生、图书、设备等所有资源全部迁入内地，建立新校；专业搬迁即迁出部分专业，在内地建立分校。

整体搬迁如唐山铁道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唐山铁道学院是三线建设时期最早确定内迁的高校，1964年国家计委批准唐山铁道学院陆续迁往四川，1965年7月1日峨眉校址破土动工，1969年底已完成建筑面积51568平方米，新校址初具规模，1971年10月学校开始搬迁，至1972年基本完成，并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

如果说1964—1966年高校内迁主要以一线迁往三线，服务工业建设为主，那么1969—1971年的高校内迁主要以北京和东北地区高校的紧急疏散为主。此时期在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0余所高校和在东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等4所高校内迁，且迁移地点不限于三线地区，一些高校迁至二线乃至一线地区。其中尤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北京仓促南迁合肥最为典型。1969年8月中科大校革委会拟定到江西创办“五七”基地，刘西尧建议基地设在河南南阳，因为“河南南阳地区，地处三线，水电交通方便，具备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1969年10月17日，“一号命令”下达后，驻中科大的军宣队要求“立即搬，全部搬，立即运行”，此后中科大先后考察了河南、湖北、江西等地，最终于1970年10月全部搬至安徽合肥。

与整体搬迁不同，一些重点高校将部分专业迁至内地，以建立分校的模式进行备战、支援三线，尤以清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在四川绵阳、四川自贡、陕西汉中、湖南常德建立的四所分校最为典型，具体情形详见下表：


三线建设时期高校内迁一个重要目的是配合内地国防、工业建设。因此全国重点高校内迁的专业和选址的地点，都与国家规划的工业基地紧密相连。湖北宜昌因长江流经三峡后水面骤然开阔而成为国家布局的船舶工业基地。为配合造船工业发展，高教部于1965年8月12日要求：“将西北工业大学的水中兵器方面的专业，和上海交大造船方面的专业，共计调出十五个专业，在湖北建立一所分校。建校地点湖北宜昌。”虽然两校后因“文革”影响未能在宜昌建立分校，但高校支援工业建设，形成产学研一体发展的思路非常清晰。

与上述两校未完成内迁不同，大部分高校都以各自的优势专业支援三线建设。四川自贡因盛产井盐，且地下蕴藏丰富的天然气，成为化工部确定的西南地区化学工业基地，晨光化工厂等一批大型骨干企业迁入。1965年国家计委要求：“将高教部华东化工学院的放射化工、放射化工机械、稀有元素工学、石油及天然气工学等专业的全部。化工自动化、无机物工学、燃料化工学、硅酸盐工学、基本有机合成学等专业的一部分及菁染料、塑料研究室，迁往四川自贡。”甘肃天水是七机部062基地最初选址地。为配合该基地的火箭研制，1965年3月4日，国家计委确定：“将国防科委北京航空学院的火箭专业，北京工业学院的火箭专业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火箭及航空专业，迁往甘肃天水，建立北京航空学院分院（航空工程学院）。”

基于三线项目的保密性以及备战要求，内迁高校大多按照“靠山、分散、隐蔽”、“不占、少占耕地”的原则布局。1965年唐山铁道学院选址小组到成都后，四川省委的意见是：“来川可以，不准占平坝，不能占好地、坡地，不能占良田好土”。1970年北京矿业学院按照指示迁往重庆，煤炭部和四川省革委会要求内迁的师生暂时“分散住在重庆、合川、岳池、广安、武胜五个点上”，关于该校校址，根据战备需要和煤炭分布情况，定在华蓥山南段的三汇坝。

