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在人民大学，亲历“三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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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大学，亲历“三反”运动

作者：李新
来源：合众声

合众声摘要：

至今，仍然有些同志写文章说三反运动怎么怎么好，甚至拿现在的情况与当年的情况类比，说是要消除腐败，就得发动三反那样的运动。我真不知道这些同志是不是经历过这样的运动，甚或他们当年就是“打虎”的积极分子或“打虎队长”；否则的话，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想法?

李新的《人民大学“三反”记》原稿较长，本文是根据原稿压缩、整理而成的。

破天荒  “打虎”定指标

1952年元旦，人大副校长、党组书记胡锡奎参加中央团拜会回来，就召集全校各单位负责同志到东四六条38号校部会议室开会。会上，胡锡奎非常兴奋地报告说：今天毛主席在团拜会上号召我们全党、全国，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北京，特别是中央各单位要立即开始，不得迟疑。我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就是要你们回去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要大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三反斗争。不管什么人，只要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都是斗争对象，都要向他展开斗争，不要有任何顾忌。他的讲话赢得了不少掌声。与会者都很兴奋。


三反五反运动

随后，大概是中央有指示来了，召开了一次党组会。说要成立“打虎队”，要每个单位都填一张表，表上规定着“打虎”的“必成数”与“期成数”。我当时就觉得不妥：还没有调查研究，怎么就知道有多少个“老虎”必成呢?“期成数”更是好笑，希望“老虎”越多越好，这叫什么话?我在会上提出了我的看法，但遭到尹达的反对。由于他态度积极，所以他和云光分别担任了两个“打虎队”的队长。云光当时是马列教研室的主任，解放前当过县公安局长，是随胡锡奎从华北革命大学到人民大学来的。他当“打虎队”队长顺理成章。尹达一直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和人民大学教书，也当了“打虎队”队长，岂不怪哉?

这时，更奇怪的是范长江被派来指导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范长江是著名记者，只因为所在单位有人对他有意见，领导上怕反官僚主义反到他头上，便把他派到人大来了。这些情况，他本人十分清楚，因此他到人大来就特别积极，想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一来就在校门口挂出一个密告箱，号召大家检举人大领导、特别是三位校长的“罪行”。他甚至到处说他是中央派来的，就是要来检查校领导特别是三位校长的。他这么一煽，还真把群众煽起来了。西郊的校园里，到处都贴起了大字报。甚至在少数人的鼓动下，学生们还准备到校部来请愿游行，要校长当面回答问题。

讲道理 西郊退学潮

　学生们要到城里校部来请愿的消息，当天早晨才知道。我立即赶到胡副校长家时校长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都有人在那里向他报告这件事。我是校团委书记，胡一见到我就急忙问具体情况。我告诉他，学生们昨晚做的决议，今天下午两点到校部来请愿，游行示威，要校长亲自回答他们的问题。胡，听后厉声说：赶快出布告，禁止学生罢课，更不许进城来。简直是胡闹，一定要禁止!

上午开党组会时，特地把范长江请了来。我在会上对他说：“老乡，你把学生鼓动起来了，现在该你去向学生说话了。”说实话，范长江也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学生真的起来了，他也嗫嚅起来，没了主张。毕竟，作为新闻记者，他很清楚新中国发生学生SW游行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最后，大家还是要我这个团委书记去劝说学生。


本文作者，历史学家李新

下午正当学生开始在教室大楼前的露天广场集合的时候，我走进了广场。学生们一下子就看见了我，纷纷喊道：“李新同志来了!”“先问问他!”于是我被簇拥到了靠近大楼的讲台上。一时间提问题的人不计其数，纸条一张接一张。问题主要是针对三位校长的。考虑到学生们一向最尊重吴玉章校长，我就首先回答有关吴老的问题。例如吴老为什么要专门住一所房子，要有专门的医生、护士和厨师，冬天取暖还有专用的锅炉等等。我明确告诉同学们，这些都是按照中央和政务院的规定由政府提供的，吴老从没有超出规定的要求。对于有人问吴老冬天吃西瓜是不是太特殊这个问题，我的解释是：冬天吃西瓜，确实是太特殊了，恐怕毛主席也没有这样特殊，但是“同学们，你们想，吴老这么大的年纪，冬天吃西瓜有什么味道?为什么还要吃呢?治病嘛!吴老有脱肛的毛病，吃西瓜是为了通便。吴老用专门的护士，也是因为他每天早晨要专门清洗直肠，没有护士不行。而且，吴老吃西瓜，也没有花公家的钱。吴老的大外孙女婿在广东工作，每到冬天都要买些西瓜送给吴老。这里面既没有贪污，也没有浪费，更谈不上是什么特殊的享受。”

经过我对吴老问题的一番解释，同学们的情绪较为稳定了。我立即抓紧时机劝阻他们进城。我诚恳地说：“同学们，你们要进城请愿，这本来也没什么，但你们考虑过没有，从前学生罢课、请愿、示威游行，都是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延安、解放区有过这种事情吗?没有。今天，毛主席号召大家‘三反’，你们响应号召是对的，但你们采取请愿游行的方式，即使毛主席不责怪你们，全世界的反动宣传都会说新中国的学生起来了，起来反对政府了。这对你们好吗?”“你们考虑过政治影响没有?”我这一问，全场一时间鸦雀无声。

