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关于“宋彬彬事件”的通信

Gowest

冉云飞致傅熹人先生

　　尊敬的傅熹人先生：近好！接读大札，感慨良深。小子文革前一年出生于穷僻乡野，家中生计维艰，百般苟活，开蒙读书，自我清污（清党化奴化之污也），始知被当局视为贱民之由来。如今侥幸得网络之助，稍有自由表达之空间，小子便将自己日常所思所想长期表达下去，以为吾国吾国自由表达权利之彻底获得，贡献绵薄。弩马前驱，为小子所自任甘愿也。所幸的是，大家的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知道自由生存于世乃天赋人权，非他人之恩赐。这样的权利，我们中国人至今尚未获得，当努力起来逐渐改善争取，非坐等可待。人之生存于世，每人都应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每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小子不才，稍有比较优势者便是言论，故不揣谫陋，贡献刍荛。每日贡献，难免去取不精，杂芜丛生，幸得各路人物之指教，俾不致抱错命赴黄泉，何等有幸！今接先生大札，历数四九后恶政痛史，何其深辟痛快，而又富理性之思，可启小子覆盆处多也。现简复如下：

一：可爱的两头真，可敬的一生真。朋友傅国涌兄写过一篇《说说 “老年人燃烧”现象》，就是指像你一样的许多老年人，晚年认识了专制独裁之恶，勇敢地表达出来，将过往之恶记录下来，告知后世以真相，这是何等的可敬难得。我没有经过你们所经历的地狱生活，但仅从文字上来看，已使我五内难平。你们这帮可敬的老年人，值得我们晚辈尊敬与佩服。出名者如李锐、李慎之、何家栋、谢韬、胡绩伟、沙叶新、高尔泰等，默而艰毅、起而记之的如我所知的许多右派老人，如曾伯炎、陆清福、魏光邺、俞民、杨天胤、铁流、张先痴、李才义、茆家升、蒋文扬等以及傅先生你。还有些稍小的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蹂躏的中学生如王建军先生等。亦有长达十年编辑自印内部资料之刘鹤守老先生（《浊世卮言 ——〈时文专题汇编〉（1997-2007）》选集，据郭兄所言系1500篇文章之精华，其精到程度可书写对民间思想之记录）等。没有老年人将他们的经历回忆出来，记录下来，我们民族就会丧失一笔苦难的财富，苦难也就容易重复发生，不易让后人得着学习并避免错误的机会。你们少时满怀热血，老来针砭专制，以自身所受独裁之愚弄欺骗，为一下辈戒，此为神农尝百草而为药无数愚痴人也，其功其德大哉美矣！

　　二：理性节制之表达非为策略。在中国有许多灾难，尤其四九年后可谓空前，让人愤怒难耐，我此前很多也是如此。但自从读胡适先生的书籍，读很多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以来，深知理性表达、谴词造句（非文章学意义上来看）之重要。我们对一些事情当然可以批评得痛快，但痛快的表达如不加以节制，容易走向其反面，这是我一直深加注意的问题。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鲁迅为何被专制利用的问题。鲁迅可谓伟大，看问题深透，复冷眼热血，然行文尖刻，好诋人疵（其实有些人疵非为越过做人之底线者，不必深究，也不必如此尖酸刻薄），这是否不经意间留下了为专制者利用的暗道呢？我批评郭敬明是因为他抄袭，越过了写作的底线；我批评易中天是因为他无度无耻地表扬成都官方，越过一个知识份子的底线。同理，我恭喜宋彬彬获得博士学位，在科学领域做出的一定成就，但一定要批评其不忏悔不认错不道歉的做法。换言之，我批评人，不喜欢全盘否定，不喜欢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倒是对制度之恶，我批评得比较不留情面。但不留情面，我还是有一个前提，即实事求是，对其不诬枉不袒护。我认为理性节制之表达权利，渐进温和地做一些于社会进步的“零星工程”，以促进社会的进步，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最近有两件事情华南虎事件和厦门PX 事件，都逐渐露出双方博弈解决的曙光，这样的做法，虽然还不能完全制度化，但我相信持续的努力，一定能所推进。说会理性、勇毅、持续之表达，可能比痛快愤怒之表达，可能更有长期之价值，在某种程度可以逐步祛除一些我们的暴戾之气，这对整个民族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三：深挖制度之恶，可以从细节上做起。先生来信中深挖之恶，是看到文革的实质，一言以蔽之，看到了共产政权的邪恶的本性。四九年后的政权是集古代专制（君权神授把戏）与现代独裁（共产主义馅饼）的混合体，所以其所犯的错误与罪恶，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之未有。也就是说，古代专制与现代独裁的组合，产生了空前的危害力量。我们当然可以总论制度之恶，专论制度之恶，深论专制之恶，这都是必须的。但似不是每一篇文章都必须这样做，我看是可以探讨的。有时一段故事，一个细节，比许多大道理更能震撼人心。如宋彬彬事件，最好的做法是王友琴先生的努力，将其细节在某种程度复原出来，让宋彬彬这样的人，即使不道歉不认错，其罪恶也无可狡辩，千载之下，其恶难洗。复次，对宋彬彬这次被北师大附中视为名校友的做法，亦可就事论事之探讨，从宋彬彬文革作为到我们的教育不堪，作细节之言说。但在下《“文革恶之花”重新开放》一文是急就章，且手边没有北师大附中的校史一书，无非在细节上尽情描述。我认为，通过宋彬彬重出事件，既可以反思文革，也可以反思我们现在的教育，同时反思越来越烂，越来越违背现代教育的校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四：要齐努力，不要等待。每个人都应该持续不断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持续地表达。民主自由的获得与崛起，仅靠百十来个敢言的知识份子或精英，是实现不了的。这是一个非精英的个体崛起时代，这也是《时代周刊》为什么要把每个网民亦即“YOU”评为去年封面人物的原因。每天来我博客的人是比较多，探讨也比较热烈，但我更愿意看到，千百万个敢言的博客，千百万张敢说的嘴，逐渐出现，以众声表达代替少数人的表达，这样才可能冲垮专制独裁之堤。一个时代要得到实质性的变革，靠少数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做法并不可取，这样的时代也应该即早过去为好。所以，我希望前辈们把更多的经历写出来，传诸后世，当作自己来世走一遭的使命。经历了苦难，不把苦难写出来，是对不起曾经的苦难，是自己轻看自己所受的奴役，晚辈虽可理解，但认为不可效法。而我们中年和年轻的一代，在获得自己物质利益的同时，应该有更高的权利吁求，即自己并不是头只吃饱了便万事大吉的猪。要言之，所有的人合力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每个人从自己的维权开始，每个人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虽然并不乐观，但不愁未有寸进之功。任何好的未来，都由寸进开始。