不过，此时期内迁高校的发展并不顺利。究其原因除受“文革”等外部因素影响，更多则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动和内迁高校自身发展局限的结果。第一，在备战疏散时期，中央大规模下放高校管理权。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要求国务院各部门所属高校“设在北京市的，仍归各有关部门领导；设在外地的，可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也可交由厂矿革命委员会领导”。截止1971年7月，原中央部属高校176所，经过调整后保留131所，下放后仍归中央部门管的只有6所。第二，山区教学科研条件有限、生活配套设施不健全。北京矿业学院确定在华蓥山三汇坝建校后，“教职工自己动手，校舍建筑就地取材，全部采用‘干打垒’方式建楼房”。1973年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然而学校师生遭遇克山病的困扰，症状是“胸闷、气短、心慌、心累、心难受、头昏、心前区痛”，截止到1974年1月18日发病人数已达385人，给学校日常教学科研秩序带来困扰。第三，搬迁过程中图书、仪器、设备损失不少。北京石油学院紧急疏散至山东东营，然而“新校址只有4万多平方米面积的‘干打垒’土平房，大量物资和仪器设备无处安放，只好长期露天放置，日晒雨淋”，1979年清理资产时，“仅实验仪器设备，迁校前固定资产为800多万元，迁校后只剩下400多万元”。

由于办学困难，许多内迁高校在备战形势缓和后纷纷回迁或他迁。第一类是迁回原址原校。1976年教育部指示：“凡从上海调去支内的教职工（除个别以外）全部撤回上海。”华东化工学院遂于1979年停办西南分院，校舍移交四川省筹备化工院校。第二类是迁往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北京矿业学院1970年迁往四川华蓥山后，因办学困难于1978年在江苏徐州重建，后发展为中国矿业大学。第三类是回归已迁往内地的原校。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工程系1970年迁往重庆，组建重庆工业大学，大部迁往长沙组建长沙工学院。重庆工业大学后因发展困难，于1973年迁至长沙，并入长沙工学院，后发展为国防科技大学。

当然，也有部分高校留在内地办学至今。如由唐山铁道学院内迁发展而来的西南交通大学、由大连医学院搬迁发展而来的遵义医科大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学院南迁发展而来的南方医科大学等。三线建设时期高校内迁成为继全面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新中国成立初期院系调整之后又一次大规模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调整。迁建高校在备战疏散和支援三线的目标下，克服种种困难，为内地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结　　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周边局势日益紧张，中共中央启动三线建设之际，保证文化资源安全成为国家备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文化资源转移也最能反映三线建设的备战属性，因为其不仅不产出战略物资，而且需要消耗备战资源。不过自“一战”以后，总体战逐渐成为现代战争的最新形态，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战场，而是交战双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综合实力的较量。鲁登道夫曾指出：“从总体战上看，战争不单单是军队的事情，而且是直接与参战国的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息息相关。”作为民族历史和精神载体的文化，必然成为决定现代国家战争能力的重要隐形资源。

三线建设时期文化备战内涵广泛、涉及领域众多，除上文所列举的档案、图书、高校三个领域外，举凡有利于凝聚国家认同、鼓舞民气斗志、传承历史文脉的资源都在此列。如电影行业（河南南阳的化工部第二胶片厂、上海电影机械设计研究所迁入甘肃临夏等）、出版印刷行业（湖北丹江口的文字605厂、四川旺苍专门印制人民币的东河印刷公司等）、文博行业（广东连平文物备战仓库、国家文物局在陕西旬邑修建的480工程等）、广播电台（新华社备战车队、北京广播器材厂一分为二兴建的铜川大功率发射机厂等）、科研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西南分所等）。可以说，三线建设时期文化领域各行业、各系统都在内地兴建了战备场所，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数之多，成为继抗战文化机构内迁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西进”运动。此举在促进文化资源均衡布局的同时，也带动了内地的整体发展。

文化备战反映出中共中央对处在冷战前沿的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紧张程度的判断。对于长期经历战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而言，三线建设的目的即在战争状况下在内地保存一块可供持续作战乃至反击作战的大后方。三线建设使内地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微缩版中国”，尤其是文化资源的内迁更彰显了中国的备战决心，或许这种态度也成为最终遏制战争的重要因素。因此，文化备战研究值得继续深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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