随后，我又一一认真地回答学生们的提问。记得我当时念了这样一张纸条，上面说：胡校长用牛奶洗澡，太不像样子了!我念完后说：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太不像样子了。可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件事的?牛奶粘糊糊的，洗澡舒服吗?曾经到处风传说宋美龄用牛奶洗澡，我就不信。谁如果不服气，可以买瓶牛奶来试试，先洗洗脸，看舒服不舒服?说得大家都笑了。

就这样，我成功地劝阻了学生们进城游行。回到校部后，胡副校长也非常高兴。晚上，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接见了人大党组全体成员，中直党委书记龚子荣也在座。听了胡副校长的汇报后，安子文笑着说：我看你们不是搞“三反”，而是搞“反三”，反对三位校长，好在没有闹成大事。他在询问了三位校长每月的开销之后说，你们都不是贪污分子，也不算浪费分子，我看都可以算节约分子，但不能说没有一点浪费的地方，更不能说没有官僚主义。现在学生起来闹事，就证明你们不会领导，官僚主义很严重，脱离了广大学生群众。学生们提了许多问题，你们应该当众回答，，当众检讨。只要检讨得当，群众是会满意的。

几天后，三位校长分别向全校师生员工做了检查。吴老的检查很诚恳，几次得到全场的鼓掌。他检查的初稿是我起草的，原来就估计到吴老威信高，效果肯定不错，但会场反应那么热烈，是我没想到的。成仿吾副校长的检查比较短，但有些地方检讨得过了头，甚至把用公家信纸写私人信件之类的事也上纲上线，说是贪污性的浪费或浪费性的贪污。检查结束时既没有人提问，也没有得到掌声。胡副校长作检查还像平时做报告的样子，最不受欢迎，群众质问不断，有的还走上台去面对面地质问他。直到他意识到群众的情绪，态度变得诚恳谦逊了，会场的情绪才缓和下来。


陈铁健老师亲笔签名版《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已在南翔书苑上架，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的回忆录，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批判书，书中的历史问题不是秦皇汉武，不是唐宗宋祖，也不是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更不是华盛顿罗斯福，而是我党从延安到文革时期那段最惊心动魄却又最鲜为人知的历史。

齐动员　人人学武

校长们检查完毕，接下来就应该是校部各单位作检查了。这时，考虑到运动刚刚开始，各单位的情况究竟怎样还不清楚，行政事务部部长鲍建章、研究部部长尹达和我(当时兼任教务部党总支书记、实际负责教务部工作)商量，先不急于检查，等一等再说。想不到尹达很快就沉不住气了，没有和我们通气就贸然“引火烧身”，想赶快闯过关去。结果，面对会场上七嘴八舌的质问，他很快就顶不住了。当一个服务员质问他，一次招待苏联专家时，他把桌上剩下的烟卷、糖果拿走自用，这是什么行为时，他当即手脚抽筋，缩倒在讲台下面。检查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尹达贸然检查的教训，更提醒我们不能轻率动作。这时，教务部下属的体育教研室已经被人揭发说有贪污，正闹得不可开交。革命史教研室又有人开始拿何干之主任的生活问题开刀，校部的两三个女同志甚至鼓动革命史教研室的一些同志开支部扩大会斗争何干之。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急忙和教务科长张腾霄及总支副书记兼部秘书胡沙商量。最后，我们一致同意照教务部长李培之常说的办，即党是搞政治的，私人生活问题不应拿到支部大会上去讨论，并决定由张腾霄去“指导”这次支部扩大会，因为张个头大，镇得住。事后听说，那天张一到会场，就发现气氛不对头，有些人好像是准备好了要打人的。于是他不等会议正式开始，就大声喝道：你们不是开支部大会吗?把支部会开成斗争会，这符合党章吗?如果有人想打人，那更是犯法的。谁想打，站出来，咱们先试试!张腾霄这一通．喝斥，算是救了何干之，把会场气氛扭转过来了。

但是，“三反”是建国后在机关内部搞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多数同志还没有什么教训，反而嫌煽得不够。为了使运动能够达到“高潮”，范长江又把高教部党组书记钱俊瑞请到校党委扩大会上来做了一次动员报告。而钱更煽动说：人民大学为了修房子等，花了全国高教经费的五分之三。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呀!可是这些钱大部分都在修建过程中被贪污了。这说明人大是“山深林密，虎情严重”。这里的“老虎”又多又大，同志们要像武松和李逵那样，用劲儿去打，才能把“老虎”统统赶出来，消灭干净。于是，人大的两个“打虎队”都赶快集中到修建处“打虎”去了。

