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万全 曾经在上海发生过的另一种“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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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上海发生过的另一种“抄家”

　　　　　　　　　　　　　　　　·肖万全·

　　一提到“文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脑海里，马上会有“批斗”，“抄家”的深
刻印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演了在古代封建社会发明的一幕幕摧残人性的“活剧”
，１９６６年６－７月从北京刮起的这股风，很快漫延到全国各地，一些“高干”子弟带
的头，到这一年的８月，我在北京，还能看到堆在大街上和马路旁的抄家物资，随着运动
的发展，“批斗”，“抄家”的对象，从地富反坏右，转变到“革”人家命的人的头上了
，许多昨天的领导干部，今天被“批斗”，被“抄家”，对象的转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
，许多反映“文革”时期有关“抄家”的场景描述，在许多的著作，书籍，影视作品里都
能找到，我今天也来谈当年的“抄家”，但它却是另一种情形。

　　大约在１９６６年９月的一天（时间太久了记不准确了），复旦大学附中高二（７）
班的一群红卫兵来到建国西路６９５弄，靠近宛平路，对面是“衡山宾馆”。在这条弄堂
里住着一对夫妻，他们就是来“抄”这对夫妻家的，这户人家丈夫叫陈传纲，“文革”前
是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后来调到市高等教育局任局长，据说，这个“调动”是
有“名堂”的。不久前的一天晚上，陈不堪忍受，吃了８０多粒“安眠药”，永远离开了
人间，他是全国第一批在“文革”初期“自杀”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现在在网络上
可以查到这份名单。他的妻子叫王汝琪，去年有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里面有一个
镜头，周恩来对国民党“高官”王昆仑说，你的堂妹在延安很好，请你放心，周说的堂妹
就是王汝琪。此时，王正被关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的“牛棚”里，狂风暴雨还在后面。
这天的“抄家”现场，陈的儿子陈乐群也在，只见他好像在指挥“抄家”，那些红卫兵都
听他的，在他的指点下，什么箱子，衣服，线装书，日本军用指挥刀，名人字画，照片，
高跟皮鞋，等等，搬到停在楼下的卡车上，随后，他跟大家一起上了车，车子直接开到国
权路上的校园。大家七手八脚，把抄来的所有东西一一搬进高二（７）班的教室里，堆好
放好，还贴了不少“封条”。

　　大家看到这里该明白了，原来，陈的儿子跟这些红卫兵是同学，在家庭遭受这般灾难
之际，这帮同学毫不犹豫，出手相助，许多年后，大家戏称这次行动属于“保护”性“抄
家”。在这次行动之前，传说市高教局的“造反派”要去“抄”局长的家，我们闻风而动
，抢先一步，让他们到时候什么也“抄”不到，看来，即使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岁月里
，人们没有淡化同学之间宝贵的友情，当然，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同学中的“官二代”
肯定不像今天社会上的某些“官二代”，如果，平日里自以为高人一等，不跟同学们友好
相处，人家凭什么要冲出来帮这个忙呢。人有祸福旦夕，现在有些“官二代”，“富二代
”们，能从曾经在上海发生过的另一种“抄家”中“悟”出些什么道道来，这对你们今后
的人生道路也许是有益的。

　　我们这位同学的父母都是资格很老的老革命。１９３１年“九—八”　事变发生时，
上海有二千多大中学生组成“请愿团”，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抗日，行动的总指挥就是陈
传纲，他当时还是复旦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王汝琪是陈的同学，她是“新中国”第一部“
婚姻法”的执笔者。“四人帮”打倒后，她担任过司法部的顾问。１９４２年，在延安整
风时，他们夫妇俩不幸被打成“王实味反党”五人小集团，虽然是个“冤案”，毛主席也
说了话，但是，就不纠正。这就为他们在“文革”中的不幸埋下了“祸根”，大概到１９
８２年才彻底“平反”。“文革”开始，为了发动群众，复旦党委把他“抛”出来，对造
成他的“悲剧”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此，“文革”结束以后，在陈传纲的追悼会上，
王汝琪把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送来的花圈“扔”了出去。这都是历史了。历史应该是
真实的东西。

　　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回过头来看，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到１９６７年３月，放在教
室里的贵重物品，名人名家字画，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居然都完
好无缺，完好无损，到“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教室要派用场了，终于自然而然“物”归
“原主”。以上讲的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绝对不是编造的天方夜谭，而是发生在上海，
在那个“动乱”年代里的一件真实的事情，而这件事又确确实实被“雪埋”了近４７年，
可惜，这些当年１７，１８岁的年轻人，已经进入老年了，否则，放在今天的话，复旦大
学附中高二（７）班这个“群体”起码会被团市委评为另一种“见义勇为”先进集体。可
以相信，即使在当年，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烈火中，在上海还会有不少类似的故事，
只不过没有人把它说出来。

□　来源：微信号《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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