专此即颂

冬安！

冉云飞

2007年12月20日8：28分于成都急就

附：

傅熹人：关于《“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致冉云飞兄

云飞先生：刚刚看国你今天贴出来的文章，有点想法希望与先生探讨，现草录如下，或可供参考。

“文革”一词在当下的中国话语里应当说已成为某种恶的符号，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诸如北师大附中之流将罪恶之花抬出来，给自己的脸来贴”金”的丑恶之事？只怕这是比事件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文革”这一社会灾难，尽管它旷古绝今于人类社会史和政治史，极具中国特色地仅仅在二十世纪的中华大地生发演绎出来，但本质的根源来自人类文明进程共有的专制政治与专制制度，所以，”文革”之恶是一种政治之恶，一种制度之恶，就其发生的文化土壤而言，也是一种文化之恶。可是由于对”文革”的否定来自产生这种恶的政治与制度本身，那么，这种否定会在什么层面操作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对”文革”的否定也就截止于，也只能截止于权力的角逐层面 —–是佞臣得势，圣主只是一时糊涂，所以他的旗帜还要高举，一百年不变，而且既有的政治与制度的图腾必须依旧高高矗立这块土地上，矗立在亿万人的心头！

当我从普通老百姓口中，甚至从流连沟壑者的口中，听到他们因为眼下的处境而心由口出地说出”还是毛好”时，我就明白了，”文革”的价值并没有真正颠覆！”文革”对于下层民众，对于千千万万在”文革”中并没有直接身受其害的人来讲，那并不是一种”恶”，更不待说当下的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的利益正是捆绑于”文革”之源的政治与制度之上；”文革”之恶，仅仅表现在直接受害者，首先是权力角逐场中的参与者身上（没有这些参与者在”文革”中感受之害，”文革”的旗帜也不会倒！），是以角力双方中的最终失败者为参照系，当失败者退出历史舞台，”恶”也就消失于无形。既然真正的”文革”其价值并没有颠覆，而发生这一灾难的根源 —– 相应的政治与制度一如既往，那么眼下不过是”文革”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本想昨夜写完发给先生，但一则因为手拙脑滞，二则琐事缠身，只好今天看过新贴后，再继续把我的一点看法写下来，希望今天能发出！）

为什么说真正的”文革”并没有得到反省，”文革”的价值并没有得到颠覆呢？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类比：我曾专门了解过自己故乡在土改运动中的一些细节（目前报刊上似也有此类文章），听老人讲，土改中且不说捆绑游斗，即便是决定杀人，那也是几个积极分子一句话，说杀就杀的，其残暴冷血非聆听亲历者描述难以想像，程度并不亚于”文革”，相比宋彬彬之流在”文革”之为更让人恐怖，其实两者是出自同一渊薮 —-为了政权不惜拿出人间最恶的手段。而这恶的根源，难道是那些被背后那支无形而强大的手掌控着的土改积极分子或热血献给 XX的红卫兵吗？如果背后的那支手依然圣洁而又不容怀疑，那么，能指望土改中的红卫兵们以及文革中的红卫兵们忏悔么？