钱俊瑞本来是上海的一位左翼文化人，没有办过高等学校，解放后被安排到高教部做了党组书记。高教部长马叙伦对教育虽然很有经验，但因为他是民主人士，高教部的许多事情都是钱俊瑞说了算。可是，钱高高在上，平时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运动一来，他搞也没搞清，听了个“五分之三”就来动员“打虎”。殊不知这个五分之三并不是他所说的全国几百所大学经费的五分之三，只是高教部直属的北大、北师大、清华和人大这四所大学经费的五分之三。而人民大学所以花费较多，根本上也是因为它是这四所大学中唯一由国家新办的大学，一切从零开始。既没有弄清楚数字，又不区分具体情况，就主观认定花钱多必定贪污多，要求全校师生员工一致动员打“老虎”，结果，凡是管钱的都被目为贪污嫌疑犯。而与私商及金钱打交道最多的行政事务部负责基建的副部长刘一心和修建处从私营建筑公司请来的一位姓白的总工程师，很快就在一片揭发声中成了头号大“老虎”。紧接着，因为买医疗器材和医药用品不得不与私商打交道的校医院院长张敬发，也成了“打虎队”的斗争目标，被隔离审查。后来开了斗争大会，又被戴上手铐送进了北京监狱。只是，经过长期调查，始终找不出张敬发有任何贪污行为，只好又给放了。而张从此恨死了人大，再也不进人大的校门了。

搞运动　后患大无穷

搞运动，一个最大的恶果就是破坏了同志间的信任关系。

人大前身是华北大学，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延安的陕北公学。从陕公起，成仿吾就一直做校长，手下有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但由于毛泽东、刘少奇认为他政治上不够强，成立人民大学时专门把解放初期成立的“华北革命大学”的实际负责人胡锡奎调来担任党组书记兼第一副校长，胡又从革大调来一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这样，人大的干部队伍就出现了所谓“洋包子”和“土包子”之分，相互之间不大融洽。像鲍建章、张敬发就是成仿吾手下的干部，而刘一心等则是胡锡奎调来的人。本来，成仿吾和胡锡奎对自己手下的这些干部是很了解的，但运动到来之际，他们不仅生怕别人说自己有偏袒之嫌，而且还要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成仿吾明知鲍建章、张敬发不会贪污，但当调查人员向他调查时，他不仅不说一句好话，而且说人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好人可以变坏，坏人也可以变好。胡锡奎同样了解刘一心不可能贪污，却打官腔说：刘一心用了白总工程师，并和那么多私商来往，应该严格追查。这当然都是私心在作怪。

胡锡奎和成仿吾两人原来都争着管学校的事情，而当部下被人指为“老虎”之后，相继都撒手不管学校的工作了，大概都是想避嫌吧!但这样一来，学校的工作很快就陷于半瘫痪的状态。根据我们的反映，中央专门要安子文来解决问题。安子文为此要求人大党组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要有关部门都派人参加。这回的会开了许多次，时间拖得很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有中组部安子文部长、中宣部胡乔木副部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龚子荣参加的一次党组会。这次会主要是由这几位领导同志讲话。安子文和龚子荣先后发了言，对胡、成的批评相当严厉。但最后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胡乔木竟因发言时过分激动而造成胃出血，当场晕倒。乔木当时为什么那么激动，至今我也搞不清楚。但他当时对胡锡奎说：“让人家称呼你‘胡老’、‘胡老’，简直是胡闹!”又对成仿吾说：“‘成妈妈’、‘成妈妈’，你听着好听吗?舒服吗?你害羞不害羞?”这些训斥，我始终记忆犹新。当时他火气很大，“啪”的一拍，茶几上的几个茶碗都被震得滚到了地上。而他也立刻弯下腰，站立不稳了。人们赶紧叫来汽车，把他送进了北京医院。

这次马拉松式的党组扩大会之后，中央就把成仿吾调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去当校长了。成仿吾调走之后，人大的三反运动也在无限凄凉(特别是对原华北大学的干部来说)中结束了。学生们对运动早就没了热情，大家都埋怨耽误了功课。刘一心挨了无数批斗，但始终也没有查出他和白总工程师究竟有什么问题。其他许多被打成“老虎”的人也摆在那里，成了悬案。“打虎队”的威风也没有了，一度神气十足的“打虎队员”在群众中不仅孤立，而且处境尴尬。各单位都因为运动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有的甚至变成了私人间的敌对和仇恨。这样的运动，很难说有什么好的结果。

至今，仍然有些同志写文章说三反运动怎么怎么好，甚至拿现在的情况与当年的情况类比，说是要消除腐败，就得发动三反那样的运动。我真不知道这些同志是不是经历过这样的运动，甚或他们当年就是“打虎”的积极分子或“打虎队长”；否则的话，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想法?根除腐败、惩治贪污，无论建国初还是现在都是必要的，但这是靠政治运动能解决的吗?建国以后机关里的政治运动不就是从三反开始的吗?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最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运动来运动去，一有机会，腐败和贪污还不是四处滋生，难道要世世代代运动下去才能解决问题？！

我之所以把自己亲历的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如实写出来，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全面地了解历史，认真地思考问题，总结出正确的经验。不至于人云亦云，不辨是非。是否有当，唯识者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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