其实就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走向而言，自打这块土地上产生了这样一支政治力量以来，从它放弃了另一条道路，而选择它的正确领导和正确道路以来，无论在得鼎之前还是得鼎之后，其政治都是一以贯之的文革手段——为达目的，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不惮于使用人间最大的恶。所以，即便是所谓的拨乱反正之后，不是依然有不惜二十万人头来换取二十年稳定的可怕声音吗？

所谓土改也罢，反右也罢，文革也罢，乃至于前土改，后文革，其本质都是同一种恶。我在乡下与目前尚在世的当年老人接触中，或者在其它场合论及当年，无论是土改中的红卫兵，还是土改中的受害幸存者，似乎没有人为过去的那段历史羞愧或追问（恐惧与愤怒倒是尚在），那么，在一个土改以及其它恶不是恶的文化氛围中，我们怎么可能要社会人群单单认识文革之恶呢？那么所谓的文革恶之花会被人当作荣与光贴到脸上，而全然没有一点罪恶感，甚至连羞愧都没有就不足为怪了。

为什么说眼下不过是文革的沿续？

表面看来那种全民鼎沸的轰轰烈烈群众运动场面，不过是政治强人对民众的愚弄和躯赶，不过是权力角逐中登峰造极的权谋表演，这大约是大家的共识了。那么今天的民众难道摆脱了被政治强权愚弄和躯赶的命运了吗？如果产生文革的政治与制度之土壤不被真正改造，那么民众被统治者愚弄与躯赶的现实就不会改变；文革不过是极权政治在这种政治理念下建筑的制度土壤上的一次癫痫发作（与斯大林的大清洗除了表面形式的差异，骨子里是一样的恶），病灶不除的平静并非就是机体的健康，后极权时代也并非就是社会进步的一次质的超越。所以从民众被奴役这一本质来看，无论是前文革时代，还是文革时期，抑或文革那一页已经掀过卅年后的今天，如果社会的专制本质不变，就轻易地附和着权力的霸权话语，把文革从这个政治一脉相传的历史中分割出来，恰恰是对民众的又一愚弄。那么滋生这种政治与制度的社会文化土壤，也难以得到真正的重建。所以是十分有害的！

说到社会文化，就不能不提一下我一直心存厌恶的那种观念，这一观念就是某位文化名人的所谓文革博物馆之说。为什么厌恶？因为所谓文革博物馆之提议，后面的潜台词恰恰就是：一、前文革时代是好的，后文革时代也是好的，只有文革十年才是坏的。二、因为只有文革十年是坏的，所以那是失误，所以我们应当警惕的仅仅是文革十年，而不是要重新审视造成民族苦难不断，民众始终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政治与制度。还有，它让人看到了一种姿态，一种奴才献媚于主子的姿态：让制造恶的权力来斥责这种恶 —— 于是恶就是别人的罪，而作恶者也就成了拯救者，恶便成为他们的善。尤其应当看到的是，这种姿态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所以一切罪恶的揭露便成为产生罪恶的土地上的善，成为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盛宴上的调料，所以就有”被救奴工笑的合不拢嘴”，所以一批又一批的鲜活生命在瞬间消殒时，我们没有悲悯只有振奋，因为”当地政府与官员正在妥善安置”，所以黄河大移民几十年之后返回故土，在茅棚栖身，以薯根果腹的返乡移民看见政府官员心由口出的是”感谢政府” ……这是一种纵容恶，从而也是制造恶的文化，是大恶！更因为文化名人的影响力，无异于在给天下黎庶人人安上一颗为虎作伥的脑袋！

我信口开河，语无伦次，也不知道把自己的意思讲清楚没有？总之，我的意思是，文革之恶，并不具有独特性；就文革论文革之恶，既不可能真正颠覆其价值，同时恰好是掉进了专制权力的话语霸权陷阱之中。所以是不利于我们对自己这个民族百年来的苦难与窘境作出清醒的反思的。

今天又读先生的续文，我本有些忧郁：是不是由于话语策略，只好这样讲？不过既然已经说出来，就还是发给先生吧！

另有一事相求，如果先生有暇，或回复于我？就是我此前从你赠书的帖子中看到，野狐老的邮箱地址好像在贵处，我有心向他索要些资料。倘合适，请转告我。谨此

祝好

熹人冒昧搅扰

转自冉云飞博客

https://www.epochtimes.com/gb/7/12/21/n194945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